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都领天下利权，集度支、盐铁、租庸、青苗、转运等使职于一身，权力确实过重，自然也就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新年伊始的一段时间里，长安城里议论纷纷。
杨炎听后暗暗高兴。
于是他首先借此奏上一本，建议德宗罢停刘晏所领诸使。杨炎的理由是这些使职权责过重，应该复归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职能部门如户部等。这在表面上看不无道理，但实际上却是针对刘晏个人的，因为当时的财政危机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不采取专门集权的做法是不利于对战时经济的领导的。罢停有关专使仅仅两个月，由于政府中的相关部门停废已久，无法复领财赋之事，杨炎又重新任命韩洄及杜佑为度支、江淮水陆转运使，全如刘晏之旧。先削其权，是进一步打击的基础，接下来，杨炎的复仇之举进行得雷厉风行，时间之迅速，措施之果断，真让人叹为观止。
杨炎深知打倒一个人的关键是什么。当然，借助于天子的力量是必须的，因为天子是绝对的统治者，在他那里生与死的选择是一个非逻辑的过程。但仅仅是了解到这一点还不够，要想在政治以及肉体上彻底摧毁一个人，有两种办法是非常有效的，其一是在舆论上败坏某人的道德，尽量让公众认为他是个品行恶劣的人；其二是声言某人“心怀异志”，并“图谋不轨”。刘晏在道德上无懈可击，迫使杨炎只好从后者着手，事实证明，第二种方法虽然难度较大，但效果却往往是出乎意料的好。
二月份，当杨炎对德宗说，刘晏曾参与代宗议废皇后而立韩王李洄的生母独孤妃之事，并且还曾与黎幹、刘忠翼合谋时，殿前的另外三位重臣崔祐甫、朱泚、崔宁都觉得过分了：翻出陈年旧账借以生事，简直太无道理。
崔甫道：“陛下，此事乃前朝旧事，系出传说，究无实据；至于与黎、刘勾结云云，也很含糊，况且陛下业已大赦，不当复究虚语。伏望陛下慎重处理。”
崔宁、朱泚本来就对杨炎不满，立即随声附和。
杨炎一看不是路，立即涕泗俱下，声音都哽咽了：“此事千真万确，朝野众议沸腾，臣身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当万死！”
杨炎的这一做法其实蹩脚得可笑，明白人是不难看出这种虚假的真正目的的，德宗不能算笨，多少也还是有点数，否则刘晏立时就会被杀。但德宗是天子，是臣父，无论怎么聪明，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却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当今皇上倒并非是个喜怒无常的庸碌莽汉，但至少是一个神经脆弱者，他无法承受一些极小的不快，也不能正确对待生活中遭受的打击。这或许源自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感，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无所不能的慧力在他那里得不到关系上的调节。作为一个贤明的天子，必须要懂得有时候身居万人之上并非一定要无事不能。德宗没有也做不到这点，他的过分的疑心虽不是与生俱来，却是为其脆弱的性格所决定。这种自卑往往伴随着可笑的自作聪明，于是他的猜疑多忌就表现为这样一种盲目的自信和突如其来的被骗的愤怒。
“岂有此理！刘晏竟做过这等事，连朕都被他蒙骗了！”德宗动了怒，立时传旨中书舍人草诏，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这当然不是杨炎的最终目的。刘晏仓皇出京未几日，杨炎又奏明德宗，请求委任庾准为荆南节度使，德宗照准了。
庾准何许人也？此人本以门荫人仕，后来依附于元载死党王缙得以骤升为中书舍人。元载、王缙败亡后，庾准也同样被贬，出为汝州刺史，德宗即位后复出为司农卿。他与杨炎的关系非同寻常，一则出于元党旧人，二则因为他对刘晏更是仇恨。庾准此人既非儒流，又无文才，为人颇为谄媚，很为时论所讥。此次调任，朝中很多人都十分不解。
然而庾准却明白得很，忠州属于荆南节度使的辖区，此番宰相杨炎给他这样一个任命，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了。尽管如此，庾准还来不及准备行装，就先去宰相府谒见。
序幕：走向九世纪(5)
果不出所料，杨炎把他延人内室，摒退左右。
“庾兄，此次请大驾人蜀，知道其中深意否？”
“弟略知一二。”庾准竖竖指头，作了一个“四”的手势，刘晏行四。
“吾兄深明大义，老夫无比欣慰。此事不可迟缓，须当速战速决，尚请多多费心！”
杨炎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寻找一切可能的借口干掉刘晏。杨炎本不需要什么借口，只是迫切需要一位代言人，以此证明刘晏的谋反不是三人成虎的子虚乌有。庾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只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奏上了一本，说刘晏心怀怨望，正以忠州为基地准备起事。杨炎在朝中响应，竭力诬陷刘晏。于是，德宗秘密派中使诛杀了刘晏。杨炎的复仇太过猖狂了，果然，诛杀刘晏的诏书一下，群情哗然。
首先是桀骜不驯且又势力强劲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率先发难，接连上书朝廷责问刘晏何罪，竟至先诛后诏。刘晏的功绩在当时可谓是有目共睹，不加验实就暴诛重臣，自然使得很多人为之骇然。两河诸镇中的李正己、田悦等都是安史降将，在某种程度上本就对朝廷怀着既怕又恨的心情，刘晏的被杀多少给了他们一些心理上的借口：刘晏无罪受诛，我辈罪恶，岂能与刘晏相比？看来也只有早寻退路了。朝中清议或天下民情未必能使杨炎产生什么负担，但如许议论来自强大的藩镇，就不能不使杨炎感到压力巨大，就连德宗本人和整个朝廷也因此难堪不已。中央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只要不引进军事力量的参与，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最多不过是得胜者趾高气扬、受害者忍气吞声而已，但是一旦有军队的干预，情况就不一样了。朝廷犹豫和缄默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在关键时刻，杨炎自私自利的缺点暴露得一览无遗，面对强大的压力害怕得要命，以往排挤别人时所有的果断与坚毅消失殆尽。在此当口，他自作聪明地认为，只要把责任推卸掉就万事大吉了，但杨炎没有仔细地想一想，他要推卸的对象却不是一两个死党而是至尊的天子。
杨炎秘密地派出心腹数人，命其以宣慰之名分赴诸道，密令他们私下里晓谕不满的各个节度使：刘晏昔日朋附奸佞之徒，曾请代宗改立独孤妃为后，完全是当今皇上痛恨此事而决定杀他。言下之意：与我杨炎无关。
李正己送走杨炎派来的宣慰使，返身对幕僚说：
“今上性格猜忌，用法严峻，我辈难求生路了！”
其他数道的田悦、李宝臣、刘文喜都有同感。
情急之下，轮到杨炎自己开始犯错误，他的这个错误与刘晏所犯的错误一样都是无法弥补的。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德宗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本来皇上也许就不无寻找替罪羊推卸责任之意，结果自己倒成了替罪羊，不用说皇上是如何的愤怒了，杨炎从这时开始为自己的败亡自掘了坟墓。
德宗没有立即动手，他知道这不足以致杨炎于死地，弄得不好，说不定还会损害天子的声名，眼下只能隐而不发，等待机会。尽管如此，疏远这种只可共欢乐不能同患难，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之徒，却是皇上马上可以做的事。几个月后的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二月十六日，德宗擢升了御史大夫卢任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入居宰相，开始不专任杨炎。卢的入相似乎是德宗皇帝短暂清明政治的彻底结束，如果说新一代天子即位两年不到的一段时间里还能算作是有过振作气象的话。从现在开始，失败便接踵而至，一发不可收拾。
卢与杨炎在许多方面都可算是标准的反例。杨炎面貌修美。仪容端庄，而卢长相极丑，形同鬼魅；杨炎善文章，而卢却善口辩。卢倒也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卢怀慎曾位居宰相。卢以门荫入仕，开始做过玄宗、肃宗时的大将仆固怀恩的掌书记，后来做过刺史，在朝中历任郎中、御史中丞。卢入相发迹前，没有人能够真正地了解他，还是以谨慎小心著称的一代名臣郭子仪很早就看透了卢的为人。
当时子仪可是朝中德高望重、天下推服的顾命大臣，不过年老多病，常卧病在床。朝中百官于是常常趋府问候，子仪在榻上接见，从不屏退左右的姬侍。一日，忽报卢来访，子仪立即命左右侍妾悉数退去。
卢走后，家人问他原因，子仪道：
“卢形陋心险，你等见了他必然会笑其长相，此人亦必怀恨在心。一旦他日得权，则灭门之祸为时不远矣！”
郭子仪毕竟阅历丰富，能够一语道破，智慧更是超人一筹。崔祐甫已于去年的六月去世，杨炎也已不受重视，其他几位重臣都是虚领“同平章事”荣衔，于是只有卢独揽大权。很难推测德宗为何起用卢这样一个至少是很委琐的人，可能是因为数次用人的失望开始矫枉过正，才重用既无功，又无大才的卢，而且像赌气一般地一意孤行。所以当卢一旦拥有这样一种地位，人们再看出他的真相就已经迟了。
连失意的杨炎都不愿与这样的人为伍，甚至拒绝与卢在政事堂“会食”。宰相共进工作午餐是本朝政事堂制度的优良传统，宰相们在工作中发生牴牾是难免的，在会食中进行磋商和讨论，也可增进彼此的了解，融洽气氛。卢开始没有在意，但有些人自不会放弃这种离间的机会，对卢说：
“杨公鄙公，不欲同食。”
卢这才恍然大悟。在政事堂阁中，他望着杨炎吩咐糊上的桃花窗纸，嘴上没有说话，但心中十分愤怒。
卢立即开始了行动。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尚且不足，必须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集团，于是太常博士裴延龄成为他树党的首批人选之一。裴氏在德宗后期发挥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也得归在卢的名下。由于德宗对杨炎进行惩罚是早晚的事，卢除掉杨炎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的方法也和杨炎对付刘晏的办法如出一辙，先是寻机奏罢杨炎相职，接着利用严郢等与杨炎有仇之辈，给他奏上一个“有异志”的罪名，将杨炎贬为崖州司马。崖州在今天的海南岛，是最严厉的贬谪地。杨炎这次不再像早先的那次被贬乐观了，在途中他走过一个叫“鬼门关”的地方，充满感慨地写了一首诗：
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虽然走过了“鬼门关”，他还是预感到凶险是不可避免的了。果然，在离崖州只有百余里的地方被缢杀。两年之间，德宗朝杀了两位宰相。
德宗皇帝在历史上留下了鲜明记录，他的名字之所以总是与政治、军事以及个人处事上的众多失败联系在一起，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两年里发生的这些事。“失败”是一个颇让人费神的问题，如果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或者是因此而带来严重的恶果就可以称之为失败的话，德宗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能实现哪怕是一点点预期的计划。德宗初政的相对平静只维持了一年多，就随着刘晏、杨炎的被杀而烟消云散了。
东方！东方
从京师长安向东，出潼关进入都畿道，不远就是与西京长安遥遥相对的东都洛阳，再顺黄河而下就是广袤的河北、河南道，一直到齐鲁平原，这一大块地区当时习惯上称为“山东”。
“山东”可是个敏感的字眼。从战国时开始，“山东”便是秦国所在关中地区的对立面，所以秦以外的六国也称山东。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就似乎是关洛中央的牵制力量。想当初，本朝立国伊始，就开始对山东贵族实行一种既拉拢又排挤的政策，但实际上，山东氏族却一直还是社会生活中最强大的势力之一。不过，到了玄宗时期，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
原因是北方胡人的不断内迁，大批汉化的胡人在河北道一带定居下来，成为新的社会力量，这是和本朝宽容的民族方略与求同存异的雄伟气度分不开的，所谓“修文德以来远人”。但其中也有一个实际考虑，由于隋末的纷乱使中原特别是河北河南的人口损耗极大，为补充人口，因此一直允许内附诸族大量迁徙到边境地带居住。然而在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下，这种大融合过程必然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割据、分裂和战争。东方于是成为主要的舞台。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的七月，河南道的临淄，淄青镇节度府。
数日以来，李正己忧心忡忡，没睡过一次好觉。实际上，自从去年年底皇上借献钱三十万缗一事弄得自己很狼狈以来，李正己就一直暗暗担忧。今年四月份，北庭泾原镇的刘文喜不受朝廷命令，据泾州首先发难，正己很是兴奋。刘文喜也不过是对宰相杨炎打击泾原军的处事不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李正己等一大批边将的看法，正己也和不少人一样上表请德宗宽恕刘氏，息兵罢征。然而皇上却不为这一大堆奏章所动。
德宗在朝会上对众臣道：
“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
消息传到淄青，正己很不安。不得已，又派人入朝，借奏事之名打探天子的态度。刘文喜很不幸，由于兵力不济，加上吐蕃不肯发兵援助，在朱泚的攻打下，一月不到就被击破。正己的使节觐见德宗时，正巧捷报奏到，德宗把文喜的首级往这位使节面前一丢：
“朕给你看看这个，就算是给李正己的宣敕吧！”
来使伏阙不语。一回淄川见到李正己，还来不及行礼就说：“主公，大事不好了！”
正己听后浑身冷汗，一言不发。良久，才缓过神来，对左右道：“立即请诸将厅前议事！”和心腹幕僚们商量的结果是：事不宜迟，必须加紧操练士兵。还未过一个月，刘晏被杀的消息传遍了天下，数道节度一片哗然，正己惊恐之余，上表责问朝廷，矛头直指杨炎和德宗，无疑是下定了决心。
今日，又传来不好的消息：朝廷下令扩建汴州城池。汴州就是今天的开封，是东都洛阳的门户，为中原地区的要冲之地。皇上欲大建汴州，显然是针对东方而来。李正己问探报者道：“此事确否？”
“千真万确，东边的人都传遍了，都说天子有东征之志。”
“魏博动静如何？”正己与田悦尽管有矛盾，但在对抗朝廷这点上却是共同的。
“田太尉亦正完聚为备，动作很快。”
正己大恐，当下传令：“速发兵屯曹州，增兵徐州，号令士卒，不得忪懈！”
淄青兵马西指东都，南控徐淮，迫使朝廷漕运为之改道。
河南骚然。
序幕：走向九世纪(6)
德宗这时又遭到一次打击。前年即位之初，天子即有意疏斥宦官，亲任朝士，除任命士人白志贞典掌神策禁军外，还特别重用了两位在太子时就十分信任的文臣张涉和薛邕，但不幸的是，这两位辜负了皇上的恩宠，贪赃受贿，以权聚敛，还被揭发了出来。这下德宗很被动，宦官们在他左右议论纷纷：都说我辈浊乱天下，这些清流聚钱动辄上百万，真不知到底是谁欺骗世人！德宗听了，大为困惑，不知究竟应该倚仗何人，疑心病更加严重起来。卢从此开始操纵了帝国的政局。
不过，天子对东方藩镇的态度没有改变，他的那种彻底解决问题的冲动并未因客观条件而有所消减，反而与时俱增。时间到了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矛盾终于爆发。
各大藩镇的想法无非是永远保持割据的现状，传诸子孙世代拥有，而这却是中央政府不能答应的。可是，在中央的力量不能达到足以解决这一症结的程度时，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便不得不作暂时的妥协，这也是玄宗以来肃、代两帝的一贯做法。河北诸镇中的田承嗣、李正己、李宝臣以及山南东道的梁崇义互相勾结，一直就想以土地传诸子孙，所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二月田承嗣一死，李宝臣请求将节度授给田承嗣子田悦，代宗答应了。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成德镇的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并请求批准，也算是有不久之前田悦的成例可以援引，但德宗的想法自不同于当时的代宗，坚绝不允许。
有人上奏：“李惟岳继承父业已是既成事实，若不因其所求而承认，必生叛乱。”
德宗却不以为然，他有一套顺理成章的理论：贼本无资以自乱，皆凭藉我土地位号以聚众，前几朝因其所欲而任命，结果动乱日滋，所以爵号不足以弭乱反足以长乱。
这一分析本无疑义，但关键是，取消藩镇的自行任免权，势必会引起与藩镇的直接对抗，中央是否有能力承受这一对抗呢？田悦为李承嗣代请，亦不许，于是五月份田悦先反，发兵攻荆州。战事爆发。六月，山南节度使梁崇义拒绝发兵讨伐田悦，德宗命准西节度使李希烈讨伐；八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纳请袭节度又不许，战争全面铺开。
这一场战争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五月到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十月是第一阶段。对德宗来说与其是愤怒忧慌，倒无宁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三镇蒙受皇恩不浅却公然反叛，喜的是可以趁此一举摧毁，消除这十数年的积患。德宗的想法绝对不能算是幼稚，但却很不周到。他没有想到这也许是一场大决战，而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平叛，因为战争本身如果是由于诸多内在原因而引起的，便同时又会引发出无数潜在的矛盾，这些矛盾一旦出现，就会牵涉更多的方方面面，就会无休止地扩大，最终激发更深一层的动乱。德宗和他的政府都没有做过通盘的考虑，除了有人在事先提出过要及早防备李正己的忠告外，似乎也没有人能够做出周密的计划。讨伐梁崇义的敕书还出白杨炎的手笔，而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就基本上是卢一人把持朝政。
现在战略形势是：中央禁军与河东、昭义军由西向东，淮西军由南向北，幽州军自北往南，形成夹击之势，围攻田悦、李惟岳、李纳和梁崇义。假如情况不生变化，这一格局应该是有利于中央政府的。
果然，在战争的头一两年里，朝廷取得了胜利：第一年，先是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与前一年击破吐蕃、南诏联军的中央神策军将领李晟大破田悦军，另外一名将领唐朝臣又击破魏博、淄青军于徐州，打通了江淮运输线：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克襄州，梁崇义自缢；第二年，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悦军，当时任卢龙节度使的朱滔攻破成德李惟岳军，结果田悦退回魏州守城自保，李纳在濮州被围，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了朝廷。
有些不可抗拒的内在因素决定了胜利必然是暂时的。首先是国力的窘迫，战事开始的第二年亦即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正月，宰臣们迫于形势，就曾决定削减朝廷百官一个月的俸禄以支援军事费用，连皇室也都被迫缩减了开支。当时负责财政的杜佑在一份谘文中给皇帝与朝廷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他的这份具有权威性的报告中说：目前诸道用兵，每月军费达一百余万贯，而京城库藏却不够数月的支出；只有在另外获得五百万贯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国用。
这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卢启用了赵赞任户部侍郎，但要筹集这么大一笔钱，赵赞根本是无法办到的。在理财方面，也似乎没有人能再有刘晏、杨炎那样的能力。卢很无奈，只能召来他的党人们商量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难题，可商量的结果却是一个很糟的办法。
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如果向有钱的富商开刀，以朝廷强行借取的办法搜括，可能会得到五百万贯的数目，这一计划得到了德宗的同意。事实证明，这一做法不仅没能达到目的，还引起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后来的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六月，赵赞又提出增加房屋与贸易税，并立即付诸实施，结果由于官僚贪污隐盗等原因，也是公家所入百不得半，而怨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
可以说，造成后来德宗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泾师之变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这两件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德宗与卢也是无可奈何的，应付这种战时困难，急功近利的德宗与缺乏技术才识的卢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帝国本是一个大家庭，面对日用的窘迫，也只有由家长向成员们征取摊派，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抱怨都是无济于事的。但其中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就是说不能超过维持一个家庭所要求的义务范围，否则家不像一个家，所有的成员也都没有必要再维持了。国用的不足预示着朝廷与地方反叛集团力量对比的不平衡，而处事的不当埋下了更大失败的种子，所以便带来了痛苦与不甘心的退却。不过，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朝中的情形很不正常，原因是卢 正对德宗产生着不好的影响。卢 的毛病不仅仅在于忌能妒贤，而更在于汲汲于权势，因而一切阻挡其达到目的的障碍，他必然要去之而后快。利用国家的危机来除去自己的政敌是政治家的必备手段，卢 就很善于此道，他在不久之后排除崔宁以及非常有名的颜正卿都是例子。在利己主义上他与杨炎有些相似，但更有质的不同，杨炎只是出于对恩仇的过分偏激，而卢 看起来十分信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哲学；在技巧上，卢 的手段更是高出一筹，最主要的是他真正巧妙、完善地利用了天子。
德宗有时非常困惑，为什么总是有很多人在自己面前诉说卢是个奸臣。在他看来，卢的谦虚与效忠要比杨炎之流的欺上瞒下与自以为是好得多，天子是不喜欢有人在自己面前耍小聪明的，尽管他有时根本发现不了究竟是谁在被一种小聪明所玩弄。许多情况下，卢的建议最终被采纳都是因为他常常突出天子的决策能力，从来都是在皇上所能考虑到的范围内提出自己的主张。于是乎这样一种情形就出现了：在卢面前，我们的天子觉得自己异常的高大和完美。
从代宗朝的元载开始，结党的迹象就已经暂露端倪。卢也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暗自提拔了不少趣味相投的人充担政府的要职，而对与己不合者，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当时在朝中与他共任宰相的张镒本是他本人推荐的，但由于此公颇为忠正，一度很受德宗的宠信而威胁到自己，卢便寻机奏使德宗罢免了张镒的相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严郢的被贬。
严郢与杨炎都是元载所推举，在肃代之时就颇有名声，但他与杨炎在政见上有分歧。杨炎本是一个不大能容忍的人，对严郢也极尽打击之事。不过严郢与杨炎毕竟还是政见的不同，并不能算作死敌，只是卢成功地利用了严郢的私心。
当卢、杨斗争表面化时，有一次德宗询问：群臣中谁可担当大任？
杨炎推荐崔昭、赵惠伯，而卢则提名张镒、严郢二人，不外乎与杨炎针锋相对的意思。在与杨炎的斗争过程中，严郢为卢立了大功，不仅参与了计划的制定，还具体执行逮捕拷打赵惠伯的任务并使得杨炎最终被逐杀。但杨炎既死，共同的利益关系消失，卢又觉得严郢的精明才干难以忍受，遂利用了一件小事贬谪了严郢。在这件事上也很能体现卢的作风：他知道不失正直之心的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常常会突然良心发现，并为之痛苦内疚。于是卢故意让严郢在出京的途中路遇赵惠伯的灵柩，严郢果然惭愧万分，一年不到就病死了。
卢的专权近乎三年，在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中他的手腕竟使他得以善终，在这一点上似乎只有另外一位三朝元老李泌能与之媲美。卢或许还要稍为高明一些，因为卢在当时几乎是激起了天下人的共愤，有些做法甚至直接导致了叛乱的加剧，可他始终是稳如泰山。然而卢达到了他的目的，帝国却大大损失了，朝廷既然不能完全治服藩镇，藩镇便有理由讨价还价，这种讨价还价是没有结果的，最终只能诉诸武力。而天子如果没有足以服人的德政，天下也就没有必要为无谓的战争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牺牲。
序幕：走向九世纪(7)
危机爆发
到了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闰正月，成德镇的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后，河北道只有田悦的魏州未破，河南道的李纳也在濮州被围，朝廷遂以为天下之平指日可待了。殊不知当时的形势并非只是两河的叛乱，而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局面，其中的关键是天子的威信正一步步地丧失，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慑服天下。
德宗任命成德降将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使，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使，又将旧成德镇的另外二州德、棣分给另一功臣朱滔。这一措施旨在分散旧成德镇的力量，也是朝廷在政治上对付藩镇的惯用伎俩。不过，都团练使这一官职虽然也是一州或数州方镇的军事行政长官，但地位较节度使低。
王武俊拍案大骂：“我手刃李惟岳立有大功，官位居然在张孝忠之下，真是岂有此理！”
幕僚们也愤愤不平，王武俊心中火气更大，把朝廷的敕书撕成几块。
另一位有野心的节度使朱滔没有得到较为富庶的深州，也十分的不满，便在该地屯兵据守，拒绝交给康日知。这时在魏州被围的田悦洞若观火，立即抓住了这个救命稻草：派了两位得力干将星夜赶到了深州去游说朱滔倒戈。
朱滔为人阴险多计，早年对朝廷外示忠顺，利用智谋骗取了代、德两帝的信任，得以成为卢龙（幽州）节度留后，内里却暗怀心计。朱滔的特点在于对任何人都怀有觊觎之心，包括对他的兄长朱泚。
果然，朱滔与田悦一拍即合，还亲自去说服王武俊与张孝忠，在利害相同之下，王武俊也只能是义无反顾，只有张孝忠不为所动。在事发之前，德宗由于康日知的奏报得知了这一情况，魏州尚未攻克，朝廷主力皆被田悦、李纳牵制，现在朱滔、王武俊再叛，根本是无兵可调了。德宗在这当口倒是深思了一番，立即采取了一条缓兵之计，赐封朱滔为通义郡王，希望能起到一些安抚的作用。但朱滔反意甚坚，岂是一个空泛的爵号所能解决。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二月，朱、王联合行动，第一步便是去救困在魏州的田悦。朝廷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讨伐，结果在魏州的惬山被田、朱、王的部队打得大败，朱滔又遣兵去救李纳，于是四镇结合，声势大振。
从三月份开始，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在朝廷一方，主要力量就是应诏讨逆的藩镇，中央神策军只是作为补充力量参战。其中以淮西李希烈与朔方李怀光实力最为强劲。淮西镇位于南北冲要之地，客观上对河北的割据势力有着一定的牵制防范作用；朔方则属于帝国最早的藩镇之一，原为保卫西北边疆及关中京畿而设，但德宗以中央军队取代了朔方军原本御外的任务，于是它也成为中央对付地方割据的重要军事力量。割据藩镇的存在，是中央与地方某种妥协的结果，同时藩镇之间也是互相牵连互相制约的，割据与防范可以相互转化。
二李本是讨伐叛乱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前后相继反叛，特别是淮西镇，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实力的强大，与朝廷分利的砝码越来越重，与河北三镇一样最终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当然，在这场战事中有一些力量自始至终都忠于朝廷，共进退，同荣辱，维系着天子与帝国的尊严。在相持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的部队以及神策将李晟统领的中央禁军。这三支部队不仅在前期大破叛军，在这一年的战斗中更是互相团结，遏止住了四镇的势头。从这里可以看出，用人是否得当倒确实是危急存亡关头的一件大事，从杨炎到后来的陆贽也一直向德宗反复强调这一问题，现在以及后来的情况证明，“用人”虽然不是原则性的，但至少是个技术上非解绝不可的关键所在。
相持不久之后，战事急转直下。朱滔等人为了更加名正言顺，同时也是因为朝廷逐渐失势的缘故，相约称王，在安史之乱后河北诸镇第一次正式结成了联合军事阵线，并向强大的李希烈劝进。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勾结李纳、朱滔等反叛。此消彼长，如此一来，唐军的失势就明显了。
李希烈出身行伍，为人暴酷，是个典型的强阀。早在奉命讨伐李正己时，希烈已蓄异志，暗地里就与李纳、朱滔有往来，此刻机会成熟，公然举起反旗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在东方藩镇最早起事的势力中，山南东道的梁崇义地最偏、兵最少，而法令有理，对朝廷礼貌最恭，然而李希烈却和他有矛盾，极力主张兴师讨伐。德宗其时抑藩心切，未尝没有打过自己的小算盘，他想借助于藩镇之间的相互争斗坐收渔利，便欲以希烈统诸军讨之。当时的杨炎曾极力反对，认为希烈此人反心在骨，不可轻信，若异日平贼后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驭之？”可德宗对杨炎的反感已经很深，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事实证明皇上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未等到河北之祸稍有平息，希烈即叛，战事又从河北扩大到河南。李希烈在建中三年秋天移军许州时有三万人，兵强马壮。许州在今天的河南许昌，直接威胁到东都洛阳。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的正月，希烈出兵四掠，陷汝州，围郑州，游骑至于洛阳郊外，搞得东都士民大为震骇，纷纷出城逃往附近山林躲藏。军情如火燃眉，德宗急忙召见卢 问计。
真不知卢 在这种存亡关头怎么还有心思公报私仇。他宽慰皇上说希烈不过是恃功傲慢而已，若能以一位儒雅重臣前去奉宣圣泽，晓以利害，可不战而获，建议派颜正卿到许州去宣慰。德宗也幻想着天子的圣威能够继续化凶为吉，更何况，牺牲一点原则换来精神的胜利本就是人君的常法。诏书一下，举朝失色。
人们都知道年已八十的正卿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儒教大师，平生容不得半点邪恶，也正因为如此才得罪了卢 ，以他这种性格去赴虎狼之窟，无异于送死。国家失一元老，这是所有人的耻辱。在途中，东都留守郑叔则、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都劝留正卿，李勉还特地为此上表德宗。但这些既没能让皇上收回成命，也没有打消正卿为国赴难的决心。他留下遗书抵达许州，被扣留近八个月，直到最后被希烈所杀，在威胁利诱面前自始至终没有丧失一点人臣与帝国的尊严。但他的牺牲并未为皇上带来所期望的东西，李希烈照样攻陷了汝州，对关中构成了重大威胁。
情况很明显，战事由稍远的河北一下子移到了中原枢要地区，反叛军队隔绝了南北交通，直接影响到帝国的生存命脉。李晟及李抱真、马燧所部被朱滔、田悦等牵制，驻扎汴州的宣武军自然就成为中原诸镇中对付李希烈的主要力量，但实力尚不足抗衡。四月，德宗被迫调关中地区的中央部队出战，龙武大将军哥舒曜率领的这支部队协同宣武节度使李勉一度使希烈退到蔡州，但不久即告失利。八月，希烈进围襄州，九月，在沪涧一战中德宗另外抽调整增援的禁军又被李希烈重创，东都洛阳岌岌可危。洛阳是西京长安的门户，一旦失去，叛军势必长驱直入，这使德宗万分恐慌，于是下诏坚令死守襄阳。皇上的心态和眼下的形势都预示着：帝国被迫转入防守无法避免。
这倒不是德宗的虎头蛇尾，而是时势所然。事实上，德宗目前采取的战略正是因为深察了形势的结果，这是由于有一位极负才略的大臣给皇上施加了重大的影响。这位正直的大臣尽管是一位文士，但却对帝国的危机有着深刻的体会，他的态度严肃但文采斐然，从不危言耸听但总是指陈剀切，他凭着对国家和道统的忠诚坚信：到目前为止，皇上是彻底失败了。
德宗未即位前，即已知道陆贽，但直到此时才召用他为翰林学士，起初也只是出于要大手笔起草文告的需要。从先王开始，中国的文教一向昌盛，历朝历代恪守的传统要求首先必须以理服人，以教化治邦怀远，不战而屈人是最上策，其次才是使用武力。本朝尚武，但还是把文化和教化放在首位，天子更是必须如此，所谓内圣才能外王。王令能够遍行天下，不仅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无上的权威，还因为它同时是一种道德和伦理的象征。因此为皇帝起草诏敕文告一向选用博学多才、明理善辩的文臣担任，陆贽就专门负责这一工作达数年之久，他的手笔创造了大唐有史以来最优良的范例。
当帝国的低潮到来时，陆贽不能允许自己再保持沉默了，他在李希烈反叛后连续上奏德宗，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陆贽提出的问题，德宗未尝没有体会，特别是朱滔、李希烈的反叛，给自己心中带来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但天子总是天子，难道这一至尊无上的权威竟可以被当作是徒具威严的面具？这叫皇上实在无法理解。更有疑问的是，人君任用臣子，都应该是其人的荣幸，也是为国为君都义不容辞的责任，假如一旦违抗圣命，倒戈助逆，又岂能是天子的过错？德宗无法不为自己的幻想所欺骗和愚弄，所以陆贽注定是要白费一些苦心的。但是陆贽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却至少让皇上感慨万端，这一点在几个月后的那篇著名的《罪己诏》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德宗同意发布这篇诏书多少是出于迫不得已。
陆贽认为，国家的安危在于“势”，势苟安，则异族异类都可成同心；势苟危，则同舟之人皆为仇敌。现在的关键正是国家“势”危，必须承认灾难的现实，停止追求难以达到目标的举动。在这里，陆贽描绘建中以来的德宗用了“孜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的词语，前二句明褒实贬，后二句则直言无遗，无异是说皇上这两年对付东方藩镇的一切努力不仅都是白费功夫，而且从开始就是一场失败。陆贽还举出玄宗的例子预言，关中京畿地区中央军备的空虚必然会导致内乱，为此必须停止征发中央禁军，息兵罢战，并免除京城及畿县的杂税以安民固邦。德宗没有接受后一条忠告，继续调用了泾原守军开赴前线，结果导致了兵变。但这并不是说德宗对陆贽这一“失败”理论无动于衷，因为如果不是皇上对现实状况的某种默认，无论陆贽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样的指责都是不可想象的。
彻底的失败：泾师之变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当李希烈围攻襄州，德宗就已命令关内的泾原镇出兵赴援。十月初三，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经过京师长安。
这时正值严寒，风雪奇大，从泾原来的兵士大多携带子弟同行，希望到长安时能够得到厚赏。负责犒赏的是京兆尹王翃。
王氏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例行公事，其时战况紧急，也无暇顾忌许多，便随便配制出粗糙的菜饭，并还严促部队立即上路。
泾原兵士这一怒不小，骚动之下竟然哗变，领头的人声称大内府库中金帛无数，鼓动大家去拿来平分，于是群情更为激愤。当时部队已经出发到城外的浐水，变兵重新杀向长安城东的通化门。
姚令言正在宫廷中向德宗辞行，听到消息后立即快马赶回，在路上与变兵不期而遇，令言冒着箭雨呼吁士兵克制：
“汝等少安毋躁，听我一言。”令言声嘶力竭地大喊：“此去东征杀敌立功，何愁不富贵！如何无端生变，招致灭族之祸？！”
令言此语更激起众人的悲慨之情，一不做二不休，变兵一哄而上把姚令言拥向城中。德宗这一惊不小，立刻命赐泾原兵每人帛二匹，但已无济于事。军士以为皇帝这种前倨后恭之态是对他们的大不尊重，更加愤怒，杀掉了前来宣慰的宦官。奔至通化门时，已是喊声震天，又有一位太监骑马疾驰而出，刚刚叫出“皇上口谕--”，就已是中箭落马。德宗又命赐金帛二十车，但此时乱兵之势已成，和平解决已是不可能的了。午、未之时，变兵已进入城中，一路对狼狈逃窜的百姓大呼：
“百姓勿惧！此后再不夺汝等商货作典质了！再不用交间架陌税了！”
普王李谊、翰林学士姜公辅奉诏宣慰，一出丹凤门就目瞪口呆：泾原变兵已在宫外列阵排开，周围黑压压围观的百姓有数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德宗只能急召禁军，但德宗即位之初就任命的神策军士人首领白志贞却捅出了一个大纰漏。
原来，近一两年来由于战事正殷，禁兵兵源不足，天子遂命志贞兼京城招募使，负责招募之事。但此时此刻招募又谈何容易，志贞无奈，只得请求德宗下令，凡武官豪富之家出子弟、甲马充实禁军，德宗也批示同意执行。如此一来使得人心颇为慌乱，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军中死伤甚多，白志贞皆不奏报，以京师市廛沽贩之徒填阙。这些人大都是市井商人，在禁军中只是挂名领饷，平时都在做生意，现在事出突然，皇上急召，自然是无一人报到，这个重大事故加剧了德宗的危机。
当德宗听到慌张入报的宦官说根本无禁军可调时，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幸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还算能见机行事，赶紧劝说皇上出走，于是德宗只能带着两个贵妃及诸王子从皇苑北门狼狈出逃，身边惟有窦、霍约一百随从护驾。
巧的是，郭子仪之子司农卿郭曙与数十个家兵正在北郊打猎，将门之子到底处变不惊，听普王李谊说明情况后，立即将卫队变为皇驾的前军，往北疾驱。另一位禁军将领右农武军使令狐建也正在郊外教军人射箭，见此情景遂率近四百人为殿后，追随德宗而行。这时已近黄昏时节。
序幕：走向九世纪(8)
其他的朝官包括神策军首领白志贞、京城长官京兆尹王翃、宰相卢 、财长户部侍郎赵赞以及皇帝的重要顾问翰林学士陆贽都茫然无措，不知道皇上到哪里去了，直到傍晚才陆续追到咸阳。滞留京城来不及逃出的大小官吏则不计其数。这一天的变故是德宗皇帝即位以来的彻底失败，也是本朝建国以来发生的天子第二次被迫离开帝国首都的事件，第一次是玄宗皇帝李隆基，他在安禄山大兵压境之下逃往了四川。
如果就事论事地追查此事的直接原委，除了德宗本人应负主要责任外，一些朝廷大员们恐怕也难逃其责。当时任朔方、邠宁等重镇节度使的李怀光就持这种看法，他这时奉诏急急从魏州前线赶赴勤王，屯军在咸阳。他痛恨卢 及其党徒本就由来已久，此刻更坚持宰相卢 谋议乖方，财长赵赞赋敛过重，京兆尹王翃刻薄军粮是导致王驾播迁的主要原因，怀光甚至凭借他的威望扬言要进奏皇上杀掉这三个人。不管这种想法是否出于私心，却代表相当一部分朝野舆论。
也有一些人认为白志贞是罪魁祸首，理由是志贞或许在召募禁军的过程中接受了贿赂。这种猜测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不过证据不太充分。陆贽的一些奏疏中透露，在东征战斗中禁军的伤亡确实非常严重，而且以沽贩之人充斥军籍，自开元兵兴以来就已不免。由此看来，白志贞也只是处事不当，未能革除旧弊而已。
无疑这是整个中央政府的失败，一切都如天才的陆贽所预言的那样，连年的用兵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触发了萧墙之祸。一天之后，德宗从咸阳抵达了奉天县城，政府的指挥中枢虽然立即开始了运转，可帝国无疑已处在极其紧急的状态之中。
这时在长安城中的兵变已扩大为一场严重的反叛事件，曾经任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被乱兵拥立为首。朱泚是朱滔之兄，从某种角度上说，他阴险不及乃弟，冲动莽撞却有过之。他先任幽州节度使，后来在朱滔的怂恿下于大历九年（公元774年）入朝并请留京师，以自己充当实际上的人质来换取朝廷的信赖，做了朱滔的工具。朱泚在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任陇右节度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代宗死后被召还任山陵使，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曾兼领过数月的泾原节度使一职，其地位一直是优宠的闲职，是朝廷优待忠诚归附的地方重臣的象征。到目前为止，尽管内心怏怏，可手中无权无兵，只能无所作为，因而他的生活也一直很平静。只是在朱滔叛乱后发生了一件插曲，起因是朱滔还没忘记他的兄长，用信鸽传笺约他在京城谋反，不料被马燧截获，告到德宗那里，吓得朱泚赶紧伏阙请罪。幸好德宗认为长安与河北路途遥远，二人不可能事先串联，因而没有追究。事情虽然过去，但朱泚很清楚，他是不可能永远置身事外的。朱泚当然没有料到泾原兵变的发生，不过一旦当他发现这是一条顺水船时，便毫不犹豫地踏了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