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法证直达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我们雇了更多的法医学家和顾问，以便接手更多类型的案件。不过早在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也接过不少有趣的调查工作，接下来我会讲述其中一些非常特别的案件。
拉塞尔加入公司后不久，一家大型法医设备供应商邀请我们与他们一同前往尼日利亚，给一家新的法医实验室提供建设和运行方面的建议。成立一家新的实验室很简单，这件事他们已经做了，但是如何让所有设备可靠运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到拉各斯实验室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出奇地空旷，空气潮湿，设施齐全但布满灰尘。
这家实验室让人想起狄更斯小说中郝维辛小姐豪宅里的房间，它也像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仿佛寄寓着远大的前程，却最终一事无成。事实上，这家实验室雇用了一批颇有学术资质的科学家。但这些科学家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高质量的最新式设备，更别提怎样用这些设备协助警方调查了。他们只知道，一旦他们承认实验室已经建成，就必须开始进行案件调查工作了。可不懂设备操作，他们的工作就将无法避免地产生缺陷，并因此被问责——这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从理论上讲，我们这次需要做的工作非常简单。然而实际上，它的难度高到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之前在实验室没人的时候，有人关掉了实验室里的空调，这导致显微镜在高温下严重受损。尽管我们能够向科学家们演示如何使用其他设备，但对于那些非常昂贵却已经损坏的显微镜，我们就无能为力了。还有一些较大的设备零部件看起来也需要更换。而且，即使这些设备正常运转，它们也太过专业，需要同样专业的科学家们来操作。
首次访问实验室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写了一份初步报告，列出了我们认为要完全实现建立法医学设施的初衷而必须采取的步骤。大体上来说，我们建议首先确定警务的性质和本地案件的优先次序，从而确定最有用的法证科学类型。然后，他们有以下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将这些科学家派往另一个国家，协助当地警方开展工作。在繁忙的刑侦实验室中工作，能帮助他们积累处理罪案和使用先进设备的经验，以便返回拉各斯后更好地操作那里的设备。另一个选择是从国外引进经验丰富的人员，在这里至少工作几年，以便培训出一批懂得基本技术和设备操作的骨干科学家。如能兼顾两个选择当然更好，也就是先把尼日利亚科学家送到国外接受培训，在他们返回拉各斯工作时继续接受援助和指导。
我们通过与他们——只有一部分法医学家敢壮着胆子和我们说话——进一步交流，指出了实验室存在的一些问题，也给那份初步报告做了一些补充。在实验室各个角落里布满灰尘的设备中，有一台非常昂贵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和一台原子吸收光谱仪。我们在报告中补充的是，即使这些科学家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去参加培训，他们也不太可能真正需要或有效地操作这样的设备。此外，我们还写到了健康和安全方面的问题，比如生物危害和有毒化学物品的使用等，以及触电、火灾和爆炸的风险。但那里似乎没有为解决安全问题安排经费，就连灭火器和应急喷淋装置等都不具备。当时那里也没有其他实验室中常见的一些重要的随身装备和设施。早在十四年前我进入哈罗盖特市法医科学中心实验室时，我们就用上了这些随身装备，尽管当时我们还在开阔的实验室外面喷洒危险的化学物质。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采纳了我们那份报告中的建议，很可能没有，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报废很多设备，想要使剩下的设备运转起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对我来说，拉各斯之行在很多方面也给予我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我此前从来没有见过长相如此奇怪的苍蝇，也没有遇到过需要武装警卫睡在我们房外门廊上的情况。我从未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如此无助，当房东收走了我们的护照，又出于某种官僚主义而拒绝还给我们时，我们蓦然发现自己举步维艰。但是大多时候，我还是会被两件事情打动：尼日利亚人民天生的热情和出色的幽默感，以及在此处工作的法医学家们对高效率工作的渴望。
多年前，让我决定成为一名法医学家的原因是，我从事和研究的科学对于刑事司法至关重要。除了几个重大的例子之外，我通常会设法摆脱头脑中情绪化的一面，而集中注意力解决科学难题。不过，偶尔参与评估拉各斯实验室这一类工作，或是一些不同类型的案例，有时也挺不错。因此，1988年当我们受托为一名瑞典妇女检查皮包时，出于多种原因，我对此颇感兴趣。她是在1947年从一个将死之人那里得到这个皮包的，而她想要知道的是，那个人是否如她所想，是在战时被誉为英雄的瑞典人拉乌尔·瓦伦伯格。
瓦伦伯格出生于1912年，是一名建筑师，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布达佩斯特使。在纳粹占领匈牙利期间，他和同事们拯救了数千名犹太人的性命，给他们发放护照，并在被指定为瑞典领土的建筑里给他们提供避难所。之后在1945年，苏联军队包围了纳粹占领的布达佩斯，瓦伦伯格于围城战中失踪。
这名瑞典女士和她的律师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她将那个皮包交给我，并解释她是如何得到的。大致情况是，1947年为美国人工作时，她去了波兰南部，在那儿遇到一个遭受枪击的瑞典男子。那人在生命垂危之际告诉她，他的名字是拉乌尔·瓦伦伯格。
“他确实长得很像瓦伦伯格，”这名女士说，“为了证实他的身份，我还把他的指尖在皮包里侧按了一下，留下了他的指纹。紧接着，我把我的包和他的包调换，然后就离开了。”
回到波兰首都华沙后，她把这个包给了一个美国同事进行测试。但是几天后，同事将皮包还给了她，没有告诉她测试结果——如果有结果的话。所以在离开波兰时，她将包带回了瑞典的家中，试图把包还给瓦伦伯格的家人，但却遭到了他们的拒绝，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包是瓦伦伯格的。于是，她把包存放在自己家里，此后四十年间，似乎从未有人碰过那个包。
这位女士一直相信，她那天在波兰遇到的那位将死之人就是拉乌尔·瓦伦伯格。现在她认为是时候找出真相了，便带着这个皮包来找我，她希望我能找出一些科学证据，确定包的主人。我们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我们在包上找到任何线索时，我们是否有可信的参考样本来进行比较？比如来自瓦伦伯格的指纹或者头发。后来，我们一致同意暂时跳过那一步，然后对包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我们将重点放在皮包内部，因为死者曾在上面留下过指纹。指纹主要是汗水的沉淀物，至少在最开始形成的时候，它们是由百分之九十九的水加上脂肪、氨基酸和盐组成。而这些东西也是皮革的组成部分，所以在皮包上进行化学反应的时候是很难辨认出来的。我们安排了一位指纹专家检查这个包，他使用了当时相对较新的激光荧光技术。这项技术基于指纹的一些潜在特征，可以让它在激光照射下发出荧光。不幸的是，不论皮包的里面，还是抛光的外面（最近当然是被人碰到过的），都没有检测出指纹。
寻找指纹无果之后，我又在皮包的内部表面贴上胶带，以清除任何浮在表面的碎片。然后，我非常仔细地刮擦接缝，收集了头发、纺织纤维、沙砾和细小的木屑等所有留在缝里的东西。通过这项调查我们得到了一个有趣的发现：皮包里没有任何木炭、石墨、铝或滑石的痕迹。而在1947年，用于显示指纹的粉末技术恰恰会用到这些物质。既然据这名女士所说，这些年几乎没有人碰过这个包，假如当年她在华沙的美国同事曾经用粉末技术检测过指纹，上述物质的痕迹就不应该消失。也就是说，他们要么压根没做过检测，要么只使用了传统的手段，即用光照亮皮包内部并拍照。这当然无法有效地测出指纹。
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粘在胶带上的毛发，我们可以确定这些毛发属于人类，但是不能确定是否来自同一个人。我们将在包里发现的三根色泽暗淡的头发与这位女士的头发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两者并不匹配。不过也可能是过去了这么多年，她的头发发生了变化。就其颜色和在显微镜下呈现的外观来看，这三根深棕色的头发与我们从这位女士身上收集的头发无法区分，但拉乌尔·瓦伦伯格的发色也比较深，这是他的一个显著特征。所以从理论上说，这些头发可能来自瓦伦伯格。而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来自他本人的可信样本做比较。
在没有任何参考样本用来比较的前提下，对于从皮包接缝中收集到的纺织纤维、沙砾和木屑，除了对它们进行编目外，我们无计可施。此外，我们对皮包外部表面的一小片暗褐色硬性污渍进行了假定测试，继而进行血液确定性测试，并得到了非常强烈的反应（确认为血迹）。然而，我们无法判断血液的陈旧度；因为血液的量不足，所以无论传统的血型测试，还是当时刚刚兴起的DNA分型技术，都无法进行。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可以想象，如果当时能使用时下的新一代DNA分型技术，血液测试就能得以进行。不过即便如此，要得到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仍然需要确定的来自瓦伦伯格本人的参考样本，或者从他的近亲那里得到样本作为替代方案。
最后，我们所有的调查均无法得出确定的结果。我们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这位女士相信的事情，即她在波兰见过的那个将死之人就是战时英雄拉乌尔·瓦伦伯格。事实上，瓦伦伯格失踪的谜团至今未解开，瑞典外交部和苏联当局合作调查也未能提供任何有用的证据。直到2016年，官方才正式宣布瓦伦伯格已经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