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亦忍无可忍，下令大索京城。他对众臣道：“有人竟奏请朕罢裴度官以安二镇之心，真是岂有此理！若罢裴度，岂非奸谋得成，朝廷纲纪何在？！吾用裴度一人，足破二贼。”皇上下诏：在裴度养伤期间，以金吾精兵进驻其宅第保护，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裴度在家足足躺了近二十天方才痊愈，二十五日，被委以宰相。同时为相的是去年十二月任命的韦贯之和张弘靖。裴度的入相是极其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藩镇的阴谋把他推向了相位，单从这个事实就可看出，恐怖活动的制造者是大大的失策了。
事情当然不能说就此一帆风顺，相反，裴度迎来的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首先是刺杀武相的案件有了眉目，有人举报成德驻京机构“成德进奏院”的兵士张晏等数人行迹可疑，神策军立即将其收捕，数人竟然供认不讳。尽管负责审讯的监察御史陈中师觉得可疑，但皇上正在气头上，联想起早先王承宗曾上表谩骂武元衡，想当然地认为刺杀事件一定是那个可恨的王承宗所为，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张晏等共十四人斩首。半年后的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正式下诏攻讨王承宗，不明智地陷入了两线作战。
其次是前线作战不利。在头两年里，各路军统帅先是曾经逼王叔文下台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此人就知道交结宦官，是个典型的无能之辈。后来是宣武节度使韩弘出任主帅，却又暗怀私心，拥兵自重，不愿迅速平定淮西，以便自己大捞一把。在这两人的指挥下，朝廷在将近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再就是皇上的老毛病不改，一直坚持宦官监军。天子的这种患得患失心态可以理解，但却绝对是个最大的祸根。宦官与前线主将本就不是同一种人，矛盾是与生俱来而不可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又能打胜仗？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十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唐、随、邓州节度使高霞寓在铁城被淮西兵打得全军覆没，仅只身逃出。此次失利没能被前线众将遮盖，传到了长安。消息一到，举朝震愕。韦贯之和新任宰相李逢吉入殿奏报此事时，劝说皇上罢兵。
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天子的大度和百折不回的信念。
“胜负乃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只是用兵方略，比如将帅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等。岂可因一将失利，遽议罢兵！”皇上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裴度庆幸皇上主意坚决之余，却也忧心忡忡。
到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对淮西的战役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年，朝廷前后参加会战的兵马共九万人，然而却久攻不下，仓禀耗空，民多无食，局面已相当艰难；另一方面，讨伐王承宗共有九道兵计十万余人，战线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遥远，供应线过长，已到了战不下去的地步，不得不在五月份撤罢河北行营。
帝国到了一个严峻的十字路口。此刻若是立即息兵罢战，并不是不能够做到，但这样一来，不仅前功尽弃，而且帝国又将恢复到几十年前的老路上去，这个结果没有人会同意；但如果继续征战，就必须速战速决，一举克复最弱小的淮西，然后借以稍作喘息，再集中优势解决成德和淄青。这已经是摆在帝国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可如何完成这一重责呢？
皇上对宰相提出了这个严峻的问题。
李逢吉长叹：“师老财竭，势难奏功。还是下决心罢兵休战吧！”
裴度沉吟不语。在皇上的催问下，他用低缓而坚决地声调所答非所问地说：“微臣请求去前线督战。”
天子大喜，急切地问：“贤卿真有此意？”
裴度道：“臣与此贼不共戴天！臣反复玩味吴元济的上表，觉得贼兵已经十分窘迫，只是因为我前线诸将不齐心、不尽力才不得取胜。臣赴行营督战，将领必担心臣此举是前来抢功，势必奋勇争先而破敌。”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八月初三，裴度在通化门拜别了天子，带着天子和满朝文武的殷切希望，怀着一腔忠诚和必胜的信心，走向了淮西战场。帝国的历史应该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额手加庆。
裴度在出京前，采取了一个重要行动：奏请皇上罢免与李逢吉一样不赞成继续征讨的翰林学士令狐楚。皇上在这时对裴度寄予厚望，当然予以同意，不仅将令狐楚削职，并同时还罢免了李逢吉的相权。裴度首先在朝局中取得了胜利，消除了后顾之忧；又在路上成功地躲过了吴元济骑兵的袭击。一到前方，立即奏停了各路兵马中监军的权力，使得各将重新掌握了军权。形势顿时有了改观。
在裴度的筹划下，最后由杰出的军事将领李愬实现了划时代的胜利。
李愬是当年一代元勋李晟的儿子，以父荫起家，有筹略，善骑射，去年七月高霞寓战败后，朝廷任命袁滋为帅，亦无成效。在这个时候，李愬上表自荐，愿于阵前立功，经宰相李逢吉推举，出任随、唐、邓节度使，负责对淮西的正面进攻。开始，敌军因为屡败高、袁，并不把李愬放在眼里，对他的防备甚为松懈，李愬看到了这一良机，表请增兵，朝廷从河中等镇拨出了两千骑兵归其指挥，从而使得攻击力大大加强。李愬继承了其父卓越的领兵才能，推诚待士，以德服人，他的部队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成为会战各部中战斗力最强的之一。
李愬的成功在于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判断。通过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上半年一系列战役的具体实践，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李愬制定了一个以穿插、游击为主要方式，以敌人薄弱环节为主要打击目标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的核心内容就是：出其不意深入腹地，对吴元济进行偷袭。
五月，李愬先后俘获了淮西的两位将领吴秀琳、李祐，厚待以礼，由此对敌占区里的险易远近虚实得到进一步的了解，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到了八月，敌情更为明朗，降将李祐此时立了一大功，他根据自己的分析，对李愬道：
“就目前情况来看，淮西精锐全在洄曲一地，再加上四面受力。边境尤须布以重兵，因而蔡州守备定是老弱之辈，我军可以乘虚直抵蔡州，必擒吴元济！”
李愬听罢当即决定，绕过敌军主力，直取蔡州！十月初八，派掌书记郑澥秘密前往郾城，向主帅裴度报告这一计划。
裴度拍案称绝：“兵非出奇不胜，此计绝妙！”当下就予以批准。
十月十五日一个漫天风雪之夜，李愬突然行动，以三千人为突前，三千人为中军、三千人为殿后往东疾行，一切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除了李愬本人和少数几位将领外，其他所有人都不知所之。经过一夜一百三十里艰难的急行军，于第二天凌晨三时左右抵达蔡州城下。
三十多年了！在三十多年漫长的岁月里，从来就没有外来的军队到过蔡州--这座淮西镇的老巢。当李祐率先攀上城头时，朝廷三十年的耻辱、三十年的无可奈何都在这一刹那间烟消云散了，尚在睡梦中的吴元济终于成为一个彻底的被征服者。这是李愬的胜利，也是裴度的胜利，更是天子和整个帝国的胜利。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十月十七日，吴元济投降。淮西克复。
短暂的中兴(6)
六
山陬海澨，同声欢庆。
待罪荒州的刘禹锡、柳宗元也不例外。前后算来，他们已经度过了十二年的贬谪生涯，尽管他们在武元衡被刺后囿于个人恩怨，多少流露出一些幸灾乐祸的情绪，但两人对天子和国家的忠诚依然与当年一样，丝毫未变。当本年的十一月份吴元济在长安人头落地时，刘禹锡写了《平蔡州三首》、柳宗元写了《平淮夷雅》来歌咏这个胜利，是的人公认的颂歌代表作。
裴度的行军司马是韩愈，他也是帝国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早在贞元年代，他就与刘、柳等人一起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风而名噪一时。不过，韩愈与刘、柳政见不同，学问上分歧也很大，但这不影响他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样显示出他的大手笔，为天子纪功，为千秋万世立法式。
韩愈花费了近一个月时间撰就了《平淮西碑》一文，进献天子。宪宗赞赏之余，即命刻石于蔡州紫极宫。勒石立碑，动流亿年，固不可不慎重，韩愈并没有忘记这一点。所以他历时旬月，耗尽心血，才得以完成。然而就是这样，由他这位可称海内第一碑文大家所撰文的“平淮西碑”，却仅仅在蔡州矗立了两年不到，就又被天子下令磨去了。韩愈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他是如此的小心谨慎，还是犯了一个大错。
但谁都不可能预卜未来，至少韩愈和他的上司裴度在当时没有认识到。所有人的还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繁杂的后续事务中，无暇去理会其他。人们有这样一种隐约的预感：河北的割据也将不会长久了，帝国正在“中兴”之中，甚至可以恢复到天宝年间全盛的状态。天子和朝野上下都为这个快要到来的事实而激动不已。
确实，朝廷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而得到的绝不仅仅是淮西一隅的三个州而已，它获得的是失去已久的威望和对天下的强大震慑力，收复王承宗和李师道应该是早晚的事，因此，这些胜利的意义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天子依旧是无上的天子，朝廷依旧是权威的朝廷。仅此也就足够了。
对淮西之役持消极态度的李逢吉已被罢相，被委以剑南东川节度使而出镇京外。在裴度赴前线期间，朝中宰相实际上只有去年年底任命的王涯和一个月前刚刚任命的崔群二人，宪宗遂征召淮南节度使李鄘入相。
这是出于吐谷承璀的推荐。前几年承璀被李绛弄出京外，出任的是淮南监军，其时李鄘正代李吉甫为节度使，二人得以共事。李鄘尽管为人刚峻，但性格内向，他不愿与承璀直接冲突，而承璀也对他心有敬畏，所以在淮南的相处倒也融洽。承璀还京后，又得到皇上的贵宠，他在李逢吉、韦贯之罢相后，便向皇上推举了李鄘。承璀以往吃宰相的亏不小，他此番力荐相选，内中的私意是很明显的。
李鄘却感到受宦官引进是莫大的耻辱，他更不愿意就此入京而受人摆布，以至于接到任命时竟对着手下人号啕大哭：
“本人一向安于外任，宰相不是我这个人能做的！”
但是天命难违，李鄘一百个不情愿地离开扬州，一路上拖拖拉拉，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来到京城，这时裴度都已经从淮西班师回朝十几天了。李鄘一到即上表皇上，称自己重病在身，不能入觐，更不能到位视事；同时，闭门杜客，隐居在家，显然是一心不要当宰相。三个月后，皇上只得罢免了他的相职。而启用了当年裴垍提拔的李夷简。
这时，在朝宰相共有四人：裴度、王涯、崔群、李夷简。主持朝政的仍旧是裴度。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正月，成德、淄青、幽州等镇都上表求朝，表示忠顺。尽管李师道犹不甘心，于七月份再度反叛．但立刻就被朝廷下诏征讨。到这时，朝廷才得知武元衡被刺是李师道下的毒手，众怨沸腾，异口同声地声讨。这一次朝廷已无后顾之忧，各道兵马很快就对淄青形成了夹击，战场上的形势是非常乐观的。
长安城中的气氛却有点不对。这倒并不奇怪，胜利总要给国家带来一大批功臣，他们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应该得到应有的荣誉，然而危机一旦消失，某些人功高盖主，麻烦就不可避免。首当其冲的就是裴度。
七月，李夷简出镇淮南；八月，王涯亦被罢为兵部侍郎。九月，皇上任命了两位财政官员替补宰相空缺，一位是盐铁转运使程异，一位是户部侍郎皇甫镈。奇怪的是，这项任命引起了裴度的强烈反对。
本来，财政重臣出任首辅，受到一些议论是免不了的，当年的刘晏、杨炎都是先例。任命二人的制书颁布后，长安城中也确实有不少人嗤之以鼻，都说此二人手握财利，多半是贿赂以进。可大家也只是说说而已，只有裴度怒气万丈，觉得不堪忍受。
说起来其中自有原因。当裴度在淮西前线主持军事时，负责供应的就有皇甫镈。在当时的情形下，兵饷粮草是否充足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容不得私毫马虎，而皇甫镈、程异都难免事有疏漏，因此经常使得前线主帅裴度窘迫万分。这个过节是在生死存亡关头结下的，很不易消解。更何况皇甫镈并非理财高手，他比起程异来在这方面还要逊色不少，所以裴度对他更是不满。再加上有人火上浇油，传言他结交吐谷承璀，使得裴度对他简直就是极端痛恨了。
九月二十四日，裴度拉着崔群，在延英殿当面向皇上表示：万万不可命此二人为相！宪宗没有同意。
裴度回宅后一夜不寐。觉得很受委屈：自己之所以如此，亦无非是为国家社稷着想，怎么就不为天子荃察？！想到将来要与皇甫镈这个小人同列，一口闷气实在咽不下去，于是连夜给皇上上疏。
裴度仗着自己功高勋著，在表中话说的很重，称两人为“市肆商徒”、“佞巧小人”；如果一旦置之相位，不仅会使“中外骇笑”，而且将使“亿万之众离心，四方诸侯解体”。并且直指皇上：“今既开中兴，再造区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最后甚至以挂冠求去相要挟。
裴度这封情绪化十足的上疏让宪宗很不高兴，他对左右的人说：
“裴度党见太深，如此激讦之言岂是君子所应发？！”
消息传出，公议却纷纷倒向裴度。程异是当年王叔文党人，尽管这许多年来一直克勤克职，为国家财赋奔波操劳，但仍不为人们所理解。他灰心至极，自觉不能出当大任，任命发布一个多月了还不敢行使相权，后来自请出任“巡边使”远赴西北，未决而卒。和人们的猜测相反，程异生前理财数年，死后却家无余钱。
程异以谦逊退让来面对裴度的指责，可皇甫镈却没有这么好说话了。
皇甫镈是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进士，与令孤楚、萧俛是同榜，关系自不必说。元和九年（公元815年）皇甫镈初受天子赏识时，楚、俛两人已为翰林学士，与宰相李逢吉一起，是反对裴度淮西用兵的主要人物，令孤楚因此而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皇甫镈与令孤楚的交情更不同寻常，这层关系更是裴度所没有想到的。
皇甫镈先在皇上那里做工作，尽量取得信任。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想尽办法为皇上聚财。宪宗对钱物一向关心，早先是为天下用兵，而现在功成名就，骄奢就开始抬头了。当然皇甫镈不能以这个为借口，但无论什么理由，哪怕是为敷国用而储备库藏，天子也是很高兴的。皇甫镈站稳了脚跟。
相反，除了河北军事方面，皇上对裴度的信任程度开始降低。皇上觉得在很多事情上，裴度经常使他难堪，有时甚至都不敢在朝会上面对裴度的质询。皇上现在颇容易生气，对裴度不能与皇甫镈和平相处更为不满。
十二月份，对李师道的征讨已经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朝廷两派的明争暗斗也逐渐明显。宫内外都有不少人在皇上面前诉说道：眼下朋党炽盛。其实指的就是裴度。
天子当着裴度、皇甫镈、程异三位宰相的面，很生气地说：
“人臣事君，只要力行善事，自会树立威望。怎么反而好结朋党？朕对此甚为痛恨！”
程异惟惟，皇甫镈知道这是对裴度而发，也不说话，心里暗自得意。
裴度委屈万分，站出来据理力争道：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与小人都各有其徒。君子之徒，谓之同德；小人之徒，方称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
“其他人也都是这么说，那么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君子、小人，观其所行之事，自有区别。”
皇上鼻子里“哼”了一下，转向皇甫镈。
皇甫镈显得很大度：“愿圣主辨其邪正而已。”
皇上只好各打五十板：
“凡是好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卿等既然这样说，必须照所说的去做，不要只是说说而已。”
天子这话听起来似乎更应该对自己说才对。
两个月后，时间到了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李师道被部下杀死，朝廷收复了淄青十二州。淄青自李正己以来，子孙相承不受朝命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广、兵最多的一镇。淄青被灭，表明元和时代的对藩镇的战争顺利结束了，帝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这当然是天子圣明的结果，可是长安城中却偏偏有这样一种言论在流传，说是裴度矜伐功劳，将大功归于己身，已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有人还举例说，韩愈的那篇《平淮西碑》刻意抹杀了著名功臣李愬的事迹，过高地抬高了裴度的功绩就是最好的证明。蔡州甚至传来消息，说李愬部下的老兵不满意碑文对李愬的不公正态度，把那块碑都推倒了。一时间众说纷纭，也不知是真是假，更不用说是源出何处了。
但有很多事情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四月二十九日，裴度被命为河东节度使，出镇太原。
七月二十日，令孤楚被征召回朝并拜相，与皇甫镈同知政事。
同一时间，宪宗下诏磨去韩愈撰写的《平淮西碑》，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十二月，碑成。就在这个月，崔群被贬为潭州刺史。
事情总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可不论怎么说，人人都发自内心地感到这几年来确实可称作是一次“中兴”，至少把德宗皇帝给人留下的那种痛苦的回忆抹得一干二净了。长于历史的人还经常把当前的兴旺与太宗的贞观和玄宗的开元时期相比，可见人心思治之一斑。可是，天子的主要功绩“削平僭乱”其实是有很大水分的，在诸镇中，只有势力单薄的淮西是惟一真正被击灭的，河北三镇无不出于归降。山东之地中地形最重要的是魏博，兵源最广的是淄青，距离最远的是幽州，其根基都未被动摇。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若不予以彻底摧毁，又何谈“削平”？就算是叛乱暂时被荡平了，但却远不能算是治世的实现，统一亦不意谓着太平，更不意谓着永久。若要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自古以来，暂时的成功往往就是彻底失败的最好温床，正如其时一位大臣谏议大夫武儒衡--已故宰相武元衡的堂弟--在给皇上的一份奏疏中所说的：
“大功之后，逸欲易生。”
不幸的确被他言中了。
神策军与枢密使(1)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
一
皇上多内宠。
天子年轻，血气方刚，好于此道本不足为怪。至少，皇上还算不上夜夜弦歌之辈，并没有玩物丧志而弄得不可收拾，大臣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不过，皇上的毛病在于精力显得过分的旺盛。对色欲有着一种近乎强烈的爱好，从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六岁时生下长子邓王李宁以来，二十七年内共生二十位皇子、十八位公主。
天子嗣育之广并不能保证帝国的储位不发生问题，这一教训尤其深刻，皇上的父亲、当年的顺宗皇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宪宗皇帝即位后的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当时还是翰林学士的李绛即认为，天子嗣膺大宝已近四载，而未册储闱，十分不妥，建议皇上为国家社稷想，早行册立大典。
天子正是信心十足的时候，对此原本不以为意，但早岁的痛苦记忆让他猛省，于是立即宣布立长子邓王李宁为太子，改名“宙”。
太子的母亲却并非正宫。宪宗在东宫时的正妃是郭氏，出身于名门，乃当年郭子仪的孙女。郭氏也生有一子，名李宥，时封为遂王。遂王之所以未被立储，大概是郭氏虽是当年的正配，但天子即位后却一直未立皇后，她也就是在元和初年被立为贵妃而已，其子既非长，也就没轮上这一幸运。可这个猜测却很难站得住脚，因为邓王虽“长”，但却非“嫡”，也只不过比遂王大两岁而已，如何就被付以国储之位？这一点很让人费解。
邓王有这个运气却没有这种福气，刚做了两年太子就去世了。照理，遂王入继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议立储副，却竟然发生了争执。原因是吐谷承璀力排众议，请立澧王李恽。澧王尽管是皇上的次子，不过既非嫡出，也不为皇上所爱，众人坚持原则。要立大宗嫡子的遂王，宪宗是很赞成的。
不过，承璀表现出来的忠心耿耿一向让皇上感到欣慰，他奉请立嗣澧王，似乎也有他的理由。皇上虽然没有答应，但觉得事情倒也难办，想找一条折中办法。
在举行册立遂王为太子大典的前夕，宪宗召来翰林学士崔群。
“卿代澧王撰一封让表如何？”
崔群认为此举不合情理，遂道：“凡事理合当之而不为，方有谦让。今澧王不当立，如何能上让表？！”
皇上心想：这话说得不错。他在这件事上最终没有听从承璀的意见，还是册立了遂王李宥。太子一入东宫就知道了其中的波折，把吐谷承璀恨在了心里。
还好，这事在皇上当政期间未发生大乱。但是，在许多胜利面前，皇上的成就感太强，他有一种愿望越来越炽烈，最终给他招致了大祸。
皇上好长生。
本朝为李氏宗庙，奉太上老君李聃为远祖，受天命而治天下，故以道教为国教。道者，或玄或气，或丹鼎或符箓，皆以致学仙道、修达真性为旨归，故而服饵炼气以求长生，不免为其中之一流。本朝士人率性自然，不为世俗拘碍，好神仙方术，亦是言人人殊之理，本无足置喙。但是，人主为万民所望，若耽于神仙虚幻之事而贪长生，就不是为君之道了。
宪宗却十分执著。早在元和五年，宦官张惟则出使新罗，路经海上，回来后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称自己在一座孤岛上偶遇神仙，花木楼台间仙人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口道“唐皇帝乃吾友也，烦请传语”云云，说得天花乱坠，皇上居然大喜：“吾前生岂非仙人？！”为之感慨良久。从此之后，更是不断下诏罗求天下方士，惟求长生。上有所好，趋利之徒遂纷纷于道路。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十月，有一位叫李道古的大臣因怕人追究他在鄂岳观察使任期间的不良行为，正苦苦思索取媚皇上的方法，忽一日，计上心来。他找到宰相皇甫镈，道：“属下在鄂岳时，有一山人柳泌能制长生不老之药，敢请阁老荐与圣上。”
皇甫镈告之宪宗，皇上立即下诏命此人入京，住到兴唐观专门炼药。
柳泌炼了一段时间，毫无所获，于是对皇上说：“台州天台山乃神仙所居，山中灵草奇多，臣虽知之但无力致取。若陛下委任臣主掌该地，也许能为陛下求得。”
宪宗听他如此说，即命他暂代台州刺史。谏官们大为不服，纷纷上奏：“从来也没有授方士为地方长官的先例！”
“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卿等难道舍不得吗！”皇上很不满这些反对的谏官，认为他们有失为臣之道，一点都不为天子考虑。
可这位柳泌又岂能轻易找到不死之药！在台州折腾了近一年，还是一无所得。这下他开始害怕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竟举家逃入深山。浙东观察使闻知，派兵把他抓回解送长安。朝廷本欲治罪，可在皇甫镈、李道古二人百般说情下，皇上不仅没有处理，又命他为翰林待诏，并且仍旧服食他所炼就的丹药。
凡是服食方士所献“长生之丹”，马上就会有两个反应，一是口渴难当，二是脾气躁怒。据方士说，此乃脱胎换骨必经苦楚，耐得住即可成仙。宪宗服药后的反应更是厉害，但一想到惟有历尽艰难，才能长生不死，也只有忍住。可是，皇上身边的人可就受苦了。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的最后几个月，皇上变得极为暴躁。在药力的作用下，有时神智紊乱，狂怒得像头笼中的猛虎。左右的宦官近侍，动不动就被他一脚踢开，喝令推出斩首。宫中人人自危，仿佛末日临头一般。
皇上身边的宦官们觉得，皇上为求长生可以忍受，而他们再要忍下去连苟全性命也不可得了。
新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元旦，宪宗终于得病，这天的朝会被取消。此后天子连续数日不视朝政，京师人情忧惧。直到二十五日这天，杀李师道而反正、被朝廷委以义成节度使的刘悟来朝，皇上在麟德殿接见了他，刘悟出宫后说皇上龙体并无大碍，才使得人心稍安。
但是，宫中的实际情形如何，外人谁也不知道。只有左神策中尉吐谷承璀隐隐有些不祥的预感，他很清楚目前在宫中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承璀与皇上的感情非同一般，可以说没有他也就没有皇上，可此际承璀却并没怎么去想皇上的病体或者宫中的不正常现象，他心中计议的是另外一件事。
承璀在宫中多年，得出了一条重要的经验：作为伴君的近侍，掌握天子是第一位的。而结纳天子，却必须从储位开始，这样的关系才牢不可破，正如他与宪宗一样，十几年的交情从太子时就成形了，没有谁能予以破坏。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承璀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的立储旧事，想起了自己曾反对过当今太子，突然不寒而栗。
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承璀不敢怠慢，立即开始行动。这天夜里，他秘密召见了手下的神策军将领，又在宫中会晤了与自己关系匪浅的不少宦官。谈话间，当承璀提到“澧王”两个字时，大家都明白了。
事情做得再缜密，还是没瞒过东宫。太子得到情报后大恐，赶紧派人去请教他的舅舅、司农卿郭剑。郭剑是个正统的人，他对来人说：“请告太子但守孝谨，勿想其他。”
这句大道理谁都会说，但关键是天子的宝座却并非保持德行就能够顺利坐到的。太子不急，宦官中与承璀对立而倒向太子的人也不能坐待。这一方的主要人物是王守澄和梁守谦。守澄时为内常侍，是皇上身边的人之一；守谦为右神策中尉，与承璀一样，掌握着左右神策军的一半军权，两人不满于承璀的得宠是十分自然的。
还未等两派有具体动作，大变已经突生。
内常侍陈弘志早已不能忍受皇上的暴怒，更害怕皇上稍有康复后再度发作，说不定下一个莫名其妙身首异处的就是他。弘志在恐惧的压力下已不能自持，二十七日，在中和殿将熟睡中的宪宗缢杀。可怜一代天子，就这样死在了家奴之手。
弘志做完，业已神志恍惚，他惟一还知道的是走出殿来，派小黄门去请王守澄。守澄起初不知何事，但当他与弘志一起走进殿内皇帝的寝室，一眼见到呼吸停止的皇上时，却出奇的冷静。他用手拍了拍不知所措的陈弘志，拉着他一起走出，对手下人道：
“速请中尉梁、马、刘、韦诸大人来此议事--”守澄的话中不无悲戚：“圣上药发，遽而升仙了！”
这时，吐谷承璀还蒙在鼓里。
当天，王守澄与右神策中尉梁守谦及中尉副使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等共迎太子入宫，即时立为皇帝。同时，两队神策军士紧急出动，直奔承璀与澧王李恽的府第。未过多久，二人解到，被就地处死。
新一代天子在闰正月初三于太极殿正式即位，后来的庙号为“穆宗”。即位之时，年二十六岁。
新帝对这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清清楚楚，但他丝毫不以为意。对这位年轻的新君来说，做了皇帝就足够了，他根本不想为其他事烦心。他现在已经成功地成为天子，是天命造就的万人之主，谁又能说三道四？！
但王守澄当然不会这样想。要知道已故的宪宗是一代英主，声威正如日中天，假如真相泄露，他王守澄有几个脑袋？他要做的事太多了。
还好，朝野上下都知道宪宗服药已近沉迷，对皇上是因中毒而暴卒的说法并未表示怀疑。事实上，谁也没有想到英武威德的天子竟会被一个小小的内侍谋杀，国家正在中兴，人们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产生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猜测。王守澄封锁消息做得相当成功，或许也只有少量的宫人晓得一些蛛丝马迹，不过，一道高高的宫墙阻挡了这一切。
吐谷承璀和澧王被杀引起了一些议论，穆宗同时还把皇甫镈贬到了崖州。但前者多少算是天子的家事，臣子无得间辞；后者更不用说了，皇甫镈以掊克希上著称，时誉本就不好，发配之时，市井欢声不绝，谁还去问其他。
只是宪宗皇帝英年早逝，给大家震动不小。河北新平，后事尚多，惟一能够镇住大局的天子忽尔仙逝，怎么也让人忧虑不安。朝中派系的争讦日趋明显，四方夷狄又虎视眈眈，所有这些，都在“中兴”的喜悦上投下了一缕阴影。新帝穆宗在即位的当天，想请自己以前的两位师傅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著出任宰相，薛、丁二人都感到在这种时候难以胜任，固辞不就。
五月二十六日，群臣上先皇帝谥号为“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二十九日，葬于景陵。
宪宗未享天年，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幸运的是宪宗保住了自己的威名，因为他刚死二年不到河北又叛，从此帝国竟再也没有统一过。不幸的是，宪宗这位中兴之主竟死在被他称之为家奴的宦官手中，算起来，这还是本朝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罪恶只要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神策军与枢密使(2)
二
元和时代的最后一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19年），实际上是穆宗皇帝的头一年，因为宪宗在正月就去世了。新帝即位后，朝廷对河北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措施，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战果。
中央政府首先是把各大方镇的首脑来了个大掉换：将魏博的田兴（此时已赐名弘正）调往成德，李由昭义调往魏博，刘悟自义成徙驻昭义，而将成德的王承元（承宗之弟，其时承宗已病死）调防义成，同时又任命田弘正的儿子田布为河阳、怀、孟节度使。调换节将同分割藩镇一样，都是朝廷的政治手段，既可以成事，但也可以败事。
成德的王承元受诏上路时，诸将号哭喧哗，不让他走。承元感慨往事，不愿再与朝廷对抗，去意甚坚，甚至杀掉了几个带头挽留的将领。这一次，成德镇破天荒的没有率先闹事。淄青镇在刘悟杀李师道而归顺后就立即被一分为三，由朝廷委任马总、薛平、王遂三人分领，刘悟被调领义成，虽然失望至极，但不敢抗命，此番徙往昭义，也就不好再说什么。麻烦出在最北的幽州镇。
第二年，公元821年，穆宗改元“长庆”。
这时幽州的节度使是刘总，他是原节度使刘济的第二个儿子，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伙同亲将毒死了其父，并又杖杀了亲兄刘绲，得以总领军务。此人极为阴险狡诈，从其弑父杀兄上即可见之。在河北战场上，刘总表面上接受朝命对成德、淄青开战，实际上却按兵不动，空领朝廷供馈。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先后死去后，三镇相继归服，刘总失去党援，明白朝廷不会放过他，忧惧万分。
不知怎么，在恐怖之下，他的良心突然发现，夜夜做噩梦，看见父兄被杀时惨烈的情景。刘总悸惕不已，遂于官署后置道场，令数百和尚昼夜作法请父兄恕罪。这样度过了不少个忧惧不安的日子后，刘总感到无法忍受了，万念俱灰之下，选择了遁入空门来彻底解脱。临行前上表求归，朝野闻之颇为感慨，穆宗赐法号“大觉”。或许“大觉”后必证涅槃，刘总离开幽州还未走出多远就暴卒而亡。
朝廷派前相张弘靖人幽州主事。弘靖虽不是个无行之辈，但却不会办事，安抚工作尤其没有做好，给不满于归顺朝廷的人找到了借口，相率谋反。本年的七月十日，幽州旧兵们鼓噪而起，把弘靖囚禁了起来，并杀掉了他的随官。这件事情本来还闹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有一个早有异心的人利用了这次事变，此人就是当年朱滔的曾孙--朱克融。第二天，朱克融在哗变军士的拥戴下，宣称“权知军务”。
八天后．田弘正也被不满于受他节制的成德军士所杀，领头者是成德镇都知兵马使王庭凑。这个胡人的后代暴悍凶险，共杀了田弘正及其手下将领、家属三百余人，自称留后，逼着监军宋惟澄奏求节度之职，成德镇终于再叛。
八月三十日，宋惟澄把消息报告到长安，震撼了朝野。
谁都没有思想准备。
去年在任的宰相萧俛当初就是反战派之一，他一向认为不宜穷兵黩武，在河北初平后，更是屡劝穆宗就此息兵。为此，萧俛给皇上献了一条“消兵”的秘策，这条计策建议朝廷容许各军镇每年有百分之八的军士逃亡，从而渐渐地削减天下兵员之数。致乱之由，实因地方兵多将广，既不足以平叛，又徒耗民力，因此这个建议确实是一个聪明的策略，但却根本来不及实施。河北的根基尚存，叛乱只是时间问题。
继幽州、成德之后，魏博的田布也没能压住阵脚，在士兵的压力下无可奈何，不得已自杀身亡。朝廷没法，只能以带头煽动的将领史宪诚为帅。魏博一乱，形势就不妙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变故不绝。
新帝是个典型的享受派，好击毬，喜狎俳优、观杂戏，尤沉溺于畋游。享受天子的乐趣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他可没有像他祖父、父亲那样的雄心大志，自然也就管不了这许多。
幽州之乱，朝廷命刘悟出征，但被他推辞。李愬尽管壮心未已，准备出战，但不幸得病谢世。于是裴度立即又被任命为征讨河朔的主帅，领李光颜、乌重胤等名将再度出击。但是，十万之众，在近半年的战事中却一直没有取得效果。次年二月，朝廷不得不给王庭凑昭雪，并授为节度使。宪宗勘定藩镇的所有成就从此化为泡影，短暂的“中兴”也宣告结束。
理固其然。在几十年的战争之后，朝廷与藩镇最终落得了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谁也不能把对方一举吃掉，寻求一种根本妥协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天平的两头一旦开始均衡，冲突就不再显得那样激烈，如同阴阳之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似乎都不成为对立面了。不过，令人焦虑的是从长远来看，朝廷这一方是慢慢地衰落着，而藩镇却是一天天强盛起来，总有一天这种平衡会被彻底打破，那就将是毁灭性的。
但这不是现在的事，当前的问题是帝国的政治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并足以让这些自霸一方的藩镇退到次要的位置上去。实际上，从宪宗之死开始，就已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到来。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宦官得以走上了国家政治的舞台，九世纪的波澜中，又多了一股汹涌的狂潮。
风云再起。
宦，仆隶也。“宦官”，原就是指宫内侍奉之官，起初并不都是阉者，后汉时宦官开始全部用刑余之人，不复杂间它士，后世遂以“宦官”称宫中为皇帝仆役之阉人。士人蔑视之，亦或称“宦寺”、“宦竖”、“阉宦”。
说起来，一切原委还肇始于有一位万人之上的天子存在。人之初，性本善，但若是生为人主，天赋权威，则后天之习必与常人迥异，以天下为娱乐之具而遂一己之好，也就成为他们的本性了。后世君主固不待言，即使先圣先王，亦从无例外。
于是崇宫室，于是广嬖幸，御柳宫墙之内，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后宫三千犹不得足，恨不得天下女子皆为我有。历代相因，竟成定式，这倒也罢了，关键是后宫既广，则需要有人为天子管理守卫，所以阉人应运而生。阉割称为“宫刑”，残暴酷烈，莫此为甚。但不如此，则不能保证天子的私有财产不被沾染。阉者刑余之后，人道已失，守之后宫，断无可忧，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办法！
无数不幸的人们就这样成为天子的家奴，他们既为人主所驱役，又为世人所不齿，心中惨怛，发之于外，遂有慷慨偏激之举。从后汉时期起，就有宦官们干预朝政、擅权自利的记载。在惨痛的教训面前，天子和朝臣定下了许多防范的措施。然而，宦者既为天子所必需，就注定了那些规矩是挡不住被压迫者的奋发的。
本朝虽也不能幸免，但在立国之初，情形倒还不错。
起先宦官常员所设，主要就是一个“内侍省”，掌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有内侍四人、内常侍六人、内给事十人，此外还有内谒者、内寺伯、寺人等名目，皆为清一色宦官担任。太宗皇帝为限制宦官之权，曾立制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以此本省最高官“内侍”不过为“从四品上”，防范不可谓不力。
太宗皇帝在这方面是很有心计的，有几次他派宦官出使外地，结果反应不好，太宗就非常生气。宰相魏征--本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对此发表了一个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朝臣对宦官的普遍看法。
他对太宗说：“阉竖地位虽微，但是狎近左右，时有言语，易为人主所信，若出谮言，为患更深。圣上明鉴，可以无虑，然为子孙万世计，不可不杜绝其源！”
太宗深然，遂下诏自此以后，不再以宦官充使外出。这可谓是最好的防范措施，但同限制官品一样，后来也没能坚持，以致最终形成了宦官不仅有高官厚禄，而且不断充当各种专使、通过使职擅政的恶劣局面。若要就事论事地追究起来，造成这一恶果的罪魁祸首是太宗以后的两位皇帝：玄宗和德宗。
玄宗实在是出于无奈。“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在外重内轻的态势下，为保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不得不行宦官监军之制。时势使然，不能求全责备。但德宗却难逃其咎。
就以此事来说，以宦官监军分领军权，固可以使将兵叛变之事多些阻碍，但打不了胜仗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这对于久经战乱的帝国来说，是不能不思变革的。况且宦官跋扈娇纵，有时甚至还激起兵变，已经成为百弊而无一利的东西。肃、代两帝以来，议者论之不绝，废停此制已成共识，就是德宗皇帝本人，肚子里对此也是清楚得很。
顺宗时倒王（叔文）主将之一的薛盈珍，德宗时就曾出任义成军监军。此公仗恃圣眷，欲夺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权，南仲不从，两人翻脸。盈珍便屡向德宗密报对方的种种不是，果然搞得皇上对南仲发生怀疑。不久盈珍尚不满意，又派一员小吏程务盈从驿道赶往长安诬奏。巧得是，南仲手下的一位牙将曹文洽正要赴京公干，得知个消息后昼夜兼行，追上了程务盈。
驿馆中，文洽假装与他亲热，乘机将其灌醉后杀掉，把薛盈珍的上表丢在了茅厕中。自己又同时写了一封上表给皇上，一封信给姚南仲，然后自杀。
这是其时监军、节度使之间闹得还算小的一件事。事发后，姚、薛二人都被召来长安。
德宗问姚南仲：“薛盈珍干扰你了吗？”
南仲答得好：“盈珍没干扰臣，但乱了陛下的法。且天下如盈珍之流者，何可胜数！臣等又如何行恺悌之政，成攻取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