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杨嗣复罢为吏部尚书，以刑部尚书崔珙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
八月，葬故皇帝于章陵，庙号“文宗”，同时，宰相李珏罢为太常卿；京兆尹尹敬昕被贬为郴州司马。
杨嗣复、李珏相继罢去后，新帝征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八月底。德裕就来到了京师，九月初一，正式入相。
德裕入谢之日，就向新帝呈上了清明政治的几点建议。这一进言代表了德裕深思熟虑的结果，也奠定了他今后的主政方略。
德裕在“甘露之变”后虽然身处朝廷中枢之外，但他与居于洛阳优游林下，“无复进取之志”的牛僧孺不同，在淮南的几年并没有白过。他在大行善政的同时，也不忘对文宗大和、开成以来的种种现实进行反思，就朝廷相延数十年的派系分歧、朋党猖獗以及“令不出中央”的弊端苦思根除的良法，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甫入宰辅，便能立即向皇帝进言。
在德裕看来，这“为政之要”有三端，首先是必须“辨群臣之邪正”，这显然是针对大和时期李宗闵之流结朋党纷争于朝而发的。德裕把自己独出于“朋党”之外，不论有无自我标榜的嫌疑，可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朝廷派系，固有正邪之分，也必有君子、小人之别，之所以纷争不歇，人主不能正确区分而摇摆不定是主要原因。故德裕坚持要辨明群臣之邪与正，并非完全是从洗刷自己的角度出发，而是充分考虑到使国家“治理”的需要而言的。德裕比裴度更进一步的是，他在这一点上还强调指出，正人君子如松柏“独立而无所倚靠”，而小人则如藤蔓“必附它木”，从而给出了区分的标准。
这一标尺颇耐人寻味。君子独立没有疑义，而所谓小人“必附它木”之“它木”指的是什么？明眼人是无庸解释的，只要想想李宗闵，特别是李训、郑注之流缘何而进高位，就一目了然。德裕在此没有明指宦官，但含义却很清楚。
第二端是“朝政应归中书”，就是说政治权威应该重新回到朝廷行政部门，而不是“政出它门”。德裕于此同样没有把“南衙”、“北司”的现实状况点透，可这一点承上面而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帝国政治的要害，分量是够重的了。
德裕提出的第三端属于具体的运作范畴，他认为宰相在位时间绝不应过长，过长则必导致专权而生祸端。这一全无私利的政治方针，也是德裕纯从王政的考虑出发的真实写照。
新帝无不嘉纳。
从这时开始，德裕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
第二年，新帝改元“会昌”，是为会昌元年（公元841年）。
新年的局势却很不好。在边境方面，河、湟数州仍在吐蕃的控制下。而北面的回鹘，又出了变故。
原来，在回鹘的西北，有一个叫“黠戛斯”的部落，本朝初期为回鹘所败，此后与中国不通。后来该部落势力逐渐强大，与回鹘交兵近二十年，回鹘慢慢不支，到了本年，终于被黠戛斯击溃，各部纷纷逃散，一支往吐蕃，一支往西北的安西镇（这是本朝全盛时所设的边镇），还有一支由回鹘可汗之弟嗢没斯率领，径往天德军所在地天德城而来，请求“内附”。外敌衰弱，正给了边将邀功的机会，有消息说，天德军节度使田牟等有攻击回鹘散兵的意图，正在积极准备，不日奏报也肯定会到。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用兵，朝廷又面临着抉择。
在中央方面，情形也不太妙，问题出在天子。
新帝登基以来十分气愤朝野竟有不少人对他入继大统颇有微辞，即位的当天就把一位公开表示不满的朝官谏议大夫裴夷直贬出了朝廷。接着，又将不支持自己登位的两位宰相杨嗣复、李珏，两位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请出京城。在仇士良在鼓动下，三月十九日，出诏赐刘、薛二人死，并派中使立赴潭、桂两州，要诛杀分任湖南、桂管观察使的杨嗣复和李珏。不管天子是否有理由这样做，杨、李二人毕竟做过宰相，事情弄到要杀他们的地步，这就过分了。
户部尚书杜悰听到消息非常着急。这位杜悰是当年杜佑的后代，也是宪宗的驸马，因为李珏的一力保荐做到现在的职位。此际，他没有忘记报答李珏的知遇之恩，立即快马去见德裕，请他出面劝说年少冲动的新帝。
德裕虽对杨、李二人不抱好感，但朝廷大臣不容轻杀，这是原则问题，与私人恩怨是牵不上的，德裕立即会同同相的陈夷行、崔珙以及崔郸上疏。陈夷行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德裕一样，始终不以私嫌为意，一心一意地为援救杨、李出力，照理他与那二位的矛盾是最深的了。德裕诸人连上数章后，又怕耽误事情，于是把枢密使请到中书门下，请他向皇上美言，无论如何，至少也要让皇上在延英殿召见宰相。
到了傍晚，武宗终于同意召见宰相。德裕等人入内，涕泣而言
“陛下宜慎重行事，勿致后悔！”
皇上道：“朕绝不后悔。”言罢，赐诸人坐。
德裕答：“臣等愿陛下免二人死，不奉圣旨，臣等不敢坐。”
皇上连命再三，叫他们坐下谈话，德裕等人就是不坐。如此良久，皇上见他们意思坚决，只得说道：“罢了，朕就看在诸卿的面上，免他二人死罪。”
德裕及陈夷行、二崔听得此话，连忙下阶拜伏谢恩。皇上道：“这下诸卿可以坐下了吧？！”数人这才听命。武宗叹了口气：
“朕嗣位时，宰相何尝心服？李珏、薛季稜志在陈王，杨嗣复、刘弘逸志在安王。陈王尚是文宗遗意，安王则专附杨贤妃觊觎神器。且嗣复与杨妃同宗，还与杨妃云：‘姑何不效则天皇后临朝’，卿等想想，这是什么话？！若是安王得志，朕哪有今日？”
天子这一番表白发自内心，诚恳率直，似乎显得有理。其实，皇上不意之间，漏出了天机。照他的话，陈王既是先帝遗志，如何你陛下却取而代之？若是以陈王冲幼不克大任，安王与你皇太弟之间也并无必然的是与非。不过，数代天子嗣位的不正常情况已屡见不鲜，德裕等人身为人臣，既无法说清楚，也不敢说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委婉规劝而已。还好，皇上改变了主意，只是再贬杨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裴夷直为州司户。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德裕与陈夷行、崔珙、崔郸不失君子风范，是值得大大称许的。
接下来，德裕又很好地处理了边境上的回鹘散兵内附问题。
在这个事情上，不仅天德军的田牟有出兵的意向，朝中也有不少人力主进攻，陈夷行甚至也是这个主意。德裕力排众议，坚请武宗不能轻动武力，对溃败的回鹘应以安抚为上，即使进攻，也应待部署安排妥当后再说；目前仍当以约束边将，严兵保境为佳，既不失道义，也不至于酿成祸患。
皇上问了德裕一句话很有意思：“嗢没斯请降，卿敢担保他是诚心的吗？”
德裕道：“朝中之人，臣尚且不敢保，何况千里之外夷狄之心！臣是具体分析眼下双方形势，才如此断定彼辈尚不至于为乱。”
这是政治家应有的风范，既不为怕担风险而一味讨巧，也不能不负责任地轻率行事，德裕在对这件事的态度上，第一次真正体现了他过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策略，表明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绝不亚于乃父。此后情形的发展证明他的策略完全正确：两年后，嗢没斯等人果真入朝，朝廷授任归义军军使；又一年后，回鹘乌介可汗倒是率军侵扰天德、振武两军，这一次我兵大破其部，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武宗的头一、二年里，德裕和整个朝廷的精力都放在了对外处理上，其中既包括回鹘的滋扰，也包括河北几个镇的一些不安分举动，德裕对这些事的处理都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得到天子高度的信任。
已升为观军容使的仇士良有些不能忍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他找了个机会要给德裕难堪。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7)
那是群臣要给天子上尊号的前夕，第二天，皇上就要在丹凤楼接受尊号并大赦天下。这天，有人不怀好意地告诉士良，宰相和度支使正在草拟诏制，准备削减禁军的衣粮马草数量。士良一听，正中下怀，便当着不少朝臣的面扬言：“果真如此，明日禁军军士必会于楼前喧哗！”
德裕闻知，立即奏报皇上，请在延英召开宰相会议，当面澄清此事。皇上听德裕说知此事后大怒，马上派人到禁军宣示：“大赦令中本无此语。况诏书出自朕意，非由宰相，尔等安出此言！”这一棒打得士良措手不击，只得惶恐称罪。
这也是德裕反击的及时，使仇士良刀未出鞘就宣告失败。德裕的这次成功，也说明他对付宦官有一套办法，既让他们无懈可击，同时又严阵以待，不给他们有出击的机会。有了这种战略思想，德裕主政期间，宦官的势力大大削弱。
除了以上的因素外，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还有两个：
一是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有交情，观点也很接近，都主张抑制地方藩镇，强化中央集权。当然，以杨钦义为代表一部分宦官之所以如此，自有他们的考虑，因为中央强大，他们的地位自然随着天子威望上升而稳固，假如天子为方镇所胁，宦官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皇上信任李德裕，德裕的措施又富有成效，宦官的影响便随之降低。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武宗任命一位宰相时，竟然没有事先告知枢密使和宰相，而是自行决定后就直接颁布。这也就是说，皇上把枢密使参与政事决定的“老规矩”破除了，宫中的老人都骂杨钦义懦弱，不敢出面力争。其实，杨钦义在这种新形势之下，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拥戴武宗即位的仇士良在武宗与德裕两方面的压制下，最后在这一年也不得不请求退休，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在其党徒们送他时，仇士良对这些宦官们语重心长地说：
“不能让天子闲而无事，要常常引他纵情享乐。而且娱乐要日新月异，如此，天子自无暇顾及他事，吾辈才可以得志。”士良想起文宗的事，又加重语气道：
“尤其要紧的是千万不能让天子读书，亲近儒生。他见到前代兴亡之事，心生忧惧，便会疏远吾辈。”
这是仇士良的肺腑之言，实际上也是几十年来宦官行事的原则。士良此时要给后来者谆谆传授这条秘诀，既出于临别伤感，也属于一种训诫，他是不希望眼下的这种情形长此以往的。
当然，仇士良是走了，不久也死在了家里，但宦官的根基却没有就此动摇，“北衙”与神策军也还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不过，他们的势力毕竟还是削弱了，尽管程度很小，但也确实是了不得的事。
德裕在这以后使帝国取得了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成功，关键原因就在这里。
会昌年间朝廷最大的收获是收复了昭义镇。
昭义镇在德宗时号昭义军，元和时在讨伐河北三镇的战事变得强大起来，辖泽、潞等数州，地处河中、河东和魏博、成德四镇之间，也是个有影响的大镇。“甘露之变”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是惟一上表斥责仇士良罪恶的藩镇首领，仇士良拥立武宗，刘从谏更为恼怒，反意遂生。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刘从谏病危，遗命其侄刘稹自为留后。从谏死后，刘稹果然不听朝廷号令，欲图继位。在德裕的强烈坚持下，武宗决意讨伐。
德裕对这场战事的基本方针是稳住刘稹的后方，依托成德、魏博两镇，并晓谕利害，使之夹攻昭义。为此，他亲自草拟了给二镇的诏书，明确表示朝廷对河北政策不变，允许它们子孙世袭，并重赏有功将士。
结果，战事完全按照德裕的筹划进行，成德、魏博奉命出兵，。从刘稹的后方助攻邢、沼、磁三州，而朝廷组织各镇兵力从正面压迫泽、潞两州。昭义一镇哪里顶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只坚持了一年，便告失败，昭义镇从此回到了朝廷的手中。
这是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八月的事，第二年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德裕又干了一件大事，他在热衷于道教的武宗的支持下，对长期盛行而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的佛教发动了一场革命。此事后来被恨恨不平的佛教徒们称之为“会昌法难”。这次“废佛”共毁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僧尼还俗者二十六万多人，收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规模可谓是空前绝后。
到了这个时候，德裕进官衔“太尉”，封“卫国公”，威望达到了顶峰。
六
在会昌时期执政的五年中，德裕没有让宗闵、僧孺等人得到一点机会。
杨嗣复、李珏当政后，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李宗闵已升迁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担任了一种闲职；而牛僧孺先是被召入朝中拜为左仆射，因为仇士良等宦官的关系，他内心仍不情愿卷入是非之中，于是托疾不出，到了这一年以“兼平章事”的身份出为襄州刺史并兼山南东道节度使。就在此后不久文宗死，武宗即位，李德裕第二次入相，获得执政的地位。
德裕无法和他们言归于好。到了这个时候，他心里十分清楚：李宗闵与牛僧孺形成顽固的朋党派系已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一切都是针对自己而来的，如果允许他们回到朝廷中枢，就等于放弃自己的政治方略。德裕当然不想这样做。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二月，德裕的亲密好友李绅回到了长安，出任宰相。
李绅是当年因强烈反对李逢吉与王守澄而被贬斥的，由于韦处厚、李德裕的先后援救，慢慢得到量移，武宗即位后代替德裕出镇淮南。
李绅与德裕已有近二十年的交情。早在穆宗时期，他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绅这个人刚直不阿是有名的，李逢吉当初要用僧孺入相来排挤德裕，自然为李绅所反对，所以逢吉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心要把他打倒。屡经谋划后，终于在敬宗初年抓住了一个机会，把他贬出了京外。此次李绅被征召入朝表明了德裕毫不退让的立场。
合理的人事安排是保障政策能够顺利贯彻的基本前提，德裕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是不可能做好好先生而让宗闵、僧孺有隙可钻的，否则一切努力都将在瞬间化为乌有。两派相争到了这种程度，确实是哪一方都不能心慈手软。
国事方殷。回鹘、黠戛斯、吐蕃的边患，方镇的蠢蠢欲动，无不预示着帝国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来加强治理，德裕有信心做到这一点，同样也就有决心把“朋党”问题彻底扫除，尽管他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如何的艰难复杂。
这年的七月，陈夷行罢为左仆射。为郑覃所知重，而为李珏、杨嗣复所恶的谏议大夫李让夷拜相，这同样也是德裕经过审慎选择后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德裕都是选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出任要职，这为他在会昌后期取得的重大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方面，德裕并没有顾忌别人的议论，行事也很谨慎，但就是这样，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这起因于本年九月份的一件事。
武宗忽然想启用时任太子少傅的白居易为相，但德裕却不赞成。
白居易这人的道德文章是没话说的，元和时在帝国诗坛上与元稹齐名，时人称为“元白”，又和刘禹锡相伯仲，称“刘白”，是其时文坛上执牛耳的人物。他少年家贫多故，漂泊各地，二十七岁始中进士，又登制举中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开始迈入仕途：元和初期先后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以敢于直谏而闻名朝野。在武元衡被刺案中因得罪权贵被贬，直到穆宗即位，才渐得起复。
白居易是李宗闵的亲戚，与牛僧孺的关系也很好，但他与另外一个圈子中的不少人也有交往，特别是和元稹的友谊极深，同时，在政治见解上，他也有着自己一贯的主张。因此，在穆、敬、文三朝两种派系斗争日趋明显的情况下，居易便十分为难。
平生抱负既不能伸，居易便想到独善其身。于是他不愿继续留在京城，上表乞病，还居东都洛阳，于香山之麓疏沼凿滩，构楼种树，自号“醉吟先生”，又号“香山居士”，与弟行简、祖弟敏中游览登胜，流连诗酒，和牛僧孺亦时相唱和，倒也颇得天伦之乐。在这一年，居易已年臻七十。
不过，德裕和他却几乎没有来往，对其才名似乎也有点不以为然。德裕反对武宗起用居易为相，是否考虑了他与宗闵、僧孺有的这层关系，一时也难以断定。但德裕提出的“居易衰病，不任朝谒”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其时居易不仅得了风疾一直未愈，而且年纪也实在太大了。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8)
德裕为了妥善起见，郑重建议皇上启用居易的祖弟白敏中，为此还对敏中作了一番很高的评价，说他“辞学不让居易”，可以胜任要职。不久，敏中便被授予翰林学士，进入帝国的高层。
德裕内心对这一切似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丧失公正的立场。但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政治斗争不仅严酷，同时也非常微妙，有时，哪怕是毫不相干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反对派强烈的敌意。比如这次，德裕认为白居易年老，说不定居易自己也这样认为，但德裕的反对者却断不会抱同样的想法。白敏中不仅没有对德裕的推荐心生感激，反而把德裕的“恃权忌才”牢牢地恨在了心里，在他看来，德裕启用自己，完全是出于不让白居易担当大任的考虑。
任用非人，是政治家之大忌，德裕的这个失误给自己后来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
但是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德裕在对李宗闵、牛僧孺的态度上更是如此，他既然不能允许他们有机会回到朝廷中枢来干扰既定方针，那么无论怎么处置得当，都必然会像白居易事件一样引起争端。时势使然，德裕既不能退让，便注定无法取得预料的效果。对宗闵、僧孺来说，无论你李德裕如何想，都不能消弥彼此之间的过节和积怨。看来，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无所谓什么错误不错误了。
昭义战事之起，既是德裕取得重大成就的外在因素，也是德裕执政期间影响两派斗争的最大事件。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的五月，刘从谏于上月初七死后，其侄刘稹自称留后，秘不发丧。四月二十三日，朝廷诏刘稹护从谏灵柩归东都，刘稹不从，五月初二，德裕在朝会上坚持讨伐刘稹，为天子首肯，战事已一触即发。
昭义一镇的核心是泽、潞二州，也是中央部队的主要攻击目标。东都洛阳处于敌阵的正面，是朝廷各军的攻守堡垒，在这场战事中的战略地位显然十分重要。在如此情形下，以前与昭义刘从谏关系不错的东都留守李宗闵，便似乎有点让人不放心了。是皇上首先想到，不能把他放在东都洛阳。武宗对宗闵在文宗时期时的所作所为一向抱有成见，他有这个想法不足为怪。
德裕想了一想表示，此事可进一步商议。
皇上以为宰相考虑的是具体安排，忙补充道：“方镇不行。调他到远一点的州去！”
德裕倒有点难办了，宗闵与刘从谏的交往毕竟是十年前的旧事，单凭这点理由就贬斥他，确实说不过去。就是调他走，起码也要给个州刺史的职位，德裕不愿在这上面再授人以柄。
最后，宗闵被调到了江南的湖州，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也算得上是个美缺。不过，宗闵当然还是不可能领德裕的情，满心委屈地离开了洛阳。
在这几年中的其他人事安排，与前面两事相同，在反对派来看，似乎处处都体现了德裕“以憎恶用人”的党派习性。但实际上的情况是否如此，却很难用简单的标准去判断。德裕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证明他的政策是相对正确的，如果为了保证正确的政治方针能够得到贯彻，采取一些强硬手段并不能算错。
但对于有所牺牲的人来说，德裕的成功并不能证明他做的一切就有道理。不管怎么说，任人惟亲、排斥异己都是不符合传统伦理的。有意思的是，李宗闵等人先前当政时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当德裕主掌大权后，他们才感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
这一年崔珙罢相，李让夷荐崔铉入相，此也就是武宗不通过宰相和枢密使自行任命的那个人。崔铉与崔珙在许多事上不协，结果崔珙遭到贬斥。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户部尚书杜入相，他与李珏关系非浅，自算不上是德裕的同志。就在同时，李绅出任朝外，代替杜悰镇守淮南。
当昭义平定，德裕的权力达到顶峰后，更大的事情来了。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八月间，李德裕一手提拔的猛将、泽潞西南面招讨使石雄率先击破昭义军，又在泽潞初平后受旨领七千人进入昭义镇治所潞州受降，尽擒刘稹党羽。九月，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卢钧进驻潞州，昭义正式收复。十月，石雄向朝廷奏报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石雄奏称：攻占潞州后，手下兵士在贼处搜获了一批档案，检点时发现其中竟有李宗闵、牛僧孺给刘从谏的亲笔信件。
在接到石雄奏报的同时，河南府尹吕述也给德裕写来了一封私人信函。吕述在信中说，平定泽潞的捷报传到洛阳时，正在东都述职的太子太保牛僧孺竟“出声叹恨”。
德裕接到这些报告后非常生气，早先毫无证据的“交通敌贼”、“同情叛党”嫌疑，原来竟是事实！德裕带着一些隐约的快意立即把这两件事呈报给了皇上，根本没有仔细考虑考虑：此事由石雄、吕述两人报来，其中有无虚拟的成分。
天子勃然大怒，立即诏贬僧孺为太子少保，宗闵为漳州刺史；几天后，又贬牛僧孺为汀州刺史，宗闵为漳州长史。一个月后，天子似还不解气，再贬僧孺为循州长史，宗闵长流封州。“长史”与司马一样，都是州刺史的佐官；所谓“长流”封州，也就是流放到封州。这是牛李二人有生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的处分了。制命一下，不要说他们本人，整个朝野也大为震动。
本来德裕就在执政期间继续实行抑退浅薄浮华之士的策略，而大力奖拔孤寒，打击朋党，早就引起为数不少人的不满。此次惟一能与德裕相抗衡的宗闵、僧孺又遭毁灭性重创，使得这些人的怒气和怨愤达到了高潮。这时，在淮南任节度使的李绅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
他到任不久，发现手下的江都县令吴湘盗用公粮钱，并且还强娶民女。李绅最容不得这种事，怒火万丈，给这个人定了个死罪。这件事情本来不大，李绅的处理也在地方官的权限之内，但其中却有个复杂的情况存在。
原来这位吴湘的哥哥叫吴武陵，与李德裕很有点过节，德裕对这个人也公开表示过不满，已是人所共知的事。这一下，李绅的处理便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判吴湘死罪，显然是禀承德裕之旨而与吴武陵过不去，这不是挟怨报复又是什么？！他们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德裕，便纷纷指责李绅处理不公。德裕在此坚决维持老友的原判，并把持不同意见的两位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公贬了职，压住了波澜。如此，德裕树立的对立面便越来越多，对立的程度也越发尖锐，只是没有最终激化，因为德裕的声威正如日中天，在他的身后还有天子，宦官势力又采取默认的态度，这些人再有怨气，在眼下却无可奈何，只能把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里而已。
此后，无所建树的杜悰、崔铉先后去职，李回入相。李回是德裕用兵昭义时，起用他奉使前往河北三镇执行说服工作的人，无疑是一位有功之臣。德裕用他为相，也不能算是囿于派性。在德裕主政期间，最后同相的是崔元式，他与德裕在很多方面有分歧，未多久便也去任。
德裕在相已经五年了。尽管他曾经在几年前数度上表辞职，但都未被武宗接受。眼下的情形正应了他刚刚回朝时的话：宰相在位不可过长，过长则必导致专权。德裕主观上有无这个问题姑且不论，但客观上这种事实的存在确实也是不可否认的。
到此，以李宗闵、牛僧孺为代表的一派与德裕为代表的一批人的种种过节，似乎以德裕的胜利而烟消云散了，确实，照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德裕笑到最后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世事实在是太难预料了，德裕最终也未能善始善终。决定性的原因只有一个：德裕强有力的支持者武宗皇帝，居然也英年早逝。
坏就坏在皇上同前几代天子一样贪恋长生之术，迷食丹药，弄得不可收拾。
武宗即位之初，就十分赏识一位名叫赵归真的道士，命他于三殿建“九天道场”，自己亲受法箓。一名谏官上疏切谏，还被贬为河南府士曹。几年过去后，皇上对赵归真的宠幸有增无减，连德裕的劝谏也不以为意。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十月，皇上因服用了赵归真等人炼制的金丹，性情开始变得暴躁焦急，喜怒无常，这个症状与当年的宪宗一模一样，已经不是个好兆头。
入冬以后，皇上自己也觉得身体不适，像是患了大病。赵归真上言：“这就是在换骨了，请陛下坚持。”皇上仍不以为非，嘱咐左右：“不可让外间知道！”于是宫外莫知详情，德裕也被蒙在了鼓里。
如此一来，一场悲剧又不可避免：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在坚持了近四个月后终告不测，年仅三十三岁。天子弥留之际，因皇子冲幼，宫中宦官决定：以皇太叔光王“权勾当军国事”。二十六日，光王即位，史称“宣宗”。
德裕固然没能想到武宗竟这样地撒手而去，但更没想到即位的新帝将是一位致他于死地的天子。他简直无法相信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训，竟会在他的身上变成一个最好的范例。
新帝即位的当日，德裕正奉册在侧。典礼结束后，新帝带着一副无法猜测的表情，含义无穷地对左右道：
“刚才在朕身边的是不是李太尉？他每看朕一眼，便使朕毛发俱竖！”
四月初三，德裕被命为荆南节度使出朝。
初四，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被贬为忠州刺史，其弟元龟贬为崖州司户。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
八月，牛僧孺、李宗闵、崔珙、杨嗣复、李珏这五位前宰相各得量移不等。
第二年，新帝改元“大中”，是为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新年中，事犹未已。
正月，恢复进士及第者“曲江游宴”。
二月，德裕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闰三月，诏命凡会昌五年所废佛寺，听其修复，地方不得禁止：增复会昌时所减州县官。
六月，牛僧孺进位太子少师；令狐楚之子令狐綯被擢为考功郎中兼知制诰。
八月，德裕同僚李回罢相，出朝任西川节度使。
九月，御史台发李绅任淮南时的“吴湘旧案”，再贬德裕潮州司马。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九月，德裕三贬为崖州司户，李回再贬为贺州刺史。
…… ……
到此可以暂时打住了。事情一目了然，凡是旧帝所支持的，全为新帝所否定。这一次首当其冲的是德裕与他的同志们，被彻底地清除出朝外，并且一贬再贬，直到永远消失。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正月，德裕抵达贬所崖州，这时他已经六十三岁了。李宗闵最早去世，死在受量移后不久，牛僧孺也于去年十月病死在洛阳。德裕虽然活到了最后，但他心里清楚：最终失败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因为一切光辉灿烂的功绩都已在新帝的手中被彻底摧毁。
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郁郁中去世。消息传到长安，有人写诗道：“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看望崖州！”
这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故事就这样以三位主角的去世而渐渐开始消歇了。是非自有公论，但无论是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还是各自的派系，他们都不是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说到底也许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的新一代天子，帝国第十九位统治者：宣宗皇帝。
最后的辉煌(1)
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天恨不胜。
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
--李商隐（公元812 ？-858年）
一
在帝京长安的最西北角，南临兴宁坊、西靠长乐坊，东北两面紧毗外城城墙的地方，有一大片华丽的宅宇，殿楼逶迤，飞檐相接，独自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坊区。这就是本朝诸亲王居住的地方--十六宅。
除了册为太子的皇子入居东宫，其他的皇子几乎都住在这里，若非危难时期受命出镇或领衔外任，自本朝玄宗皇帝先天年间起，皇子例不出阁。他们的屋第虽不在一处，但却十分集中，大家可以不出坊里就相互往来。久而久之，“十六宅”便成为本朝诸王的代名词。
“十六宅”起于何时，倒也很难详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且一年年也有所变化，最终成为长安城中一块极有分量的地方。其原因也是一目了然：近几十年来，“十六宅”出了好几位天子。
照理，东宫的太子本是合法的继承人，原本是轮不到十六宅里的诸王的。可是本朝的储位问题在最近一个时期里变得越发严重，几代天子竟都不享天年，不是没留下嫡脉，便是皇子冲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国家社稷的考虑，由宫里做主，皇位便常常改由天子的兄弟继承。所以，“十六宅”便有戏了！
第一个是文宗皇帝，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被神策军从十六宅中迎到了大明宫，首开“十六宅”诸王入居大宝的先例。接下来是他的弟弟武宗皇帝，在太子已立的情形下，犹被仇士良率数千禁军迎为天子。武宗同样也是英年早逝，去世之时，长子杞王只不过几岁，于是，“十六宅”再出一位皇帝又将是不可避免。
近三朝以来，十六宅中有一位光王李怡，和别的亲王大不一样。
德宗以后，顺、宪、穆、敬、文、武六帝先后御极，其中敬、文、武三帝是兄弟，分别是穆宗皇帝的长子、次子、第五子；宪宗子息颇多，共有二十子，长子穆宗，第十三子就是李怡。不过，这第十三子李怡却不是嫡出。
其母郑氏原是宫女，据传还是当年宪宗平定李时的战利品。因为生有美色，遂获宪宗爱幸纳入后宫，生下李怡。李怡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时被其兄穆宗封为光王，所以按辈分算起来，应是敬、文、武三帝的叔叔。这位三朝皇叔在十六宅中，是个很受人注意的角色。
说起来有点让人吃惊，光王有些名气既不是因为他是三朝天子的叔叔，也不是因为他有怎么样的功绩，更不是因为他有如何的德声--说得难听一点--而让人感到他有觊觎大宝之心。光王之所以让大家记得他，却是因为他似乎是个痴呆，至少是个智力不健全者。
宫中都这么说。这位光王生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六月二十三日，小的时候尚不觉得，长到几岁后就发现，他的心智有严重缺陷，与同龄的幼儿简直不能相比。随着年岁增长，也没有多大的改观，无论哪一方面，都较常人逊色。这已经渐成大家的共识。
文宗大和时期，光王已经成年，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加了一条：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任你天大的事，他也是不发一言。平时游畋宴集，总是一副毫无表情的模样，让人无法捉摸。
有些人猜测，也许是光王有一次到掖庭宫谒见当朝国母--也就是其兄穆宗的生母、文宗的祖母--宪宗懿安太后的时候，竟然遇到宫人行刺，受了严重惊吓的缘故才如此雪上加霜。可是，那次事件不过是有惊无险，按理也不至于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的。
不管怎么说，光王已成为十六宅中惟一让大家感到放心的人，诸王们有时虽也拿他开开玩笑，但与他相处得却还不错。确实，一个人只要让人觉得毫无威胁，与自己没有利害冲突，他就能博得信任、同情，甚至是诚心诚意的帮助。
文宗是由十六宅出去的，即位后，便经常来到诸王居处，与大家叙叙旧。但他对光王的态度却不怎么样，有时故意作弄他，近乎于恶作剧。
一日，天子在十六宅大摆宴席，款待诸王。席间大家欢笑戏谑，无复君臣之别，可光王却依旧是不说一句话。文宗笑道：“谁能让光叔开口，朕有大赏赐！”
众王哄然叫好，立即就有几个年轻的亲王上去逗他。结果当然是徒劳，任你百般捉弄，光王始终是不露声色，缄默其口。文宗看着皇弟们无可奈何的样子，大笑不已。
时光如梭，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外间的风起云涌，照例不能影响到十六宅的平静，诸王们在流连诗酒、游畋宴集中打发着声色犬马的日子。只有这位“光叔”似乎稍有不同，他照样也参加各种聚会，但曲终人散之后，他又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宅第，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但是，一个人如此韬晦，总会引起一些多心人的猜疑，武宗就是一个。
这里面有件事情说不出口。当初敬宗皇帝宴驾后，文宗以皇太弟的身份即位本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而文宗之后，皇弟武宗踵继大宝，也是出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程序。宫内外有人看不惯，因此十六宅里的光王，便自然为人所瞩目。只是人们都知道他很有些毛病，除了为他可惜之外，也想不起其它什么。
可武宗不这样看。即位之前，他在十六宅的日子也比较长，由于自己性情豪爽任气，经常拿光王开心，因此比其他人要多了解这位“光叔”的情况，同时也就比他人更加疑惑，更加莫名所以。
武宗虽然粗率而不拘小节，但他有一种预感：光王的沉默不言、与世无争是装出来的。尽管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但他觉得这种感觉绝对不会错。这种第六感一样的东西时时会涌现在他的心头，特别是当他与光王同行同处的时候，望着光王无动于衷的表情，总觉得在那张脸背后其实深不可测。武宗所不明白而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
武宗即位以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
同其兄文宗一样，武宗也经常到十六宅与皇叔弟们欢笑戏谑，不过，他很讨厌光王，时常给他难堪，光王越是不经意，武宗就越是无礼。
于是，武宗在位期间，光王李怡便时常出现一些意外。不是与皇上击毬时偶然落马，便就是在入宫时莫名其妙地失足，凡此种种，都在不经意之间突然降临，让人猝不及防。但是，光王仍顽强地活着，并且永远不出一句怨言。有时甚至弄到疮痍遍体、满身腥秽，连前来侦视的宦官也为之惊讶的程度，他却还是那样地不以为意，就仿佛是一位不知世事的顽童，只要没有受到斥责，就已经感到无比幸福了。
然而更大的危险还是一天天临近。
那是有一年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长安的大道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时间早已到了宵禁时候，坊门四闭，积雪盈道，四周阒无人迹，只有一大队车驾的辙印依稀尚在。一名金吾卫的巡警正缓缓地挪着脚步，忽然，他发现雪地里似乎有个人影。
巡警大惊，急步走上去，只见一位华服微髯之人，正在雪地里呻吟，挣扎着要爬起来。巡警问道：“你是何人？”
“我光王也。不意至此，……我又困又渴，你能不能找些水来？”
巡警半信半疑，但看此人，尽管泥浆满身，却也不掩英武之相。不敢怠慢，便到近处有水的地方给他装了一罐，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光王李怡坐起身来，将手中的水一饮而尽。他抬起头，望着黝黑苍茫的天空，像是在思考他为什么会倒卧在雪地上。他想起来，晚上是同诸王兄侄随驾出游的，酒后策马而回，突然一个闪失．后面的事情就不知道了。但是，此刻他却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马失前蹄，而差点就冻死在这无人的街道上。也许真是苍天有眼，保佑自己命不该绝，这才能从昏迷中及时苏醒过来，不至于横尸雪地。想到此，光王只觉得那一罐冰冷的水在腹中翻滚升腾，如同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直使他周身滚烫，散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像是要把他托上九天云霄。他在心里道：这样的“失足”一定是最后一次了！
光王李怡慢慢地站起来，略略辨了辨方向，便毫不犹豫地踏雪而进，向十六宅的府第走去。黑暗中，朦胧的雪光映照着他的一身紫服，发出一片黯淡的光芒，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幽灵在徘徊。
武宗还没来得及得出他的答案，或者说他甚至还没有完全决定他是不是还需要这个答案时，就突然撒手而去了。皇上走得如此匆忙，是着实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可万幸的是，危急存亡时刻，总是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站出来扶持大局的。宫中的宦官们又一次义无反顾，从文宗开始，他们就有了这个资格，也有了这个能力。
宦官比朝士们更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所谓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有所耕耘，才有所收获。如果天子是在我手上产生的，而这位天子又是平庸懦弱之辈，这份好处还用说吗？！当然天子必须由太子继承，这是百代不易的制度，不过，太子如果年幼无知，那就可以另当别论了。
武宗皇帝病重后，有两个多月不视朝政，宰相请见，亦被枢密驳下，朝野内外忧惧万分。
拖下去于事无补！内侍仇公武首先提出：皇叔光王可当大任。
左军中尉马元贽一听，肚子里转了几转，立即就随声附和。他知道这里头的奥妙。
枢密使和右军中尉没有他们两人反应得快，可一会儿也恍然大悟。这个主意真是精妙！文、武两帝的干练冲动，他们虽无切身体会，却也深知一二，前辈仇士良的谆谆告诫言犹在耳，所以在这件事上不得不小心谨慎，斟酌再三。可在此刻，他们的意见却一下子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统一：以后的日子有了这位憨痴而无所决断的光王，至少是不用担惊受怕了。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日，遗诏发布：“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勾当。”二十一日，皇太叔在宫中少阳院接见朝廷百官。
当文武百官步人宫殿时，谁也没有对这位即将入替大宝的新帝抱有任何幻想，因为谁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国运就将要系在这么一位天子身上，大家无可奈何之余，仍还有些微微的不甘心。可是，太子确实年幼，宫中遗诏已出，又有什么办法？！首席大臣李德裕在这期间也不是没做过努力，可在这种建置天子之事上，他也无能为力，更何况他人！
百官班定，内侍齐集，枢密中尉们也已就列。皇太叔出现了。
他的脚步沉稳有力，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的面容满含着一种真切的悲哀，一切都如常人--不，从他那坚毅同时又蕴含深邃的表情看，他的聪明睿智绝对要超过常人！
所有的人都被皇太叔的不凡气象笼慑住了，他们惊在当场，仿佛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