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叔开始处理积留数月的政务，一件件一条条地剖决裁断，无不明白合理。他对国家政务和制度礼仪的熟悉就好像是一位垂拱已久的天子，他的敏锐果断和不凡见识又像是一位英明的长君。在这短短一个上午的时间，皇太叔举手投足、言谈话语之间，就让所有的人明白了这样的事实：他们以往的认识是大错特错了！
在场的每一个人先是惊诧，继是欣慰，最后，他们突然觉得一阵寒意袭上心头，丝丝入怀，无法自已。当一阵料峭的春风吹过时，他们才发现，自己背后的衣衫已被淋淋的汗水湿透。
但没人能想到的是，这样的冷汗，竟要流上十几年！
二十三日，武宗驾崩，皇太叔光王即皇帝位。这就是“宣宗”，时年三十六岁。
这是忍耐的胜利，这是毅力的胜利，更是处心积虑、坚忍不拔的最好报偿。一个人只有保存好自己，才有可能战胜强敌，实现自我的辉煌。先知先圣老子有云“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宣宗皇帝以他的超凡精神验证了这一箴言。相比起来，无论是李德裕如何地建功立业，李宗闵如何地快意恩仇，牛僧孺如何地自保其身，白敏中如何地最终得计，在宣宗皇帝的胜利面前，统统都不值一提。
最后的辉煌(2)
二
备受艰难的人，是无法忘却自己那种疾痛惨怛的经历的。
宣宗首先要做的便是彻底推翻武宗所有的一切。他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他再也无法使自己像过去那样咬牙忍住了，即位的第一天，新一代天子就开始了行动，他的一腔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
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对李德裕的处理。
德裕是会昌时代的首席宰相，也是武宗最信赖的辅弼大臣，递代之际，禁中颁布的遗诏，都无可置疑地将他列为冢宰。但对新帝来说，他既代表着先帝，便就是清除的对象。
新帝刚刚即位八天，秉政近六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功高位重的德裕就这么一下子从执政的地位被拉下来，连他的政敌都没有想到。两天后，德裕最有力的帮手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职出京，其弟薛元龟也被牵连罢官。
宣宗深明此际需要何种必须的手段，一开始就显得胸有成竹。从薛元赏之贬中可略见一斑。
薛元赏是什么人？此人于甘露之变后曾出任京兆尹，在李石、郑覃等人的直接领导下，为平靖巨变，恢复京城秩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立有汗马功劳。甘露事变后，长安陷入极度的混乱，政府部门整体瘫痪，城中恶少纵横剽掠，盗贼侵夺坊闾，寻隙报仇，草菅人命之事，不一而足。加之神策军士横行暴虐，公行不法，尤使情形雪上加霜。仇士良虽稍事收敛，但仍无济于事。当时任京兆尹的是张仲方，面对这个局面，束手无策。
郑覃入相后，立即起用了薛元赏替代张仲方主掌京兆府。元赏精明吏事，尤能行非常之举，任职后果然不负重望，不仅以强有力的手段遏制了京城的无政府状态，甚至还狠狠地教训了一下神策军。他的铁腕手法，连其时的主宰者仇士良都无可奈何。以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京中恶人包括禁军兵士一提到元赏，无不心有余悸。
元赏入朝之前在地方任职，“维州事件”时曾上疏赞同德裕的处理。政见与德裕很合拍，会昌中遂被德裕重用。元赏的精明果断和不畏强暴成为德裕的重要依靠。宣宗知道，这种实干家才是德裕周围最有威胁的人，这种人必然忠于旧主、忠于同志，而且拥有强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必须清除。
这一切都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五月初五，白敏中入相更是个关键。
白敏中的成名其实全赖于白居易的影响。他自小便父母双亡，由诸兄抚养训厉成人，长庆初年登进士第后，先在藩镇幕府任职，此后升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与其堂兄白居易在洛阳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若不是武宗想启用白居易的话，以敏中的资历声望，断不会这么早就能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是李德裕不合擢用了敏中，从而给了他机会，使他才有可能在新帝即位后脱颖而出。
此际，敏中的入相说起来也是大势所趋。别看他资望不怎么样，可才名却不小，另外在当时的朝中大员中，也只有他是独立于德裕一派之外的人。再加上他与白居易、牛僧孺不同寻常的关系，由他来填补德裕出朝后留下的执政之位，完全符合新帝的既定策略。
新帝恨的是武宗，由此而及的是会昌时期的一切，李德裕之罢其实是个表面契机而已，皇上其实倒并没有把德裕彻底消灭的意思。而敏中恨的是德裕，连带而及的是德裕的同志，他要的是将李德裕及其势力一举剪灭。妙的是，敏中不仅对新帝的用意心领神会，而且把天子的心意与自己的打算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条对双方都有利的路子。
于是，李德裕带着无限悲戚离开了京城，三年三贬，直至在崖州--这个帝国疆域的尽头--郁郁而终；同相的李让夷、李回也被清除出朝。相反，李宗闵、牛僧孺、崔珙、杨嗣复、李珏等一再北迁，直到最后平反。只可惜宗闵、僧孺都先后谢世，没有看到这一场是非恩怨的最终胜利，否则他们一定会对新帝和敏中的“公正”感激涕零的。
做这一切当然需要充足的理由，因为德裕毕竟是一代名臣，功高位重，若无大过，是不可轻作处分的。当初宣宗遽罢德裕，也还只是采取一种明调暗降的手法，让他带衔出为荆南节度使。尽管这是天子罢免宰相的惯用做法，但德裕至少还是一位“使相”，亦即所谓领“平章事”出镇，名义上的规格尚不能算低。可敏中当然不愿意就此罢休，他的策略是穷寇务追，一鼓作气灭此朝食。
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是找人进言皇上，暴露德裕当政时的种种不是。德裕既从高位一旦落下，以往的各种积怨便纷纷泛起，要找出这么些人还不算太困难。于是德裕先被解除了“同平章事”之衔，改任东都留守，这已是一种地道的闲职。接下来，敏中仍是不改初衷，终于在一件旧案子（即“吴湘案”）上找到了突破口，将德裕彻底摧毁。
敏中的聪明处在于他善于利用上下两方面对李德裕的不满，因而他的计划一直进行得很顺利。不过，他虽然是获得了成功，可他忘记了政治斗争的一条基本原则，过于强硬而不作调和者，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
宣宗全力支持敏中的做法，但他的着眼点尚不仅限于此。在他即位的初年及第二年即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连续颁行了一系列有倾向性的措施。
首先是恢复佛教。一是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五月，命长安左右两街各增置八座佛寺，祠部继续度牒僧尼；二是大中元年闰三月，诏复会昌所毁天下佛寺。
宣宗对佛教的态度与武宗大相径庭，这也许与他悲苦的遭遇有关。十几年前，京中的佛寺中常可看到一位素服的儒士，在殿前厅后徘徊踟蹰，有时亦向佛师们讨教些禅理。只是北地的僧人都不大通晓这种新起的玄义，无法与他交流。此时，这位儒雅洒脱之士便常常会笑笑走开，转去与那些借寓佛寺的举子叙叙各地的见闻，听着他们对朝政的放肆评论。
这当然就是十六宅时的宣宗。他对由西方世界传来的佛理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不过也只是兴趣而已，并未深入地涉猎过。可尽管如此，佛还是给予了他其他教门所未能赋予他的东西，他在此中知道了生之苦难、死之艰幸，也感受到了忍受尘世、忍受现实的终极意义。这对年轻而思深的宣宗来说，是有极大启发作用的。
于是武宗与德裕废佛，他便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既代表着他的政治方针，也显示出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他对翰林学士说：
“佛者虽异方之教，然可深助国家治理。可存而不论，不必过毁而伤令德。”
道理是不错的，但皇上如此迫不及待恢复佛教的行为，却明显还是一种情绪在作怪，这一点大家肚子里都很清楚。
本朝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佛寺发达，僧尼众多，武宗时一炬毁废这一基础，遂使佛教元气大伤而不得不转寻轻便易行之道。此际再行恢复，光是重建寺院一端，财力上就不胜负担。宣宗诏命之初，就有一位进士孙樵上疏反对，中书门下也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到了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十二月，宰相们又再次奏言度僧不精之弊，终于使皇上开始修正这一策略。
其他举措，也无不带有这种情绪化的特点。
另外一项是恢复进士及第者的曲江宴集。宣宗特别重视进士及第之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皇上有其个人好恶也自有道理，但一定要恢复这种以浮华为事的“曲江大会”，就绝非俭德之君应有的态度。再比如刚即位的当年，宣布增复会昌时所减省的州县官员数目一事，更能显出宣宗的“不甘”心理。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汰斥冗员总是一项善举，不能因为其出发点不正或效果不佳就遽为否定。宣宗的这项诏令虽然只增加了三百八十人，但其实质却仍不是基于改善吏治的一种修订，而完全属于鲜明的个人爱憎。
做完了这些，皇上到太庙祭奠列祖列宗。过穆、敬、文、武四宗牌位而无动于衷，惟独在其父宪宗的灵室里突然放声大哭，泪飞如雨，哀颤而不自胜。左右观者莫能仰视。
他的感恸是发自内心的。
皇上对武宗是仇恨，对文宗是厌恶，对敬、穆二帝也没有好感。惟一能让他怀念的就是他的父亲宪宗皇帝。自从他诞生到这个世界以后，也许只有元和时期的七八年是他最无忧无虑的日子，此后随着年岁的增加，生存的环境却越来越险恶，甚至生命也遭受到了威胁，若非自己明白果断、毅力顽强，哪里会有今天？！如果父皇宪宗不被贼子弑杀，就不会那么早离他而去，自己也就不会有这二十几年惨痛的遭遇。想到这，皇上如何不悲从中来！
幸好，二十年的悲苦辛酸终于有了报偿，以自己的庶出身份，竟能最后贵为天子，皇上的心中更是百感交集，他当然要将一腔衷情尽情地挥洒。
宣宗的悲哭声震屋瓦，也使已移居兴庆宫的懿安皇太后颤抖不已。
懿安太皇太后是宪宗皇帝实际上的正宫娘娘，她的祖父是一代元勋郭子仪，母亲是代宗皇帝的长女升平公主，出身是地道的金枝玉叶。宪宗在藩邸时，即纳其为妃，并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生下穆宗皇帝。但因为宪宗后宫多宠，一直未能立为皇后，直到穆宗即位，才如愿以偿地成为国母。
宪宗皇帝死得不明不白，这情况后来人都或多或少有点知道。可对如此大事，懿安太后就是不闻不问，穆宗也讳莫如深。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外间的人不敢想，当然也就无法道出。不过，在深宫高墙之内，却是有无数种说法在悄悄流传着，一直到了穆宗宴驾后，才由文宗皇帝将数名直接元凶绳之以法。不过，文宗也没有这个胆子去彻底揭开这个盖子。
宣宗可不理这一套。他的生母是皇太妃郑氏，宣宗即位之后，立即奉为“孝明皇太后”，其地位直逼数朝祖母之尊的懿安太后。皇上并且还放出风声说，一定要追究宪宗死因的真相，无论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这话就把懿安太后吓了个半死。
太后当然没有直接参与弑君的阴谋，不过她显然是知道内情的，事情的结果是穆宗即位，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既有利于自身，又何必去惹这个麻烦。再说，太后对于自己的夫皇宪宗，也并无太深的感情，她无法把宪宗迟迟不立自己为皇后的事情一笔勾销。所以，宪穆之际，天子莫名亡故，朝野竟是寒蝉一片，王守澄能只手遮天，太后当然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别看宣宗当时只有七八岁，但童年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再加上数十年的明察暗访，潜心推究，要想猜透其中的过节，对于聪明睿智的宣宗来说，绝不是难事。太后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次掖庭宫中突如其来的暗杀事件，他早就一目了然。眼下说的这些话，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最后的辉煌(3)
懿安太后已是惴惴不安，数日来茶饭不思。
她没想到即位的光王竟原来是这么一位欺世之人，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手软，在那次刺杀失败后应再接再厉，致他死命。眼看皇上的生母郑氏已居太后之尊，攻势仍是咄咄逼人，而自己孤零无靠，如何能够抵挡？太后感到无法忍受的是，身为四朝太后，三朝祖母，功臣之后，皇叶之身，竟被人强逼如此，心里一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太后心道：“你不就是想要我死吗？那好，我就死给你看！千秋万世，让你这个无德之君留下个逼死国母的恶名！”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太皇太后在两名侍女的陪伴下登上兴庆宫里的勤政楼。其时风和日丽，草木葱茏，太皇太后倚栏而望，却不禁悲从中来，想想如此下去，终究难逃一死，不如就此了断了罢。主意一定，便巍巍颤颤地跨栏而上，要往下跳。
两侍儿吓得面色飞白，扑上去拼着全身力气拽住她。太后大叫：“休得阻拦！我这是要遂皇上之志，快快放手！”两人哪里肯依，死活不松手。太后年高体衰，僵持一会，便已是气喘吁吁，不能坚持，只得听由二人将她扶下，送还寝殿。此事立即就有人报告了皇上。
宣宗拍案而起：“让她去死！让她去死！”皇上的怒火按捺不住，面色通红，胸腔一起一伏，整个身子也微微颤抖起来，当着众多内侍的面，破口大骂：“身为国母，听任光陵商臣之酷而不怀惭惧，犹藏异心，言死尚轻--”说到此，皇上突然停住了话头，慢慢地坐下，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冷笑，“好吧，朕就成全了你！”
左右肃然。
这天夜里，兴庆宫就传来消息：太皇太后忽染急症，不治身亡。第二天，朝廷正式讣闻。这事情太明显了，酒坊茶肆，立时就是议论纷纷。
几天后，太皇太后入殓。有关部门得到皇上的暗示，上奏说：太后宜葬景陵外园。意思就是不配祔宪宗。
礼部检讨王暤是一位负责朝廷礼仪之事的太常寺官员，这个人有点愚忠，听得此讯，心想：这怎么可以！立即上疏道：郭后宜与宪宗合葬，在太庙的神位也应配祔宪宗。这份奏章送到宫里，宣宗一见，差点没有气死。他看着宰相白敏中，竟是连话也说不上来了。
敏中退朝后马上传王暤入见，问他是怎么回事。
王暤道：“太皇太后乃汾阳王郭子仪之孙，宪宗东宫时即为正妃，又曾以儿妇事顺宗。宪宗厌化之夕，事出暧昧；而太皇太后天下之母、身历五朝，岂得以暧昧之事遽废正嫡之礼！”
敏中有气，心想这个人真是蠢得厉害。“诛除凶恶，无使漏网。此乃圣上旨意。况今上已奉孝明皇太后--”
王暤打断他：“相公这是什么话？！太皇太后国母之尊，事无证据，岂能与弑逆之徒相提并论！”竟是一点不让。
敏中气得不行，板起脸来教训他不要信口开河，可王暤横竖不买账。
到了中午时间，同相的周墀立在门口等白敏中一起会食，可这里敏中正与王暤相持不下，只得出来对周墀道：“正为一书生所苦，公请先行。”
周墀好奇，便走进来在一旁坐下，听着二人的辩论，心中大生感慨：朝中到底还是有孤直之臣！
可第二天，孤直的王暤就被贬为句容县令。这当然是敏中的安排，他与皇上是无时不保持一致的。
太皇太后既已除去，皇上接下来的手段就更是干脆。从宫中开始，一直到朝间京外，无论宦官、外戚甚至是东宫官员，只要与其事有牵连者，重则格杀，轻者贬斥，一概不留情面。这事持续了将近六年，直至大中八年（公元854年）的正月，该杀该罚的人都已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考虑到人情安稳，方才下诏宣布：自今以后，余者不问。算是给这件案子划上了句号。
皇上的这些行为虽然手法颇重，却不能说明当今天子就是一位冷酷之君。宣宗其实是一个大有情人，只是过去的岁月养成了他不把情感显露于色的性格而已。他的内心世界其实异常的丰富，不能想象，一个人若是没有强烈爱恨信念的支撑，如何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忍受孤独痛苦的煎熬！文、武时期的遭遇，唤起了皇上对童年的怀念，也就引发了他对宪宗的无限追思。恨得深，也就爱得切，元和时代的一切甚至成了他全部的寄托，这种感情延续了宣宗的一生。
大中二年六月，那时他刚刚即位一年多。有一天他问宰相白敏中：
“朕昔年从宪宗之丧时，道遇大风雨，百官六宫皆四散避去，惟有任山陵使的一位大臣攀灵驾不去，这人是谁？朕记得此人年纪颇长，面有重髯。”
“令狐楚。”敏中很熟悉先朝故事。
“他有子否？”
“长子名令狐绪，今为随州刺史。”
“能否担当宰相之任？”皇上心情急切。
“绪少病风痹，……”敏中迟疑了一下，又道：“不过令狐楚次子令狐绹，前为湖州刺史，大有才器。”
皇上立即便制命提升此人。令狐绹入谢圣恩时，宣宗又亲切地和他谈起元和的往事，想不到他比白敏中更为明悉，君臣话语投机，兴而忘倦，而皇上更是欣慰不已。
宣宗从此开始奠定了自己用人的基调。此后的十一月份，杜黄裳的儿子杜胜、裴度的儿子裴谂，也先后被起用。令狐绹最后在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入相。整个大中时代，宣宗无疑是惟一的主角，而白敏中、令狐绹是当然的配角，没有了他们，也就无法衬托出宣宗皇帝精彩绝伦的演出。
当武宗的一切被彻底否定后，宣宗的时代便正式开始了。
三
此时的天子已不再是一位躁动无知的少君了。
宣宗已近不惑之年。更主要的是，当今天子的阅历是前几代皇帝所无法比拟的，他所承受过的寂寞痛苦，就是本朝的列祖列宗，恐怕也没人能望其项背。新一代君主宣宗皇帝，确是带着深深的思绪登上九五之位的。
对此，令狐绹是第一个深有感触的大臣。
那是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其时他刚刚由司勋郎中入居禁署，担任翰林学士。有一天傍晚正在翰林值班，忽有中使传谕，说是皇上召见。
令狐绹赶忙入宫，走到皇上寝殿门口，便见有小黄门在那里秉烛而候。显然，皇上正急切地等着他的到来。
令狐绹走进殿来，皇上正在榻上读书，“贤卿入座。”令狐绹行礼已毕，在一旁恭敬地坐下。
皇上放下手中的书，凝神望了他一会，道：
“贤卿从江表来，不知对彼处民情吏政有无考察否？”皇上略略顿了一下话头，接着又道：“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广，虽明君也难能自理，故尤需贤臣良弼的辅佐。”
说到这，皇上正眼瞧着令狐绹，意味深长地道：“然朕近来留意朝廷，却未见有忠赤之士。”
令狐绹心里一慌，急忙离座降阶而伏，口道：
“圣意如此，微臣便是有罪了！”
皇上一见效果达到，话锋立时一转：“卿甫为翰林学士，方才之言，本不相及！贤卿不必如此，上来就座。”
令狐绹口里惟惟，心中却是忐忑不已。
天子命宫人以玉杯斟酒赐与令狐绹，令狐绹山呼万岁，一饮而尽。
皇上望了望放在榻上小案上的书，有意岔开话题：“朕听政之暇，未尝不披寻史籍。”他拿起两册，又接着说：“这一册是先朝所述的《金镜》，此册为《尚书大禹谟》。”皇上随意翻开其中的一卷：“贤卿读过《金镜》否？”《金镜》乃本朝英明之主太宗皇帝手撰的一部治国经验之谈，与后人记述的《贞观政要》一样，都是历来君臣取法贞观之治的必读经典。《尚书》则是先王先圣的言行纪录，也是垂范百代的不二宝鉴，《大禹谟》是其中的一篇。
令狐绹暗自庆幸：还好自己对这部书下过功夫。遂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文皇帝此书，讲的是治国治身的至理。微臣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令狐绹话中的“文皇帝”就是指太宗，太宗皇帝庙号“太宗”，谥曰“文”，所以有这样的称呼。
天子十分高兴，“卿试举其要。”
令狐绹朗声而读，果真是烂熟于心。当他读到“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一段时，皇上摆手示意他停住。
“朕每至此，未尝不三复然后已。《尚书》上也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欲致升平，当以此言为首！”
令狐绹当然称颂不已。
最后的辉煌(4)
宣宗的好读书又非是当年的文宗所能比拟的。文宗血气方刚，追求的是一种完美的理念；而宣宗披览史籍，却完全是寻求一种技巧上的借鉴，两者性质不同，效果也就大相径庭。
谁都知道要“任贤去邪”，可怎么个“任”、怎么个“去”？再说，即使有了贤明的辅弼之臣、忠直的清明之士，国家就真能治理？前代的李德裕就是个例子，最后还不是功高盖主，而使天子退居其后！宣宗相信书中所总结的这个原则，但是他却自有他的方法。他对令狐绹说：
“朕想知道朝中百官所有人的姓名。”
这就是了，宣宗确实不笨，他在十六宅度过的日子没有白费，他早就深思熟虑过其中的手段和必需的原则了。任何事情都必须做到心中有数，也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的天子。
令狐绹很为难：“六品以下的官员太多了，皆由吏部造册登记：五品以上，方由中枢制授。这部分倒有一种名册，称作‘具员’。”
皇上心里有数。送走了令狐的第二天，他立即命宰相撰就《具员御览》一册呈上，放在案头，时时翻检。
可见宣宗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极高心智已经开始逐渐显露，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信号。
第一步是确立一种原则。宣宗选择的是“法”。
自古而来的传统皆反对法治，因为治以法，则必伤乎道德，而帝国的基础正建立在一系列的伦理制度之上，法既不能绝民刁顽，也无助于人君教化。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宣宗却不以为然，他的想法是，若以铁腕治国，就少不了法。
早在即位不久的大中元年正月，京畿大旱。皇上为此减膳食、出宫女，祷告上天，仍不见好转，于是想到赦免囚犯。便命宰相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但其时任大理卿的马植却上疏称：有些重犯，罪有应得，似不可一概宽囿。
天子得奏，也觉得有理，又命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合议。讨论的结果，赞同马植意见的占了大多数，皇上就采用了这一措施，诏命一切皆按法规办理。这是宣宗倾向于法治的开端。
不能不说马植的话给了皇上重大的影响，他在奏章中所说的“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方副圣心”、“若平日大赦尚且不免之人，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之道”之类的话，和皇上内心的想法本就有很多的契合之处，而马植的这一理论，更符合他所构建的政治策略，因而立即就予以接受。马植为此在后来也成为宰相，为宣宗所重用。
宣宗当然还有所发展。他自己就公开说过：“犯朕之法，虽我子弟亦不宥！”既把“法”有所限定，此“法”非他“法”，而是“朕之法”，又着重强调了“法”的铁板原则，操作起来，便就得心应手。
有一段时间主掌京兆府的是一位叫崔罕的人，此人治绩不怎么样，但做起事来却很浮躁。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官员没有避让他的马头，崔罕心里大为生气，再一问，此人不过是一位小小的内园巡官，竟马上重责其人五十四杖，至于将人打死。皇上得讯震怒不已，立即宣谕，把崔罕贬去远州。
宰相们倒觉得处罚太过，齐诣皇上援救。宣宗心里有着细细的一本账，他对宰相们道：
“崔罕为京兆，抑强抚弱，是其职责。道不避马，杖之也不算为过，但问明为内园巡官再下手，就是明显的欺弱怕硬，一过也；人臣之刑，止行二十杖，此乃朕之法，他打到五十四杖，这是谁家之法？真是骇人听闻！”
宰相们听着这番话，方才晓得皇上执法无幽不察，又如何不心生畏惧！
当然，宣宗选择的原则是为自己服务的，刻于用法是为了政治的需要。皇上聪明就聪明在他从不幻想着以德行使天下治理，那是典型的远水救不了近火。皇上宁愿选择威严之后的宽仁，也不愿去做仁德之后狰狞尽露的蠢事。天下人确实也都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通病：十日被威，一日受德，无不感激流涕；而十日被德，一日受威，却不免交怨沸腾。天子懂得了这个道理，天下事就成功一大半了。
不过这第一步还只是小样。若要就此以为这位新一代天子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这种见识那就是比文、武二帝这两位乳臭小儿都不如了。宣宗十六宅中二十年的岁月，又岂是白白虚度的？
尽管皇上多才多艺不让先人，无论是射箭击或是制曲吹管，都能曲尽其妙，但皇上却不甚为意。甚至对于女色，天子也是淡然得很。皇上退朝之后，只做两件事，一是读书。为此天子下令，专门辟置了一间偏殿作为读书之处。有时皇上一进去就是一夜，到第二天早晨，内侍们看见的常常是烛灰遍地、书卷狼籍的情景。二是读书之余，便是召见翰林学士，与他们长谈不倦。
令宫侍感到迷惑的是，皇上召见学士时，全都摒退左右，不让任何人入侍。皇上还亲自整理读过的奏章，经常亲手焚毁其中的一些，然后再吩咐人拿去处理，这也是前朝所不曾有过的事。寝殿的楹柱上，御笔大书“乡贡进士”四字，此外还有许多人名，有时枢密使们偶尔看上一眼，发现其中有些是知名的朝官，有些则不名所以。
皇上的记忆力惊人。不谈别的，整个大明宫中，厕役、洒扫之仆少说也有百十来人，可皇上只要见过面，都能记住他们的名字。皇上若有指派之事，从来都不是吩咐一声了事，常常就是直接说：“叫某某人来”，无一差误。宦官宫婢都暗自心道：简直就是神了！
宫侍们最感到心惊肉跳的时刻，是天子升殿听朝之前的那一会。
皇上这时会突然沉下脸孔，变得面无表情，默默地朝着某个方向肃容片刻，然后更衣、盥手，调匀气息，再慢慢地走向大殿。此时此刻，天子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但这静得让人无法呼吸的气氛，却犹如泰山压顶一般。
在走向金銮宝座的那一刻，皇上能感受到他的背后凝聚着不少疑惧的目光，但这不是他主要追求的。皇上心里清楚，他真正所需要的，是在马上要面对的朝廷百官的眼神里，也要看到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恐惧。
宣宗有办法做到。
临朝之际，皇上的脸上已是一片熙容，接对群臣，往往犹如宾客。朝臣们当然很平静，因此，开始之时，都能奏事甚明，有些劝谏，也敢于上言。皇上在这个时候，总是非常专注地倾听着，有时还在默默地念叨，好像生怕自己会忘记似的。
有一次延英殿合议，事情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皇上忽然笑道：“现在可以说些闲话了！”说着，自己先带头大谈宫中游宴的趣事，引得大家也情不自禁地说些坊里闲话。过了一会，宰相及翰林学士、枢密使们刚刚感到情绪轻松下来时，皇上又突然正色而道：
“卿辈好自为之。朕常恐卿等负朕，以使日后不复得见，再无今日之乐。”
这话说得让诸人猝不及防，人人都是陡然一颤。
皇上的态度变化率皆如此，让人无法揣度。没有暴怒，没有焦躁，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严酷处罚，但朝中的中枢要员，却无时无刻不感到战战兢兢。特别是当朝宰相，这种感受尤其强烈。他们有时甚至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天子虽有些刻于用法，但也不失宽仁爱人之风，勤于政事、从善如流，怎么说也能算上英明俭德之君，己辈的忧惧又所从何来呢？
在大中时代初期前后为相的有白敏中、崔元式、崔琮，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崔先后罢去，接着便是周墀和马植。其中敏中担任的时间较长，居相接近六年之久，而周、马二人，在位分别只是一年与两年。
敏中的秘诀就是无所建置，一切都惟天子是从，至多也是略作修饰而已。他在相时最大的举动就是清除了李德裕之辈，帮助皇上不遗余力地否定会昌政治，其他的实在无可足道。不过这种人，宣宗却很赞赏。
这倒不是皇上昏庸，宣宗要的就是这种事不关己的宰相。以宣宗的明察秋毫和事事躬亲，有敏中作摆设，那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敏中才有可能做了那么多年的宰辅，而其后来的罢相出镇，也就是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对德裕之党处理过重，擅权独行，引起朝野不服的缘故。
周墀就是那位文宗曾经相与痛哭“受制家臣”的人，文宗时颇受重用，先后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武宗时出外任职，宣宗即位后，大中二年入朝为兵部侍郎兼判度支，五月份拜相。
本来周墀应该是能像白敏中一样多做几年宰相的，这是因为在入相之时，有一位极富韬略的人给了他一个忠告。
此人名韦澳，是元和时宰相韦贯之的儿子，是周墀的老部下。当周墀向他请教为相之道时，韦澳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愿相公不要有权！”
这话当时让周墀着实吃了一惊，不过在韦澳的解释下立即就明白了，并还深为叹服。
韦澳的解释表面上是大道理，但实质就是要周墀尸位素餐，无功无过而已。这可算是摸到了宣宗的心里去了，韦澳有这样的见识，真是一个有心计之人，无怪乎在后来成为皇上的心腹。可惜的是周墀尽管接受了这一劝告，也循规蹈矩地坚持了一年，可在最后还是忍不住犯了冲动的毛病，既得罪了一些宦官，又忤逆了皇上，无奈被罢。
此后最主要的宰相就是令狐绹和魏谟。这两人在相时间都很长，正如前期的白敏中，他们与后期的宣宗之政也是密不可分的。
令狐绹是大中时代居位最久的宰相，自大中四年（公元851年）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辅政几达十年。在圣明睿德的天子眼下，令狐绹能如此长久地安居其位，其中当然自有奥妙。
四
令狐绹能从湖州刺史的任上入朝，并在不久之后就入值禁署成为翰林学士，完全是沾了他的亡父令狐楚的光。宣宗追怀往事，特别重用元和公卿子弟，尤对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眷顾深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令狐绹得以稳坐相位，却不仅仅是这个缘故。
他与皇上在很多事情上颇谈得来，这也是他十几年来潜心坟史、苦读经典的报偿。学问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让一个人彻底地改变自己，在心里产生一种真正的自信。学问来自于读书，善读书者，更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处世的妙方，这一点，令狐绹与宣宗不谋而合。皇上得到的是如何御下，而令狐绹则学会了怎样曲线生存、怎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其实这里也没有什么天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即：永远不要对人说“不”，尤其是在天子面前。
令狐绹这个人本身性格就极为庸懦，他甚至没有刻意为之，就做得游刃有余。
皇上在大中三四年间，经常在夜里召见翰林学士秉烛长谈，其中就以令狐绹次数最多。皇上对他是十分满意的，原因就在于不费心思，便就能使他为自己任意驱役。
大中四年（公元850年）的整个一年中，除了党项、吐蕃依旧在边境为患外，帝国上下出奇的平静。十月二十六日这天的夜半时分，皇上又突然在大明宫的含春亭召见当值的翰林学士令狐绹。君臣在清风微露的秋夜里畅谈不已，直到烛炬燃尽，方才罢休。宣宗亲自送令狐绹下亭，并命内侍以“金莲炬”送之归院。金莲烛炬是天子才配使用的东西，颁赐臣下，是至高至极的恩泽。
一行人走到翰林学士院，院吏远远望见光焰闪烁的金莲蜡烛，相与而叫：“天子驾到了！”慌不迭地准备迎接。可一会儿却见是令狐绹在烛火簇拥中来到，都惊得面面相觑。
第二天，令狐绹就正式拜相，一直做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的十二月宣宗驾崩以后。
为相的这十年中，令狐绹很少犯错误，他的小心谨慎、不置臧否的处事作风使他的圣眷始终没有消减。不过，百密难免一疏，有一次令狐绹经意之间，竟然也行使了一下宰相的权力，做了一回主。
最后的辉煌(5)
皇上在即位不久后就规定：凡是诸州刺史，秩满后不得即赴他州，须得归阙朝对后，才可以赴任。这是宣宗独特的政治改革之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官久在朝外而不受驾御的情况出现。有一位刺史从随州调任邻郡房州，令狐绹认为两地毗邻，实在没必要再劳繁缛，便命他可以从便，即去房州赴任。朝命一下，新授之人照例上了一封谢表。
皇上览表奇怪，他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入朝觐见过。便问令狐绹：“此人为何从便赴任？”
“地近授受，也好方便迎送。”令狐绹答道。
皇上正色道：“朕是考虑到近来州刺史们为官因循，不念治民，这才命他们到京，也好亲问其为政施设、理道优劣，为国家今后升黜立式。”天子说到这里，带着一种冷意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命既行，岂又逾越？宰相太有权了吧！”
令狐绹省悟过来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时虽严冬，却竟然重裘皆透。
后来，令狐绹对人说了一句心里话：
“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但每次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流沾衣！”
其实，每一个朝中大员又何尝不是如此。谁没有这样的心态，也就注定他不会在中枢之位呆得过长。比如魏谟，他在令狐绹稍后入相，也许是乃祖魏征--这位本朝第一名相--赋性遗传的缘故，颇能谠言切直，对皇上的一些做法提出意见。宣宗为平衡人心，也需要这位声名卓著的大臣在某些情形下做点补充，但毕竟不能容许以臣子的孤直来取代天子的清明，所以最终还是要将他请出朝外。当魏谟做了六年宰相出任外镇时，有人以为这是令狐绹的排挤，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大中期间的宰相还有好多位，如崔铉、崔龟从、郑朗、崔慎由、萧邺、夏侯孜、蒋伸等人，各人情形虽有差别，但不是些平庸之辈，便是投机取巧之人。这些人所以被任用，可绝不是因为天子也同他们一样无能。宣宗最后的一次除拜宰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那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的十一月，蒋伸其时任兵部侍郎，他在一次入阁奏事时，不小心对皇上说了一句大实话：“近来好像官位很容易得，不少人都有侥幸之心。”
宣宗大惊，他自忖在用人方面极有把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如此不是要乱了吗？”皇上顿时担心起来。
蒋伸回答得妙：“乱到尚未至于乱。不过侥幸之人多了，即使真乱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话说得皇上叹服不已，他在心里道：“有如此高见，朝中能有几人？”宣宗朝着蒋伸意味深长地说：“今后怕不能单独和卿见面了！”
蒋伸当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满头雾水。直到几天后拜相的制命下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伸的职位兵部侍郎品级上属于“次对官”，也就是能在常朝的入阁奏对时单独被召见；而本朝制度规定：宰相必须是在延英议事时集体面见天子，不可独自觐见。皇上那话的意思，竟是要命他入相，蒋伸又怎么能想到。
蒋伸无疑也是一位“侥幸之人”，不过，皇上是不怕“侥幸之人”多的。这是大智若愚，还是聪明过头？答案也许不辨自明。
看得出来，宣宗有意要撇开宰相。他与早年的德宗有些相似，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皇上是有些猜忌和自信，但他与德宗不同的是，他经过多年的处心积虑，业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水平。
确实，没有皇上不知道的事，也没有他无法解决的事。
天子常常微服出游，这是他自十六宅时就养成的习惯，只不过那时只是为了排解忧虑而已，与此际的目的大不相同。
皇上每次出去都是一人单驴，厚帽遮颜，一路之上不停地看，不住地在心里默记，有时甚至与贩夫走卒、乞儿穷汉搭上两句闲话，往往要到日暮天昏，方才归宫。即使是大队人马出城畋猎，皇上也不忘顺带作点巡访。
一次是在皇苑之北遇到樵者数人，宣宗命留下他们，有话要问。
“尔等家在何处？”皇上对跪在面前的樵夫们问道。
“小人们乃泾阳县百姓。”泾阳是长安附近的一个县。
“邑宰是谁？”这是正题。皇上可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些君主，装模作样地问些年成丰歉之类的东西。
“李行言。”
“为政如何？”
樵夫们也无顾忌：“为人有点呆板。上次抓到五六个劫贼，不容他们以钱赎罪，全部杖死。”
宣宗还宫，立即就把这位李行言的名字写到了寝殿楹柱上。过了两年之久，朝廷有令擢李行言为海州刺史。行言入宫谢恩时，皇上问他：
“你是不是曾做过泾阳令？”
行言答道：“臣是在泾阳呆过二年。”
皇上听道，便命赐赏金紫服。不同的服色代表着朝臣地位的高下，也象征着天子的不同恩遇，紫色是品极较高的一种。行言再谢。
“卿是否知道朕赐你着紫之由？”皇上又问。
行言奏答：“臣不知。”
皇上微微一笑，命左右去把柱上贴有他名字的纸条拿给他看。行言怎么也没想到，天子的寝宫里，居然大书着自己这么一位低级官员的姓名。他又一次拜伏下去，除了激动，也情不自禁地倒抽一口凉气。
还有一次是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二月出外校猎时，在城西快到渭水的地方，皇上看到有一二十个醴泉县的百姓，在村头佛祠中设斋，祷求本县官秩已满的县令李君奭留任。皇上回到殿中，马上就命内侍将此人姓名重重写上。后来，中书门下两次拟换醴泉县令，都被皇上驳回。过了一年，宰相奏怀州刺史一职空缺，请命人填补。天子遂亲笔写了一张条子：“醴泉县令李君奭可授。”传到政事堂会议上，宰相们顾视茫然，连他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为皇上所垂意。
可皇上却不能满足京畿周围这一小块地方，他还要知道天下所有的父母官们是不是恪尽其守。皇上对此虽已无法亲自前往，可他照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