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正月中旬，申锡面见王璠，示以天子密诏，并约以京兆尹授之。王命如此，王璠当时答应考虑。
但王璠权衡再三，这事做不得！在现时情形下，利害得失太明显了。王璠既无起码的道德信念，他便首先要为自己考虑。于是，王璠悄悄地找到了郑注。王璠曾是李逢吉的亲信，李、郑二人又不是一般的关系，自然王璠与郑注是能够说得上话的。郑注没想到皇上竟然已经有了行动，不敢怠慢，立即禀告王守澄。守澄大吃一惊，“此事如何处之？”
郑注多年以来一直是守澄的左右手，自诩谋略过人，每与守澄筹划，招数都在阴辣狠毒之间。此刻，又是一副山人自有妙计的模样。
“郑生有何教我？”守澄已是非常着急。
“事不宜迟，当先下手为强，去宋申锡以清君侧。”
“计将安出？”
“先帝遽逝，今上本不当立，王公难道忘了？宋申锡与漳王时有过从，去之何患无辞！”
此计甚毒，漳王李凑乃是文宗的弟弟，颇有人望。再说，朝臣交通诸王，其中就大有文章可做。守澄听罢，立时就明白了，马上就吩咐郑注准备。
郑注找来一位神策军官，名叫豆庐著的，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这个豆庐著时任神策右军的都虞侯，是守澄的亲信之一。神策军侦伺朝廷大臣过失，也不是头一回了，郑注与王守澄等已经无所顾虑。
二月下旬旬末，王守澄突然发难。
先是二十八日，豆庐著奏上一本：宋申锡谋立漳王！疏中同时举报，参与此事的有负责为诸王采办的宦官晏敬则、宋申锡侍从王师文等人。翌日，守澄直接将奏疏呈于皇上，奏称：“臣得本军都虞侯豆庐著奏状，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文宗一听，晓得出事了。
尽管文宗对守澄此举猝不及防，平时对漳王也有所猜忌，但一想到牵涉有宋申锡在里面，心里何尝不明白。但碍于情势，皇上还不得不故作愤怒状：“竟有如此之事？！”
守澄不容皇上喘息：“宋申锡大逆不道，臣请全城戒严，搜捕逆党，并屠其全家，请陛下敕准！”
这就是要下重手了。守澄很清楚，所谓宰相谋反，事极荒诞，肯定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他不希望把它变成一件普通的案子，他要借“谋反”这个强烈的罪名一鼓作气，把天子的种种企图彻底摧毁掉。
皇上饶是沉着，见状也是大大地恐慌起来，一时说不出话。
守澄走上一步：“请陛下当机立断，臣愿亲领二百骑前往！”言下之意，今天你皇帝就是不答应也不行。
面对守澄的咄咄攻势，文宗都快要绝望了。
三
刹那间，紫辰内殿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宋申锡命不该绝。与王守澄同时进来的还有一位宦官，这就是当年在敬宗时平定苏玄明、张韶叛乱立下大功的马玄亮。马氏虽然也做过神策中尉--平乱时即任左神策中尉--而且还有勤王救难之功，但此人与王守澄等人不同，他并不十分热衷于权力，为人既颇忠厚，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信仰也甚为坚定。此际，他的官职是飞龙使，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使职，往往以宦官中颇承恩遇者担任，专领原来由殿中省、太仆监主掌的天子舆辇牛马之务。马玄亮是受皇上的传呼人殿白事的，正巧遇到王守澄奏报机密，宋申锡便有救了。
玄亮觉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尚无确证，就要屠戮宰相全家，这将置国家法令于何顾？他当然要表示反对。
“陛下，千万不可草率！遽出禁军，城中不乱而乱。”
玄亮只思忖了片刻，但这一会对皇上来说，简直就像熬过了一年时间一样。
文宗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暗自吁出一口长气。
守澄瞪着玄亮：“如足下之言，难道让逆贼逍遥法外不成？！”
玄亮不让步：“即使申锡或有不轨，也应召宰相廷议其罪。”
文宗赶紧发话：“马卿言之有理，明日召宰相延英廷对，共议此事。”
至此，王守澄只得罢休，他恨恨地看了马玄亮一眼，朝天子匆匆施礼便掉头而去。皇上望着他的背影，心里百感交集，不知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是旬休日。本朝官员在职期间可以休假，称之为“休沐”，除节令假外，百官每十日一休假，名为“旬休”，时间是每旬的最后一天。这一日，正在休假的宰相们被宫中传唤：天子在延英殿召见，有要事相商。几位宰相得命后急忙赶赴大明宫，宋申锡不明就里，也随之来到。四人在中书省东门，遇到了前来迎候的一位宫使，这人一看到申锡便道：
“圣上所召，并无宋公之名。”
路随、李宗闵、牛僧孺都是莫名其妙，申锡陡听此话，心里先是一惊，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事情泄露了！”他极力控制着情绪。转过身来朝着延英殿的方向，郑重地抱笏叩头，行遥觐之礼。“臣不能克峻大事，罪该万死！……，望陛下保重！”申锡心内是一阵辛酸，自己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申锡作罢，起身缓缓退下。旁边的三位宰相看着，满腹狐疑。
进入延英殿，文宗早已升座，班立者除王守澄外，尚有左右枢密使在列。殿内气氛肃然。
文宗见宰相们到齐，出示豆庐著的奏疏道：“神策右军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
路、李、牛三人相顾愕然，这怎么可能？接过奏疏一看，简直就像是传奇故事一般，横竖理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大家心里隐隐约约地感到其中有故，但却说不出一句话。
文宗的话浑无声调，有气无力：“朕已命中尉王守澄系捕豆庐著所告之晏敬则、王师文二人。”皇上顿了一顿，又加了一句：“申锡等有无反状，不久自明，卿等不必惊骇。”这就是话中有话了，可这几位不知前因后果，哪里省得。
王师文是申锡的随从，知道一些其中的内幕，见事情不妙，立即逃亡。可怜那位晏敬则根本就不知内情，糊里糊涂地就被抓到了宫中。三月初二，申锡先被罢为左庶子，等候处理。
事情正式宣布后，朝官们都是莫名惊诧，没有一人敢站出来说话，只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觉得案子的进行有违制度，接连上疏请求将此案交付外廷司法部门审理。皇上顺水推舟，诏准其奏，可还是晚了，晏敬则在禁中已经屈打成招。
文宗再次被逼到无奈的境地，只得孤注一掷。初四，皇上诏开延英，命三师以下及各台、省、府、寺诸大臣悉赴殿合议，指望朝官的力量使事情有所缓解。
谁知宰相们使皇上大为失望，李宗闵不出一语，牛僧孺、路随的反应也很微弱，宰相退下后，案子几乎已经定谳。中午时分，其他朝臣进入延英，皇上甚至都不抱希望了。
可谏官们的意见却十分强烈，一致请求将案子交付外廷重新按核。皇上心想：“宰臣都不表态，谏官毕竟言轻，王守澄岂能善罢！”到此，文宗极为担心神策右军会弄出大事，这可就非同小可！皇上想到这一节，不免犹豫不决。但十几位谏官坚绝不退，马玄亮更是叩头不止，流着眼泪道：“杀一匹夫犹不可不慎重，何况宰相！”文宗见状，鼓起勇气，命召回宰相再议。
这一次牛僧孺终于委婉地表示了对这件冤案的反对意见。
“人臣不过宰相，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其所谋，所为何来？申锡当不至于谋反！”僧孺这话说得倒也恳切，皇上觉得有点分量，可以与守澄讨价还价，至少能保住申锡的性命。于是，文宗命众臣退下，听俟诏制。
郑注听说了延英辩论的情形，觉得这样下去反而不好，届时定会重审，事情弄不好要败露。当天下午便立即来到王宅，劝说王守澄止行贬黜就可以了。守澄想想也有道理，遂不再坚持处死宋申锡。初五，诏旨就下来了，贬漳王为公爵，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其余案犯或处死或流贬不等。
马玄亮当日就请求卸职退休。宋申锡虽免于横死当时，可不久也在贬所郁郁而终。临死之前，他一直都在恨恨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他没有忘记，这件事情除了自己以外，只有一个人知道，这就是王璠，他要诅咒这个小人，让其也不得善终。
这第一次行动尚未开始就彻底失败了。
失败的反击(4)
文宗虽然沮丧万分，但他的信念却并未因这次的失败而消歇，五年来的日日夜夜，皇上的心里只有这件事情，它关系到天子的名誉和社稷的安危，如何又能轻易割舍！文宗所不能忘怀的，是这几个不能为天子主持正义的宰相。到了这一年的年底，皇上的不满越来越重。
三月的宋申锡事件是主要起因。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李宗闵、路随竟是一言不发，牛僧孺也没有表现出国家宰臣所应有的风范，结果是由家奴们说了算，皇上的愿望彻底破灭。九月份，在与吐蕃的边境上发生了“维州事件”，牛僧孺又不同意前敌指挥官李德裕采取强硬对策，坚持走和平妥协的路子，结果却是让帝国丢尽了颜面。吐蕃就在边境之上，当着使节的面，将我方交还的维州投诚将士全部处死，场面极其酷烈。
十一月份，回京任枢密使的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向文宗报告了这一情况。作为参与其事者之一，他对朝廷的这一举措十分不解：“缚送投降者以归，绝后来投诚者之路，岂是良计？！”皇上听了，也甚为后悔，对牛僧孺就更是不满。
文宗对这几位宰相已差不多彻底失望。他在延英殿当面就问他们：“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究竟有无佐理兴化之心？”这话显然说得很重了。皇上也是郁闷之极，才如此责备宰相。照皇上的意思。眼下不仅河北诸镇不得安宁，四夷骚扰不绝，更要紧的是天子身边的现实简直不成体统，尔等作为宰辅之臣，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吗？！
李、路答不出来，僧孺居然还有理由：“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治，亦可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能及。”满足于现实，成就感十足，这是无能者固有的嘴脸。僧孺虽非庸碌小人，但陷在朝臣党派圈子里难以自拔，有这个想法不足奇怪。可他作为一位儒士，不能对宦官执政的局面有所批评，反而拿“小康”来搪塞，还委婉地指责天子“别求”，这就很不像话。比起宋申锡为天子分忧而不惜牺牲的勇气，就差得太远了。
天子有何“别求”？不外乎翦除宦官而已。当然首先得清除朝官的内讧，团结一致，合力对外。当朝宰臣既不能理解这一层，皇上自然便要换人。十二月，文宗罢牛僧孺出朝，又召回了在西川任职期间政绩颇著的李德裕。
但李德裕也很难有所作为。作为李吉甫的后代，一位有主见的大臣，他就一定会有很多政敌，尽管他的品行无可指责并又富于才干，但同牛僧孺一样，一旦卷入党派政治的旋涡，便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何况，宦官对这种严格按正统观念行事的人，天生就有一种抵触情绪，在此局面下，文宗要靠德裕达成治理，绝对是个空想。
但是皇上心切，人情望治，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文宗任李德裕为相。这一天，久旱的京城忽降大雨，这是一个难得的佳兆，连禁中的有些宦官都说，李德裕该称“李德雨”了。朝野对德裕此次入相，确实是期望甚高。
李宗闵却没有这样的心情，他是自李逢吉之后最不满李德裕的人，也是结党最厉害的一个。他的周围不少人，比如给事中杨虞卿、萧澣，中书舍人杨汝士、张元夫，户部侍郎杨汉公都是他一手提拔的亲信，其中三杨还是从兄或亲兄弟。德裕一入相，第一件改革之举就是清除“朋党”，李宗闵又岂能坐视。
两人展开斗争，互不相让。先是德裕在天子面前提出，三杨及萧、张等人结党营私，舆论最为不满。文宗同意，“据朕所知，众人皆以杨虞卿、张元夫、萧澣为党魁。”皇上如此说，宗闵只能寻找遁词，便否认自己曾主张授他们以美官。德裕当廷就一条条予以驳斥，事实俱在，宗闵无话可说，大为窘迫。
此后德裕连贬三人出京，又提升先前被李、牛贬抑的郑覃出任御史大夫。宗闵再度反击，在皇上面前力言其不可。但文宗喜欢读书，很欣赏郑覃对经术有独到的理解和议论，坚持任命郑覃，甚至见因宗闵反对而宰相不能一致通过，干脆不通过中书门下直接宣布了这一任命。
宗闵气得不行，对枢密使崔潭峻发牢骚道：“圣上事事宣出，要宰相何用！”
崔潭峻一语双关：“八年的天子了，就让他做一回主吧。”文宗即位，至此正好八年。
话怎么能这么说？连宗闵听了都不是滋味。
宗闵在第一回合失败了，六月，罢相，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七月，右仆射王涯被命为宰相，并兼度支、盐铁转运使，主掌财政。王涯博学多才艺，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就得中进士，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在中央、地方都担任过要职，对财政也有一些办法。王涯这次为能够入相，花了不少钱物，托郑注打通了王守澄的关节，才得以实现。他没有想到的是，到头来却是自己给自己买了个大大的不幸，正是这次入相，造成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
德裕在宗闵出京后继续推行他的方针，包括改革进士科考试的内容；使宗室诸王出使外任等等。不过，这一年又很快到头了，德裕在清除李宗闵之辈的过程中手法过重，没有采取更为圆滑的手段，遂又一次地树立了对立面，从而也给自己堵死了退路。远的不论，就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德裕能否安于其位，也就成了一个未知数。
十二月十八日，皇上突然中风，口不能言。为此，王守澄紧急召来郑注，这位既有谋术，又通医道的奇士，为皇上治病。结果，疗效极佳，虽然还未能完全治愈，但皇上在十六天以后，新年（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的正月初五便能在太和殿召见群臣。
尽管中风是天子家族几代以来的老毛病了，但这仍然算是个偶然的事件，不过，郑注能药到病除，却是偶然中的必然。上天注定要给郑注这么一个机遇，因为这个机遇，先是他本人，然后是李仲言，走上了帝国政治舞台中心。他们二人在未来的一年里进而得以主宰了朝政，甚至成为了文宗百挑千选之下的最后垂青者，为天子发动了第二次也是最主要和最后一次反击，这一次反击更为惊心动魄。
四
郑注在医术上确实有一套。
说起来话就长了。郑注本姓鱼，因为郑氏是大姓望族，遂冒姓为郑，早年就以医药之术游于长安权贵之间，后来他也正是凭借此道才得以投入王守澄的门下。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起，郑注先是被李愬所用，署为节度衙推等职，随之转战各地。郑注医术精湛，屡验其效，李愬对他极为赏识，渐渐地，连军政大事之可否，都经常与之商讨参决。郑注在这方面也表现出很高的才略，为之筹谋，皆得采纳，因而得以在李愬军中挟恩娇纵，作威作福，惹得军府将士甚为怨怒，都欲除之而后快。但李愬看中了他的智术和医道，每为袒护，大家敢怒不敢言。
王守澄当时在李愬军中任监军，听得将士们反映，也很讨厌郑注。后来，郑注结怨太深，军将们都忍无可忍，纷纷到守澄处诉苦，守澄便去请求李愬排斥此人。
李愬一笑：“情况我都知道，郑注是有这些毛病。不过，这个人确实是个奇才，将军若是不信，不妨与其谈谈，要真是一无所取，去之未晚。”当时宦官出为监军，多挂诸卫将军之衔，故李尊称守澄为“将军”。
说罢，李愬吩咐传话郑注，“内衙将军召见。”
守澄面有难色，心想：“我怎么能见这么个人！”但节度使如此说，他也不能完全推托。没办法，守澄很勉强地接见了郑注。
有阴诡之机的人天生有一种常人很难具备的才能，这就是善揣人意。不惟如此，这种人更有一种以片言只语打动人心的机辩，一般人是很难抗拒的。果然，守澄与郑注略谈了一会，就被他完全征服了。从外厅谈到内室，两人促膝投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郑注成为了守澄的亲信，并随之入京，开始了他不平凡的活动。
长庆、宝历之际，王守澄入知枢密，专领国政，郑注如鱼得水，往往是昼伏夜动，专门从事守澄不能公开进行的勾当，一时门庭若市，从奸巧之徒到朝廷大臣，无不争趣其门。长安城中的人都知道，要找王守澄办事，先要去求郑注，当年李逢吉入相，就是通过侄子李仲言走的这条门路。京师好事者给他起了个外号，曰“鱼郑”，后来干脆称之为“水族”，取其本姓之字义，也有讥讽他圆滑巧佞的意思。
宋申锡事件后，郑注外放为邠宁行军司马，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九月，卸职入京师时，被御史重重地参了一本，差一点完蛋。
首倡者是侍御史李款，在十天之内，连续上了十几道奏章，请将郑注交付法司。王守澄见风声甚紧，便把他藏在自己的神策右军军营里。郑注也知道，因为宋申锡冤案，自己犯了众怒，眼下只能缩头不出，避避风头再说。有王守澄的保护，一两个朝官的弹劾倒也是奈何他不得的。
但其中还有一个值得细细说上两句的事情。
宦官之中，也大有派别，早年的李忠言与俱文珍的分野就是一例。特别是宦官分领左右神策军，两中尉地位相当，为争取权力，自然就有分歧和冲突。这也是由来已久了，左军先是马玄亮，与当时的右军梁守谦就有不和。眼下右军的王守澄独掌大权，挟天子把持朝政，宦官中便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满，其中包括现时左军中尉韦元素，左右枢密杨承和、王践言。在利害相同下，三人更是联合了起来，合力对付王守澄，而郑注被朝臣弹劾，正是一个契机。有左军与枢密参与了进来，郑注就危险了。
左军将官李弘楚建议中尉韦元素诈病召郑注医治，届时在左军中先杀后奏，“有御史的弹奏，又有杨、王两枢密在圣上面前进言，大人绝不会因除奸而获罪。”李弘楚道。
元素以为然，遂召郑注。郑注晓得此番前去凶多吉少，躲过今日躲不过明日，遂走险招，果断地来到左军。一见到韦元素便跪行数步，接着俯仆在地，又是一大段滔滔不绝的自诉，一把鼻涕一把泪，端的是感人至深。
元素心软，不觉同情他起来，听了他的一段表白，也觉得有道理，赶紧下座将他搀扶起来。郑注一见得计，话就更多了，巧舌如簧，说得元素是兴趣盎然，早把杀他的意念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弘楚立在元素身旁急得不行，屡次以目示意，元素就是视而不顾，最后还厚赐郑注不少金银布帛，放了他回去。
郑注刚走出屋外，李弘楚便道：“中尉大人今日不能决断，来日必受其祸！”元素不语。弘楚望着门外郑注的背影，跺脚长叹不已。
王涯出任宰相，郑注在中间出了不少力，王涯为了报答郑注对他的襄助，最后压下了李款的奏状。守澄又在皇上的面前说了话，郑注终于逃过了这次难关，升任侍御史兼右神策军判官，得以正式在王守澄手下任职。任命一下，朝野无不骇叹。极权政治之怪往往如此，一个人越无行，受到的抨击越多，极权者就越是要扶持此人。原因无他，“极权”的实质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大家都赞成，又何能显出惟我独尊的快乐？
以郑注的天才，又借天子得病的东风入侍医药，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当郑注略施小术，开出几副药，说出几段话后，文宗便成为了他所征服者名单上新的一员。
失败的反击(5)
单有郑注，恐怕还很难有异日之变。在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正月，皇上因风病小瘳，发布大赦后，又有一个“奇人”回到了长安。
这就是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当年为逢吉迫害裴度、元稹的主要策划者。
此人更不同寻常。比之郑注，他虽然没有小道之术，但却是标准的名门之后、进士及第的士流。形貌魁梧，神情洒脱，长得一表人才。更兼才识过人，机辩不让郑注，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身份地位比郑注更能成事。
李仲言可并不斤斤计较一时的得失，也不会为金钱权位而得意忘形，他是有大志的人，起码也要像他的祖先一样，出将入相，成就一番大业。仲言的一切行事，都是在为此做准备，对他来说，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起先依赖李逢吉没有成功，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沉沦不复，仲言任侠豪放，有不少两肋插刀的朋友，郑注就是其中的一个。郑注既为皇上所宠信，他的机会就来了。
仲言得罪流贬后，是因为母亲去世，才返回洛中故里居丧的。此次入京，他带了价值百万的金帛珍宝，目的有两个，一是为李逢吉上下打点，一是为自己活动，希望能够恢复一官半职，重新步人政坛。一来到长安，他当然第一个就找郑注。
皇上好《易》学。《易》之道，其思也博，其用也大，是一种富于辩证，讲究哲理的神奥之术，所谓一阴一阳之间，天地皆备，八八六十四卦，涵盖万物。想当年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圣人以后，虽未亡于秦火，然微言既绝，大义亦乖，若非上智之人，不能略窥堂奥。当今天子好学深思，才智不让古贤，他对《易》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即位以来，常常是捧以随辇，朝廷无事时，便在偏殿读之竞日。这几年来，皇上把一腔郁闷全部转化成了读书的热情，他迫切需要在书中找到解决的方法，皇上常感慨的是：“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其实，现在的天子“甲夜视事”早已难有作为，恐怕也只能是“乙夜观书”罢了。
皇上对《易》学的爱好如此强烈，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古代典籍的崇拜而已，文宗在这部书里，获得了一种《贞观政要》以及其他书中所没有的东西。奇正反合，阴阳交感，乾坤为列，否极泰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君子以远于小人”……，都是皇上孜孜探究的问题，皇上把圣人垂则与眼前之事联系起来，似乎就更能理解书中的深意。皇上披览群书之时，或扼腕欷歔，或欢呼裣衽，但读《易》时却多是沉默不语，很明显，不甘的天子自有心机。可惜的是，朝中却无人通晓《易》道，身边的三位侍讲学士虽然时相顾问，但解绝不了什么实际疑难。皇上苦无商析疑义、倾述衷怀的对象，其寂寞可想而知。
巧的是，李仲言精通《易》学，他浸淫此道十几年，仕途的不幸更使得他对易理有深厚的理解。仲言既托到了郑注，郑注自然便将他引荐给王守澄，守澄得知仲言独擅其术，便郑重地推荐于文宗。同得到郑注一样，皇上大喜过望。
仲言尚在居丧期间，不好除授官职，为避人耳目，皇上命他着戎服。对外称“王山人”，与郑注同时在禁中行走。
王守澄暗自高兴。从他这方面来说，宋申锡事件暴露出两个苗头，一是皇上对他的态度，一是左军的不良企图，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守澄荐举郑、李二人，特别是引举标准的士流李仲言，有自己的考虑，他希望两人能够扼止住不利的趋势，同时扩大己方的实力。从文宗这厢来讲，对二人一见倾心，相遇恨晚，立即就准备重用，其中也有外人难以猜度的打算。至于郑、李二人，更不是吃素的，皇上忧怀万方、魂不守舍的心态，很难不被他们感受到。得以近君傍圣，自古而来都是为人臣子感戴不尽的幸事，更何况天子对他们是如此的亲近，两人的兴奋与激动是可想而知的。感觉最强烈的是李仲言，因为王守澄为避人耳目，已经在此后不久把品行粗俗的郑注调为昭义镇节度使。
于是，三方都是各怀心事。
一场变故将不可避免地到来。谁将是这场变故中最后的胜利者．现在还很难看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处于文宗和王守澄之间的另外一些宦官，无疑会在双方的势力消长中获得好处。
仲言在与皇上的讨论中尽显才华，君臣解《易》之际，更多的是谈到了经典以外的事情，如同当年的宋申锡一样，仲言也被皇上誓雪仇耻的激愤深深打动。他毕竟是一位儒士，当然知道为国为君是个人的至道，仲言无法拒绝这一强大的诱惑，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件有为之事。
郑注也不例外。与仲言为人稍有不同的是，郑注平常更多的是考虑到成败与得失，这是他做人的原则。参与天子的穷则思变之举，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但大事却未必有大利，郑注每一次行事都是注重于理性而不重感情的，但这一次却不知何故，同样也被激情冲昏了头脑。王守澄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作茧自缚，推荐给皇上的两个人，最后都将倒戈相向，成了他的掘墓者。
这也是天子的力量。只要天子还是天子，哪怕是懦弱的傀儡，或是残酷的暴君，他仍然拥有一种惟一的、正义的、具有强大震慑作用的感召力，既如泰山压顶，又如三月春风，令人不可抗拒。成功的天子往往都是善于利用这一力量的人。文宗知道他俩是王守澄的亲信，只有攻心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惟其如此，才能出其不意而占得主动。话虽这么说，但其实，皇上这时也属无奈，身在九重深处，既无内应又无外援，差不多已是慌不择路；更何况，朝中大臣没有一人能够理解的心事，竟被对方阵营中的李仲言一点即破，皇上又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在文宗心目中，李郑二人既是反正的义士，又是富于谋略的奇人，一嫡出名门，一起自草泽，阴阳交合，正反相成，是符合《易》理，契于天意的安排，文宗不能不下决心。
但皇上亲用仲言遭到了宰相李德裕的强烈反对。
“李仲言先前所为，陛下想亦知道，”德裕这话，指的是仲言先前陷害裴度和元稹的事。“对这么个人，陛下如何能置于近侍之位？！”
皇上难于正面回答，反问道：“难道不容许他改过？”
“此人坏在本心，断不会改。”德裕这个结论下得斩钉截铁，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了，皇上不悦。
不过仲言的处境确实不好，早年的前科尚未被人淡忘，自己又是受处分的人，身无半职，加上刚刚母丧期满，皇上也不大好说话。八月，文宗只授了他个“四门助教”的职位，这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的“四门馆”里的一种教职，官阶只有“从八品上”。就是这样，门下省犹欲封还敕书，幸亏王涯做了手脚，任命才得以通过。
文宗已不能等待，十月前后，他不仅召回了郑注，而且升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并且同意他俩的提议，征召李宗闵还京复相。将德裕又外放出京。仲言对此想得很清楚，你李德裕既无情，也就不能怪我不义，自己正干着一番百代伟业，尔等腐迂之辈又省得什么！十一月，仲言上表请改名为“训”。真不知道他把自己名字改掉的用意究竟是什么，也许，他要借此表明他脱胎换骨的决心，而与旧我彻底决裂？无论怎么说，李仲言--现在应称李训，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管未来的命运要把自己抛向何方。
长安的冬夜，照例是一片凄凉。可在宫苑深处，天子的寝殿却时时是灯火通明，一种炽热的气氛弥漫殿中，飘荡飞扬、跌宕升腾，穿过重重帘帷，像要把屋外厚厚的积雪彻底融化。
失败的反击(6)
五
皇上从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十二月患病、郑注入侍，到今年（大和八年）六月得见李训，再到年底最后拍板，花了近一年时间。皇上这次汲取了宋申锡失败的教训，为了克成其事，真可谓殚精竭虑。首先，不能引起王守澄和若干宦官的怀疑。这一点是文宗主要考虑的事情，也是促成他最终选定两位宦官所信任的李郑二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李、郑在此方面确实有着先天的优势，以至于当他们次第为皇上所任用时，王守澄还暗自高兴。皇上为了稳住对手，甚至还不惜与朝廷大臣们翻脸，坚持任命他们强烈不满的李训、郑注，从而给宦官一种圣恩正隆的假相；李、郑也在竭力拉拢左军和枢密院里的倒王派，为行动作准备。
其次，任用李、郑翦灭宦官，也不能让朝士们得到蛛丝马迹。宋申锡失败就失败在这里，他不应把大事托付给一位居心不良的王璠，导致了全线的崩溃。皇上与李训有一个共识：朝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可与谋大业。这也是天子九年来一贯的想法。
可无论怎么小心，李、郑两人屡屡人宫与皇上朝夕计议，难免会有风声传出去。文宗听到消息，先是有些担心，但很快就有了主意。他招来郑注，如此如此地吩咐了一番。
十二月初三，皇上特敕郑注为太仆卿。果然，朝官中有人上疏坚决反对，郑注立即上表固辞，皇上遣人直接以告身赐之，郑注居然也坚辞不受。
接着，郑注在长安城中大肆招摇，公开收受贿赂，于是宾客盈门，财物山积。朝间正统之士，愤切郑、李二人倚结宦官横行不法，无不恨之入骨。
天子在一次朝会上更出奇招，把李训所作的五条《易》疏公诸朝廷，宣称：有能出其意者赏！这天，李训站在百官之中，神情得意，那意思是说：有谁能与我论《易》？！皇上的意图很明显，他要给外人这样一个印象：李训完全是因为《易》学精湛才如此圣眷优渥，并无其他原因。
眼光短浅的政治手段往往不免顾此失彼。文宗要完成他的计划，只有也只能任用李训、郑注，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为正统的朝士所不齿，因而不能团结大多数人去对付宦官这一强大的敌对势力。在朝廷重臣中，只有几位投靠他们，一是王涯，时为宰相之一；一是贾餗，也是新任宰相；三是舒元舆，时为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其中，王涯是受过他们恩惠的人，贾、郑二人自称不与二李（德裕、宗闵）同派。因而对李训、郑注言无不从，充其量也是利益上的暂时同盟而已。更难堪的是，为了保证机密，李、郑乃至皇上并没有对他们交底，这使得仅有的几位重要支持者完全不谙原委。这样，他们的实力就要大打折扣了，尚不如早年的王叔文。李、郑的这一局棋，自然也就更为艰苦。
但是，天子的信任使他们斗志倍增，光辉的前景让他们心旌摇荡；自负才略，又使他们得意忘形。同时，箭在弦上，弓如满月，岂有不发之理。
冬去春来。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春天，李训给文宗献上了致太平之策的十二字方略：“先除宦官，次复河湟（边患），次清河北（藩镇）”。李训的话，使天子在郁郁愤闷中度过了九年窝囊生涯后，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意。
“先除宦官”这第一步怎么走？皇上与李训、郑注煞费苦心。
皇上最恨的是王守澄，别的先不谈，元和时弑杀宪宗的陈弘志，就因为他的庇护尚还悠哉游哉，在外间做着山南东道的监军。“此弑逆之徒，当先除之！”天子跺脚拍案不止。
这个好办，擒贼先擒王，只要除掉王守澄，区区一个陈弘志何在话下。李训担心的是，王守澄轻易动不得，“如之奈何？”他对郑注说出心事。
郑注呵呵一笑：“今上之立，右领军将军仇士良亦有功，守澄猜忌而抑之，因此两人有隙。彼间矛盾，正可利用！”
如何着手？李训尚不得要领。
“守澄既领右军，不妨以仇士良为左军中尉！”
这就是先分守澄之权再说。李训觉得此计可行，马上就禀奏了文宗。五月二十一日，天子诏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制下，守澄吃了一惊，一整天闷闷不乐。然而，他还是没有怀疑到李、郑二人。
事情在一步步进行。
六月，原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在天子的暗示下，进以居中用事，招致王守澄不满，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天子乘机下诏，出杨、韦、王三人为西川、淮南、河东监军。不久，李训、郑注又指责他们与李宗闵、李德裕皆有勾结，接受贿赂，于是三人先是免职，最后被分别赐死；另一位牵涉其中的宦官崔潭峻虽已亡故，也被剖棺鞭尸。守澄大为高兴，觉得报了左军一箭之仇，完全不知道这是皇上与李训、郑注借他之手除掉了“四贵”中的三个，下一个就要轮到他了。
也是这个月，完成了使命的李宗闵被郑注弹劾，贬为明州刺史；同时，朝中凡与二李有染者，皆被逐斥。七月二十一日，李训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侍讲学士一职不变。八月初四，郑注升为工部侍郎，兼任翰林侍讲学士。两人皆带侍讲学士之衔，保证了他们在外廷任职的同时，依旧能与皇上保持联系，这点至关紧要。
九月初，山南东道监军陈弘志突然接到旨令，命他即刻人京。二十一日，弘志走到青泥驿站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特使出示天子密诏，当即将他决杀杖下。此事几乎没人知道，更不用说王守澄了。
二十六日，皇上发布诏命，调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到了这时，守澄仍还蒙在鼓里，以为这是郑、李二人的报恩之举，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一荣衔只是李训、郑注架空他的措施，根本不存在着丝毫善良的意图。守澄的昏懵决定了他已经接近于灭亡。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彻底解决宦官务得有兵在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必须及早准备，方不至于被动。当年王叔文临时抱佛脚不克其功的故事，李训、郑注又何尝不知道。早在九月中旬，郑注即主动上表请求外任为凤翔军节度使。凤翔是京西北的战略重镇，因为地位重要，此间节度往往带“神策行营”之名，军力亦颇强盛。京中的左右军既不可得，掌握京城周围的行营部队就十分重要。在调升王守澄的前一天九月二十五日，诏制颁下，同意郑注的请求。宰相中惟一的不合作者李固言因反对这一任命，也被派出京外。二十七日，舒元舆、李训入相，皇上在拜李训“同平章事”的制书中还特别命令：李训仍需每二三天一入翰林，为天子讲解《易》经。
十月初八，李、郑悄然进宫，与皇上密商了一整夜。第二天，毫无准备的王守澄就在府第中被毒酒鸩杀。
到此，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李训从一位受流贬的人一跃而至宰辅，为天子倾意任用，或在政事堂，或在翰林院，天下事无不可决，这是前所未有的。朝野上下，无不震恐，就是神策中尉、枢密使，见到他都不敢不迎拜叩首。李训决定：十一月份动手！
这是因为，下个月有个绝好的机会。
王守澄死后，天子追赠“扬州大都督”之衔，就定在十一月下旬在城外的浐水入葬。郑注虽在京外任职，但以故旧情深，请率亲兵入护丧事，自也不会引起怀疑。到时，只要天子下令内臣齐集送葬，李训关起城门，郑注则可在城外令亲兵尽诛宦官，使无遗类：同时，城中诱捕住两中尉，事即可成。这是李训、郑注反复计议的结果。
在郑注即将赴任的前夜，李训及其死党大理卿郭行余、户部尚书王璠、京兆少尹罗立言、太府卿韩约、刑部郎中知杂李孝本一起在郑注位于善和里的宅第中秘密集会，进行最后的决定。
李训先到，对郑注嘱付道：“今郑兄出镇凤翔，事尤紧要，务得蓄以兵力，届时召之能来。”
郑注理会得。他有些担心的是，届时自己是在城外，得手后即使马上进城，也难保能一下子扫清后事，关键还是要看京中。到时，有无足够的兵力应付局面？
“弟自有安排。”李训很沉着。
不时，诸人来到。李训对众人宣布道：“圣上旨意，下月中外同赴，诛杀宦官，还望诸位不遗余力，襄助其事，同靖国难，报天子圣恩！”
众人慷慨激昂之余，都隐隐有点不安。毕竟，这是要见真血的事情，这些平常养尊处优、逍遥自在的人一想到马上就要真刀真枪地上阵，也真有些胆怯。但李训已不能让他们在这个最后时刻退场，他道：
“诛灭宦竖，必须里应外合。除郑学士出镇凤翔外，邠宁、河东两镇，京中的几个要害部门亦须掌握。明日仆即奏明圣上，将两镇节度及京兆尹、金吾卫弄到手。”李训说毕，又转向王璠、郭行余二人：“此北、东两镇拱卫京畿，兵员充沛，举事之际尤得假借，这个就烦两位辛苦一遭了。”
王、郭表情肃然，点了点头。
十一月初五，文宗颁布诏制，命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王璠为河东节度使；调原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罗立言代理京兆府事；以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李孝本代理御史中丞。其中，韩约的“左金吾卫”是关键所在。
“左右金吾卫”是中央卫戍军队十六卫之一，原来担负的是保卫皇城中枢机关的职责，本朝之初称为“南衙诸卫”或“南军”，与“北衙卫”或“北军”对称。北衙（宫城）的神策禁军兴起后，南衙诸卫基本上都成了闲司，既无权，亦无兵，只有左右金吾卫仍然担任昼夜警巡之职，是京城除了左右神策军之外惟一的军事力量。
失败的反击(7)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十月底，郑注就到了凤翔节度府任所。一到镇，立即精心挑选了数百个精悍的壮士为亲兵，配备精锐武器，赏赐丰厚钱物，时刻准备进军。不多日，消息传到：王守澄入葬，日子定在十一月的二十七日。郑注立即上表请求入京，同时传书李训，告知了上路时间。
但不知为何，京中的李训却决定提前行动。
事后很久的一段时间里，以至于在千余年后的今天，人们都对李训为什么突然改变计划表示不解。确实，这情况郑注还不知道，也来不及通知，如此临时变更，就等于把郑注的力量摒弃在外，对于本就捉襟见肘的李训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更何况，李、郑的这次行动仍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它的成功全赖于周密的计划和万无一失的措施，如果这个都做不到，事情就很难说了。
有一种说法是李训忌讳郑注。因为照原计划办，成事之后，郑注则专有其功，对他不利，所以他要先期行动，同时可把郑注也一并解决。这种意见是当时不明内情的人的普遍看法，宋朝司马光同意此说，并把它写进了他的名著《资治通鉴》，因而广泛流传。
另一种说法是认为李训、郑注本有两套方案，一前一后，而以李训的那套出其不意的计划为主。因此提前发动。并非是李训的临时决定。这是近代史学家吕思勉的见解，他甚至认为，李、郑二人预谋早在八月份就定形了，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十月底。
事实上，这些论断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六
李训确实决定改变计划提前动手，不过，这个决定的做出，完全是出于无奈。
正如李德裕后来指出的，其时天下大势，全在北军，左右神策主宰着整个帝国中央政府的存亡。如先在城外王守澄葬礼上动手，诛杀的仅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宦官，丝毫不能触及问题的根本，宦官的首脑、现任左右中尉的仇士良和鱼弘志仍需在城中解决，届时一旦有所疏忽，惊动了他们，李训等人就绝非是神策军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