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内，采访“足利事件”成了我工作的重心。足利、太田、桐生、佐野、宇都宫、前桥、小山、鹿沼、下馆、那须……我成了JR与东武铁道的常客，有时也自己开车。寻访相关人员的间隙，我依然与菅家保持通信，不断收集和整理资料。
一天，衫本部长突然来找我。
他带我去见了一个人——原警视厅的长官，一个很有经验的侦查老手，对媒体也十分了解。衫本部长希望我听听多方意见。
我把做了圆形标记的地图、年表等资料在这位长官面前铺开，将我对连环杀童案的推理一一详述。
“有点意思，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连环案。”对方身体前倾，仔细听我讲述。
然而，当我提到其中一起案子已经侦破，物证是DNA型鉴定，嫌疑人也招供了……他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拉回了椅背。我立刻明白，他的兴趣已经消失了。
他说想先看看详细资料，我便将所有材料整理好给了他。看完后，他回复道：“资料我都看了，人肯定是他杀的。证据是DNA型鉴定，绝对不会有错。”
一击即溃。
衫本部长什么都没说，由着我继续采访下去。
人人都认定DNA型鉴定“绝对不会有错”，可随着调查的深入，我还是找到了破绽。
上文提到，DNA型鉴定中，同型异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且，随着后续数据库样本的增多，MCT118法变得越发不可靠。菅家被捕时，血型和DNA型与凶手一致的概率达到了“1000人中仅有1.2人重复”，到一九九三年，此概率已经上升为“1000人中有5.4人重复”，相差四倍之多。根据菅家辩护团的推算，同一DNA型的人，在足利市达两百多人。
科警研的实验方法也被指出存在重大问题。
在他们的鉴定中，需要使用一种叫作“123bp Ladder Marker”的标尺。在聚丙烯酰胺凝胶中让123bp Ladder Marker与DNA同时电泳，以此为基准读取DNA的型号。可据信州大学研究者于一九九二年“DNA多型研究会”上公布的研究成果显示，123bp Ladder Marker在凝胶中无法正常电泳。
一名法医学者给我简单做了解释。“123bp Ladder Marker的刻度过于粗暴。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你想要测量一厘米的东西，标尺的刻度却是八厘米的。而且刻度本身并不精准，这是最致命的。”
科警研承认出现瑕疵后将标尺更换为“Allelic Ladder Marker”，可同时又表示，之前用123bp Ladder Marker做的DNA型鉴定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怎么回事？
据科警研所说，依据一定的规律，旧标记物的结果与新标记物是对应的。《科学警察研究所报告》中写道：
123bp Ladder Marker与Allelic Ladder Marker在聚丙烯酰胺凝胶中的移动呈规律性对应，因此，之前使用123bp Ladder Marker方法得到的DNA型与使用Allelic Ladder Marker方法得到的DNA型是相互对应的。
这段话可以理解为，旧标记物与新标记物是一一对应的，因此旧标记物下的型号可以变更为新标记物的型号。然而，报告上又说：“比较型号后发现，123bp Ladder Marker下的14型是 Allelic Ladder Marker下的16型，（中略）型号偏移了2到5个数值。”这相当于承认了之前的数值有误。
科警研认为，可以将之前的鉴定结果增加2到3个数值来置换，例如，14变成16，16变成18，26变成30。可在这种情况下，18不是可以变成20或21，30变成34或35吗？连外行人都会质疑用有缺陷的标记物做出的鉴定是否能够得出正确结论，与其做这种复杂的置换，为何不再鉴定一次？
科警研偏不这么做，只做了书面上的数值变更。他们在论文中提到“型号变更”一事时已是一九九三年八月，也就是菅家一审刚结束不久。这样一个时间点，仿佛是在等待“足利事件”的判决一样。
我曾在上文提到，MCT118法是科警研的K技术官在美国的大学研究DNA型鉴定后，在科警研独立运用的方法。MCT118法则是在一九八九年引入侦查工作的，一九九一年八月因“足利事件”正式投入实践。菅家被捕后不久，警察厅说：“从下一年度开始，我们要完善仪器的配备、推进技术人员的培养工作。”一切就像是计划好的一样。
而经过这次标记物更改，凶手与菅家的DNA型都变成了“18-30”。
上诉过程中，辩护方将此次标记物的更改作为问题提了出来。
一九九四年，科警研的主任研究官S女士作为证人出庭，关于123bp Ladder Marker显示错误型号一事，她做出如下说明：“当时除了123bp Ladder Marker，再无其他选择。我们认为它可以正确标识出DNA型。但是，随着DNA各项研究的发展，大家知道了DNA结构会影响泳动的距离……可在当时，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这点。”
她坦然地承认了标尺出错的情况。可法院似乎十分信任科警研，最终没有质疑型号变更的问题，对菅家做出有罪判决。之后的终审中，“最高法院平成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决定”确定了MCT118法鉴定的证据效力。
我一开始就很介意“鉴定”这个词。DNA型是由工作人员读取的，所谓鉴定，其实是一个人工行为。
假如DNA型鉴定是科学的，就应该如菅家主张的那样，再鉴定几次。只有做了无数次实验都能得出同一结果，才能叫作科学鉴定。
终于到了将这个案子制作成节目的时刻，我坐在办公桌前思考着。
名为“采访”的飞机已经驶出停机坪，走完了滑行道，开始在跑道上滑跑。接下来要判断是否起飞。在做调查报道时，决断非常重要。值不值得报道，决定着记者的生死。
一旦我报道这可能是一起冤案，就等于跟日本司法正面较量。如果能开启“足利事件”的再审之门，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撼动日本”。
可再审需要明确的新证据。
“足利事件”的新证据是辩护团于一九九七年悄悄对菅家实施的DNA型再鉴定。菅家将自己的头发装入信封，送出监狱，委托日本大学医学部的押田茂实教授进行鉴定。再鉴定用了新标记物和不同类型的凝胶，最终鉴定结果是“18-29”型，并非早前得出的与凶手一致的“1830”型。
从数值上看，两者只相差“1”，可是型号的数值表示碱基序列的重复次数，两者实际上是相差甚远的型号，指向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同时，押田鉴定中得出的只是菅家的DNA型，要得到凶手的型号，必须用法院保管的小真实衬衣上的精液实施再鉴定。但就算这只是一方的DNA型，也是重要的证据。
我将两张纸并排放在桌上。
一张是菅家的供述调查书，上面写着“我确实杀害了小真实……”。
另一张是菅家给我的信，写着“我是清白的。我没有杀害小真实。”。
我想起几天前发生的事。
就在我把那个铁皮盒子的梦告诉采访团队的第二天，大家乘车前往现场时，中林如往常一般手握方向盘，告诉我：“清水，昨晚她们也到我房间里来了。那群小女孩。她们光脚在我房间里走来走去。”
我在办公桌前摊开双手，手上有种奇妙的感觉在复苏。
“你把盒子打开，好吗？”小女孩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1]
日本漫画家Monkey Punch（本名加藤一彦）的漫画系列作品《鲁邦三世》的男主角。
[2]
1950年，日本香川县三丰郡财田村发生强盗杀人案；1954年，静冈县岛田市发生诱拐杀童案；1955年，宫城县志田郡松山町发生纵火杀人案。“免田事件”“财田川事件”“岛田事件”“松山事件”被称为日本四大死刑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