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德宗默然。
然而他还是我行我素，继续他的方针。德宗不是不知道其中潜伏的危机，在他“不知依仗何人”的表面下，德宗其实固执地坚持着一条原则，在他看来，宦官尽管有着多少不是，但却不会反对自己，因为皇帝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比起那些朝官来，他们更可靠、更易于驱使。德宗在纷扰的现实面前，选择了一条自以为聪明的道路：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包括与自己二位一体的宦官。德宗没有想到的是，他最终把灾难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左神策监军窦文场排挤了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独掌军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又设立左右护军中尉，并以宦官担任。
鸟瞰帝国的首都长安城，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宫城居北，为皇宫所在，包括太极宫、东宫、掖庭宫；南五门，承天门居中：北三门，以玄武门分左右。皇城居城南，为各官衙所在，北面无墙，与宫城以横街相对；其间南北七街、东西五街，中央各署分列其间；南面正门取法天象号曰“朱雀”，与“玄武”对称。朱雀门出一大街直趋外郭城，宽一百二十步，纵九里又一百五十五步，可称名副其实的“天街”。
外郭城位于皇城、宫城的东、南、西三面，为官民住宅及市肆所在，共有东西大街二十五条，街面宽广，两侧均有整齐水沟，当初裴度就是因落到沟中才得以逃生。此二十五条大街分全城为两市、一百零八坊里，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半五十四坊及东市属万年县，西半五十四坊及西市属长安县。白居易有诗道“百千家如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真是形象无比。
很清楚，宫城居北，因而守卫京城的卫戍军主力必定是布置在这里，地点就在宫城北大门玄武门之外。其军初由禁军中之“羽林军”、“龙武军”组成，本朝人又称之“北军”，与由十二卫将军掌握以护卫皇城百司的“南军”对称。北军所处地势极其重要，掌握着天子所居之地掖庭宫的北大门，玄武门一旦生变，则宫闱必不保。当年太宗皇帝杀兄逼宫，就是因为有北军之助，于玄武门一击成功的。
后来情形略略有了变化。
一是高宗嫌太极宫潮湿，扩建了位于宫城东北的大明宫，并迁居该地，此后除玄宗外，诸帝都在此居住听政，大明宫取代太极宫而成为了宫廷中心。
二是神策军渐渐成为禁军北军的绝对主力。神策军早先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劲旅，起初主要承担的是西北的防务。直到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宦官鱼朝恩率此军在吐蕃的入侵中为保护代宗立下大功，才成为禁军编制。此军经常出征，地位日重，由于德宗归之于宦官，因而赏赐亦丰，于是驻防长安四周的部队纷纷请示隶名于神策军籍以广其衣粮，以至挂名之旅遍于全国，数量迅速扩大，贞元时已至十五万人。但其核心仍是京师左右神策军，实际上的统帅就是左右护军中尉，与禁军中的左右龙武、左右羽林军分驻大明宫东北、西南两侧的九仙门、太和门外。在这一点上，一如太宗时玄武门外的情形。与以前所不同的，也是最要紧的是：它却是由宦官所掌握。
所以，当年顺宗的嗣君地位发生危机的关键时刻，他即使重病在身，也不得不强扶病体力疾出九仙门安抚；而右中尉梁守谦与王守澄诛杀了左中尉吐谷承璀之后，立即就赐给左右神策军士每人钱五十缗，其他六军每人却只有三十缗，都是出于这个道理。
宦官有了神策军，长安城的格局也就不再是横平竖直的方正之相了。有一种势力正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将会彻底摧毁旧的态势而建立一个新的战场。这一天已经慢慢到来。
神策军与枢密使(3)
三
裴度对再叛的河北诸镇没能取得战果固然是大势所趋，但也有重要的其他原因。
皇上在头一年贬斥了与吐谷承璀有染的皇甫镈，以令狐楚、萧俛、段文昌为相，三人都是反战的中坚，自不会对突变的形势有所准备。第二年初，又贬去令狐楚，引崔植为相。崔植是崔祐甫的侄子，因坚决反对皇甫镈而名重朝野，得到皇上的赏识，入相后，也颇能尽谏。此人学问倒是不错，但却不懂军事，更缺乏政治远略。在战事拉开，萧、段两人先后去相后，他与原翰林学士杜元颖共同主知政事，同样也是无所作为。
天子只有二十六岁，正是玩乐享受的最佳时光，他可不愿意放过。正式即位的第一天，仪式刚刚完成，皇上就迫不及待地召来倡优演杂戏给他看，这边百官尚未走出大明宫，穆宗就已在丹凤门楼上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第二天，皇上又到神策军营看人摔跤。即位以来，如此之类的宴游畋猎，几乎没有断过。谏官们上奏，告诫他要适可而止，皇上竟大为惊讶，对宰相道：“此辈何人？”连大臣都不认识了。
原因还不仅于此。
人为天地万物之灵，“公平”是文明的基础。本朝是文教昌盛的时代，伦理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士子或以才华德行取仕，或以报效边庭立功，忠君报国，安身立命。可若是没有了“公平”原则，一切都成空谈。就是地方藩镇的那些武将，拼死拼活也无非就是想以武功证明这一点而已。同理，天子既然造就了一个宦官阶层，他们也就不可能永远甘心为奴。
本朝为士子提供的公平手段是相对严格的考试制度，给武将的进身之阶自然也就是战功，但士流以外的工商杂类什么也没有。宦官表面上有官品，但实际上鄙卑更甚，他们只是奴才，甚至比奴才尚低一等，因为他们甚至是“非人”。宦官所能得到的，似乎只有皇帝对奴才的赏赐而已。这个大大的不公平永远是激发矛盾的根源，历朝历代都不乏先例，而到了此时此际，它开始有了一触即发的态势，宪宗之死就是个信号。
宦官掌握了神策军，使他们具有了这种能力，而枢密使一职的出现与壮大，更使得他们拥有了机会。
“枢密使”正式设立是在宪宗元和初年，又称内枢密使，左右各置一员，首任者是刘光琦和梁守谦。枢密使的职责是“承受表奏、出纳王言”，说白了也就是承“上”启“下”，“上”是皇帝，“下”是宰相，这个职务的性质就决定了它能兼达两头，既可以乱帝听以削挠相权，又可预宰相共参政事。“枢密使”使宦官在取得军权的同时，进而获得了政事权。
宦官王守澄立有大功，此际已被穆宗命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负责内外传达，但权势绝不仅限于此，他的地位早已超过当年的吐谷承璀。更何况皇上喜淫逸，少不了与他同乐的人，宦官们比朝官更胜一筹的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天子。宛如儿童的穆宗是第一个完全的战利品。
和宦官的气势相反，帝国的现实是骄主荒淫，辅相庸碌，政策、处置皆无是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在前线打胜仗！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朝廷中的头一件大事是在三月份的一次“常科”考试中发生的。“常科”是国家每年举行的常设考试，与皇帝召试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不同，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以“进士”、“明经”最为重要。这次考试的主考是右补缺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
本朝科考并不糊名，应考者的姓名对主司是公开的，因而考生的名气与声望乃至家世、与主司之关系等对考试结果有异乎寻常的作用。为国家选才是人臣的义务，可以惟才是举，这一次也不例外，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给钱徽写了条子。
然而榜出后，段、李所属者皆名落孙山，而及第者中大多是公卿子弟，其中还有考宫杨汝士的弟弟。段文昌不服，认为太不公平。皇上征询意见，有不少人持同样看法，结果这次考试成绩取消，重新进行。此次事件牵涉到不同意见两方面的很多人，段、李这方面有宰相裴度、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主考官钱、杨方面则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等人。事情虽然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谁也没有把它就此忘记掉，特别是在事件中得到贬职处分的李宗闵。
这年十月，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王播人相。此人在三年前曾出为西川节度使，皇甫去相后屡请还京。王播在财政上很有些办法，手上颇有些钱，宦官的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早在年初，萧俛听说他靠此道求职，极其愤怒，到皇上面前力争：“王播如何可以入台司！”穆宗要靠王播弄钱，没有听萧俛的。萧俛一气之下，辞去了相职。不久段文昌也被命往西川，王播得以和杜元预同时人相。
四个月后的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河北宣告停战，工部侍郎元稹被命为宰相。
此人更是大有故事。
元稹字微之，早年与白居易、萧等人同时踏入仕途，也是以才气知名之士，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因与裴度上疏指责朝政，引起宰相杜佑的不满，同裴度一起被贬。裴入相，裴、元二人先后被起复，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稹以监察御史“分司东台”，到设在东都洛阳的御史台亦即所谓“东台”或“留台”任职。在任期间屡屡劾奏地方大吏，又引起不少怨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二月，朝廷调他回京。
这一日，元稹回京的路上走到华州，见天色将晚，遂留宿于一个叫“敷水驿”的驿站。驿站中看到是监察御史大人，不敢怠慢，安排他住到了惟一的上厅。不意到了夜里，事情来了。
帝国交通十分方便，驿道四通八达，尤其是长安到洛阳这一路。全是宽广的大道，和全国各地一样，道旁每隔一段就设有驿站，供往来的官员休息、换马。大的驿站中皆有上、中、下不同的厅房，以接待不同品阶的公务人员。这一天很巧，在夜里，一队宦官也来到敷水驿下榻，为首者是奉命出使的内给事刘士元，刘士元一进来，当然要到上厅去住。
站吏报说，上厅已有人了。御史与中使都是经常在驿站中落脚的官员，朝廷对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御史到馆驿，已于上厅住下，有中使后到，则就别厅：而如有中使先到上厅，御史后来，亦就别厅休息。站吏心想，虽然内给事官品要比监察御史高好几级，但有这个旧例在，倒也好安排。
刘士元可不答应，一听不过是个监察御史元稹，更是傲气：“叫他换到别处去，上厅本使要住。”
站吏一看不是路，不敢违抗，只得前去请元稹移驾。元稹这时已更衣毕，正欲就寝，一听这话也有气，隔着房门对站吏道：“本官先到，断无让厅之理。”
站吏回报士元，士元大怒，对手下人道：“跟我进去，今天倒要看看什么人敢如此托大！”众人齐发一声喊，随着士元就往里走。
士元手提马鞭走到门口，一脚踢开户门，指着元稹破口大骂，同时甩手就是一鞭，正中元稹的面颊。元稹吓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拔腿就往后厅跑。士元哪里肯放，追上去用鞭子乱挥。
元稹的马早已被士元的人牵走，元稹是进退不得，只好在驿站中四处避让。士元又呼令手下人去找弓箭，只吓得元稹魂飞魄散方才罢休。
神策军与枢密使(4)
元稹狼狈赶到长安，不少朝官们都感到是奇耻大辱。他的好友白居易一连上了数表，为元稹无端受辱鸣不平。连跟宦官关系不错、其时正任御史中丞的王播也摆出旧例认为这是刘士元做得不对。但宪宗在两人之间，肯定是选择偏袒宦官这一方，还是借他故将元稹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后来又先后调他到通州、虢州任职。
元稹这一去就是十年，十年的挫折让他大大转变了。元稹家境贫寒，完全是靠奋发才走得到今天的地位。这次教训让他“如梦初醒”，感觉到凭着他以往的那种年少轻狂对自己的仕途是极为不利的，于是“痛改前非”。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宪宗大赦，元稹被召回京任职，为了达到进入台阁，甚至做宰相的目的，他竟开始结交曾给他以羞辱的宦官。
第一个是他在江陵的故交监军崔潭峻，第二个是人京后认识的神策中尉副使魏弘简。有一段时间，元稹经常轻车简仆，出入于魏弘简宅第，以事相请。结交宦官的效果出奇得好，穆宗即位之初。元稹就因回朝述职的崔潭峻之荐，被提升为库部郎中、兼“知制诘”。所谓知制诰，就是有资格参与诏书的草拟，本朝除禁中的翰林学士、禁外的中书舍人以外，一些官员也可以本官带“知制诰”。不久元稹又被召人翰林，任中书舍人，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当时的几位宰相中，萧俛从来不喜欢超格任人，对元稹本来又无好感，因而很讨厌他的冒进。只有段文昌对他不错，还专门在皇上面前替他美言。但朝中都知道他转托宦官的事，对元稹之辈靠此道捷足先登都十分不满。中书舍人武儒衡就当面给过他们难堪。那是在一次知制诰官员的会食上，众人正在吃饭，正好有不少苍蝇飞来，儒衡以扇挥之，口道“哪里来的东西，一下子就能聚集到这里？”众人听罢脸色都变了。
元稹此际也是主张罢兵的，他的不少诗歌反映了这个观点，正合穆宗之意，所以在魏弘简的建议下，终于在河北战事结束后用他为相。裴度照理是与元稹共过患难的人，但见元稹附和宫中主张而阻挠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十分气愤，三次上表反对启用元稹，迫使皇上把元稹和魏弘简都降了职，两人由此产生了重大矛盾。
这是一个危险的开端，在对河北的战事以失败告终之后，朝中派系分野已经日趋复杂，离合变化层出不穷。朝官们好使意气，囿于私见，不能开诚布公，攻讦又日益严重，自然也就给另外一种势力以可乘之机。而裴、元不和，更是雪上加霜。
元稹终于得以人相，元裴二人的矛盾便开始闹大。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元稹力请昭雪王庭凑，并建议为彻底息兵，应立即解除裴度的兵权。皇上同意，下诏命裴度为东都留守。制诰一出，遭到不少反对，穆宗便命裴度先来长安再说。
裴度一到，第一件事就是请皇上下令杀掉一个在昭义镇恃恩娇纵的监军、宦官刘承偕。此举虽然没被皇上答应，可依然得罪了宦官，裴度还是被命出朝，去任淮南节度使。这一下朝中议论纷起，都说在此关头，有将相之才的裴度不宜外出，才使得他留在了朝中为相，与元稹共同主事。这是三月份的事。
元、裴两人倒是暂时得到了妥协，但政治分野绝不是非甲即乙的事，元、裴互相嫉恶，可还有与他二人都有矛盾的人存在。同时，宦官势力既然掺合了进来，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事情麻烦了。
前宰相李逢吉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他可没有闲着。
逢吉颇和早年的杨炎类似，有一种对个人恩怨过分执著的心态。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平淮西之前被裴度挤出朝廷后，一直都耿耿于怀，几年之间，心里很不是滋味。逢吉知道，眼下裴、元不和，正是自己的良机，但身在外任，无可奈何，一切都必须回到长安才行。
他的族子李仲言对他建议：走宦官的路子。
李仲言道：“侄认识一个奇人，名唤郑注，此人虽以医术闻，然有经略之才。早年在李营中为王守澄治疾有奇效而为其所知，今为中尉王氏守澄近侍第一人。若托郑注交结与彼，事无不成。”
逢吉纳其言，请郑注达意与王守澄，守澄正恶裴度不亲己辈，一拍即合。就在五月份朝廷果召逢吉人京为兵部侍郎。逢吉一人京，真的就来了机会。
在被朝廷昭雪之后，王庭凑依然将朝廷任命的深、冀节度使牛元翼围困在深州，时间已将近四个月之久，很使朝廷难堪。穆宗只知道一意姑息，根本不解决问题。有一位将门之后于方欲立大功，设想了一条奇策，秘密求见宰相元稹。
于方道：“有两位奇士王昭、王友明曾在燕赵间行走，与贼党很熟，可于敌营中行反间计而解牛元翼之围。”
元稹大感兴趣，赶紧问他如何安排，于方一笑，说道：
“本人愿以自己家财资其出行，并可贿赂吏部官员，弄出二十通告身文书，供其见机使用。事出机密，故而不得不变通行事，还望相公批准。”“告身”，就是吏部对官员的委任状。
此事本意虽佳，但不通过朝廷擅自主张，又贿赂朝廷命官，实属于违乱法纪之举。但元稹出任宰相，受人讥笑太多，一直想有所建树，心想此计若能得逞，正是大功一件，竟也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不料，此事竟被李逢吉探到了一点风声。
逢吉其实并不清楚事情实质，他得到的消息只是某位宰臣将有机密之举。但对他来说，这也就足够了。
五月的一天，裴度府中来了位叫李赏的人，说有要事面呈裴相。裴度不尚奇诡，就请他在前厅明说。
“和王府中的属官于方，不知相公知道否？”李赏先问了一句。
“知道，此人乃故司空于頔之后。”
“正是这位于方，欲为某侍郎结刺客击杀相公，不可不防！”元稹是以工部侍郎的身份挂“同平章事”衔行宰相之权的，李赏的话很明显。裴度一听，心想这从何说起？！元稹再与自己有隙，也断不至于如此，这个李赏的用意太恶毒了。但裴度的气度自非寻常，在未了解来龙去脉之前，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所以忍而未发，只是淡淡一笑：“言尽于此，谢君厚意。送客！”
几天过去。裴、元二人一如寻常。李赏便又一次出现，这次他直接去了左神策军营。此际的左军中尉已是马进潭，是当年与王守澄辅弼穆宗入继大统的功臣之一，现在和梁守谦一左一右，并驾齐驱。在宦官中间，此人和元稹的关系最不怎么样。
神策左军立即上了一本：“有告事人李赏称，于方受元稹所使，结客约刺裴度。”宰辅之间，竟有谋杀之事，皇上平日再怎么散漫，闻奏之后也是大吃一惊，立即命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三人会同御史台严审此案。
一鞫于方，“约客刺杀”之事自然是子虚乌有，但逢吉岂能轻放，穷追不舍之下，元稹擅作主张用反间计的事情就包不住了，于方如实供出。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宰相的不当之事，枢密使王守澄与李逢吉更坚持说裴度知而不报，也应当一并处理，皇上表示同意，下诏罢二人相职，并贬元稹为同州刺史。
谏官们有异议，认为裴度无罪，不当免相，而元稹身为宰相，与于方擅为私谋，却责之太轻。皇上没有完全听从，只是缓和了一下，命裴度以右仆射在朝，削去了元稹带的另外一项职衔。六月初五这一天同时还发布了另一项诏命：以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再次入相主持政事。
李逢吉的目的达到了。对宫中的宦官而言，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结果了。
神策军与枢密使(5)
四
李逢吉是陇西望族出身，登进士、入幕府，赴朝为清望官，出使南诏、塞外，仕途相当顺利。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他和另外一人被命为太子诸王侍读，得以被当时的太子穆宗所识，这对他来说，更是有关他后半生的一个关键。两年后改任中书舍人，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二月首次入相。
凡是境遇顺利的人往往心高气傲，然而却极易受到伤害。在突来的挫折打击面前，这种心态就会转化成一种偏激，他们变得妒忌、孤僻乃至奸诈，为了满足自尊和达到某种心理平衡，他们甚至会不惜一切手段。李逢吉就是一个典型。逢吉第一次入相要比裴度晚大半年左右，两人只共事了七个月，裴度因不满于他对淮西之役的种种沮阻，通过宪宗将他请出朝外，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恩怨就这样结下了，而且不可调解。
逢吉有两个优势，一是于当今皇上有侍读之恩；二是他有一位极富谋略的侄子李仲言。李仲言也是进士出身，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逢吉正是通过他以及他的好友郑注，才和宫中近臣达成了利益上的共识，不仅顺利回京，而且排挤了裴、元，出任宰相。仲言尤能交结豪士，为逢吉培植羽翼，出力甚多。
宫中方面，第一是王守澄，其次是左右中尉马进潭、梁守谦，还有内侍内使魏弘简、刘弘规等人都至少与逢吉在一点上是见解一致的，亦即对裴度的态度上。对于一个新兴的阶层--比如宦官--而言，任何一位不肯屈从的老家伙都不会受欢迎。裴度功高勋著，刚直不阿，对宦官极端不利是很明显的，所以也不会例外。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六月，李逢吉入相前后，朝中的人事有很大变动，宰相中除了挂衔者外，王播已于上个月赴淮南；杜元颖虽然留任，去职也是早晚的事；白居易再次被贬出京为杭州刺史。几位杰出的大臣中，韦处厚为中书舍人，李绅为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韩愈为兵部侍郎，李德裕为御史中丞，牛僧孺为户部侍郎。未来的斗争必然就降临到他们身上。
本年下半年来，地方上情形不妙，徐州、汴州相继为乱。从六月到九月，各地兵兴未已。到了十一月，皇上因在打猎时受了惊吓，居然得了风病卧床不起，长安城中谣言四起。
起因是皇上尚未立储。朝官们都很紧张，一旦出事而国无储君，势必天下大乱，这事非同小可。皇上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得的病，此后数天不闻起居，宰相们屡请入见，未被枢密院答复。大家遂请德高望重的裴度出面，上疏请立太子，并请皇上接见朝臣。
宫中的宦官也很不安，穆宗确实病得很厉害，而外间的议论更是对着他们来的，有一种说法竟直指王守澄和梁守谦，说他们有废立之谋，事态已变得很严重，神策两军奉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十二月初五，在守澄的安排下，皇上终于在紫辰殿接见宰臣。这一天宫中的戒备特别森严，皇上身边的护卫一律换成宫中内侍，天子坐在床榻上，面对着臣下的请求，也只有微微颔首而已。幸运的是，十二月初七宣布立景王李湛为太子之后，皇上的病也渐渐好转了。新年的正月，为了嘉奖神策军在这次风波中的绥靖贡献，特别有诏赏赐两军中尉以下的官兵。这已经到了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穆宗的第四个年头。
本朝宰相既实行政事堂集体领导制，自玄宗开元年间以后，人数已渐少，但除去荣衔以外，一般也有三到四人。目前当朝宰相只有李逢吉、杜元颖两人，新年伊始，补充相选已是当务之急。其实早在去年，朝中已经有两位大臣有入相之望。
一位是李德裕。这是大名鼎鼎的李吉甫的儿子，早岁好学有志，不乐仕进，元和初还因父秉国钓，避嫌不仕台省之官。先被张弘靖辟为幕僚，后以门荫入仕，历任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考功郎中兼知制诰、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去年二月改任御史中丞。德裕颇有雄才大略，很为穆宗赏识。
另一位是当年与李宗闵在考策中公开指责朝政而名重一时的牛僧孺。进士出身，入仕后因在那次对策中得罪了宫中，一直未得升调。穆宗即位，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僧孺为官清正，亦向有声名，特别是他拒绝了宣武节度使韩弘的贿赂而被穆宗知道后，恩遇渐隆。
照理，李德裕资望较深，又为穆宗信任，出任宰相是大有希望的。但不幸的是，他是李吉甫的后代，这一无法更改的事实给他的后半生增添了无数波澜。
李逢吉第一个就不能答应。他无法忘记元和年间因息兵之议而被罢相的旧事，所以他最恨裴度，连带也恼恨主张强硬的李吉甫，更妒忌这些靠门荫入仕的功臣之后。按照逢吉的观点，正是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给国家造就了动荡的现实。李德裕在翰林院与李绅、元稹情款意洽，也是逢吉必须将其摒除的动机。逢吉是个想到就做的人，他既丝毫不掩饰他的观点，又锐意于行动，当他在去年九月将德裕排挤出朝任浙西观察使时，朝中已经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逢吉的意思在牛僧孺。
就逢吉本人来讲，这里的原因不外乎也要上述到元和初年的那次策试中去，当时赞赏僧孺等人的考官是韦贯之。就是与他同在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前后反对淮西用兵的同志。他对那次事件的态度与朝中不少人一样，都认为是李吉甫的不是，所以对牛僧孺，逢吉的那种亲近感几乎就是天生的了。
牛僧孺自然而然地在逢吉的引举下入相，时间是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的三月初七。这一天也许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的那次策试--包括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贡举风波--到现在，历经十四年的工夫，本朝历史上一个最大的误会最终形成了，这个误会所带来的广阔而深远的后果，不久就将爆发。
皇上的病虽有了些好转，但仍未痊愈。
天子有疾，历来都是权幸者得志的最佳时机，在这种当口，谁最有权，谁就拥有发言权。枢密使王守澄当仁不让。
人们在这段时间里发现，有一个身材矮小，眼睑厚重而下垂、目不能上视的人日夜出入于守澄的官邸。据说，此人就是郑注，是位怀揣密术的奇人，既为枢密使所亲重，也甚为皇上所厚遇。只要求他，似乎没有办不成的事，为此，他在城中的那座大宅，天天都是车马满门的。
工部尚书郑权就是一例。此公好色，蓄了众多的姬妾，可工部本非肥缺，单靠他那点俸禄自是养不起。郑权思忖，只有外放富庶地方，才能多捞一些。为了养家，郑权也顾不得什么了，便请郑注通融于王守澄。果然无多久，郑权就被委以岭南节度使。人们好笑之余，也不禁痛恨起宰臣误国来。
其实政事堂中，宰相李逢吉、杜元颖、牛僧孺三个人的话加起来都没有守澄一个人多。本朝起初有宰相轮流秉笔执事的规定，可在守澄的授意下，此时只有逢吉一人当值，竟成了常务首席。二人相结，权势膨胀，做了完全不合规矩的事，朝中重臣也无一人敢持异议。裴度终于未能在长安呆下去，已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连“同平章事”的宰相衔都没有挂。
只有翰林学士李绅不买他们的账。李绅是个有才能的清明之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翰林时，号称“三俊”。翰林学士算是内官，常受天子承顾，若得信任，其职权也就类似于枢密，并不亚于禁外的宰相。早先的陆贽号称“内相”，就是这个道理。穆宗此时就常常将逢吉的拟状征求李绅的意见，李绅的反对意见占了多数。
逢吉气在心里。但李绅身在禁署任职，又为皇上所信，一时也不太好办，最好是先把他弄出天子身边才好。这时，又是李仲言，给逢吉出了一计。
当时朝中有两个人耿直是出了名的，一是李绅，还有一个是韩愈，也就是当年裴度征讨吴元济时的部下、《平淮西碑》的作者。韩愈道德文章世所公认，尤敢于死谏，曾为宪宗贪长生而冒死上《谏迎佛骨表》，差点丢了脑袋。韩愈自穆宗即位以来先后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户部侍郎，是个有望之臣。李仲言的意思，此间大可利用。
一日，皇上御延英殿召对宰相。这是本朝“常朝”之外，天子与宰相面议政事的制度，天子有事商量或宰臣有事敷奏，即可举行，并不定期。
在这天的延英召对中，逢吉奏了一事：“眼下御史中丞位缺，李绅清正，可任此职。”
李绅时任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出任御史中丞倒也不算降格。他心中大感困惑，不知逢吉出于何意。
皇上照理是舍不得李绅卸去翰林学士的，但转而一想，御史台乃天子耳目，确也是个重地，再说御史中丞官品等同于李绅现任的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都是“正五品上”，又是可在宰相之后赴阙听对的“次对官”，也就同意了。
逢吉暗喜，进而又奏请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尹作为首都行政长官，其规格亦同于省官，上任之时按旧例是要到御史台谒见，谓之“台参”，但韩愈又兼了“御史大夫”，情形就有不同。
按照本朝官制，御史台长官本就是御史大夫，后因官重位崇，自安史之乱后官不常设，御史中丞才得以成为实际上的宪台之长。此次韩愈既带了“御史大夫”之衔，所以宰相在任命时特别加了一条：免去台参。这下事情来了。
李绅刚直，如何能依！他特地移文韩愈，颇有点责怪他不知事体的意思。
韩愈这个人本就倔强，见状不服，与李绅公文往来，言辞上就更为不逊。此事渐渐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
机会来了，逢吉抓住借口，立刻奏明皇上：李、韩二人严重不协，有违朝纪，请予以罢职处理。
穆宗对李绅一直是心存爱意，心想李绅既不宜在朝，就改放外任吧。十月，在贬韩愈为兵部侍郎的同时，以李绅为江西观察使。皇上还特地派了个宦官去安慰他。
李绅到此算是完全明白了，一腔委屈无处发泄，便对来人大哭，说自己实为李逢吉所排挤，“微臣恋阙效忠之心未已，恳请中使禀奏圣上！”
穆宗知道后有些省悟，他也晓得朝中大臣之间一直互有攻讦，心里对逢吉的不能容人很不高兴。便改任李绅为户部侍郎，仍留在朝中。这个结果不要说李逢吉，就连王守澄等宦官也觉得不能满意。但皇上做主，暂时还只能表示接受。
可未过多久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皇上在服食金丹的不良作用下，旧疾复发，不幸驾崩，年仅三十岁。穆宗皇帝尽管在即位之初就把那位坑害过其父的江湖术士柳泌砍了头，但却不意味着他不相信长生药。实质上，年方盛年的穆宗贪念长生比之其父也未必少让，对长生仙丹，他只是不相信效果不佳的一种而换服另一种罢了。还好，皇上的暴崩未引起突变，但却有宦官跑到太后那里游说，劝她以母后的身份称制，结果被骂了出来。太子太年轻了，只有十六岁，难怪有些人要如此热情地为国是奔走了。同月，韩愈也死在了兵部侍郎的任上。
神策军与枢密使(6)
正月二十六日，太子即位，史称敬宗。
李逢吉的目的只达到了一半，他当然不会就此罢休。眼下他更担心的是新君会不会重新启用李绅。至此，逢吉那种妒贤嫉能的奸险品性已完全暴露无遗，他不允许逆己者阻挡他满足独秉国钓的欲望，他既要排挤反对者，也不容许被排挤者报复，这是心胸狭窄、私欲过重之人的通病。逢吉丝毫也不认为他没有这个能力，有王守澄和他站在一起，这也许就意味着天子以及整个帝国都在他们的手中了，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呢？！
世上若是没有了叛变投靠和反戈一击的人，阴谋也就不会存在了。李绅有个亲戚叫李虞，算起来是他的族子，相当于远房侄子，以文学知名，自称无意于仕进，隐居在华阳县。有次来长安看李绅，与其叔父李耆以及前进士程昔范都投在李绅的门下，相与过从，亦颇投机。未几，李耆拜左拾遗，回到华阳的李虞有点耐不住了，写信给李耆，希望他能向朝廷引荐引荐一下自己。
不料带信的人把此函误投给了李绅。李绅一见好笑，心想我这个侄子不是不乐仕进的吗？如何进退之心反复无常若此？倒要劝劝他。顺手就写了封回书，言辞中真是把李虞讥诮了一下。
李虞看到李绅的信闹了个大大的红脸，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觉得李绅太不给面子。由怨生恨，李虞咬牙切齿：“不报此辱，誓不为人！”
李虞立即上京去见李逢吉，把以前李绅与他私下的谈论，特别是有关中伤逢吉的话，诸如逢吉如何奸邪，如何附和宦官等等，再加上自己的添油加醋，一古脑全说了出来。逢吉听罢，气了个半死，更恨极了李绅，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彻底打倒，绝不能让对方借着新君御极的机会东山再起。
具体的计划用不着逢吉自己操心，李仲言已为他招致了不少人，正日夜计议着如何抓到李绅的把柄。
五
李仲言为其叔罗致的死党中，有两个人最厉害。一个叫张又新，一个叫李续之。当逢吉问计于二人，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办法时，两人皆曰：
“朝中缙绅大臣，大都自惜羽毛，谁肯为相公搏击？此事须得非常之人出死力而为。我等知道有一个叫刘栖楚的人，即是个奇士。”
“哦？”逢吉问道：“怎么个奇法？”
李续之接着道：“此人曾在成德王承宗手下为吏，承宗有次将其绑了起来，他以首叩地固争，承宗竟也无可奈何，其果敢坚锐如此。相公若能提拔他为谏官，令其侦伺李绅过失，待机暴扬于圣上之前，恩宠必替。即使不成，亦过在栖楚，牺牲掉他也没什么可惜的。”
此计甚毒，却也正合逢吉之意。于是，李虞、程昔范、刘栖楚三人都被逢吉擢为拾遗。“拾遗”，乃是本朝谏官的一种名号，分左右而置，与谏议大夫、左右补阙一样，专门以进谏为职，又称言官。左右拾遗品秩虽然不高，只有“从八品上”，但谏诤之任不轻，所谓“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即是设置“拾遗”一职的本义。不过，三人此际的“拾遗”目标却没有这么高远，不外乎就是“拾”李绅一人之“遗”而已。
李仲言与张又新在舆论上为推倒李绅推波助澜，他们对那些胆小而又头脑简单的人广为散布，说李绅看到有人在一起议论，便到皇上面前密报，说某某人结党、某某人拉派。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弄得士大夫们对李绅都有点畏忌。
不过，单凭如此这般寻找机会是要花点时间的。楚州刺史苏遇也是个倒李绅派，他对逢吉门人不急不慢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找到张又新等人说：
“新君一旦听政，必举行延英殿廷对。李绅乃次对官，这是他希蒙圣恩的惟一机会，要防就防他这一点！”
又新等人猛省，急急建议逢吉道：“事情确已迫在眉睫！若是拖到圣上正式听政，李绅一旦入觐而为上所用，后悔就晚了。”
逢吉心想：“此话有理。看来不下重手不行！”
这事最后只有靠王守澄。
守澄对新帝道：“陛下之所以立为储贰，臣备知其中过节。”言下已有深意。
敬宗好奇，问道：“贤卿此话怎讲？”
“当初陛下之立，全赖李逢吉之力。而杜元颖、李绅辈，原本都是想立深王为储的。”深王李察，是穆宗的弟弟，新帝敬宗的叔叔。搬出这种事情来，就是击到问题的要害了，守澄在宫中多年，他当然知道孰轻孰重，在这方面，他又要比李逢吉和他的门人强多了。
新帝年轻，对帝国储副常生不测的事没有切身体会，觉得杜、李等人都是几朝老臣，做不出这种事，不大相信。
可随后任度支员外郎的张又新也上了一表，说李、杜二人其实对皇上不利，他们曾暗蓄异志，欲立深王为太子，只因先帝不听，才未得逞。新帝尚未面见群臣，表奏都由枢密院呈上，守澄急劝皇上览这一封。敬宗见此表内容与王守澄所云如出一辙，早先的想法有些动摇起来。
未过几天宰相李逢吉的奏疏也上到，说的也是同样的话。这下不由得皇上不信了，二月初三，皇上下诏贬李绅为端州司马。按常理来说，国家去一奸佞，自然是一大幸事，逢吉也知道这个道理，为郑重起见，还特地率百官赴阙表贺圣上英明。可当百官退下，又有不少人按惯例转赴中书门下的政事堂贺喜时，逢吉开始觉得有点不妥。
逢吉不想让人觉得是他在里面起了作用而使李绅被贬，因为事情做的风声太大，反于事无补。他一回到政事堂，就把张又新叫了进去。
朝廷百官都已来到阁门，值事者报：“相公正与人谈话，请诸大人稍候。”
这一候就是好久，众人正感纳闷，忽见张又新挥汗而出，对着大家团团一揖，道：“‘端州’之事，实为天子除忧，为朝廷造福之举，分内之事，我张又新不敢谦让，就此谢过诸位盛意。”说时，大汗淋淋而下。
原来是这个人的手笔！众人更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么个小小的员外郎就因依仗宰相，竟做出如此大事，真不可小觑！”大家都不作声，缓缓退出，片刻就走了个干净。
朝中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难受。初六，公开表示了一些不满的右拾遗吴思被命为吐蕃告哀使，远赴异域报告先帝穆宗的死讯；李绅所推荐的翰林学士庞严、蒋防同日被贬。在这种时候，没有原则的人纷纷暴露出两面派的丑恶嘴脸。在贬庞、蒋二人的诏制下来后，与庞严交情甚笃、具有封驳权的给事中于敖，竟把敕书封还。见者以为他为庞严鸣不平，都为他担心。不料诏书再下，他的奏议竟是认为此两人贬得太轻而请求重议的。落井下石，没有比这更狠的了，逢吉居然还大大地奖许了他。
张又新已被逢吉推上了前台，他为己为逢吉考虑，也得一不做，二不休。连续几天，每日上书皇上，坚持认为对李绅责罚太轻。皇上见他说的有理，便答应他可将李绅处于极刑，事态越发严重了。翰林学士兼皇上侍读韦处厚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立刻奏上一表，一是指出李绅实为逢吉所诬谄，二是认为即使有罪，也应缓刑，更何况李绅根本就无罪。在逢吉与王守澄主宰一切的时候，韦处厚是惟一敢说话的人。
一个偶然的事情救了李绅的命。这一日，新帝无事，阅览禁中的有关文书，忽然发现了穆宗时期封存的一大箧档案，打开来，正好看到了裴度、杜元颖、李绅请立太子的奏疏。皇上这才觉得李绅冤枉，想到自己差点就将这位忠臣杀掉，也有点内愧。皇上叹了一会，吩咐左右：“将人所上谮绅之疏统统烧掉，此后再不准奏！”但皇上烧了几封不痛不痒的奏疏，却没有把李绅召还。天子尽管年轻，也是懂得要点面子的，更何况这原本就是枢密与宰相的主意，并非是天子的独裁。皇上的心理立刻就平静了，他还有其他事要做呢。
逢吉和守澄实际上过虑了，新帝只到三月初五这天才第一次在延英殿召对宰相。即位以来的几个月里，皇上都是在游宴、击毬、奏乐中度过的，还常常赏赐宦官、乐人财物，耗费不可胜计，哪里有时间来考虑国是朝纲！有宰相和禁中的枢密也就够了，让他们去烦心吧。新帝无论在心理上、年纪上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他原本就不懂得什么，李绅的事就是个例子。
皇上好歹听政了，可每日上朝极晚，往往日头高起尚不见天子坐殿升班。时维三月，春寒料峭，百官在紫辰门外列班等候，老病者都几至僵踣。新君如此御极天下是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远的不论，即比数年前宪宗的宵衣旰食来，差距亦不可以道里记。臣子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皇上尚未成年，谁又有什么办法？谏议大夫李渤就因为自己不能尽谏职，自请宰相降罪。
这一天是三月十九日，敬宗皇帝又一次到极晚才临朝。大臣们又一次在殿外被冻得够呛，可谁也没想到的是，那个刘栖楚居然挺身而出。
栖楚也许是想报答一下宰相李逢吉的知遇之恩，尽一下自己未尽的“拾遗”之责，跨班而出，力谏皇上。“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治；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也……”刘栖楚又祭起他“以首叩地”的绝技，“请碎首玉阶已谢谏职之旷！”言毕，果然以额叩墀，声闻于外，血流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