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京中的神策军能否动些脑筋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多年以来，神策军士惟听中尉号令，左右中尉不去。神策军就是金汤一座，无法策反。
形势既如此，换一种思路考虑，如果就在宫中发动一场奇袭，先下手解决首要人物左右中尉，特别是王守澄之后拥有大权的仇士良。问题岂不是迎刃而解？！
李训在与郑注约定之后，就意识到原计划存在着破绽，开始考虑上述方案。但是，决定已经作出，难以更改，李训即使察觉到在城外动手的危险，本也无可挽回了。可就在此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训不得不铤而走险，果断决定提前发动。
这是因为：消息有走漏的迹象！
从上月底郑注赴镇到现在，已将近二十余天，这时，郑注在凤翔的有关动作，已隐隐的传到了一些人耳中。朝野上下，对李、郑不满的大有人在，风言风语，也开始在京中流传。虽然说这些话的人尚不知其中的真情，但这足以让李训吃惊不小。眼下，离王守澄下葬的日子，还有七八天之久，李训感到，如此拖下去必将凶多吉少。
大约是十五、十六日前后，李训得到密报，说郑注率五百亲兵已在赴京路上，京内外已经有人知道了这一情况，并且很可能传到了宦官那里。事情已极为紧迫，李训赶忙召来王璠和郭行余。
“情况紧急，怕不能等凤翔兵了！二位可借赴镇之前征召幕僚的名义，立即广募豪侠义士，等待号令。切切！”
两人虽感惊慌，但不敢怠慢，马上分头加紧行动，两三日之内。又招集到了不少人，约为亲信私僚，使他们以仆从的名义跟在身边，人数大约有几百人。
但这仍然是不够的，李训又密嘱韩约、罗立言、李孝本各以其金吾卫兵、京兆府以及御史台卒吏集中待命。这一天已是十一月十九日，李训又秘传韩约会商，最终决定，提前在二十一日动手。
起初，二人为具体的行动计划苦思冥想，反复掂量，足足熬了一宿，也拿不出妥善的办法。直到凌晨，李训偶然把目光转向窗外，寒雾朦朦中欲出未出的晨熹映在树丛微霜的枯叶上，突然使他心头一亮。李训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对韩约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啊！”
这是《道德经》上的话。韩约莫名其妙：这个时候怎么还有心思谈经论道？
李训道：“足下还记得本年八月，有甘露降于紫辰殿前樱桃树上，圣上亲采而尝之的事情吗？”
“？”韩约茫然，还是不名所以。
“假如过两天，有甘露降在足下的金吾卫仗庭院中，又当如何呢？”
韩约猛省。
甘露。甘美之雨露也，乃太平之瑞兆，轻易不可见。一旦得降，预示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普天之下，皆应颂贺，算得上是朝廷的一件大事。有了事情，就好做文章了。
事不宜迟，李训对韩约交待道：只须如此这般……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明宫紫辰殿。
钟鸣五鼓，天子升殿，百官班定，早朝开始。左金吾大将军兼金吾街使韩约，抱笏步出班列。
按常例，金吾街使此时出奏，当是报告今日京城六街的平安状况。然而，韩约所奏却出人意料：“左金吾听事后院石榴树上，昨夜忽降甘露，臣恭颂陛下圣明感格，得此上天垂祥！”奏讫，蹈舞再拜。
百官听罢，虽略感意外，但也觉得年来瑞兆迭现，今日再降甘露，或亦可能。一时间，殿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宰相李训、舒元舆赶紧称贺，百官随之齐齐拜下，山呼万岁。李训、元舆都道：“陛下宜亲往观之，以承天庥。”文宗允诺，于是下令班放含元殿。百官退下，齐往南走。部分官员包括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等各归本司。
左右金吾仗院就位于大明宫正门丹凤门的两侧，实为整个大明宫的门卫，含元殿是第一道大殿，自然离左金吾仗最近。不一会，天子乘软舆出紫辰门，过宣政殿，再出宣政门，来到含元殿升座，命李训率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往视之，验明后回报。
从含元殿到左金吾卫仗院充其量也只有五百余步，加上验明甘露的时间，一个时辰也就足够来回了。可不知怎么，李训等人去了许久，才返回含元殿。李训奏道：“臣与众人验之，不像是真的甘露，不可遽为宣布，以免讹误而使天下枉贺。”
天子果然一副惊异的模样：“有这般事？”回过头望着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文宗又道：“卿等可再率诸内臣往视之，务得验明真假。”
两中尉得旨，率人往外走。李训不动声色，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后，立即对殿下班列的百官大声叫道：“王、郭行余安在？来受诏敕！”
殿下的两人知道，行动开始了。王璠再一次露出了他的懦夫嘴脸，在此受命之际，竟吓得两腿发颤，一步也走不动，只有郭行余急步趋前拜下：“臣在！”
李训又对殿下的廷卫官喝道：“圣上有旨，速令河东、邠宁两镇官健入宫听命！”
“臣领旨！”此人说完，立即就往外跑。王、郭两人所募的私兵早已怀揣兵器候在丹凤门外，不一会，河东兵陆续来到，而邠宁兵竟在宫外观望，一个也不动，其行径正好与宫内他们的两位首领相反。
殿下尚在的一些台省官见此情形，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
与此同时，仇士良、鱼弘志带了十几个宦官来到左金吾卫仗，进得门来，就遇到了等在那里的韩约。仇士良还未发话，突然瞅见韩约面色仓皇，额头流汗，一副恐惧的模样，很是惊讶：“将军怎么这个样子？”
话音未绝，一阵劲风穿堂而过，厅廊之间的帷幕被风吹起，士良不经意之间眼睛一瞥，忽然看见幕后竟有不少全副武装的士兵，阵风之中，还传来兵器相击之声。士良心头一震，心道：“不好！”电闪雷击之间，他与鱼弘志对望一眼，二人立即就明白了。“快退！”士良对众人大呼，带头就往门外跑。
众宦官紧紧跟上，门口的一位金吾卫兵欲将门关上，士良大喝一声，跻身而上，门竟不能合。鱼弘志领人一哄而出，随着士良往含元殿急奔。韩约惊在当场，茫然无措，厅廊上的士兵不敢妄动，看着仇士良等人逃出左金吾卫仗。
李训在殿上一见仇士良、鱼弘志全身而退，往这里奔来，晓得不好，赶紧对立在殿下的金吾卫兵们叫道：“快上殿护卫圣上乘舆！每人赏钱一百缗！”但事出突然，士兵们都不知所以，还没有反应过来，仇士良已抢先入殿，对皇上说道：“宫中有变，请陛下速速还驾！”逃回来的宦官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由分说，抬着软舆送到天子面前，连拖带扯，就把文宗架了上去。此时，殿前已有金吾卫兵上来，已无法从正门出去，宦官们抬着皇上便往后跑，含元殿后是一排藩篱，众人七手八脚，硬是扯开一个洞，要从这里逃出。
李训奋不顾身，扑上去拽住乘舆大呼：“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皇上也是挣扎不已，连声大叫。仇士良声嘶力竭：“李训反了！李训反了！”拥舆急奔，想把李训甩开，李训死不松手，一直被拖到宣政门前。
这时，金吾卫兵已拥上含元殿，罗立言率京兆巡卒三百余人从东，李孝本率御史台从吏二百余人自西赶到，与金吾卫兵纵殿击杀尚未逃走的宦官，霎时，殿中宦官鬼哭狼嚎，一下子死伤了十几人。
后面的哀号声不断传来，这边的李训仍是紧紧地抓住乘舆不放，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能让仇士良逃掉，更不能让他们挟持着天子，他心里清楚得很，覆巢之下，安得完卵？若没有了天子，一切都将鸡飞蛋打。
宣政门就在眼前，拥着乘舆的宦官知道，只要逃进去就是他们的天下。有一位叫郗志荣的宦官挺身而出，对着李训当胸就是一拳，李训双手正抓着舆杠，无法遮挡，被兜心一击，当场倒地。仇士良导着乘舆驰人，宣政门沉重地渐渐合上，里面传来众宦官“万岁！万岁！”的激动声音，躺在地上的李训听着这一切，浑身上下一片悲凉：完了！
含元殿前，百宫早已一哄而散，罗立言、李孝本率人杀了一会，忽不见李训与天子，再看看左右中尉也浑无踪影，也知道事情不济了。可这时两人手上还有数百人，如果乘宦官立足未稳，一不做二不休，再杀入宣政门，也未必就不能挽回败局，但在关键的时刻，他们想到的却是赶紧脱离干系，立刻收拾起家伙，急急出宫。一大批人霎时就走了个干净。
李训倒不愧枭杰本色，从地上起来，十分的冷静。他与身边的从吏对换衣裳后，面不改色，走到宫外，然后骑上座骑，快马加鞭就直接往城外疾驰。一路边走边说：“我有何罪，竟被贬斥！”路旁的人都以为李训在今天的朝会上受了处分后发牢骚，也就没有加以怀疑。
既已图穷匕首见，那就绝对容不得后退。李训之辈也许都根本没想过一旦失败的对策，因而在事不成后，竟毫无作为，不负责任地作鸟兽散。他们也不想一想，拱手把反击的机会让给别人，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如何可能全身而退！
失败的反击(8)
宣政门内，仇士良已经红了眼。
他对蜷缩在乘舆里惊慌失措的天子恶狠狠地道：“陛下！你干得好事！”这再清楚不过了，若没有天子良好的配合，李训又怎么能做得如此天衣无缝！士良此时已十分冲动，若不是当着不少宦官的面，他真恨不得把这个用心毒辣的天子就此一刀劈死。想想也真是后怕，若不是自己反应得快，他们这些宦者将全都是人家刀下鱼肉，“好啊你个皇上，竟串通李训来这一招！”士良心道。多年以来忠心耿耿，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个结果，难怪士良一腔怨气按捺不住。
其实，左右的宦官都与他是一样的心情，都是怒目而视，嘴上骂骂咧咧。
皇上面红耳赤，无话可说。此时，他自身的安危已系于人手。又能怎么样呢？要怪，他也只能怪李训不争气，片刻之间，就输了个一干二净，连天子都搭进去了。
“杀！”士良对各率五百禁兵赶到的神策左右副使刘泰伦、魏仲卿道。仅仅在事变后不到一个时辰，宦官们即从北东西三面，向位于大明宫南部的各衙门发动了反攻。
其他宰相中，只有舒元舆得知内情，悄悄改换官服，已单人匹马逸出宫外。而王涯、贾餗尚懵然无觉，对前来询问的一些省官们道：“不知何故，请诸公各自便。”这边众官刚刚退下，王涯等正准备进餐，忽就有人来报：“不好！有禁兵出宫内开出，逢人辄杀！”王涯、贾餗这才晓得事情严重，慌忙逃窜，这时宫内各门均已被人关闭，两省官、金吾卫兵们足有千人，都从建福门往外挤，王涯等刚刚奋身脱出，宫门就被禁兵合上，有六百余人没有逃出，全被斩杀。横尸流血，狼藉涂地，宫内诸衙印鉴、图籍、帷幕、器皿在兵乱中一扫俱尽。下午，神策军分遣千余骑兵出城追捕，又在城中大索，死亡人数又将近有一千余人。长安城中，已是一片尘嚣。
以牙还牙，宁滥勿缺，这是报复者固有的心态。
朝士们休矣！
七
郭行余当场被执。王涯当时年已七十，徒步走到永昌里，不得已在茶肆中歇脚，被禁军擒获。押到禁中，受不得严刑逼供，只得屈招与李训谋行大逆，将尊立郑注。王璠逃归私第，本以亲兵自守，闭门不出，但被神策军将骗道：“鱼中尉致意，欲以公为相主持大事。”王璠以为自己幸脱干系，遂出门随之至左军，也被拘禁。见到王涯，王璠不怪自己朝秦暮楚，以至上当，反而甚为气恼：
“二十兄自认谋反，又何必牵累他人！”王涯行二十。
王涯想想此人实在不足与论，没好气地回道：“五弟昔为京兆尹时，与宋申锡谋，若不漏言与王守澄，岂有今日？”王璠行五。
这话答得好。王璠这个可以说坏了两次大事的人，听了也是作声不得。
舒元舆逃得早，已出了安化城门，但也未能走脱，被出城追捕的禁军抓获。罗立言在太平里被擒。贾餗易服避居民舍躲了一夜，第二天，想想没什么意思，主动来到兴安门，被擒送左军。李孝本以帽遮面，单骑直奔凤翔欲投郑注，但不幸走到咸阳城西，亦被追兵擒住。躲在崇义坊的韩约同样不免，在数天后被禁军查获。
只有李训逃到了终南山。
终南山有位叫宗密的和尚，是个有道高僧，以前曾与李训颇为投机，见李训来投，宗密有意剃其发而匿之，但为其徒众所沮。无奈，李训只有出山改奔凤翔，在路上被一位地方军将抓住，送归长安。
走到长安城郊的昆明池时，李训心想，事已至此，到了神策军更受酷辱，便对拘送者道：“你们抓到我就可得富贵，但听说禁军在城中搜捕，等一会见到我说不定要来抢人，你们不妨取首以送，现在就把我杀了吧！”听者从之，斩下了他的首级。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两天，整个长安在无限惶恐中度过，天子被软禁，政府部门的权力也被彻底停止，生杀除授之权，皆决于两中尉，禁军嚣横，无所拘碍，京中吏民死于无辜者不可胜计。城中闲人恶少，乘机杀人报仇，剽掠百货，相互攻劫，尘埃蔽天，数日不绝。
二十二日这天，仇士良把王涯的供状递上时，殿上的天子悲不自胜，强忍着没有流下眼泪。二十三日下午，在左右神策近六百人的警卫下，王涯、王璠、罗立言、贾餗、郭行余、舒元舆、李孝本在两市中当众处死。连同李训，枭首于兴安门外，其辈亲属，不论亲疏，悉数处死。
牵连而冤死的朝官人数更是无算，在宦官的报复下，朝列几乎为之一空。
右仆射郑覃、户部侍郎李石被拉出来代行相权，但天下事皆决于仇士良，他们两人不过徒行文书而已。在延英殿上，二人惟一能对士良有所辩驳的话就是：“此乱诚由训、注而起，但不知训、注由何人而进？”这话当然是指责宦官首开祸端，但在文宗听来，他已是两面都得不到一点支持，完完全全地失败了。
到了二十四日，尽管坊市之中渐趋平静，不过，戒严未除，大赦令也未颁布，神策军依旧大肆搜捕，罪人亲属故旧尚在不断牵连之中，长安城仍然是一片肃杀和悲凉，官吏百姓，都是惴惴不安。
两天来，一阵严寒又忽袭长安城，这是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人们都说，这或许是杀气太重的缘故。可是，郑注尚没有抓到，京城人都纷纷传言，郑注将率兵为乱，仇士良还不能就此罢休。
事变的那天，郑注已到了扶风县，离长安只有几十里之遥。不幸的是，李训提前发动，又提前失败，使得郑注完全陷入了被动。他是二十二日得知李训事败的，眼见他的这支本以奇袭为目的的小分队已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意义，没奈何，只得收兵急还凤翔。郑注的匆忙撤退也使得往这里逃奔的李孝本、李训二人没有机会与之会合，最终被追兵赶上，丢掉了性命。
不过，即使他们与郑注会合，也逃脱不了最后灭亡的命运，因为政变的失败已使得他们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只能任人宰割。这再一次证明，每一场宫廷政变都是不成功则成仁，没有别的结果。
郑注还犯了一个错误：回到凤翔，他没有立即公开号令出兵勤王，“以清君侧”。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郑注决意行动，凭着一镇兵力之强劲，乘着朝廷混乱，人心怨愤，再加上各大藩镇本就蠢蠢欲动，说不定能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地方反叛。可是郑注只是一味观望，这一犹豫，给了仇士良机会，一天后，他的秘密敕令就传到了凤翔监军张仲清手里。
张仲清经过一夜思考，果断地下了决心，派人去请郑注。
郑注仗着自己手下人多，没有防范，把亲兵留在了门外，只带了数人与仲清会面。结果被张仲清当场亲刃，其亲兵也在门外被一网打尽，这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五日，离李训发动政变的二十一日只隔了四天。消息传到长安，引起了一片欢腾，城中士庶的心理很简单：这一场风波也许总算过去了！二十七日，京师各禁军还营。二十八日，最后一位要犯韩约被处死。
这就是“甘露之变”。
失败的反击(9)
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是一次没有达到任何目的的无效的反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是一场不仅没有取得丝毫效果，反而带来无穷灾难的动乱。更可悲的是，天子这次任用为左右两派都深恶痛绝的李训、郑注行此大事，道义上都没能站住脚，因而从当时到后来，连丝毫的同情都不可获得。
长安的格局由此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
前面说过，帝京长安由北向南，依次是宫城、皇城、外郭城，而政事堂、中书门下两省常设在宫城之南，尚书省及六部、九卿、三监等又位于皇城，所以，本朝人把这些政府部门称为“南衙”，而将位于宫城西北的宦官机构内侍省称为“北司”，这与“南军”、“北军”对称，同是一个道理。
“北军”兴起后，“南军”已名存实亡，到了此时，“南衙”竟也让位于“北司”，宰相和朝廷百官都成了内廷的附庸，宦官终于将政事权也夺到了手中。这一场南、北之争由来已久，若从王叔文算起，也有三十几年了，在此时此刻，“北司”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今以后，尽管朝廷职能部门名义上依然故我，但大部分实权已不复存在，一切都要视枢密、左右神策和各种中使的藏否行事。所谓“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帝国首都的方正之相，从此成为历史。
这当然不完全是李训、郑注的过错，“甘露之变”只是给了宦官一个借口而已，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借口，“北司”的强大也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总有一天，他们要完全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而“甘露之变”的失败使他们开始实现这个美梦。
十二月十六日，有诏停止搜捕追亡，在正式拜相的郑覃、李石，以及新任京兆尹薛元赏的努力下，长安逐渐恢复了正常。第二年正月，天子发布大赦，改元“开成”，时为公元836年。
自此，文宗皇帝在无限的悲哀和郁愤中度过了最后的四年。
仇士良代替了王守澄，成为遥控天子的新的主宰者。在此强大的内廷势力面前，皇上已彻底无所作为，“天子”的名分只是使他依旧升殿听奏而已，但所有的权威都已化为泡影。天子终于在此时成了地道的傀儡，这是他自即位以来一直不愿发生的事，也是他九年来一直刻意避免的事，然而却终究成为现实。文宗其实是被软禁了，这最后的四年，皇上实际上是在醉酒听歌、闲吟诗书中度过的。
皇上的心在流血，在哭泣，他当然希望醉人的醇酒能消解他心中的悲伤，然而，举杯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酒能使人暂时忘记一切，但却不能忘记永远。天子毕竟年轻，他又如何能够轻易把一腔衷情徒然消磨！
皇上像爱好诗歌一样爱好音乐，他善于吹奏一种叫“小管”的乐器，甚至还作过曲，但美妙的音乐也不能挥去他心中的忧伤，反而常常使天子哀不自禁，悲从中来。即使是音伎盈庭、杂戏骈罗，一片热闹之象，皇上也是无动于衷，难解愁颜。
皇上的叹息声像一个个沉重的梦魇。
那是一个温熙的春日，禁中牡丹盛开，莺歌燕舞，姹紫嫣红，但在文宗的心里，如花的春景似乎也是一团团迷茫的愁云，压在胸中，使人难以喘息。望着高底相间、摇曳生姿的丛丛牡丹，他想起的却是舒元舆的《牡丹赋》中的句子：“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皇上第一次理解了其中的深意，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到深处，物我皆一，这如画的牡丹，又岂非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哀叹！天子感慨之余，无限胸臆都在不知不觉中化为两行热泪，悄然而坠。
左右侍从默然，谁也说不出话。
宫娥翩翩而至。一曲《何满子》奏了起来，有位宫人步出行列，合乐起舞。《何满子》，舞曲名，相传本朝开元时沧州人何满子，善歌，因事触刑律，临刑前进此曲以赎，音调低沉哀婉，愤懑苍凉，所谓“一曲四词歌八迭，从头便是断肠声”。舞者按拍踏步，轻展燕体，把这首曲子演绎的淋漓尽致。
曲终舞罢，皇上被深深打动，唤这宫人来到御前，赏赐了一对金臂环，问道：“汝是何人，家在何处？”
宫人盈盈下拜：“妾名沈阿翘，本是吴元济的伎女，元济败亡，因善声歌而为陛下宫人。”言语之中，不胜凄楚。
吴元济死了快有二十几年了，那么，这位宫人在寂寞深宫之中，也就度过了如此长久的漫漫岁月。相逢何必问，同是断肠人，皇上不再说话，只是命她再舞一曲《凉州曲》，这又是一首著名的哀歌。音韵清越，舞姿哀缓，乐声停处，一时四面静默，观者无不凄然。
有一位布衣士人张祜听说了此事，写了一首诗：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寥寥二十字中，宫怨君哀，一泻喷薄，真是写得好！这首诗又辗转传入宫中，为宫人歌唱不绝。
正是：今日山川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冬天，皇上风痹又一次发作，服食药剂后，病情稍有缓解。十一月二十一日这天，因天子病体未痊，朝会早早地散去了，退朝之后，文宗扶着疲倦的身体回到思政殿。
文宗望着远方，拱默良久。一个时期以来，他的心里常有一种虚幻缥缈的感觉，天子知道，自己也许不久于人世了。
忽然，文宗缓缓地对侍从道：“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谁？”
旁边的翰林院使答道：“中书舍人周墀。”周墀，时以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
“试命召来。”皇上依旧沉稳地说。
周墀奉旨进殿，文宗先命赐座，又以金卮赐酒三杯，周墀饮毕，谢恩。
文宗徐徐道：“依卿看来，朕是何样君主？”
周墀一听，立即下座，恭敬回答道：“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有尧之圣、舜之明，商汤之仁，夏禹之俭！”
文宗淡然一笑：“贤卿这是出于爱君之心，不得不这样说。朕其实哪里敢追踪尧舜禹汤之明，”皇上顿了一顿：“朕要问你的，是朕比诸周赧、汉献二帝如何。”
这是什么话？！周墀如五雷轰顶。周赧王、汉献帝是两个庸碌的亡国之君，怎么能与我大唐圣明天子相提并论？皇上饶是为人钳制，也是有为之君，如何心哀如此？天子受辱，则人臣之过也，周墀激动地无法控制，倒身拜伏，声音哽咽。
他想不出其他话来安慰皇上，只是一个劲地称颂圣德，劝皇上不要为谦谦小节而挂怀。
皇上只好自己说了：“朕自以为比诸周赧、汉献犹有不及。周赧、汉献受制于诸侯，朕却受制于家臣，所以朕比他们还差得远了！”
文宗平静地说出这段话后，终于无法控制，突然俯首痛哭，泪如雨下。
周墀还能说什么？！趴在地下更是悲不能禁，涕泗并流。
从这天起，皇上再也没有视朝。一个月后的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四，文宗皇帝驾崩于太和殿，享年三十二岁。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1)
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
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沾朝衣。
--李德裕（公元787-850年）
一
失败的反击“甘露之变”使文宗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当这个自称“受制于家臣”的皇帝在万般无奈中撒手人寰时，其身后事是可想而知的。
文宗此时后宫无子。长子鲁王原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被立为储嗣，但五年后竟莫名其妙地暴卒而亡。次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封蒋王，亦不享天年。皇上本得位于其兄敬宗皇帝，所以在两子相继亡故后，开始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己百年之后，将皇位大宝还之于兄之子！于是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立敬宗第四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文宗宴驾时，陈王年既冲幼，又体弱多病，帝国的继承权再一次成为严重的问题。
宦官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就以年轻的太子陈王入继皇统，一派则欲立皇弟颍王。前一派以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为首，宰相杨嗣复、李珏副之；后一派的首脑便是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两派的斗争酿成了一场不小的政变，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实力强劲的仇士良一方获得了胜利。
事情的经过是：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弥留之际，急召刘弘逸、薛季稜并杨嗣复、李珏四人入禁中，欲以太子监国。这是皇上最后的挣扎，想在安排后事上最后行使一次权力，但仍然遭到了仇士良的驳斥，请更议所立。李珏不服，说了一句：“太子已立，岂可中变？”仇士良就干脆自行发布诏令，以太子年幼不克大任为借口，制命颍王（文宗弟）为皇太弟，复太子仍为陈王。
当天，仇、鱼二人仿效当年王守澄的做法，发左右神策、飞龙、羽林禁军数千人，直接从诸王居处“十六宅”强行将颍王接到宫中的少阳院，并在思贤殿接见百官。不费吹灰之力，便使储君易人，这就是拥有兵权的好处，刘、薛二人并宰相们无可奈何。
初四，文宗驾崩；初六，陈王、安王、文宗妃、杨贤妃被赐死。其中，陈王是原太子，安王是文宗的小弟，而杨贤妃又是主张立安王的人，仇士良假借嗣君的名义叫他们彻底完蛋，既顺理成章，也不用花什么脑筋。正月十四日，为颍王李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武宗”，时年二十七岁，也是一位年轻的皇帝。
天子迭代之际，是非激烈之时。成者王侯败者贼，这种斗争最是鲜血淋淋，没有半点温存可讲。从五月到八月，反对武宗即位的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贬；另一个关键职位京兆尹的人选也被撤换。第二年，刘弘逸、薛季稜被诛杀。
又是一场急风骤雨，但这不过是拉开了未来动荡岁月的序幕而已。
“北司”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把宦官不放在眼里了，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是既成的事实，也是事情的必然，徒示不满没有任何的作用。渐渐地，大家也开始接受了这一现状。时间是造物主最妙的魔具，它能让人慢慢地忘记痛苦，适应现实，并且最终与现实融为一体。
不过，要是从此以为帝国政治中的“南北之争”就此风平浪静，那就大错特错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任何对立的双方都不会同时或者永远失去利害冲突，更何况，“南、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这与帝国的立国纲纪和道德伦理格格不入，不是彼死，就是我亡。现在的平静只是暂时的，这是宦官太过强大的缘故，未来的很多年内，宦官们一直保持了这一态势，双方的斗争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永贞”和“大和”时期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但是，今后的岁月里，二者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呈现出来罢了。
与前此的刀光剑影不同，这种变换了方式的斗争是由无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组成的。
故事的中心人物有三位，未来的十几年内，在“南、北之争”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聚光灯将再次投射到他们身上，看着他们演出一段云诡波谲的活剧。这里说“再一次”，是因为事实上，这一出活剧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登上了帝国的舞台。人们对这三位风云人物已经非常熟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与过去不同的是，从今天开始，他们的这出大戏将逐渐达到高潮，并且彻底结束，如果没有他们，九世纪将会是多么的平淡无奇。
只要对过去十几年的是是非非尚未完全淡忘的话，一下就会想到这三人就是：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
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
简单说来，本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曰“常科”，一曰“制科”。“常科”或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乡贡州（府）选，最后集中到长安，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礼部试”，主要有六科，以“进士”一科最为重要，所试科目为诗赋。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制举试天子往往亲临，故又称“廷试”或“殿试”，对策高第，皆可授官。
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元和三年的这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
那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事情的经过本来很简单，三人在策文中攻击主要以宦官为代表的权贵，结果因此而得罪。但是，这次科场案中却牵涉到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李、牛、皇甫三人最后得罪被贬，罪魁祸首应该是当时的宦官首脑人物吐谷承璀，可不少人却把过错推到了李吉甫头上。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没有否认，就这么默认下来，从而为自己的儿子李德裕酿就了一辈子的苦果。说他在这里犯了一个终身大错，确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当时的所谓“首座”，亦即主持工作的宰相就是李吉甫，身为宰臣，对这个案子充耳不闻，本身就值得批评；而且，吉甫在后来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应该。但是，就此猜测是吉甫对三人嘲讽时政有所不满而主张将他们贬斥，那就是某些见识不高者的盲见了。
李宗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策文中为了标榜自己，还特意对朝廷坚持用兵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这个推理出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吉甫是处分自己的主倡者，从此与李吉甫结下怨仇。吉甫在几年后便去世了，因此李宗闵把这种怨恨转移到与吉甫一样坚持主战的裴度、李绅等人身上，并且一味排挤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他在大和时期与牛僧孺共同打击德裕，在开成时借助宦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谋排德裕等等行为，归根结蒂都是这种报复心理在作怪。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绝大的误会！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当然，吉甫是主战派，坚决主张对藩镇用兵，但却绝对不至于因此就下毒手。再说，李、牛二人也并非是针对吉甫而来，因为当时吐谷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宪宗赏识的人，为此，他后来甚至不惜挑起朝廷与成德的争端。策文只有指责此人，发人所不敢发，方能博取声誉，事实上，两人的本意也确乎在此。他们应该想到，自己既非针对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又有什么必要大动肝火？本来，这场误会是可以避免的，谁料想，他们后来还是听信了别人的谣传，固执地以为是吉甫对己不利，基于这种认识，并最终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李吉甫不作解释，不作调解，也是造成这一重大误会的原因之一。他要是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一定会后悔莫及。
然而，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而已，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
这次试场案的过程已见前述。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
李宗闵与牛僧孺是亲密的同盟。李德裕的周围虽无明显的党人，但在德裕与李、牛发生冲突时，也有不少朝中要人或以政见不同，或因个人私利，而与德裕共同指责和排斥李、牛二人及其党徒。所以说朝中从那时起正式分成两大派系，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穆宗皇帝时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开始变得十分明显。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2)
李宗闵与牛僧孺的轻信和固执己见，固是造成这种党派斗争的主要源泉，但是，李德裕在这上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事情发生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三月，李逢吉荐引牛僧孺入相之后。
当时德裕亦有入相之望，无奈因与裴度、元稹及李绅关系密切，受到李逢吉的排挤，被外放浙西观察使。而在此之后，逢吉又再引牛僧孺入相，有人传说：这是李逢吉借此来阻挡德裕入居台阁。这件事终于给了德裕以很大的打击。
本来，在此事之前，他们并未在重大政见上发生激烈的矛盾，自长庆元年的试场案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和。但是，在长庆年间，李宗闵、牛僧孺二人却和李逢吉的见解非常接近，进而依托逢吉的势力，境况很是得意。对此德裕是有看法的，不过仍然没有表示出来。到了这时，他才第一次开始从心里对牛僧孺产生了个人感情上的憎恶感，为他后来的某些作为隐下了伏笔。作为一位器具过人、拥有将相之才的名门之后来说，也不免陷入个人是非恩怨的窠臼，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在此之后，德裕也曾强烈地反对李宗闵私树朋党，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意见的正义之举，倒不可归之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个不当是几年后的事。
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牛僧孺。
按照规定，诸镇节度相代，新任长官一般要清点前任的账目，核对钱帛、器械、斛斗的数目，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可长期以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留有余地，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账册数目拦腰杀半。也就是说，假如前任官交接的账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一百万贯匹的话，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便奏报实领只有五十万，其余数目以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这是地方官常有的瞒天过海之道，一般很难为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惯例了。
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镇淮南的，当僧孺得知这项任命后，不愿意与他正面接触，遂将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鹭，自己即时卸职赴京。
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种旧日的陋习，奏报朝廷说：账册上扬州府藏八十万贯匹，但只领到四十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讫。在这里，德裕尽管有“旧例”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贯做法来看，此举多少显得有些不对劲。况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勋的地方，照理他是不应该在这种事上给人留以话柄的。德裕之所以这样做，确是出于潜意识中对僧孺的不满情绪。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孺却不放过这件事，上疏辩白。僧孺这一边也有不少人弹劾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德裕重新核检，结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狈，因为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八十万，一文不少。德裕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事情虽然不大，但要紧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维州事件”一样，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沟壑和敌意。与“维州事件”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德裕难逃其咎。
文宗时期，三人先后交替在朝，又先后为李训、郑注排挤，几乎是与王守澄和李、郑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时进退。对文宗来说，这两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对方身上，缺乏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动性。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们没有牵涉的宋申锡，甚至最终还慌不择路，选用李训、郑注这两个非正统人士来实施对宦官的反击，从而酿成了一场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
对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闵强烈排挤李德裕之时，曾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
“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当时，河北强镇割据依旧，不听朝廷号令。文宗正受制于人，话不好明说，只能用“河北之贼”来与朝官中的“朋党”现象相比。其实，若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为恰当，因为对宦官的反击虽然艰难困苦、屡遭失败，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机，而政治派系一旦产生，那就绝非是靠武力或者强权所能解决的，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是一位叫李商隐的人在后来写的，此人在文宗说那话三年以后及进士第，从此也被卷进了这场是非相争的滚滚洪流中。
不管怎么说，天子这话确是一语千金。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况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令人困惑的是，这三个人如何竟造成了这一场本朝--也许不止本朝一代而已--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派系之争？
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
二
关键在于李宗闵。
宗闵字损之，宗室子弟出身，元和时期曾做过宰相的李夷简就是他的伯父。但从他的祖父时起，这一家已无祖荫可恃，所以宗闵也免不了走科举的道路，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士及第。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宗闵本与牛僧孺又在制举“贤良方正科”中得中高第，因策文言辞过于激烈，结果不得升调达四年之久，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方才入朝任监察御史。
宗闵在仕途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出征吴元济时，征用他为彰义军府的观察判官。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得他此后步入了朝廷的中枢阶层。淮西平复后，宗闵人为驾部郎中，又以本官兼“知制诰”。穆宗即位，升为中书舍人。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试举案中，宗闵也是被处理者之一，原因是他的女婿苏巢在其好友、主试官钱徽主持下进士及第。这次考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是公卿子弟特多，有些竟还是主试官的亲戚。为此，翰林学士李绅、元稹及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群起而攻之，结果导致了两位主考官和牵涉请托的某些朝中大员被处分。同时，在对已中进士者的重新“复试”中，苏巢等人因实才不符而落选，宗闵因为这个缘故，自也难逃嫌疑，被贬为剑州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