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宗闵在这件事上多少有些冤枉。主考官钱徽与他交情笃厚，而擢其女婿及第，宗闵当然有请托的嫌疑，但这场纠纷的发动者段文昌、李绅却也很难说是清白。
段文昌爱好书画，任相时有一位杨凭曾以家藏珍贵书画献于文昌，托他引荐即将应进士试的儿子杨深之。恰恰在考试前夕文昌罢相出为西川节度使，赴任之前，文昌便又是面托，又是写信，请钱徽照顾。可榜出而不见杨氏子，反而尽是主考官亲旧者之子弟，遂使得文昌勃然大怒。
李绅也是这种情况，他属意于一位举子周汉宾，亦曾专门托请钱徽留意，不料结果竟是名落孙山。他与段文昌一气之下，便向皇上弹劾主试官钱徽。可见，在这场科试案中，他两人确实是有私心在里面，算不上于事为公的。
事发后，据说有人劝钱徽把段、李二人的信公之于众，钱徽却不同意。
“苟无愧心，怎可以私人书信相证！”钱徽对来人道。
这话说得漂亮，也表明钱徽甚为明智，否则，当时洗刷了自己，今后却难逃种种更大的是非漩涡。
与此事无关而站在段、李一边，强烈指责钱徽、李宗闵等人的是翰林学士元稹。他本与宗闵一样，都是急于求进之流，在争夺宦官支持方面，不免与宗闵产生牴牾，二人由是相恶。此时元稹便利用这个机会攻击宗闵，为此还专门拟了一道诏制，把这件事上纲上线，狠狠地批驳了一番。在这一态势面前，宗闵倒霉就是必然了。
李德裕倒是没怎么落井下石，但他与李绅、元稹在当时号称翰林学士院的“三俊”，相互问情同手足，凭这一点，德裕也就无法脱身事外。
这次科场案算得上是本朝有史以来最大的，处分也很重。朝中与钱徽、杨汝士（另一位主考官）、李宗闵有关系的人，都有些愤愤不平，李宗闵本人就更不用说了。
李宗闵这个人极端的冲动固执。
这样说他，绝非是信口开河。仕途上的两次挫折在他的心理上造成了伤害，使他变得十分记仇。贬剑州后将近二年，因牛僧孺在李逢吉的荐引下拜相，宗闵才得以起复为中书舍人，并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月权知兵部侍郎。最后在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走驸马沈和枢密使杨承和的路子，做到宰相。执政之后，立即便将德裕及与之相关的人员请出中枢机构之外。特别是对德裕，宗闵更是有一种政治上无法共存的排斥心理，非要将他剥夺权力而后快。其实，宗闵似乎并无什么一贯的政治见解，此一行为完全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需要。
不仅如此，宗闵还有一种强烈的派性心理。
本来，同志相互支持，关怀提携，固是艰难人生之一大幸事，亦乃人之常情。但是，宗闵把它看得过重了，这样，“义”代替了“忠”与“直”，私心压住了公利，同志成了同党，好事即不免成了坏事。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宗闵刚刚入相不到四个月，马上就荐引上表告退的牛僧孺再次入相。近两年中，他把自己的同年、同学辈人统统提拔到显要的位置上，而这些人又转相依托，以至于引起朝野的共愤，连文宗也认为大臣之间私结朋党的现象颇重。当李德裕第一次入相，坚决主张去掉朝间议论最多的“三杨”等党人时，宗闵还千方百计予以袒护，在他看来，自己的所谓“同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谁要是反对，谁就是与他本人过不去。长安城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门生故吏，不牛则李”，“李”就是指宗闵，“牛”便是指牛僧孺，这句话是说，他二人取人，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门生故吏。
别看宗闵事事锱铢必较，但表面上却很豪放任侠，对后辈以及同僚颇存宽厚，因此身边很有一些人，大半是在他前后进士及第的新贵，还有不少是他的同门或亲戚故旧，因而相互间的情分是很重的。
这又要谈起“进士科”考试了。
本朝“常科”与“制举”并重，合称“科、举”，是士人进身的必由之路。其中科目繁多，但比较起来，还是“常科”中的“进士”一科最为显要，一旦得中进士，那简直就是一件光耀无比的事情，此后释褐入仕、出将入相，都指日可待。后人有所谓“簪绂望之继世，草泽望之起家”之语，就是指的进士科。士子一生荣辱，寄乎其中。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3)
本朝“进士试”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糊名，也就是阅卷者（主试官）可以知道这是某人的卷子；二是试诗赋，亦即考试内容以写诗作赋为主。由此，整个过程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形：
首先是可以公开推荐；其次是考试重才艺不重实学，举子们平日的声誉重于临场的发挥。
主试者称为“知贡举”，就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以朝廷名望大臣担任。与知贡举者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公开为他推荐才人，这也是朝廷出于不拘一格广泛选拔人才的考虑。而举子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往往提早很多时间，向公卿大夫投献诗文，以博得他们的赏识和引荐，同时营造声誉，期望来年中进士。所以每年的秋天，都有数千举子云集长安，奔走于名公贵仕之间，希望他们向主司推荐。有时，甚至在考试之前直接向主考献诗，陈诉衷情。
这是应试的技巧，也是必由之路。否则，起于泥涂、升腾云空的一腔抱负，就有可能成为泡影。
当年柳宗元的一位朋友下第后，找他请教。柳子厚赠他四个字：“先声后实。”这话怎么讲？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一定要先给主司一个印象，然后才能在考试中用上真才实学。
知贡举者拥有生杀大权，而每年却只有极少数人能登进士第，因此，一旦得中，及第者必对知贡举者感恩终身。时人把主试称为“座主”，把当年进士称为“门生”，“座主”之于“门生”，不啻于恩重父母、义同再造，这种关系可非同小可！
元和时期，崔祐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后来罢职，退隐林下。其妻有一天劝他：为子孙考虑，是否应该置点庄田。
崔群笑答：“我有三十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何忧！”
其妻茫然：“从来没听说夫君有这些产业。”
崔群大是得意：“我前年知贡举放榜三十人，他们不都是我的良田吗？！”
崔群真是明白人，他知道“有人”的好处要大于一切，而所谓“有人”，又有什么能比得过“门生遍天下”呢！
近几十年来最著名的知贡举是德宗时的宰相权德舆，他在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连典三年贡举，前后擢进士七十人，登辅相之位者，即有十余人之多。比如贞元二十一年（公元785年）这一榜，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就赫然其中。权氏自己正是凭了这一点，安稳轻松地做了几年的宰相。
于是，进士一科的种种弊端遂由是而生。试诗赋，重声名，使浮文艳词大行其道，举子们轻德重艺，蔓衍成俗，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座主”、“门生”，受命公朝，拜恩私室，开请托胁迫之路，扇奔竞冒进之风，也使得公平原则大受破坏。同时，如此情状，更使得诸如长庆元年的那种科场案屡屡发生。
宗闵与僧孺等无数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幸运地成为每年充其量只有二三十个名额中的一员。他们在特定的仕进过程中有着相同的经历，“同年”、“同门”、“师生”这些纽带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友情因素取代了理念成分，最终决定了已经延续了一二十年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宗闵周围算得上是关系亲密且身居要职的有好几位。
文宗去世这一年的宰相杨嗣复，是宗闵的同榜，同年情义，十分相得；与其同相的李珏，更是宗闵一手提拔，由嗣复推荐才得以入相，他们的关系自也匪浅。此外人数颇多，“三杨”兄弟是其典型。
杨虞卿是宗闵最为得力的干将，受其知遇也最重，宗闵甚至把他当作骨肉兄弟一样看待。他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进士，比宗闵晚五年，在元和末期官至监察御史，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为吏部员外郎，仕途也是相当顺利的。在吏部员外郎任上，因检下无术，曾被一度停职。大和时期李宗闵、牛僧孺同相时，被起复为左司郎中，一路高升，做到给事中的职位。
此人天性圆滑柔佞，攀附权贵很有一套，不仅得到李、牛的赏识，而且与宫中宦官的交情也甚为密切。有了这些关系，他在朝中便以路子广、办法多著称，一些举子为了得中科第、获授美缺，往往托他行走，很少有办不到的。因此，虞卿门下党徒众多，朋比唱和，喧嚣朝野。
虞卿弟汉公，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登第，大和七年（公元827年）官至司封郎中，在宗闵左右，也是个很得力的人。堂兄杨汝士，比虞卿早一科，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进士。他是长庆元年与钱徽同知贡举的主试之一，在那场案子中因涉嫌擢其弟鲁士及第，被贬为开江县令。从此汝士便与宗闵走到了一起，更得到他的厚待，大和后期一直做到中书舍人。
“三杨”兄弟卜宅于京师靖恭坊，号称“靖恭杨家”，他们与杨嗣复还是同宗，一门数人位至公卿，是其时显赫一时的大族，也是朝廷中拉帮结派者的中心。位于靖恭坊的杨宅从早到晚都是车马如注，虞卿每天都要接见无数宾客，也不知道都在商量什么，反正看上去来往其门的不是有事请托之人，便是三杨的至亲好友。人们戏称杨宅是“行中书省”，因为它似乎比朝廷的中书省还要热闹，还要具有权威。
来往于“靖恭杨宅”的主要人物是张元夫和萧澣，官职分别是中书舍人、给事中，此二人是虞卿圈子中最得力者，时人把他们与虞卿合称“党魁”，这个称呼甚至连天子都有所耳闻。
“三杨”兄弟感恩图报，在大和时期为宗闵上跳下窜、大肆活动，朝野为之侧目，实在也闹得太大了。所以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德裕入相，主要打击的就是杨虞卿及其党人，将他们全部贬出朝廷。但是，一年后宗闵再相，杨虞卿等人又官复原职。随着李训、郑注逐渐掌握大权，与枢密使一派宦官关系紧密的宗闵等人利益便有所损伤，因此他们和大多数朝官一样，对这两人也不能接受。杨虞卿时任京兆尹，既对李、郑表示不满，则对方为“行大事”的需要，自也要拔去这个眼中钉。大和九年五月到六月，贬虞卿出明州，连带将李宗闵、李汉、萧澣、白居易等人一并驱逐出朝。可怜的是，宗闵的其他党人安然无恙，都熬过了这次贬谪，只有虞卿病死在贬所，没有看到他们一派在后来取得的完全胜利。
所有的这些人，都以宗闵为中心。没有李宗闵，几十年的派系波澜就决不会如此轰轰烈烈。
三
在宗闵的同党中，最主要的当然是他的同学兼同年牛僧孺。宗闵与僧孺两人虽然一起成名，但由于长庆元年试场案的关系，僧孺却要比他早入相，因而资望在后来超过了宗闵。在帝国政治上的影响，僧孺也不亚于宗闵。但尽管如此，僧孺在前后几十年的派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却不能与宗闵相比。
僧孺与宗闵有些不同。最大的一点是性格沉稳而不外露，做事讲究技巧；而且很能够辨明利害，不强为出头之鸟，该避让时一定退让，一旦抓住机会也绝不松懈。
僧孺家境贫寒，年轻时为了出人头地，很是用了些功。为此，中了进士后颇为自矜。僧孺绝对没有德裕的那种正统的观念，这也许是他出身贫寒，又得中进士的缘故。进士科靠的是才学，古往今来，有才者如不能锻炼其志，就不免浮华不拘，放浪形骸，而且急于求进。僧孺也有这个特点，尽管比起他人来，尚不算是太过分。比如他好奇石、好声伎，在文宗开成时闲任洛阳期间，曾与好友白居易时相过从，他对朋友夸言道，自己曾先后服用过三千余两钟乳石，因此在“那个”方面是很可以的。白居易听了，也为此佩服不已。
当然此乃小节，无足厚非。僧孺这人最大的缺点是气魄狭小，懦弱而不思进取。辛勤数载，中进士、得高位，在他看来就是人生之极限了。为了既得的地位，僧孺不惜以退让自保来牺牲原则，所以当年李逢吉勾结宦官把持朝政，他便主动上表辞位出京；宋申锡事件中，更不能坚持正义。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朝廷用兵--无论是对付外族入侵抑是地方反叛--都强烈地表示反对。他在其他方面不敢坚持原则，但在这一点上却十分的顽固。
战争总是人情所厌恶的，因而古今中外，反对战争者都能讨巧，给自己留下一个爱护民生的美誉。但是在实际情况下，为了达到和平，有时却不得不诉诸武力，这种情况下的用兵，和穷兵黩武是大有不同的。僧孺和当年的李绛不同，李绛是从帝国战略上考虑，主张轻重缓急应有区分，而僧孺一味反对兴兵，往往是出于既不担风险，又不失清名，何乐而不为的考虑，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为这事他与德裕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维州事件”是前数年中最厉害的一次，在后来的武宗时期，面对着回鹘入侵以及昭义镇的反叛，他仍然主张妥协退让，和德裕主战的方针格格不入。这是后来两派争讦的焦点所在。
僧孺饱览诗书，有文学之才，在这个方面他与李宗闵也很不相同。所以，他对政敌采取的手段，相应也就温和些，这一点倒也不可不论。
除了在“用兵”这一点以外，僧孺和宗闵在政见上其实与德裕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分歧。所以说，有时政治派系的产生，并非是一些正经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往往出于一些看起来不甚重要的小事。比如进士科考试，便是宗闵与僧孺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将由这些因素而产生的非政治性群体称为“朋党”，也就是这个道理。
人情贵难贱易。中进士既然很难，则社会愈重进士，因而进士及第者的仕途相对于他人来说就比较顺利。进士出身者人数不能算多，也有的人终身未授官职，但是，这个阶层却是帝国政治的核心，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以目前几十年而论，朝中文职大员，几乎清一色是进士及第者。
但是也有例外。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4)
李德裕就不是进士出身，他是靠祖荫起家入仕，进入政坛的。而且，他对进士考试的种种弊端尤为不满。
早先，牛僧孺刚及第时，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那次尴尬的事件尚未发生，他与德裕的关系还很不错。那时僧孺二十九岁．是风华正茂的新进士，德裕二十一岁，随父入京，补授秘书省官校书郎，是意气风发的年轻朝官。大家都是年轻人，平时时常相聚，说话也不拘束。
一次宴集，两人都在座，僧孺正是得意的时候，不大看得起公卿子弟，于是对德裕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瞧着德裕道：“绮纨之子，怎么也坐在这里！”其时，预席者大约以新进士为主，所以僧孺如此嘲笑了德裕一句。
奇怪的是，德裕却无动于衷。确实，他没有必要为这句话生气，德裕十分清楚他自己的行为：他之所以没有功名，是因为他没参加过任何考试，而其中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他从来都不看重科举。这在他后来的一番自述中表示得一览无遗。他曾对武宗皇帝说：
“臣无名第，自不当指责进士。但臣之祖先在天宝末期因仕进无路，勉强应试，竟还一举中第。所以厌恶其技浮华不实，自后家不置《文选》。臣以为，朝廷显官，还是应以公卿子弟为之。”
当时武宗很不解，照他的想法，无论出身贵贱，取人但凭真才实学。宰相怎么如此说？
德裕并非是顽固的守旧之人，他有他的理由：
“公卿子弟自小便习举业，”--所谓“举业”，当是指“制举”之业，亦即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的策问之类，和单以诗赋为业的“进士科”大有区别，--“因而熟悉朝廷事务，诸如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之类，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悉……”
德裕怎么拿“台阁仪范”、“班行准则”来衡量人才高下？！话乍听起来有些泥古不化，其实不然。这是因为进士浮荡，不以礼俗为事，已成积习，所谓“驱驰于才气，不务以德行”，屡为有识之士所批评。所以，德裕要积极提倡天子重用讲究儒家礼法经义的公卿子弟，这才是他的本意。
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德裕早年不应举，而其后也主张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德裕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就对进士科进行了几项改革，一是停试诗赋，亦即进士科考试中不以诗赋为题；二是罢宰相阅榜，这尤是德裕的独创性改革。
早先，进士试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主考官须将录取名单，在正式发榜前呈送宰相过目，称为“阅榜”。因此宰相便可以利用职权，上下其手，调换增删及第人员。德裕坚决主张废除这一陋习，并在翌年正月由朝廷正式通过。
但不久德裕就被李训、郑注借李宗闵的力量挤出执政地位，宗闵一上台，德裕的主张自得不到贯彻，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便又恢复了试诗赋。德裕对武宗的关于任用公卿子弟的进言是后来的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他第二次入相时，在一次廷议上提出来的，此后，他又是雷厉风行地对进士试进行了几项改革，这次更触到了问题的关键。
第一是及第进士不得呼主司为“座主”，及第后只能一次性谒见主试，此后不得聚集参谒，更不能于主司宅第置宴。这是从“座主”、“门生”过于亲密一点上来开刀，确实击到了要害。
第二是禁止“曲江大会”。
进士科之考试、放榜、宴集，早已形成定例。考试结束后，一般是在二月出榜，榜出之日，黎明五更，禁鼓敲过，举子可到礼部南院东墙下看榜。击鼓唱名，便见分晓。以后，新进士则先赴主司处拜谢座主，然后群谒宰相，接下去便是大大小小的宴会了。各种宴集名目繁多，但最热闹的就是“曲江宴”，亦即德裕所禁止的“曲江大会”。
曲江位于京城长安的东南角，占地近十二顷，碧波荡漾，烟光明媚，尤其是春天，花卉茂盛，是其时著名的游赏之地。而新进士的曲江游宴，更是一年中曲江景色的主要内容，到了那一时，进士们泛舟听乐，纵酒颠呼，热闹非凡。公卿大家倾城纵观，甚至专门来挑选东床快婿。有时，天子还亲临曲江之畔的紫云楼，垂帘观赏。时人有诗道“柳絮李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真是得意者的无上欢聚。由此，京城薄游豪侈之风大长，而进士辈交结朋比的习气也得以盛而不衰。所以，德裕才要下令禁止。
不过，德裕的想法在当时是微乎其微的，有不少人甚至猜测他因为没有名第，所以不惜手段打击进士及第者。这种误会闹得很大，在一定程度上给他造成了不利。同时，积习难改，更何况这些都已成定俗，靠一两项禁令是无济于事的，一年后，德裕的这两项措施都未能坚持下去。也难怪，众人独醉而一人独醒，在醉者看来，这个醒的人不是神经不正常，就是别有用心。
无论谁醉谁醒，有一点已是确凿无疑的：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之间，其家世背景、个人品行、信仰理念乃至为人处事，相差实在太大了。此前以及以后的那些种种是非冲突都不是偶然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冥冥之中，也许就注定了很多固有的矛盾必然在他们身上展开。
大约在文宗的最后几年，也就是开成时期，京城中流行着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说它“有意思”，是因为这些文字并非是传统上的宏文大著，其内容似乎都是些离奇的故事，有的竟还有点荒诞不经的味道。这些东西时人或称为“传奇”，与古代街谈巷议的“小说家言”很接近，在本朝颇为流行。特别是那些应进士试的举子，都很喜欢写这类东西，因为这种体裁很适合表现才气，投献给名公贵卿，更能够加深他们对自己才华的印象。
但这次流行的几篇“传奇”，其内容却引起了许多议论。
一篇的题目为“霍小玉传”，说得是一位轻薄无行的士人与一个歌伎始乱终弃的故事。本来这倒也平常，关键是文中的主角却是有名有姓的真人，唤作“李益”，这就令人兴趣大增了。
李益字君虞，行十，是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的进士，早先一直在各地军府任职，德宗时入朝，官至右散骑常侍，文宗大和元年（公元827年）致仕，并在当年去世。这个李君虞诗名早著，人虽已故，可他的诗篇仍为时人吟唱不绝，比如《夜上受降城闻笛》一首：“回乐蜂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甚至被谱入弦管，为天下人传唱。
李益此人才名很著，声誉却不大好，他从小就有个毛病：猜忌成性。尤其是对自己的妻妾，那简直是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当时有一种传闻，说他为防闲妻妾而“散灰扃户”，成为时人笑柄，甚至还闹到了朝廷公议的地步。不过，这篇传奇上说他“重色”、“负心”，大家似乎还闻所未闻。
有人说这篇《霍小玉传》出自蒋防之手，说是他在长庆初年专门写给他的恩公李绅、元稹的，也有人说此文本就是蒋防在长庆四年（公元824）遭贬后的刻意詈毁之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个事实却是很明白的，那就是李益是当年极端反对李吉甫、又是与李逢吉亲善的令狐楚之友，而元稹、李绅又与令狐楚关系恶劣，假如此文确乃蒋防所作，其用意就不难知道了。
当然这些念头在读这篇传奇的人的脑海里一闪就过去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李益的无行，像有一个重大发现一样兴趣盎然。因为当事人早已去世，作者无所顾忌，读者就更无必要为死者讳了。
另外一篇更绝。
这篇东西题为《周秦行记》，是一个人自叙其传奇般经历的游记。说的是其人在贞元中进士落第，归途中，走到伊阙南道鸣皋山下，误入汉朝薄太后庙，邂逅千年前的古人、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并与汉高祖戚夫人、南齐潘淑妃、本朝玄宗太真妃子杨氏相遇，最后由汉王嫱--也就是那位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侍寝、春风一度的故事。整篇内容荒诞不经，文字也不精彩，但其中有一处描写却骇人听闻。
文中写道：在薄太后给作者引荐杨太真妃子后，太后问及当今天子是谁，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道：“沈婆儿作天子，真是大奇！”
不论其他，单就这种语气就让人惊倒了。如何能把代宗沈皇后竟称作“沈婆”？把德宗皇帝呼作“沈婆儿”？这种污辱先帝及先朝皇后之举，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另外，谁都知道当年的沈皇后在安史之乱中曾两次陷入胡贼之手，最后竟莫知存亡，德宗皇帝后来曾数度寻访，均无下落。而文中却以曾作胡人妇的王嫱“侍寝”，作者这种用意极其恶毒的影射，亦让人心惊不已。这篇文字是谁的手笔，竟有这么大的胆子？！
卷端赫然题着撰者姓名：牛僧孺！
人们先是惊讶，然后是怀疑，最终一致认为，这东西绝不会是僧孺所作。原因太简单了，尽管人们都知道牛僧孺好写传奇故事，也曾作过一部《玄怪录》，但他绝不会如此愚蠢无知，弄出这么个东西，把自己置于死地。这肯定是有人假托，借以诋毁诬陷牛僧孺。这篇《周秦行记》还传到了文宗手里，连皇上看了都道：“此撰者定是假名，僧孺哪里至于会称德宗为‘沈婆儿’呢！”
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何人的杰作。
其实不光是现在这个时期有这些怪诞的传奇故事在流传，早些时候，这种文字也层出不穷，内容大体上都是借古事或子虚乌有之人把一些不经的行为写出来示众，可像这篇《周秦行记》公开詈毁之作，大家却是第一次看到。
人们茶余饭后，读事猜旨，虽也不无乐趣，但是仔细想想朝中派系相互攻讦的现实，心里面还是有一种隐隐的忧虑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若是没有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的对立，也就不会在朝廷政治中产生派系之分，两种派别既然相互斗争，文学便就是一种最有力的工具。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5)
四
过了好多年，还有不少人争论着一个问题：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德裕到底谁是谁非？换句话说，到底哪一方是朋党，还是两者皆为朋党？
古有定论：为私利而勾结意趣相投者，称为“朋党”。
从来人们就讨厌朋党。道理何在？一是结党就必然营私；二是党派之间的是非争斗，自然也就影响到国家的安稳和君主的地位。本朝实行的三省分权和宰相政事堂合议制度，无不是从政治技术的角度出发，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可“制度”既是人定的，也就是人所能改变修正的。一旦“制度”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所动摇，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古人有云：“亡史甚于亡国”。“史”是什么？“史”就代表一种理念，一种是非标准，甚至一整套既定的制度。国亡仍可复，史亡则不可寻。
也许，本朝自九世纪以来的种种现实，就既是亡国，又是亡“史”的过程。所谓“朋党之祸”就是证明。
宪宗皇帝就对朝问“朋党太甚”的现象十分忧虑，曾两次提出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在元和中期朝廷上下为是战是和争论不休的时候，由李绛回答了天子。第二次是元和后期李逢吉与裴度、李绛彼此冲突的当口，是裴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穆宗也遇到过这个难题。其时是韦处厚明确指出，李逢吉之流实为“朋党”。而文宗更为此苦恼万分，这一次是李德裕先后对朋党的现实进行了分析。在这些论述中，他们异口同声地指出了一点，即：君子为同德，小人是朋党。也就是说，只要是君子，就断不会结党营私，“朋党”一词，是小人的专用品。
问题的实质是：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朋党？
李绛说朋党其实无迹可寻，乃是小人谮言君子的借口。若要强为之论，则君子固与君子合，小人固与小人合，这也就是所谓“朋党”。裴度认为，正邪自有区分，全靠人君鉴别。韦处厚则直指李逢吉树党结派。而李德裕更为文宗指出，朝廷当中三分之一的人是朋党。
被攻击者当然不愿退让，从李逢吉到李宗闵不仅都断然予以否认，而且反过来指责对方挟怨报复，造谣中伤。这个问题在当时就争论了几十年，始终不能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而在往往复复的争辩中，派系已经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回到现实中来，我们还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
平心而论，李德裕、牛僧孺二人的道德品行都算不上有问题。但李宗闵则偏执主观，好挟私嫌，而且两派之中的其他人，也免不了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宗闵、僧孺这一边自不必多说，而经常与德裕站在一起的，有不少人也是私心过重，比如元稹、贾餗，甚至李绅，都在某些事情上有失公正。假如把问题看得简单一些，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廷如此严重的派系斗争，完全是由个人恩怨而来的派性心理的结果。
但是，事情毕竟没有那么简单。
无论是说宗闵、僧孺私结朋党、派性太深也好，抑或是断定李德裕也难逃个人恩怨嫌疑也罢，假如仅仅是这两派党同伐异、彼此排挤，造成的波澜绝不会如此深远广阔。其实，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囿于私见而打击异己，在政治上都是屡见不鲜的，但从来也没有哪次像他们这样牵涉到这么多人，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起起复复那么多次。一句话，如果没有了第三者、第四者，任何一种对立就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会相互转化、相互妥协，而断不会永远处在矛与盾的永恒是非中。
在宗闵、僧孺与德裕之外，尚有天子。
天子内心对这种事很头疼，但有时在客观上也能得到好处。早先，做得最好的就是宪宗。至高无上的天子有权选择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一旦决定以后，他就必须把重心全归结到这上面来。不管朝中有几派存在，谁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哪一派。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元和后期，对淮蔡能否取得胜利，是帝国对藩镇强硬政策成败的关键，而这时裴度、李逢吉两人的争讦也达到了高潮。宪宗赞成平定藩镇、扫平淮蔡，不能不倚仗裴度，于是在把裴度派往前线的同时，顺从裴度的请求罢免了反战的李逢吉、令狐楚。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镇也相继归顺后，宪宗起用皇甫鎛却遭到了裴度的坚决反对，这时宪宗的心思已经从平藩转到了收集钱财方面了，显然，裴度的固执坚持已成了最大的阻碍，所以天子便斥责裴度“党见太深”而召回了令狐楚，还磨去了《平淮西碑》以安慰由于因裴度受重用而心生不满的一些人。宪宗此际所做的这一切，其实就是一种绝妙的牵制，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只要身处天子之位，也就决定了这是一种必然。
年轻的敬宗皇帝有一次做得更妙。
那是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李逢吉为相时，敬宗不满于他的无所作为。遂有心思召裴度为相。但皇上并没有马上就颠倒乾坤，而是悄悄地派人告诉远在山南东道的裴度：
“皇上已定下了召你回朝的时间，你可凭此行事。”
这个暗示再明确不过了，裴度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主动上表请求入朝。结果使李逢吉大为恐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下九流的手段，也就是编出了那段“绯衣小儿坦其腹”的东西来诽谤裴度，自己导致了失败。在这里，敬宗是胜利者，他的这种近乎于左右逢源的作法，真是神来之笔！
文宗在这上面花费的心思更多。
文宗当政期间最大的问题是宦官，而且他孜孜以求的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是放弃相互之间有成见的朝廷派系而依靠宋申锡，宋申锡失败后，他又把希望寄予李宗闵和牛僧孺，但结果仍让他极为失望。所以便转而启用李德裕，并且赞成他大刀阔斧地清除李宗闵与牛僧孺的党徒。文宗在反复多次后虽然放弃了依靠朝臣的努力，但在客观上还是严重加深了朝问的派系分野，使他们的私隙得以再一次扩大。
所以，没有了天子，也许就没有了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的故事。
可是，事情还是不能就此打住。
天子之外，还有宦官。
在这几十年里，宦官的力量早已不能忽视，从文宗开始，他们的权威和势力甚至超过了天子。如果说天子对派系斗争只是下意识地起了一种牵制作用的话，那么，宦官则完全是在有意识地操纵两派的进退，以达到符合自身利益的目的。
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似乎已经不必解释，人们只要回忆一下文宗皇帝那一个无奈时期的种种现象，便立即会恍然大悟，只是心里不敢说出来而已。即使李宗闵、牛僧孺，抑或是李德裕本人，他们心里又何尝没有一本账！
现在的问题完全是出于好奇：两派与宦官这个第四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李宗闵和某些宦官中关系密切。
这些宦官就是文宗时的左右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左军中尉韦元素，以及王践言的前任崔潭峻。这四个人是王守澄的死对头。
宗闵是通过杨承和才和他们搭上关系的。当初他为了走杨承和这条路子，还颇花费了一些脑筋。皇天不负苦心人，宗闵托了驸马沈、女官宋若宪，终于联系上了杨承和，为他入相铺平了道路。另一位崔潭峻是当时的枢密使，也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此公尽管与元稹关系最好，但对宗闵也不薄。
当然，宗闵与郑注、王守澄的交情也不浅，不过没有与杨承和那样亲密，所以当郑注不需要他的时候，便借口他与李德裕闹党争而将他一脚踢开。
牛僧孺虽与宦官在若即若离之间，但他早年是在李逢吉和王守澄的支持下做到宰相的，又在某种程度上依恃李宗闵，也就注定了他无法对宦官表露出不满。在这一点上，他与李宗闵没有质的不同。然而总的来说，僧孺与宦官的关系不算太好。
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起出任枢密使的王践言十分讨厌僧孺。原因无他，这位王践言做过西川监军，与德裕是同事，而且是“维州事件”的当事人，赞同德裕的主张。他于该年的十一月份回宫任职时，便直接在皇上面前表示过对宰相牛僧孺的不满。
僧孺自己也意识到这些问题，所以他曾经两次告退，自动要求解职出京，以逃避可能的祸患。他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罢相出朝，任淮南节度使后一直不愿入朝，在淮南呆了六年，又在东都洛阳过了好几年，直到李宗闵入相后把他召回朝中为止。
李德裕与宦官是什么关系，说起来很复杂。作为坚持传统礼法的世家子弟，他当然对宦官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但是，他与其父李吉甫一样，和宦官却很少发生过正面的冲突。他几次出外任节度使，在所有的外放大员中，就属他与由宦官担任的监军关系处理的最好。早年他在西川时，监军是王践言，前两年在淮南时，监军是杨钦义，这两人后来都还宫入知枢密。德裕回朝后，与之也没有发生矛盾，所以政事处理上便很少得到来自枢密院的阻碍。
原因是德裕这个人绝无势利之心，做事讲究个“礼”、“信”二字，假如别人不失正派，即使是宦者之流，德裕从来也都是以诚相待的。
那一年在淮南时，监军杨钦义接到诏令回宫，看样子必是入知枢密。可德裕听说后，除了按礼节略示祝贺外，没有表示出什么特别之处。
到了临别之日，杨钦义突然接到德裕的请柬，邀致府第一饮。
钦义如期前往，来到府中，见德裕在中堂设宴，席无余宾，就他与自己两人，席旁有好几个床榻，上面堆满了珠宝古玩图书画册等物，都是很珍贵的东西。
德裕视若罔闻，只是频频催酒，与钦义依依话别，直到席终，德裕方才指着那些床榻道：
“与将军同僚一场，情甚相得。无以赠别，权以这些东西充数，不成敬意！”
钦义大喜之余，更觉得德裕全无趋炎附贵之态，是个可交之人。
不料杨钦义走到汴州，又接到诏令，命他仍回淮南任监军。钦义空欢喜一场，只得再回扬州。他想想自己既然不能入京，也不应该白拿德裕的礼物，便把德裕所赠，原样送还。
德裕一见，笑道：“将军把德裕看成什么人了！这些东西值不了什么，平常礼物而已，将军又何必相拒？”
钦义很受感动。
但德裕与王守澄、郑注乃至李训却是势同水火。他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像宗闵、僧孺一样容忍他们的擅权专政。矛盾爆发过好几次，最厉害的就是他第一次入相后的那两年，因而郑注、李训便通过王守澄调回李宗闵，借宗闵之力将他弄出京外。在那个时候，王守澄无疑是宦官中最得势的一方，操纵权全在他的手里。谁进谁退，全在他唾手之间，所以李训、郑注才有可能乘机借刀杀人。
说起来，宗冈、僧孺与德裕闹得最厉害的也就是这一次，最后两边一起被贬出朝外更是绝无仅有的。这完全与宫中宦官派系的势力消长互相对应。不过，他们却因祸得福，在“甘露之变”时正好都不在长安，由此而保住了性命。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6)
开成时期，天子已完全成为傀儡，仇士良是惟一说了算的人。起初，朝中先后任宰相的是德裕一边的李石、郑覃、陈夷行、李固言，四人与仇士良进行了对抗，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安在巨变后总算恢复了正常。
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正月初五，宰相李石在上朝的路上遇到不明身份盗贼的袭击，幸亏他跑得快，强盗只是砍断了马尾。没有伤到他的要害。出事后京城大恐，捕盗数日而不获。最后传出消息，这是仇士良派人干的事，整个朝廷霎时缄默。
李石晓得仇士良不会放过自己，没奈何，只得请求辞职。十九日，李石带衔出任荆南节度使，宗闵的同党杨嗣复、李珏入相。杨、李正月执政，二月，就秘密地托了几位宦官，请他们在宫里帮一些忙。于是皇上在初七这一天的紫辰殿召对宰相时，郑重地提起了一件事。
天子对宰相们道：“李宗闵在外面也有好几年了，可否考虑量移？”宗闵此时被贬为衡州司马。
郑覃不同意：“陛下若是怜其身处荒远之地，移近三五百里就可以了。断不可再用此奸邪之人。陛下若用宗闵，臣请先退！”
陈夷行也道：“宗闵结党图私，死罪尚轻。朋党奸险能倾覆朝廷，不是没有先例，比如当年的李逢吉和手下的什么‘八关十六子’就是证明。”
李珏反驳：“那是李逢吉之罪，与宗闵何干？”
陈夷行转向皇上：“昔舜帝逐四凶而天下治，如今朝廷求理，何必可惜数十个小人？！”
杨嗣复暗有所指：“大和末宗闵、德裕皆得罪，两年之间德裕量移为淮南节度使，而宗闵尚在贬所。凡事不能只徇私情，总要端平一碗水吧？！”
文宗想要折中，便道“这样吧，给他个州刺史”。
郑覃不让：“刺史太优，顶多授个洪州司马。”
陈夷行加重语气，又提出一个理由道：“李宗闵养成郑注，为患几覆朝廷，这个巨祸还不轻？！”
杨嗣复不愧是老奸巨滑：“早先，陛下想授郑注官职，宗闵曾反对过，陛下想是记得这事的。”他想借皇上来反击陈夷行的话。
郑覃立即道：“陛下，嗣复这是党庇宗闵！臣看宗闵这个人，其奸邪甚于李林甫。”李林甫是玄宗时的宰相，在他手上直接造成了“安史之变”的空前浩劫，是公认的奸人。郑覃拿他来和宗闵相提并论，话说得是很不客气的。”
“郑覃这话说得太过分了！”杨嗣复不能容许郑覃说他和宗闵同党，马上找理由反驳：“陛下惩恶扬善，进退之理在于一个‘均’字，非臣所能党护得了的。昨日殷侑与韩益二人奏事，臣因为韩益前年曾犯过贪赃之事，所以未允，他郑覃还对臣说什么‘过去之事何必再提’之类，如此看来，是谁在党庇？！”
双方各执一辞，争得不可开交。但最终宗闵还是得到了量移，起为杭州刺史。这无疑是宦官的力量最后起了作用。过了一年，郑覃、陈夷行也被罢相，杨、李得以主持朝务，宗闵、僧孺遂一步步得到提升，大有东山再起的势头。可就在这时，杨嗣复、李珏却犯了错误。
他们站错了立场。文宗去世后，两人竟与枢密使一起要立太子陈王，而仇士良却要立武宗，最后是仇士良获得了胜利。武宗成为天子，怎么还有他们的好果子吃？
不用多说，这下子东山再起的一定是李德裕了。不过，他这一次命运的转机仍然不是他自己决定的。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五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文宗驾崩，武宗即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