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童天子僖宗喜欢斗鸡、跑马，也许只有在这一点还能体现出其祖辈尚武豪迈的秉性，其他实在是不足道、也不可能有所道了。田令孜既为其“父”，又何须把这小小的劣童放在眼里，从公元874年--这一年新帝改元后的年号为“乾符”--开始，真正的天子便不姓李了。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积患已久的事情终于不免。在咸通时期的无数纷乱后，两位盐贩王仙芝、黄巢在关东道领导了一次武装变乱，官军数剿不绝，数年之间，竟成燎原之势。公元880年--这年僖宗又改元“广明”--十二月，自称“冲天大将军”、“天补大将军”的黄巢率几十万大军打进了长安，僖宗在田令孜的护卫下仓皇出逃，一直跑到了剑南的成都。这是本朝历史上第三次皇驾播迁了，也是最长的一次，皇帝在外共颠沛流离了数年之久，才回到长安。
在成都的流亡朝廷，依旧是田令孜的天下。田氏时任“都指挥处置使”，大权在握，并未因艰难的动乱而减轻恣意妄为的程度。本来，天子有难，就应该推恩及人，广施恩泽，以唤起各方勤王靖难的忠心而挽回败局，可田令孜没有这样的抱负，他只知道维持自己的生存，其他的一概不论。
当时的物质已极度匮乏，但四方所贡来的有限的金帛，却全部被令孜用来颁赐随驾军队，四川的地方部队除了开始每人赏赐三缗以外，再无所得。一位地方军将郭琪出于愤怒，起兵哗变。仓猝之中，皇上只与宦官们闭门自保，根本就不考虑外臣的死活。不少朝官们幸脱沦陷，含辛茹苦地来到了这里，眼见这一情形，那一腔委屈实在是难以按捺。
郭琪事变平息后，谏官左拾遗孟昭图忍不住上疏宣吐情绪：
“多难之时，中外之臣尤须一体对待。去岁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仆射以下尽遭杀戮，独独北司无损。此次变乱，陛下只与令孜等内臣闭城登楼，不召宰相朝臣入城；翌日，又不见宰相、不慰朝臣……”孟昭图最后难以控制，又在疏中写道：
“天下是高祖、太宗打下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北司的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难道天子与宰相已无关系？而朝臣竟成路人？！”
孟昭图尽管完全是出于委屈，不过他的话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的祖辈们要是听到他的这番言语，怕真是再也不敢相信的。
如今的情形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笔说不清道不白的糊涂帐。不过，尽管世事如麻，总还是能找到一丝入手的线头的。
崩溃(3)
经济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的衰落，经济一旦被摧毁，天下百姓也就失去了甘愿成为“百姓”的理由，于是草泽之雄揭竿而起，就不仅是符合道义的，也是无人所能抗拒的。
非止本朝而已，堂堂华夏自古而来就是一个大家，最高的家长便是皇帝，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政治上说，百官是天子家臣，百姓则是天子子孙，皇帝也就等于国家：因而从经济上说，“国计”便永远位于“民生”之前，亦即所谓“富国”才能“安民”，“富国”总是第一位的，经济的好坏，全看朝廷的财政收入如何。当然，敛之必须有道，最高的理想就是“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本来这实在是难以做到的事，但本朝起初的一百五十年，竟然真就达到过这个理想。不过这是过去的事了，与纷乱的政治现实相始终，帝国的经济衰败也将近有百年之久。在这期间，历代朝廷所能做的努力，也仅仅就是完善搜括的方法，为天子的存在竭泽而渔而已。天下无甚贵甚贱的局面早就已经成为甜蜜的追忆。
实际上，九世纪中以刘晏为代表的理财能手之所以能获得一些成功，完全是因为有南方可以依靠。安史之乱后，帝国的北方一再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南方经过逐渐的开发，迅速显示出比北方高出不少的经济水平，加之战乱较少，便得以长期维持。从德宗时开始，南方的财赋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供给北方的中央政府，才使帝国的大家庭不至于毁灭。可假如南方经济也不能幸免于难的话，即使家庭的合心力再大，也阻挡不了彻底的分崩瓦解。
事情出在懿宗时期。
从天子到宰相，无不惟货是崇，假刑杀以立威，而索财货于诸道，诸道又索之州县，于是州县只有大索天下之穷民。天子的淫靡和朝政的腐败，最终导致横征暴敛，这就是“敛之无道”了。没有人能够被无休无止地索取，就是富庶的南方，也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一句话，天下虽然是皇帝的天下，但国家的基础仍是四海的百姓，天子既然不把他的子孙当作子孙，那么子孙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奉养这个一家之主了。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到咸通元年（公元860年）的那次浙东“贼匪”造反，明显就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懿宗时还有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对南诏进行了数年的战争，这场耗资无算的战事把宣宗刚刚建立的一些良性循环丧失殆尽，特别是给了南方以沉重的压力，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八百名戊守岭南的徐州守卒不满超期服役，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擅自北还。这些人回到徐州后，为免朝廷追究，干脆又推戴庞勋为节度使，想逼迫朝廷承认既成事实。
南方戍军的暴动已经不止一次了，宣宗晚期的几次事件就使得朝廷很狼狈，因为帝国在这一带一直不设重兵，一旦发生骚乱就必须从北方征调部队。这事是很微妙的，想当初，北方的割据似乎也就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所以几朝以来，从天子到朝廷，对南方总是持着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就这次庞勋事件而言，朝廷也不想一下把事态闹大，准备先行安抚，再徐行镇压。可偏偏就有一些欺软怕硬的人不省事，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原是这批叛卒的主帅，这个人为人严刻，不能容忍在自己手中出这种事，首先主动发兵出击，于这年的十月与庞勋接战，于是又酿成了一场持续近一年的战事。
这次兵变最后发展成为不单单是由戍卒参与的大规模的动乱，因为有不少被逼得毫无活路的农民、四方的流匪甚至一些地方士绅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帝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由割据一方的骄兵悍将发动战乱，从来也没有像这样的事情发生过。这再次说明百姓的生计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以至于出现为历来传统儒士所深恶痛绝的“盗贼”蜂起的现象。这是典型的乱世象征。
战事延及十佘州，覆盖了江、淮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一年以后战乱结束，但各地继起的小规模纷乱依然不免，这一切又反过来再一次摧毁了帝国本就已经相当脆弱的社会经济。从关东一直到江淮，甚至江淮之南的地区，民众的生计也开始接近了崩溃的边缘。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在一封奏疏中特别指出了关东地区的严重情形。根据这份报告，去年自虢州到海州的广大范围内遭受了一次旱灾，给本就连年不稔的情况雪上加霜；可是州县催逼徭税，却未曾少息，百姓虽拆屋伐木，卖妻鬻子，亦难能供奉府库。卢携最后在疏中委婉地对天子说：
“朝廷倘不抚存，百姓就实无生计了。”
这话实在是用不着他来说，说了也没用。这年的十二月，大战之后的徐州又传来消息：“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这自然也是百姓无以为生，入山为盗的结果。在黄河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地方，因为没有强大的割据势力，所以没有可能以“地方--中央”的对抗来表示不满，众多的百姓便往往采用这种方式发动革命。他们之中开始还多是一些亡命之徒，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啸聚山林，打家劫舍。但他们不久后就发现，这也许就是一种解决生存问题的最好方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团伙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当这种事情在整个帝国普遍开花时，这些人就不单单是“流寇”而已了。
祸不单行。关东在大旱之后，又逢水患，随之又带来了严重的蝗灾，黄河下游的农民首先被推到了绝境。就在此时，两位不平凡的人物王仙芝、黄巢先后在长垣、冤句两地聚众揭竿而起，奏响了帝国崩溃的序曲。
最后是黄巢成为这一场空前暴动的领袖。这个人出身于盐商之家，居然也曾经到长安去考过进士，但却是屡举不第。作为商人的后代，他如果不能博取功名，就注定不能有所作为，黄巢的失意决定了他今后的道路。黄巢是曹州冤句人，那一带是私盐贩卖的重要集散地，他年轻的时候，就曾与王仙芝以贩私盐为事。由两位盐贩出身的人发动了这次不平则鸣的反抗，说起来倒也并非偶然。
本朝同以往一样，一向也采取一种“重农轻商”的策略，这是因为产业不发达，自然就不会产生政治以外的势力，只要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统一和稳定也就不会受到破坏。可这种人为的压制代替不了物质发展的必然，无论历代政府坚持怎样的信条，都不可能抗拒对有利可图产业的日益依赖。只要存在着国家对产业的干预，对贸易和城市税的征收，也就使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与商业开始发生紧密的联系。所以，农民以外，城市市民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阶层而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仙芝和黄巢或许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黄巢在朝廷和各种势力的夹击下采取了一条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略，如行云流水一般，席卷了整个帝国的半壁江山。黄巢本人其实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东南地区对中央的重要而向南方进攻的，像大多数农民革命一样，他们一开始的目标仍是打进长安，杀向龙庭，这是其辈斗争热情的根本源泉。是朝廷阻止他们北进的顽强抵抗结果造成了黄巢向南方发展，他在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渡过长江进入浙西，又翻越崇山峻岭跨入福建，最后横扫岭南，打下了广州。黄巢成功地占据了富庶的南方使得他与帝国中央形成了南北对抗的态势，转战四方又使这支农民革命的武装空前壮大，尽管朝廷在长江一带设立了最后防线，但已经无法抗拒这一业已燎原的全国性动乱。终于，僖宗广明二年（公元880年）十二月初五，黄巢打进了长安。
黄巢农民军无意识地在经济和政治上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三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黄巢占领了东都附近的汝州，号称“天补大将军”，同时传檄诸路官军：不日进攻洛阳，并将杀向京都。二十四日，消息传到京城，僖宗在延英殿对着宰相们泪如雨下。
田令孜奏：“请发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潼关是护卫京城的最后一道屏障。
皇上感叹：“侍卫将士不习征战，哪里有用！”
难怪天子悲哀。当年安禄山五万之兵进犯长安，大将哥舒翰领兵十五万都未能守得住潼关，此番黄巢号称有六十万之众，区区一个潼关之险，又如何能当得起事！无论僖宗再怎么顽劣不化，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在军事上，朝廷和各路地方武装并没有犯什么重大错误，他们的封堵战略十分成功。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镇海节度使高骈首先把黄巢的锋芒逼住，迫使其转向浙江并南下福建、岭南。当黄巢从桂州沿湘江北上时，在荆门又为襄阳节度使刘巨容和江西招讨使曹全重创，不得不取消直取中原的计划，改道东进。朝廷也不是不想保住淮南和南方的几个重要的财赋重镇，一直采取各种方法不让黄巢进占扬州和广州。可是，中央政权的安危和天子的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在两难的情况下，只有先保住哪怕是观念上的政权再说，所以要坚守江淮防线，就只能让黄巢横扫南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其实，任何一种政权都不得不如此作为，尽管这是再愚蠢不过的短期行为了。朝廷在军事策略上既没有严重的失误，那么，局面弄到这一步，完全是原则上的问题。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黄巢终于在采石渡过长江，进围扬州。沿江防线的最主要干将淮南节度使高骈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了抵抗，坚城不出。九月，黄巢乘胜渡淮，直指东都，帝国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高骈出身禁军世家，早年在西南一带任职，曾大破南诏的入侵。乾符四年（公元877年）调到江南后，最初在征讨的王仙芝部众时成绩显著，他也是后来执行朝廷围堵方针，迫使黄巢南窜岭南的最主要功臣。这样一个朝廷寄予了莫大厚望的人，关键时刻竟然不敢应战，说起来是大有原因的。
表面看来好像是高骈心有怨气。原来，在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由宰相卢携的保举，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负责堵截黄巢。上任之后，高骈传檄四方，募得淮南与诸道兵马近七万人，声威大振，一时屡挫农民军。就在此时，黄巢使了一个缓兵之计，上表请降。高骈以为黄巢坚持不了多久，此时此刻岂能让外人分功，于是便遣散了各地军马。这一来，让黄巢得计，五月，大破高骈之众，阵前斩杀高骈大将张璘，乘胜渡江攻占天长、六合等县。高骈上表告急，朝廷下诏，严责其遣散诸道兵之不当，惹得高骈一气之下，称病不战。但这只是其然而不是其所以然。
经济的崩溃和吏治的败坏，使得帝国中央的实力再也不像从前了。由于官军的寡弱，所以平乱剿贼不仅必须征募兵士，尚需大力依赖地方自卫武装。而天子和帝国的威望大跌，先前的那种勤王扶政的正统观念在人们心中越来越淡薄，天子登高一呼，四方之师云集的局面尽管存在，可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崛起的藩镇大多出身于盗寇和地方军将，其地方割据的本性是与身俱来的，因而在国家危难时期对王室的忠实程度上便有很大的折扣，即使如高骈这些官宦出身之辈，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关头，也免不了心怀异志，更遑论那些地方军将和割据藩镇了。要靠此辈完成匡复国家的重任，那实在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崩溃(4)
高骈手下的一位谋士说得好：
“相公勋业已高，妖贼未殄，朝廷已有闲言。贼若荡平，相公威望盖主，则又如何处之？为相公良计，莫如临岸观火，自求多福。”
这根本就是为不忠不孝开脱的一句漂亮话。高骈何尝不知道作为拥据一方的藩镇首领，即使“功高盖主”，天子又何以处置？！更何况现在的情形，又绝非是“兔死狗烹”的时代，他又哪里来的这个担心！所以高骈放弃抵抗，实实在在是出于私心。一年后两京沦陷，高骈尚欲兼并两浙，以成当年孙策三分天下之计，就是最好的证明。
高骈放弃抵抗，使引颈南望的天子和满朝文武一片哀叹。中央政权本身已经多少年没有起过扭转乾坤的作用了，眼下更是无所措手。别看田令孜信誓旦旦地要守潼关，其实他早就准备西逃蜀中。作为实握大权的宦官，他从来也不会选择玉石俱焚的道路，只要保住了天子，也就保住了自己的权益，这一点，连皇上本人都不无感觉。所以，皇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下令在潼关作最后一战，不然，天子的颜面又置于何地？但是，靠京中的那些由富家子弟组成的神策禁军，潼关哪里守得住？
十二月初二，黄巢攻克潼关，初五，进占长安。十万大军入城之时，长安居民夹道观看。人心的离失，是为政者最大的失败，当僖宗仅在田令孜五百神策兵护卫下从金光门狼狈出逃时，恐怕是很难想到这一点的。
官吏的无能就是政治的无能。
僖宗自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七月即位到现在，前后有刘瞻、崔彦昭、郑畋、卢携、王铎、豆卢瑑、崔沆、郑从谠等人入相。其中，刘瞻早死，崔彦昭不日离任，在朝中主掌政务、并还能做点事情的主要就是郑畋、卢携、王铎和豆卢瑑四人。然而这四位宰相，在对待黄巢的态度上，分歧相当严重。
郑畋主抚，卢携主剿。王铎虽也是主战派，并已于前一年兼任荆南节度使及诸道行营兵马都统，负责长江中游防御，但卢携与他有矛盾，力主以高骈取而代之。豆卢瑑在后来则主张避让，是附合田令孜西逃蜀中的大臣之一。郑、卢二人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时间是在乾符六年（公元779年）五月黄巢占据安南都护府后。
郑畋对僖宗说：“巢贼之乱，本因岁饥。而国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战。所在节将，又都闭门自守，不能抵御。”郑畋既是大族出身，又进士及第，也是经过磨难才入居高位的。从这句话上可以看出他还不失传统的理念，尚能够保持正确分析的能力。他的建议是“不如释咎包容，权降恩泽。其辈本因饥年利合，一遇岁丰，自然分崩离析。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郑畋真是个明白人。
卢携不同意。他这时自恃手上有在浙西屡败黄巢，并成功地将其赶往岭南的高骈，他当然要立一个奇功。卢携道：“高骈将略无双，淮土兵甲甚锐，”要知道，吹捧自己提拔的人，也就是在宣扬自己本身。“蕞尔纤寇，不足为虑。岂可对敌示怯而使四方诸军解体！”卢携话说得如此大，皇上当然听了舒服。
郑畋对地方大镇向不抱幻想，尤其对高骈这个处处考虑自身利益的人很有看法，他当然不能同意卢携的方针。郑畋在政事堂宰相会商草拟诏制时，忍不住讽刺卢携道：“高千里这个人迁延玩寇，其实无意灭贼。堂老靠他而用兵，吾辈当死无归宿了！”高骈字千里。
卢携听得大怒，忍不住拂衣而起。“咣当”，衣袖碰到砚台，墨汁沾了一身。他本碍着面子无法发作，见如此，便恨恨地抓起砚台摔在地上。
事情给僖宗知道了，皇上十分生气，“国家重臣相互诟骂，何以表仪天下！”下令罢二人宰相。两人以丧失仪范而罢相，这也是本朝前所未有的事。
但是时局的发展不久便证明谁是谁非了。高骈果然不当大用，黄巢终于打进长安，使帝国处于存亡的边缘。卢携罢相后不久又被召用，黄巢打进潼关后，田令孜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了他的身上，卢携在一片指责声中饮药自尽；王铎后来又取代了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在大势面前也是浑无作为。只有郑畋不失英雄本色，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初，以凤翔节度使兼任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留守京畿抵抗黄巢。三月初三，郑畋即在凤翔大破黄巢大将林言、尚让、王璠所部。官军这一仗的胜利完全是因黄巢军的轻敌所致，黄巢手下的三将欺负郑畋是文人出身，以为他不会用兵，在进军过程中竟毫无戒备，既无行伍，复又鼓行而进，犯了兵家大忌，结果被郑畋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伤亡万计。可尽管如此，郑畋在危急关头能独立不屈，并有如此作为，实在也是很不简单。所以说，儒者之勇，往往不啻于百万雄师。
本来，直接覆灭这个奄奄一息帝国的机会，完全是属于黄巢的。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黄巢队伍，像历史上所有的朴素革命者一样，在取得暂时的胜利后，便暴露出它的致命弱点。与帝国失败的命运相同，黄巢根本的错误也是原则上的。
是自身的利益取代了一切。黄巢大将、也是主要军师的尚让在入城时曾对百姓说：“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朝廷不恤汝辈。”然而进占长安后的所作所为，却没让这句话得到充分的兑现。从黄巢到普通士卒，各忙于称帝、封官、杀人、抢劫，被物质利诱冲昏了头脑。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现在还仍然是“盗寇”而已，眼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必也正名”，在政治和策略上倒转乾坤，让帝国昏庸的天子和流亡朝廷成为被谴责的对象，而一旦旧的统治者被抛弃，新的政权才能得到真正的成立。所谓不破不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即使退一万步说，也应该立即乘胜西进，在肉体上彻底消灭苟延残喘的旧政权，不给他们有丝毫振作的机会。这样，一切便都从容多了，至少可以争取时间来意识到上面所说的那个原则问题。说实话，每一位革命者也并不是事先都有一套完整方略的，他们只是能在实践中慢慢认识到而已。可黄巢和他的同志们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不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没有一种可以战胜欲望的崇高志向，所以，“入城”之日，便是其失败之始。
黄巢在具体的行动策略上也犯了许多错误，比如每到一地，都是旋得旋弃，这在革命初期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是可取的，大规模的游击战略可以避敌锋芒，在各个击破中壮大自身力量。然而当势力强盛后再不考虑建立根据地，却是重大的失策。当年的安禄山和朱泚也都占领了长安，可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后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显得十分充分，因而即使名不正言不顺，也坚持了很多时间。黄巢转战半个中国，结果连这一点都未做到，最后以几十万大军困守长安，内无粮草之给，外无兵马之援，时间一长，众心分离，士气衰落，遂不免一败涂地。
在进占长安三年后，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四月，黄巢兵败东走。第二年六月十七日，黄巢退至泰山虎狼谷时，追兵已在身后。眼见不济，黄巢万念俱灰，嘱其甥林言动手，林言不忍，黄巢遂拔剑自刎。自乾符二年（公元875年）起事至今，前后正好十年。
这一场农民战争是帝国深沉危机爆发的结果。黄巢虽然兵败自刎，其余部力量也随之分崩离析，但事物的内部矛盾是无法由此而得缓解的，显然，这一次已到了非彻底解决而不可的地步。一个政权的灭亡不外乎肇于三端：一是内忧，二是外患，三是自身政治的腐败。政治的败坏导致内忧，内忧则引发外患，而外患又通过二者激化矛盾，最终一同爆发，一起灭亡。此三端互为关联，缺一不可。不幸的是，这一切条件已经全部具备。黄巢的革命虽没能直接完成天降大任，却证明了无情的事实：帝国最后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四
广明二年（公元881年）七月，流亡蜀中的僖宗改元“中和”。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退出长安，一年后败死，又一年后僖宗再改元“光启”，这年正月，皇驾方从蜀中还京。这时，天子制命所及，只有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的数十州而已。十几个大镇包括一个黄巢起事时借入援之机占据了河东的少数民族沙陀的武装，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可以说，“王道”已荡然无存。
这时有两个人物必须提及，一位叫朱温，一位叫李克用。
朱温，宋州砀山人，幼时曾随其母在人家当佣工，是地道的劳苦出身。黄巢率军渡淮后，朱温参加了起事队伍，当时年仅二十多岁。这个人天资聪明，也颇为英勇善战，不久便成为黄巢军中的一位干将。往往越是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其物质欲望和权力欲望就越为强烈，朱温的身上集中了流氓无产者所有的秉性，既有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优点，也有阴险凶虐、首鼠两端的劣性，这种人参与革命没有一丝一毫的理想成分，完全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因而，在自身目的不能达到的情况下，他就必然会改弦易辙，成为一个变节者。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正月，困守长安的农民军已经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处境时，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却又叫他自取其地。还好，同州守将不战而走，朱温占据了同州。在黄巢军已开始军心涣散时，朱温多少算是尽了一点责。但从这时开始，朱温已经发觉黄巢并不是能使自己达到目标的人。
这年的二月以后，朱温受到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节节压迫，力不能支，屡向黄巢求援。黄巢此际已经是顾首难顾尾，根本无暇理会。这一来，就把朱温推给了对方。九月，朱温理所当然地以同州“归国”，投降了王重荣，并以舅礼视之。僖宗任命其为金吾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全忠”。从此，朱全忠便成为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风云人物之一，谁也没能想到的是，正是在这位朱全忠手上，帝国结束了绵延三百多年的历史。
当然，这一切尚没有发生，朱全忠目前还算是一个小人物。可他却是由叛臣贼子而来的地方军镇的最好代表，其不可能“全忠”于朝廷的事实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的一位李克用是沙陀人，说起他来，倒要多费一些功夫。
沙陀是突厥族的别部，本朝初年，其部散居于现在的天山一带。隋朝文帝时期，中国强大，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势力变弱。可到了隋炀帝后，中原纷乱，突厥则乘机而起，成为最严重的外患。本朝太宗皇帝凭借渐趋强盛的国力，与其展开抗争，一举灭掉了东突厥。后来的高宗皇帝又消灭了西突厥，使突厥部落分化瓦解成若干个小部落，并慢慢地成为帝国的内附国。沙陀也是其中的一个。
古代的先知先圣们都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是四海的中心，它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力量成为天下大家的庇护者，就如同一位严厉而慈祥的家长对待自己所有的孩子一样，不求报答地施予爱护，予以教导，赏善罚恶，让神圣的泽惠遍及四海。多少年来，发达而强大的中国都是这样做的，而本朝尤其突出，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原则和信念。
可是，如此博大的胸怀和气度需要非凡的正义感、责任心、坚韧不拔的忍耐力和强大的力量，更要具备无怨无悔的牺牲精神，本朝和前代的汉朝一样，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主要的就是耗费过度而疲弊百姓。而那些内附诸国，一时不能为先进的文化所感化，囿于自身的利益，往往横生事端。比如沙陀，在八世纪的公元789年，又倒附吐蕃，共同攻占了帝国的西北重镇--北庭都护府。后来吐蕃攻扰帝国边境，常常就是以沙陀军为前锋。
崩溃(5)
对这种情形，太宗皇帝早就有所感慨。本朝立国之初的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的十二月，葱岭以西的一个小国“康国”遣使长安请求内附，太宗即不肯接受。太宗皇帝对臣下道：
“接受康国内附，一旦彼有急难，中国即有不得不救之责任。师行万里，岂不疲劳！”
太宗在对外政策上，既有保持原则的一面，也有极为实际的一面。他的两位继承者高宗和玄宗就没有这种眼光，一味博取国家名义上的荣誉而忘掉了为民众谋取实利，结果使帝国的负担变得极为沉重。先有突厥后有吐蕃，相继在边境上为患，并乘着帝国的内乱和实力的衰弱，渐渐强大起来。就连九世纪上半叶被吐蕃压迫而不得不内附到盐州的沙陀残部，也慢慢地恢复了力量。到了宪宗和武宗时期，朝廷对几大藩镇开战时，沙陀军都出了大力。懿宗时，沙陀首领朱邪赤心率骑兵助剿庞勋有功，被赐名李国昌，又因防御回鹘而做到振武节度使。李国昌的儿子就是李克用，父子二人自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起开始不受朝命，屡在河东生事。朝廷派军与战，甚至借来吐谷浑、萨葛两部落兵合围，在遭受一系列败仗后，于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七月击败了李国昌。沙陀部众离溃，国昌父子二人率残部逃奔鞑靼部。也就在这一年，黄巢攻占了长安，这个契机改变了李克用的一生。
中和元年（公元881年）三月，在代北监军陈景思的建议下，朝廷下诏赦免李国昌父子，结果克用乘机率兵万人再犯河东太原，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奋力抵抗，才使得克用南下的目标没能得逞。当朱温降唐，被授为右金吾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朱全忠时，李克用已占据了忻、代二州，并屡屡侵扰相邻的并、汾数州。尽管克用一直累表请降，但并无归附的诚心，他在寻找着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砝码。负责防御沙陀的河东节度使郑从谠是当年的名相郑余庆之后，其时以宰相衔出镇河东。领命之后，从谠知人善任，明于治军，一时军威大振，太原一府被朝中称为“小朝廷”，享有极高的声望。从谠与强劲的克用所部在代州一线形成拉锯局面，相持不下。
克用别号“鸦儿”，当时年纪也只有二十多岁，冲锋陷阵，骁勇无比，沙陀军中称之为“飞虎子”。克用一目微眇，时人又谓之“独眼龙”，这只龙确实有着过人之处。他有着胡人尚武的天性，善于领兵征战，他手下的沙陀兵善于骑射，战斗力极强。
十二月，身为首席宰相的王铎以高骈无心平叛，诣阙发愤请行。流亡的僖宗命其代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统率诸道兵马合攻黄巢。在朝廷诸军中，最主要的两支力量是河中留后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忠武监军并兼行营都监杨复光率领的陈、蔡军，这两人是使李克用最终成为乱世枭雄的始作俑者。
直接的原因是黄巢虽然被迫困守长安，但军势尚强，处在一线的王、杨二人都感到力不能支。这时，杨复光出了一个主意。
复光对愁眉苦脸的王重荣道：“代州的李克用勇猛无比，又拥有强兵，可为朝廷所用！”
这个提议很大胆，因为此时李克用的沙陀兵正给帝国的北方以很大的压力，屡招不降，并且牵制了一部分朝廷兵力，多少算是一个大患。
复光知道王重荣的疑虑，他补充道：“其实李克用也早有徇国之志，所以不听朝命，是因为与河东郑从谠有过节而已。若诚以朝旨晓谕郑公召之，克用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
复光也是一个资格颇老的宦官，为人慷慨任气，颇善筹略，在黄巢起兵之初，就出为外镇监军，领兵作战中立有功劳。他和那些只知颐指气使的宦官监军不同，既善指挥，又善抚士卒，因此很有点名望。但是他此番提出的建议却多少有点出于私心，因为他的养父内常侍杨玄价早先曾经当过盐州监军，在招抚沙陀的过程中与李国昌有很大的交情，复光本人对此也并不讳言。既然对公对私都有利可图，复光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很正常的了。
王重荣称善，报与朝廷宣慰使王徽。王徽亦以为然。两人再报王铎，王铎同意了这个提议，遂以天子名义颁谕郑从谠召李克用领兵入援。王铎时为挂帅出征的首相、诸军都统，有这种便宜从事的权利。一个月不到，李克用即率一万七千沙陀、鞑靼兵入战。取道河东时，克用尚不敢从太原过境，只与数百骑在晋阳城下与郑从谠告别。从谠尽管无奈，但也顾全了大局，很客气地送走了这个老对手，还赠了他不少马匹器具。
李克用的参战大大改变了力量对比，对战局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十二月，克用兵渡过黄河，进据同州。第二年的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正月，败黄巢弟黄揆部于沙苑；二月，与河中、易定、忠武三军会合，在成店至梁田陂苦战一日，大败尚让十五万部众，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进围华州，逼近长安；三月，又与王重荣在零口再破黄巢军，拔华州；四月初四，再与诸军合趋长安，于渭桥击败反击的黄巢军；初八，李克用率先从光泰门打入长安。在围攻诸军中，克用功劳最大，五月，朝廷加赐“同平章事”之衔。
帝国灭亡的格局形成了：李克用是外族武装，朱全忠是归附叛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义武节度使王处存、邠宁节度使朱玫等则是拥有重兵的大镇，徐州的时溥、许州的周岌等人又是平乱过程中羽翼渐趋丰满的地方军将，再加上东走的黄巢，在蔡州、洛阳一带闹事的秦宗权、诸葛爽皆非良善之辈，孱弱的朝廷何以处之！
更为麻烦的是，天下势既不再有九九归一回到中央政权领导下的必要，那么人人都可以取而夺之。由此而来，这些势力之间便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在此时，朱全忠与李克用二人首先结下了怨仇。
挑起事端者是朱全忠。全忠此际虽被升为宣武节度使，但在击退黄巢收复长安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大的功劳，因而自身的势力也很一般。这对于一个野心十足的人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事情，他当然不可能甘于现状。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黄巢退出长安后，仍然不失强劲，东部战场上的朱全忠、时溥、周岌等本非强旅，对抗中都感到有点窘迫，不得不再求援于李克用。中和四年（公元884年）二月，克用率五万人进援。五月，到达全忠部所在的汴州。李克用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一支，对朱全忠而言，自然是日后最强劲的对手，全忠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于情于理，都必须痛下毒手。所谓今日不除，必为大患。但克用拥有强兵五万，全忠根本不是对手，要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只能智取。
这天，李克用到达汴州后，大军在城外扎下营寨，本人并不进城。全忠遣人固请，克用碍不过面子，便同意入城。
全忠在克用下榻的上源驿中置酒布乐，盛陈美食，款待克用。席间，全忠殷勤劝酒，礼貌极恭，打消了克用的疑虑。克用在当时诸镇首领中年纪最少，只有二十八岁，少年气盛，倒也并不把全忠放在眼里，他与亲将们见全忠不足为意，便纵酒豪饮起来，克用乘酒使气，说话间对全忠不无讥讽侮辱之语。全忠气在心里，表面却不动声色。
这顿酒一直吃到日暮时分，克用来人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全忠派将领杨彦洪先用捆绑在一起的旧战车作为路障堵住去路，然后发兵包围了上源驿。先将哨兵斩杀，接着亮出兵刃，高声呐喊，冲向驿中。
克用的十几个亲兵首先被呼声惊起，奋身而上，与冲到门口的偷袭者格斗。房中，克用尚在梦中，对发生的事浑然不知。其侍从郭景铢发觉有变，急忙把克用推到床下，用凉水浇到他的脸上，克用这才睁开眼睛，苏醒过来。克用不愧为久经沙场的勇士，马上就反应过来，来不及抹净脸上的水，站起来就张弓拔箭，与亲兵薛志勤对门外射击，一下就射死数十人。
也是克用命不该绝。恰在此时，突然天色有变，雷电大作，大雨倾盆而下，浇灭了来犯者手中的火把，四周晦冥一片。薛志勤扶着克用带着身边的几个亲兵翻墙而出，乘着电光突围。数人且战且退，杀开一条血路，最后登上汴州南门，缒城而下，奔回营中。在这次事变中，只有克用等数人幸存，有三百多人不及逃出．皆被全忠兵所杀。
克用逃回营中，本拟起兵报复，被其妻刘氏劝止，只是移书责难全忠。克用虽然暂未报复，但从此与全忠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二人在大唐帝国的最后二十年里，相与争斗不息，共同书写了一段兵戈纷纭、天下大乱的历史。
崩溃(6)
五
乱臣贼子最后成其霸业，大致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借多事之秋壮大实力；第二步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第三步则是铲除异己；第四步是最终僭取帝位。
王重荣据蒲、陕，李昌符据凤翔，诸葛爽据河阳、洛阳，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高骈据淮南八州，其余如邢、洺、郓、齐、曹、濮、淄、青、宣、歙以及浙东诸州，无不由方镇擅据。各地均不听朝令，更无论贡赋，而两河及江淮的赋税早已断绝，国家已处在生死的边缘。以上的人中，肯定有一位其事竟成，只是现在仍不知是哪一个而已。
在朝廷方面，田令孜已成为南北司实际上的首领，自然也是天子的代表。可僖宗回到长安时，中央政府已经几乎是手无寸铁，只有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五六万禁军，还在支撑着名存实亡的天子。可是这些人也要吃饭领饷，单是京畿的赋税，养活朝廷南北司官属尚且不充，又怎么能再有余额分一杯羹？田令孜要恢复朝廷和天子权威，重新建立强大的禁军，已是不大可能。
田令孜苦寻良策，想到了安邑、解县两个盐池的盐利，这是目前朝廷惟一能够伸手的经济来源。可两地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专有，令孜要想收回两池，就得拿王重荣开刀。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四月，令孜宣布受命兼任两池盐利使，下令收其利以赡禁军。王重荣上章论诉，表示不能同意。五月，令孜调重荣为泰宁节度使，重荣拒不赴任，上表朝廷大骂令孜。令孜于是交结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之对抗。其时，许、蔡的秦宗权已公开反叛，僭称皇帝，田令孜在此关头又开事端，麻烦是一天比一天大。
十月，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正气愤朝廷不肯将朱全忠治罪，见有机会发泄怨气，求之不得，立即招兵买马，聚结诸胡，准备参战。但克用的目标仍是朱全忠，他对王重荣说：“待我先灭全忠，再回扫鼠辈。”重荣慌忙回书道：“待公得胜班师，我早成俘虏。不如先清君侧之恶田令孜，再擒全忠。”克用想想有理，决定先攻朱玫、李昌符。因为他知道这两人与朱全忠关系匪浅，都是仇恨自己的人，先扫除外围，也很有利。
这一场争斗是李克用取得胜利。十二月，克用与重荣两军逼近长安，田令孜只得挟天子落荒而逃，奔往凤翔。僖宗在不到十年的工夫里两次出逃，在帝国的历史上是头一回。事变后朱玫、李昌符都倒向克用，而克用意在全忠，无心再战，自率兵回镇。王重荣、朱玫、李昌符则上表皇帝，以诛田令孜作为回驾长安的条件。在强大压力下，田令孜终于失势，让位给另一位宦官杨复恭。而朱玫竟和不少痛恨田令孜的朝官在长安改立皇帝，给自己招来反对力量，结果丢掉了性命。朱玫的失败证明，不按一定的步骤就想成事，确是不大可能的。
僖宗流亡又接近两年。在此期间，朱玫被其部将王行瑜所杀，王重荣亦被部将常行儒所杀，常行儒又被重荣之弟王重盈杀掉。神策军将李茂贞在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八月也成功地消灭了李昌符，三位杀人者都取而代之，分别成为新的藩镇之首。除了克用以外，靠近中央的几个藩镇由于和权力离得太近，处在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中，谁也无法独领风骚。而朱全忠却凭据汴州扼制四方的地利，正慢慢地积聚着力量。看来还是他眼光远大，是真正懂得“霸业”诀窍的人。
公元888年初，僖宗还京，改元“文德”。不久，皇上旧病发作，不治身亡。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皇帝在享尽了富贵也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后，年仅二十七岁，就告别了人世。僖宗在位的这十四年，是帝国灾难深重的十四年，也是李家天下开始崩溃的时代。天不假寿，也许是件幸事，因为地下的僖宗应该知道，祖宗基业没有在他手上结束，还算是他的造化。接下来的继任者，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当年的懿宗有七位皇子，僖宗皇帝排行第五，但他的四位兄长早在他登基之初就被宦官刘行深、韩文约弑杀，所以现在只剩下皇弟吉王李保和寿王李杰。按照礼制，自应是年长者继嗣，所以朝廷上下都欲立吉王。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僖宗病危，群臣便欲请吉王监国，但当权的宦官，十军观察使杨复恭却另有打算：他要立寿王李杰。
无论再怎么说不过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眼下只有杨复恭说了算。宦官们对地方藩镇也许并无计策，但对天子废立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前几朝的事实对此早就下了结论了，用不着谁来表示不同意见。于是寿王李杰被立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僖宗亡故后，寿王即位，改名“晔”，时年二十二岁。这就是历史上的“昭宗”。
想不到的是，杨复恭却歪打正着，给垂死的帝国立了一位英明贤达的天子。新帝虽然也只有二十二岁，但据说他体貌明粹，好文学、重儒术，尊礼大臣，追想前贤，尤其具有恢复祖辈旧业的豪迈志气。即位之后，果然让大家感觉到此言不虚，一时朝廷内外，称颂不已。
这是懿、僖两帝给人的感觉太坏了，所以一旦有品行稍佳的天子出世，有了一个对比，人们便很容易为内中的情绪所感动。他们也不想一想，在如今的现状下，即使尧、舜再世，又当如何？！
昭宗胜于两位先帝之处在于他还知道要尽一些天子的责任。事到如今，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很明显：一是清明朝政，翦除宦官；二是振作威令，消灭割据。昭宗是明白这一点的。他的英明在此，可他的失败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