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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拿着复印好的地图准备离开的时候，看到门口旁的楼梯边上用油漆刷着一个红色箭头——Internet。这里有网吧！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随着箭头走下楼梯，来到一间开阔的地下室。这儿真的是一个网吧，里面有七八台崭新的电脑，连接着十七吋的纯平显示器。不过我没看到有人上网，只有两个阿富汗少年在玩电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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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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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阿富汗，算是一个偶然。
只因为当我在伊斯兰堡的伊朗大使馆的长椅上坐着等待签证的时候，我身边恰好坐着两个阿富汗人；又因为等待的时间是那样漫长，所以我才有了充裕的时间跟他们交谈。
他们是叔侄俩，叔叔早在二十年前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时候就作为难民逃到了英国，此后一直在那儿经商并已获得英国国籍，现在是在想办法将侄子辗转从阿富汗迁至伊朗，再从伊朗迁到英国去——而这其间的方法和过程，即怎样让那个侄子摆脱难民的身份从而得到英国国籍，虽然他们并不避讳地向我解释了两遍，我还是没有弄明白。
这叔侄俩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举止打扮也早已欧化。那位叔叔看上去有六十多岁，穿着熨烫齐整的暗红色条纹衬衫和牛仔裤，满头精心梳理过的亮晶晶的白发，虽然肚子蛮大，但还是显得精神矍铄。虽然他的话里仍旧带着浓重的阿富汗口音，但他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真正的英国原住民那样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他的身上，也按着英国式的礼仪散发出一股香水的味儿，那原本也该是高级香水，只不过在巴基斯坦毒辣的阳光底下蒸发了这许久，味道已难免变得有些怪异和难闻了。
他的侄子很年轻，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坐在那儿垂着脑袋，一只手托着腮，对叔叔的话有时附和一下。
为了打发时间，我随口问了一下阿富汗局势，出乎意料的，他们马上表现出了对家乡的满腔热忱。
叔叔拍着胸脯打保票说：
“去阿富汗绝对没问题，我们刚从那里回来，那里已经很安全。”
犹豫了一下，那个侄子望着叔叔迟疑地说：“……南部坎大哈那儿……好像还是不怎么安全？”
叔叔瞪了他一眼，一只正在半空中挥舞的手停了一下，悄悄地收了回去。
虽然我暗自笑了一下，但我还是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世界地图册》并翻到阿富汗那一页，请他们在地图上给我指点一二。叔叔便从衬衣口袋里取出老花镜戴上，对照着地图向我介绍了一番阿富汗的基本情况。
于是在那条长椅上，我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来了解阿富汗的山脉和河流、城市和乡村、道路和交通。时间慢慢过去，一个阿富汗渐渐地从他们的话语和地图中跳脱了出来，那些荒凉的山岳、空旷的草原、浩瀚的沙漠以及在这些地方静卧着的小山村都变得那样具体而亲切，让我心中充满了向往。
虽然我可以断定阿富汗并不会像那位叔叔说的那样“很安全”，但是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边境已经照常开放，而且是人来人往。
只要人们能去，我当然也可以。于是我马上决定不再在伊朗使馆里苦苦等待，而是到阿富汗使馆去碰碰运气。决定了之后，我心里很快乐。
我把地图册小心地放进书包，站起身来对他们说：“谢谢，真高兴碰到你们，我不去伊朗了，我要到你们的家乡去看看。”他们有些惊奇地看着我，脸上挂着难以描述的笑容。
无论外观有何种改变，人们的心里总还是会有一个不变的家乡，而且人们总还是会欢迎别人到他的家乡去看看的，即使他已经不在那儿生活了。
这就是我的阿富汗的偶然。我喜欢偶然。偶然是一个大门，虽然我无法确定在那大门之后究竟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但我还是喜欢那种将大门亲手打开的感觉。
而且，事物变化和世界变迁的速度，也早已使人们再难以去承认旅途和人生中“深思熟虑”的可靠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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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尔书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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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尔的清晨，当一切都还刚刚苏醒，当空气还没有被阳光穿透因而变得无比灼热的时候，它会使你忘记了由战争和炮火所导致的紧张和喧嚣，而是静静地、自然而然地展现出一种由久远的历史所形成的沧桑面貌来。城中的那些个高高低低的小山坡，小山坡上层层叠叠矗立着的还未清醒的民居和探头探脑的苹果树柿子树，空旷的弯曲的街道，远处那一大片平展的皇宫，清真寺的圆顶，唤礼塔上高挑的新月，包括那条自西南向东北斜斜穿城而过的浅浅的喀布尔河，自有一种即使是炮火也难以改变的古朴，一种生生不息的景象。
那天凌晨我起了个大早，在天空还蒙蒙亮的时候爬上了位于市区南部山丘上的著名的喀布尔古长城，眺望远处正在苏醒的喀布尔。如同中国人一样，历史上的阿富汗人也希望通过建造一堵绵延不绝的城墙来抵挡外族的入侵，可是同样的历史再次告诉人们，如果自身缺乏力量的话，只凭一堵城墙，即使它被修建得再长再绵延，也并不足以抵挡悲惨命运的袭击。
风很大，将我的头巾吹得高高地飘荡起来；在城墙边上刮着的干燥的风，给这个城市带来了远方沙漠的消息。突然有两辆直升飞机在远处的军事基地上起飞，撞进我的视野之中，不一会儿它们便停留在了天空上，就像是钉在天幕上的两只虎视眈眈的老鹰。
中国。阿富汗。长城。
我在城墙下坐了许久，看着喀布尔在日光底下苏醒过来。这个倔强的城市位于喀布尔河谷之中，一千八百五十米的高原之上，四周被层出不穷的山梁和黄沙包围着。
阳光开始变得猛烈，灼烧着我的额头。我离开了这堵城墙，去寻找喀布尔书店。
正因为是个偶然，所以当我到达喀布尔时，手头只有半册中文的《世界地图册》中的半页可作为参考。
我的旅行大都是这样松散而随机，我既不想提前设计好路线，也不想预先定下停留的时间，我只需要在我非常有限而总是短少的钞票的制约下定一个大致的方向——不过，就连这个方向也常常会因为偶然而出乎意料地被改变。
也正因如此，所以我很喜欢在当地的书店中停留，寻找自己所需的资料。还好，我并不缺少阅读的时间。
喀布尔的书店，比较大的只有这么一家，位于北部使馆区的南边拐角处，我向当地人打听了一下，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
店面不大，二三十平米的样子，看上去也很普通。可是后来从年轻店主的骄傲口气听去，却似乎是全阿富汗最大、生意最好的书店。
店里除了我这么一个顾客，就只有在靠近门口的柜台后边坐着的一个小伙子，我几乎还来不及注意他就一头扎进了书堆中。
首先是详细的喀布尔市英文版地图。书店里摆放着嵌在玻璃框内的印刷质量非常好的喀布尔市地图，是新近在欧洲印刷的，可是一看价钱，竟然要十一美金。后来我找到一本阿富汗在七十年代出版的旅游指南，后边的附录上有一幅喀布尔市区的手绘地图，虽然很简陋——白底，用尺子画的黑线条——却详细而简约，可以隐约从中看出一个曾经繁荣的都市的大致情形。
地图上标记着这样的名字：鸡街，花街，地毯巴扎，铜器巴扎，动物园，艺术博物馆，民族博物馆，独立纪念碑，图书馆，体育馆，银行，旅行社，汽车站，飞机场……这些名字隐隐显现着一个在七十年代时曾经雄心勃勃的城市的身影。与三十年前的喀布尔相比，如今的喀布尔是如此破败，仿佛历史悄然后退了几十年。
历史的前进与后退当然与人有关，却也不能被人的理性所完全控制。我仔细读着地图，心中无限感慨。
这本书很厚，我可不想在随后的旅途中一直背着它，便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阅读。这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其间，书店里先后进来过三个人，一个是手里抱着个婴儿的老头，一个是没穿布嘎，身着长裙，披着印度式鲜艳头巾的年轻女子，还有一个法国人，是驻喀布尔的法新社记者，拿来了一摞通讯社最新一期的自办刊物，是放在书店里寄卖的。他们来转了一圈，和小伙子聊了几句就都走了。
书店里很是幽静，阳光透过刷了各色油漆和标语的玻璃窗照进来，蓝的绿的洒得满地都是。
大致读完一遍之后，我便拿着这本书问那坐在柜台后的小伙子，我是否可以将书后的地图拿去复印。
“我只需要这幅地图。”我解释道。
他爽快地答应了，还指点着说，可以复印的地方就在街对面不远处。
由于折叠着的地图展开来颇大，复印社的人很耐心地将那张地图分成四个部分来复印，这个等分的过程不太好掌握，可是他们不厌其烦地复印来复印去，最后才从十来张中选出大致满意的四张，用透明胶将它们拼合起来。
当我拿着复印好的地图准备离开的时候，看到门口旁的楼梯边上用油漆刷着一个红色箭头——Internet。这里有网吧！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随着箭头走下楼梯，来到一间开阔的地下室。这儿真的是一个网吧，里面有七八台崭新的电脑，连接着十七吋的纯平显示器。不过我没看到有人上网，只有两个阿富汗少年在玩电脑游戏。
当我回到书店时，小伙子已经不在那儿了，刚才进来过的那个抱着婴儿的老头正坐在柜台里边，他戴着一顶土耳其式的黑色高筒毡帽。我把手里的地图放回到书中，将书放回架子上，又拿下几本关于阿富汗的书读了起来。看了半天，伸个懒腰，看见那个一直在咿咿呀呀的小孩儿两个黑豆似的亮眼睛非常可爱，就过去逗一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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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尔书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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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儿正紧捏着我的手指头揣摸着呢，原先那个小伙子推开门进来，于是老人就抱着婴儿走了。
“那是你的孩子吧？”我开玩笑地说。
“不是。他是我最小的弟弟。”
“喔？”我有点惊讶。“那，那个人是……”
“是我父亲。”他不以为意地回答。
“你父亲身体真好，”我笑着说，“他有七十岁了吧。”
“七十四了。”他的神色有点漠然。
我并不想挑起这个听上去有点敏感的话题，于是退回到我的椅子上，准备继续读书。
“我弟弟是我父亲的第三个妻子生的，我是他的第一个妻子生的。”小伙子却继续对我说。
我抬起头来看着他。如果他愿意说，我是不会拒绝听的。
“你知道吗？我们阿富汗的传统有两种。”他走到书架边上，开始整理架子上的书。
“一种是伊斯兰的，一种是阿富汗的、前伊斯兰的。伊斯兰允许男子娶四个妻子——这是愚昧的，我们的前伊斯兰传统只允许娶一个妻子，可是对于恋爱和婚姻是自由的态度。”
“那你自己呢？你赞成哪种传统？”我顺着他的话问道。
“当然是伊斯兰之前我们民族自身的传统。”
接下来他大谈特谈本地传统是如何符合人性和人道。
我将他仔细打量了一下，他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身形高大，肤色浅黑，气宇轩昂，看上去像是普什图族人。一问正是。
可是对于他所说的阿富汗“前伊斯兰传统”，我并不掩饰自己的怀疑。
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阿富汗自古便是欧洲、中东与印度、远东进行贸易往来的要冲，也是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印度的阿育王、大月氏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和波斯人都曾先后攻占过阿富汗地区，因此阿富汗地方的文化也经历了好几次变迁——从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文化到公元前三世纪的佛教文化，再到公元七世纪开始持续至今的伊斯兰教文化。在这种文化的融合与变迁中，究竟哪一种才算是“前伊斯兰文化”呢？而且，即便他所说的“阿富汗民族传统”指的是普什图族人的传统——全阿富汗大约有三十个民族，各民族的“前伊斯兰”传统显然并不会统一——可是既然早在公元635年时伊斯兰教就已由阿拉伯人传入了阿富汗，对于一个有着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文化传统去谈论“前伊斯兰”传统，终究还是让人有些疑惑的。
他的那些话听上去就像是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回过头去看自身时选择的结果，虽然不一定真确，但让我感兴趣的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了对传统的批判和选择，这种批判和选择与当前阿富汗局势之间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以及这种认识或者说对传统的反省是他的个体认识还是普遍认识。
于是我听到了他对于阿富汗未来的乐观看法而不是悲观看法——他试图用前伊斯兰传统去纠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弊端，他认为这会在承认某种传统的基础上促使阿富汗民族和国家向西方的民主和自由靠拢，最终达到阿富汗的繁荣与富强。这听上去虽然非常遥远，可是当身后战争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尽的时候，能够这样理性地想想也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对我来说，这样的谈话可是比纯粹阅读书本有趣得多，所以渐渐的，我们都在书架下铺着的一张地毯上坐了下来，边喝茶边聊天。
我突然心血来潮地想到一个问题。
“你跟你父亲的其他妻子怎么相处？——我的意思是，她们都还很年轻吧。”我笑着补充说，“你知道，在一个大家庭里，年轻的妻子和年轻的儿子之间往往会发生很多故事——书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你肯定也看过。”
他把手里的书放到书架上，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样子。
“你放心，不会有什么故事的，没意思。”
“怎么才叫没意思？你们的年纪相差有多大？”
“他的第三个妻子，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人，你看见了吧？”
我刚才确实看见有一个年轻的时髦女子进到店里来，但她的模样我没注意。
“她和我一样大。可是同她们没法谈话，永远不可能交谈——没什么可说的。这是在伊斯兰传统中的苦恼。”他说。
“如果你娶妻子的话，你会试图去和她沟通吗？”
“是的，这是我所希望的婚姻，如果找不到，我就不结婚。”他说。
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这个书店在阿富汗非常有名，主要从事书籍的进出口。书店是他父亲的，在阿富汗各地共有三家分店，他有四个兄弟，每人负责一个方面的事务。
他又说起他在这个书店里遇到的各色人等。
“不能相信澳大利亚人。”他说。
有一个澳大利亚记者，在他的书店里和他谈得很愉快，那个人答应回国后给他寄一套澳大利亚钱币过来——他喜欢收藏各国钱币——于是他便付了那个澳大利亚人一笔钱作为购买钱币和邮寄的费用。结果一年多过去了，他还没有收到什么澳大利亚钱币。
“那个骗子！”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听了哈哈大笑，天真的人是全世界都有的呀。我一边笑一边告诉他：“虽然这样，但是还是有一个简单的道理——你不能因此就确定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是骗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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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尔书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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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的话不置可否。
“不能相信印度人。”他又严肃地告诫我，然后说起他去印度做生意两度被骗，差点赤条条回不来的经历。
“他们永远是嘴上说一套，背后是一套，都是天生的骗子。”
我听了同情地点点头。在长途旅行者中常常口耳相传着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有时便发生在印度，比如阿格拉某个旅馆的老板与医院的医生合谋，在本店单身客人的食物中下慢性毒药以便骗取客人的医疗保险金却不慎使其致死【阿格拉是印度的著名伊斯兰建筑泰姬陵所在的城市。此事后来被印度报纸所报道。】；小商店的老板热情地给偶尔走进店里的客人奉上一杯放了蒙汗药的香茶，然后便趁其人事不省将他劫掠一空并把他抛弃在荒郊野外等等。以我自己在印度的遭遇，在印度北部确实要多加小心，可是印度南部，我热爱的印度南部，那些在耀眼阳光下耕作的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却是如此的热情而明朗。所以我忍不住告诉他，在印度，我们既能发现最美好的东西，也能发现最恶劣的东西，而印度南部是非常好的，印度的南部与北部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不知道，我只到过新德里，在那儿我被骗得一分钱都不剩，有两天时间我只能饿着肚子坐在伽玛清真寺的广场上发呆，最后是我的一个兄弟去到新德里接我，我才能够回来。不管南部怎样，我可是不想再去印度那个鬼地方了。”
“可是你想想，不管怎样，印度会让你变得聪明起来——那可真不错，他们总会有办法强迫你变得聪明起来。”
他脸色一变，瞅了我一眼。“不，反正我是不会再去的了，我不想再见到任何印度人，我也不会再跟他们做任何生意，我家里所有的人也都不会。”
关于印度，我没有办法继续安慰他。我想了想，笑着说：“你们离巴基斯坦这么近，你去过巴基斯坦吗？我觉得巴基斯坦人非常好。”
“对！”他马上接口道。“巴基斯坦人非常诚实，他们不会骗我一个铜板。”
他又说：“你们中国人也很好，现在喀布尔到处都是中国货了，我敢说，将来你们中国会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我不知他说这话到底有多少诚意，所以只是笑笑不语。
我们对人的判断可靠吗？往往只是一件小事就足以影响我们并在我们的头脑里形成一个难以更改的判断。这样的判断真是可怕。
不过，就是在这样简单而武断的漫画式概括中，我和这个小伙子达成了共识。
这个世界上的人。路上的人。我们在陌生人群里碰到了陌生人。
我不止一次地听人对我说：“我不喜欢以色列人。”对我说这话的大都是欧洲人，即使排除了政治上的因素，他们也都觉得以色列人粗鲁，逞强斗勇，没有礼貌，不符合欧洲人的习惯。
我在路上见过的以色列人大都穿得像个吉普赛人，奇形怪状的破衣烂衫，奇形怪状的头发，粗犷，自由，任性。他们背着锅，带着乐器，他们经常自己做饭，他们走起路来一蹦一跳，他们高声说笑嬉闹。当他们和自己人聚在一起时就抽大麻，可是抽得很俭省，不像欧洲人或日本人那样动不动就昏天黑地。他们的男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喜欢洗澡，所以他们的身上经常发出些味道。
他们喜欢笑，一笑就露出一口白牙。
他们说自己厌恶战争，他们说那是上帝和政府的事他们都管不了，他们总在想法子逃避那该死的兵役。他们在印度尼泊尔泰国越南买各种假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绿松石、石榴石——然后贩卖到欧洲。他们一路走一路寻找机会做生意好攒足接下去的路费。所以可以理解有时他们会偷一些小东西或者看准机会不交房费抹脚就溜。
很多旅馆的老板都说：“我不喜欢以色列人。”可以理解。
我看见他们赤身裸体跳进湖里兴奋得就像三岁的孩子，我看见他们刚抽完鸦片就去踢足球，甩着编织得奇形怪状的长发和十二岁的孩子较真，嘴里不停唠叨着谁也听不清的话。他们经常上蹿下跳蹦来蹦去，他们的行囊里常常只带着三两件衣服不过他们却带着好几件乐器随时准备在他们住的地方来一场狂欢。他们也常常随身带着饭锅和发剪，有一次一个以色列姑娘就用自己的发剪帮我剪了个短发并用随身带的染发剂把它染成了红色，她站在我身后举着发剪得意地和我一起照镜子，为了那奇怪的颜色我们都哈哈大笑。
我很喜欢我的新头发。
有些欧洲人不喜欢他们，说他们粗鲁、逞强斗勇，没有礼貌。我碰见过的这些在路上的以色列人明明都是些大孩子——他们既天真又狡猾，精力充沛，不顾一切；他们既沉重又轻松，这轻松却是那样的草率、粗陋和急迫。那些我没碰见的以色列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和我碰见过的一样。
他们并不是没有历史，他们的历史是人类史上最漫长最沉重的历史之一；作为犹太人，也许他们只是习惯了被他人隔绝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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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餐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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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里的阳光已经转了个方向。我在这书店里坐着，手里拿着本书，阳光就那样照着，令我恍惚觉得自己正坐在家中，正坐在自己家阳台的摇椅上看书一样。这虽然很亲切，却让我感觉自己离喀布尔有些遥远，于是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里的书放回书架上去。
“我该去吃午饭了。”我背上书包走到小伙子面前说了一声，然后准备离开。
他看了看我。
“你尝过喀布尔的批萨饼么？”他突然问道。
“批萨？这里也有批萨？！”
“是啊，你不知道吧，你一定要尝尝这里的批萨，”他很自信地说，“以我的经验，喀布尔的批萨非常之好，非常值得一尝。”
“好啊。在那里能找到？”
他从桌面上拿起手机——那是一个诺基亚的新款手机，被一根细绳子拴着放在桌面上当公用电话来使。电话通了，他说了几句，然后问我：
“你要什么口味的？羊肉的牛肉的蔬菜的蘑菇的？”
老实说，我当时非常惊讶。我没有料到喀布尔不仅有批萨，而且还可以用电话叫外卖。
“那就来个蘑菇的吧。”
“厚的还是薄的？”
“薄的。”
“喝点什么呢？”他又问。
“有茶吗？”
“没有。”
“嗯，那就‘seven－up’吧。”
“等一下……喝可乐行吗？他们说没有‘seven－up’了。”
“没问题。”
“要等多长时间？”
“半个小时吧。”
我真的很惊讶。不过这只反映出我对喀布尔的了解是多么的不足：为什么喀布尔就不能有网吧，为什么喀布尔就不能有移动电话，为什么喀布尔就不能有批萨外卖？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喀布尔也在变化。
战争已经结束了，如果阿富汗能够幸运地将和平保持下去的话，变化当然就会接着产生，所有的一切当然就会混杂其间。
果然，半个小时后，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将外卖送来了——塑料袋里是两只叠放在一起的方方正正的外卖专用盒和两听可乐。
一尝之下，果然令人十分诧异。批萨上的浇料倒也罢了，那张薄饼却是香脆坚韧兼而有之，嚼来满口生香。看来以中亚地区做馕的数千年传统来做批萨自有其出色之处。
听着我的赞叹，小伙子得意地看着我。
“你们的中国菜也很好吃啊，我很喜欢。你知道吗？在喀布尔也有中国餐馆。”
喀布尔的中国餐馆？是的，我知道。我在巴基斯坦时就已经听说了喀布尔的中国餐馆。
为了办理前往边境的通行证，我在白沙瓦忙乎了两天。
那天，我来到管理局的办公大楼，找到了办证的主任。巴基斯坦人热情好客，即便是政府工作人员也不例外，本来需要我自己楼上楼下地找好几个办公室填好几张表盖数个章，那热情的主任派了他的一个手下替我去做这些杂事，而让我少安毋躁，在一旁静坐喝茶。
“请坐请坐。”
“不忙，再等五分钟就好了。”
“来，再端一杯茶来。”他按铃叫人，吩咐手下。
于是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一杯接一杯不停地喝茶，他一边飞快地处理手头的各种文件一边跟我谈起许多年前他曾经到过中国以及他在中国受到的热情接待，他带着怀旧的感情向我表达着他对中国和对中国人民的无限好感。
这其间有几个工作人员拿着文件进来请他签字，他指着我惊喜地对他们说：“瞧，一个中国姑娘！”
各种相关手续终于齐备，主任大笔一挥，在文件上签上了他的大名。可是主任捏着我的通行证，继续请我喝茶。
东拉西扯谈了一会儿——你父亲好吗？你母亲呢？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唔，你的名字很好听——主任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张照片，笑眯眯地对我说：“这是王小姐，她是中国人，你认识她吗？”
我当然不认识。看照片，大约是在一个餐馆里，一个穿着大红旗袍的浓妆女子满脸笑容地和主任坐在桌边合影。
“王小姐很能干，她在喀布尔开了一家中国餐馆，我上次去喀布尔的时候就是在她餐馆里吃的饭，唔，味道很好，中国菜非常好吃。”
我仔细地看着照片，餐桌上摆着鱼虾，还有螃蟹。
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堆名片，戴上老花镜翻找了半天，抽出其中一张放在我面前。
“看，这就是王小姐的名片。这是她的名字……”他认真地指着那张名片告诉我。
“你到了喀布尔就可以去找王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看到你，你们都是来自中国的姑娘嘛。你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去找她，就说是我让你来找她的，她一定会帮你的。”主任的脸上露出帮了我一个大忙的满意的神情。
“好。”我应承道。
“等一下——见了王小姐你该怎么说？”他突然一本正经地问我。
“嗯？”我毫无头绪。
“你就这样说：某某人向你致敬！”
头发花白的主任将手“唰”地一下举到眉沿，做出一个军人敬礼的样子，然后眉开眼笑地把手放下来。
“拜托你了，请代我向王小姐问好，你也可以在异国认识一个同胞，互相有个照应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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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餐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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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不仅知道了这家中国餐馆，而且还莫名其妙地身负了他人之托。
通过书店里的这个小伙子我才了解到，其实在喀布尔的中国餐馆总共竟有五六家之多，而我并不知道主任叮嘱我去拜访的“中国餐馆”到底是其中的哪一家。战后的阿富汗简直就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很多中国人都看准了这一点，所以转眼间中国的廉价小商品和中国餐馆就在喀布尔扎下了根。
虽然在喀布尔时我并没有去过任何一家中国餐馆，也一直没有完成主任所托之事，可是当我写到这里时，我的眼前却仿佛真的出现了一家中国餐馆的模样，仿佛真的看见了它的红色中文招牌，也仿佛看见了里面的布局、里面挂着的大红灯笼和摆在桌上的昂贵的菜肴。
对于大部分生活简陋的阿富汗人来说，那些价格昂贵的餐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奇怪的、隐秘的世界，里面甚至还有海鲜——螃蟹，龙虾。对于身处内陆深处、裸山纵横、没有出海口的阿富汗，“海鲜”本是一个多么奇怪而昂贵的名词，可是这样的名词，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当然也会陆陆续续地出现在阿富汗的。
“你经常去中国餐馆里吃饭么？”我问。
“当然！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很喜欢你们的中国菜，我们经常去吃。”
“可是，你们的生活习惯就这么轻易地被改变了？不再喜欢吃馕、烤肉？”
他笑了起来。“还是要吃馕吃烤肉的，但总会有改变——你想，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有什么改变了。”
“那改变起来一定很困难吧？”
“那是自然，不过渐渐都会习惯的。比如说，我和我的两个好朋友在喀布尔郊区的高级住宅区合伙买了一套公寓——那个住宅区在山上，远远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屋子里什么都有，所有的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空调、冰箱、彩电、DVD。我们常常在那里过周末，有时还会有姑娘。”
“什么姑娘？”
“你知道的，可爱的姑娘们。”
我明白了。
“那是非常好，非常现代化的公寓，我还有车，姑娘们很喜欢我。”他得意地告诉我。
眼前的这个小伙子，当他说起这一切的时候，眼睛里带着一种幼稚的骄傲，仿佛是在为自己能过上“西方”的、不同于普通喀布尔人的现代生活而自豪。想到最初他说起的关于阿富汗的“前伊斯兰传统”，我不由得暗自发笑。
我又想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刚刚开放时的情形，那种喧哗与兴奋。
“你跟那些姑娘们很熟悉吗？”
“不，我只跟其中两个姑娘是好朋友。”
“‘好朋友’是什么意思？你们在一起……嗯，会说些什么呢？”
“没什么可说的，也不可能说什么。她们都是外国人，却都不会说我们的话，也不会说英语，对于英语，她们只会说几个单词和数字，”——他带着讥讽的神情学了几句姑娘们会说的英语——“你好，再见，我很喜欢你，你很可爱，五十，一百，一千。”
“我们的公寓就在喀布尔南城的别墅区，电视塔所在的那个山上，你想去看看吗？如果你在喀布尔能呆到周末，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不，谢谢，我明天就走了。”
我不再问下去了。
他让我触及到他的隐私，只因为我是一个无害的陌生人，这样的谈话不会对他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可是却突然使我们之间原本和缓的空气变得有些紧张和暧昧起来。
这让我觉得有些意兴索然，于是我断然拒绝了他邀请的晚饭，买了两本早已挑好的小书，离开了这家书店。
可以想见的是，如果阿富汗继续高筑起封闭的长城，战争和灾难将不会停止；如果它被迫开放，在世界一拥而入的过程中，战争和灾难也许会减少或者得到化解，可是在各种冲击中，他们的传统也会变得岌岌可危，会不可避免地退化和衰弱。
但归根结底，传统文化是否面临危机的问题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至少不会比如今阿富汗的社会危机，也就是阿富汗人的生存危机更加重要。阿富汗人如何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和生存？如何才能面对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仅仅关于开放或者封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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