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的当夜，姚令言就直趋朱泚府第。未过一会，朱泚就在变兵一路火把的照耀下走进了天子的含元殿，对外宣称的说法是“权知六军”。
当时局面混乱，消息自然不灵通，但这件事还是被模模糊糊地传到了奉天。有人提醒皇上朱泚可能反叛，必须立即组织防范，却遭到了卢■的痛责，他向德宗保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这件事上，卢■又差一点使帝国遭受灭顶之灾。朱泚果然将计就计，派泾原将领韩旻率精兵三千以迎驾之名偷袭奉天。幸好有一位留陷在京城的大臣以他的勇敢、机智和献身精神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人就是大唐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段秀实，他用计谋诈回了韩旻的部队，并为此而舍身成仁。七天后，朱泚正式僭号称帝，国号秦，自称大秦皇帝，杀唐宗室七十余人，并发兵攻打奉天，创造了安史以来叛乱的极致。这时德宗在奉天城中恨恨地拍着佩剑，后悔当初逃离长安时没有听取大臣姜公辅的意见杀掉这个祸患。
一场突来的灾难往往能暂时弥补掉内部的裂痕，造成一股同仇敌忾的气氛。德宗在奉天诏命全国各地兵马立即来援，十一月，各道兵先后至长安，李怀光也到达了奉天。杰出的将领浑瑊率守备军在奉天保卫战中奋死力战，保住了天子与流亡政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十一月二十日李怀光军在醴泉击退了朱泚，解除了奉天之围。然而现实就是那么无情，外在危机一旦得到缓和，内在的矛盾便立即还魂。
满怀怨气的首先是朔方镇的李怀光。李怀光本是粗疏之人，作为地方强藩，在某些利益上与那些因不满而造反的藩镇是共同的，此时既立大功，自矜其功之余，说话更是肆无忌惮，他当然还不能把藩镇的怨气直接发到德宗身上，便把矛头指向卢■。卢■立即反击，借助于德宗的力量狠狠地打击了怀光，命令他不必觐见并刻期收复长安。
但卢■的反击到这时已是强驽之未了，因为政治上要求此时必须有一个替罪羊，反对卢■与白志贞等人的强大舆论正是这种机制的产物，卢■已经回天无力了。德宗即使再怎么不愿意，也不得不于十二月十九日贬卢■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
又是一个新年到来了，这是德宗登基的第五个年头，公元784年。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新年！原先的种种努力没有任何成效，对付东方河北藩镇的勃勃雄心和强硬路线换来的却是更深重的灾难，一切新的气象都烟消云散。军事上，长安还没有收复，朱滔又勾结回纥为朱泚声援，李希烈攻陷了汴州；物质上，国家的财力已极度匮乏，关中与中原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损伤：政治上虽然取得了表面的一致，但政策仍然不明，上下不通，人心混乱。在现实面前，或者更多的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德宗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和陆贽走到了一起。
陆贽仍为翰林学士，但居中参裁，策划事宜，制定诏令，已是皇上不可或缺的辅弼了。奉天吏民，称之为“内相”，卢■等人也无可奈何。
这一年的正月改元“兴元”，颁布了由陆贽起草的《罪己诏》。
帝国的沉沉黑暗中似乎透出了一丝曙光。
无奈的选择：颁布《罪己诏》
时间是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策划者是陆贽。
皇上当然知道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制书。一段时间以来，天子的心里也很不好受，他常常愤愤地挥剑乱斫，向天仰望，喃喃自语。每次与陆贽交谈后，皇上一方面为自己的轻躁而后悔自责，但同时又忿忿不平，不明白一腔壮志换来的为何是满目的灾难。在奉天的朝会上，他望着垂手肃立的文武百官，经常是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陆贽坚信，只有一条路可走。
“陛下，”陆贽深思熟虑已非一日，“方今盗贼遍布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讳，臣虽愚陋--，”说到此处，陆贽已是奋发激昂：“亦可以仰副圣情，使反侧之徒革心向化！”
德宗心中充满了一种悲剧感，他对翰林学士说：
“国家厄运，罪在朕躬！”此话一出，皇上竟已是泪光晶莹，“……，朕……愿照卿之意，大谢天下，凡所反侧者，一概赦免，诸将赴难奉天者尽加忠臣名号，--苍天不负予！”
“吾皇万岁！”
序幕：走向九世纪(9)
罪已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天子替天行道，假如横遭危难或者民心怨腾，自然是因为违背了天道的意旨，才使上天降厄示警，在这种情况下，为免遭天谴，收拾民心，只能是痛自引咎。著名的经典《左氏春秋传》记载了最早的先例，也就是陆贽所说的“成汤罪己”。然而在后来的天子看来，天子的权威岂可如此等闲视之！所以就一般的情形而言，如狂风暴雨地震干旱等表现出来的“天威难犯”，帝王为天下计，倒是会下诏罪己以求上天的宽恕，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在人事方面，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天子像古代先王一样深切自责、痛心疾首过。德宗的罪已是一个典范。
这年大年初一发布的诏书表面上是大赦，中心内容却紧紧围绕着自我谴责展开，是一篇真正的《罪己诏》。陆贽写得恳切深痛、诚挚感人，可谓是发自肺腑。这当然是陆贽在某种程度上坚持的缘故，否则皇上不会下决心走这条无奈的道路。
当然，罪己绝非是盲目地丟弃原则，李、田、王等不过是自封王号，而朱泚却有性质上的不同，涂炭宗庙还罢了，僭越称帝，这是大逆不道的极致，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这是天下的共识。如果皇上对他姑息，那就是整个帝国的耻辱和道德伦常的失序，没有人会同意。所以诏书严正但同时不失理节地宣告：对朱泚，“朕不敢赦”。
天子在痛苦的抉择下作出了圣明的决定，这是国运攸关的大事。诏书在最后规定：
“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一匹匹快马，一级级驿站，把奉天的诏令传向四方。在战时状态下，帝国的交通虽然有所损害，但讯息的渠道并未完全隔绝。发布的方向当然也是有重点的：一是“山东”的田悦、王武俊和李纳、朱滔，二是河南的李希烈，三是占据京城长安的朱泚之众。德宗特别命令兵部员外郎李充具体负责河北地区的宣慰任务。
天下大悦。有消息表明，诏书传到山东地区，士卒们听后，皆感极而泣，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陆贽和德宗的努力没有白费，但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诏书提到的那些叛乱首领，却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打算。已自称大秦皇帝的朱泚不用说了，他只有一条路走到底，于是又更国号为“汉”，自号“汉元皇帝”，改元“天皇”。
王武俊起事多少出于一时的冲动，充其量也不过是因为奖赏不公而已。泾原兵变后，朱滔、田悦想乘机进兵攻击河北的官军主力之一李抱真部，气焰颇盛。如果再与王武俊合力进军，河北官军不要说回师勤王了，就是单单对付正面之敌都非常困难。李抱真感到压力很大，思前想后，只能用计。于是，派了一位谋士贾林前去王武俊处诈降，希望能用他的机智缓冲一下局势。
贾林此人果然有勇有谋，一见面就实话实说，言明此来非降，是来传话的。王武俊是契丹人，很有点胡人的豪爽之气，在贾林对利害的分析下一听动容，拒绝了朱滔的联兵之议，暗地里与抱真和马燧达成了停战协议，这使得河北官军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这种情况下，德宗《罪己诏》一下，王武俊便立即集合三军，宣布撤去伪号。
淄青的李纳、魏博的田悦无非是谋求名位世袭，现在朝廷既然有所表示，天子又如此通情达理，一时无话可说，便也上表请罪，表示归顺。
至于为人暴虐的李希烈，因为独霸淮西，又自擅强大，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此刻竟效法朱泚，也干脆自称皇帝，国号“大楚”，以汴州为基地，四出攻掠。
只有朱滔最工于心计。此时他已是朱泚的皇太弟，年初还以重金邀请回纥合兵五万西攻贝州，与朱泚首尾呼应。他也许没有想到德宗的赦书居然对他也网开一面，但这时他信心正足，自不会就此罢休。不过，他也给自己留了一点后路以备不时之需，并没有公开抵抗，只是不满于田悦对自己的阴奉阳违，发兵攻打，田悦闭城不出。
东方的局势稍有好转。但祸起萧墙：勒兵京畿的李怀光正怨气冲天。
怀光勤王的大功功不可没，要不是他击退了增援的叛军并及时赶到，奉天之围决非轻易能解。怀光性格粗野，语无遮拦，一路上都在大骂卢■误国，为这事连续上表，直到德宗不得已而贬卢■、赵赞、白志贞以示安慰。怀光还不罢休，又上奏弹劾宦官翟文秀，力请诛杀。翟氏可是皇上信任的人，此刻为安抚大将，德宗也顾不得许多了，只好舍卒保车。
德宗作出这些牺牲，只是希望怀光能立即去收复长安，使得自己尽早重坐龙庭。但怀光的不满并未就此消歇，他也知道皇上的用意，故意屯兵咸阳，逡巡不进。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值此生死存亡关头，幸好帝国还有一位忠臣，这就是检校工部尚书、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兵兴以来，李晟所部一直是绝对忠诚朝廷的直属力量之一，他也是急急从河北赶赴关辅的，此刻正驻扎东渭桥，逼视长安。
李晟治军有方，号令严肃。进驻东渭桥后，当机立断，马上合并了不受节制的刘德信部，秣马厉兵，准备进兵。怀光眼见李晟独当一面，十分担心。
怀光自忖，目下自己手中砝码颇重，可以有恃无恐。遂上奏皇帝说：克复长安事关重大，务须诸军协调行动，请求准予与李晟部合军。其用意无非是欲借此控制李晟。
德宗只要怀光能进兵，无有不可，下诏同意。
二军在咸阳西面的陈涛斜会师，筑垒未毕，朱泚就派兵杀到。接到探报，李晟急忙去见怀光。
“明公，”李晟为人向不倨傲，“朱泚若固守宫宛，倒是不易攻取，此番贼众敢轻离巢穴，可谓天赐明公以良机，不可失之！”
怀光此刻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只是苦于没有借口，哪里还想去和朱泚交战。
“我军甫至，人马未饭，岂可应敌！”一口回绝。
李晟长叹而出。
怀光对手下略有不满的将佐说道：“诸位有所不知，此间各道军马，赐粮皆薄，独神策军最厚。薄此厚彼，于理何安？！我已表奏圣上，圣上不日将派翰林学士陆贽前来宣慰，且观旨意如何。”
德宗真是无可奈何。他对陆贽说：
“眼下财用窘迫，哪里有这许多粮草！然若逆李怀光之意，势必使其军失望，横生事端，这真叫朕难办！卿可见机行事。”
陆贽一到，怀光当着李晟的面，拍着几案：
“将士们同是为国战斗，然而待遇迥异，如何叫他们心安？！”
陆贽无话可说，暗中给李晟打着眼色，希望他能先退一步。李晟会意，大度地说：
“明公是元帅，晟不过是领军受命而已。至于说到增减衣食。只要明公下令，晟无有不遵。”
怀光这下倒不好再说什么了。他也怕就此引起李晟手下士兵的不满，本来是想让李晟自己走这一步，现倒反让李晟将了一军。心中恼怒，但又不好发作，只好将怨气洒向陆贽，言下大是骄狂。
其实李晟知道情形已是箭在弦上，很担心被怀光吃掉，在此之前已秘密奏上一本，请求移军返回东渭桥。这时陆贽也已回到奉天，向德宗汇报了此行的情况，结论是：李怀光不仅奔寇不迫，师老不用，而且阻沮手下将士进取之志。皇上若一味姑息，不采取有效手段，变故将不可避免。
德宗忧心仲忡：“然则李晟奏请移军之事，如何处之？”
“臣在彼处，怀光已提到此事。臣当时担心他生疑虑，遂故意夸赞其军力强盛，怀光很得意，反而有轻视李晟之心，曾答应若圣旨同意，不反对李部移军。陛下不妨以此为由下诏怀光，就说既然卿已同意，遂敕李晟军允其所请了。如此辞直理顺，不怕他有借口。”
德宗半信半疑，犹还不相信怀光会就此造反。到了二月，一个个消息证明这已是一触即发的事时，皇上还心存侥幸，以为是小人的离间，又派中使去晓慰怀光。但李晟已等不及了，率部从咸阳结阵徐徐而退，从而免遭虎口。不几日，李怀光果然反叛，另外二支兵马酈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部由于德宗不同意移营，被怀光吞并。
序幕：走向九世纪(10)
二月二十六日，因为怀光将赵升鸾的密报，皇上终于得知怀光将在第二天偷袭奉天挟持天子，方才龙颜大惊。浑瑊当机立断。坚请舆驾即离奉天。于是，德宗再一次仓皇逃奔，从奉天又逃至陕西南部的梁州。
这才是二月份，看来新年并没有立即使形势好转，相反却越来越糟。不过，矛盾既然全面激化，那么，一切不是在冲突中灭亡，就是在崩溃后再生。帝国尚未走上绝路，朝廷的力量和号召力依然存在，正义也仍在天子一边，人情已经厌恶战争，叛乱诸镇的联防亦开始分崩离析，这一切表明，帝国政权在纷争的夹缝中依然存在着生机。
李晟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和陆贽、浑瑊一样，以自己的忠诚和勇敢在这个事态迫切之秋尽到了人臣的责任。此时此刻。他的状况是最危险的：一是处在朱泚和李怀光两支强敌之间，二是由于朝廷转移，部队供给也发生困难。可谓是内无资给，外无救援，处境十分艰难。
这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德宗在出奔的路上不住地问浑瑊：
“渭桥位于贼兵腹部，李晟与敌军兵势悬殊，是否能行？”
“陛下，”浑对李晟信心十足：“李晟秉义执志，势无能夺，以臣看来，必能破贼！”
德宗轻吁长气。
然而李晟却焦虑万分。从战略上讲，克复长安成为扭转整个战局的关键，既可以恢复天下臣民平叛的信心，又能重新掌握关中之地，从而与各道兵马对反叛力量形成夹击之势，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相反，假如一旦迟缓，朱泚、朱滔、李怀光、李希烈以及其他一些犹豫观望的地方势力必然会再行勾结，对朝廷形成新的威胁，这将无疑是致命的。长安务须收复，李晟铁了心。
在这种危机时刻还想要有所作为，精神支柱绝对不可或缺。李晟一向能以忠义激励将士，以自我的献身精神来调动全军的士气，此刻更是不敢松懈。但李晟在策略上做得更为成功。
他先是借手下大将张少弘之口，假传圣旨，宣布自己已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同平章事，以安众心；又写了一封措辞谦卑的信给李怀光，字里行间却谕以祸福利害。怀光见了，一时倒也踌躇得很。接着，李晟凭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便利，抢先在部队所在的京畿一带地区，以皇帝的名义征赋粮食，这一下军不乏食，声威大振，连李怀光都暗暗叫苦。
此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李怀光的轻躁之举纯粹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原因是李怀光的朔方军是一代功臣郭子仪的旧部，部下的将士对朝廷有着一种不能割舍的情感联系，许多人本就不愿跟着怀光背叛朝廷。加上粮饷将竭，在李晟的影响下，军众渐多离散。先是邠州的朔方留守将领韩游瓌杀死留后张昕，上表请受李晟节制；接着原神策将孟涉、段威勇率兵哗变，投归李晟，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怀光无奈，只得烧营东走，退向河中。李晟兵不血刃，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月，浑瑊派来的步将上宫望怀着诏书从小路抵达渭桥，传旨加李晟官衔，李晟流涕承诏。许多兵马开始向李晟靠拢，包括怀光军中反正的几支军队。同时，浑瑊与借来的吐蕃兵大败朱泚于武亭川。在河北战场上，已去王号的田悦被堂弟田绪杀死，田绪由此继任魏博节度使，并和王武俊与河北官军主将李抱真大败朱滔于贝州，迫使朱滔逃归幽州。攻克长安的时机已经成熟。五月三日，李晟引军抵达通化门。
形势又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不过，德宗故态复萌，一下子又急功起来，差一点坏了大事。
皇上先是迫不及待地向吐蕃借兵，不料吐蕃随浑瑊击败朱泚后大掠而去，又使他很着急。
陆贽道：“吐蕃贪狡，有害无益，得其引去，实可庆贺。陛下何忧之有？”
德宗一心只想着帝京能不日光复，又不便明说，便道：
“李晟、浑瑊兵少，怕实力不够吧？”
“吐蕃反复多端，一旦深入郊畿后暗结贼兵，则后果不堪设想。”陆贽何尝不知皇上的心情，于是把话说得很重：
“臣以为，戎兵不去，寇不能灭！”
陆贽这话一出，德宗也不好再说，但又担心众将逼近长安，不要又像李怀光那样逡巡不前，又道：
“贤卿此理甚善。不过，李、浑瑊军破敌攻城，当有规划，朕欲贤卿条疏计议，部署下去。”
陆贽一听之下，惊出一身冷汗，皇上的疑惧之心又来了。赶紧上言：
“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何况长安、梁州距离千里，兵势无常，遥为规划，未必合宜。决策九重之中，定计千里之外，岂得成功！”说到此处，陆贽干脆把话点透：“陛下，君上之权本迥异于臣下之权，所谓：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呵！”
此语触到德宗的痛处，皇上缄口无语。
五月二十一日，李晟正式发动攻击，只用了八天就一举克复。同时，西路的浑瑊、戴休颜、韩游瓌也收复了咸阳，并分兵追击逃窜的朱泚。朱泚逃至彭原县时，被部将射杀。
当李晟的破敌文告传到梁州时，天子下泪了。
“天生一李晟，是为社稷万人，不为朕也！”
随驾群臣无不动容。
七月，流亡数月的天子还驾回京，随行的各路骑步兵有几十万人，一路连亘数十里，长安士庶，夹道欢呼。李晟跪迎于路左，上贺“元凶殄灭，宗庙再清”，又使天子挥泪不已。
长安收复的消息迅速传遍。河中的李怀光处在官军的正面，显得有些孤立，权衡再三，只能上表请罪。帝国喘息甫定，自也无力再追穷寇，皇上下诏表示原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料前去宣抚的使节孔巢父处事欠妥，引起怀光和手下一些胡人的不满，又鼓噪起来，杀死巢父，再次抗命。
但不管怎么说，平叛的战事还是一步步走向成功。在河南方面，负责军事的王子曹王李皋击退了李希烈，收复了安州。在河北，马燧协同李抱真、王武俊再攻朱滔，迫使朱滔上表待罪。
转眼又到了深秋九月。德宗信步皇宛，眼见亭台依旧，池柳依然，不由得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正是去岁的此时，一次突来的严寒也卷来一场严重的灾难，使得舆驾西迁，饱受颠沛流离、失国丧庙之痛。每念及此，皇上就十分恼恨那误事的白志贞，同时，也想起自危难之始就不离左右的宫官窦文场来。“近卫之任，还是内侍可信！”这次变故使德宗彻底推翻自己早先的想法。
在一路逃难中，皇上既离不开陆贽，也离不了窦文场，似乎两人都是患难之交。其实，宦官和陆贽辈的忠诚是不能类比的，此中道理很简单：在武人得势的纷争之秋，文臣尚可以入幕为僚，而无兵无权的家奴除了跟随主子，是无处可投的。不过，家奴一旦拥有权势尤其是兵权，情况就不同了。
所以还在奉天时，有位大臣萧复就上言日：“宦官自艰难以来，多为监军，恃恩纵横。此辈只应掌宫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权国政。”皇上听了就不高兴。此番有了借口，德宗主意已定。
本月的三十曰，德宗正式任命窦文场监领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领右厢兵马使，开始以宦官分典贴身禁军，他当然不可能预料到后果是如何的严重。
又是一年过去。由于战事和蝗灾，财政再一次成为迫切的问题，新的一年，就是在江淮转运使韩滉发来的一船船粟帛中开始的。
漫漫贞元二十年
帝京的光复并不能说明天子的罪己已感动上苍，因为两河的李希烈、李怀光和幽州的朱滔仍在负隅顽抗，帝国还须征战讨伐；而去岁以来，旱蝗肆虐，草木无遗，以至京畿大馁，道馑相望，又使得稍有转机的形势变得严峻起来。所以，天子还必须继续反省自己，以匡扶天下的德政拯救帝国的宗祧和黎民百姓。于是在公元785年的元日，德宗又发布大赦令，并改元“贞元”。
这场战事已持续了将近四载，任何一方都已经无力再作持久的打算。朝廷既然在几次决战中取得了胜利，也就证明了维持一种大家庭的力量依然存在。未过二年，大规模的抗争终于以妥协结束：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六月，朱滔死，诸将奉刘怦知幽州军事，上表求归；八月，李怀光穷迫自缢，部下断其首出降，河中平。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毒杀，淮西一镇至少也在名义上归顺了朝廷。甚至到了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德宗在压力下还终于答应了与回纥和亲，从而又使得吐蕃势弱，不能复为大害，边疆亦暂告绥靖。到这时，尽管天下并不安宁，但天子心中的“外患”毕竟是大大减轻了。也许“贞元”果真是一个吉兆，从此以后，德宗皇帝再也没有更改过年号。就这样，“贞元”记录了二十年的漫漫岁月。
皇上已步入了中年，他的朝气与壮志正在时光的流逝中渐渐地消磨着。
序幕：走向九世纪(11)
对一个集权帝国而言，内忧与外患永远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大敌当前，反而能弥合内部的裂痕，而当外患一旦消减，内忧却不时滋生。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的大赦没有立刻使二李革心投诚，却使另外一个人高兴地手舞足蹈，这就是建中四年（公元783年）被贬为新州司马的卢■。
卢■当然也在大赦之列，由新州司马移任吉州长史。他太了解皇上了，知道皇上此刻正陷入了一种无所寄托的忧郁中，一定会想起他的。“吾必定会再次入朝！”卢■对人说。
真给他猜中了，皇上果然任命卢■为饶州刺史，命中书舍人袁高草拟诏诰发布这一决定。正直的袁高对德宗的做法十分不满。
这时宰臣是卢翰、刘从一、李勉。袁高对三位宰相说：
“卢■为相数年，鸾驾播迁，海内疮痍，如何又调任大郡刺史？！望三位相公力谏圣上。”
卢、刘摆手拒绝，李勉低头不语，袁高见状，气得掉头就走。
卢翰拿着“词头”直接从政事堂后门走进中书舍人院，吩咐其他舍人撰写。第二天，诏书颁布，袁高拗起性子在殿上不肯宣读，与另外两位大臣陈京、赵需出列力争。
德宗说出他的理由：“卢■亦在大赦之列。”
袁高谏道：“大赦只是宽囿其罪而已，岂可再以刺史授之！”陈京等亦争之不已，皇上忍无可忍，多日的怒火突然发作，大吼道：
“朕就是以为卢■可用，尔等不须再奏！”皇上的衣袖呼呼生风，左右的侍从吓得连退几步。
赵需等几个人被皇上的威怒所震慑，想从殿前退下，陈京对他叫道：
“赵需莫退！此乃国之大事，吾等当以死力争！”
此话一出，举朝肃然，一下子静了下来。
德宗听了陈京这话，心里倒也有点感动，觉得自己刚才的举动很失态，便挥挥手道：“好了，尔等退下吧。朕自有分寸。”
四天后，德宗的“分寸”只是任命卢■为州别驾。不过，皇上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朝中总有互相排挤、打击的敌对现象存在，似乎他们谁也容不了谁。一段时间以来，天子有理由认为，朝廷中的相互争讧是国家衰败的症因。德宗有时从刘晏、杨炎、卢■一直想到眼下的当朝宰相甚至封疆大吏李晟、浑瑊等人，觉得他们一个也不可信。究竟应该任用何人呢？天子困惑日甚。
不久，宰相刘从一有病不能理事，德宗征召远在剑南的张延赏入相。
德宗对张延赏印象不错。天宝以来，由于用兵南蛮以及皇驾屡幸等原因，剑南西川三蜀之地负荷奇重，加之内乱频作，兵革屡扰，把好端端的天府之国弄得衰弊不堪。延赏在建中初年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薄赋约事，动遵法度，使得情况大有好转。天子逃难梁州时，多亏了延赏大量的贡奉才得以维持住局面。对延赏在危急时刻的竭忠尽力，德宗没有忘记。
然而此时驻防风翔的李晟却大为着急，凭着靖难功臣及“西平郡王”的身份，急急上奏皇上，认为张氏过错甚重，不宜进用。德宗览表不悦，但李晟乃国家重臣，意见难违，于是迁延赏为左仆射。
照理李晟没有必要为这件看起来与己不相干的事情大动肝火，为此，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猜测可能是当年李晟赴剑南抗击吐蕃、南诏联军时，曾强取了成都的一位官妓而被延赏派人追回，由此两人交恶。这话很不好听，不过倒也确非空穴来风之论。德宗得知其中就里后，真是无可奈何。
具体问题总是让人不知不觉地实际起来。到这一年的年底，尽管朱滔、李怀光相继败亡，但去年的灾荒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国家的财政又一次步入危机。贞元二年正月，德宗任命崔造、刘滋、齐映为相。三人之中，刘滋端默雅重，齐映谦和言美，均无所是非，政事多决于崔造。
崔造是当年刘晏的亲密战友，刘晏遭杨炎、庾准诬奏伏诛后，崔造也被贬为信州刺史。崔造的入相无疑是治理窘迫财政的需要，他资历虽然不深，但因久居江南，对帝国的漕赋转运有很深的了解。
朱泚之乱平定后，天下户口，三耗其二，京畿与中原之地尤剧，帝国对江淮的依赖逐日为甚，相对来说战乱不多而又较为富庶的江南数道担负着帝国一大半的用度。这一任务主要是由水陆运使、度支使、各地巡院以及江淮转运使完成的，其中最最重要的是江淮转运使，当时担任此一职务的是著名的韩滉。
韩滉在大历、建中年间本与刘晏共同负责天下财务，但因为过于严苛，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被刚即位的新帝德宗罢免。不过，韩滉从此却有了更多的机会苦心经营自己的独立王国，移镇镇海军后，安缉百姓，均其租税，未及一年，境内大治。泾原兵乱后，河汴骚然，李希烈又肆虐淮西，大有窥江之志，韩滉遂闭关锁江，筑城池、修坞壁，扩建水军，守境不出；同时又拆佛寺道观建立馆第数十处，对外宣称说国家多难，此亦不外乎申儆自守，以备鸾驾之意。但这只能糊弄外人，却没有骗过崔造，他对韩滉的小算盘清楚得很。
岂止如此，崔造对其他各地钱谷诸使诸如此类的擅权自利、欺上罔下行为更是非常反感，所以一到任，便采取了行动。
崔造上奏德宗：天下钱物转运，改由各道、各州选官送达京都，诸道转运使、巡院并江淮转运使诸职皆宜罢停；中央政府的度支、盐铁诸使，亦应改由尚书各司负责。各种具体运作，由政府委派宰臣兼理。
崔造的改革之议颇近似于当初杨炎的做法，不过，杨炎主要是针对刘晏个人的，而崔造此举却是出于对财务弊端的真正厌恶。
德宗很为难。江淮转运使是韩滉，朝廷正仰给其源源而来的漕赋，如何能罢停其责？！
韩滉听说此事后立即上奏：司务久行，不可遽改！
皇上只好折中处理。德宗批复中书门下说：仍以韩滉为江淮转运使，余如崔造所条奏。
户部待郎元琇与崔造关系一向不错，在此事上也是崔造的坚定支持者，见了皇上的敕令自忖：韩滉性格刚烈，眼下职责隆盛，势力日增，长此以往，朝廷恐更难制约。于是上奏道：“陛下，臣等条议此事以为，江南漕米自江至扬子县凡十八里仍请韩滉主持，扬子以北，由臣负责。如此可两相不误。”
德宗然之。
韩滉这下勃然大怒，上书直指元琇：崔造奏停诸使，独以元琇主持盐铁，盐铁之务过失严重，元氏岂是人选！
德宗明知韩滉是出于不满，但却毫无办法。三月份以来，京中情形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禁军兵士都公然在大道上叫骂，皇上束手无策。面对元琇的奏议，德宗左右不是，忧虑重重。
天子当然不会忘记泾原兵变的伤痛，他也清楚地知道当前的局势会带来什么后果。皇上日日在宫中遥望东方的渭桥码头，心里暗暗地祷告。
序幕：走向九世纪(12)
也是大唐命不该绝。秋日的一天，驻守陕州的陕虢都防御使李泌在黄河中看到了从江淮而来的漕运船队，立即把这一情况快递上京。
德宗览毕已是欣喜若狂，慌不择路地跑进东宫，对太子大喊：
“漕米已到陕州了！漕米已到陕州了！……我父子得生矣，……”父子竟抱头痛哭。
韩滉的三万斛漕米拯救了天子和帝国，德宗这下更是无话可说。十一月，韩滉来到了京师，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崔造的一切改革尽数停止。韩滉又一封封奏疏指责元琇，德宗无法，只得将元琇罢职，又贬为雷州刺史，并贬崔造为右庶子。崔造又气又怒，一病不起。
元琇无罪遭贬，举朝不平。韩滉恃功倨傲，目空一切，又使朝野人心摇动。刘滋、齐映怕事，敢怒不敢言。袁高再一次挺身而出，抗言上疏，但被韩滉指为朋党之论，未被皇上接受。
幸好第二年的二月，韩滉病故了，总算使大家松了一口气。但麻烦还是不免。
刚刚入相一月的张延赏终于得获其志。此公亦非常注重个人好恶，他对很多人不满，主要有两个人，一位自然是李晟，另一位却是齐映。
严格说来，张延赏可算是齐映的师辈。当年齐映在东都应进士举及博学宏词试时，延赏已是河南尹、东都留守，非常赏识齐映。延赏为李晟所败而迁为左仆射后，心下不甘，经常指使已是宰相的齐映为他办事，或对政事指手画脚，或为亲属谋官，不想齐映却不买账，多不答应。延赏这一怒非小。
此时延赏亦得入相，机会终于来了，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的正月，齐映便被他排挤出京。之后，延赏的矛头就直指李晟。
其实天子对张、李之嫌十分清楚，自然不愿意国家重臣之间有若许隔阂。任命延赏之初，正好李晟入朝，皇上便下诏令两人讲和，甚至还命韩滉作些工作。李晟倒是有心讲和，主动提出两家结亲，但延赏仍是拒而不许。
李晟很感慨，对人道：“武人性快，杯酒之间可释旧恶。文士虽修睦于外，往往却是蓄怒于内，实在太难打交道了！”李晟预感到大祸将至，十分担心。
尽管延赏出于私愤经常在皇上面前说李晟不宜久典兵权，但实际上这也未尝不是德宗内心暗有的想法。拥兵大将生事邀功、尾大不掉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皇上不能不多一个心眼。实在的，德宗的日子并不好过，他经常处在惴惴不安的焦虑中，虽然已没有那种冲动的折磨，但时时的疑惧也使得内心很不平静。一半是因为担心，一半也是由于皇上的阅历丰富了，德宗下了决心卸去了李晟的兵权。幸好此举没有引起大的波动，这里面李晟的明白事理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三月，册拜李晟为太尉、中书令、奉朝请，以优渥的待遇结束了李晟的戎马生涯。
在这段时间内边境情况很不好，浑瑊、马燧以及李泌都在为对付两大劲敌吐蕃、回纥而奔波。本来李晟是吐蕃很畏惧的人物。却不幸被罢兵权，很使得亲者痛仇者快，武官们为此议论纷纷。外敌当前，是战是和，皇上实在拿不定主意。这时延赏也卧病不起，德宗终于说服了李泌出任宰相。
李泌可是三朝老臣了，因为信奉道教并身体力行的缘故，似乎对人世的祸福盛衰深有理解，一向不愿做官。先帝代宗出于对他的钦佩逼着他娶妻还俗，进京入仕，但他还是不肯担任宰相。李泌的心智甚高，对人心世事的揣度十分高明，一直都能独善其身。他的精明还在于对天子的心理能够准确地把握，见机行事。随时应变，在许与不许的夹缝中游刃有余，以求得可能的最佳结果。且不论此中是非如何，这一点确实很难得。
李泌为相两年，此后是董晋、窦参并相，五年间形势尚还比较缓和。
其间的贞元二、三年左右，有一位叫王叔文的南方人来到京城长安。当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
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开始，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
四月，久遭他人排挤的陆贽得以入相，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才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全力报效的机会，陆贽自然十分珍惜。不过，皇上却越来越消沉，其征兆是非常多疑，事事小心。陆贽在任期间为此屡屡上疏，但除了留下了厚厚一大摞奏稿之外，并未产生太大的效果。
此时，在天下人的心目之中，朝中出了一位大大的奸臣，这种想法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朝野上下人人疾之如仇。要说这位万夫所指的奸佞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卢一力提拔的裴延龄，其时他正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使，主持财政事务。
德宗就像当年对卢一样，其他人越是反对，他对延龄就越是信任。天子从以往失败中总结的教训是不可尽信于人，尤其是当权宰辅，因此他同时需要有一种互相平衡互相牵制的势力来维持政局。皇上独揽大权、事必躬亲属于前者，而任用宦官主持禁军则无疑是后一种想法的结果。
目的既然不可能无限接近，那么平衡永远就是暂时的、流于表面的。这年的六月份，左神策监军窦文场借故奏罢了另一位神策统将柏良器的职务，开始专权军政，这是第一个重大的变化。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两位年轻人柳宗元、刘禹锡考取了这年的进士。前宰相窦参被诬有谋反意图，远贬赐死。
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二月，陆贽终于被贬离京。谁都知道这是因为裴延龄等奸佞的诬谮诋毁，但出于畏惧，敢怒不敢言。然而有一位怪诞之人可不理这一套，此公姓阳名城，据说是一位无所不通的饱学之士，隐于中条山修行数年，很有隐逸之名。李泌与他十分谈得来，力荐天子征召人京，阳氏坚辞不果之下，被授为谏议大夫。此时阳城闻说陆相被罢，竟率领数名有胆略的谏官去伏阙上书，力言陆贽无罪。此事轰动了朝野。
对现实的叛逆总能引起人们心中的共鸣和隐隐的快意。八十多岁的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后跑到阳城等人立候天子的地方延英门，兴奋地大叫：“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
德宗当然大怒，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准备严办。太子李诵这时表现出了他因不在其位而具有的先进性，在德宗面前开脱，阳城这才获免，被改任国子司业，国子司业就是帝国最高学府“国学”的副长官。不料阳城在任上不久，又因保护一名以言论得罪的太学生薛约再一次触怒了皇上，被贬为道州刺史。这时候，二百七十名太学生连续几天集体诣阙请愿，希望德宗收回成命，但被宫吏借故阻隔，奏疏未能上达帝听。
陆贽的离京可算是贞元中期第二个严重的变故，从此，帝国的朝廷少了一位始终坚持自己理论和信仰的人，皇上身边也少了一位饶舌者。陆贽在忠州别驾的职务上度过了下半生，在这近十年当中，他只能杜门谢客，闭关静处，寂寞地编写医书，把自己对国家的一腔忠诚倾注在五十卷的《陆氏集验方》上。陆贽最后的十年也是德宗最后的十年，时光流逝中，皇上还有一种偏激也越来越严重：或许是受财资掣肘的痛苦感受太强烈了，德宗变得十分好财物。于是各地官吏竟贡“羡余”，进奉之风大盛，以至于贿赂公行，量职求直，政风日趋败坏。
贞元十九年癸未，即公元803年，德宗六十二岁。这一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只是京畿一带从正月到七月一连六个月没有下雨，收成很不好。在人事方面，三月，淮南节度使杜佑再入朝，被任命为相。杜佑是刘晏之后一位出色的掌记治民专家，亦颇有富国安邦之术，可惜的是生不逢时，所能做的也只是修葺补正而已。司农卿李实出任都城长官京兆尹，为政暴戾，却独受皇上宠爱，士大夫为之侧目。窦文场致仕退休后，本年六月，内给事孙荣义、杨志廉分任神策左、右军中尉，娇纵招权，势力益盛。此外，地方上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叛乱。
一切虽然很平静，但朝野内外的沉重气氛还是让人惴惴不安。其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尤使朝廷百官们感到异常困惑。有一位叫张正一的大臣给德宗上了一本，不知何故，被皇上单独召见了一次。这本来很平常，大家根本都不以为意。不料，几天后张正一和与他相处不错的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人突然被贬，人们莫名其妙，不知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京城中谣言四起，猜测纷纷。然而人人都不敢明说。
九世纪的帷幕已经拉开，帝国未来的岁月向何处去？
悠悠岁月从头说……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1)
本期济仁义，今为众所嗤；
灭名竟不试，世人安可支！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
一
王叔文正举棋不定。
棋枰上燕起鹤落，黑白两块大棋交织在一起，呈盘根错节状，从边隅一直漫布至中腹广阔之地。列阵双方短兵相接，终成水火之势：在断点处扩展开来的黑白子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大劫，生死之搏，在此一举。
叔文并非是对棋局感到茫然才迟迟不落子。其实他看得很清楚，这一劫他已是稳操胜算：纵观棋局，他的白子气长势强，而黑棋却明显是愤而不顾，侵地无方，由于过分强硬不防谋断而终于被白棋抓住了机会，一举切断。棋由断处生，在彼厚此薄的情况下，黑棋的弊端已暴露无遗。
但此时此刻，叔文却是身在局内，心在棋外。在他看来，纹枰上的方目直道与星星点点简直就是一张覆罩一切的无形巨网，正在他的手中跃跃待出。然而，是张置疏远，多得道而为胜，还是务相遮绝，要以争便求利，叔文能让棋局惟心任运，却常常感到在如棋的人生搏斗中还是势单力薄。他可以打胜这个生死劫，但不能改变自己的劣势。叔文此时真可谓是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他拈起一粒白子，但这一子似有千钧之重，如何落得下去！
叔文是当之无愧的大国手。他大半生浸淫此道，凭着弈棋擅国而升堂登殿，以棋待诏，入为太子侍读。弈之一道教给他的东西太多了，围奁象天，方局法地，黑白分阴阳，直道神明德，成败臧否，行之在人；方寸之间的云诡波谲，天道王政似可尽譬于斯。“器用有常，施设无祈，因敌为资，应时屈伸，续之不复，变化日新”，这是弈之旨，也是治国之道。叔文对此深信不疑。
叔文是南方越州人。早从肃宗时开始，南方就已是中央财政的半壁江山，时至今日，北方州县贡赋不入的现实决定了朝廷只能加重对南方的搜括。竭泽而渔虽是出于无奈，但带来的后果却相当严重，南方与北方中央的离心力越来越大，一大批出自南方的新兴人士怀着对民间疾苦的强烈关心和改善政治的理想来到长安，叔文也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