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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日落九世纪》
序幕：走向九世纪(1)
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
羁离官远郡，虎豹满西京；
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
归去在何处？流泪忽沾缨。
--韦应物（公元737-792年）
这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
唐大历十四年五月的一天，日暮时分。
初夏的夕阳在飞沙朦朦的深处摇摇欲坠，把最后一抹光彩撒向重重檐甍的长安城，从皇城中向东北遥望，远方高处红墙碧瓦的大明宫仿佛一位悄然独坐的巨人，披着满身的流光溢彩，在最后的辉煌中，无语沉思。
帝国的重要官员们都在皇城中忧心忡忡地等待着。三天前皇上就已经因病重不视朝政了，几天来没有好转的迹象，刚才不久甚至传来了皇上下诏令太子监国的消息，一切似乎都表明：天子大行的时刻即将到来。
夜幕渐渐降下，随着红烛轻烟，当今皇上御临天下十七年的往事在每个值日大臣的心中袅袅升起。大唐天宝年间，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历史上称其为“安史之乱”，这一场中央与叛乱势力的大决战持续了七年之久，实际上，它的余波和由此带来的纷争局面远不止七年。玄宗以后是肃宗，肃宗以后是代宗，肃代之际国家的现实就是为这一场斗争所带来的恶果而疲于奔命。这是一段从噩梦中醒来却又无法摆脱恐惧梦魇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人忧伤与无可奈何的时代。回忆往事，历历如在昨日，又如何不教人感慨万端！
就在此时，大明宫紫辰内殿突然灯火大亮，一片哀号之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李豫停止了呼吸，时年五十八岁。慌乱之中，似乎只有太子不为所动，依旧静静地跪在父亲的榻前，表情异常肃穆而凝重，只见他深深地直视着前方，坚毅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一切障碍。
八天后，太子李适即位，成为唐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史称德宗。这一天是公元779年的6月18日，离八世纪结束九世纪开始尚有二十一年。
任何一种政治斗争，都是从一个皇帝开始，又从另一个皇帝结束的。只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子存在，这一周而复始的循环就无始无终。
公元779年：雄心勃勃的新帝
天子的驾崩是国丧，古代传下来的礼法要求臣下服“斩衰”三年，这是古代五种丧服制中最长的一种，子服父丧，就必须遵照这一礼制，三年之内不应考、不做官、不婚娶。不过，这对于国家显然是不适合的，假如朝廷在那么久的时间里无所事事，天下还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礼法无非是治天下务须以孝为根本的意思，因此为达到目的，从权变通就是无可非议的了。这种做法似乎是从仁孝的汉文帝开始的，他把三年的时间缩为短短的三十六日，大唐自高宗以来，都是遵照此制行事。先帝的遗诏更是效法列祖的宽仁厚爱，要求“天下吏人，三日释服”，也就是说，只须服丧三日。本来这并无可置否，但是在治丧期间却为此闹出了一场风波，起因来自一位性格刚急、为政苛细的大臣常衮。
常衮数年前就出任宰相。或许是出于对先帝的爱戴，或许是出于其他一些原因，坚持大臣也要同嗣君一样服丧二十七天。为了证明言出由衷，他在守灵时动不动就放声大哭，弄得其他人十分尴尬。
这一天，常衮照例又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哭得趴在了地上，随从只好走上前去把他扶起。中书舍人崔祐甫对这种矫情实在是不能容忍，大步走出行列。
甫指着常衮对众人道：“臣哭君前，要人扶起，天下有如此的礼法吗！”
常衮没有料到中书舍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一时语塞，气得脸色通红。
这天礼毕，朝中群臣召开会议讨论丧服期限。常衮的机会来了，他引经据典，振振有辞：
“汉文帝从权，也要三十六日；本朝玄宗、肃宗之丧期，始服二十七日。当时诸帝遗诏虽然也说三日释服，但在朝群臣实是二十七天除服。所以臣子应同皇帝一样守丧二十七日。”
祐甫不依不让：“先帝遗诏‘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并无朝臣庶人之分，更无内外有别之意。三天就是三天。除天子外皆应释服。”
常衮抓住遗诏中的“吏人”字眼：“吏乃官员所自行任命者，与公卿百僚岂可等同！”
甫力辩道：“《左传》中‘委之三吏’就是指三公，难道历史上常称的‘循吏’、‘良吏’，也是胥徒之辈不成？！”
常衮似乎一片忠诚：“礼制无非人情。当今公卿大臣，无不备受皇恩，若与百姓同制，于礼何安？”
祐甫也拿出杀手锏：“如此则置先帝遗诏于何地？遗诏可改，孰不可改？”
两人相互力争，辞色凌厉，吵得不可开交。常衮尤其不能忍受中书舍人这种强硬的态度，会议结束后立即上表皇上，认为崔祐甫率情变礼，轻改国典，有悖于臣子之道，请求给予贬职潮州刺史的处分。
礼仪是不可偏废的，否则就失去了立国的基础。能否极尽礼事，也是衡量嗣君可否担当国家重任，成为新一代天子的重要标准。连德宗这时都不得不表示出极大的悲哀，一举一动不敢越轨，甚至因为哀痛而食不下咽，只好以一种叫作马齿草做成的汤下饭。德宗接到常衮无疑是过分渲染的奏章时很生气：这个崔祐甫生为人臣，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皇上虽然认为常衮的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须的，因而贬祐甫为潮州刺史的处分有点过重了，于是传旨将祐甫贬为河南少尹。
九天后，诏书正式下达。祐甫为人正直，向有口碑，许多朝臣对常衮的做法也多少有些反感，因而新帝即位伊始的第一件事情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少物议。礼法在理论上既是一种不可轻改的制度，便往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微妙的工具，谁能善于利用，谁就能取得想当然的胜利。
这件小事到此并没有完。当时，代宗弥留之际，曾命功高勋著的郭子仪兼理冢宰。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进封为汾阳郡王，官爵显赫。但朝廷不愿子仪久掌兵权，所以授职后或不令到任，或事定即召还朝，使之常处于闲散地位，这也是古今对付功臣的常法。代宗大历年间，吐蕃仍年年入侵，子仪以副元帅久驻河中、邠州，承担防备任务。此际既受命为顾命大臣，新帝便召子仪还朝，充当山陵使，负责先帝的安葬事宜，并赐号“尚父”，进位太傅、中书令，这也都是很高的优宠。享受这一表面上有丰厚待遇而实际上被分权架空的军事重臣在当时还有朱泚和崔宁等人。早先，子仪和另一重要的大将朱泚就以军功授职宰相，但皆不预朝政，惟常衮在政事堂处事，需要奏事时代二人署名。大唐建国至今，一直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长官共同署理政事向皇帝负责，政事堂会议是最高的行政机构。罢贬崔祐甫的奏章署的是三人的名，结果崔祐甫遭贬后，郭、朱二人上表声言祐甫不应获罪，新帝德宗非常惊讶。
于是皇上不顾正在守灵的当口，立即召见二人：“卿等早先说其有罪，现在又言其无罪，这是何故？”
二人都回答：“当初常衮奏报，我等并不知道。”言下之意很明显，常衮在这件事上不仅独断专行，且有欺君之嫌。果然，德宗一听，龙颜大怒。新君践祚，恐怕最忌讳的就是臣下的欺罔，常衮竟敢如此欺骗寡人，实在是不可容忍。皇上在万分惊骇中立即下令，贬常衮到千里而外的潮州。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常衮在众目睽睽中狼狈而出。
这种贬职有一个含蓄的称呼叫“左迁”，天子的诏书往往称之“谪佐遐藩”，在本朝，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处分。左贬常衮的同时调回了崔祜甫，那时祐甫刚刚离京不久，才走到昭应县，闻诏而返，受命出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唐制度，非三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衔即为宰相。这是倏忽之间发生的事，宰相是国之重臣，挥之即去，招之即来，其突变程度，又使朝野震悚不已。
对被贬出京的变故，祐甫倒是有着思想准备，只是皇上此番以相位托付，却让祐甫在一路上想了很多。昭应就是现在的临潼，离京城不过一天的路，驿道两侧，山野葱茏，和风吹过道旁的青槐，弥漫起一股浓郁的清香。祐甫带马徐徐而行，想着以往与常衮的积怨，一幕幕情景潮涌一般浮上心头。
那是祐甫刚出任中书舍人不久，宰相常衮就数次以职权干预祐甫的工作，被他一一顶回，引起常衮的不满，命他分管吏部选官事宜。而祐甫每次报上的人选，大多数被常衮驳下，甚至还为此遭致斥责。有一次幽州节度使朱泚上表说，在他手下的将领赵贵家里，猫鼠同乳而不相为害，可见是一件大大的祥瑞。代宗诏示宦官颁示于朝，常衮率文武百官向天子庆贺，独有祐甫不以为然。宫侍问其缘故，他答道：“这是失常之事，可哀而不可贺。”并为此向代宗上表陈述理由。祐甫记得自己在表中还引申说，若照五行灾异理论来看，猫不食鼠恐怕是一个不祥之兆，皇上必须“申命宪司，察听贪吏，诫诸边境，无失儆巡。”结果得到了代宗很高的评价，自然就使常衮更加痛恨。
祐甫不是一个随事俯仰以取媚君上的人，照他这种性格，即使入朝为相，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原则。不过，他还是感到责任重大，如果处理不当，个人的进退自然是不足为意，但国家的前途就或许会受到影响。
祐甫心里很清楚，未来的岁月，将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
序幕：走向九世纪(2)
德宗尚未除服。尽管常衮的所作所为多少有点影响情绪，但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皇上正急切地盼望着祐甫的到来，他需要尽快地进入天子的角色，大大地施展一番。
祐甫一到京，德宗立即在谅荫中召见：“贤卿，依你之见，当前急务何在？”
祐甫对前朝的政治弊端深有体察，对常衮严厉苛细的作风也很不满：“臣以为，圣上君临天下，首先须革除旧弊，开创新风，使喁喁之情望治。”
德宗盼望的正是这句话。新君盛年即位，精力充沛，天子的优荣与无上权力正使他满怀着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现在宰相的期望正和他的决心一致，德宗精神大振，示意祐甫说下去。
祐甫道：“要想励精图治，更新气象，首先要选拔天下俊才，亦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兴旺。所以臣以为当今大计，就是要广开才路。常衮为相时想矫正前朝以货贿官的弊病，而采取一味杜绝的做法，非登科第者不得进用，使得贤愚同滞，真可谓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德宗颔首，表示同意，紧接着又问道：
“朕近来罢梨园使及出宫廷乐工三百余人，免除四方贡献，又下诏不得妄奏祥瑞、请度僧尼诸举，天下反应如何？”
“民心大悦，”祐甫肯定地说：“朝野内外，皆有耳目一新之感。尤其免除四方贡献一事，臣在入京途中，路听过往行人说，甚至河北强藩的士兵都感叹明主出世，纷纷投戈于地，不敢再生反意。”
德宗龙颜大喜，一腔豪情油然而生。
玄宗皇帝以来灾难连绵的现实是有目共睹的，罪魁祸首当然是越来越坐大的藩镇。肃、代两朝以来，各地节度使都拥兵自重，不受朝廷节制，尤其在东方形成了几个强劲的藩镇，互相连衡盘结以自固，给中央集权以极大的威胁。唐代藩镇也称“道”，道的长官为观察使，雄藩重镇又兼节度使，一般的则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以掌军事。道在名义上是监察区，但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行政实体。
河北道的三镇首当其冲。其一是魏博镇，节度使为安禄山的降将田承嗣，代宗末年由其子田悦继任；二是成德镇，最初是奚人李宝臣，此人原名张忠志，曾被安禄山收为义子，投降朝廷较早，朝廷任命为成德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三是幽州镇，首脑李怀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后来加入安禄山叛军，史朝义死后，朝廷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代宗时的公元768年，其部将朱希彩及朱滔、朱泚兄弟杀李怀仙，后朱氏兄弟又杀朱希彩，先后任节度使。比较起来，最北的幽州镇似乎对朝廷尚还忠诚，至少还未见什么谋反的迹象。
除此三镇之外，在齐鲁地区还有一个淄青镇，自先朝至今更是一个潜在的对抗朝廷的重要力量。节度使侯希逸原为军士拥立，后被表弟李正己所逐。李正己原名怀玉，是高丽人，正是他前几日派使者入朝觐见德宗，说是出于对圣上的景仰，愿意献钱三十万缗。可见从藩镇士兵到节度大将，都开始为德政所感化了。想到这里，皇上更是由衷地高兴，不过，对李正己过分的殷勤，德宗却是有点怀疑。
“千万不可接受这三十万。”祐甫斩钉截铁。
“哦？”德宗颇感意外：“你倒说说理由看。”
“李正己虎狼之心路人皆知，此举无非是投石问路，试试皇上的态度。”
“你这话不无道理。朕之所以犹豫，也是怕日后被其利用。不过--”德宗有些担心：“若是拒绝，岂不是会滋生事端？”
“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祐甫显示出其对形势的独到体察：“派遣使节去淄青慰劳，用李正己所献的三十万缗颁赐将士，一方面普泽圣恩，另一方面也让天下知道朝廷并不看重钱财。”
德宗听到这里，禁不住拍案叫绝：“贤卿真是良弼之才！此举正合朕意，就照此办！”
这无疑是一次出色的外交，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也引起了严重的后果。不过，德宗和祐甫都无暇顾及了，祐甫正忙着进行大规模的荐延推举，每日都要任命数十人。而皇上更是在考虑一个重大的决策，这是由几天前发生的一件未遂政变引起的。
肇事者是兵部侍郎黎幹。黎幹与一位宦官刘忠翼很亲近，在某种程度上结成了死党，两人在行为上都有点狡险谀佞、恃宠贪纵的味道，引起了众人的愤恨。德宗即位不久，长安城中纷纷传言二人要起事，原因是他们皆参与了劝先帝代宗改立独孤贵妃为皇后，而立其子韩王李洄为太子的密谋，由此可见这二人对当时的太子、现在的新帝早就心怀不满。
在德宗入继大统的态势面前，黎幹也知道逃不过去。但要想有所作为，黎幹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他所担任的兵部副长官--兵部侍郎虽然掌握兵部的实权，但兵部本身却并没有军权。不过，刘忠翼可是皇上身边的人，无疑在这种事情上有着极大的方便。一天晚上，有人看见黎幹悄悄地乘车溜进了忠翼的府第，夜深方回。
德宗接到报告后立即采取行动，一查罪名果然成立，于是两人皆被流贬。皇上这下子想到禁卫军的重要性了，安史之乱后，禁军甚至已成为唐室中央军队的主力，先后成立十军，即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号北衙十军。所谓“北衙军”就是皇帝的近军，而其中尤以神策军最强，在朝廷政治中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回忆起肃宗、代宗时期的大宦官如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先后典掌，均生骄横的故事，德宗真是不寒而栗。目前神策军也由宦官王驾鹤掌领，权倾中外，假如一旦图谋不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德宗在大明宫中苦苦思索了一天。中央必须直接掌握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对付日益骄横的地方藩镇和突发事变，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一支强大的武装处在天子脚下，若任用不得其人，结果就可能更糟。
时间已经到了傍晚时分，德宗望着小太监默默地点燃蜡烛的身影，忽然心光一亮，他想到了数日前曾召见密语的司农卿白秀珪。
这天深夜，白秀珪秘密地进入宫中，与皇上长谈了一夜。清晨，德宗还是依依不舍：“贤卿忠心耿耿，人神共鉴，朕就赐你名为‘志贞’如何？”
白秀珪肃衣俯地：“臣誓死效忠陛下！”
事情似乎已经定下，但皇上还是疑虑重重，他清楚地知道这件事非同寻常，每个细节都必须小心谨慎。于是，德宗第二天又在延英殿单独召见了宰相崔祐甫，定下了最后的行动计划。
六月二十六日，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王驾鹤接到通知：宰相崔祐甫召见。祐甫当时是首席宰相，有权处理政府百官的日常事务，驾鹤不敢怠慢，立即赶到了设在大明宫月华门外中书省中的政事堂。
双方一见面，少不了一番寒暄客套。驾鹤一心以为有什么急事，落座后，便等着祐甫发话。但祐甫却不紧不慢地谈起一些琐事，有时还请驾鹤发表看法。崔祐甫一向不苟言笑，驾鹤对他也一直颇为敬畏，此刻更是小心应付。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去好久，可宰相还没有结束的意思，驾鹤不知祐甫葫芦中卖的什么药，心中狐疑，但又不便开口询问。
就在这时，被赐了御名的白志贞已在数名中官的陪同下，急赴神策军军营走马上任，取代了驾鹤的职位。等到驾鹤回来时被告知，他此刻的职衔已经不是在任十数年的神策首领，而变成了皇家园林的总管--东都园苑使--一个名副其实的闲职了。就常理来说，在和平的局势下，这一带有诡秘色彩的做法多少有失天子的风范，皇上的疑心病从开始就显得有些过分，不过，这一果断的举动大大地鼓舞了朝臣们的信心，更使得朝廷上下耳目一新，大家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新时代即将开始了。
这段时间中，朝臣们也常常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前一年的十、十一月之间朝廷对安史余孽最后会战的情景来，当时封雍王的德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会同各军攻打史朝义的最后据点东都洛阳，一举平定两河，成绩是何等显著！眼下新君即位，更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虽然这些尚还不能算作是新一代天子的不凡之处，不过至少可以说明当今皇上倒也并非是庸懦之辈。国中士庶大受鼓舞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高兴得太早了。
其中自有原因。
警报：帝国的财政
五月的早晨还是颇有寒意。五鼓时分，尚书右仆射刘晏正骑马奔向城东北的大明宫。
这一天照例是举行常朝的日子，本朝朝参制度规定，单日御朝，双日休朝，称为正御朝参，又称常朝，皇帝要在宣政殿或含元殿朝见群臣。
刘晏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尽管他在七岁时就有“神童”的美誉，小小年纪即被授为秘书省正字，算得上是少年得志了，但更多时候他还是习惯于把敏锐的才智表现在行动而不是口才上。刘晏的突出成就是在理财方面，十几年来，仕途虽然两起两落，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兢兢业业地为国家的经济奔走效劳。上到天子，下至士庶，对这一点都不得不承认。
尚书右仆射也是个有名的慢性子，在旁人看来，有时还甚至迂腐得难以理解。仆从们对此倒是太有体会了，早上起来，时间已经不早了，可仆射却还在不紧不慢地裹头，手下人看不下去，教给他正确方法，可仆射不为所动，继续慢腾腾地操作。这不，眼见五鼓已过，早朝将近，现在只好加紧赶路了。但刘晏忽然勒住了马头：“且慢！”
随从们朝着他的眼色望去，这里正好是东市的边缘地带，路旁有人在卖蒸胡饼。炊烟袅袅，热气腾腾。
“去买几只来！”尚书仆射饶有兴趣。
“四郎，眼下是去上朝--”
“无妨，”刘晏摆摆宽大的衣袖，“喏，袖中自有天地。”
等刘晏用袖子包着好多蒸胡饼赶到建福门时，朝中的文武大臣们已经在那里鱼贯排列，等候皇上临朝了。不少人在互相议论着：
“此次一举剪除黎幹、刘元翼逆党，足见今上图治之志，真是大快人心。”
“此话有理。不过皇上以士人白志贞代王驾鹤领神策，更见明君本色，足令朝野为之同心，河北为之胆寒也。”
刘晏似罔若无闻，从袖中掏出蒸胡饼，自顾大啖起来。同列侧目一看，不禁好笑：“仆射真是雅兴，含元殿下，入阁之前，大啖胡饼！但不知其味如何？”
刘晏不知话里调侃之意，忙不迭地道：“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就在这时，但见一旁闪出司礼太监，大声唱道：“圣上驾到--
众臣按班就列。刘晏也赶紧停止了口福之享，站到了队列中。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就在这时，他的命运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德宗这一天宣布：鉴于掌领天下财赋之一的重臣韩滉过于掊克，调任太常卿，而由刘晏一人独领度支、盐铁、转运、青苗诸使，全面主持财政。
序幕：走向九世纪(3)
尽管乐观情绪遍布朝中，但人人心里也都很清楚，公元779年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当新帝德宗踌躇满志地踏上皇帝的宝座时，国家所面临的却无疑是一个近于灾难性的局面：帝国的河北、山东已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势态，剑南、山南、河南、淮南、岭南数道甚至京畿地内，拥兵大将时时兵变；边疆在吐蕃、回纥的进逼下丧失了河西走廊、西藏及新疆地区，只有少量孤镇在苦苦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用日竭，南方数道半壁江山的收入维持着朝廷的财政；朝中派系的斗争，也渐有抬头的趋势。可谓是内外交困。形势严峻。
在所有的危机中，帝国的财政是最糟糕的。
当年的先帝代宗就无可奈何。大历四年、九年先后两次下诏，大意都是说：连年的战争兵革之后，天下凋瘠，军国空耗，因而要减轻供费，率行节俭，务劝农桑。但效果却不甚理想，原因亦不外乎战事方殷，国家的消耗实在太大。
幸好肃、代之际，帝国出现了一位天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所作的努力和创下的优良范例拯救了大唐的生命。这个人就是刘晏。
时间必须追溯到十几年前。
肃宗时因为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剧烈，兵革之际，中外艰食，财政极度困难，因而先后起用第五琦、元载、刘晏等人掌理调整财政。三人在理财上的方法各有不同，而成绩亦参差不等，比较起来，刘晏最著，元载最差。
第五琦是最早着眼于南方的人，早在玄宗时就曾建议大力调用江南财赋以应军需，并且身体力行，创办甚多。他又创立榷盐法，即由政府专卖盐业，居相时还严格实行除租调外不得对百姓横征赋税的政策，有很隆的声誉，在许多方面对刘晏有所启发。但第五氏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实行的币制改革却导致了失败，身遭贬斥。后虽被起用，但创意不多。
继之而起的是元载，此人是决定刘晏命运的人物。就理财而言，元载实在是不足称道，他所采取的做法近似于不负责任。在任职江淮转运使这一重要职务期间，负责征括违负拖欠及逋逃民户的应纳租调，所作所为几乎就是明抢。不过，这倒并非是因为他低能，而是因为他的着眼点本不在此。元载出身寒微，因为熟悉道家之学而被擢升，他后来的经历证明他的特长原在于政治上的长袖善舞。在有野心的元载看来，兼任转运使这一与钱谷打交道的官职杂务繁重，既不利于他的清誉，又影响在仕途上的进一步钻营，显然得不偿失。于是乎不久便推荐平时相处颇好的刘晏代己出任此职，刘晏从此正式走进了帝国政治的前台。这时是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六月。
转运使的任务是负责粮食、财赋的转运。
刘晏一上任，就立即赶到江淮地区考察。
马上的奔波足令人心神劳倦，然而刘晏似乎总是精神奕奕。这一天终于接近了淮河岸边的一所漕站，一行数人望着静静的淮水，都带住了马辔。那些扈从们更是吁出一口长气，心想这下可以轻松一下了。但回头一看，只见转运使却拿着马鞭拈掐着什么，手下人知道，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以前在京时，每次入朝，这位大人总是一边算账，一边策马赶路。不过现在正在野外，并无公务等待处理。
“大人，前面但见一派河水而已，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估算的？”
“你等哪里知道，”刘晏哈哈一笑，用鞭鞘指着不远处的淮水：“你等可看出河中流的是什么？”
“……”侍从们茫然。
刘晏收回笑容，深深地凝视着宛如白练一般的流水，自言自语地说：“泉货滚滚，泉货滚滚啊！”
说罢，一挥手：“走！到漕站去。”
这所转运站照理也算是淮水一线较大的一所了，不过看上去却不怎么繁忙。几艘从上游下来的空船正停在码头补充给养。一眼望去，上面的船工和几个官员模样的押运人员几乎都是白发苍苍，似乎是些精力不济的老者。刘晏不禁皱了皱眉头。
“去。”刘晏吩咐道，“传那些人上来。”
一名随从立即跑到码头边喊到：“你们那些人下来，大人要问话！”
有人在船上应道：“喂，哪位大人？”
“哪位？！大胆奴才，江淮转运使！”
“莫非就是户部侍郎刘晏？”
“正是！”
这下立即有一位官员跑下船来，跪下给刘晏见礼：“不知大人驾到，多有不敬，尚望大人恕罪。”
刘晏瞧着这人，一袭破军装几乎就要衣不遮体，双眼凹陷，头发已呈灰白色，满脸的倦容。
“我来问你，”刘晏不多废话，“漕运乃国家安危所系，何等重要！朝廷委派军将典押，转相受给，达于京师，职责又是何等繁重！如何尽选尔等白发老弱者承当？”
“回大人话，小人等却并非老弱之辈，当初淮北巡院命我等行其事时，也是经过挑选。只是一路风波险恶，责任重大，我等无时不小心谨慎，生怕有所闪失。数次下来，大家都是憔悴不堪，故而早生华发。小人们这一段还算是好的，进入汴水到黄河一路，潮急浪大，更是惊险，那儿的人只要走一趟头发就全白了。”
刘晏听到这里，立即翻身下马，双手扶起这个典运官。心头潮涌，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过了良久，他才又问道：
“照你看来，若要顺利其事，首要之务是什么？”
“小人瞎说，也不知对不对，小人们最希望有一条大而坚固的舰船。”
刘晏听罢，站直了身子，再一次望着流动的河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定要造新船！”
在刘晏的坚持下，杨子县附近的十个船场在一两年内就建成了。刘晏制定的造价预算更是惊人：每条一百万钱！
大多数官员非常惊诧。一百万钱就是一千缗，按照实际情况。每条漕船有五十万就足够了，况且目前国用正乏，诸般费用都宜精打细算，如何能这样大手大脚？！有人直接到刘晏面前表示反对：
“大人每艘给钱千缗，而所用实不及半，如此岂不虚耗太多！”
“不然。”刘晏对来人道：“凡所创制，必须作长久之虑。现在造船是国家的急务，起步阶段参与者甚多，首先要使他们个人收益丰厚，才能使官家的船只质量得到保证。我现在拨一千缗，今后必有偷工减料中饱私囊者，即使减去一半，犹还能保证进行。这就是‘论大计者，固不可计小费’的道理。”
这下轮到来人大为叹服了。
在负责理财的头五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南北漕运线。公元777年，刘晏在回京途中又在陕东进行了考察。这里是南方粮赋运往关中的重要过渡段，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现实情况却十分令人忧虑，刘晏给宰相元载写了一封信，着重汇报了当地漕运败坏的状况，再次强调了重视从南方漕运粮赋的迫切性。
在理财上，刘晏干任何事情都经过全盘考虑。通过五年的实践，他对漕运的种种运作以及各种利弊已经非常清楚。事实证明，刘晏理财的突出成绩正是改善了南北漕运，创制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程和具体的运作方法。同时，完善了盐业专卖，使盐利收入在代宗末期达到了国家总收入的一半。
经济与政治一样，优秀的理论并不能成为优良成效的保证，刘晏的实干经验来自于他的实践，他在具体操作中的种种办法无一不显示出专业化的特征。还有两个例子值得一提：
一是巧妙地利用了知识分子看重声名而专业人士着重眼前利益的普遍特征。刘晏认为，士人的声名和清誉是其前程的基础，一旦陷入赃贿贪污的罪名，则身家性命一起抛失。所以士人大都认为不如弃利重名，达到最终显贵的目标。普通的吏人则不同，本朝制度，吏者不可应举，因而即使再廉洁奉公，也不得大用。所以此辈往往铤而走险。基于这种认识，刘晏便任命士子出纳钱谷而以吏员专事文书符牒，使前者得示廉勤而使后者无所用计。
二是对权贵或亲友的嘱托，无论是官位还是俸薪的要求都一概答应，但只是令其徒领干薪，不允许这些人到位视事。
刘晏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方法，明显不符合政治和道德上的要求。在中国，言利始终是与道德信念的要求相悖的，刘晏的某些做法注定了不会长久。就造船一事言，几十年后的咸通年间，有司果然计价给资，无复羡余，结果造出的船只脆弱易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漕运的衰废。
德宗即位了。他正要干一番大事，所以深知财政的重要，否则也就不会如此重用刘晏。刘晏当然也很清楚，国家的急务就是保证财力以应付越来越严峻的现实。他也知道绝不可以停止在原来的成绩上，必须还要更进一步。在独当大局后，刘晏便把目光投向了税制改革。
当时的税制由于现实状况的变化显得弊端百出，理财官员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刘晏早就开始了税制改革的种种实践，如对户、地税的改订，准备着为彻底改革税制打下基础。然而，难以预料的命运改变了他的一切。
专家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有专业上的技术和为此献身的精神，却缺少政治上的眼光。刘晏的政治经验很不足，在技术上的精明也不能弥补此道的匮乏，他的第一个错误是贸然参与了对元载的审判，要知道元载与他的私交并不坏，且又是他的提荐者，以刘晏的这种身份作大义灭亲之举在习惯于拉帮结派的人看来却无异于落井下石。他犯的第二个严重错误是对元载死党特别是杨炎没有一举消灭，过于心慈手软的结果是反遭其害。刘晏还不善于正确地洞察政治形势，更可悲的是，甚至到了大祸临头之际也未能醒悟。
序幕：走向九世纪(4)
复仇：第一次斗争
元载的覆败是代宗末年的事。
说来有趣，元载、刘晏和另一位有名的人物李泌都好道术，但由此而形成的人生旨趣却大相径庭。刘晏取其俭朴寡欲，李泌得其无为而为，而元载却把道家的及时行乐、得意狂放奉为座右铭。
元载有大功可恃，是他帮助代宗皇帝诛灭了骄横的宦官鱼朝恩。不过，他也过分的居功自傲了，在代宗后期，元载的狂妄僭越达到了极点。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二十八日，任左金吾大将军的国舅吴凑受命包围了宰相办公地政事堂，拘留了元载和另一元党首领王缙。代宗并命刘晏负责审讯。面对这一棘手的事情，刘晏受任时也是很犹豫的，但他对国家的忠诚使得他无法推托。为了显示公正，刘晏还特别建议皇帝委任其他官员共同参与此案的审理。
元载被带到设在中书后堂的合审处，一见到刘晏就说：
“你也来审我？！”
道不同不相为谋，刘晏一句话也没说。
其实刘晏并没有荣幸为元载定罪，原因是审理元案并没有因元氏不得人心而显得更加公正，一切都按政治上的需要进行。消灭元党既是上下一致的要求，那么过程就不是主要的了，关键是结果是否符合预期的目标。审讯推问都是由皇帝的近侍们完成的，也只有他们知道皇上需要些什么，不需要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元载、王缙自然是供认不讳，俯首称罪，最后元载与另一首恶宦官董秀被除以极刑。照理王缙也难逃厄运，这时候刘晏表示出了他的法制观念，认为罪有首从之分，元载既诛，不宜二人同罪。参审大员们都十分尊重这一意见，结果王缙得到了从宽的处理。另一位元党的中坚分子杨炎由于其一贯的声誉得到了保全，只是贬为道州司马。
道州在今湖南的西南，就处分而言，被贬谪到这样一个荒僻的地方，从朝中掌皇帝制诰的中书舍人一下子变成州府佐吏，其怨恨、悲凉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在道州的两年，杨炎就是这样一直在恩仇必报的信念支撑下度过，刘晏正是低估了他的决心。
偶然的机会总是蕴含着必然性。如果不是崔祐甫取代常衮出任宰相，杨炎的翻身就不一定如此迅速；但杨炎毕竟又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潇洒的外表，雍容的气度以及富于词章的文学才能，使得他在朝中颇有声名。代宗时期，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主要就是杨炎与常衮，两人各有所长，被认为是自开元以来少有的大家。不过，机会来得确实有些偶然，起因是崔祐甫既取常衮而代之，一切政事免不了矫枉过正，他入相后一改旧则，凡是荐延推举者一概接纳，不及一年，经他委任除授的官吏已达八百余人，杨炎也是其中之一。
诏旨一下，长安城中反响很大。人们想起风姿绰约、博学多才的美髯公杨炎，都觉得是个宰相的佳选。
两载沉沦，一朝翻身，事情来得突然，连杨炎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一阴一阳之谓道，否泰两端往往是互为因果的，是祸是福，本难预料。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初七下诏征还，大约一个多月后杨炎即由道州抵达京师长安。这时距代宗死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
恰巧此际有一件大事发生。
南方的南诏国国王合罗风病故，其孙异弁寻即位，竟与吐蕃合兵十万，分三路进犯，其中锋芒最劲的一路目标直指京畿的后方四川。当时蜀地的封疆大吏崔宁正应诏在京，留守的将帅不能有效地御敌，被连陷数州，形势变得非常紧迫。皇上忧虑万分，仓猝之间不知所措，便口宣崔宁觐见。
“贤卿，眼下蜀中形势危急，朕命你返回本镇组织防御，你意下如何？”
国家发生外来侵略，正是拥兵大将重获军权称霸一方的最佳机会，崔宁当然乐得奉命。
“臣遵旨。”崔宁毫不犹豫。
这一天，崔宁已赴阙辞别即将就道，这时宰相杨炎表现出了他新官上任的热情和超人的智谋，急急上奏皇上以为不可。
蜀地又称巴蜀，来源于公元前316年秦置巴、蜀两郡。自秦时蜀郡守李冰开凿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北宋分置益、梓、利、夔四州，遂有“四川”之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得其一向自成系统。对中央来说，蜀地既是一个最后的根据地和稳固的堡垒，又是一个不易掌握的地方。在生死存亡之际，它对于中央政府总是无私地敞开怀抱，毫不犹豫地成为全国的大后方；但在平时，这个四面环山的盆地之区又多多少少呈现着割据的状态。就本朝而言，远的不论，从玄宗后期开始到现在，四川不听中央号令也将近二十几年了，虽然在安史之乱时作为反击的据点起了很大的作用，可近来王令不行，贡赋不入都是客观的事实。
杨炎表奏的论点是：中央失蜀已非一日，崔宁虽已来朝，但留守者皆其部属，实与无蜀相同；此次派遣崔氏回镇，目的无非是冀其御寇立功，若其有功，则从道义上就更不可能夺其藩镇之权。所以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
德宗对前几朝种下的藩镇祸根，是大有体会的。杨炎的奏议，正说到自己的心里。但外敌邻近，又岂能因为中央与地方的暧昧关系而不计胜败，丧失帝国的利益？皇上也有点犹豫。
杨炎胸有成竹：不妨仍留崔宁在京，命范阳节度使朱泚领范阳兵数千合同中央禁军出击，何忧不克！奏捷后留驻蜀中，蜀兵必不敢动，然后再将该地军政大权授以可信之帅，可使得千里沃土重归国有。这条计策融会了政治家的策略、战略家的眼光、阴谋家的手腕，德宗也不得不拍案叫绝。
事情就这样定了。后来的情形正像杨炎策划的那样获得了圆满的结果，崔宁被迫留在了京城，由李晟指挥的中央禁军四千人会同邠宁、陇右二镇军队五千人，大破吐蕃、南诏联军，一直打到大渡河边。无疑，杨炎在德宗这里获得了比西南战场的胜利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取得了皇上的信任，十二月份的另一件事证明了这一点。杨炎建议恢复旧制，把国库的管理权从宦官那里收回到户部的左藏司，德宗立即予以采纳。杨炎以片言移人主之意，博得了朝野的一致赞誉。杨炎大为得意，他毫不怀疑，时机已经成熟了。
德宗皇帝同样也是满怀信心。半年以来的种种经历增加了他御临天下的经验，新君所带来的崭新形象和初步的改革都获得了认可。大唐天子的声威不仅威慑河北诸镇，更是播及夷狄。先帝的山陵已经告竣，求贤诏也已颁布，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天子斗志昂扬。尽管这种斗志隐含着不少轻躁急功的成分，但眼下的局面还丝毫没有让人产生这种担心。新一代天子的不同之处，现在似乎已经稍露端倪：他确实正准备要干一番大事，并且希望着一夜之间取得成功。
在踌躇满志中，一元又始。
按照惯例，新君即位，翌年元旦都要更改年号，德宗在新年改元“建中”，群臣也照例给新帝上尊号，这一次拟定的是“圣神文武皇帝”。时为公历纪年的780年。
新年的第一件大事也是由杨炎完成的，就是新税制“两税法”的颁布，这同时也给四五年来帝国政治中最重要的财政改革划了一个暂时的句号。然而，“两税法”并非是杨炎的创造，而是财政改革的必然，刘晏等人就为此做过不少的尝试。但杨炎毕竟完成了这一突破，两税法也由此成为后来一千多年税制的不二法则。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宰相的杨炎必须在财政问题上有所建树，否则是不可能在朝政中独当一面的。其时崔祐甫已经病重不能视事，朝廷大员中也只有杨炎能善察颜色，移人主意，所以两税法的实行便无可争辩地印上了杨炎的名字。“两税法”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政治上的意义是告诉人们杨炎其人在财政上并不乏才见，这对报复当时的财政主将刘晏是有莫大好处的。
去年八月份杨炎一到职，在政事堂中一见到刘晏就分外眼红。杨炎阴沉着一张脸，连个招呼都没打。“刘晏这个小人，落井下石，恩将仇报，我一定要给他好看！”杨炎常常恨恨地对左右的人说。
在杨炎心里，为元载复仇是头等大事，这一念头时刻纠缠着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
刘晏知道这里渊源有自，他何尝不清楚杨炎与元载的亲密程度无人能比，杨氏既是元载所提拔，也为元载所亲重，甚至被元载视之为可靠的接班人选，杨炎对同乡兼恩师元载怀有无限感戴本不足怪。不过这却无疑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刘晏忽略了，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