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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南部的路况大约可以称作极为恶劣：一条黄土路蜿蜒伸向无尽的天边，车子一过便是沙尘滚滚，更兼路面遍布大小弹坑，因此前后衔接或相互交错的所有车子都无法看清十米以外的道路，大白天都开着雾灯小心翼翼地在浓灰中颠簸爬行。 我正坐在中巴车的前部、司机助手后面的那个位子，前边的车窗大开——我看看前后，几乎所有的阿富汗人对灰尘都无动于衷，而车内的妇女都套在布嘎里正襟危坐——看来布嘎至少还有能够挡灰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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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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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出门远行，是去的长江三峡。那时的我还是个中学生，年轻稚嫩得仿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新鲜画卷都即将对我展开。
长江。三峡。天空上，被风扯成了薄丝的云在自由飘荡。
在那船上，我碰到了一个比我稍大一些但同样年轻的男孩子，因为我们买的票都是散席，于是那天晚上我们一起铺开塑料布睡在客船的甲板上，仰望着星空。船缓缓地移动，仿佛是在水面上悄然滑行，长江在我们的耳畔发出轻柔的“哗哗”声；淡淡的月光底下，四周的山峦沉默得那样温暖。他抬手在天幕上指指点点，教我认星星——他说的那些关于天上星星的话，他那认真的样子，他的略显稚气的脸庞，至今还与那一长溜清晰美丽的夜空一并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个当年的孩子，他现在到了哪里？他还记得我们的三峡吗？我不知道，我只是从自己的记忆里将他寻找了出来。
我们的漫长旅途，就仿佛是一种寻找。
陌生人，如果读到这里时你会想起，在你年轻的时候你也曾躺在客船的甲板上仰望着灿烂的星空，那么，我就已经找到了他，也就找到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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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前的喀纳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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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说到阿富汗之前，请让我先来告诉你一个关于喀纳斯的故事。
其实已经快忘记了，如果不是又从记忆里将它提起的话。有许多这样的事情，虽然并不是真的就忘了，但若是没有再次谈起它的机会，也就像是忘记了一样。
十二年前，我曾经寻找过喀纳斯，那时的喀纳斯还鲜为人知。那时我手头的一本中国地图册里有一张全国所有自然保护区的地图，我就是在这张地图上读到了这个名字：喀－纳－斯。
听上去，这三个音节就像是从北疆的那些曲里拐弯的语言中自然而然地流了出来似的——喀纳斯，它是如此明净而流畅，所以我就去了，怀里揣着那本地图册。
有许多天的时间花在了火车上，转车，转车，再转车。有许多天，耳边只响着火车轮子敲击铁轨发出的单调节奏。
记得火车是在夜里经过了宁夏和甘肃。我坐在车窗旁，将头伏在小茶几上，伏在自己的手背上，看见窗外涌来一坡一坡的黑暗，坡上是一盏两盏黯淡的灯；我也看见了那些在黑暗中呼吸和沉睡的村庄。那时我总是在想，这些是什么样的村庄，在这些村庄里又都生活着什么样的人，在他们的生活里，又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我无法认识他们，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我都不可能认识，但是，我路过了他们，我知道他们与我一样生活在那样安静地呼吸着的村庄里，生活在同样生长粮食的土地上。
火车喷着鼻息，靠近了午夜里空寂的小站台。那些穿着搭袢黑棉袄的西北男子扛着包袱一身寒气地上得车来，身旁跟着个披着黑色头巾低眉垂目的温顺女子，或者还扯着一个瘦弱而倔强的孩子。他们很少说话，沉默着，或站或坐，总是在凝神想着什么似的。当我从夜梦里醒来，当我从小茶几上抬起头，在车厢昏暗的灯光底下看见这些面颊瘦削、细眉长目的人时，觉得很有点恍惚。
可是这些我觉得很好看的男子女子，仿佛约好了似的，当我一觉醒来，又都统统不见了，就好像在这列漫长的火车上，我是永久的旅客，而这些从那荒凉坚硬的湟源山坡或沟壑峁梁里走出来的人，只是匆匆的过客。
火车快到乌鲁木齐的时候，我还浑然不觉，因为窗外还是一望无际的温柔的草原，夕阳正斜斜地照着，暖金色的阳光穿透了傍晚时分从草原上升起的淡蓝色雾霭，马儿甩着尾巴在金色的夕阳里吃草。我望着窗外，吹着小口琴，沉浸在一种温柔、年轻而苍凉的情绪里。
到了吗？真的到了吗？我吃惊地问。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土地的辽阔。我坐着火车体会到了时差。
喀纳斯。虽然我在乌鲁木齐四处打听，可是没有人知道喀纳斯。他们总是反问我：“喀纳斯？这是什么地方？”
于是我不再问人。我再次仔细地研究了手头那张简略的地图，觉得这个喀纳斯看上去离一个叫阿勒泰的地方很近，于是我就去阿勒泰了。
在去往阿勒泰的班车上，坐在我身旁的邻居是一个热情的中年男子——在那时我的年轻的眼里，他已经是中年了，可是要是现在叫我来说，三十二岁的他也许还只能算是个青年吧。他自我介绍说是阿勒泰市歌舞团的团长。
“小姑娘，等我们到了阿勒泰，我就请你去喝啤酒。”团长对我说。
记得那时的阿勒泰是一个像手掌一样大的镇子，太阳一下去，凉风就开始在阿勒泰吹拂。记得我们走上一个长长的坡，坡顶上立着一个很大的原木啤酒桶，四周是正在晚风里消暑的人们。我们坐在那个啤酒桶前，团长在龙头底下给我接了新鲜的一扎，我举起来轻轻地抿了一口，一种又香又甜的液体畅美难言地流入了我的喉头。那是我迄今为止喝过的最好喝的啤酒，简直配得上“又香又甜”这四个字。我接连喝了两扎，直醉得热情洋溢。
那天晚上，我们喝完了啤酒，团长就带我去找他的一个朋友安排我的住宿。我记得那好像是一个叫做“金桥宾馆”的地方，四五层高的楼前是一个院子，院子里空荡荡的。我们进门的时候，正好在停电，我跟着团长摸黑走上二楼，在一个点着蜡烛的房间里见到了经理。他的头发不多，顶上好像有些秃了。
将我安排好了之后，团长便要走了。他对我说：
“小姑娘，喀纳斯愉快！”
经理将我安排进了一个单间。我在这个点着蜡烛的房间里摸着雪白的床单发了一阵呆。
经理说：“喀纳斯呀，我知道，但是怎么去那儿我不是很清楚，明天你去问问运木头的卡车司机，或许他们会知道。”
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去汽车运输站打听。正站在车头的引擎盖底下忙着修理的司机们直起身来对我说，阿勒泰没有，但是在布尔津会有运木头的卡车往喀纳斯那边走。于是我回到宾馆来与经理告别。
他说：“出门在外的，你一个女娃子要小心。我有一个儿子与你一样大，也在外面读书，我看到你，就像是看到了他。”说完，他拿出一支硕大的装着三节一号电池的手电筒送给了我。
我先坐班车去了布尔津，然后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前往喀纳斯。沿途看见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或者说，与以后我的关于新疆的记忆混杂在了一起。总是那些树，那些草原，那些马儿和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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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前的喀纳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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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在傍晚到达了它的终点，一个木材中转站，靠近一个名叫贾登峪的林场。贾登峪离喀纳斯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卡车停靠的这个地方正在森林的边缘，有几间连在一起的平房，一间小的挂着锁的是办公室，一间是小卖部，一间是大通铺。司机大哥对我说：“这里没有让女子住的地方，你今晚就睡在我的车上吧。”于是我就睡在驾驶室里了。
夜深了，夜色很冷，眼前的星星因为寒冷而愈加显得清晰。我凝视着窗外冷静的夜空，头脑里思绪万千，无法入睡。后来，我看见一盏马灯，晃悠晃悠地往车这边来了，是这个木材站的站长。
他叮嘱着说：“小姑娘，虽然冷，可是晚上你一定不能把车窗全部摇上，要开一点透气，不然容易出事。”他还给我拿来了一件军大衣，让我盖在身上。
我说：“站长，要不你就上车来一起说说话吧，我睡不着。”于是他就打开车门上来了，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
面对着车窗外璀璨的群星，群星下黑黝黝无际的森林，我们聊了很久。那个夜晚，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是那么年轻，那么美好，那么意味深长。
天空上，星星很大很美；或者说，在我的记忆里，它们是那么大，那么美。
不过当我后来回想起来的时候，却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站长会那样对我推心置腹，将自己三十四五岁男子的心事向我这样一个小女孩子透露。难道因为我是一个陌生人吗？
他说了很多。他说起他的生活，他在这个森林里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女儿，他对他家人的爱——爱得近在咫尺却又难以沟通。我沉默地听着，我们都凝视着眼前的斗转星移，四周是同样沉默的莽莽森林，他的话语融化在其间，似近似远。
前些天翻自己的老照片，看到他的一张，于是记起当时的情形。
早上离别的时候，我对他说：“我给你照一张相吧，以后给你寄来。”
他便走到草地中央蹲了下来，手里揪了一根草，放在手心里慢慢地揉着。于是在这张有点发黄的照片上，我看到了留着一点小胡子的他有点迷茫地蹲在那里，眼睛没有看相机的镜头，而是微微地低着，仿佛在看着很遥远的什么地方。
那位森林里的站长姓阎。他今日又到了哪里？他是否还记得当年——已经十二年过去了啊——和他一起谈话的那个女孩子，他曾赋予她信任，叫她在今后的路途上走得更稳、更热爱他人。不知他是否收到了我辗转托司机大哥给他捎去的东西，里面有给他妻子和女儿的礼物。小姑娘应该已经长大了，是吧？
亲爱的陌生人，除了在我的记忆中，我到哪儿可以找到你们呢？
第二天早上，我从木材转运站出发，前往喀纳斯。离开木材站时，听从了阎站长的建议，我在小卖部里买了很多砖茶和水果糖，准备送给在路上即将碰见的哈萨克人，所以我那个小小的双肩书包有点重。
快到中午的时候，草原上下起了小雨，而我的伞被我拉在了卡车上，所以我从地上捡起一个尿素袋子，用剪刀剪了三个洞，穿过脑袋伸出双臂套在身上当作雨衣，戴上帽子继续走。也许我看上去就像个小木偶似的，不过这时的草原上只有我一个，没有其他人会看见我这个傻样。我在路上走着，起劲地甩着两只胳膊，心里是那样快活。我甚至还唱起歌来——我的歌，只有那小雨听见了吧？
雨下大了，身上还是被打湿了，于是我脱下那湿漉漉的袋子跑了起来。我跑得很快，朝着前方一个正冒着烟气的哈萨毡房。
我正跑着，突然一片湖水就那样袒露在我面前了，蓝的绿的颜色，美得不可方物。湖边站着一排排秀丽的云杉和雪松，顺着山坡蔓延，直铺到了天上。
我戛然停住了脚步站在那里。雨潇潇地下着，草棵子绿汪汪的，湖面氤氲一片，发出各种光芒。我简直是醉了，很想就这样躺在这里不起来了。突然听到什么声音，扭头一看，只见一个包着红色头巾的女子正站在冒着炊烟的毡房门口向我喊着什么。于是我将视线从湖水移开，朝毡房跑去。
我湿漉漉地冲进了毡房，那女子示意我在烹茶的火炉子旁坐下，将身上的衣服烤干。我看着这包着红头巾的女子弯腰屈身勾兑茶汁，身姿温柔而优美，炉子里的火光映着她面颊上的两团酡红。我接连喝下了好几碗热乎乎的奶茶，忙着将奶渣塞进嘴里，又打了无数的手势，只不停地发出一个声音：“喀纳斯，喀纳斯，喀纳斯。”
包着头巾，两颊红扑扑的女子笑了。她用手指着一个方向，告诉我：“喀纳斯。”
睡在地毯上的爷爷醒了，坐起身来，懵懵懂懂地看着我。
那天下午近傍晚时，雨停了，阳光像金子一样铺了满地，草棵子的尖尖在夕阳里微微地颤抖着。
这家的男主人说，全家人没有一起照过照片，就请你帮照一些吧。他们喜气洋洋地把屋里的地毯抬出来铺在毡房外的草地上，让爷爷奶奶坐在中间。奶奶的脸上满是又深又密的褶子，她安详地坐着，手里抱着两岁的孙子。为了让爷爷安安静静的，男主人给他点了水烟，于是照片上的爷爷，戴着顶厚厚的狐皮帽，老是盯着手里的烟袋子。
这些全家福，是我珍藏的照片，也是我自认为拍得很好的照片，在我屋里的墙壁上贴了很久。当我要离开家了把它们取下来时，墙上还印着它们方方正正的痕迹。他们收到我寄过去的照片了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因为我问了好几遍——那时的邮递员是要骑着马才能到达他们那个湖边的毡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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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前的喀纳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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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我就睡在这毡房里，怀里抱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小妹妹。小妹妹很喜欢大声地叫我的名字，在草原上，在毡房边，她一声声地叫着，我也一声声地应着；那一声声里，有多少欢喜的心思在里头。
第二天早上，饱饱地喝了奶茶和吃了馕，男主人就叫他的小儿子用马把我送去喀纳斯。这个个子瘦小的巴郎子大概只有六岁，可是他从马屁股那里蹿上马背的姿势却非常利索，令我惊讶了半天。我们就同骑着一匹马来到了喀纳斯。
过了一座桥，将我送到了河边那排用原木垒成的房子旁，小家伙就一溜烟地跑了。这是林场招待所，有一个姑娘在照看着。
那天晚上招待所里只有我一个人住，姑娘便问我：“如果你一个人在这里会怕么？我的妈妈病了，我想回去陪妈妈。”
我鼓足了勇气说：“我不害怕一个人，你就回去陪你妈妈吧。”
那姑娘说：“你要是害怕就把门反锁好，其实不锁也没什么，这里晚上没有人来的，若真有什么来敲门，你猜会是什么？是熊瞎子！”说完她“咯咯”地笑了。见我没被吓着，她便放心地回家去了。
在她走之前，我跟她讨了许多支蜡烛，她走以后，我把门锁起来，坐在桌前就着亮堂的烛光写了好几封信。有时抬起头来，看见自己的影子正在木头墙上静静地燃烧。
我就这样找到了喀纳斯。在那样的年纪，我还并不知道什么叫做艰难，幸运的是，在我能够真正理解艰难和苦难之前路途就这样给了我一个明亮的希望，这希望也将继续照耀着我今后的路途和内心之中愈来愈深的艰难。
所以我找到的不仅是喀纳斯——我在路上碰见的那些人，正是他们，构成了我在以后漫长的路途中所能够寻找到的那个美好的世界。
喀纳斯。人们。这一切，与阿富汗有什么联系吗？
是的。——因为我，因为路途和世界，喀纳斯和人们就与阿富汗产生了联系。正如同你，亲爱的陌生人，如果你正在阅读这本书，那么你和我之间、你和喀纳斯与阿富汗之间也就产生了一种遥远的、无以名之的联系。
时空就是如此简单地被我们的生活和旅途所联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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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与少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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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和他也始终没有一句言谈。他是司机的助手，正坐在我的前面。
那时我从阿富汗南部城市加兹尼（Ghazni）前往坎大哈，乘坐的是凌晨四点的早班车。
四点钟时，我已坐在中巴车上。车还没开，女人们在车上坐着，男人们在下面忙着往车顶上一层层地垒货。车内亮着灯，明晃晃的，将座位上那一群蒙着蓝色布嘎的幽灵般的身影照得分外地触目惊心。
我转过脸来，想打开窗子往外看看。可是把头一扭，正看见窗玻璃上反射着一张脸——一张饥黄憔悴的脸。
许久没照过镜子，面对着窗玻璃上的这张脸我登时愣住了。
为了控制住在心头一掠而过的自怜和迷惘，我仓皇地把窗打开，沙漠地带在清晨的寒风顿时一涌而入，将脸抽打得生疼。此时的车窗外，正是曙光未现、黑夜最黑的时候——正是曙光和黑夜的交替时分，暗沉沉的夜是那样枯寂无边。点着几盏马灯的停车场上，忙着装货的男人们都把头巾裹在脸上抵御寒风，只露出两只眼睛。随风送来了人们低低的谈话声。
头抵着窗框，眼望着窗外，我的心情渐渐融入了这即将明亮起来的黑暗之中。
此时，一直在中巴车内轻声播放着的音乐脱离了其他声响，异常清晰地传入了我的耳中。这音乐，我在路上已经听到过好几次了。那是一个女歌手的声音，当她低沉时，歌声显得凄怆、悲凉；当她高亢时，歌声却变得激越、嘹亮，就像一道穿透黑暗的长长的急速的闪电，又像一簇在发着寒光的冰冷的水晶墙之后熊熊燃烧的大火。
这歌声将此时我那有些低沉的心绪煽动得像一团在无边旷野里燃烧跳跃的火苗——我在歌声里体会着一种与黑暗相对抗的令人激动不已的情绪，一种自我燃烧的仿佛是献身般的亢奋，一种在荒漠中被禁锢的欢乐。
她是谁？她在唱些什么？
我急忙环顾四周，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交流的人。可是车上依旧还是那些沉默等待的蒙着布嘎的妇女；她们的布嘎，就像是紧闭的门上挂着的一块“禁止入内”的木牌，是一堵横亘在交流之间的无法逾越的厚墙。
我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将它放向窗外。
可是她的歌声已然浸透了我的目光，我的目力所及、我所看到的黑暗中的一切，无一不被她的歌声唱得那样意味深长。我在路上，我试图走向远方，经过漫长的旅程我才学会了怎样去理解世界与热爱他人；而她只凭借着一种声音就直接而敏锐地穿透了我的路途和我的热爱，直达那目不能及的遥远他方。
那些声音，那些遥远的声音啊。
人们站在草原上，旷野中，黑色的泥土里，人们内心深处最温柔、最苦痛的那根细弦因为生活而悄悄地颤动……于是一只云雀从被桎梏的地底飞上了高空，回旋在黄土之上；于是一只雄鹰从悬崖上俯冲而下，在草原上展翅飞翔；于是一匹黑色的骏马在辽阔的草原上疾驰，马鬃向后笔直飘扬。于是一种声音在空中久久地、久久地回响。
我所寻找的，那些声音。
男人们上车了，车子启动，离开加兹尼。
我试图询问歌声，他们一言不发地耐心听着，然后却露出一脸的不明白和爱莫能助的表情。
慢慢地，天就开始亮了。
阿富汗南部的路况大约可以称作极为恶劣：一条黄土路蜿蜒伸向无尽的天边，车子一过便是沙尘滚滚，更兼路面遍布大小弹坑，因此前后衔接或相互交错的所有车子都无法看清十米以外的道路，大白天都开着雾灯小心翼翼地在浓灰中颠簸爬行。
我正坐在中巴车的前部、司机助手后面的那个位子，前边的车窗大开——我看看前后，几乎所有的阿富汗人对灰尘都无动于衷，而车内的妇女都套在布嘎里正襟危坐——看来布嘎至少还有能够挡灰的好处。
总是转眼之间中巴车内就尘土飞扬，活像个硝烟弥漫的山洞。我在尘土中开始不停咳嗽，于是把大披肩兜头兜面地一裹，然后将头抵在前座的靠背上。
因为一直以来断断续续却从未停止的腹泻以及营养不良，我的体重和身体状况早已呈直线下降，而直到此时，我才如此真切地察觉到这一点。路况的糟糕于我本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也常常能够若无其事地忍耐过去，可是现在却只感觉筋疲力尽，身躯绵软，几乎不听使唤。
我一动不动地感觉过了很长时间。时间停止了，我的内心开始虚弱下来。我在哪里？我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我会坐在这个身边都是陌生人、我连自己的疼痛都无法向他们表明的车上？我为什么远离了自己的家乡，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我默默地打开披肩，看着外边。看不清楚。前边的窗子已经关上，只看见尘土在玻璃面上噗簌簌流水般地往下淌。我坐直了身子，将披肩展开，把灰尘抖落，又重新裹到头上。
这时，我看见前面那位司机助手回头瞥了我一眼，让我心里一颤：这一瞥里包含着怎样的关切呀。
他的年纪很轻，不会超过十八岁，一张端正的长脸，轮廓分明，浓眉大眼。他的个子大约很高，高到几乎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他的椅子上背靠背挤着他和另一个人，他抱着自己的膝盖龟缩在小小的椅子里，就像个庞然大物，直挡住了半边挡风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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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与少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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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子开得比较顺畅，比如前面没有其他车子的时候，灰尘渐平，大家都把车窗打开，清新的空气顿时穿入车厢。
我渐渐发现前边这个少年在默默地照顾着我，空气清洁时他会打开窗子，两车交错、灰尘涌来时他会及时把窗关上。他就这样一言不发、不厌其烦地开窗关窗，甚至还向我悄悄递来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
虽然我心中感激着他的好意，可是我们一直没有片言只语的交谈。在阿富汗南部，塔利班政府当初的禁令虽被言废除，但是在实际中却几乎看不到多少被废除的迹象，陌生男女彼此必须相隔的情形举目可见，所以我是加倍小心，不与男子说话。而我也生怕他对我的照顾会惹来别人的闲眼，给他招来麻烦。
因为头昏目眩，我渐渐觉得身不由己，只能瘫在自己的座位上煎熬着。看看周围其他人，虽然也都面目全非，可是在满面的尘土之中仍然可见两只精光四射的眸子，相比之下，我唯有惭愧，只能默默忍受。
而此刻，唯一能让我在虚弱中稍微感到安宁的便是那一盘被反反复复播放的磁带，只有在那给人以慰籍和力量的歌声中我才得到了暂时的忘却而将自己寄托于遥远。
一路上都是军事检查站，大约每隔一个小时，车子就会停下来接受检查。所有的人都必须下车接受搜身，一些男子随身佩带的刀被没收了去。我没有力气离开自己的座位，模糊间睁开眼瞧着，却看见少年指着我跟荷枪的军人说了些什么，他们便示意我不必下车。
在近乎半昏迷的状态中，我突然发觉车子拐了个弯然后就停住了，一直在耳边轰鸣不已的发动机在发出最后一声喘息之后终于静止了下来。原来是停车吃午饭。从半夜三点便即起床，四点发车，直至下午两点才停车休息，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是闭目喘息半天，才能爬出我的位子。车上的人早已一散而空，我站起身来，扶着车上栏杆站了一会儿，渐渐感觉体内血脉流动，精力稍有恢复，于是下车。
这是荒漠之中的一处驿站。在刺目白亮的阳光下，除了并排而立的两座土坯小楼，前后都是茫茫旷野，看不到人烟，只有一条又宽又硬的黄土路从中贯穿而过。
我茫然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看见离路不远的地方，穿着布嘎的女人们在矮墙后边躲躲闪闪的身影，我便赶紧往那里走去。一路上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我没敢喝多少水，甚至连腹泻也好像已被意志力所控制。
重新回到路旁时，看见楼前横七竖八地停靠了两三辆班车，一群男人正拥挤在水泵前洗手洗面。我怯生生地跟在人群的最后。
突然那少年站到了我面前，手里提着一个不知从哪里取来的小水桶，里面是满满一桶清水。他歪歪头，示意我跟他过去。于是我离开人群，跟着他到了另一处。他举起水桶，水流一线如注，我在下边接水洗面漱口。直至双手掬着这清凉上脸，我才完全恢复了意识。我贪婪地将满满一桶水用个精光，甚至连脚也冲洗了一番——我穿着凉鞋，连脚带鞋早已灰扑扑像是泥塑的一般。
直起腰来，我感激地看着他，他也用那双盛满善良的大眼同情地望着我。
点点头向他致谢之后，我走进这个驿站的楼下房间。楼下是左右两排通炕，男人们正坐在通炕上喝茶吃饭。我一走进来，便看见整个屋子几乎所有的男人都瞪着我看，使我立即意识到自己不该在这里出现。这时，那少年又走到我身边，指着墙角一个向上的窄小楼梯，示意我从那里上去。那上面大概会有妇女们隐蔽的角落。
这楼梯通向屋顶平台，在平台上的一个小房间里我找到了两个妇女。小房间的地上铺着席子，她们坐在席上，掀开了布嘎的前沿，正在低头喝茶。
我蹲下来，摸索着席子慢慢坐下。没料到自己已经疲累到连坐都无法坐稳，于是索性躺倒在席子上，一时间只有闭目喘气的力气。
过了一会儿，听到小孩子的声音，我睁开眼睛。在阿富汗乡下的旅馆餐馆，小孩儿常常充当在女顾客之间传言的媒介。
“你吃什么？”一个小男孩问我。
我什么也不想吃。阿富汗的食品一成不变——馕、烤肉或者生洋葱片和番茄——早已令我丧失了食欲。忘记了有多少天我是靠几包饼干和一些水果度日的了。
我只微弱地说了声：“Chuai——茶”，便又闭上了眼睛。
好像过了很久——其实只是一小会儿，小男孩跑进来了，用茶盘给我端来了一壶热茶和杯子，盘子上还放着两包饼干和一碟糖果。我疑惑地坐起身来，看见门外远远的地方站着那个长身少年，他站在只能看见我也只有我能看见他的地方，向我招了招手。尽管如此，瞥见屋外站着个陌生男人，屋里的两个女子还是赶紧将布嘎的前沿掀下来遮住了颜面。
我定了定神，然后便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走出门去，站到他的面前。他羞涩地笑了一笑，往我手里塞下两个洗好的青苹果就转身走了。我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看见他的褐色长袍短了，没能遮完的长胳膊长腿露出一截在外面。
我回到屋里坐下，喝茶，吃饼干。
粗糙的饼干只勉强嚼了两口，在嘴里团团地转着，却怎么也吞不下去。我心下有些绝望，呆呆地将饼干攥在手里，眼睛瞥着墙角的垃圾。我知道自己倘若不吃东西，便没有力气继续前进，便辜负了那个少年对一个陌生的异国女子的真诚和关怀。所以便连连喝茶，发狠吞下几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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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与少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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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放在茶盘边上，正像一片温暖，温暖着我的眼和我的心。我看一眼，吃一口饼干，看一眼，吃一口饼干，突然间热泪盈眶，喉头哽塞，几乎不能成咽。我不由得双手掩面，手指间仍夹着块饼干。终于又被我强压了下去。
在将整壶热茶不假思索地都灌进了腹中之后，我感到精力稍微有了些恢复，身体也停止了颤抖和摇晃，能坐得稳些了。我的心神渐渐宁静下来，刚才的万千思绪已化为一片平静。青苹果很涩，很硬，我就着茶，一小口一小口地将它们都咽了下去。
原先几乎感觉不到胃部的存在，现在，我知道它开始正常地工作。
不经意间抬头一看，那个少年正站在门外的远处往我们这边望着，手里提着两大串清水嘀达的葡萄。
他就那样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等着我抬头看到他。
我走出门去站在了他面前，对他露出一个表示感谢的微笑。他也笑了笑，然后将葡萄放在我手里，就又转身下楼去了。
我将葡萄放在茶盘中。小孩子们一看见葡萄便两眼放光，围在屋门外叽叽喳喳。我招招手让他们进来吃，他们都忸怩不安，不过在我的百般劝诱之下，还是抗拒不住诱惑进来分了些去。我又请那两位妇女吃，她们刚刚吃完家人送上来的馕和烤肉，都笑着拒绝了。于是我将剩下的葡萄一粒不剩地全部吃掉了。
当我离开屋子回到车上时，只感到神气一爽。剩下的路程，即使依旧是在无边无际的荒漠中颠簸，却已经不再那么可怕。
黄昏起风的时候，车子终于逶迤来到坎大哈。我下了车，少年坐在他的座位上往下看我，我站在窗下与他对视了一眼——这短短的距离却是那么的遥远！
我轻轻地对他说：“再见！再见！——Kho－Da－Hei－Fei－Zi，Kho－Da－Hei－Fei－Zi!”
他好像听懂了，因为他非常纯真地微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
然后我目送着车子绝尘而去。
再见了。
我知道，自己和这个自始至终未对我说过一句话的长身少年，大约是永不会再见的了。
后来，虽然我并没有放弃对那歌声的寻找，可是在阿富汗时，我始终未能弄明白歌手的名字，直到有一天终于有人告诉我，那并不是阿富汗的歌声，而是来自伊朗。
于是在伊朗的大不里士城，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来寻找。一个路遇的大学生自告奋勇地做我的翻译，带我来到他的好朋友开的一家小小的音像店。那个年轻的老板，唇上留着精致的胡髭，显得矜持而又彬彬有礼。我通过那个大学生，详细地解释着那歌声留给我的感受，希望那老板能够通过我的描述回忆起也许曾经有过的相似的感受，然后帮我找到那歌声。
我说，那歌声悲伤时，就像是母亲失去了孩子，又像是牧羊人失去了他的羊群；当它快乐时，就像是对神的感恩的祈祷，带着春日般明净的温和。我回忆着那歌声所留给我的种种印象，反反复复地补充着、解释着。
老板点上一枝烟在手指头上夹着，静静地、耐心地听着我那颠三倒四的描述。然后他将几盘磁带放进录音机里让我试听。
都不是。
他说：“你等一下，我回家里拿些东西来。”
过了半个多小时，他从家中拿来几盘不同歌手的磁带，而其中的一盘，正是我在苦苦寻找的。
她的名字叫海蒂。海蒂曾是一位在二十年前就已声誉卓隆的诗人歌手，在霍梅尼作为伊朗最高领袖的时期【1979年，由霍梅尼领导的激进派伊斯兰教士在伊朗发动了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统治，形成了现今伊朗政教合一的体制。】，因为政治原因遭到政府的驱逐，至今仍流亡他乡。阿富汗的几种主要语言与波斯语一样都同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交流起来无甚障碍，所以海蒂的歌声不仅传遍了伊朗，而且也能够传遍阿富汗。
当那个大学生发现我正寻找的竟然是海蒂时，他的喜悦无法言表，只说，海蒂的声音是他灵魂的声音，有一段时间，他唯有夜夜听着海蒂的歌声才能入睡。
海蒂的歌和其他一些歌声，因为遭到政府的禁止和控制，在伊朗已经没有了正式出版物，只在地下流传。街上偶尔会有没有盒子没有任何字样的磁带的复制品出售，一些音像店兼营复制业务。
所以我在那个小店里又等了三个小时，等那老板帮我把她的五盘带子和其他一些磁带复制出来。后来当他把那一共八盘磁带交给我的时候，他说：
“谢谢你能听懂。”
我也郑重地说：“谢谢你，让我找到了她。”
当我走出小店时，恍然发觉暮色已然降临。
我至今仍然在听着这些磁带，我听到的是人类灵魂的歌声，这歌声越过了各种语言，直抵我们的心灵深处。倘若在我们内心深处存在着的那种源于肉身和灵魂的悸动、我们源于生命和死亡的挣扎、我们对世界的热爱和为之所感到的喜悦与苦痛能够用歌声来表述的话，海蒂的歌声便是那样的一种歌声。通过她的声音，我们所热爱的那些纯洁的、真诚的、美好的东西得以展开双翅，飞翔在人类苦难的大地之上，飞翔在我们头顶的明媚蓝天之中。
现在，因为珍惜着磁带，我已经很少听它——在反复聆听的过程中，被磨损的磁带上海蒂的声音已渐渐变得有些沙哑了。可是此刻，我拿出了这几盘磁带，她的深沉激越的歌声又一次回荡在我的小屋里，不仅让我的热泪再次从心底涌出，也让我的心得以越过此时北京春季满布阴霾的天空，飞到了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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