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不应该对自己的不被了解那么认真的。于是我先告诉我母亲说我想回家看看，我母亲便转告他，他没有说话。于是我就回家了。那一次，我只在家里坐了十分钟就走了。后来我会偶尔回他们那儿看看。”
其实，像大部分老实的日本人一样，他父亲是一个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人，原先整天只知道工作、工作，现在退休了，领着一笔丰厚的退休金，已经不再需要工作了，却不知道该干什么，于是就什么也不做，整天躺在床上睡觉，起来就只是要吃饭。
“我的姐姐和母亲一劝他，干点什么吧，学点什么吧，或者像别的退了休的人一样出去旅游打发时间吧，他听了就生气，就会怒气冲天，大吼大叫。他吼叫着，好像恨不得用头去撞墙，让人觉得又可恨又可怜。”
“可是，也许你的父亲需要帮助。”我说。
“他是需要帮助，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他。让我父亲生气的也许只是——当他的生活里没有了‘工作’这两个字时，他就发现自己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会，是个多余的人。
“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工作，而在他六十多岁的年纪，他就已经灰心丧气地放弃了去重新发现他的生活和他的爱好的可能。他放弃了，谁还能帮助他？他只是在无聊地等待着最后那一瞬间的降临。他只是在等死而已。
“因为长久的工作，现在他在等待死亡。”说完这句话，史太郎显得累极了，他重新在床上躺了下来。
“可是，你不会已经放弃了去帮助你的父亲吧？总该再试一试的。”
“也许吧，”史太郎头枕双手望着天花板说，“就像我曾经以为我会恨他一辈子，而我没有。我想这次回去之后我会再试一试的。”
是的，无论如何，再试一试。
“你的父母如此不同，他们怎么能在一起生活这么长的时间？你的母亲没有抱怨吗？”
他说，他也问过他母亲这个问题。他母亲说，父亲年轻时是个很好的人，忠厚诚实，勤奋向上，那时谁也不知道他老了会是什么样。谁也没想到他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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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的陌生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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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当他母亲说到这时，有些黯然神伤。
“我的父亲是个好人，是个普遍意义上的好人，是个无论放到哪里都会被认为是个好人的好人。”
一个好人。
关于他父母的情感，我没有再细问下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对于子女来说，父母之间的情感似乎总是属于禁区，是禁止推测或者毋需推测的——我们可以推测别人的情感和自己的情感，我们在乎别人的情感和自己的情感，可是父母永远也不是“别人”，他们永远都是“父母”。
但我暗暗地猜想，史太郎的母亲总是远走他乡去做老师，与她和她丈夫之间的婚姻和情感状况大概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在路上经常碰到日本人，他们大都年轻、低眉顺眼，一个人独自沉默地行走。你若要与他们交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会神情羞涩地说出一句让你耳熟的话：
“我只会说一点点英语，——IcanspeakonlyalittlebitEnglish。”或者他会告诉你：“myEnglishisverypoor。”一边说还一边把拇指和食指捏起来比划着，alittlebit，一点点，真的只是一点点。
而集体染着参差不齐的黄头发，穿着肥脚裤，提提塌塌地蹬着一双宽大的、不合脚的旅游鞋的韩国学生，一群两群，三个五个，像逛公园一样精力充沛地走着，在大街上喧闹地说着韩语，围着各种小吃摊，冲进各种旅游品商店，熟练地、齐心合力地砍价。
一个人的日本人，他们并没有拉帮结伙，一哄而上，他们在尘土飞扬的异国大街上一个人仿佛落落寡欢似的低头走着。
在西藏转神山冈仁波钦时，晚上投宿在寺庙中。那座小庙位于山腰，门前就是奔腾喧嚣、波浪雪白的大河。站在寺庙的顶部平台，冈仁波钦就在眼前，像皇冠一般静静闪耀着神性的光芒，仿佛近在咫尺，又仿佛遥不可及。
那晚活佛睡在里屋，响亮地打着呼噜。我们几个不期而遇的投宿者——我和两个日本人，一起躺在外间厅堂的地板上、泥塑宗喀巴像的下面。
就着那一棵静静的高低伸展的烛光，我们聊起关于理解，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或者和下一代人之间的理解。
很难么？大概很难。真的很难。
他们在餐馆里洗盘子，在超市当收银员，在网球场做陪练，在公园里做园艺师，他们在欧洲公园的长凳上过夜，在美国的垃圾桶里翻拣食物，他们在尼泊尔的荒山种树，他们漂洋过海去他乡的农场收获葡萄，他们在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的农场里晒得全身黝黑、皮肤剥落，他们就是不想过他们的父母曾经过着、一直在过着的勤劳工作、老实挣钱的日子。
对那些他们从小就熟悉的日子，他们说：“厌恶。”
厌恶。难道厌恶也能成为一种力量？难道这种力量也能将人放逐、直到天涯海角？
我告诉史太郎，有一次在孟加拉的达卡机场等飞机时，我碰到了一个美国人。
现在很少能在路上碰到美国人了，虽然直到十多年前他们还是路上的常客，他们的摇滚乐也曾随着路上的美国人流布了世界。
但我竟然碰到了一个美国人。
飞机一再延误。我们从下午两点等到四点，然后被告知大概傍晚七点，然后又被告知大概九点。我和那个美国人就是从九点开始聊起来的。我拿出我的世界地图册，请他给我比划他的三次非洲之行。所以到晚上十一点上飞机之前，我一直在津津有味地听他说他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并且持续了二十年的非洲故事。
这个美国男人又瘦又高的个子，微微地驼着背，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粗率地扎成了一根瘦小的马尾。他皮肤苍白，手背上青筋暴露，要不是他开口说话，很难认出他是个美国人；我见过的美国人，大都言高气盛，营养充足。
他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瞳仁里那种淡淡的浅蓝显露出一种推心置腹的诚恳，可是不知为什么，这双眼睛却又时时闪现出疑虑重重的惊恐，这使得他的脸上常常带着一种心虚胆怯的神情，好像是做错了什么，又好像是因为什么而感到难为情。
这让我对他感到好奇。非洲只是个借口，我只是好奇。
在飞机上时我特地和他坐在一起。从达卡到孟买，我们飞了四个小时。
我不再问他关于他在非洲的生活，关于苏丹的军人和坦桑尼亚的劫匪，我问的是：“当初你为什么选择了非洲？”
他想了一下，笑了。
“嗯，有时候我觉得是生活引导着我，而不是我引导着生活，我只是被生活引导到了非洲，现在是印度。”
他能这么坦白地与我说话并且直切中心，让我有些意外。我想，在他孤寂的旅程中他大概很少碰见有人愿意听他聊聊他自己的生活。许多人都经历过面对陌生人时突然产生的那种要阐释自己的冲动，这大概是因为阐释也能成为存在的一种简易证明吧。
他没能等到大学毕业便自己退了学。
“你怎样生活呢？你22岁就开始在世界上流浪，每隔几年你才回一趟美国，你如何维持自己的生活？”
“这原来是一个大问题，可是在我30岁时，我母亲死了，问题就解决了。愿上帝保佑她。她给我留下了一栋房子，我把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就靠这租金生活。平时我还做些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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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的陌生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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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有个家吗？请原谅，我是女人，我关心这个。”
“嗯，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在替我照料着那栋房子，打扫房间，收取房租。她是个阿根廷人。很奇怪是吧，一个美国人，一个阿根廷人，在西雅图，这个世界听上去真的很奇怪。”
“一个女朋友……你爱她吗？或者说，她爱你吗？”
“我不知道。也许吧。”
“……你不觉得她有所期待吗？”
“我不知道。不过我早就对她说过，你随时可以走，你不用等我。”
这听上去真让人绝望。一个女人在等待，也许带着对生活的期望——他却对她说，你随时可以走，你不用等我……
“你觉得将来必须有个家么？”
“家？什么是家？是指的房子吗？我有房子，在西雅图，可那只是房子，我并不觉得那是我的家。我的家在非洲，或者在亚洲，我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我有时觉得，我并不是美国人，我也不是西雅图人，我只是生活在地球上，可是别人却不会这么想，他们只相信我的护照。”
我们又说到责任与情感。因为人们不喜欢责任不愿负责任所以人们不愿结婚不愿生孩子因为结婚和孩子就意味着责任。人们越来越害怕责任。人们在逃避责任。婚姻与责任。爱与责任。爱与做爱。男人喜欢做爱是因为男人比女人更惧怕死亡。
说到最后那一句时，我们都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过了许久我们的笑声还未能停止。可是这并不是因为真的有什么东西这么好笑，我只是，只是……在嘲笑自己的生活。而他呢？他也还在笑着，却神色忧伤。
我说：“瞧，我们终于谈到了哲学，什么问题说到头就都是哲学。”
“是啊，总是这样。”
我们终于停止了笑。
“你会停下来吗？”我又问。
“你指的是什么？——这样漂流的生活？我不知道该怎样停下来。我已经45岁了，很奇怪，我开始想大概有一天我会回到西雅图，回到我的房子那儿停留下来。我这么想可能因为我已经开始老了。不过我不知道该怎样停下来，我想也许我是害怕停下来。”
“这样走有意思吗？不停地走，只是按着惯性不停地走。”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我知道，我希望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可是你看，人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包括对他自身。”
“也许你是在逃避，逃避自己所不知道的。”我说。可是我突然意识到这句话的空泛与了无意义——我们总在逃避未知；我们当然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也许就不再需要逃避了。
“也许吧。如果我知道我在逃避什么就好了。”
这时广播里一个温柔的声音开始说：“请大家注意，飞机马上就要到达孟买机场……”
这个声音的插入，让我们停止了交谈。
史太郎听到这里，问我：“然后呢？”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和他聊天，是因为我害怕，害怕他会是我将来的命运。”
“为什么？”
“本来我很害怕自己将来会同他一样迷失在自己的路途里，不知何时该走，何时该停。”
一想到自己也许会有这同样的命运，我就感到一丝恐惧。可是那时我突然听到了广播的声音，然后从舷窗里，我看见了身下那灯火次第的印度大陆，我终于想到，既然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也许我就能够避免像他那样。
我对史太郎说：“现在，我想我的未来不会是他那样。我会避免像他那样。他走了那么久，可是现在这只让他在面对人群时感到虚弱，他感觉自己已经被社会所抛弃，他发现自己正处在社会的边缘，他实际上害怕了，害怕边缘。可是他已不再年轻，他觉得自己已经来不及去改变什么了，所以他时时面露胆怯。”
“那你呢？你为什么觉得那不会是你将来的命运？”
我们这一代的命运。我们没有上一代那样坚定的信念、狂热的理想和毁灭性的偶像崇拜，我们什么都有——包括机械的科学主义和空虚的自身——却又什么都没有。虽然没有，但我愿意继承上一代人关于苦难的记忆，即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已经选择了忘却。
“我还年轻，”我镇定地说，“一切都还来得及。无论我想要改变什么，都还来得及。我会努力，我并不想等到我45岁时发现自己只是在徒劳地走，只是按照惯性在走，在漂流，从生活当中一无所获。”
“你呢，你怎么设想你的未来？”我问史太郎。
“我不知道。我不想考虑未来。也许根本没有未来这两个字。”
下了飞机之后，在孟买机场领行李和排队过海关时，我又看见了那个美国人。他失去了在述说自己时的那种神采奕奕，他重又变得怯生生和充满戒心。他在排队的人群中毫无意义、漫不经心地对着左右微笑，无论见到谁他都会露出他那善良的、几乎是讨好的笑容。
他警惕地站着，守护着他的小推车，一副随时准备着要飞奔到哪里去的样子。
走在路上的人，也许会更加真诚，可是为什么这样的真诚只奉献给了遥远的异乡和陌生的人们，却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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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的陌生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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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意味着真诚里的虚幻，还是虚幻里的真诚。
可是，陌生人，遥远的人，请让我为你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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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我是坏人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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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时候去了一趟喀布尔的动物园。破破烂烂的动物园里动物寥寥无几而游人甚众，其中最壮大的动物当属狮子和熊，都是我们的北京动物园赠送的。但在那动物园里最吸引我的则是两头粉红色的小猪，它们住在一个开放的地洞里，四周围着好大一圈兴致勃勃的游人，有的伸出脚去逗弄着，小猪就把长嘴凑到他们的脚上嗅一嗅，从喉咙里低低地滚出几声不满的呼噜，然后便若无其事地走开。在阿富汗这个穆斯林国家，猪也具有了在动物园里安身的资格。
从动物园里出来，我直接回到旅馆，却在旅馆的楼下碰到了纳维德，看样子他已经等候一阵了。
“休息啦？”我问。
“嗯。”他回答着。可是他的脸上现出犹豫的样子，好像想说什么。
“你有什么事吗？”
“请你付钱。”他迟疑了一阵，终于下了决心似的说。
“什么钱？”我心里一沉。
“这两天的医药费。”
“哦。”我赶紧道歉。在医院时，由于几乎完全是由他出面与医院交涉，除了我垫付的医药费外，大约他还是出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钱的。我说：“对不起，你出了多少钱，我一定付给你。”
“加上我的朋友来这儿的注射费，一共十二美金。”他说。
我想十二美金对于史太郎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作为一个陌生的朋友，纳维德帮了这么多忙。虽然就实际而言，这钱也许贵了些，因为我记得在医院时所有的账单费用加起来也才十二美金。
由于是在楼下，我不想上楼去打搅正在睡觉的史太郎，所以我从钱包里拿出十二美金付给了他。他接过钱，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说，这钱包括他的朋友进行注射时的针头、酒精、棉球的全部费用。
我诚恳地说：“纳维德，谢谢你，我永远记得你说的‘你是我的姐妹’这句话。”
他显得更局促不安了。“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你说吧。”
“我的冠军证书丢了，也许拉在出租车上了，我去找过，可是真的是丢了。”
我听了也很不安，毕竟他是想带给我看才弄丢的。
我想了一想，突然大惊起来：“纳维德！你的照片也丢了吗？”我想如果连那张宝贵的照片也丢了，我可是难逃其咎。
他欣慰地说：“没有，没放在一起，就冠军证丢了。”
我连声说着“还好还好”，可是一想到也许这整个上午他都在寻找他的冠军证，我还是感到很内疚。
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纳维德沉默着，显是还有什么话想说而未说。
我嗫嚅着问道：“纳维德，需要我做些什么吗，我该怎样帮助你呢？”
他皱着眉头说：“这张证明对我十分重要，没有它我连工作都难找，而我要回到白沙瓦才能再办一张，真是非常麻烦。你们可以给我一点路费。”
“多少呢？”我看着他的眼睛。
“我也不知道，你看着办吧。”
我说：“这件事情我要和朋友商量一下，你跟我上楼吧。”
我们一起来到房间。史太郎已经醒了，正斜躺在床上往窗外看——其实根本没啥可看的，钉着铁条的窗户外边正对着一条通往别个建筑厕所的走廊，所以只能看见在厕所门口进出的男人。
看见我们进来，他在床上欠了欠身，笑着对纳维德说：“啊呀，你好，谢谢你的帮助。”
我没有拖延时间，直截了当地对史太郎说明了纳维德的来意。
史太郎想了想，说：“很抱歉你的证书丢了，可是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你可以给我往返巴基斯坦的路费。”
“嗯，多少？”
“四百美金。”纳维德突然坚定地说。我吃了一惊，心中非常不安。
史太郎低头沉吟了一下，解释说：“我现在没有四百美金，而且我的银行卡要到巴基斯坦才能使用。但是，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如果你愿意等的话，我回到日本后一定给你寄四百美金来。”
纳维德不同意，要求当场付钱。
“我现在最多只能给你一百美金，我还要留点钱在身边，不能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不然我就没有办法离开你的国家了。”史太郎有气无力地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情。早在昨天他就表示过他的这个情况，他说他的银行卡并不是信用卡，所以他这一路上都不能使用他的银行卡取钱，而他现在身边的现金只够他直接到巴基斯坦的。虽然他非常想接下去跟我同行一起从土库曼斯坦转道伊朗，可是在这些国家都不能使用他的银行卡，所以，他无论如何也必须先到巴基斯坦取钱才能继续他的旅行。
纳维德没有再犹豫。“好，那就一百美金。”
他不知道——如果他的目的真的是要钱的话——如果史太郎说了回到日本后会将四百美金寄给他，是一定不会食言的，不过他不需要知道这一点了。纳维德从史太郎手里接过一百美金，站在那儿怔了怔，见我们都不说话，便转身欲走。我一直坐在自己的床边沉默地看着这一幕，这时我还是站起身来将他送下了楼。
他走下楼梯，我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对他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准备上楼。
“赛玛。”他在我身后叫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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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我是坏人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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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停住了脚，回过身来。
“你以为我是坏人吗？”他好像有些不安地问。
我看了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还是和我刚刚碰见他的时候那样，有一种少年的单纯，而他对于“好人”和“坏人”的说法也像一个真正的少年一样充满了稚气。我突然想到，他也是生于七十年代。充满选择而又别无选择的七十年代。
街道，清真寺，空手道训练室，医院，同事，全家福，冠军证书……他是在借故勒索吗？那么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他为什么那么明显地表现出他的感情？存心勒索的人是不会付出感情的。他是因为急需用钱，所以随便找了个借口吗？如果是那样，这个借口就会毁坏一切，包括他曾经付出的情感。
钱不是重要的，但是我不明白。我低下了头，不想再去看他的眼睛。
“纳维德，无论如何都谢谢你。”我抬起头来对他说，然后就上楼了。
一时间，我和史太郎都没有说话，沉默和疲劳充塞着暮色四起的房间。
我叹了一口气，从钱包里取出五十美金。
“我应该付一半的钱，你收下吧。”
“不用了，也非常感谢你。我的身体也差不多好了，你按你的原定计划去巴米扬吧，我再过一天就直接回巴基斯坦去了。”
“你身边还有多少钱，”我问，“还够到白沙瓦的吗？”
“还有大约五十美金。”
我知道，这钱到白沙瓦是绰绰有余的——如果乘坐普通班车的话，从喀布尔到白沙瓦所需不到十美金。而我自己，实际上钱也非常紧张，所以就没有再坚持。
我没有提起在楼下自己付的十二美金，因为纳维德是我先认识的，所以我对史太郎总也感觉到有些抱歉。
但我终究还是有些惆怅，所以禁不住问史太郎：“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
史太郎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接下去史太郎的腹泻虽还没有完全停止，但他的烧却已经全退了，他自己感觉精力正在恢复，至少他已经有力气赶到白沙瓦，到那时即使病情再有什么反复，也可以得到比在这里更好的治疗。
经过这个傍晚，我对喀布尔突然产生了一种烦躁，我想，自己明天确实应该出发去巴米扬了。
睡到半夜，突然听到门外走道上人声喧哗，然后听到重重的敲门声。我和史太郎都一跃而起拧亮了手电，在一束暗光中看见彼此面色都惊疑不定。
“谁？”我问道，说的当地话。
“警察。”门外的声音说，说的是英语。
我把门打开一条缝，看见门外立着三个人。我打开门站到一边，三个人一涌而入，突然间灯火通明——来电了。
我退回到自己床边，坐下来看着他们。
他们三个都没有穿警服，腰上别着手枪套，露出乌黑的枪把，其中一个手里还拿着一个步话机，从里面不停地传出“嗤嗤啦啦”嘈杂的声音。
“你们的护照。”其中一个家伙说。
史太郎马上找出自己的护照交给了他。
因为下午纳维德的事情，我变得多疑。我说，“你是谁？请先出示你的证件。”
这大概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盯着我看了半天。我完全没有对抗的意思，只是坦然自若的看着他。我暗暗地想，如果他是真警察，在查我的证件之前先给我看他的证件是符合检查的程序的；如果他是假警察……好歹我也要做一个明白鬼。
他把盯着我的眼神收回去，忽然换上一种讽刺的神色，说：“好，给你看——你看得懂吗？”边说边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我。
我打开来看了看，确实看不懂，都是阿拉伯文。不过，上边贴着他的一张照片，盖着个章，似乎还可信。
我笑了笑，把证件还给他，老实地说：“看不懂。”
“你的护照呢？”他手里捏着史太郎的护照，问我。
我还不放心，问他：“你是在这里当场检查呢，还是要把我们的护照带回警察局？”我是不会让他不明不白就把我的护照拿走的，如果他要带走，我宁可一起跟着他去警察局。
“在这里检查。”
于是我这才掏出自己的护照交给他。他一页一页非常仔细地查看着，一边低头看护照一边抬头看我。步话机里有声音在问，他没有回答。
我和史太郎坐在各自的床头，等待着事情的发展或结束。
最后他把护照分别递还给了我们，还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他盯着我，把步话机放到嘴边，对着里面讲了几句什么，然后他们就一起离开了。
屋里突然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我走过去把门关上，却看见阿里站在走廊里往我们这边望，眼里满是担忧的神色。我对他笑了笑，表示没事，他便转身走了。关上门，我和史太郎彼此对望了一眼。
警察查夜也许是常事，但我们都不知道这跟纳维德是否会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决心搭乘早班车离开，而史太郎也决定上午就乘车离开喀布尔前往白沙瓦。离四点的早班车也只有两三个小时了，于是我们都没再睡觉，把东西收拾好之后，分别在即，我们又聊了会儿。
我们就这样分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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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我是坏人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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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后来在土耳其时，我才从电子邮件上得知，当我停留在亚美尼亚的时候史太郎也正好在那儿，他离开喀布尔到了白沙瓦取钱之后又改变了主意，不是回日本而是继续他的行程。
不过在亚美尼亚时，他收到了他母亲给他发来的邮件，说过几天准备从加拿大回日本休假，于是他便飞回日本去和母亲相会去了。
虽然想象着萍水相逢的我们如果能在埃里温再次相聚该是一种惊喜，可是我们对于这次的擦肩而过虽然也感到惊奇，却没有什么遗憾。
现在想来，我们是往南走，往北走，我们是相遇，还是错过，都仿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都仿佛是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事。路途总是遥远的，总是在他方。
直到后来在从巴米扬返回喀布尔之前我才能定下心来分析，为什么在那时自己会突然变得那样心情烦躁，急于离开喀布尔，结论是，因为对于纳维德这件事情，我既弄不清楚也知道自己再没有机会去弄清楚，更重要的是，这还涉及到自己对他人的判断和对他人能够信任多少的问题。
不过即使是现在，我也总还记着自己与纳维德在一起的愉快时光，记得那些街道、清真寺、空手道训练室，记得他所说的、所告诉我的一切，记得当他说“你是我的姐妹”时自己心中涌出的暖流。
我记得我们的谈话中所触动我的一切。
只不过，由于其中一些因素的无法确定，这些时光已经不再轻松，而是变得有些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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