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四年三月，福冈地方法院做出驳回再审申请的决定。审判长平塚浩司几乎全盘采纳了检方的主张，对辩护团的疑问持否定态度，确切地说，是连谈都不谈。那天，辩护团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认为法院的决定有结论先行的嫌疑——反正死刑都已经执行了。
在辩护团的众多主张中，唯有一点被法院承认——对科警研DNA型鉴定的疑问。法官判定：“现阶段，案件当事人与凶手DNA型一致的鉴定结果无法直接作为有罪认定的根据。”
可是，福冈地方法院最后依然得出结论：“排除鉴定结果后，仍有证据可有力证明案件当事人就是凶手。”
这个判决令人诧异。
如果一个重要证据被认定为“无法作为有罪认定的根据”，接下来应该开始再审才对。
DNA型鉴定显示，被害人与久间三千年有直接接触。如今排除了这个证据，久间与被害人的直接联系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目击证词与车内残留物等有限的证据。可法院却认为这些证据“可有力证明案件当事人就是凶手”。
从始至终都否认有罪的久间在从狱中寄出的信件中这么写道：
除了DNA型鉴定，他们还实施了纤维鉴定，可这不足以成为关键性证据，因此，DNA型鉴定会极大地左右审判结果……
这就是被判死刑之人的认知。
如果法院不是在执行死刑后，而是在执行死刑前就做出排除DNA型鉴定结果的判定，法务大臣还会毫不犹豫地签署死刑执行命令书吗？辩护团说法院的决定有结论先行的嫌疑，并非空口无凭。
随后，久间的妻子与辩护团向福冈高等法院提出即时抗告。
去年冬天，我去了一趟韩国首尔。
“饭塚事件”的采访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死刑的封闭性。第十章中我曾提到被涂黑的文件，从起草文件到执行死刑，全部在密室中完成。旧东京监狱的刑场曾对外开放，但我没有进去看过。
我曾乘坐直升机，想从上空拍摄刑场——旧东京监狱角落里一处独立的建筑。这个小小的建筑位于被称作“鬼门”的东北角上，连环强奸杀人案的凶手大久保清等死刑犯就在此被行刑。我可以从高空拍摄建筑，可密室内部长什么样我却不知道。
我在一个意外的地方知道了答案——首尔。
西大门刑务所遗址位于露出白色岩石的山顶下，一排红褐色砖墙围住一栋古老的建筑。如今这里作为历史博物馆对外开放，参观者可以看到当时的漆黑牢房与拷问室。这个禁止拍照的独栋小屋，与旧东京监狱的刑场完全一样。
从一个带有十字窗棂的推拉窗向内看去，墙上钉着木板，有一个木制祭坛，还有褐色的长椅，也许是供检察官与所长落座。而眼前这个仿若小舞台的地方，正中央有个一米见方的踏板，顶上有个白色绳圈。
我绕到屋子背面。从滑轮延伸下来的绳索缠绕在墙上的金属部件上，可以根据死刑犯的身高来调整绳索长度。地上还立了一根木头手柄，手握之处黑得发亮——那是无数次使用后留下的痕迹。有多少人在这里被执行死刑？又有多少人含冤而死？
本书中提及的“饭塚事件”引起了特别的反响，我在此一并记录。网上有很多匿名评论：“久间绝对有罪！”“看判决书就知道他是凶手！”这些评论认为“足利事件”是冤案，而“饭塚事件”不是。评论里长篇累牍地引用判决书中的内容，批判那些怀疑DNA型鉴定的报道与书籍（我的书当然也无法幸免）。
评论中出现了很多专业术语，如“推定无罪”“诱导”“供述调查书”“一审判决与二审判决的评价”等，似乎是精通刑事审判的人写的。他们盛赞本书中“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部分，却对“饭塚事件”相关内容展开猛烈抨击，令我十分疑惑。调查后才发现，很多评论的IP地址都来自福冈县，应该是司法领域中与“饭塚事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干的。那一秒，我深刻感受到了此事的水有多深。
此外，我还听到了各种各样关于“鲁邦”的评论：“鲁邦”究竟是谁？他住在哪里？你是如何追踪到他的？你应该多写一些他的特征吧？
我在执笔之初就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声音。“鲁邦”的细节特征让我相信他就是凶手。我最想写的也正是这些。
可为何剔除这些细节了呢？我想基于这本书的结构来稍加说明。
本书是关于案件的非虚构作品，除了案件本身，案件的侧面、后续以及记者的行动也占据了不少内容，我想让读者了解到，在每日源源不绝的新闻报道背后，有多少信息被我们忽视了。
很多报道会将消息来源与获取方法处理得很含糊，如只写“据相关人士透露”。从接受信息的一方来看，“相关人士”出处不明，很不可靠，但这其实是在遵循隐匿消息来源的原则。公开消息来源，会对提供消息的人不利，以后就没有人愿意这么做了。
我在本书中详细写出了一般报道中不会出现的内容，比如我采用何种方法找出受访者、如何说服对方、在何种情况下展开报道等。我认为，在一个没有担保的报道中，最好尽量公开采访背后的故事。与我的上一本书《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相同，本书也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也就是说，“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报道，是我本人的实名责任制报道。
如果我擅自做出锁定某人的报道，就会触犯法律。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不触碰隐私雷区，最大限度地在书中据实相告。我无法公开找到“鲁邦”的详细经过。如果公开，其他同行可能依葫芦画瓢去找人。本来我希望其他媒体能够伸出援手，可“鲁邦”是侦查机关不愿承认的人。到时，那些得不到担保的记者可能会犹犹豫豫地前往现场——“现在虽然无法报道，可以先采访一下，以备日后案件出现转机。”“就先拍个视频吧。”在侦查机关有所行动之前，这些采访是破坏现场的行为，相关报道将被雪藏。曾经有个《朝日新闻》的记者从我这里获取了大量信息，承诺一定会报道，最后却再无下文。
或许有人会说：“你们应该让真相广为人知，独享真相的记者很自私。”
这样反而会催生出更大的问题。在这个网络时代，对案件感兴趣的人可能会独自展开行动，根据书中信息“人肉搜索”出“鲁邦”，出现我最不愿看到的“私刑”。
报道有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左右一个人的命运。这也是知名报道机构寻求担保的原因。
这个案子上，我选择了没有担保的实名责任制报道。因此，无论舆论多么关注，无论我自己多么想写，我还是严守着可报道与不可报道的界限。
***
最后，虽然我经常感到孤立无援，可能够坚持至今，还是要感谢各位相关人士以及诸多支持这本书的人。大家共承一志，多么令人振奋！我在此向各位表示衷心感谢。
我时时回想起菅家出狱那天，监狱门口的喧闹：头顶上盘旋的直升机、严阵以待的报道阵营……自那以后，时光似水流逝。
重获自由的菅家为支持申诉冤案的人们，奔波在日本各地。如今的他充满活力，坚定地诉说着自身经历，与刚出狱时寡言少语的他判若两人。
由佳梨至今仍旧下落不明。
“鲁邦”仍然在弹珠游戏台前消磨时光。
每次与被害人家属见面，那种无法消融的悲伤总能刺痛我的心。事态可能真的不会有什么进展。心中的悲痛无法言说。
可我还是要说。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我都会紧盯这个案子，不会让悲剧再度上演。
我相信这就是案件报道唯一的存在价值，作为记者，我奔赴现场，采访报道，即使眼前一片黑暗也不放弃。
绝不会变。
二〇一六年三月
清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