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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巴米扬镇的历史也才三两年，刚才在山崖下看到的那片断壁残垣正是原先的巴米扬镇旧址，那里早已随着两年前巴米扬大佛的粉身碎骨而一并成为让人难以辨识的废墟。新修建的巴米扬镇只贯穿着一条不长的黄泥街，前后不过四五百米，车子一过，大街上便是尘土飞扬，可以想象得到在雨季时这里会是怎生个泥泞模样。沿着狭窄的街道，两旁密密麻麻排列着用长条木板钉成的简陋屋子和黄色土坯房，大都是各色小杂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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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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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已经逝去或者尚未逝去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摊开地图。
地图是我的目光最喜欢停留于其上的物体之一。那些地点，那些山脉、河流、平原、湖泊还有汪洋大海，它们一点一滴地构成了一幅画面；正是在它那平面的、单线条的标记和色块之中，我们得以寄托了自己对时间变迁的理解和对空间的遥远想象，而从我们个人的微薄力量来说，这寄托是如此伟大，因为我们对于那庞大时空的复杂情感与记忆竟然得以依附在这薄薄的一纸之上。
而当我回过头去看时，所有那些关于点的记忆，已是那样的重重叠叠；所有那些所谓的风景，在记忆里已变得如此漫渺而不可深究。我能够记住的只是一些人、一些片断，只是某一时、某一处。
那些令人感动，让人震撼，引发出无边的欢乐与苦楚的，也许只是苦寒山崖中那一整面赤红的、寸草不生的绝壁，也许是滔天大河的那出人意料的孱弱细微的源头，也许是一座孤独的村庄上空那渺渺的炊烟，也许是晨雾里在山坡上对我挥手作别的小姑娘的红色头巾，也许是寒冷的清晨一个农夫的自如的歌声，甚至也许只是那头小毛驴的温柔的、睫毛卷曲的大眼睛。
你们，我们，他们……那些源于大地、终将回归大地的事物是否曾经等待着被他人记录？在大地上生活着的那一切，是否只是偶然地闯入了时空的轨道然后又从天幕上匆匆划过？
巴米扬，地图上的一个小点，我们的一种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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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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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时，已近黄昏。我背着包沿着山脚拐一个弯，就看到了曾经矗立着巴米扬大佛的那面山崖。山崖面东，背对着暗金色的夕阳，向我投来巨大的影子；山崖上空空如也的大窟窿里，是一片静默的昏暗。
我将背上的包放在脚边，双手驻腰，站在山崖下默然凝望了许久。又回头看看在山崖下的河谷边平展延伸的村子，几排高高的白杨树掩映着土黄的民舍和一弯高挑的银白新月，尾巴摇曳的牛群和骑在驴背上的牧牛少年正向村里走去。
眼看着西边的红霞已经沉缀，天色开始有些昏暗下来，我也就背上包，沿着细细的田埂，穿过马铃薯地，穿过临村那片收割后的田野，穿过一片水草丰茂的池塘，穿过在村头树下聚集的村人，走进了巴米扬镇。
这个巴米扬镇的历史也才三两年，刚才在山崖下看到的那片断壁残垣正是原先的巴米扬镇旧址，那里早已随着两年前巴米扬大佛的粉身碎骨而一并成为让人难以辨识的废墟。
这个新修建的巴米扬镇只贯穿着一条不长的黄泥街，前后不过四五百米，车子一过，大街上便是尘土飞扬，可以想象得到在雨季时这里会是怎生个泥泞模样。沿着狭窄的街道，两旁密密麻麻排列着用长条木板钉成的简陋屋子和黄色土坯房，大都是各色小杂货店。
简陋和破败，正是战争给这个小镇留下的深深烙印。
我从小镇上走过，大概出于无聊，那些正在大街上蹲着或在小店门口坐着的人们用长长的目光尾随着我；这些尾随着我的目光却不怎么友善，而是充满戒心和略带嘲讽。不过，我哪里有什么权利去要求人们总是对人友善，尤其是当人们的生活和自尊已经被战争摧毁得差不多了的时候。
小镇上只有两家旅馆，一家在小镇中间，另一家在镇尾的一棵大槐树底下。镇尾那家旅馆的老板和他的伙计们都是哈扎拉族人，也就是说，他们都长着一张阿富汗哈扎拉族人特有的蒙古人面孔。我在这家旅馆费了许多口舌，老板才用迟疑的神情同意我以每晚三美元的代价住在他那家旅社的屋顶会议室的地板上。和我一见就很投缘的小伙计在一旁急不可待地搓着双手，像是生怕谈价一旦失败我便不会在这里住下；一见我们商定下来，便快乐地掮上我的大包飞奔上楼。
只见这间占据了一个楼层的大屋有四五十平米，靠墙孤零零放着一张会议桌，数把椅子，墙中间一扇木门通往屋顶平台。我打开门走上平台，迎面而来的是林子中的巴米扬村和广阔的田野，远处弯弯曲曲的小溪在暮色里微微发亮，炊烟正袅袅地升到空中，又随风飘散。
一转眼，小伙计已经将一块垫子和毯子扛上楼来。这个少年和我一起在大屋子的一个小小角落里把垫子铺好，然后他站在一旁用蹩脚的英语问我：
“还需要什么吗？”
“不用了。”我用达利语（阿富汗方言的一种）回答他。他的眼睛一亮。
“你会说我们的话！”他高兴得掩饰不住嘴角的笑容。他那敦实的脸庞被太阳晒得又黑又红，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孩子。
“我只会说——你好，再见，谢谢，不用了，在哪里，吃饭。哈哈！”我将自己会说的达利语飞快地唱了一遍，我们都笑了起来。
小伙计走了，临出门时还细心地帮我将门掩上。
我在垫子上坐了下来，打量着这个空旷的大房间。
在汽车上颠簸了八九个小时，疲累使我很想直接躺倒睡觉；等到真的躺下来时，脑子里却清清明明，睡意全无。透过窗子，我看到一片廖阔天空，空中净无一尘。
没有任何人会来打搅我，我在那儿安安静静地躺在许久，眼看着窗外渐渐天色全黑，星星开始明灭闪烁。
如果我躺下了，如果我正仰望着天空，那么这里和那里，此地和彼地，仿佛就没有了什么区别。
呆望了一阵，开始觉出体力不支，我知道自己亟需补充热量。这家旅社的一楼兼营着一个小餐厅，所以我暗暗地对自己鼓励再三，然后勉强起身，摇摇晃晃地走下楼去。
因为停电，餐厅里点着蜡烛。这个小餐厅里有五六张桌子，仅我一人。我正坐在长条木凳上等待，突然听到从门口传来刹车声，然后伴随着一阵由远及近的喧哗走进来六七个人，原本过于安静的小餐厅顿时被他们的谈话声所充塞。
从那齐整的装束来看，他们大约是来巴米扬公干的外国人。听口音其中两个像是从澳大利亚来的，另外三个肤色黝黑，从面容看去像是印度人。他们将两张桌子拼合在一起，团团围着桌子落座后，便拿出两个大塑料袋，从中取出七八个锡纸覆盖的大饭盒，让随行的阿富汗翻译吩咐那个小伙计——他也在餐厅帮忙——热好了再送上来。原来那三个人果然来自印度，他们邀请澳大利亚人共进晚餐，内容就是那几个饭盒里的东西。
当他们的食物热好端上来时，已经改盛在大盘子里了。我探头一看，不由得暗暗称羡，那盘子里红红绿绿的，正是印度南部的素食，是我在印度时最爱吃的东西。由于印度教的关系，很多印度人是素食者，尤其是皮肤黝黑的南方人，他们的素食菜肴发展了数千年，早已成为印度菜肴中的上品。
我对于食物本不挑剔，可是此番在阿富汗，它那一成不变的食物早已令我丧失了食欲。在这个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的国家，食物被简单视为只是填饱肚子的东西，所以数千年来，不变的大饼、烤肉和煮豆子等几种有限的食物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阿富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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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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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我在一旁不仅探头探脑而且垂涎欲滴的馋相太过于显露，他们发觉后便热情地邀请我共进晚餐，这无疑正中下怀，我马上毫不客气地推开自己面前的馕，端着盘子转移到他们的桌边。我一边吃，一边听他们高谈阔论，谈的大抵就是世界局势。
这平素清冷的小餐厅的顾客大都是这些在此地工作的外国人。小小的巴米扬不仅有一栋新盖的圈着高墙的白色大楼——据说里面是联合国驻巴米扬的办事处，有美军的驻地——美国人的军事驻地总是在一个接一个不停地扩展，还有一些外国机构的办公楼；这些办公楼远离小镇，彼此之间也相隔很远，一个个孤独地矗立在原本荒凉的小山坡上。楼里的人，平时总是在自己设施齐全、万事俱备的楼里呆着，难得到镇子上来走一趟，当他们偶尔吃腻了自己厨师做的饭菜时，也许就会到镇上来寻求一点改变。
耳听着他们的谈话从世界大势，从美国总统布什、本拉登、卡尔扎伊、地雷、炸弹渐渐变成“愚蠢的阿富汗人”和“入乡随俗”，我对他们的谈话开始丧失了兴趣，所以过了不久就称谢告辞，准备出门去走走。
我正要把门拉开，老板在身后叫住了我。
“你去哪儿？”
我说出去散步。
“散步？”他一愣，仿佛散步这个词新鲜得很。
但他没有解释什么，只说：“那我陪你去吧，现在已快接近宵禁时间，你一人上街危险得很。”说着，他从厨房里提出来一盏马灯，就陪我出去了。
出得门来，没想到街上那么黑，两边的杂货铺都已关上了大门，里面的人大概早已离开这里回到村中去了，只有从临街紧闭的窗子里偶尔透出一丝微弱的灯光。
老板提着灯慢慢地陪着我走。我们说了几句话，可是在这黑暗中，话音甫一出口就好像散漫开来，被四周无边的黑暗吸收了去，就没有多说什么。只听到他说，当地军队规定晚上上街必须提着灯照亮自己，不然会被当作恐怖分子而遭到射击。果然听见从不远处的黑暗里传出枪支碰撞的声音，叫人悚然心惊。
我这才明白，在这种情势下，“散步”的念头是那样不合时宜而且可笑，所以走了不到二十米，也就转身回去了。
我在楼下餐厅里和老板稍微聊了一会儿便上了楼，不久就盖着毯子合衣躺下，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听到虚掩着的门被人推开——因为是会议室，门上没有锁——听见有人走了进来。我顿时惊醒，“噌”地坐起身来。
“是谁？”我大声喝问。
那人显然比我还吃惊，被我的喝问吓坏了，他慌忙说了句什么，边说边把灯提起来照着自己的脸。原来是住在楼下的日本人。
他说因为没电，所以想到屋顶平台上看星星，并不知道今晚这屋里住得有人。
听他这样说，我便找出火柴把身边的蜡烛点亮。傍晚入住时已经听老板说起过，楼下住着四个日本人，他们是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为巴米扬绘制地图的。本来楼下还有一间空房，可是因为要十美元一晚，我便选择了这间会议室。
这个日本人胖乎乎的，穿着一件褐色的阿富汗长袍，腰上斜穿着一个腰包。我们就着灯光互相打量了一下，想起刚才的情形，就都笑了起来。
“对不起，打搅了。”
“不要紧，既然时间还早，那就去看星星吧。”
我将毯子披在身上，推开门，和他一起走到平台上。平台上摆着一张塑料桌子和好几把椅子，旁边还散落着三五个可乐听。
冷风一吹，我霎时就清醒了。我们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他叫昌弘，是一个亲切随和的人，我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
“你对阿富汗是什么感觉？”昌弘问我。
我想了一想，觉得很难回答。
我说：“我对阿富汗的一些感觉，在另外一个国家也曾产生过，那是在柬埔寨。
“那时我坐在窗户密闭、开着空调的中巴车上，车子疾驰过弹坑依然存留的简陋的道路，身后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土。那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厚厚的红色尘土挂在道路两旁的棕榈树、芭蕉叶上，挂在破败的茅草屋顶，因此沿着道路两旁所有的一切看上去就像是长着一层红色的铁锈。几个小孩正在路边红色的泥潭里游泳，看见车子驶近，他们从泥水里钻出脑袋，站直了身子，呆呆地看着这些在路上繁忙奔驰、满载着异国游客的车辆。
“我看到他们，忽然心痛难忍，又对自己游客的身份感到十分羞惭。我靠在车窗上，难过得一遍遍地问自己——我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可实际上，我什么也做不了。现在在阿富汗，我的情形也是如此。你正在为阿富汗做点什么，不像我，只是一个游客。我常常为自己游客的身份感到为难，感到羞惭。”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回忆的闸门竟然被打开了，我回忆着，想起许多往事。
“这样的感觉在印度也有。
“那时我坐在火车上，早上卧铺收起来时，肤色乌黑的小孩儿泥鳅一样地趴在地板上清扫垃圾，然后就坐在自己扫出的垃圾堆上伸出乌黑的小手向人们要钱。这是贱民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大约也将是贱民，可是我看着他们的小脸却禁不住想，如果我出生在印度，大概现在也就像他们那样在人们的脚底下爬来爬去地擦洗着地板。我总禁不住会那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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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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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我仿佛又看见了自己曾经碰到过的那一个个的人。
我们都沉默了下来，只听见远处风儿在林子间招徕风声。
“对不起，说起这样沉重的话题。”我低声说。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我从未与人谈及这样的事，谈及我们那天真而脆弱的良心，我们甚至无法与人谈论这样的事，所以等到真的说起来时，虽然感到千言万语直涌了上来，可是却又难以说出。我只感觉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了似的。
“你很善良。”他说，仔细地端详着我。
很善良……
“善良？可是光是善良又有什么用？我无法帮助他们，善良只能让我感觉到自己的无能和渺小。有时候，善良就像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廉价的同情，我和别人一样厌恶廉价的同情和善良。”我有些激动，可是悲伤也突如其来。
“换一个话题吧。”我说。我的情绪有些消沉。
他没接我的话茬，却转而说起他自己的经历。他在大学里是学地理的，毕业后去了斐济，在斐济的博物馆里呆了四年。
“那时，在那个岛上，在博物馆的我的小房间里，时间好像过得很缓慢，可是后来当我离开了，我才发觉其实一切都很短暂。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那样地思念斐济，思念那些小岛，还有岛上的人。我也不知道斐济早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生活。”
离开斐济后，昌弘回到了日本，进入现在这个制图公司。
“我们公司接受了联合国的委派，然后请公司人员报名参加这项工作，我便报了名，所以我就来了，很简单。我只想看看阿富汗，看看这里的人，现在我看到了，可是我也不能真的帮助他们什么，我能做的，只是我的工作。我想只有他们自己能够帮助自己。”
这听上去很合理，也许正因为太合理了，反而使我不能判断自己是否应该对此表示赞同。不过，虽然我也只是来“看一看”，但我意识到，我们这些陌生人，如果只是凭借着自己的善良和真诚来面对这个世界中真实的残酷，我们的真诚和善良就只会显得那样奢侈、那样幼稚、那样软弱无力和不堪一击。
“善良有用吗？我们如何才能在自己内心的善良和外界的残酷间保持平衡，而不是让我们的善良变得虚弱或者变成虚伪？”
“我们又该如何保持自己的真诚，而不是让真诚变成夸饰，使它一碰到现实就马上破裂或者演变成掩饰虚伪的自欺欺人？”
我想这样问，可是终究没有开口。我只是在问自己。我们只能自己问自己。
我想起许多往事，想起许多在路途上和生活中我必须面对的东西。这些问题，也许根本没有答案，因为它们掩藏在我们生活的底层而不是表层，没有人会强迫我们沉入水底去寻找，我们只需要停留在表层就可以很好地活着，或者说，很好地活下去。
我们的生活。真诚的，善良的，脆弱的，生活。
我们陷入了久久的无言之中。
抬头望去，空中正是一眉弯弯的、暗金色的新月，月牙口镶嵌着晶莹璀璨的孤星一点；月球表面的阴暗处所呈现出的那个圆圆的、沉重的钢蓝色轮廓，使月球从黑色的天幕中凸离了出来。那是地球的轮廓——我们站在地球上，我们坐在这里，竟然能从月亮上清晰地看见自己的轮廓。
我惊喜地指着因为那钢蓝色的轮廓而显得沉甸甸的月亮，对昌弘说：“你看！你看！”
在那一刹那里，我们的世界是那么美好，那么地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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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大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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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北部，自西南向东北逶迤横贯着兴都库什山脉，作为兴都库什山脉的重要隘口，巴米扬地区便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驼铃阵阵的商队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如今，巴米扬既是阿富汗的一个省名，也是其省会的名字，又代表当地的巴米扬河谷，而这其间的渊源，我无从可考。
公元前三世纪，信奉佛教的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征服了现今阿富汗所在的地方之后，自然将佛教也一并传入，所以屈指算来，一直到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的时候，佛教已经在阿富汗地区发展了上千年。可以想见在这千年的延续之中，阿富汗地区的佛教香火兴盛的状况，而巴米扬大佛，就是在其佛教的鼎盛时期于公元二至五世纪傍山雕凿而成，曾是世界上最高的立式佛像。
在佛教发展的最初阶段，僧侣们过着居无定所、四处游方的生活，但是渐渐的，僧侣们开始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傍山凿窟，定居隐修，这便逐渐形成了佛教石窟的两大基本类型：毗柯罗窟（Vihara，僧侣们居住的处所以及禅室）和支提窟（Chaitya，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这两种石窟的形态、建制，便从印度向北，辗转地经犍陀罗（在现今的巴基斯坦西北白沙瓦一带），越葱岭（今称帕米尔高原），又折而向东，经塔里木盆地，穿河西走廊，进入了中国内地。
这是一条令人充满遐想的旅程，因了这种遐想，我曾追随着它的足迹，从印度的爱罗拉、阿旃达石窟，越过犍陀罗，来到塔里木盆地的南北，经敦煌，过麦积山和云岗，最后一直到达了河南洛阳的龙门。
人类的历史在时间的旅程中留下了这些难以磨灭的痕迹，它使我们的视线得以延伸，比远方的地平线还要遥远。
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巴米扬石窟，便也当属于这两种石窟类型，而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入侵，使这里早已成为了希腊化地区之一，因此大佛的雕刻自然也会带着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的痕迹。巴米扬便曾经是这样一个希腊、印度、波斯文化交流的繁盛之地，公元四世纪时中国的高僧法显路过这里，公元七世纪时前往印度求佛取经的玄奘也来到了这里，并在《大唐西域记》中留下了对巴米扬大佛的珍贵记载。而对这一切，现在的人们只能根据图片和想象去进行追忆了，巴米扬的历史不仅受到了风雨的磨蚀，还遭到了炮火的袭击，终于形成了彻底的断裂。
对于中国人来说，巴米扬远在异邦，但如果听说了那儿曾经是个佛教圣地，也许就会感到一丝遥远的亲切。而大部分人第一次听到巴米扬这个名字大概还是在2001年3月，通过新闻广播人们知道塔利班政府用炮火毁掉了一些宝贵的东西，那个东西的名字就叫做巴米扬大佛。
一些东西消失了。如果它们曾经是宝贵的，那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历史，也代表着历史中所包含的人类的情感，可是说到底，它们终究也只是一些存在的物而已。相对于世人对阿富汗的冷漠与遗忘，相对于在阿富汗这片土地上发生着的关于人的战争、灾难和死亡，相对于阿富汗作为一片土地的无名和无声，世人们对佛像的热切关心和为之而进行的奔走呼号，既像是一个讽刺，又像是历史所开的一个令人感到辛酸的玩笑。
所以我宁可去想，面对阿富汗这片土地上的深重灾难，巴米扬大佛是作为一种物而被历史的恶毒玩笑所摧毁了的。物曾经被人创造出来又为人所毁，而在它们被摧毁的过程中，新的历史又在继续着。
所以，我来到巴米扬，并不是为了物。我只是来见证一下，只是一种纪念，从而试图避免遥遥地怀想。怀想什么呢？这听上去好像有点怀旧，其实我也无旧可怀。
我在山崖底下找了块石头坐着，面对山崖仰头凝望了很久。
这座山不高，山体上开凿着大大小小的洞窟，这些曾作为佛龛僧院的洞窟里面现在大都已空徒四壁。有两个洞因其巨大而最为显目，里面曾经站立着两尊大佛，连同不远处另一尊更小一些的佛像，被当地人戏称为“父亲”、“母亲”和“儿子”。
“它们是一家人，你看像不像？”一个当地人指着那三个洞笑着对我说。我已经看不到那三尊佛像了，我只能看到三个大小不同的空洞。
对于信仰伊斯兰教而不是佛教的阿富汗人来说，巴米扬遗迹早已经纯属旅游胜地，不带有丝毫信仰的性质，因此大佛被塔利班政府炸掉了，遗憾是遗憾，却没有更大的信仰上的愤懑。无论如何，人们总是要生活下去的。
而这座山，就这样满身空洞地在那儿沉默着，因满目疮痍而显得有些怪异。在西南边的山脚下，可以看见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隐约延伸至山后，沿着它大概可以到达山顶。可是我现在根本无力攀爬到山顶，所以便站起身来，奋力向山崖上爬去。
早在山脚时，我便已看见山上晾晒着些红红绿绿的衣物，有些洞窟门口还加筑了土墙和木门，那是一些无家可归的贫苦百姓占据了洞窟并长年以此为家。住在此处的孩子们正在山崖间的小路上嬉闹着四处乱蹿，看见我这个陌生人正在猫腰往上爬，便都立住了脚，从山崖上遥遥地向下俯视着我，又将双手拢到嘴旁，对我喊着些什么。
我站住了，直起腰手搭凉棚看看他们。只听其中一个喊了声什么，三五个孩子便一齐从山坡上飞快地奔了下来，像小子弹似的直冲到我身边才猛地刹住脚，顿时将我团团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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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大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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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个孩子说，笑嘻嘻地拉住我的手。
这些孩子都是蓬头垢面的。另外还有几个小女孩，头上披着肮脏的头巾，背上背着孩子或者手里抱着孩子，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
“去哪里？”我问，站着不动。
小男孩指了指山腰处的一个洞窟，然后便拉着我向山上走去。他那粗糙的小手上满是泥巴，可是却很温暖。在孩子们的前呼后拥下，我来到了他们栖身的地方。
他们的妈妈正低头坐在地上补衣服，看见我们来了，慌忙把衣服放到一旁，站起身来。她让孩子从里面抱出两个垫子来放在地席上，她俯身把垫子拍了一拍，客气地让我坐下。
我坐下来打量着四周。这是一个大洞套小洞的格局，里面小洞的地面上铺着地席，大约就是他们晚上睡觉的地方了；而这外面的大洞，因为长年累月地用作厨房，早已是烟熏火燎、四壁乌黑。
那个妈妈从地上拿起一个水罐，吩咐孩子到山下去打水，孩子便高高兴兴地抱着水罐到山坡下的小溪去了。不一会儿，水打了上来，他妈妈就开始生火煮茶。茶水滚了两滚，她从放在一旁地上的小竹篮里取出一个茶碗，用自己身上的衣服擦了又擦，给我倒了一碗。她又进到里面，拿出一个装满了碎馕的篮子放到我面前。
“你吃。”她简短地说，坐在我旁边。
我笑了笑，从包里取出自己作为午饭的饼干。三个孩子正坐在我对面的柴堆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见那包饼干，顿时两眼发亮，向我伸出乌黑的小手。他们的妈妈一见之下便即大声斥骂，他们眼望着妈妈，怯怯地缩回了手。
我便从地上拿过一个盘子，将饼干拆开来散放在盘中，然后把盘子放到孩子们的面前。他们看看妈妈，妈妈没有说话，于是他们便一人拿了一块，放进嘴里小心地咀嚼着。
我抱着膝盖默默地看着孩子们嚼着饼干快乐的样子，又转头望望他们的妈妈——她也正凝目看着我。这个身形瘦小、衣衫褴褛的妇人满面都是憔悴与劳苦，可是从她孩子的年龄来判断，她大概不会超过三十岁。
孩子们很快就把盘子里的饼干吃完了，又伸手叫着：“饼干！饼干！”
她突然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一把将他们伸着的小手打开，骂了几句。孩子们就老老实实地坐了下来。
我又坐了一会儿，心中只觉抑郁难耐，所以便起身告辞。她有些吃惊地拦着我，指了指放在地上的锅碗，大概是想我留下来吃午饭。
也不管她听不听得懂，我只嘟囔着：“不了不了，我要走了。”然后就像是逃似的跑远了。
顺着洞前的小道往大佛那个方向走去，回身看看，她已经在洞门口又坐了下来，手肘子搁在膝盖上，双手托腮出神地望着我。
而在离开巴米扬之前，因为心中割舍不下，我买了些东西又去拜访了这一家。
巨佛曾经站立的地方现在已拦着铁丝网，铁丝网上挂着块蓝色木牌，上面用几种文字写道：
“大佛：五／六世纪建立，对人类有特殊意义，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政府和阿富汗文化局共同管理。此处危险，禁止攀爬入内。”隔着铁丝网，只看见一面高耸的空墙和在洞底坍塌堆积的泥土。
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积极出重资赞助各国文化项目的建设，比如在越南、柬埔寨或者印度的众多古迹之前都可以看到感谢日本政府捐助的碑文。
我曾经问昌弘：“听说日本政府有计划要重建大佛，并自信地宣称，凭借日本的技术可以把大佛重建得与原先一模一样？”
昌弘的脸上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是啊，我也听到过这个说法。”
我忍不住问道：“重建倒塌的大佛有意义吗？”他笑笑不答。
其实我想问的是：历史便是历史，倒塌也是历史，难道历史还可以重建么？
人，有时候是过于雄心勃勃了。
昌弘曾经告诉我，在山脚下的一间房子里可以找到看守人，他有打开铁丝网上那个小门的钥匙。进门之后我可以顺着洞窟边沿的台阶拾级而上，从那些台阶可到达大佛顶部平台，沿着台阶的几个小窟内还存留着些壁画。
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非要到达顶部不可，更不必去看那些已经岌岌可危的壁画，所以便只是站在铁丝网后面，仰头打量着这五六十米高的空洞。空洞既空，我无意久留，所以过了一会儿就准备离开。
这时从身后走来两个年轻人，他们一边走一边大声说话，一边说还一边捋高了袖子，想在地上找块石头垫脚爬进铁丝网去。
我不由地叫了一声：“你们干嘛？”
他们站定了看看我。“准备进去——你不知道从这洞里可以爬到顶部去吗？”
我指着山体上的一条巨大裂缝——那条裂缝的形成大约还是炮火的功劳，说：“你们难道没看见那个？你们不怕一踩上去洞就塌了下来？”
他们抬头仔细看了看。其中一个好像还不甘心，仍旧低下头要寻石头，另一个说：“算了算了。”于是他们这才作罢。
我们便沿着山腰的小路一起向北走去。
言谈间，他们介绍说自己是喀布尔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两人是表兄弟，都是喀布尔人——用我们习惯的话来讲，是原籍巴米扬省的喀布尔人——现在是趁着暑假回巴米扬这个老家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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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大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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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省属于阿富汗中部少数民族地区，在此地聚居的主要民族叫哈扎拉族（Hazareh）。关于哈扎拉族人的来源说法不一，很多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蒙古人，是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发兵攻打花剌子模王国（包括现今的伊朗、阿富汗以及中亚细亚南部等地）时留下的一支屯兵队伍与当地人通婚后逐渐形成的，所以他们才长着那样一张典型蒙古人的面孔。
哈扎拉族的人口只占阿富汗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在信仰上属于伊斯兰什叶派十二伊玛目宗【这也正是伊朗的国教。从信仰的人数上来说，什叶派本属于穆斯林世界中的少数派，逊尼派为多数派。】，而在阿富汗境内信奉什叶派的人数只有百分之十五，所以，无论是在宗教信仰上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哈扎拉族都处于少数和弱势地位。一直以来，在成王败寇的政权轮替之中，这种民族和宗教上的弱势地位导致了哈扎拉族不仅成为被普什图族而且也被其他民族歧视的对象，在塔利班武装控制了全国局势之后，参加了反塔北方联盟的哈扎拉族人更是遭到了塔利班的残酷屠杀。而生活在巴米扬地区的哈扎拉族人，由于常常为自己悠久的历史感到骄傲，这也就成为了对哈扎拉族人充满了敌视的塔利班毁灭大佛的原因之一。
在阿富汗，哈扎拉族人很好辨认，他们与其他民族迥异的蒙古人的外貌使他们更加难以逃脱被塔利班轻易辨识出来并加以侮辱和杀害的命运。
阿富汗的民族冲突和宗教信仰冲突所导致的各种迫害，会成为阿富汗未来中不管何种政权都必须马上面对却又难以处理的重大问题。
这两个大学生中的一个皮肤浅黑，长得英气勃勃，像是个普什图人；另一个则是黄皮肤黑眼睛，明显是个哈扎拉族人，穿着白色衬衫和窄腿牛仔裤，脚蹬旅游鞋，歪戴着顶白色太阳帽，神情轻松而散漫，看上去便与中国大学生没有两样，整日价嘻嘻哈哈。
他俩的父母都在喀布尔开着商店，因此大概算是有钱人，现在他俩是开着自家的车从喀布尔过来玩儿，有一个专用的司机。
此时我们沿着山体一转，折而向西，准备去另一个巨佛所在的大洞去看一看——那尊佛比最大的那尊略小一些，当地人称之为“母亲”。突然听到山脚下有人喊我的名字，定睛一看，原来是昌弘和他的工作伙伴正在进行激光扫描。他喊道：“请不要走过来，请等五分钟。”
我们就在一旁等了一会儿。
时值正午，正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我们在大太阳底下等得口干舌燥，他们的工作却还没有结束。那个哈扎拉族的男孩子就说：“我们走吧。”另一个则转头问我：“你跟我们一起走吗？”
我那时已经在这山崖前转了两天了，于是便干脆地说：“走！”我们便一起下山而去。
坐在车上，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黑皮肤的男孩叫阿里，黄皮肤的男孩叫纳比；纳比性情活泼热闹，阿里则文文静静，长着一双睫毛卷曲的深情的大眼。
他们开来的车是一辆崭新的丰田80，阿里坐在前座上，我和纳比坐在后座上。阿里频频回头看我，边看边和纳比对我评头论足，说个不休。
“你看上去很干净，”他们夸我，又互相看了一眼，“不像那些来旅游的外国人那样总是一副肮脏邋遢的样子。”
我听了只是暗暗发笑。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们我就这一身行头，因为没有替换，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已经十来天没洗过了。
这哥俩接着问了我许多问题，弄得我险些招架不住。比如他们问我：“你喜欢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吗？”
我说：“我只看了一小半，没能坚持看完就离开了电影院。”
他们都睁大了眼睛问：“为什么？难道你不觉得很好看吗？”
我踌躇了一下该怎样回答。我说：“这种小孩子的虚假爱情不太合自己的胃口，所以没看完。”
阿里很吃惊地将身子从前座直探了过来，和纳比面面相觑了一下。“哈！小孩子的爱情！为什么？我们可是很喜欢呢。”
我笑着说：“你们喜欢就行，总会有人喜欢的，不然它也不会赚了全世界那么多钱啊。”
在车上我们讨论了半天，决定去巴米扬南部另一条河谷的深山里访胜。于是车子掉头驶进巴米扬镇，我们买了烤肉、馕和一个大甜瓜，接着便向深山里进发。
他们的老家便是在这条河谷深处的一个小村子里。当我们开车路过那个村庄的时候，纳比说起他父亲告诉他的关于这个村庄神奇而古老的故事，从他的口气听去——那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孩子的口气——他对乡村也是充满了好奇和生疏。
过了这村庄不久便已是车路的尽头，我们下了车，听着潺潺水声向谷底走去。阿里不辞辛苦地猫腰抱着那个大甜瓜，却仍走得飞快，我在后面跟着，只看见他那大袍子的下摆在眼前甩来甩去。
从山顶到河谷底部，一条小路随着山石曲折往返，不知从何而来的溪水在山崖顺势而下，只听得四处嘀嘀嗒嗒，水珠水线漫天飘洒，我们便像是在水帘洞里穿行，只觉寒气扑面而来，暑热顿消。
还未下到谷底，便听见从地底深处传来的温柔的奏鸣，紧接着，一条清澈碧绿的河水骤然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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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米扬大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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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顺着河边不择路而走，觉得有些累了，便在一出浓荫中坐了下来，开始剖瓜吃午饭。
阿里只吃了两片瓜便不再吃了，他在河水里洗了洗手，然后便安静地坐在河边出神地望着四周。
“很美，是吗？”他突然问我。
一个阿富汗少年向我问出这样的问题，让我呆了一呆。
“是的，你的家乡很美。我去过许多地方，你的家乡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地方之一。”我说。
他听了，便又深情地抬头向那湛蓝的天空望去。
是的，阿富汗很美，可是为什么这么美丽的国家却一直灾难不断？
吃过午饭，他俩就呼拉拉地脱了衣服冲下河去游起泳来。他们在水面上蹚了几个来回，又一个猛子扎进水底，就像两条自由自在的小鱼儿。等到闹腾够了，他们站在齐胸深的河水里使劲地怂恿我也下去，还自告奋勇地要把自己的衬衣借给我穿。
我费了好大劲才控制住要奔下去游泳的念头，只是挽起裤脚在河边捉着小鱼儿玩。
大概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缘故，巴米扬的民风朴实而开放。在巴米扬现已很少看到身穿布嘎的妇女，她们大都已穿回了原先色彩艳丽的服装和头巾。因为这样的民风，所以当我穿着自己的长衣长裤、戴着草帽走在巴米扬的村子里时，人们不会对我露出苛责的神色，而总是绽出微笑。所以，我在这里没有下河游泳，不是因为有约束，而是因为游完泳之后浑身便会湿淋淋的，太麻烦了而已。
这一点甚至比在伊朗还显得宽松。有一次，在伊朗的一个小镇上，就因为我没有穿着伊朗政府要求的黑色长袍和戴着Chai-Duo【Chai-Duo是伊朗女子必须戴着的、紧裹着脸部的一种黑色头巾。伊朗女子出门时一般须穿戴两样东西：黑色长袍和黑色头巾。】，而只是随便一条长衣长裙和头巾，就被商场保安严拒入内。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我在伊朗的小城安扎利面对着如同大海一般浩淼辽阔的里海时，想在里面游一下泳的念头就来得特别地强烈。在伊朗，就法律而言妇女基本上是被禁止游泳的，要游的话，也得到专门为妇女开辟的场所，而这种场所却是非常的稀少。虽然人们对此充满了怨言，但如果真的违反了法律又被专管此事的风化警察发现了的话，是有可能被抓去坐牢的。——所以，关于禁止妇女游泳的事情已经成为在伊朗的先锋杂志上经常可见的漫画和笑话的内容之一。
面对我的迟疑，开车载着我来到里海的那一家人热情地怂恿不止，并主动承担起在海边替我“望风放哨”的任务，所以，我和这家的妹妹终于得以在里海里畅游了一回。
——一种小小的、可笑的、作为妇女的天真反抗姿态而已。
阿里他们游完泳之后又痛快地洗了个澡，他们一边往身上搓肥皂一边说，已经两天没洗澡啦！
我坐在岸边的石头上，看着河中这两个大男孩儿年轻的身影，他们在水里嬉闹着，将水撩拨来去，互相攻击。虽然还没玩够，但是看到日已西斜，他俩只好意犹未尽地上到岸上来。我们便又开始吃瓜吃馕吃烤肉。
跟着这两个天真活泼的男孩儿，我在阿富汗得以做了一回真正的“游客”。
如果有一天大部分的阿富汗人都能过上这种悠闲的游客生活，那才真的是这个国家的福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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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里的村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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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昌弘的小房间里度过了不少时间。
他们将要制作的地图包括巴米扬的三维图。昌弘是一个耐心细致的人，他不仅将地图的制作过程详详细细地向我说明，将随身携带的各种勘测仪器解释了一番，还在他的电脑上不厌其烦地反复演示。
虽然我很喜欢地图，但对制作地图的印象还一直停留在手工绘制的初级基础上，此番经过了昌弘的指教才大致明白了地图的电脑制作过程。
因此，由于昌弘的帮助，巴米扬在我的脑海里终于形成了一幅三维图形。如果这不仅仅是地图而是脑海中关于一个地点的记忆，那真是一种奇特的记忆：我不仅已经从卫星地图上熟悉了它的沟壑，它的森林，它的河流分布、民居形状和那十来块由昌弘他们埋下的卫星定位石，即便是那空缺的大佛，我也已经从电脑上熟悉了它实实在在的形体，甚至还已从它身后将它眼中的巴米扬都狡黠地打量了一番。
对于我，巴米扬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仿佛可以从空中旋转、观测和记忆的苹果。
我以为。
昌弘指着卫星地图告诉我，在离巴米扬十多公里远的另两条河谷里，还有几个洞窟，窟内留存着堪称精美的壁画。于是我仔细察看了地图，在其中选定了一个，准备去考察一番。我将昌弘指给我看的路线和地形牢牢记住，为防万一，又让他给我画了一张简单的路线示意图，便在一个清早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