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文对此是不能忍受的，假如允许这么个一介小官如此猖狂，威严何在？！叔文决心杀一儆百，遂请执谊出诏命将之斩首，但是执谊不同意；叔文又要求在大理寺就地杖杀，执谊还是不同意，叔文心中积聚多日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当着不少人的面，大骂韦执谊忘恩负义，弄得朝廷中人人皆知。刘禹锡、柳宗元都是出自执谊的提拔，也不好对此妄加评说，一时间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郁。六月二日，执谊将羊士谔贬为汀州宁化县尉，算是作了一点妥协，但是人们都已清楚，两个最主要的人物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了。这对反对派来说，是莫大的喜讯。
刘辟此时还在京城，游说王叔文既不成，便转而执行另外一项任务。六月二日羊士谔被贬，他怕王叔文拿他开刀，吓得连忙逃出。不过，他走得很放心，因为一个月来，他已同宫中的某些人达成了共识，并已通过剑南节度的驻京机构“剑南进奏院”快递给韦皋，这个共识就是：扳倒王叔文。刘辟只是可惜自己不能亲眼看到这一切。
俱文珍当然不能让剑南一道独撑局面，那样的话，声势就太小了，也有点弄虚作假的味道。让他欣慰的是，太原严绶处的监军李辅光已有消息表明，河东节度使严绶亦将出面。另外，荊南节度使裴均是自己的旧识，当年都在窦文场门下出入，自也不会不给面子。看来一切都已就绪，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六月十六日，韦皋的《请皇太子监国表》递到了门下省，请皇上“权令皇太子亲监庶政”；同时又有《上太子笺》，出语就更直接：
“圣上远法高宗，谅荫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树置心腹，偏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愿殿下即日奏闻，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
高宗因体弱多病，遂有武氏代唐之事，这是本朝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件事。韦皋把今上比作高宗，又曰“所付非人”，连带把当今天子都责备了一下，若非出自授意，恐怕没有这么大的胆子。笺中还直接点名道姓，直呼“群小”，更显得是有备而来。两天不到，严绶、裴均的笺表继至，内容相同。门下省按照本朝处理臣下上书的制度，覆奏画可，加印转发，这一下，朝中很多人振奋不已。有重兵大将作为后盾，所有的人都似乎有一种公理在身的感觉，大大地出了一口闷气。政治有时就是这样，能够使人一刹那间感到身心舒泰，就是正义和符合公益的行动，没有人也无需人去讨论它是否真的正确。
叔文已经无计可施，他的权力已被削弱，一切只能靠王伾和李忠言维持这艰难的局面。他知道，这一局棋已到了危急的地步，如果不赶快扭转这种局面，失败将不可避免。然而，在六月十七日这天，也就是韦皋上表到达京城的第二天，韩泰从奉天驰归，彻底打破了叔文的幻想。
韩泰已在奉天等了将近半个月，最终也无人前来报到。他这才反应过来情况有了变化，于是星夜快马加鞭，赶回长安。
风尘仆仆的韩泰一见叔文，声音哽咽：
“王公，韩泰有负重望！与范仆射至奉天时有半月之久，无一兵一卒至。可能大事不好！”
叔文自然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但他不明白这一计划是如何走漏风声的。叔文已觉得整个人像是坠入了无底的深渊，眼前一片黑暗。
“奈何！奈何！”叔文已失去了方寸。
韩泰搓着手，急得在原地踱步，也想不出任何良策。
户外，又是一轮夕阳摇摇欲坠，飘动的暮霭随着业已闷热的微风压在初夏的长安城上，让人喘不过气来。叔文和韩泰默默地相对而坐，谁也不说话，谁也说不出话来，汗水从额上滑下，从后背透出，浸湿了衣衫，他们都浑然不觉。
一个声音打破了寂静，“大人！大人！”一位王府家人惊慌闯进来，惊慌地叫道：“大人！太夫人不好了！”叔文忽地站起，脸色顿时刹白。
叔文的母亲病重已有时日，尽管老人家年岁已大，患病也不轻，但叔文没料到会有什么不测。这几天的事情一天接着一天地发生，叔文甚至无暇到母亲的病榻前问候。这个消息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母亲亡故则必须服丧，这是伦常对人子的要求。母丧同父丧一样，是五服的第一等，起码要停职居哀三年。如不是非常情况，比如皇帝下诏“夺情”“起复”，是不允许有所变通的。这不啻于置叔文于死地，难怪他要如此惊慌不已了。
可是，叔文的悲剧命运似乎无法避免，内院中一片低沉的哀号声说明了一切。未过多久，韩泰看见叔文缓步走出后闺，来到中院，抬起头望着微暗的天空，热泪满面地喃喃自语：
“天其丧予！”
第二天一大早，叔文平静地吩咐人准备五十几担酒食带到翰林院，就绪后，以度支使的身份命人去请宫中诸内侍。诸宦官不知叔文有何用意，陆续来到翰林院就座。其间有俱文珍、薛盈珍、刘光琦、薛尚衍和解玉，李忠言带了两个小黄门也来到院内坐定。
叔文一言不发，先走过一圈，给每人塞了一块黄金。然后命人给诸内侍斟满酒，自己举起酒盏，对座中诸人道：“叔文请诸位先饮过此杯。”言罢，一干而尽。
俱文珍等人没有动，只有李忠言默默地饮干了杯中的酒。
叔文又加满酒卮，对他们说：“羊士谔诋毁叔文，叔文将杖杀之，而韦执谊懦弱不敢；刘辟以韦皋之势威胁贿赂叔文，叔文欲集众斩之，韦相又不同意。叔文是堂堂正正的人，每想到让这两个凶徒逍遥法外，心中不快。”
众人不知他还有何下文，都不说话，惟听俱文珍“哼”了一声。
叔文不动声色，继续说道：“叔文自判度支盐铁副使以来，所作所为，皆为国家兴利除害，又创获无数钱财以资国用，可谓有目共睹。”
俱文珍料到此刻叔文不敢把自己怎么样，站起来打断他的话：“王大人此言何来？！自大人出任度支，不见一日以簿书为意，但见与人窃语公署而已，今云‘兴利除害’，岂非笑谈！”
叔文瞧着他，依旧是面不改容，对侍吏道：“为俱内侍满酌一杯！”转向俱文珍，“请俱内侍与叔文对饮这杯！”俱文珍见状，举起酒卮仰头喝下。
叔文又说：“叔文母亲病重，因为身任国事，不能亲侍医药。看来这两日不得不告假归侍，叔文为国竭心尽力，不避危难，但为尽忠报君而已。一旦离职，百谤交至，届时不知谁能见察此心，以一言相助否？”
俱文珍又忍不住：“大人既自称为国尽心，又何虑他人毁谤？！”
叔文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不停地劝酒，在座的人也不说话。有人起身如厕，听到廊下的两个王叔文家人正在那里窃窃私语，一人道：“母亲已亡，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另一人道：“说的正是。”这位宫里的人连厕所也不去了，急忙回来悄悄地告知俱文珍。文珍一听，心中昭然。
第二天，叔文又故伎重演，把众宦官们又请到翰林院。但这一次，叔文却不再像昨日那么谦卑温和了，脸上隐隐带有一种杀气。他在酒宴上只说了一句：
“叔文专来告知诸位，圣上龙体业已恢复，此刻正在皇苑中猎兔，上马如飞，一如当年。敢有异议者腰斩！”
说完，拂袖而去，留给座中诸人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慑感。俱文珍与其他人都感到，王叔文已开始孤注一掷，“来得正好！看你还有什么花招！”宦官们有恃无恐。
六月十九日，叔文终于宣布，以母丧去职。真是天赐我便，不少人额手加庆。
叔文是出于无奈，而不是退缩。此后近二十多个日日夜夜里，叔文和刘、柳、凌、韩等人苦思计策，希望能够起复官职。韦执谊已在考虑退步，已经不能依靠，他们只能设计另外两种方案，一是通过宫中的李忠言一派，借助于病重的顺宗作为天子残存的威慑力：一是求助于宰辅杜佑，争取一些朝臣的支持。王担负了这一计划的主要工作，连续多日每天来回于宫中和杜佑府，先是请起复叔文为宰相、总领北军，结果当然是徒然；后来又降求为威远军使、领“平章事”，又未果。这种情况下，反对者如何还能让你王叔文再任要职，并且还是拥兵大权？最后，胆小的王伾第一个垮了，他在这个考验人的时刻暴露了他缺乏信仰的致命缺点，他的神经终于崩溃，他想要逃跑。这天，王伾屡次上疏没有回应，在翰林院等到夜里，忽然仰身倒下，口中叫道：“王伾中风了，王伾中风了！”第二天坐车回宅，从此闭门不出。
在杜佑和新任副使潘孟阳手下工作的会计专家陈谏是第一个受害者，因去请示离职的王叔文而被赶出朝廷，贬为河南少尹。
时间到了七月，在俱文珍等人看来，时机已经成熟了。太子的意思也很明确，目前已到了解决宫中不正常局面的时间。俱文珍等人一合计，现在是外有藩镇声援，内有朝官支持，既有神策军在手，王党又失势无靠；太子英明睿智，足为依持，可以下决心了。
七月中旬，首先是宫中的人发觉，往常侍疾皇上的内侍李忠言突然消失了，再也没有露过面。有人说他已重病在身，命在旦夕。后来，皇上的宠妃牛昭容也消失了踪迹，人们再也没有看到她，只是发现宫中的一个旁殿被禁闭起来，任何人都不得入内。但所有这些，并没有引起什么更多的注意。
七月下旬的一天，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等人奉诏入宫。在太极殿侧阁，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薛尚衍正等着他们，在座的还有一位东宫的内侍西门珍。俱文珍对翰林学士们宣布：“皇上有旨，令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请诸位学士即刻草拟诏诰。”
七月二十八日，诏书发下。百官在东朝堂朝见太子，太子哭着宣布：因圣上未康，寡人权监国是而已，就不答百宫的拜贺了。群臣无不感泣。
王叔文：乾坤一局棋(8)
八
太子站在父亲的榻前，四周阒无一人，他已下令不许一人进来。
望着已经不能动弹的皇帝，太子心里思绪万千。他这时才真正明白为什么皇上迟迟拖延册立法定的继承人，照这种样子，任何人都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更何况那些不满于他这位嫡长子的小人呢！想到此，太子不禁咬牙切齿：“王叔文，你的末日到了！”
将近一年了，太子都在忧虑不安中度过，重病在身的父亲能够顺利登基只是让他稍稍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实在的危机却比以前还有严重，竟然有人阻挡他合法地入居储位，这差点令他昏厥过去。幸好，几个月的努力改变了这一状况，过去发生的看来只是一场可怕的梦魇而已。太子知道，要达到目的还有一些障碍，但在他心里，对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无所畏惧了。太子的决心已下。
七月二十九日，在麟德殿西亭，太子朝见来使，会晤宰相昭告天地社稷，开始“权勾当军国政事”的工作。但太子的重点显然不尽在此，他整个一天的其他时间里都与他的可靠支持者--先帝德宗的任使旧人、掌握中央神策禁军的宦官们秘密会商，策划着下一步，也是决定性一步的具体措施。让太子感到欣慰的是，所有皇上身边的内侍都一致认为：皇上的身体己不能支持，皇上本人也早已“厌倦万机”；他们还说，朝中百官从国家社稷出发，也已经纷纷表示，假如皇上引退，似乎更有利于帝国结束目前不正常的现状。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初二，太子监国两天后的这天夜里，太子和他的亲信东宫内侍西门珍、吐突承璀几乎是一夜不寐。第二天，二位东宫内侍又与俱文珍在内侍省会晤了半日，当天中午，翰林学士们再一次被召入宫，在皇上的寝殿太极殿接受了俱文珍宣布的皇帝诏命。八月初四，发下了皇上的禅位诏。
诏书说：朕获缵丕业以来，严恭守位，不遑暇逸，然天佑匪降，疾恙无瘳，不能奉宗庙之灵，实实“有愧于心”。一日万机不可以久旷，天工人代不可以久违，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居兴庆宫，请所司择日行册礼。
八月五日，已是太上皇的顺宗正式告别了只坐了七个月的皇帝宝座．坐在步辇上，在宫侍们的簇拥下迁居兴庆宫。兴庆宫位于长安东郭，是本朝的玄宗皇帝所置，因在大明宫及皇城中的太极宫之南，又称南内。顺宗的身体虽然已彻底地崩溃，但他被抬进宫中的花萼相辉楼时，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他那尚未完全失效的神智告诉他，自己正在遭受严重的迫害。可怜的顺宗突然疯狂地蠕动着身体，喉咙里发出一种模糊的呢喃声，但这已经太迟了。有几位宫中的老侍卫望着这一切，痛苦地低下了头。
这天，太上皇又有诰：命太子宜于本月九日即位，并改元“永贞”，大赦天下。
还未到九日，初六这天即有制命贬王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驰驿发遣。开州和渝州两地分别距京城一千四百六十里和二千七百四十八里。
八月九日，太子正式即皇帝位，历史上称之为“宪宗”。因为德宗灵殡未出，而太上皇又在兴庆宫，太子下令不于前殿含元殿即位，以示对二位先皇帝的崇敬。
九月十三日，新帝诏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万象更新带来的是心旷神怡，没有人去关心帝国的宫廷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事情发生得太快太蹊跷了，还是有不少传言流到了京内外。
九月下旬的一天，有一人悄悄地从京城来到秦州普润县求见陇右经略使刘澭，自称是山野侠士，名叫罗令则，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相告。
这正是顺宗禅位称太上皇不久，刘澭很敏感，传令士兵屏后埋伏。
“令则从京中而来，专请使君出兵勤王。”
刘澭一震，喝道：“山人请谨慎其言！此话怎讲？”
“令则有太上密诏！”
“密诏安在？”
“事出无奈，太上只使令则传口谕而已。”
“这如何叫本使相信？”
罗令则凛然而言：“宫中内禅，实乃太上事不获已，现下人主幽闭旁宫，阉竖拥兵擅权，列祖大业，系乎一旦！太上素知使君忠义孝勇，深晓逆顺之理，故将宗庙兴危尽付于使君，诏令使君赴京行废立之事。”
刘澭心里已是惊骇万分，他控制着自己，尽量平静地说：“然则废立若何？”
“使君请递掌过来。”令则不露声色。
刘澭伸过已经略显颤抖的右手，只见令则在他掌心划了几个字。
刘澭已感觉出来了，他的心猛地一缩，汗水淋淋而下，他还来不及考虑得失，一种简直就是本能的反应促使他一拍几案：“大胆狂徒，竟敢妄构异说，左右！给我拿下！”立时就有几名刀斧手冲进来把令则按倒。
令则大呼：“刘澭，你可要想清楚！宗庙倾覆，你就是千古罪人！”
就在这一刹那间，刘澭已权衡过了，其实也无须斟酌，两派的力量对比本就一目昭然，刘澭不是个傻瓜。
“左右，给我用刑，叫他供出指使之人！”
令则知道事情没有成功，一种悲剧感涌上心头，他猛地挣脱了按住他的兵士，大声说道：“不用动刑，我罗某不是怕死的人！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等同志甚多，约与德宗迁葬时发动，这是太上之旨，你就是知道了也没有用！”
刘澭大骇，急令严加看管，又着人星夜驰驿报闻长安。宪宗览表，脸色都变了。
未过几天，罗令则被押到京城，禁军又大肆搜捕，共获得十数个嫌疑分子，即刻全部杖杀。
十月初二，曾经有望承德宗皇帝入继大统的舒王李谊在销声匿迹几天后突然被宣布去世。新帝废朝三日。
十四日，提前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崇陵，庙号“德宗”。
朝中仍处在一片欢腾之中，对其他事浑然不觉。往常那些闭门不出、缄默不语的朝廷重臣和求进不得的失意者们纷纷出面，庆贺胜利，尽管谁也说不清这种胜利是否属于他们自己。一切的不满、怨气、仇恨都需要发泄，政治上的变化给了他们以机会，于是群言沸腾，万夫所指，都加在卑贱而暴起的王党成员身上，这种攻击是如此的同心协力，以至于此时此刻所有的行动都显得是那么的合理，包括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大正常的一些怪事。
韦执谊只有沉默，袁滋和他的岳父杜黄裳已被委任为宰相，主持事务。新帝暂时还没有把他这位朝廷的前第一大臣一棒打死，他依旧是每天出勤，或在政事堂办公，或去延英殿廷对，他幻想着因为自己后来与王叔文的翻脸或许能帮他度过难关，但他内心也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严重的惩罚也许只是时间问题。韦执谊每天都在极度的惴惴中熬过，他早先那种颐指气使已变成了处处看人眼色，事事惟惟诺诺，甚至闻人行色，就惶悸失态，完全失去了国家大臣的应有气度。看着他奄奄无气的样子，就连要为他开脱的人也感到面上无光。
这一天不可避免地来到：十一月初七，韦执谊从宰相贬为崖州司马。
十三日，因为朝议认为对王党成员处罚太轻，新帝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到此，加上韦执谊，王党的八位成员皆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司马”在本朝是州府的属官，二万户以上的州，司马的官阶也只有从六品上。
新帝宪宗皇帝在新一年改元“元和”（公元806年），正月十八日突然下诏宣布“太上皇旧疾衍和”。公布太上皇病情，这是本朝历史上罕见的事，颇让一些敏感的人困惑不已，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太上皇就驾崩了，年四十六岁。
太上皇升仙不久，王叔文被赐死。王伾亦病死任所。一般来说，本朝贬官在三五年之后可以“量移”，即予以调升或改善境遇。但这一年发布了诏令：此后即使有国家大赦，王叔文之党也不在量移之限。
时间能冲淡世上的一切，但无法抹去人心中的信念。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在永州呆了十年。在此期间，他一直在忧郁悲凉和不甘的煎熬中度过，写有“微霜众所践，谁念岁寒心”的诗句，表明自己的高洁情操。在给亲朋好友的信中，宗元反复申剖事件的真相，为自己的无辜获罪而辩白，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引。感伤激愤，溢于言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有诏征“八司马”中仍在贬谪的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入京，但不久又相继被排挤出京，宗元于该年三月份外出为柳州刺史，四年后病殁。
刘禹锡行至江陵，再贬为朗州司马，也在贬所度过了近十年的谪贬生活。禹锡在此十年中，写下了不少寓意深刻的政治讽喻诗，抒发心中的愤懑。元和十年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齐奉召回京，旋又以诗歌讥讽执政而外放连州刺史。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从和州奉诏回洛阳，方才结束了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此后的十五年中，他先后在洛阳、长安、苏州、汝州、同州任职。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改任闲职，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荣衔。刘禹锡幸得高寿，是王党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人，他的革新之志从未停歇，然而因困顿于现实终使其无所作为。禹锡晚年精华不衰，写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豪迈诗句。直至临终，禹锡丝毫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毅然写下了《子刘子自传》，为早年的行为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
公元842年，“王叔文革新”的三七年后，刘禹锡病故于洛阳，给九世纪初这场短暂而辉煌的革命划上了一个句号。
“八司马”其他六人的最后结局：
为顺宗即位立下大功的凌准不幸最先去世，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寂寞地死于任所连州的一个佛寺中。他的好友柳宗元写了首《哭连州凌员外司马》诗哀悼他的亡故，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贬得最迟但最远的是韦执谊，为崖州司马，这是他平生最恨最讨厌的地方。因为他是王党的首脑人物之一，没有得到任何的赦免，最后死于任上。四十多年后，有一位宰相李德裕也被贬来此地，感慨遭遇相似之余，作了一篇《祭韦相执谊文》，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
陈谏此前已出京任河南少尹，后被贬为台州司马，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同柳、刘等一同人京，又一同被逐，先后为封州、通州刺史，死于通州。
贬为饶州司马的韩晔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外放为汀州刺史，又转为永州刺史。因为韩氏一族累世卿相，韩晔又与曾受叔文排挤的韩皋为表兄弟，因而朝中为之斡旋的人颇多，后来的境遇有所改善。卒年不详。
韩泰受谤较刘、柳为轻，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时，与王党政见不合的韩愈还曾经举韩泰自代袁州刺史。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量移中从漳州刺史改任郴州刺史，后又任吴兴郡守，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又拜睦州刺史，不久迁湖州、常州刺史，和他最为要好且有亲戚关系的刘禹锡对他的境况颇有叹羡之意。卒年不详，大约在禹锡之前。
程异是“八司马”中惟一又被重用的人，元和初年就因盐铁使李巽的推荐被录用，擢升侍御史，后来一直从事财赋工作。程异以他对财政事务的精明才能得到宪宗皇帝的认可，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被破格起用为宰相，一年后去世。
王叔文最早认识的两个人吕温和李景俭因为这八个月期间不在长安，受牵连较少。吕温出使吐蕃将近一年，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使还，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死于衡州。他和柳宗元、凌准及二韩都是陆质的学生，传其《春秋》之学，为人极富智勇孝仁。他的朋友们都为他未能参与其事而感到莫大的遗憾，在他们看来，如果吕温在场，结果就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在他死后，刘禹锡在《哭吕衡州诗》中还为此怅然不已：“空怀济世安人略，不见男婚女嫁时。”柳宗元更对他的早死悲痛欲绝，他在祭文中写道：“今复往矣，吾道息矣，虽其存者，志亦死矣。”
李景俭也因服母丧不克与事。他与那位因向叔文投靠不成而心怀怨望的窦群是同门，后来受窦群提拔出任监察御史，结果又因窦群获罪连累被贬。李景俭参加了后来讨伐淮西的战斗：于元和末年入朝，因追怀往事，心情忧郁，终日醉酒自遣，得罪了不少人，不得志而卒。
短暂的中兴(1)
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
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
老人收泪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
一
王叔文纵负奇才，也没能完成他的乾坤之局，仅仅八个月不到，他的壮志就在政敌的谈笑中，灰飞烟灭了。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新帝改元“永贞”，翌年又改元“元和”。按照次序算来，这是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后来的庙号为“宪宗”。
宪宗即位时年二十七岁，正是精力充沛，斗志昂扬的年纪。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曾经历过被废黜的危险，这在他年少的心灵中印象尤深。回想起在储位时那几个月担惊受怕的日子，他就十分痛恨王叔文，同时也很怨怒自己的父亲：病重的太上皇。刚直而无所畏惧正是年轻天子特有的秉性，消除这些不快并没有花去他太多的精力，太上皇在被迫迁居兴庆宫不久就顺利地宾天了，赐王叔文死也是早晚的事，新帝在潜意识里已得出一个经验：加强天子本身的力量是第一要紧的。
这短短的几个月已经显露出新帝与他的父亲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新帝能够成功地走上皇位，轻而易举地粉碎王叔文的美梦，就在于他已经知道把家奴家臣们牢牢地掌握在手里的重要性。家奴们近躬傍圣，在政治上有一种近水楼台的作用，这是保证天子存亡的前提；而只要皇宫大本营牢固不破，朝廷就能够团结，臣子们才能尽忠。新一代天子似乎已经对自己的哲学充满了信心。他正年轻，上天赋予了他果断而敏锐的天性，这更是孱弱的顺宗所没有的。年轻的皇帝不久就已经感觉到，他应该把目光重新投回到整个天下中去，就像祖父德宗一样，让帝国重新恢复失去已久的声威。建功立业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完成先帝们未竟的事业，每一代天子都当仁不让，他有理由为此踌躇满志。天佑我朝，几乎从一开始起，世事的发展就注定了宪宗必然会获得一种成功。
第一个契机是老臣杜黄裳对皇上说了一段话，这番话影响了天子的思维整整十几年之久，也奠定了整个“元和”时代--九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基本格调。真是一语千金！
事情的缘起是去年皇上刚刚即位时，率先上表请太子监国的韦皋天不假寿，死在了任所，那位曾经游说王叔文的支度副使刘辟竟然自为留后。其时天子才即位，正为眼前的事而忙碌，自不能一下子就去改变多年来这种边将自立的陋习，便表示同意。但刘辟此人怀有异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见有机可乘，进而于新年的元月上表求领整个剑南三川--这是他当初在王叔文那里想要而没有要到的东西。这对于一位颇具雄略的年轻天子来说，多少显得有些过分了，当然不能允许。刘辟没有能达到目的，便举兵围东川，想以武力造成既成事实。这场叛乱发生在新年的元月，离皇上即位刚刚三个月。
皇上对宰相们透露道，很想对这些不法方镇再度开战。皇上也同时保证说，一切不会像先帝德宗那样冒进，这次定会谨慎从事。但就是这样，朝廷上下还是纷纷表示反对。
他们的理由是：蜀地险要，易守难攻，恐怕难以奏效。大臣们私下难以启齿的想法其实很明显：如果不克其功，反而引起动乱，不如暂时妥协为好。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想法，德宗时动荡局面给他们的记忆实在太惨痛了。
可杜黄裳独排众议，力主进攻。
“刘辟不过是一狂妄书生，能成何事！取之易如反掌。臣保举神策军使高崇文领兵出征，只要陛下委以军权，勿置监军，必擒刘辟。”以宦官监军形成常制是从玄宗开始的，起初倒也是出于中央能够有效控制出征军队的考虑，不过，尽管在这方面起了点作用，但监军往往骄横跋扈，既妨碍正常决策，又影响将士的情绪，已被代、德以来征伐不利的事实证明不是一个好办法。黄裳胆大，语无遮拦，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征讨方针。
皇上极为赞成。他对黄裳推心置腹地说：“国家受方镇之患，已非一日。应付之略，究当如何？”
“陛下，”黄裳历经代、德、顺三朝，见得多了，感触自然更深：“德宗自变故之后，事多姑息。贞元中，每当方镇首领物故，必先委派内廷中使前去侦伺动静，而那些有点威望的副使副将们也大多贿赂这些近臣以求见用，在此情形之下，皇帝亦必然听其赞美而用之，以是因循，方镇帅守几无朝廷委任之人。”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陛下应熟思贞元时期的这些弊端，一步步以法度整肃诸侯，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黄裳此语绝非是一番单纯的对策而已，他已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恢复帝国中央的权力，不能再像德宗那样一味动武，更不能走到哪算哪，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方针的指导，这就是迅速恢复起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度，以法治天下，并且一旦强硬就坚持到底。这个意见既符合实际，又颇为中肯，难怪天子听罢，雄心陡生，大有一种成竹在胸的感觉。
后来的事实证明，宪宗赖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此后近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没有忘记掉这一点。
第二个契机是高崇文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一举剿灭了刘辟，收复了西川。这真是今上洪福齐天！想当初高氏受杜黄裳推举出任统帅，曾经让朝野大吃一惊，因为功勋宿将甚多，统帅之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这位高某人。但正是这个一介武夫的高崇文，却颇善于用兵，数月以来连战皆捷，最终打进成都，捉住了刘辟。一举克服叛镇，至少是二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这件事情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胜利而已，它的意义同样十分深远。
首先是皇上信心大增。
十一月一日，刘辟被执送京师时，自以为还不足死罪，甚至见到神策兵士来捆他时，尚还十分惊讶道：“何至于是？！”当皇上在兴安楼义正辞严地驳斥他的狡辩时，刘辟这才无话可说，低头伏法。另外还有一个成功的事例是在三月份，夏绥留后杨惠琳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皇上亦坚决地下令征讨，未几杨氏就被部下所杀。征服蜀、夏是新帝即位初始就完成的功业，本就足以自豪。天子在这个胜利的时刻肯定十分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天威奋发后的那种无可言喻的欢畅和成就感。
自德宗以来子孙相接的那些地方藩镇则有点不知所措。
时代已略有不同，藩镇力量已弱，自无德宗时问鼎之势；见到蜀、夏两地被朝廷轻而易举地剪灭，诸镇大为惕息，纷纷上表求朝。所谓“求朝”，也就是节度使们自请赴京朝觐。人既入京，自不可能再有“将在外有所不受”的便利，所以，这个举动实际的含义就是放弃兵权。
本年的九月，在剿平蜀夏的声威下，镇海节度使李锜很不自安，也上表求朝，并署判官王澹为“留后”。宪宗下诏表示同意，拜他为左仆射，还派了位中使赴京口慰抚其将士。但李锜却毫无动身之意，屡次拖延行期，上表说有疾在身，无法遽行。
镇海地处浙西，是南方的重镇，肩负着天下财赋的重责，朝廷对它是相当重视的。这个李锜倒也是皇族旁枝，德宗贞元时因门荫而官至湖、杭二州刺史。长期在富庶之地任职，李锜手中积聚了不少钱财，以此贿赂求官，竟得到德宗的赏识而出任润州刺史并领盐铁使。后来王叔文罢免了他的盐铁使，但在润州置镇海军时，还是以他为节度使。李锜此人恃恩骄恣，在地方上横行不法，甚为天下所不齿。因为得到了镇海节度的重职，所以他一直忍而未发。此番上表，实在是迫于无奈，其实是很不甘心就此赴京去挂一个荣衔的。
消息传到朝中，皇上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武元衡第一个觉得不能忍受。
“陛下初即政，这个李锜求朝便朝，求止便止，成何体统！若事事由李锜决定，陛下何以令四海？！”
这话说到皇上的心里，皇上决定：下诏征他来京！
诏书一到，王澹和宪宗派来的中使劝谕他动身，李锜很不高兴。心想：哪能如此便宜！王澹不识相，频频劝驾，搞得他极为恼怒。于是暗地里指使手下的士兵把王澹杀死。中使听说军中鼓噪，急遣卫将赵琦出面慰谕，又被李锜手下那些暴悍的兵士们投进大锅中煮食。当那位中使赶到，士兵们还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极尽污辱之事，这时李锜才假惺惺地出来喝止。十月份，诈言军变，正式起兵。但是李锜手下有不少将领不愿造反，在中央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倒戈一击，生擒了李锜。由此江南大定。
南方得以保持相对的稳定是值得庆贺的。不过，藩镇多少年来养成的那种子孙永保、自为除授的本性不会一下子消失。特别是一些大镇，比如有名的河北诸镇成德、魏博、淄青等，还是时时刻刻在侦伺可能，未尝少息。但总的来说，势力既有长消，各镇之间矛盾则必然加深，分化也日重，而中央对江南财赋之控制在元和时日益加强，财力的保证是一切的关键，帝国正逢上了一个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一种机会。
谋事在人。朝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整体素质上，都是本朝自安史动乱以来前所未有的。就以前两年来说，宰相前后有郑絪、郑馀庆、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翰林学士有裴垍，李绛，都是一时佳选。此外，兵部侍郎权德舆、吏部郎中李藩也都是蕴籍风流、精鉴默识之士。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四月十三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天子策试制举之士，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校书郎白居易、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前进士萧俛、沈传师等人脱颖而出；同日，一代元勋杜佑因年迈力衰，举兵部侍郎兼度支使、盐铁副使李巽自代，从此李巽成为帝国财政的主要策划者。天降奇才，这标志着帝国即将要走出低谷，恢复它失去已久的生机了。
杜黄裳在相时间不长，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初被调任外职，出为河中节度使，不久病故。据说这位三朝老臣为人有个很大的缺点：身为宰相，任用官吏却不分流品，而且接受贿赂。此事在他死后被揭发出来，遭到御史台的追劾，宪宗念在勋旧，未予追究。尽管如此，黄裳坚持征讨刘辟，为整个元和树立了一个锐意进取的成功榜样，功不可没。在杜黄裳之后，一个更为强硬的人物走进了帝国的上层。
短暂的中兴(2)
二
事情要从“政事堂”说起。
本朝宰相的合议之处政事堂，开元后也称“中书门下”，设在东内大明宫里的中书省。若不是常朝之日，宰相们从丹凤门入宫，绕过含元殿，从朝堂廊下穿过观象门，左转进月华门，便可来到政事堂。
政事堂虽设在中书省，却是独立机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与皇帝沟通，宰相们在这里以天子的名义议定天下大政，“政事堂会议”是帝国最高行政机关。堂后设列五房，分理众事，供职者称“堂后官”，负责行遣文书，虽是一般吏员，但地位极为重要。
大约是宪宗即位后不到一年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八月份的一天，时任宰相的郑馀庆正在政事堂中大光其火，他对一位跑到他们身边指指画画的堂后官大声叱道：
“你是什么身份？！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滚出去！”
事出有因。这位堂后官名叫滑涣，在中书门下有不少年了，但尽管如此，他也只是个吏员，绝不敢如此放肆。他之所以有这个胆子，是仗着和宫中宦官、任知枢密一职的刘光琦关系匪浅。刘光琦是宫中的老人，对拥立宪宗、打倒王叔文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人对国家事务，从来都是极为关切的，不时要按照己愿干涉一番。于是他就指使这个滑涣，对宰相施加影响。杜佑、郑絪都是老实人，不敢得罪他，此次郑馀庆实在是忍无可忍，怒火终于爆发。滑涣只得灰溜溜地退下。
可郑馀庆为此付出了代价，未过多久被罢相，改任太子宾客。
这时，有一位中书舍人看不下去，秘密给皇上奏上一本。表奏中没有就事论事，只是向皇上密报说，政事堂吏员滑涣擅权专恣，任意妄为，接受了无数贿赂，请皇上下诏剪除。
宪宗览表，十分愤怒。心想：这还了得！立即下令宰相采取行动。
这天，整个中书省四门被突然关闭，任何人不得出入，神策军士们直奔堂后搜查，果然获得了滑涣受贿的证据。九月，滑涣被贬为雷州司户，不久赐死。
皇上心里对上表的这位官员大加赞赏，联想起早先议讨刘辟时，杜黄裳力主进攻，朝中也只有他坚决赞同，并建议另征江淮之师，取三峡之路，以分敌寇之力，计策十分精当。皇上采用了他的策略，更对这位刚毅而有谋略的大臣有了一种强烈的印象。
这就是李吉甫。
吉甫字弘宪，排行三，赵郡人。他的父亲李栖筠在代宗时曾任御史大夫，名重一时。吉甫幼禀家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以门荫入仕，二十七岁时就做到太常博士。太常博士一职主掌朝廷五礼仪式，负责祭祀礼仪并拟议王公及三品以上朝官谥号，是有名的清望之位，非朝廷礼仪方面的权威不能胜任。吉甫以该洽多闻、精于故实而得到一致的称赞，后来在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转为驾部员外郎。陆贽为相时，由于意见不合，被贬为明州员外长史，此后在忠州、郴州、饶州任职，滞留江淮将近十五年，备悉民间疾苦。宪宗即位，方才人京为考功郎中，转任中书舍人，与裴垍并充翰林学士。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正月，杜佑退休，杜黄裳也出镇河东，实际上已不再行使相权。十九日这一天，翰林学士李吉甫和裴垍受命草拟命相制书，两人在学士院分头垂帘挥翰，互不相知。吉甫起草的内容是命武元衡人相，书罢，吉甫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望情绪，连声叹惋；而另一头的裴垍却一语不发。其实吉甫并不知道，裴草拟的制书却正是拜他入相。
裴垍写完，才起身向吉甫道贺，一无落拓之意。两人执手间，吉甫却几欲泪下。
他对裴垍道：“吉甫流落江淮十多年，不想一旦蒙恩若此！”说到这，话音业已哽咽：“为人臣子报皇帝陛下恩德，惟有提拔贤才而已，君有精鉴之识，愿为我尽言之，吉甫定当不遗余力！”
裴垍也很受感动，遂拿来纸笔，一气写了三十多个姓名。果然，吉甫没有食言，数月之间，选用略尽，一时朝野为之振奋。
一个人的处事性格，从一两件典型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出。吉甫做事较冲动，为人也很固执，一旦有了主见便会坚持到底，所以经常和其他人发生抵触。但吉甫对国家的忠诚是不可怀疑的，对是非善恶更是有一种近乎偏激的爱憎感，这无疑又是他的长处。吉甫为忠州刺史时，陆贽也被贬来此地，吉甫不念前嫌，主动修好，并仍以宰相礼事之，使得陆贽大为感动，这也反映了他刚正的人品。吉甫的政治立场异常的坚定，因而对藩镇割据的现状十分反感。
比较来说，当时朝中的其他几位主要的大臣与他都有不同，其中武元衡公允平正，裴垍端默持重，李藩忠恳言直，权德舆文质彬彬，而李绛则以明察思深、讲究谋略见长，因此，尽管他们在抑制藩镇这一个大方针上意见是相同的，但吉甫却是朝中主战派的代表。
十月份李锜反叛，吉甫坚决支持武元衡的讨伐方针，并且又向皇上提出了一条极富战略性的计策。他主张诏令敌后的徐、汴二地的军事力量共同行动，与中央军形成犄角之势，给中间的李锜加以强大的威慑，可使敌不战自溃。宪宗接纳了这个建议，战局的发展正像吉甫所料，李部在压力下果然内变。
在力主对藩镇强硬这一点上，吉甫对皇上的影响是没人能够相比的。他鉴于方镇贪恣专权，上表皇上建议令方镇所领的各州郡刺史得自为政，并由朝廷派出“员外郎”一级的朝官出任刺史，以削弱节度使权力。宪宗深以为然，派出了十余人赴外任，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吉甫的强硬路线还在于他直接向藩镇的首领--节度使开刀。乘着平定蜀、夏、吴的东风，他以宰相的身份发布任免，对将近三十多个藩镇节度使进行调动、改易，并迫使其中有些人请求入朝，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以及早年上表威逼王叔文的荆南节度使裴均就是其中的典型。尽管此举尚未能对河北实施，但魄力还是相当大的。据白居易在给皇上的一份表状中说，这一段时间以来，诸道节度使在朝廷或追或替的政令下，到了“奔走道路，惧承命之不暇”的地步。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