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极有谋略的韦澳已被皇上用为翰林学士。宣宗秘密地命令他：撰写一份诸州风物利害情况的报告。韦澳领旨，归宅闭门，虽子弟亦不许入内，日以继夜地赶了出来，题为《处分语》，独自呈上。
过了几天，正好有一位邓州刺史薛弘朝回京述职。出宫后，禁不住内心的惊叹，逢人便道：“圣上处分本州事务，惊人的准确！”
韦澳问他怎么回事，薛弘朝一五一十娓娓道来，韦澳一听，果真全是《处分语》上提到的。
宣宗已把他的心智用到了极致，事无巨细，全部包揽，十几年中可以说是始终如一。像他这样殚精竭虑的天子不能说没有，但能做到如此这般算尽机关的，那真是凤毛麟角。当今天子的御下之术已有相当的火候，此乃历朝历代人君梦寐以求的东西，而宣宗庶几得之，这就更为难得了。
皇上的孜孜追求，甚至到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时任司勋员外郎的李远，很有文才，诗名亦颇著称。令狐绹想把他升为杭州刺史，延英召对时便向皇上提了出来。
宣宗当然知道这个人，但他不同意令狐绹的建议。
皇上道：“朕以前曾读过此人的一句诗，说甚么‘长日惟消一局棋’，这种人如何可以出任一郡长官！”
令狐绹都有些哭笑不得，忍不住道：“这是诗人写诗时才说的话，不一定实有其事。”
皇上愣住，像是在清理自己的思绪。过了良久，才缓过神来，明白自己这是存念过深了，方才不语。
宫中的内侍们在后来还常常看到皇上用小纸条写上好几个人的姓名，用碗盖住。一旦需要任命宰辅时，天子便净手焚香，虔诚默祝，最后在碗下拈着谁人，就命谁人入相。宫人们都天真地以为天子必有神助，其实皇上根本就是无奈。他再怎么资禀过人，像这样地苦心孤诣，总有一天要江郎才尽，到了这个份上，人算真就不如天算了。
天子确实是用心太多了，除了朝中臣子，皇上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些人，他在这上面更没有少费心思。
最后的辉煌(6)
宣宗知道，没有宦官，自己就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御极天下的地位；但他也没有忘记前几代天子的苦难悲剧，作为人君，是不能受制于家奴的，否则即使贵为天子，也就形同草芥。
他对宦官的基本策略是：对重要人物委以虚恩，对位轻之辈则严施约束；大的方面装糊涂，小的事情上绝不留情。
看起来似乎是本末倒置，其实这叫做敲山震虎，在目前这种不可能大动干戈的情形下，还真是上上之策。
大中期间主要的宦官先后有马元贽、王公长、马公儒、王忠实、王茂玄几位。特别是左军中尉马元贽，为宣宗即位立下大功，在宣宗初期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皇上对他的安抚做得很好，元贽表面上荣耀无比，但除了手中的禁军之外，却没能形成什么实际力量。
皇上表面上装着毫无疑心，其实暗地里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想法解决。宣宗有一点很明确，绝对不容许宦官交结朝臣，这是有前事可鉴的，当年的王守澄就是最好的范例。在这种事上，皇上肚子里很有一本账，他也知道该怎样对付。
马植入相后，有点想交结马元贽，竟跑去和元贽叙同宗之谊。元贽恩冠诸宦，有些大大咧咧，一高兴，便把皇上赏赐的一条金宝带转手送给了马植。天子赐物，这是莫大的优渥，即使做不到压之箱底、世代传家，起码也不能送人。元贽此举做得是有点过分。
皇上还就发现了元贽身上的御赐之物不见了，怪而问之。元贽自觉理亏，不敢隐瞒，便道出实情。宣宗当时忍而未发，他晓得，对神策中尉之流的宦官是千万不能草率处理的。
但是皇上可以杀鸡儆猴。他没有动马元贽一丝一毫，却转而立即罢免了马植的宰相，又下令严查此事。最后马植的从官交待了马植与元贽来往的事，皇上这才发现宰相当中竟真得存在交通宦官的情况，龙颜大怒，又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并公开宣布：他的罪名就是与宦官有所来往。天子的这一招把马元贽一下子就震住了，心生恐惧，便再也不敢有越轨之举。
对那些小人物就不用说了，皇上在内宫中设有专门的棍杖，有时就在延英殿，当着宰相的面杖罚他们。宰相们倒觉得天子未免有失儒雅，还常常劝解。可皇上说得理直气壮：
“此辈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
此举一半是向朝官显示自己的不私近臣，一半也是做给其他的大宦官们看的。皇上的其他举动，亦往往如是，哪怕是再小的事情，也无不含有深意。
前几代天子为了防止左右神策军横生事端，定下了这么个规矩：凡是左中尉卸职，须由右军而出；右中尉卸职，则务须从左军出宫。宣宗心想：这真是笨得可以了！若是中尉心生不轨有意作乱，这种小聪明又如何能阻止他们？于是下令改革，命中尉离任，皆从本军径直出营。
这下，朝廷及宫中宦官有时都不知道中尉已经易人，即使卸职中尉本人，也不清楚对方情况。两军既莫知情由，又如何敢轻举妄动！皇上的谋略，真不知要高于那些自以为得计的先代天子多少。
不过，宣宗还是没来得及消除掉这个祸患。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为此皇上曾反反复复地找翰林学士们商量对策。他是有心要花大力气改变现状的，只是因为文宗时期因轻躁而酿致惨败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皇上心存顾虑，才一直没有动手。
韦澳认为有甘露之变的前车之鉴，绝不能再用外间朝士，不如就在宫中选择忠直有识的宦官，以子之矛，攻其之盾。
“这是最下之策！”宣宗对宦官太了解了，“那些人若是身处下位，尚都能感恩戴德；一旦成为三品的禁军将军，就变得沆瀣一气。”皇上没有充分的把握，不做冒险之事。为保证一击成功，他宁愿慢慢来。
是令狐绹的懦弱断送了皇上的大计，他自己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反而以种种借口打消皇上的这个念头。令狐绹对皇上说：“只有陛下坚持以往的方针，有罪勿舍，有缺不补，彼辈则自会渐耗而至于瓦解。”
皇上听了不语。这是他一贯的策略，但不是永远的方针。可他也知道，最后的一步将是无比的艰险，弄不好就是全盘皆输，连眼下的苟全也不可得。没有臣下有力的支持，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朝中“侥幸之人”太多，终于在这件事上暴露出了恶果。皇上与朝官既丢失了由武宗和李德裕争取过来的先机，则必然使宦官们得以苟延残喘，有机会开始积蓄反击的力量，并终于在宣宗死后再次发挥出他们强大的威力，主宰了帝国的政治。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
可话又说回来，神策军、枢密使造就的反奴为主的现实，单靠宣宗的智术是无法改变的。皇上能做到十几年的时间里没让宦官兴风作浪，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五
现在可以把目光从天子身上移开，投向帝国的现实了。
宣宗皇帝从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即位，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去世，在位十三年五个月。
在这十三年里，朝廷再没有出现过前几朝“朋党”倾轧的现象，宦官的势力也有所消减，几乎没有发生过干预朝政的事情。地方上，在朝廷安抚为主的方针下，除些短暂的风波外，众多强镇也都没有大的动乱。边境上的吐蕃、党项虽然一直骚扰不止，但力量也在逐年萎缩，早在大中三年（公元849年），西南的维州、抚州即相继收复，西北的秦、原、安乐三州及境内七关也成功地摆脱了吐蕃的统治，归顺故国；两年后，沙州人张义潮乘吐蕃内乱，发兵收复河湟一带瓜、伊、西、甘等十州，连同沙州，共举十一州之地归复朝廷。从此，帝国重新把边境推到了河湟以西，多少洗刷了一些安史之乱以后放弃西北的耻辱。
不知不觉，让人大吃一惊。
宣宗的这十三年，竟是出奇的平静。算起来，地方上断断续续的藩镇叛乱，朝内外纷纷不止的派系斗争已经持续了近一百年，至少，每一代天子都无法避免一场严重的动乱。最思治理的德宗，甚至酿成了九鼎播迁的灾难，差一点就断送了帝国的命运。而其后的几代天子，外乱未除，内患又生，顺宗、文宗受制于家奴，宪、穆、敬、武四帝忧于“朋党”，即使如宪宗皇帝英明睿武、斗志昂扬，也只不过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一个“中兴”的名声而已。谁又能像宣宗临御的这十三年，四方数镇虽失统驭，可是终无异心；朝野上下数有波动，却也不日安宁。即使比不上本朝开元时期的全盛，但却也是一个地道的太平之世。文治武功是书生们喜欢夸耀的事，对天下百姓来说，只要平平安安，就是无上的幸福。
看起来，皇上的艰苦努力并没有像德宗那样付之东流。
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十几年来忧勤之道，始终如一，甚至每日每时都未敢稍宁心思。臣子、家奴、方镇、州郡，无不常系心头，哪怕是在偏殿读书，皇上也不忘冥思苦想，力求为日间的疑难找到一条妙之又妙的计策。
宣宗不是一个求道者，也不是一位禀赋超群的人，严格算来，他只是个不懈于锻炼本心的智者。他用自己辛勤三十载的沉思，弥补了所有的不足。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与众不同的道路上取得了独特的成功。宣宗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好学不倦不是为了追求道义，更不是为建立德声，他只是注目当前，就事论事，宁愿以实际上的效果代替理论上的完美。奇怪的是，现实往往就垂青这样一种人，这是让所有的“仁者”都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的事。
这样的统治者往往还要有所牺牲。
南方越州的地方官曾经进奉过一部女乐，也就是由女子组成的歌舞乐队，其中有位绝色美人。皇上一见倾心，十分宠爱，数月之间，赐物盈积。可是有一天早晨，皇上刚刚起来，忽然面有忧色，闷闷不乐。
“玄宗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能忘？”皇上在心里说。
他召来美人：“应留你不得！”
美人盈盈泪下，长跪不起。
左右内侍不忍，有一位奏道：“陛下既不留之，可以放还。”
“放还朕必思之。”皇上望着窗外的远方，怅然而又坚毅地说：“不要多说了，就赐酒一杯吧！”
可怜绝代佳人，只落得了个全尸。但皇上要忍受如此这般的痛苦，也并不比她接受死亡来得容易。
所有的臣子家奴在天子的超绝睿智面前都要冷汗淋淋，而皇上面对着眼前的这些文武百官，心里又何尝轻松。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疏忽，更不愿被人所欺骗，因此只能收拾精神，全力应战。皇上的自信其实是自己极端孤独的表现，他不要宰相，不要近臣，便只有相信自己的智谋，否则就会彻底崩溃。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半夜三更还要找来翰林学士长谈的原因。虽然天子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法治，但这种“法”的实质却是“天子之法”，说到底还是一种“人治”。人治的悲哀就在于，它只能满足一时，而不能满足永远；只能抓住机会，却无法创造机会。
为人臣者是都变得循规蹈矩了，可“智慧出，有大伪”，在宣宗的聪睿面前，白敏中、令狐绹、蒋伸之流就学会了巧言令色之道。假如今后的天子不再是如此有心的天子，这些变得聪明起来的臣子们，还会这样俯首帖耳吗？宦官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这是因为他们选错了天子，竟让这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帝位。他们也确实斗不过宣宗，但却能再与朝官们决一高低。为了生存，他们仍还要重新祭起百战百胜的法宝：再造就一位皇帝，难道还怕你皇上真得长命百岁不成？
宣宗恐怕最终还只能算是一个平凡的君王，因为他只看到眼前，而忘记了为子孙后代负起一点责任。不过，放眼龙宸，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做到这一点的，又有几人？！
最后的辉煌(7)
回首往事，就可发现宣宗还真是幸运。
藩镇已经无力再大动兵戈。虽然元和以后不少强镇特别是河北诸镇依旧脱离了中央，自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但长期的战争消耗已使其元气大伤，他们无法、也无力再与中央作直接的对抗。朝廷也是如此，为了追求名义上的满足而消灭割据，早已被天子和大臣们所抛弃。于是双方只有妥协，中央政府以安抚政策使他们不妄生事，而藩镇也以承认天子而得到子孙相代的实利。所以，武宗时期敢于跳出来兴风作浪的昭义镇得不到一点的同情，因为它破坏了这样一种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平衡，以至不到二年，就宣布垮台。这种愚蠢之举，又有谁去效仿？
大中时期，有几个藩镇也闹出了点事情，但都只不过是内部纷乱，或兵逐主帅，或强者自立而已。朝廷换个节度使或者干脆一纸诏书默认事实，事情也就自行消歇。只有在大中末年，南方的几个军镇哗乱较大，如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的湖南军乱、六月的江西军乱，才使中央调动了邻道的兵力进行讨伐。这几镇兵力极弱，根本不能成事，很快就告平息。
财政情况在平和的局面下出现了良性循环。继刘晏、杨炎、李巽、程异之后，又有一位干练的大臣裴休成为帝国最后一位杰出的理财能手。他自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担任盐铁转运使以后，也是从整顿漕运入手，全面疏理了国家财赋的运转。他借鉴当年刘晏的经验，又立新法十余条，彻底清除了元和以后的种种弊端，三年后，运到长安渭河码头的漕米便达到了一百二十万斛，最多的一年是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达到了一百四十三万斛，接近于天宝盛世时数量的一半，这也很不简单了。
所有这些，显然都不是皇上的高深智术所能办到的。说得直接一点，宣宗应该感谢武宗，没有会昌时期打下的良好基础，情况也就绝不会有这些好转。但这话也是说说而已，因为这种机会的出现，恐怕也很难说是武宗时期的功劳。
是时势造就了宣宗的成功。若是没有这种机会，无论宣宗再怎么聪明过人，恐怕也难逃德宗那样的厄运。阴阳互动，否极泰来，帝国已经动荡了近一百年，各式各样冲突双方都势衰力竭，不免相互转化、相互依托，以酝酿下一次更加激烈的冲突。宣宗的十三年就正是这样，它宛如大浪跌下后溅起的波峰，溅得越高，也就将落得越深。它的平静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后来的事情马上就可以看到。
可这一刻是平静的，幸运的宣宗出现在这个平稳的时刻，有了机会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于是凭借东风，浩荡入云。
宣宗的最后一年，有一位叫李商隐的人死在了离东都洛阳不远的郑州。此人比宣宗小一岁，但与宣宗同年去世。他的前半生与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之间的恩恩怨怨牵扯在一起，而后半生则与大中时代相始终。李商隐一直都沉沦下僚，郁郁潦倒，可正因为如此，反而造就了他辉煌的文学成就。
可在当时，李商隐却是个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寂寞地死在京外异地，并不是什么大事，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可是上天垂谶，往往就出现在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事情上。商隐死了，宣宗皇帝和他们的时代也接近了他的末日。这一切，在两年前李商隐的一首诗中，早就消息毕露了。可惜天机不可泄漏，就是作者本人，登高临风，悲世伤身，尽管思绪交综、愁怅万千，却也没想到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二十字中竟成诗谶。
那是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李商隐罢梓州幕入京，在朝中担任了一个小官。商隐最后的几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先遭丧妻之痛，复又辗转漂泊。随着年岁之长，怀抱身世之慨，遂多见于诗什。这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商隐忽又幽绪袭来，怅惘莫名。踌躇片刻，决意独自出游，以排遣这无端感伤。遂命驾驱车，前往乐游原而去。
这“乐游原”本是一处庙苑，创建于汉宣帝时，后因破败废毁，成为一片势高地敞的坡原。它位于帝京长安的东南方，登高回首，全城尽览。本朝流传的一首著名的曲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就是此地风情的写照。
又是一个夕阳冉冉的时刻，李商隐的轻车驰上了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他凝神西望，但见满目青霭的京城，镶嵌在一轮橙红的斜阳里，像是要融化在无边无际的辉煌灿烂中。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商隐吟出这下面两句时，已是满腹怆然。
黄昏是美丽的，但却是最后的辉煌。
宣宗犹豫再三，还是未能抵御“长生”的诱惑，从大中后期起开始服用医官李玄伯、道士卢紫芝、山人王乐等人所炼的“长生药”。不过，皇上是瞒着所有人偷偷进行的，这也许是他自己都有些不甚坚信的缘故，所以便不想因为这事召来过多的麻烦。可酷好“仙道”而服饵食丹，已被历朝历代天子们的经历证明不仅是麻烦，而且将是带来致命祸害的事，皇上如此聪明，怎么还照入彀中！
皇上吃的这种药乃是以伏火丹砂合诸金石而成，药性特别猛烈，起初是觉得身上燥热，冬天连棉衣也穿不上去，宣宗还以为这是好事，根本未曾在意。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五六月开始产生恶果，背上生了一个很大的疽。到了八月，病情开始恶化，宣宗终于知道自己为时不久了。
但同前几朝的情形相同，在此关头，年纪颇长的宣宗竟然也是未立太子。其实在大中十年（公元856年），也就是李商隐写下那首“夕阳无限好”名篇的同时，裴休就曾劝说皇上早立太子，可不料皇上却连太子也不愿信任。“若立太子，朕不就成了闲人了？！”一句话中，就暴露了他极强的权力意志和胆怯的本性，他人又怎能再说什么！到了事情迫在眉睫的程度，再临时举措，便注定大乱不免。
宣宗有十多个儿子，年纪稍长的两位才识都很一般，皇上很不喜欢。从选择储嗣的角度讲，他属意的是三子夔王，但以次越长，不合继嗣之顺，又是很讨嫌的事，这也是皇上迟迟未立储宫的原因之一。但此时已容不得考虑，皇上在病榻之上，秘密召来了一向宠幸有加的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
皇上指着侍疾的夔王对他们道：“朕百年之后，夔王可继大统。辅弼之任，就托付众卿了！”说完，就已是气喘不已，再也无力发话。
三人跪倒榻边，泣而受命。当他们再次抬起头来时，一代枭主宣宗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一天是大中十三年的八月七日。
他们来不及悲哀，立即退到一旁商议这件大事。不用说，奉立夔王的最大障碍，就是神策中尉，特别是左军中尉王宗实。他们知道，王宗实和右中尉王茂玄素有不合，与己辈就更是有隙。弄得不好，王宗实要出乱子。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想到此，都是忧心忡忡。
到了深夜，三人终于有了主意。
第二天，宫中有诏制传出，命王宗实为淮南监军。尽管淮南是国家第一重镇，但从中尉的任上出京，多少有些明升暗调的意味，宗实虽不大高兴，可在天子的制命之下，也不敢公然违抗。上午，宗实在宣化门外领旨后，回到营中收拾已毕，便准备从左银台门出宫。这时，手下副使丌元实忽然道：
“大人请慢！这事有蹊跷。”
宗实大惊：“此话怎讲？”
“圣上染疾逾月，即左右中尉亦只隔门问候，今日除改之命，难辨真假！大人何不亲眼见过圣上后再走？”
宗实猛省：“快与我来！”两人翻转身急奔内宫。
一路走过崇明门、紫辰门时，两人就发现门口已比平常增加了守卫人数，心里更明白了几分。丌元实带着宗实直奔天子寝殿，几乎是破门而入。
真相大白。天子业已驾崩了，宫人内侍环绕左右，都在默默地流泪。王宗实大叫：“好啊你个王归长！竟敢矫诏谋逆！”
归长三人见到王宗实闯进时，就已经是魂飞魄散。事情一败露，他们哪里能斗过神策中尉，更何况右中尉王茂玄又不在当场。三人吓得“扑通”跪倒，爬过来抱住宗实的双腿，连呼“中尉饶命”。宗实一脚一个，踢翻三人，胸中犹是怒火万丈。
宣徽北院使齐元简立刻就被宗实秘密地派到十六宅，去干什么事，却没人知道。九日，禁署突然宣布：宣宗长子“郓王”立为皇太子，改名“漼”，权勾当军国事；处斩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当日，发布遗诏，以令狐绹为冢宰。十日，郓王即位，是为“懿宗”。王宗实同日升衔“骠骑上将军”。这几天的变化太突然了，尤其是所谓的“郓王”，更让人迷惑不已。朝官都知道先帝是有不少皇子，但大多数都住在宫里，由师傅教习读书，似乎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十六宅有这么一位居然还是嫡长的“郓王”存在。疑惑之下，有不少人竟然忘了在拥戴表上签署上自己的姓名，其中就包括几位当朝宰相。
毋庸多说，过去的一切又都重新开始。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既死，大盗亦不止。
这一轮红日，已经摇摇欲坠，无可挽回了。
崩溃(1)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
--聂夷中（公元837-884？年）
一
帝国的第二十位天子懿宗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急变中就被推上了帝位，这一次新旧交替有一点与前几朝大不相同，那就是在新帝已经登基后，还始终有一团阴云笼罩在人们心头。
先帝宣宗未立皇后，所以实际上诸子并无嫡庶之分，只有长幼之别。夔王是宣宗的第三子，这是大家都已知道的事实，而且包括夔王在内有五位王子一直住在内宫，也是先帝在位时有过明示的，不过，其长幼就已经不太清楚。“郓王”既是先帝的长子，为何单在宗族诸王杂居的“十六宅”居住？先帝又为什么从未提起？册命郓王为皇太子的那天，禁中宦官特地出示了一篇由翰林学士萧置撰写的铭辞，根据这篇据说是由先帝嘱撰的铭文，郓王乃已故昭容晁氏所生，与先帝宠爱的万寿公主同为一母。但是，这种铭辞照例是不详载出生年月的，因此并不能解决问题。
从相貌上看，这位郓王的年纪是要大一点。可是，十六宅年长的诸王多得很，凭此就能入继大宝吗？大家不敢再往下想了。
帝国的现实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确实是没话可说。这个天大的秘密也许只有王宗实和新帝自己肚子里清楚。但不管事实的真相如何，新帝是从十六宅而不是由东宫产生的，想当年，没有仇士良就没有了文宗，今天也一样，宣宗死时若没有了王宗实，懿宗也就不可能登上帝位。这就意味着，又有人反奴为主，成为天子的主宰者。
宣宗死后的第二年，公元860年，新帝改元“咸通”，是为咸通元年。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百多年来相对安稳的南方浙东一带，竟然爆发了一起贼人的造反，而且声势甚为浩大。因为这个缘故，朝廷不得不将全部精力都转向平乱，所以新帝登基伊始的十几个月里，朝政倒显得十分的平静。可是叛乱一旦被平息后，事情就不可避免。
这时，令狐绹已经退出了政治中枢的舞台。他为相的时间太长了，或多或少地要得罪些人，宣宗在位时大家还不敢说，新君一即位，便有不少人竞攻其短。先帝驾崩几个月后，令狐绹就被罢相出镇河中。本来，白敏中是有望重新执政的，在同一时期从荆南节度使任上被召回入相。但有一件意外的事打消了他的念头。
那是咸通元年的二月二十五日，敏中在上朝时不小心跌了一跤，从台阶上重重摔下，腰受了重伤，四五个月都卧床不起。无奈只得上表辞职，新帝起初不许，但经不住因首席宰相空缺而造成的尴尬，下诏同意。于是毕诚、杜悰二人先后入相，连同去年任命的杜审权及留任的蒋伸，共同主持政务。
咸通二年（公元861年）2月的一天，两位新任枢密使突然来到政事堂所在地“中书门下省”。
四相与其叙礼已毕，分列而坐。因不知来者何意，一时也不好说话。
还是左枢密先打破了沉默：“禁中或有拟议，将同宰相会商。”
四相相顾茫然。
果然，过了一会儿，门吏便报：宣徽院使杨公卿到。
宣徽院是宫中内诸司使的总管部门，分为南、北二院，下设二十四内司，负责行使天子的各种具体差遣。由于掌握授受大权，其地位有时也与枢密院不相上下。不过，此时的杨公卿与左右枢密使一前一后来到，显然是商量好的。
诸人起身迎接，不料杨公卿看了看四位宰相，却单单向杜悰作了一揖，道：“请杜公受宣。”这话的意思，就是要其他人回避了。
两枢密似乎早有准备，从容退下。杜审权、蒋伸、毕诚却是一片惶恐，手忙脚乱地避入西面的一个小厢房中。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不住地打鼓。
杨公卿见众人已走，便从怀里掏出一函密封的文书，打开来递给杜悰。杜悰一看，原来是先帝宣宗大渐时，朝官请求郓王--现在的皇上--监国的奏疏。杨公卿道：“当时没有在上面署名的宰相，皆当以谋反之罪论处！”谋反，是帝国刑法的第一大罪，按律是要杀头的。
原来如此！杜悰这才明白为什么单独与自己商议的原因，那时他犹非宰相，正巧身处事外。不过，饶是杜悰事不关己，但听了宣徽使这话，也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作为朝官，易代之时立场犹豫，这确实是件糟糕的事情，新帝即位后惩处异心之人，照理也不能算错。可事情毕竟过去一年多了，单因未署名拥立就要以“反罪”处理国家宰辅，这确实太严重了。
杜悰看着这封当时的奏疏，说不出话来。也是，虽然他并不是涉嫌者，但此刻人家却要借他的刀去杀人，杜悰再不怎么样，这种事又哪里肯做？！
杨公卿的眼神始终逼视着他。杜悰没有抬头都能感受到这股威严的目光，心想：是不是又到了一个无法讲道理的时候了？
杜悰就是那个杨嗣复一手提拔，并在会昌时期临危不慌救了他恩人一命的人，到底不愧见过大世面，将手中的东西反复读了四五遍，又沉思良久，终于开口说话：
“圣主登基，万方欣戴。--”这开宗明义的一句，已有意要把杨公卿堵回去，“值此欢欣新朝伊始之时，如此文书，就不是我等臣子所应看的了。”说着，杜悰郑重其事地把文书又重新封好，递还给杨公卿，又道：“主上即使欲罪宰相，亦当在延英殿面示圣旨，明行诛谴。”这话的意思是：你宣徽、枢密两院与我本人似乎都没有权力决定此事。杜悰轻描淡写地就把自己的干系推卸得一干二净。
默许就意味着赞成。杨公卿本也就没指望杜悰能主动参与，遂不再说话，收回文书就告辞而去。
既把自身脱离事外，杜悰就显得从容多了，马上找来候在偏房的两枢密使，显得十分推心置腹地道：
“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本不分彼此。”杜悰先要大套感情，所以话说得很漂亮，两枢密一听，也不禁连连点头。杜悰一见得计，立即趁热打铁祭起攻心之术：“今圣上新践祚，固当以仁爱为先，岂可立即就杀宰相？若圣上养成滥刑之性，则中尉、枢密等权重禁闱，能无自忧？”
两个枢密使默然相顾，心道：此话不无道理！右枢密想了一想，慢腾腾地说：“仆等将把相公之言转禀……圣上。……若非相公提醒，我等倒真没想到这一点。”这后半句还真是一句大实话。说完，两人起身致礼，告退而去。
西厢的三宰相见人离去，赶紧出来问杜悰是怎么回事。杜悰正吁出一口长气，哪里说得出话。这下把三人吓得不轻，蒋伸眼看着眼泪都要下来了。杜悰赶紧道：“诸堂老不用担心，料无大事。”果然正如杜悰所说，接下来的几天很平静，什么动静也没有。皇上在延英殿召见宰相时，神情怡然，好像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过。
杜悰谈笑之间就为朝官们消弭了一场大难，或许并非是一件好事。他把这个盖子捂得了一时，却捂不了永远。这个矛盾总是要再次爆发的，不谈其他宿怨，就以宣宗时期而言，这两方面就已经是干柴烈火，只待一丝引信了。
宣宗太犹豫，以至于酝酿过久，使得消息有所泄露。当时的“南司”、“北司”之间，就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只是有圣明天子在上，北司的宦官们一时找不到借口而已。懿宗即位后，双方依旧继续着这种对峙局面，但宦官方面的势力已在一天天增强，看来目前的平衡不可能保持多久，这次事件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
宣宗以超绝的智谋掩盖了一切，但这只是现实的成功，而非历史的胜利。他对后事草率的处理甚至成为一个契机，使得压抑已久的宦官有了机会解决自身的分裂，重新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恢复了以往强大的力量。矛与盾再一次开始斗争，它的激烈程度便一定是过去所有的冲突所不能比拟的，这一次将彻底致命。
所有的崩溃，都是从内部开始的。
懿宗一下子就捞着了一个无以伦比的东西，这恐怕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王宗实选择这么个人，当然有他的理由，至少，王宗实不会希望龙殿之上，再坐上一位让他们时时都要出冷汗的天子。新一代天子确实没有让他失望。
皇上好音乐、好宴游，殿前时时供奉的乐工，接近五百多人；每月之中，有十天要举行宴会。也许是皇上年轻而精力旺盛的缘故，听乐、观戏，饮酒作乐，从无厌倦之态。出驾巡游，随意所之，几乎是踏遍了长安的四郊。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每次巡幸，随驾的内外诸司扈从，竟达十余万人！耗费的财物，实在无法计算。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当朝大臣的道德信念江河日下。
这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宦官的坚固势力是个强有力的威慑力量，而天子的荒淫又助纣为虐，若非胆略过人，绝无可能做到信仰坚定，更毋庸说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了。时势造人，那是一点都不错的，激昂的时代造就英雄和枭杰，而一个醉生梦死的末世所产生的，则必然是庸懦、胆怯、自私自利的小人。
无论是身出于名门或是拔起于寒微之士，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进士的声名和浮浪的生活，本朝原先所固有的那种自由而不拘执碍的风气，成了他们追逐声色犬马的最好理由。就是时下流行的乐曲诗歌，也大多都是些凄婉轻艳的内容，再也无复那种慷慨悲凉、清丽俊逸的风格了。
更为可怕的是，朝官与宦官的对立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权力斗争，以个人利益取代了公理的是非。早年宫廷内外争斗虽然也十分激烈，但大多数传统的官僚仍是把国家利益和道德伦理放在第一位，从维护皇权和政事权这个角度来攻击宦官把持朝政而形成的种种弊端。所以从陆贽、王叔文到裴度、李绅、李德裕等人，都只是就事论事，而从未把自身与宦官完全划分成两种水火不容的集团。他们也许早就有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宦官作为天子的家奴，是一种既成的事实，似乎不应该把家奴的存在与反奴为主的现实完全等同起来。因此，早先朝士与宦官的斗争一直都是围绕着天子进行的，只要天子能够成功地限制住家奴的权力，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宦官既是一个存在的阶层，他们就没有理由不为自己争取“公平”的权利。他们出身寒微，没有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更没有理念的束缚，因此除了攫取权势之外，不可能去做其他事。天子左右操纵和维持平衡的做法给了他们机会，同时也就使正统朝官采取的道德手段无法取得效果。
崩溃(2)
在这种情况下，是文宗把这事情扩大化了，他开始想要连锅端起。不过，文宗还是从皇权和社稷的角度去做这件事的，并不是单凭自己的爱憎。但他所用的两个人李训与郑注则并非如此，他们的手段就已经开始显露出很大的私心成份。所以，从甘露事变起，朝士与宦官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集团，天子和士大夫们本身也有很大的责任。
李德裕把局面稍稍地缓和了一下，却未能抵消后来宣宗所采取高压政策而引起的尖锐情绪。到了懿宗朝，朝官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这场斗争的初衷，他们开始有了这样一种信念：宦官是他们天生的敌人，更是自己求取高位权势以及个人利益的最大障碍。于是，道德上的惩恶扬善变成了政治上的快意恩仇。
这种局面出现得相当早，而且是由朝士们首先挑起的。
大约就在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二月，杜悰刚刚纾解了一场严重冲突的预谋之后不久，有人就把这个情况透露了出去，结果便引起了几乎是全体士大夫的强烈不满。从此，一种一致对外的凝聚力和复仇心理油然而生。
正好在这个月，建州有一位来京会试的举子叶京一举登第。中了进士，自然都很兴高采烈，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叶京也未能免俗。一个月里，日日与同年们游宴集聚，日子过得很快活。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一位他以前在一位宣武军节度使宴会上认识的宦官。叶京一看是认识之人，又是曾做过宣武军监军的高品宦官，按礼数当是应该致意的，于是想也未想，便在马上恭敬地作揖施礼。这一切正好被同游者看到，一下子就传遍了朝野。
朝士大哗。叶京从受人尊敬的新进士一下子便成为了千夫所指的无行之徒，百口难辩，狼狈不堪，最终都没得到一点的同情，以至于终生沉沦。
真是人心叵测。如果是为了天子和帝国的利益，这些士大夫们似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齐心协力过，可一旦从个人得失出发，却不知为何，突然就变得如此坚定不移。可见自诩为恪守信仰的精英分子，其行为处事往往并不像他们自己说得那样好听。
这些人由愤懑而生仇恨也是情理所致，到了懿宗中后期时，宦官的势力业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南北司之间，南司只有无奈不平的份，而北司却断没有需要抱怨的事。宦官们只是在等待着机会，一举而成为至高的主宰，只是眼下变乱太多，实在是难以质变而已。另外，朝官们即使心念如一，但也不是铁石一块，至少几位宰相就很会在夹缝中生存，为自己捞好处。百官之首的宰相既然都有这样的心理，其他人的压抑情绪就更无处宣泄了。
杜悰实际上还不失忠厚，最有代表性的其实是后来的杨收、路岩、韦保衡三人。
杨收的入相是左军中尉杨玄价左右的结果，因为两人是较为亲近的同宗。在王宗实之后，最有权威的便是杨玄价，他把杨收这位原本就受到不少当朝宰辅所器重的人擢升要职，并非是什么难事。杨收有这种渊源关系，也就决定了他只有在夹缝中走他自己的路。但他的两面三刀做得很不高明，只顾自己靡华享乐，既引起一些前辈朝臣的不满，又因无法完全站到宦官一边，最终被杨玄价拉下了马。
路岩是懿宗朝最年轻的宰相，在位的时间也最长，一共有六年。路岩于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入相时年方三十六岁，年少得志，又借着天子昏愦，不免得意忘形。同杨收一样，他也是一个好权好财之辈，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杨收，根本谈不上有所作为。最后因与韦保衡争权夺利，而被排挤出朝。
路岩很擅长拉帮结派、树植党羽，手下很有一班子人。咸通十二年（公元870年）正月罢相出任西川时，刚在朝会上领受诏制，便就在殿前寻找代理京兆尹的薛能。路岩知道自己积怨不少，生怕出城时人人喊打，薛能这人是他以前提拔过的，路岩想请他帮帮忙。
薛能听罢来意，抱着象笏朝着路岩一揖，慢条斯理地说：“抱歉。宰相出朝，府司一向都没有派人保护的先例。”
路岩想不到碰了这么个钉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怏怏而退。果然在长安大道上，路岩被四面而来的瓦砾砸了个不亦乐乎。这时他倒反而泰然自若起来，花开蝶满枝，树倒猢狲散，自己早先没能想到这个结果，又怨谁呢！
韦保衡是当朝驸马，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懿宗爱女同昌公主下嫁他时，场面极为豪华，皇上倾宫中宝物以为资送，不仅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宅第，还特赏钱五百万缗。不到一年，韦保衡就做到了宰相。皇亲国戚如此快地就成为国家宰辅，也是近几十年来所没有的。
这种人自然被人看不起。杨收、路岩就很鄙薄这位驸马的为人，在中书门下共事时，都对他没有好脸色。但韦保衡更不能容忍他们。保衡自恃恩顾，对素不相悦者一向是毫不留情，甚至连自己的业师和同门都不放过，对杨、路二人，韦保衡当然也要报复。结果两人先后罢职出朝，杨收后来还在他的穷追不舍中丢掉了性命。
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八月，同昌公主突然得病故亡，皇上悲痛不已，一气之下杀掉了二十多位御医，并还逮捕了三百多位御医们的家属，欲连坐治罪。宰相之一的刘瞻实在看不下去，连忙召集谏官，请他们上奏谏劝。可是，众谏官无一敢去，刘瞻一咬牙，亲自上疏，请求懿宗宽恕家属，天子览表不悦。可刘瞻不省事，又联同京兆尹温璋再次在朝会上力谏，结果天子勃然大怒，当场叫人把他们轰出殿去。
第二天，刘瞻被罢相出朝，温璋被贬为振州司马。诏旨下后，温璋长叹：
“生不逢时，死何足惜！”当夜服毒自尽。
这一句话，或许就是崩溃时代的最好注脚了。
二
懿宗在位的时间不算短，单以朝间而言，大的冲突倒也没有发生。这也许是因为外患过多的缘故，而使得内部的矛盾无暇充分暴露。皇上在他垂拱的十四年里，糊里糊涂地行事，糊里糊涂地用人，奢侈豪靡，荒淫无道，竟然还就比他名义上的父亲、智深谋广的宣宗皇帝多做了一年的天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六日，皇上病重不省人事，这一次轮到的是左右中尉刘行深、韩文约。在如此方便的情形下，两人当然也就做得更绝，神不知鬼不觉中，懿宗的四个年纪稍长的皇子就丢掉了脑袋。他们所立的天子，也就是后来庙号为“僖宗”的本朝第二十一任皇帝，即位之时，年仅十二岁！在本朝历史上，那可就是破天荒的了。
十二岁的皇上懂得什么？他只知道与自己曾同卧同起的奴仆田令孜是个可信可靠的人。在皇上年幼的心里，已故的父皇似乎并不像自己的父亲，哪有这位和蔼的长者来得亲切！皇上甚至已经早把他当作是自己的父亲，即位之后，也直称“阿父”。宦官小马坊使田令孜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跃而成皇帝之“父”、天子的天子。
刘行深、韩文约这两个出头之鸟结果弄得个灰头土脸，在田令孜的挤压下，被先后勒令退休，很不情愿地把中尉之职让了出去。田令孜和另外一位宦官西门匡范顺理成章地成为左右中尉。从这时开始，人们便直呼左右神策为“东军”、“西军”，因为决定性的禁军力量就只有这两支，再称呼本名不仅麻烦，而且实在也是多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