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宗没见过这一套，一时手足无措。不过，栖楚做得也太过分了，皇上不允，叩首不止，眼见阶上已是一片鲜红。
神策军与枢密使(7)
立在班首的李逢吉只得宣道：“刘栖楚不必叩首了，退下去静候回复吧。”
照理，有了宰相的这句宣令，就表明天子已经接受了臣下的奏议，上奏者可以退下等候天子对所奏事情的处理了。可栖楚却越发做作起来，叩头如捣蒜一般，弄得殿上的大臣也觉得这真是近乎于哗众取宠、矫情卖直了。不过，除了宰相，谁也不好说话，只能看着这场闹剧，不管怎么说，栖楚的话客观上总是代表了大家心里的想法的。
栖楚意犹未尽：“不用臣言，请继以死！”
牛僧孺实在看不下去，又一次宣道：“刘栖楚不必叩首，所奏知道了，下去静俟回复！”皇上更是连连摆手叫栖楚出去，他看不得这种血淋淋的场面。
天子既令臣民失望至极，便无圣威以慑天下。眼下长安城中人们似乎很少把天子放在眼里，名声最大的除了宰相李逢吉和枢密王守澄，就是逢吉门下的一帮人，诸如李仲言、张又新、李续之等。当然还有这位刘栖楚，经过这件事后，名气更是响亮。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宫中的红人郑注，他眯着他那双永远睁不大的眼睛，夜夜往守澄的宅第中钻，动不动就是一个通宵。朝中忠直之臣，走的走，贬的贬，除了韦处厚，谁也不敢说话。
一个月后，出了更大的一场闹剧。
长安城中有一个算命先生叫苏玄明，此人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硬要说自己的一个朋友、染坊的工头叫张韶的有帝王之分。张韶点墨不通，见苏玄明说他什么“日角龙颜”、“天阔地方”，十足的九五之相，竟也就信以为然。苏玄明道：“今主上昼夜击毬，多不在宫中，大事可图！”四月十七日，张韶便与他纠结了手下的染工和地痞无赖一百多人，把武器藏在草车中，准备混进宫内。不料在宫门口被盘问的士兵发觉，于是他们便杀掉了守卫，换上禁兵的服色，抽出兵刃，大呼小叫直趋禁宫。
皇上正好在清思殿打毬，宦官闻讯大惊，赶紧将殿门关上，跑去禀告皇上，敬宗吓得不知所以，以为有什么大乱，一连声叫道：“快去右军！快去右军！”右军中尉是梁守谦，是皇上最信得过的。手下人道：“右军太远，不若去左军。”遂狼狈逃奔左银台门。还好，一路上未遇上犯贼及时赶到了左军，时任中尉的马存亮和大将军康艺全立即率队进宫，将苏、张等一网打尽。
皇上在左神策军呆了一天。这一天把整个长安都震动了，外人不明情况，无不惊骇。十八日皇上还宫，宰相率官来贺，到者只有十几个人。这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把所有人都吓了个不轻。帝国似乎是越来越不成体统了。
五月，在李逢吉的引荐下，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兼度支窦易直同拜相，算是决策机构上了一点正轨。可窦易直以财官入相，多少说明皇上的用度已到了相当的程度了。
所有的事情都无起色。六月，成德王庭凑杀掉牛元翼家属的消息传到了长安。本来牛元翼已经在一年前突围了，可只带出了十几个人，而不得已把家小留在了深州。王庭凑是在本年年初将牛家一门老少杀掉的，消息来得慢，朝廷直到现在才知道。牛元翼本人得悉噩耗后，大怒而绝。
敬宗闻知，也有点感慨。皇上觉得，是宰辅非人，才使得强贼肆行无惮。他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却也相当不容易了。韦处厚乘机上奏，劝皇上启用裴度。敬宗这才发觉裴度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时，连宰相衔都没有挂，于是下诏恢复，有了一点让他回朝的意思。
时光如梭，这一年很快过去了。在此新旧交替之时发生的一件大事又是关于宦官的。
新年前几天的一个傍晚，地处京兆府的鄂县县令崔发正在衙门中署事，忽听到外面喧闹起来，十分奇怪，便叫人去查明来报。未多久，县吏回来道：“京城来的五坊小儿殴打百姓，以致喧哗。”
崔发听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不由得火冒三丈，心想：“五坊小儿为天子放鹰犬，滋事扰民，屡禁不绝。今依恃天子年幼，游畋无度，竟又跑到这里来撒野！是可忍孰不可忍？”崔发大叫：“县尉安在？”底下有人应声答“到”，崔发道：“与我擒来细细拷问！”
待到县尉与捕快拖三拽四地把十来个人弄到衙门里来时，天已昏黑了，根本也看不清这些人长的什么样、穿的是什么服色，崔发也不问，先把他们捆起来再说。过了一会，渐渐弄清楚了，原来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五坊宫宛使手下的人，而是奉旨出使的宮中宦官！崔发意识到：这下可闯大祸了。
这些中使回去到敬宗那里哭诉，皇上大怒，立即派人将崔发收执，交付御史台议罪。元旦这天，天子的大赦令业已颁布，崔发和其他囚犯被卫尉带到宫城门右的金鸡殿下等候处理，突然来了几十个宦官，手持大棍，不由分说对着崔发就是一阵乱打，直打得崔发面破齿折，昏死过去。这还未了，一帮人走了，又来一帮，照旧也是一顿痛揍，崔发僵卧于地，已近绝气，幸赖台官们用席子把他遮住，才得以幸免。照理，大赦令对除死刑之外的所有犯人是一概赦免的，可皇上命令释去他人，独留崔发不放。
给事中李渤愤然上奏：“县令不应拖拽中人，但中人亦不应殴打御犯，况且县令崔发所犯在大赦之前，中人所犯在大赦之后。宦官如此横暴，若不绳之以法，臣恐四方藩镇闻之，顿失敬畏之心！”
谏议大夫张仲方也认为对崔发不予赦免说不过去，可皇上就是不听。
只有李逢吉搬出一个理由，说崔发有八十多岁的老母在堂，“陛下以孝治天下，理应对此有所存念。”皇上这才释怀，命中人放崔发还家。崔发老母无奈，当着押送宦官的面，打了崔发四十杖，这场风波方才罢休。
这是敬宗即位后的第一个新年，天子改元“宝历”，时为公元825年。
六
宰相牛僧孺已失望至极。
僧孺为相近两年，在李逢吉与王守澄之下做了不折不扣的傀儡，毫无作为。面对着天子荒淫、嬖幸用事而国是日非的现实，他心中失望，可又没有胆量站出来，只能选择独善其身的道路。屡请辞位。正月十一日，牛僧孺被任命为武昌军节度使，出京任职。人不恋名位而求去，不外两种考虑：一是出于畏罪避祸，二是不愿同流合污。僧孺此去，除了以上两端外，却还有个说不出的原因，他是逢吉推举的，然而多少不满意他的做法，碍于情面，又无法言说，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摆脱这种内心的痛苦，只有逃避一法。
僧孺一走，韦处厚一派又在极力援助京外的裴度，再加上与新相李程不和，逢吉已感到开始有点难办了。其中，他最为担心的还是远在山南西道的裴度。
逢吉是不能甘心自己的政敌翻身的，他在这方面极为执著。这世上对任何事都可以执著，惟独对恩怨之事不然。人只要一陷入“恩”与“仇”的泥淖，便一定会丧失原则，甚至丧失理智。
逢吉有一个既能阻止裴度入朝，又可同时打倒李程的杀手锏。
原来，京师有一个叫武昭的人，早先在裴度手下出了不少力，颇为裴度赏识，保他做到刺史一职。可裴度被斥出朝后，这个武昭连带受累，一直未得重用，竟成了一个闲人，于是自然对裴度的死敌李逢吉不满。武昭在京有两个好友，一是太学博士李涉，一是金吾兵曹茅汇，三人以气侠相许，在京中也稍有名气。李程的亲戚水部郎中李仍叔看不惯逢吉对李程的排挤，乘机对武昭挑拨说：“李侍郎欲授官职与公，但为李逢吉所沮。”李侍郎是指李程。武昭一听，更是愤怒。
一日。武昭多喝了几杯，一时酒兴，便对人说要去刺杀逢吉。听者把这话告诉了拾遗张权舆，张权舆是逢吉的死党之一，立即说与了逢吉。逢吉马上就有了主意。
他先是吩咐侄子李仲言把武昭和茅汇找来，安抚了一番，另一方面却又命人准备捅出此事。这是下半年七八月份的事，正好是朝中有人议论要请回裴度的时间。
九月，逢吉正式发难，暗令一个十分不起眼的人上报朝廷，说有一个名武昭的人要刺杀宰相李逢吉。如此大事，当然要立案调查，十六日，皇上诏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会审。这时，仲言按计划找到茅汇，逼他在审讯时作伪，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仲言话说得很露骨：“说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不然则死，你看着办吧！”
可是茅汇却没有被吓倒，抗言道：“茅某人为朋友甘心冤死，绝不诬人以求自兔！”茅汇的义气使逢吉的阴谋完全落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武昭与茅汇、李涉三人下狱后都如实招供，结果武昭被处死，李涉、茅汇流放，而李仲言和另外一个参与谋划的逢吉门下、拾遗李虞亦皆被处理。逢吉虽然没被牵进去，但地位已大大的动摇了。先是朝中言事者多称裴度为国家贤才，不宜久置于地方；到了年底，皇上又数度遣使赴山南西道劳问裴度；接着，裴度上表，请求回朝。
第二年，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正月，裴度回到长安。这不由得李逢吉不怕了。
神策军与枢密使(8)
新年前后，长安城中突然流行起一个新的民谣，内容是这样两句话：“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初听起来似乎莫名其妙，但细一捉摸，问题就来了。“绯衣”自然是个“裴”字，而“天上有口”不就是个“吴”字？这岂不是说当年裴度平淮蔡捉吴元济的事情！
又是那位拾遗张权舆上了一表：“裴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
“名应图谶”四字好解，天意垂象预示未来就表现为图符谶语，谁人应之，谁就合当大分；说裴度身为人臣而合图谶，意思也就很清楚。后一句“宅占冈原”就有点深奥了。
原来。帝城长安从南至北正好有六条高坡横亘东西，称为“六冈”，暗合于乾卦的六爻之象。易理：卦分六爻，或阴画或阳画，阴画称“六”，阳画称“九”，乾卦象天，天乃积阳气而成，故此卦六爻皆阳画成卦，从下至上名为“初九，九二，九三，……，九五，上九”。六冈亦如六画，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裴度宅第在平乐里，恰居“九五贵位”的第五冈，这即是张权舆“宅占冈原”四字所指，也亏他想得仔细。
此时，臣下的表奏已不经门下省审议而改由枢密院直接递呈了，张权舆此表多少是占了与枢密使王守澄意见相同的便宜，否则这种强项之辞早就被门下省驳回了。
不过，天子尽管年少，却也没有轻信这种话，韦处厚说那句民谣的始作俑者说不定就是张权舆本人，敬宗觉得也有道理。再说，皇上也有点好笑，“什么‘不召而来’？！是朕暗中密诏他回京的，你张权舆又哪里知道！”这样一来，皇上对裴度的态度反而更好，二月，即任命裴度入相，同时升衔为“司空”。裴度一上台，逢吉就彻底完了。八月，李逢吉被委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挂“同平章事”出京，他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
但裴度并不是胜利者，在斗争中真正得到了好处的是宫中王守澄一派。从这两年的许多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帝国已由王守澄说了算，他与右枢密杨守和、左中尉魏从简、右中尉梁守谦四人已成了帝国的权威，裴度与韦处厚之辈只能等而下之。皇权与相权渐渐合二为一，而为宦官们所掌握，反奴为主便成为严峻的现实。
皇上却越玩越大。
先是击毬、游宴、打猎、沉溺女色，乐此不疲。皇上特别喜欢击毬，每次都拉了宫中内侍陪他玩耍，动辄就是几十人，直闹到精疲力竭方才罢休。然后就是听乐，用大型乐队为他击助兴。为此赏赐宦官、乐人财物不可胜计，有一次一下子就赐给内教坊一万缗钱，以备他行幸时开销之用。敬宗击常常不分昼夜。而且不在宫中，他喜欢到神策军营中去玩，因为人多热闹。皇上的这一嗜好，长安城中没人不知道。
皇上尚不及及冠之年，好动喜闹倒还算是正常，然而他同样也不能割舍酒色，于是视朝每晏，且月不过三，以后就更不正常，以至国事日废，而使王守澄之流独揽朝钧。
不是没有人进谏，李德裕尽管已远赴浙西，但在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年初就上了一篇谏书，洋洋洒洒有数千言，讽劝皇上正服、罢献、宵衣、纳诲、辨邪、防微，每句话都是语重心长。可是，李德裕的一番苦心，换来的也不过就是敬宗的一纸优诏而已。皇上并未因此而收敛。韦处厚、李程都上过奏，甚至刘栖楚、张权舆也都磕过头，作用却甚微。在这一点上，李逢吉首先是罪责难逃，裴度等人也有责任，因为天子童昏，翼戴大臣不能尽职，非其之咎而谁咎？！
即使如此，皇上居然还是感到不能尽畅，在这方面，皇上永远有新鲜的花样。他在后宫中发明了一种纸箭，其间密封了一种麝末香粉。每当妃嫔们群集时，敬宗便用竹皮弓向她们射这种箭，被击中者刹那间浓香满体，宫中称之为“风流箭”。听到宫人们都说“风流箭，人人愿”，皇上更是兴高采烈。
敬宗不仅毬击得好，还好看人手搏，经常是令力士们全力表演，手搏者臂断头破是家常便饭。最后，皇上喜欢上了一种更有趣也更刺激的玩法：在夜间捕捉狐狸，而且是亲自动手！他把这个游戏称之为“打夜狐”。天子到了这一境地，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狂童了。
这个狂童不仅无比娇纵，又十分偏急而蛮不讲理，“人主”的身份和贫乏的阅历更使他极端无知。他驱使手下的奴才近乎于狂暴无常，力士、内侍偶有小过，轻受捶挞，重遭流配、籍没，情况一如其祖父宪宗最后时期的情形，宦官们又怨又惧，忍无可忍。
总体来看，宦官中也有两派，一是高品阶层如两枢密、两中尉，此外就是天子身边的内侍们，这一派虽然无权无兵，但他们贴近皇上，正如当年的陈弘志，此辈若要有所反抗，自然就要从皇帝下手。敬宗只是个小儿，比之当年的宪宗更是无法相比，他的末日到了。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经常陪伴皇上击游猎的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瑞，神策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周惟直等人秘密地结成了同盟，开始了行动。他们再也不会像早先的陈弘志那样仓猝起事，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计划已近于滴水不漏。这一次轮到王守澄、梁守谦懵然无觉了。
初八这一天，敬宗夜猎还宫，意犹未尽，命人大摆宴席，与刘克明等二十八位侍从喝酒。此时，宫中守备松懈，刘克明的同盟者又全体在场，整个殿内外就只有皇上和他们这些人。机会难得，克明与诸人以目示意，决定即刻发动。
皇上高兴，酒已到了七八分了，丝毫也没发觉早已有人离席，站到了大殿四周。又喝了一会，敬宗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往内室更衣。皇上刚刚走出，只见刘克明把酒盏突然一掷，四面人影摇动之间，霎时灯火全灭，整个大殿一片黑暗。冥冥中，一条身影“呼”地窜起，直奔内室，一声惨叫之后，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
一个时辰之后，刘克明率几位内给事来到了不远处的翰林学士院，此时当值者是路隋。克明道：“皇上不预！请即入内草拟遗制。”
第二天正是单日常朝，百官们照旧没等到皇上，可等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天子驾崩了！遗制宣布：以绛王勾当国事，入继大宝。绛王李悟，本名寮，是宪宗第六子。
直到宰相与百官在紫辰殿外廊庑中觐见绛王时，还没有一个人能反应过来。大臣们那种似诧似思的表情，仿佛就像梦游者一般。
王守澄也是刚刚才得知这一消息的，他的惊愕不亚于那些朝官，不过，他一下子就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也马上就反应过来此刻他应该做些什么。
刘克明同样不敢怠慢，他已经开始采取第二个措施：立即撤换枢密使和神策中尉，夺取神策军！苏佐明等神策军将手里有一些人，但人数太少，起不了大用。对克明来说，这甚至比杀掉皇上更为急迫，得神策军者得宫闱，他何尝不清楚这点。但是，他还是乐观了，这种夺兵之举只能像他除掉天子一样秘密进行，绝不能明火执仗。一旦到了以明对明的地步，在对方开始反击之下，敌我之势悬殊，这兵权又哪是轻易夺得过来的？！刘克明等人的整个计划坏就坏在这里。
左右枢密王守澄、杨承和，左右中尉魏从简、梁守谦这“四贵”在当天上午就成功地会合。他们第一个要做的是号令禁军待命，然后经过密商，派人紧急奉迎江王。年轻的江王莫名其妙中就被带进了神策军营。
四个人此时都觉得平息这场政变已不是问题，惟一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如何办。毕竟事出仓猝，局势是本朝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王守澄尽管经验丰富，但也是第一次面对伪君已立、师出无名的尴尬场面，他有号令中外的能力，但也有些顾虑。这时，在场的朝官只有韦处厚，因为他的强烈责任感和正义感，使得处境艰难的帝国在道义上还挽回了一点面子。
处厚道：“正名讨罪，有何避讳！应立即发布官变消息，剿灭叛贼，请江王入宫主事！”
“江王当如何践祚？”守澄又问。
韦处厚博通古今故实，他胸有成竹：“待到明晨，当以王教布告中外已平内难。然后群臣三表劝进，以太皇太后令册命新君即位。”
于是众人不复犹豫。中午开始，左右神策军、龙武军从东西两侧开进宫中，尽诛刘克明徒众，绛王也在混乱中丢掉了性命。
两天后，江王即位。这位合法的新帝是穆宗皇帝的第二子，敬宗皇帝的异母弟，时年十七岁。即位之时更名为“昂”，后来的庙号为“文宗”。
在靖难中最能看出是谁主沉浮。这几天发生的一切再明白不过了，“家奴”已不是家奴，而是决定帝国命运的真正主宰。
失败的反击(1)
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
凭高无限意，无复侍臣知。
--文宗皇帝（公元809-840年）
一
文宗皇帝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不幸的现实。
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就在那个夜里，神策军士未经通报便闯门而进，“两枢密、两中尉有请江王大驾！”还未等他从惊骇中完全清醒过来，第二天，他就已经踏在了大明宫的紫辰殿上，成为帝国的新一代天子。
那个夜里，他正在读书。江王虽然年轻，但敏感聪睿，博学多思，身在藩邸，心怀天下，这一切都来自于读书不辍。他喜欢的书很多，比如古代经典《礼记》、《春秋》、《周易》、《尚书》、《论语》和历史名著《史记》都是手不释卷。可惜的是，王邸中藏书太少，即使有，有的也非全帙，这给年轻而求知若渴的亲王带来不少烦恼。不过，有一部书是完整的，那就是本朝玄宗时的史官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这是一部歌颂太宗皇帝祖德以资训诫的书，尽管枯燥乏味至极，但江王依然爱读，更难得的是，他从这部书里得到了很多。旌牙拥护中，奔驰在夜长安的大道上，江王的思绪还未从刚才的书本中走出来，他想到了太宗皇帝，他想知道这位英明盖世的远祖如果处在他现在的地位，是否也会惊慌失措。
文宗皇帝同样也忘不了王守澄在烛光下那张阴沉的脸，当他与其他人伏地请命时，文宗仍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刹那之间，一种好像末日临头的感觉却当头罩下，从此，他就再也无法挥去这个惨痛的记忆。
又是黄昏，又是夕阳。江王走进大明宫时，他第一眼见到的就是那朦胧、微带醉意的缕缕金光。变乱后的东内，红墙飞檐，残柳败草，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滩滩的血水，在冬日的斜照下，弥漫出一片凄冷肃杀之气。新天子在宦官们的簇拥下站在金殿上，望着夕阳给他投下的一个斜长的身影，却被许多杂乱的人影揉得支离破碎，忽然喃喃自语：
“丛兰欲茂，秋风败之！”
“嗯？”左右未名所以，面面相觑。
这是当年太宗皇帝的话，文宗没有点破其中的深意。阶前，神策、龙武禁军的兵士们肃立无语，兵刃上的血迹斑斑，尚未来得及拭去。文宗回头望望表情冷峻的宦官们，恐惧，一种极度的恐惧感像一束藤蔓，悄然从后背攀援而上，冷冷地爬上背脊、爬上脖颈，钻进他的心里。
一夕之间，沧海桑田。江王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第十二位天子，史称“文宗”。新天子目睹了自己如何从亲王变成天子的全过程，他终于明白了一切。本朝立国垂二百年，从来就没有家奴血刃皇宫、操纵废立的事，想不到今天却被亲眼证实，新帝心潮难平，思如泉涌。他想起了宪宗、穆宗以及死于非命的异母兄敬宗，想起耆老故旧的传说，想起古书上的记载，恍如大梦初醒。与其父兄不同，新一代天子绝不是一个平常之人，祖宗有灵，让他人承皇统，这是天降大任，新帝突然觉得自己义不容辞。登上紫辰大殿的那一瞬间起，天子心里就油然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要为父祖报仇，要为兄洗耻，要使家奴照旧为家奴，天子重新为天子。坐在御榻上，他甚至无心去享受贵为人主的那种无上感觉，皇上只想着一件事：“从哪里开始？”
文宗即位后的第三天，常朝就如期举行。除了韦处厚为相、翰林学士路随承旨、侍讲学士宋申锡为书诏学士三项人事任命外，这一天的诏命还有许多内容：出宫女三千人；减省教坊、翰林待诏、总监冗食者一千二百余人；停诸司新添衣粮：御马坊场所占陂田悉归有司；……。退朝后，裴度泪水莹莹：“太平可期了！太平可期了！”
看着百官们的贺表，皇上心想：“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在朝野一片欢呼声中，公元827年来到了。二月，新帝改元“大和”，是为“大和元年”。
三月初一，右军中尉梁守谦因年老到了退休年纪，不得不请求致仕，王守澄顺利地取而代之，成为右神策军中尉。他听说当今皇上去奢从简，颇有励精求治之心，倒也没有在意，但守澄对皇上与宰相的某些举措仍旧不以为然。新君践祚，他是第一功臣，守澄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充当辅弼之任。
此时宰相除韦处厚外，尚有新命的裴度和前朝的窦易直。自然，凡是裴度、韦处厚之议，守澄即认为不妥。
皇上往往不敢多说，只是有点情绪：“朕已允诺，恐怕不好再改。”
守澄心道：“岂有此理。宰臣们就知道自命清高，懂得什么治国之道！”他对新帝说话从来无所顾忌：“陛下，事有不妥，当思更改，何顾虑之有？”
皇上不语。他知道现在不是把王守澄之流一脚踹开的时候。
可是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时，宰相们便觉得有些过分，认为皇上虽虚怀听纳却不能坚决，实在是莫名其妙。韦处厚气得要辞去相位：
“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为宰相。不想凡有奏请，初蒙听纳，寻易圣意！裴度元勋宿德，窦易直忠事先朝，陛下尚难信任，微臣才薄，言既不从，宜先退位。”
从韦处厚的立场来看，他的话确有道理。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更何况已经决定了的事，怎么又能如此朝三暮四？！但他不知道的是，皇上实在是迫不得已。
文宗脸涨得通红，心里有苦说不出，只得一迭声地安慰韦处厚：“贤卿何至于此，何至于此！”言不投机，韦处厚说走就走，皇上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已走出了延英殿门。皇上急起来，命人将他召回。
“好了，贤卿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韦处厚谢恩，接着就是一大段议论，要皇上彰善惩恶，强调法制，重用裴度。天子听得很认真，表示接受。宰臣们感戴圣德之余，觉得这一次心情大畅。
然而王守澄很不快，他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新天子不是寻常之辈。但尽管如此，守澄还是被暂时之得冲昏了头脑，没有把这个苗头扼杀在摇篮中。他的得意忘形预示着他将来是要倒大霉的。
皇上不动声色，一直在等待时机。他奇怪的是，两朝天子都无疑是被宦官所弑，怎么朝中就没有一点议论？他问过侍讲学士宋申锡这个问题，申锡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天子心里有气，可暂时又无可奈何。
失败的反击(2)
事情到了这一步，当然有人不能容忍，其中就包括一大批朝臣。但话又说回来，朝廷重臣们毕竟老成持重，多少要考虑到皇上的颜面、朝廷的威信以及自己的退路，不敢把话说得太绝。事实再一次证明，无官无职的士子总是会成为担负天下兴亡的先锋，他们虽不一定能克功其事，却往往能率先出头。
大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底，天子亲试“贤良方正”科制举之人，昌平人刘蕡参加了这次对策。这次由考策官代皇上拟就的问题也同往常一样，都是泛泛之问，诸如“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泽斯惠于下土？何修而古理可近？何道而和气克充？……”等等，“策问”之题尽管以皇帝的名义发出，所谓“惟此龟镜，择乎中庸，期在洽闻，朕将亲览”云云，但实际上还是由主考官批阅审定，决定可否。所有的人都没想到，刘蕡就这个普通的策问作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回答。
主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读到刘蕡的这篇策文，甫览数节，口中便叫出一个“好”字，再往下看，竟不知不觉地出了一身冷汗，拿着卷子的手也禁不住微微颤抖起来。
刘蕡说了些什么竟让冯宿如此激动？说起来原因极其简单，就是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刘蕡认为，帝国已然之兆，是“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单这一句已就让人触目惊心。
宫闱之所以将变，乃因为“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刘蕡直接点出左右枢密、左右中尉这少数近臣操纵国柄，当此之下，“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持废立之权”，因而社稷亦将危殆；刘蕡更是明确指出，正是这帮人“陷先君不得正其终，陛下不得正其始”，君不君，臣不臣，天下终必倾覆。而政刑既不出于天子，则攻伐必自于诸侯，“此海内之所以将乱也”！
刘蕡是普通的士人，对朝政现实更有一种十分清醒的洞察，文中一句句地痛斥了宦官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对此刘下结论道：本朝眼下的情势，已足以与东汉末宦官专权的局面相提并论。
刘蕡洋洋数千言，都是一个主题：宦官骄横已臻极致，不仅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更出于人主之右，如此以往，祸乱未已！眼下是什么时候？禁中“四贵”不论，就连郑注仗恃中人宠信，收受贿赂，鬻官卖爵，人们都不敢议论，更遑谈其他了。刘言论如此，难怪冯宿看了要汗流浃背。
冯宿放下刘蕡的策文，抹了一下额头的汗水，叹道：“佩服！佩服！！”
诸考官传阅，一阵面红心跳之后，都感到痛快至极。可是，叹赏归叹赏，谁也不敢擅自做主把这篇策文列为上第。
策文抄本立即就传遍了长安，轰动了整个朝野。士人读其辞，无不感慨流涕。向来不满宦竖的一些谏官、御史，更是扼腕叹愤。而大小宦官却是怒火万丈。
王守澄大骂：“何其狂妄乃尔！”时任右神策领军将军的仇士良，在朝会上冲着刘蕡中进士时的座师杨嗣复诘问，出语就更是不逊：“这么个疯汉，你当初怎么把他取为进士？！”杨嗣复大恐，慌不择语：“嗣复当年取刘蕡及第时，他还没疯呀！”仇士良气犹难平，铁青着脸，又望着阶前的宰相。裴度、韦处厚两人不说话，面无表情，考策官冯宿、庞严等见状，更不敢多事，便把刘蕡策文压下不报。反正所谓“皇帝亲览”只是场面上的话，素未真正执行过。
刘蕡自然是落选。闰三月初九，诏制颁下，“贤良方正”一科共取了裴休、杜牧、李郃、李甘等二十二人，悉由吏部授官，独未有刘蕡。榜出，物议嚣然，皆为刘蕡称屈。李郃对同第者大声说道：“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诸位能不羞愧？！”大家附议，于是联名上疏。及第者大为刘蕡忠直受屈抱不平，更为执政者不敢上闻而愤恨，疏中称：刘蕡既不能及第，而“臣等对策不及刘蕡远甚”，请求朝廷收回所授官职“以旌蕡直”。这简直就是激烈的抗议之辞，门下省不驳，也通不过枢密院，这份联奏上达于帝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长安城中固是一片哗然，可也只能“哗然”而已。
对朝官们来说，无论如何，这种事情最好是大事化小。因为事情闹大，激怒了某些人，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宰臣中，裴、韦既不表态，另一位宰相窦易直资浅，更不好说三道四，剩下的就是去年六月又一次花了钱得以拜相的王播了。王播这次从淮南入觐，大小银碗就进奉了三千四百枚，绫绢二十万匹，当然，给王守澄的就更多。刘蕡所说宦官之下的“贪臣”，一半就是指他。对这次事件，王播当然要出点力。
王播不让谏官和御史们上奏。“此徒招黄门之怨而已，于事何补？”“黄门”即指宦官。王播先是同情了不平者一番，然后又说了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国家开科取士，天子亲策，所求者辅弼俊才，所访者要道大务而已，岂胜矫直之辈狂犬吠日？！刘蕡不取也罢。”真正的嘴脸露出来了。
第一个造反者总是牺牲者。这场科场风波算起来是近二十年来的第二次了，前一次的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是久未升调：这一次刘蕡一辈子都未得到朝廷授官，只是屈为藩镇幕僚，郁郁而终。
天子始终不知实情，也未能读到这篇文章，否则，他的计划可能就要提前进行，可能也会更加周密、有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先帝性命都未能保住，更何况他这个他人掌心中的新帝！能不成为地道的傀儡就已经很不错了。
然而皇上没有忘记初衷，单日朝参从未缺席，甚至恨不得日日与宰相论政议事。罢朝后，皇上经常是手持着《贞观政要》发呆，要么就是在寝殿里来回踱步，他在盘算着一件大事，往往是想一遍，又想一遍，再想一遍。“谁能当此大任呢？”文宗问了自己无数次。
年底，因横海镇留后李同捷叛命，宰臣屡屡入朝会商军情，韦处厚不意早起遇寒，入殿白事时竟晕仆于案前。文宗亟命宫侍扶归私第，但不幸病重，越宿即殁，以身殉职。窦易直亦于同时罢职，翰林学士路随继相。
二
近一年多时间过去，皇上还是没有主意。
时间到了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这一年起初的几个月里，藩镇纷扰不绝，河北一带已经是尸骨横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十无三四。朝中，气氛沉寂，所有的政务只是忙于调兵遣将，应付地方的叛乱，各路王师瞻头顾尾，亦全无效果。幸好，到了八月，双方又不得不妥协，局面渐渐平息，天子又得以有机会再次暗中计议他的大事。这时，他心里有点数了。
皇上先召回了李德裕。
文宗考虑：裴度年老多病，其威在外而不在内，似难膺负心中的这件重任；韦处厚又死，其他文臣，也不堪大用。穷则思变，皇上的思路稍稍有了点突破。
先是去年，裴度不经意之间，突然荐举二十几年前的旧人、此时起复为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的刘禹锡，皇上心中就是一动。后来一想不妥，此举多少有些树大招风，未必能行。可当裴度转而推荐李德裕时，文宗便觉得不妨一试。八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京任兵部侍郎。对此，皇上不无深意，至少是欲用他为相。可没想到的是，就在同时，枢密院却引举了李宗闵入相。这么一来，计划就全被打乱了。
皇上开始还没意识到。
李宗闵什么人？此公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与皇甫湜、牛僧孺在制举试中一同上书指责朝政的主角，为此与僧孺受到不公待遇，长期不调。后来又在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一次科试纠纷中，因涉请托，罢官出朝。前数年复出，任礼部侍郎，算是有了一些转机。宗闵是元和三年那次风波以后最记仇的一个人，但奇怪的是，他把受迫害的帐没算到真正的主凶吐谷承璀身上，却记上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父债子还，他对李德裕十分反感。
在文宗印象中，李宗闵这个人没什么政绩，资望也不算高，他不懂枢密使杨承和为何就是要拜他为相。其实，宗闵走的是宪宗驸马沈的路子，沈又转托内宫中的老人、女学士宋若宪代请杨承和，绕了一大圈，这才算托到了正门，真难为他的一片苦心。说起来难以理解，宗闵早年也是反对宦官贪横的，但与元稹一样，吃过中人的亏后，反过来又去依托中人，不说朝秦暮楚，起码也可谓之生而多变。更奇怪的是，自元和三年以后，他就十分讨厌李吉甫、裴度、元稹以及李德裕，再也没有改变过，这又能称得上是极端专一了。也许，处在政治漩涡中的人，都免不了欺软怕硬的通病？
李宗闵一入台阁，就转命刚刚在几天前到京的李德裕为郑、滑节度使。
德裕见诏，长叹不已。行装甫卸就又得上路，满腔悒郁，无可申诉，一时黯然难禁。刘禹锡得知，送来一首诗，末句有道“自古相门还出相，如今人望在岩廊”。德裕读毕，虽明知这是老友安慰之语，但心中也略略好受了一些。八月底，德裕转赴滑州。
此后的事情也都是皇上无法想到的。
宗闵上台，自然就引举了亲密战友牛僧孺入相，时在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这事顺理成章，朝中没人反对，枢密使们更是赞成，不需天子就可以拍板。此后的几个月，李、牛二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免。
数年前回京的元稹首当其冲，被命为武昌节度使出京，填补牛僧孺入朝后的空缺；
李德裕的好友郑覃罢翰林侍讲学士，改任工部侍郎；
年高体弱、大病刚愈的裴度又被外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裴度一手提拔的崔从出为淮南节度副大使。
……，……
皇上开始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了。这不是典型的囿于私怨而置国家于不顾吗？！日日听着宰相琐屑的奏事，再看着王守澄指指画画专横的样子，天子真是恼丧万分，宦者强横，全是这些相互攻讦之臣不以天下为意的结果，否则，有一人为朕分忧，亦不难改变局面。文宗心道：“此辈朋党比周，断不可当朕大任！”到这时．皇上拿定了主意，决定就选择不久前自己刚刚开始倾向的那位大臣：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
也是事出有因。六月的那一天，皇上召来申锡讲读《贞观政要》，其时，正逢心情不佳，君臣谈了一会，皇上突然控制不住，叹了口气。
申锡肃然，垂手不语。
文宗第一次仔细打量了一下他，心中开始掂量起来。皇上知道这位出身孤寒，进士及第，以对策而知名的大臣和其他朝官浑无爱怨，不属于任何派别，是个持重厚道之人。委以腹心，托以大事。确是个恰当的人选，只是不了解他心意如何。心念及此，皇上便道：
“贤卿日与朕讲经论道，竟不知道朕的心事吗？”
申锡惶恐：“微臣不能分主上之忧，罪该万死！”他清楚皇上的想法，一想到当今天子英明睿智而陷于人手，心里何尝不也是戚戚然，在皇上的追问中，申锡觉得自己无用，十分的惭愧。
文宗被他的情绪勾出了辛酸之事，再也忍不住：“宦者强盛，逐日为甚。元和、宝历比致宫禁之祸，至今弑逆之徒尚在左右，如今专横跋扈，犹有甚于昔者，”皇上一拍龙案，“朕每受其逼，尤须外示优渥，长此以往，为祸不远，朕何以告宗庙社稷？！”
申锡也是激动不已，声音哽咽：“陛下且宽圣怀，微臣不才，愿效死力！”
文宗甚喜，觉得自己判断没错，宋申锡确是个可用之人。实际上，皇上此时身在九重，欲求外助也不可得，申锡时为翰林侍讲学士，居于内廷，是惟一可吐心事的朝臣，皇上不靠他，又靠何人？
失败的反击(3)
君臣商定了一些粗略方案，都认为先除去王守澄的内逼威胁是第一要务。申锡领旨，皇上还有点不放心，一再叮叮申锡务必联络外廷朝臣，广为准备，不可草率。文宗道：“朕可设法诏卿入相。居宰辅之位而行事，自多方便。贤卿千万小心，莫负朕之厚望！”
申锡叩首而退。
果然．几天后，文宗下诏加申锡“尚书右丞”之衔，一个月后的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又加“同平章事”入相。这一切并未招致枢密和神策军方面的怀疑，进行得十分顺利。
朝中很多人对申锡主事抱有幻想，都以为他对目前“威令不出于人主”的局面会有所改作，至少可以改变一下朝官之间不正常的现象。然而，申锡在政事堂的表现却令他们大大的失望了。这很自然，申锡的心思原本就不在更新朝政上面，他是密负上旨而来，有另外的重要任务，平常的政务剖断显得因常循旧，实乃不得已之事，外人又从何而知。
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元旦前后，皇上在与申锡的往复商量中制定了计划，决定采取一种非常手段：即时诛杀宦官。文宗没想到的是，此举绝对是个下下之策。
首先，宦官目前势力颇劲，王守澄大权在握，若要从容剪灭，绝非易事。加之对方耳目众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其次，无奈之下选中的宋申锡，其实不是个恰当的人选。这个道理很明显，申锡不是个阴谋家，又如何能行“阴谋”之事？！
在不握禁军，又无外镇后援的情况下，对王守澄采取行动，必须要有一个人参加，这就是帝国首都京兆府的行政长官“京兆尹”。首都和陪都所在地称府，这是汉代的遗制。作为首都所在地，京兆府掌治天子辇毂之下，供给百物，调拨夫役，其务远重于外府州县。而护卫王畿，更是首要之责。以是之故，其长官“京兆尹”之地位不亚于台省首脑，出任人选，包括所属诸县的“令”、“丞”、“簿”、“尉”，皆选精明强干者为之。京兆尹倘不阿容苟且，京中权贵、宦官以及禁军将校之横暴就会相对收敛；反之，朝贵与京畿府官结成势力，帝国中枢就将大大不利。因而，本朝对京兆尹及其属官的任命一向极为慎重。申锡欲图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委任可靠之人出任京兆尹，借其之力襄助大事。这点申锡是清楚的。
可申锡不知怎么却挑中了吏部侍郎王璠。此人以前仗着受李逢吉信任，任御史中丞，行为狂傲，目空一切，在朝中名声很臭。有一次，与左仆射李绛在街上相遇，交车时竟不避让。“仆射”是国家优待功臣元勋的荣誉之职，虽无实权，但衔高遇重，按朝廷礼制，一般官员是必须表示敬意的。李绛看不惯王璠的狂妄。给当时的皇上敬宗上了一表，指责他尊卑不分。为此，尽管有李逢吉的庇护，王璠也被罢为工部侍郎。申锡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才做出这个决定，也许，他也有他的理由，但实在太草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