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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集市一景村庄里的小男孩学经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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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遇阿富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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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的巴基斯坦军人
早上六点，我从巴基斯坦西部城市白沙瓦出发，前往位于巴阿边境的托尔坎镇（Torkham）。
一路上下着数日来不曾停过的小雨，车子在灰蒙蒙的天底下划破浅浅的水面奔驰着，不时地停下来接受军人的检查。上次暴雨引致的洪水泛滥在缺乏排泄设施的路面上留下的泥土依然四处可见，巴基斯坦军人就在雨里穿着高统靴昂然地踩着泥土走近车来检查。
“证件。”一个人低下戴着雨帽的脑袋凑到车窗边，雨水从他的帽檐上流下来，背在身后的长枪筒直戳着天空。
坐在我身后进行护送的持枪军人将我的护照和通行证递给他。另一个军人打开车门开始进行搜查。
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巴阿边境地带一直是让巴国政府头疼的中心问题之一。这个地方属于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在这里生活的主要民族是普什图族，而普什图族也是阿富汗国家的最主要民族，普什图族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直到十九世纪末期才由于英国殖民者强行划定了印度和阿富汗的国界——即“杜兰线”（Durand）——而被迫形成了分裂，随着1947年的印巴分治，这种民族分裂状态所引致的问题却由巴基斯坦继承了下来。对于普什图族人全体来说，他们对于民族的认同要大大高于对现代意义上国家概念的认同，所以不仅这段巴阿国界形同虚设，而且这个地段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其所有成员几乎都是普什图族人——在阿富汗境外的主要活动基地。
而现在，西北边境省内存在的问题不仅是巴国政府的心腹之患，而且也已经成为了对巴基斯坦国家和平的一大威胁。
乘坐班车从伊斯兰堡前往白沙瓦时，沿着公路是无止境的平行伸展的铁丝网，铁丝网后即是形势复杂的西北边境省。那时正是傍晚时分，黯淡的泥金色夕阳照射着铁丝网后广漠贫瘠的土地，显得无限荒凉。
身边的一个巴基斯坦人突然指着夕阳落下的方向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瞧，这铁丝网后面，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军队所不能控制的地方。”
听见这句话，周围的人都默不做声地面露感慨。
所以在白沙瓦时，要想穿过这一段西北边境特区进入阿富汗，就必须到当地的边境事务管理局备案和办理通行证，并且巴国政府要求从此地前往阿富汗边境的所有外国人都要包乘出租车，为保证安全，车上还要有一个持枪军人全程护送至巴阿边境。
车子在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开伯尔公路上行驶着，跟随在公路旁的是一条从英国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现已被废弃不用的窄轨铁路。偶尔路过一个小村庄，只有三五个院子，家家门户紧闭，都像个碉堡似的竖起好几米高的厚重围墙，墙面上散布着炮弹轰击过的伤痕，还高高低低地分布着些方形的瞭望孔或者射击孔。这些静悄悄的村庄既无人迹更没有鸡鸣狗叫，从车上望去，村中那无人行走的小道就好像冻结了一样，连道路两旁的小树也都光秃着枝丫，就像是苟延残喘的幸存者，让过路人看了只是心惊。
穿过了险峻的开伯尔山口之后，车子继续行进在荒芜的山梁间。落雨的浓云笼罩着山顶，裸露的山岩上带着些斑斑驳驳、深浅不一的颜色。
我们终于到达了托尔坎。
当我办好巴基斯坦这方的出境手续时，小雨还在不停地下着。走过那扇绿色的边境大铁门，抬眼望去，阿富汗那一方沿着公路以及公路两旁的山坡上满目皆是废墟，一条坑洼不平的路上，衣着褴褛的人们大包小包，手提肩扛，宛若逃难似的兀自川流不息。
我在往来不停的人群中驻足呆立了半晌。小雨还在下，可是没有人打伞，人群在我身边穿梭往来，挤撞着我。虽然这是一片空旷之地，可是空气里仍旧充满了人群忙碌的汗味和由无数双疲于奔命的脚所掀起的尘土的腥气。
我将自己的雨伞折拢收好，几秒钟之内，便混入了在小雨中匆忙奔走的人群，进入了阿富汗。
几个小时之后，边境班车渐渐驶出了荒漠，于下午五点到达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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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青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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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车，我便被人们围住了。一开始只是五六个，可是转眼之间，聚集的人是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地挤了个水泄不通。仅我一个被堵截在人群里，同车的阿富汗人已经各自扛着行李离去，其中的两个在离开时向我投来嘲弄的一瞥。
围观的人们却也并不喧闹，或蹲或站，默默地围着我看。
我和围观的人群对望了几眼。我只看见一群人，我只看见他们那层层叠叠包着头巾的脑袋，不过他们显然并无恶意，只是好奇而已。
面对这样有点难堪的处境，我不免笑了笑，围观的人们望着我，顿时也全都莫名其妙地破颜而笑，于是气氛稍有缓和。趁着这一下的缓和，我奋力背上自己的行李，伸出双臂把人群往旁边拨拉着，说：
“请让开，让我过去。”
人们终于给我闪出一条缝来，我挤出了人群。我直直地往前走，没有回头，可是我知道人们还在我身后继续望着，他们的目光还牢牢地烙在一个单身女子的背上。
我所认识的伊斯兰，作为一种民族的、向内的而不是开放的信仰，常常是靠沉默和排斥来保持和保证自己，所以，作为在穆斯林国家旅行的单身女性，我当然已经做好了遭遇各种麻烦的心理准备。我深深地明白自己的处境：在穆斯林国家，我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闯入者，如果他们欢迎我、接纳我，那是我的幸运；如果他们排斥我甚至攻击我，那也只能算是我自寻晦气。不过，虽然我并不能要求他们改变对女性的看法，可我还是暗暗地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通过我和他们的交往，他们能够理解我内心里对他们的尊重，包括对他们的传统和习俗的尊重——而且，能够反过来尊重我。
早在拉瓦尔品第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那时我和一个朋友正坐在街边的一个露天餐馆里吃饭，四周是喧闹的正在进餐的人们。我们突然看到一个身穿白色长袍，胳膊底下夹着把长柄雨伞，年约三十岁的男子从街对面径直走到我们桌前。他压抑着明显的怒气，对我的朋友说——因为我的朋友是男性，所以他只面对着我的朋友说话而不是面对我；整个过程，他并没有朝我望上一眼：
“请你们尊重我们国家的习惯！”
我们都仰起头吃惊地望着他，四周的目光齐刷刷地聚集到我们这里。
他滔滔不绝地用英语说，在我们这个穆斯林国家，女性不应该在大街上抛头露面，餐馆里有专设的女性角落，你们应该到那里去吃饭才对。
他把双手撑在我们的桌面上，身子前倾，目光咄咄逼人地说：“你看，这满大街的人，哪里有像你们这样的？！”
我环顾四周，确实，在这条街道上进餐的有上百个男子，却看不到一个女人。而他这一闹，街这边和街对面所有的人——坐在桌边和蹲在地上吃饭的食客和来往的行人，都朝我们这里望过来，上百双眼睛都紧盯着我们。
我顿时感到一丝惶恐。我知道在这些餐馆里或是设有隐蔽的房间，或是用布帘子在角落里隔出了一个单独的空间为女性和携带女性家眷的家庭所用，为此我已经询问过我碰见的很多当地人的意见，他们却都说，我是外国人，不必遵守当地习俗。难道我还是做错了吗？
这个人慨然说完，夹着他的长柄雨伞转身大踏步就走。我望望周围其他顾客。
“我应该挪进里面去吗？”我四顾而问。如果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会遵从他们的习俗，挪进那个为女性特设的角落。
“不！”人们哄然一笑。
一个中年男子站起身来捏着拳头对他渐远的背影喊道：“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自由的国家！”他又转身安慰我说：“在这个国家，你有权坐在任何你愿意坐的地方。”
瞪了一会儿那个已经远去的夹着黑雨伞的白色背影，我低下头来继续吃饭。
因此，当我后来结识了三个巴基斯坦青年时，有几个晚上，我有意地和他们讨论起关于他们这个伊斯兰国家的自由问题。他们要自由，也要伊斯兰，试图设想出一种完美结合了伊斯兰传统和人性自由的模式。当时我们一起坐在他们那因为光线不太好而多少显得有些阴暗的小书店里，四壁的书架上密密麻麻地堆满了用当地文字写的书。我们坐在歪歪斜斜、弹簧塌弛的沙发上，他们三个人七嘴八舌兴奋地议论着，说到兴奋处，其中一个便会站起来跑到门外水罐那儿接上一杯凉水咕嘟嘟地倒进喉咙里。时不时的，他们中的一个会非常礼貌地转过头来，将他们议论的大致内容翻译给我听。我在旁边一杯接一杯地喝茶，倾听着，他们对生活的年轻的激动和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勃勃生机深深地吸引着我。
人性自由与伊斯兰信仰的结合——自由与信仰的结合——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设想，可是面对世界的真实，它听上去更像是一种乌托邦。有多少时候，乌托邦似的理想仿佛只是作为一种人性的证明而存在着。
这三个小伙子自小一起长大，是形影难离的好朋友，而他们合伙借钱开这家小书店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自由，为了无拘无束，另外一个原因，则是要挣钱资助乌尔都语文学的发展。
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的国语，自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后，巴基斯坦就采用了乌尔都语作为全国通行的语言，而以英语作为官方用语。乌尔都语与印度的印地语实际上是同一种语言，同源于印度斯坦语，只不过由于各自信仰的不同，印地语采用梵文字母书写，而乌尔都语则采用波斯—阿拉伯文手写体书写，这才形成了印地文和乌尔都文两种不同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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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青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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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方面，虽然英语是官方用语，官方文件、大部分学术著作以及许多重要报刊均用英文出版，但由于巴基斯坦国内普通学校的英语教育程度并不高，普通民众大都不会说英语或者仅能说出一些简单的单词；另一方面，乌尔都语虽然是国语，可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程度也并不高，巴基斯坦各民族中真正以乌尔都语作为母语的人数并不多，其他各大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如旁遮普族使用的旁遮普语、信德族使用的信德语、普什图族使用的普什图语等，这些民族中的很多人都既不懂英语也不懂乌尔都语。
这两种情况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巴基斯坦今日语言教育上的困惑：不仅英语的教育不能得到大力普及，而且乌尔都语和其他各民族的书面语言都在退化之中。这种教育困境所带来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危机已经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感到忧心忡忡。
这三个好朋友便都是为此而忧心的人，他们试图通过开办这个书店建立起一个资助乌尔都语文学的基金会。
虽然充满忧心和雄心，这三个小伙子看上去仍旧是那么爽朗而天真。
“你想要聊天，就到我们的书店里来，”他们说，“你来了，别的请不起你，就请你喝甘蔗汁好了。”——在遍布品第大街小巷的榨汁摊上，甘蔗汁是一项常品。于是有三四个晚上，我便是和他们一起度过的，而我喝过的盛甘蔗汁的杯子，也就积了三四个放在柜台里边。
这三个好朋友中的一个名叫侯赛因。身穿灰色长袍的侯赛因留着长胡子，有一双秀气而圆润的手，每当说得兴起时，他便会捋起袖子用修长的指头摸着胡子“呵呵”地笑，露出一口亮晶晶的白牙。他的性情活泼热闹，笑声不断，说实话，这跟他老成持重的长胡子不太般配。
在他笑声未歇的时候，我盯着他那半尺长的黑胡子。
“你很喜欢胡子吗？”我问。二十四岁的侯赛因的胡子总是让我忍不住要笑。
另一个打趣地说：“哪里，他只是希望自己看上去老成一点罢了。”他听了放声大笑，不由自主地又去摸了摸胡子。
那天上午懒懒起床之后，我一边刷牙一边盘算着今天的行程安排，等到把牙刷完，我也就决定了从品第出发去德克斯拉（Taxila，著名的犍陀罗艺术的故地）看看。于是我拿上帽子来到书店，告诉他们我要离开一两天。
“你知道怎么去德克斯拉吗？”他们问。
“还不知道，但是我想汽车站里总会有车去那里的吧？”
“那可不一定！”侯赛因说，“品第有好几个汽车站，你知道去哪个汽车站吗？”
我还真不知道。德克斯拉只是位于品第附近的一个小镇而已，去那里的车应该不少，所以我原本打算直接到汽车站去问一问然后便上车走人的。
虽然离得这么近，这三个人却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去。
侯赛因咳了咳嗓子。“我们都只在小时候去过，很小很小的时候。”他笑着伸出手掌向下压出一个小孩子的个头，解释着，然后习惯性地用他那优雅的手挽起了袖子。“别急，你等着，我来打听一下。而且——”他竖起一根指头，露出一付告诫的神情，“——你别以为品第很安全，乱得很。出门在外一定不能大意！”说完他拿起电话。
“好，已经弄清楚了。”他笑容满面地放下听筒。“几个汽车站都有车去德克斯拉，不过有一个车站离这里最近。你先到离这不远的巴扎那里坐X号公共汽车去X汽车站，你在汽车站那里就可以找到去德克斯拉的汽车。德克斯拉很近，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另外一个嘟囔着说：“好像要两个多小时吧。”
他便说：“是吗？我再问问吧。”于是他又拿起了话筒。
一切都弄清楚了，路线，车程。
他问：“你知道怎么去德克斯拉了吗？”
“知道了。”
可是他还不放心。“你说给我听听。”
我感到好笑，可是又不能嘲笑他的认真，所以就像小学生背书一样老老实实地复述了一遍。谁知他还是不放心，拿出纸笔，把路线详详细细地用英文和乌尔都文写了两遍，郑重地交给我。
“喏，你带着这个，实在迷路了，就拿这个给别人看，别人就会告诉你该怎么走了。喔，等一下……”他把纸条又拿了过去，伏在桌上，在纸条的最下边添上了店里的电话号码。“这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如果碰到什么意外，你随时可以打这个电话问我们，我们就去帮助你。”
我接过纸条，当真是哭笑不得。这张纸条当然没有派上用场，而是被我夹在笔记本里当作纪念品了。
我不知道他们这书店是否能够赚钱，因为这三个人看上去都只有一腔热情，对经营之道却不怎么精通，而他们的生意真是非常之清淡，清淡到该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地步，可是他们对此却好像不太在乎。以他们对人的天真态度，要是在其他国家，比如在中国，我很怀疑他们是否会被人骗到身无分文，不过幸好他们不是生活在中国，而是在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人在性情上的这种坦荡与天真是在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
有一次，我站在喀喇昆仑公路上拦车——我喜欢坐顺风车，不喜欢坐那总是挤得满满当当的班车，虽然顺风车是不要钱的，但我也并不是为了省那两个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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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青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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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急，所以从村子里出来后我就在山脉夹峙的大路上心情舒畅地走着，看到有车来了，就停下来拦一拦。有些车停下来了，却都是班车，于是我笑着摇摇头，对他们摆摆手，自己继续往前走。
有一辆摩托车路过我，我停下来看它过去。摩托车已经超过我了，突然在前面拐了个弯，开到我身前。
“你要去哪里？”摩托车手问我。为了遮挡尘土，他的脸上包着头巾，只看见两只被风沙吹得发红的眼睛。
“我去卡里玛巴。”
“你叫什么名字？”
“赛玛。”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
在巴基斯坦，只要有人跟我说话，他们就会问：“What'syourgoodname?What'syourfather'sgoodname?”而我一直也没弄清楚后面这个问题到底是出于礼节真想知道我父亲的名字还是问我姓什么。
“去卡里玛巴的车很多呀，你不坐车吗？”
“我想坐顺风车。”
他大大地惊讶了。“你干吗要坐顺风车？！”
“嗯……”这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苦笑着挠了挠头。
“为了省钱。再见。”我给了他一个简单的答案，然后便准备开路向前走。
他在我身后愣了一会儿，开着摩托追了上来。
“是因为没有钱吗？”他揭开包在脸上的头巾，是一个黑皮肤的中年男子。
“不是的，我只是想省钱而已。”
“你不用这么辛苦地省这个钱，你要是没钱坐车的话，我可以给你。”他认真地说。
我大笑起来，拒绝了他。
“可惜我现在还有点事，不能去卡里玛巴，不然我可以搭你过去。”
这时我们身后又来了一辆车，还是班车，我失望地摇摇头。
没想到他马上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递给了我。“拿着，去坐车去，哪里有省这个钱走去卡里玛巴的道理。”
我当然坚决不接受，他便生气地把钱塞到我的背包上，开着摩托一溜烟地跑走了。走到我前面一百米远的地方，他停下来回头看看我，我攥着那钱向他挥了挥手。只见他重新把头巾裹到脸上，然后就真的走远了。
在当今的世界，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已不再能够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是必须面对世界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它的发展多少显得有些被迫。而在这样的发展中，民族性格里的纯朴与天真虽然珍贵，却可以料想得到，它们依然会与其他传统文化一道随着国家的发展慢慢流失。虽然这里人们的坦荡和天真于我自己的性格非常相契，可我当然不会自私地希望他们在自身的发展中永葆天真，而我当然也会在他们的变与不变之中保留自己悄悄的叹息。
这三个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刚刚大学毕业，名叫鲁迪。其他两个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鲁迪是我们新一代的乌尔都语诗人。”
鲁迪还是一个动不动就会脸红起来的大男孩，长得高大健壮，憨厚朴实，已经在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诗坛上崭露头角。他红着脸说：“我的英语说得不好，因为以前我不想学习英语，所以我才刚刚开始学。”
“那现在怎么想学了呢？”
“因为想要交流。”他和他的朋友们现在认为，即使最终的目的是要发展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却不能因此而拒绝与外界的交流。
离开品第的那天傍晚，我想最后一次去看看品第那热闹异常、生气勃勃的大巴扎，鲁迪自告奋勇地陪着我去。我们从市中心出发，沿着长长的铁道线走向喧闹的集市。
火车驶过来了，笨重的老式车头吐着黑烟，身后拖着一连串木质车厢从我们的身边轰隆隆地呼啸而过，轮子猛力撞击着铁轨，撞击声像火花一样四下迸溅，将四周的空气都鼓荡了起来。
我们在铁道边的栏杆前站着，和众人一起等待火车的过去。疾驰而过的火车散发着远方尘土的气息，乌黑的木头窗框里嵌着一些正在向外眺望的脸，黄的，白的，黑的，从我们的眼前一晃而过，看不清楚。这样的瞬间——车上的人和车下的人、流动的人和站立的人的交错而过总是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一种模模糊糊、不知从何而来的希望随着火车来到这里又即奔赴远方。
在火车的隆隆声中我说：“鲁迪，你看，我可能没有机会去学习乌尔都语了，可是我又想读你的诗，你说怎么办呢？”
他笑着说：“那我现在就开始好好学习英语，总有一天我可以把我的诗翻译成英文给你看。”
“那就一言为定了！”我们击掌三下算做立约。其实，如果我真的想读他的诗的话，我是应该学习乌尔都语的。
火车过去了，消失在铁路的尽头，轰鸣声也在遥远处四散开来，最终趋于宁寂。
在灯火明亮、人声喧闹的巴扎里流连了一会儿，看看天色已晚，我便买了几个芒果，一边吃一边往回走。
鲁迪吃芒果的方法在我看来颇为奇怪，他先将大芒果的一端用牙齿咬开一个小口，然后从这小口吸吮果汁，结果吮不出来——芒果汁怎么可能吮得出来呢？——他就用两只大手使劲地捏挤，结果果皮一下迸裂，汁水飞溅了出来，喷到他的衬衫上，也喷到了我身上。
看着他手足无措的狼狈样，我开心地大笑不已，说：“为什么这样吃芒果？剥开皮来吃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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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青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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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面露诧异地说：“我从小就这样吃的呀。”看来芒果汁并不是第一次喷到他的衬衫上。他一边说一边津津有味地舔着自己粗大巴掌上的果汁，那种自然而天真的神态让我看得笑个不停。
我开玩笑似的问他：“你有女朋友吗？”
他的脸噌地一下红了起来，憋了半天才说：“当然没有，我连和女孩儿说话的机会都很少。”
“从来都没有和女孩儿交往过吗？”
他凝神看了我一下，好像是想判断是否该信任我。
“我……有的……”他嗫嚅着说，脸更红了。
“哦？我……有的……”我学着他的口气，逗弄着他。
他被我逗得忍不住笑了起来，显得更加腼腆了。
“有一个女孩，我弄不清楚……”他的脸上浮现出困惑的样子。
“是什么不清楚呢？”我穷追不舍。
他有点狼狈地说：“就是弄不清楚，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想的。”
“那就去问她呀，就说——‘你是怎样想的？’我从来都是这么干的。”我自作聪明地说。
“哪有这么简单……真难。”这几句问话让他大汗淋漓，他从兜里掏出块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夏季的品第是如此之热，可是鲁迪却穿着长袖衬衣和牛仔裤，举手投足之间，还像一个少年一样对自己的身体和举止有些不知所措。
他又擦了擦汗。好吧，我不逼他了。
“你会结婚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当然会的。”
“那你希望自己的妻子是怎样的呢？”我又问。
“我希望她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能够交流的人。”
“交流很重要吗？”
“当然！不然我为什么要结婚？”
“那，有可能实现吗？”
他有点苦涩地笑了笑，不过不再出汗了。“不知道。在巴基斯坦，我们在结婚前都没有机会去了解对方，可是如果没有了解的话，我是不会结婚的。”
“嗯。”
我剥开一个芒果吃了起来。
在穆斯林的沉重之间，巴基斯坦人的天真是罕见的，也许正因如此，新一代巴基斯坦穆斯林所面对的在传统和现实的夹缝中的生存与发展，会远比我能想象的要步履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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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难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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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沙瓦我碰到一个阿富汗商人，他本是生活在巴基斯坦的众多阿富汗难民中的一员，可是渐渐的，他抛弃了难民聚集的破烂的塑料帐篷，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碰见他的时候，正是一个沉魅的黄昏，我在白沙瓦老城区的巷子中，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随意晃荡着。
这样的晃荡对我来说总是一种享受：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不需要辨别方向，既没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也没有我必须到达的目的地。四周是陌生的人，他们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从远方来的陌生人大都乐意呈现出善意。
虽然与人们初遇时得来的印象有时难免是浮光掠影或者浮浅的，但我以为，对于人心的体察终究不能依靠相处时间的长短，所以，初次相遇得来的印象并不是不真切的。
虽然几乎完全没有必要，我却总是喜欢拦着当地人问路。我结结巴巴、手舞足蹈地在嘴里念叨着刚刚学来的几个当地语言的单词，脸上露出无比诚挚的样子。被我拦住的人——往往是比较可靠的中年人、老年人和年轻的学生，他们往往大睁着双眼看我，仔细倾听着从我嘴里蹦出来的那几个辞不达意、模糊得不可辨别的话音，强忍住嘴角的笑意，耐心地给予指点。他们哪里知道，在我那诚挚的表象下，完全是一副狡猾的心思：我其实并不在乎我正在询问的问题的答案，我只是想跟他们交谈；只有通过交谈，我才能接触他们，才能使他们不至于如同气味一般从我的眼前一晃而过然后就消失了痕迹。
我想在自己的记忆里收藏他们的痕迹。
在白沙瓦光线幽暗的巷子深处，我看到有一个人正蹲在墙根下，他身边是一扇紧闭的木门。我脚步轻捷地从他身旁经过，猛然间听到他说：
“你好。”
“你好。”我停下脚步，看了看他。
他是一个衣着干净齐整的中年男子，也许由于过度操劳，须发已经开始发白。
“你去哪里？”他问，依旧蹲在那里不动，脑袋跟着我的身子转动。
“我不去哪里。”我边说边准备越过他。
“前边不通。”他告诉我。
“哦？”我停下来，下意识地伸长脖子往前看了看。光线没能到达巷子的最深处，我看不到巷子的尽头，可是我相信他，于是转身往回走。
他直起身子说：“我送送你吧。”
“好吧。”
他个子瘦高，穿着长袍和坎肩。后来我知道那便是阿富汗长袍和阿富汗的坎肩。
他陪着我走到巷口，便立定了。
“你一个人，小心一点。”他叮嘱道。
我答应了一声，准备告别。
他又问：“你不去哪里吗？”
“真的不去哪里，只是随便转转。”
他便说：“那就请你到我家里来喝杯茶吧，我家就在巷子里，我忘带钥匙了，正等我的孩子放学回来。”
我犹豫了一下。这时他突然指着我身后高兴地说：“看，我的孩子回来了。”我回头一看，果然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背着书包走过来。我便不再推辞，和他们一起走进巷子来到刚才他蹲着的木门旁，小男孩掏出钥匙将门打开。
屋子不大，光线阴暗；即便是在这样阴暗的光线里，屋内却仍旧显得整洁干净。他开了灯，我们在地席上坐下，不一会儿，小男孩便端了个茶盘出来。
闲聊间，他说起他本是阿富汗人，他和他的妻子原来住在巴基斯坦难民营的帐篷里，后来他们离开了难民营。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十六年过去了，在这十六年里，他有了几个孩子，他在离此不远的大街上开着一家小商店，他渐渐地挣了一些钱，这些钱不仅足以支付这两间租来的房子，也足以支付他们全家生活所需的费用。
自从1979年12月27日苏军入侵阿富汗以来，这场历经十年的侵略战争造成了140多万阿富汗人的死亡，迫使280多万人逃进巴基斯坦，260多万人流入伊朗，流落到世界各地的阿富汗难民总数达到600多万人，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不是因为阿富汗的富饶或者美丽，而仅仅因为它在空间上是一片土地，于是这样残酷的命运就发生在这片贫瘠得无法再贫瘠的土地上【因为长期以来缺乏阿富汗官方的权威性统计数字，关于阿富汗的难民人数说法不一，现引用的数字是联合国难民署的估计】。
苏联侵略战争结束后，大部分阿富汗难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可是在持续不断的各种灾难中，又有二、三百万人沦为了难民。
而当我现在不得不转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很怀疑人们是否能够想象得到这些数字所代表的真正情形。在阿富汗，各种灾难引致的数目往往庞大得使别国的人听上去只会感到麻木而不是震惊。
长期以来，这些难民中的大部分都集中在邻近的巴基斯坦和伊朗。人数众多的阿富汗难民已经成为了伊朗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的沉重负担，虽然巴基斯坦政府为难民们设置了难民营，可是由于缺少食物与医药，在难民营里等待国际援助的人们同样成批地死于疾病和饥饿。
“那时我们住在密不透风的塑料帐篷里，睡在光地上，帐篷外就是粪便，一天只能吃到一块面包，或者连一片面包也没有。”他平静地说，平静得就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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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难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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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前的这个人，终于从难民营的饥饿里挣扎了出来。他借了一笔钱，跟着别人学做走私生意：他在巴基斯坦南部海港卡拉奇迎接走私而来的船只，将船上的货物卸下来装到麻袋里，再穿越巴基斯坦边境转卖到阿富汗，然后从阿富汗将鸦片向外转运出去。当年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上穿梭着许多像他那样的阿富汗走私者，他们在烈日下奔走着，赤着脚或穿着一双用轮胎橡胶做底的鞋子。通过走私他渐渐积攒了一笔钱，然后他还清了所有的高利贷，放弃了走私，开了一家小商店，过着安定的生活。
鸦片。在泰缅边界的热带从林里我曾经站在罂粟地上，那种触目惊心的红艳就像是烧灼人眼的烈火，可是，如果我被灼伤了那只因为我的眼睛还太娇嫩了，因为那些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的农民只是把它们当作唯一的生计来默默地培育着、种植着。
我们就这样聊着——大概因为做生意的缘故，他的英语说得很流畅。他那年幼的孩子安安静静地斜倚在他身边，手臂搁在他的腿上，显然听不懂我们在说些什么，不时地偏了头向父亲投去询问的眼神。他父亲温情地抚摸着他的背脊，耐心而简短地跟他解释着。
关于那些苦难的记忆，他会怎样跟孩子说起呢？
屋内的窗子都关着，从屋顶中央垂下来一盏白炽灯，白炽灯戴着灯罩，向下发散着温暖的黄色的光芒。在话语的空隙中，屋里显得安静极了，偶尔从门外传来隐约的脚步声，但就连那脚步声也显得安静极了。难民营，阿富汗，那些过往岁月，那种绝望的生活就仿佛被关在了门外。在这个门里，静谧包裹着他的话语，这屋子便仿佛是一个孤独的，暖和的，自足的，与外界遥遥无关的世界。
“后来你的家人回过阿富汗吗？”我问。
“是的。”他说。他们全家人每两年都会回去一趟。
“然后呢？”我顺口问道，“很多年后你会在哪里，是在巴基斯坦还是阿富汗？”
“我们会回去的，”他说，“如果战争真的结束了，我们会迁回阿富汗去的。”
踌躇了一下，我问：“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你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难道这里还不能成为你的家吗？”
“就是想回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看，我们都穿着阿富汗长袍，我们都只穿阿富汗长袍，我的孩子也是，我们从来没有穿过别的样式的衣服。”
故乡和异乡——人对于那方土地的依恋是多么难以解释！
“我们无法忘记自己是阿富汗人。”他说。
后来我说想到他的店里去看看，他便起身陪着我去，嘱咐他的男孩在家里等着妈妈他们回来。
我们走出巷子来到了大街上，又接着往北走了十来分钟，来到一个比较热闹的街区，街道两旁都是门面不大的小商铺。
他在其中的一间前停了下来。“就是这里了。”
天色才刚黑下来，这整排店铺却都已经停止了营业，店里没有开灯，黑洞洞的，几个小店主在门口扎着堆聊天。自从美国的“9·11”事件之后，作为一个毗邻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难免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和牵连，不仅旅游业一片凋敝，连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受到重大冲击。
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商店的门，扯扯垂在门边的灯绳，灯亮了。他的这个店子比我料想的要大得多，里面琳琅满目地挂着摆着悬着各式各样的阿富汗手工艺品——衣服，首饰，帽子，鞋子，腰带，杯垫，水壶，匕首，布袋，围巾，披肩，手套，毛袜，地毯，就像是一个小而全的民俗用品展览会。
“我知道像你这样走远路的人是不喜欢买东西的，但你应该看看我们阿富汗的手工艺品。”
于是我们坐在地毯上，他将所有的东西都取下来堆放在身旁，然后一样样地拿到我面前，解释着、展示着。
“你看，多美，我们有这样美的东西。”
确实，每个民族都会有它自己的美。我将那些东西摩挲半天，忍不住想买上几样。
“你还要走很远的路，你实在要买，就挑些轻便的东西买吧。”
于是我在面前的一大堆绣片中挑出几张买了下来，又选了条不太长的缀珠腰带。
我想了一想，问他：“我要去阿富汗了，我迟早会经过你的家乡加兹尼，你有什么东西要我带给你在那儿的亲人吗？我可以帮你带到。”
他顿时笑了起来，又摇头又摆手地说：“不用了，我三月份才刚从那儿回来呢。”
我又向他询问在阿富汗的着装问题。
“在阿富汗我是否需要穿布嘎？”
他说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我不必拘泥于此。
“不过我们阿富汗人还不怎么习惯外国人，所以一定会围着你看个不停。”他笑着补充道。
“没关系呀，不就是像在动物园里看猴子嘛，我就当一回猴子好了。”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把我端详了半晌后又说：“布嘎是不需要的，但是你可以在这里买上一套便宜的巴基斯坦长裙做准备，反正没坏处。”
我迟疑了一下。“是不是来不及了，我明天就准备过境。”
他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还来得及，我们现在就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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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难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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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马上起身离开了他的店铺。
他带我来到一家小小的不起眼的成衣店，胖墩墩的店主正埋头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看书。
他说这家店比较便宜，既然只是做准备用的，在这里买就行了，完全没必要去高级布店订做或者买那么贵的衣服。
我对于穿着方面一向既不肯花钱也不肯动什么心思，从来都是能省则省，能简则简，听他这么一说，觉得正合心意。
店主用一大块布在店里给我拴出了一个“试衣间”，我在里面试穿了很多套长裙，牛仔的，黑色的，紫色的，红色的，白色的，蓝色的，配上各种颜色的头巾，衣服堆着挂着铺着，弄得满地都是。每穿上一套，我都走出来让他看看，问问他的意见，可他总是摇摇头。于是我就走进里面另换上一套。
最后我穿着一套绿色棉布长裙走出来，他多看了两眼，终于咧开嘴点了点头。于是我拍掌笑着说：“总算好了，就这条吧，我不用再换了。”
他和店主商量了一下，告诉我说，这套衣服——灯笼裤和长裙，外加一块白色棉布大头巾——总共是140卢比，折合成人民币是20多元钱。
我当即就把这绿色长裙穿着走了，手中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兜着刚换下来的衬衣长裤。
在后来漫长的旅途中，我一直穿着这套绿色的“行头”，穿过中亚腹地，直到离开土耳其时才弃置在旅馆里，而那时，因为一直和我背上的行李不停地摩擦着，长裙的肩膀处已经变得条条缕缕。那条白色镂花头巾也一直跟随着我，或披或盖或垫或裹，虽显得有些旧了，却还能用，于是便保留了下来，直到现在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我的衣柜中。
而每当我看到这条头巾，我便会想起自己曾经在白沙瓦的巷子深处碰到过的那个阿富汗人，他胡子灰白、面色有些忧郁，他对一个来自遥远他乡的陌生女人说，终有一天，他是会回到阿富汗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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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女性寸步难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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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是我在喀布尔所住的那家小旅馆的经理的名字，他个子不高，穿着黑色的阿富汗传统长袍，头上裹着“土班”，蓄着短短的胡须，戴着副眼镜，看上去沉默寡言。那时我刚刚来到喀布尔，正在喀布尔的闹市区试图寻找便宜的旅馆，结果大失所望。我所询问过的四家很不起眼的小旅馆要价都在七八美元以上——我知道这是对外国人的价格，但却不是我所能支付得起的。
阿里所在的这家旅馆的名字从一开始我就没注意过，只是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才得以摸上门去。旅馆位于闹市街与喀布尔河的交界处，那时正是傍晚时分，大街上热闹非凡。楼下照例是商铺，二楼是小餐馆，三楼四楼才是旅社。我顺着逼仄窄小的楼梯向上走去，楼梯拐角处灰扑扑地坐着一个穿着蓝色布嘎的女人在乞讨，她的膝盖上横卧着一个紧闭双目的大约两岁的孩子。我路过二楼的餐厅，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餐厅里坐着些人仰着脸在看吊在半空中的电视。他们从门口不经意地瞥见了我，突然都安静下来。我快步冲上楼去，避免被更多的男人注意。
三楼的旅社接待室兼经理室正对着楼梯，里面坐着三四个男子——同样的，一看见我进来，他们便都不做声了，直愣愣地盯着我。
“有房间么？“我问道。
没有人回答。我又问了一遍。
一个坐在桌子后头的男子打开面前的一个大本子扫了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