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乔纳森坚持认为，我从九岁开始就对犯罪研究感兴趣。那时候，我经常央求爸爸给我买《世界新闻报》和《周日人物》。而且每个星期天的早上，我都会和爸爸一起去报刊亭，长大一些之后则和乔纳森一起骑车去。我确实对报纸上的犯罪故事非常着迷，但最吸引我的其实并不是那些故事，而是可以吃到巧克力薄脆饼干。老实说，我后来成为一名法医学家纯属偶然。
还记得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梦想着要当某一领域的科学家。那时，我住在牛津市外的一个村子里，一度在地窖里捣鼓化学仪器，做各种化学实验。当时我的志向尚不明确，但多少因此受到了一些影响。然而，如果我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勉强考上高中的话，这个志向可能永远都成不了现实；也正是在高中阶段，我对植物学产生了热情。
我和乔纳森、大卫一起长大，在我的五个兄弟中，他俩的年纪和我最接近。因此，我习惯并享受与他人相处。我十六岁之前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主要就是因为忙于搞校园社交。
一位慷慨的伯祖母为我交了学费，供我就读海丁顿女子中学，但我对那里的课程几乎完全提不起兴趣。要知道，我在上高中之前基本没怎么做过作业。我的大部分成绩单上都有类似的评语：“要是安琪拉再努力一点就好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优秀的植物学老师汤普森女士，她点燃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让我变得积极好学。若非如此，我也许将终生碌碌无为，更不会成为一名科学家。接下来，我通过了所有的高考科目，包括化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现在改名叫植物科学），考上了谢菲尔德大学的植物学专业。
毕业后，我原本有机会继续留在母校攻读博士学位，但我那时正忙着结婚的事儿，便放弃了读博机会，之后便和我的新婚丈夫彼得·盖洛普一起回到了英国南部。我在牛津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实验员后，转了个专业读博士，主要研究的是海蛤蝓。
我对海蛤蝓感兴趣的原因和对植物着迷的原因一样——被它们的内部运作机制所吸引。当你把整个过程拆开来看时，这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植物的根从土壤里吸收水分和矿物质，然后将它们传输到叶子。叶子的绿色物质（叶绿素）接收光照，进行能量转换，同时转化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产生养料，使植物能够茁壮成长。我研究的这种海蛤蝓也会使用叶绿素，它们可以从某种特殊的海藻中吸食叶绿素，在体内通过一定机制生产出糖分。这项研究听上去颇具价值，因为它也许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解决食物危机。我也因此申请到一笔项目经费。在接下来三年的时间里，我在怀特岛郡的本布里奇城沙滩上度过了很多开心的时光。我那辆菲亚特500迷你车上总是装载着一些大号容器，里面装满海水、海藻以及我收集的迷人小生物，以便我带回牛津去研究。
然而，到了研究的最后阶段，开始写论文时，我却意识到以下三点：我手头的研究不大可能解决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食物短缺问题；我多半找不到一份全世界就那么六七个人感兴趣的工作；我其实还是想做一些更实用、对大多数人来说更重要的事。
那么，这辈子我到底该做什么呢？这自然也成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和朋友们谈论的话题。1974年夏季的某天，我正在图书馆，好友斯图尔特·米利根递给我一份报纸，说道：“安琪拉，这可能是你感兴趣的东西。”斯图尔特用圆珠笔在一则广告上画了个圈，那是内政部法医科学中心正在招人的信息。此前我从未考虑过法医学，但它的确能归入我心目中的“实用”范畴，于是我决定试一试。我先向导师大卫·史密斯教授说起这件事，他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好朋友和好顾问。他对我说：“这类工作很抢手，去应聘的人很多。所以，尽全力去试试吧，不过别抱太大希望。”
我的丈夫刚决定去上律师培训班，我们又有一堆账单要付，我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去投递简历。出乎意料的是，我得到了面试的邀请。
面试时我尝试说服面试官，自己有能力从海蛤蝓领域跨越到犯罪领域。但我心知肚明，这番说辞会葬送求职的希望。所以我对自己感到生气，怪自己没提前做些准备，否则就不用在听到“对一辆可能装着赃物的货车，你可以追踪什么线索”之类的问题时，搜肠刮肚，苦苦挣扎了。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很多科学知识，但是似乎没有一个能与我当时绞尽脑汁想表达的内容相关。幸运的是，他们看上去并没有觉得我的回答一无是处。面试后不久，我就收到一封邮局送来的信，得到了高级科学干事的职位。
我可以从全国八家法医科学中心中任选一处去报到。那时彼得正在法学院读书，并且可以在获得资格后灵活决定他的最终结业地点，所以我在哪儿工作都行。最后，我选择了哈罗盖特市实验室，不远处就是谢菲尔德——我在那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大学本科生活。1974年10月24日，我在哈罗盖特市实验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不想第一天上班就迟到，于是早早来到上班地点——那是一栋位于郊区的气派壮观的大房子，周围绿树成荫，尴尬的是，我来得太早了。所幸那天还有人比我更早开始工作，他们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并把我带到楼上的实验室。
我走进实验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根晾衣绳。它从空房间的一个角落穿过，上面挂着很多东西，像是染了血的衣服。我坐在凳子上等待其他同事来上班时，又注意到了实验室的凳子虽然表面一尘不染，但细看之下却沾染着一些不祥的棕红色污渍。我正要琢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门突然打开了。我跨界到法医学领域的第一个工作日就此拉开序幕。
短短几个小时，我已经被介绍给了很多人，又听人介绍了一大堆测试的类型和技术，简直被搞得晕头转向。在那天的一群人中，有一个说话怪异的人，他是实验室指导员伊恩·巴克利博士。我现在都还记得他指导我说：“要用满满一茶匙的证据来进行描述。”这话在科学背景下显得非常古怪，但他紧接着解释说，用这种方式表达所需证据之多“才容易让外行人理解”。这样听起来还算有点道理。直到后来，当我到法庭上出示证据时，才发现巴克利博士的描述方式有多么实用。因为在我用“毫升”来表达容量时，陪审员和其他没有科学背景的人对此却完全没有概念。随后我还发现，巴克利博士其实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且一心投入工作，很少请假。我们常常说，要是发现巴克利博士上班时穿着拖鞋，你可别以为他是在怠工，人家那是选择到工作场所来休假。
上班第一天就被这么多信息轰炸，确实挺吓人的。但令人安心的是，我发现这份工作确实非常有趣，与我共事的人也都非常友好。只有一个问题，我的新上司罗恩·奥特里奇对自己团队里来了个女性成员很是不以为然。
我当然不是整个单位唯一的女性职员，但我是唯一注定会成为报告官的女性。报告官需要去案发现场，进行或指导实验室工作，给警方或控方律师撰写报告，必要时还会出庭展示证据。就我的具体职务而言，我曾是唯一的从业女性，这一点在当前男女平等的时代背景下显得非同寻常。如今从事法医工作的女性数量已超过了男性，但在我刚工作那会儿，人们仍习惯于旧有的性别观念。即便如此，我在听到新上司对我说的一些话时，仍然感到震惊。他说：“我知道你来这里是想当报告官，不过你要清楚，女性不适合报告案件——女人可干不了这活儿。你可以当我是老古董，但我觉得女人就该待在家里，没错，就该守在厨房的水槽前面忙活。”
虽然与我希望的不同——我和上司的工作关系开始得不太顺利，但正如我所说，时代已经变了，我认为没必要跟他掰扯什么。前几个月里，罗恩对我的态度实在糟糕，不过我很快发现，他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地严厉。虽然他板着脸的表情几乎始终不变，仿佛是在刻意突出沟壑纵横的面部特征，但通常一个闪烁的目光就会出卖他，我发现他所说的话并不都是认真的。尽管有一个会粗鲁地贬低女性的上司，但是同事之间的友爱互助却给了我安慰，算是两相抵消了。
事实上，哈罗盖特市法医科学中心的这栋房子曾是电影明星迈克尔·伦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热播电视剧《黑狱亡魂》中，伦尼出演过哈里·莱姆一角）母亲的住宅。楼上的几个房间被打通了，成了我们的生物实验室，原来的大理石水池被我们用来进行血型鉴定测试。原来的一间舞厅被我们用来实行较为复杂的化学技术。还有一个温室，我们用来种植大麻——我得赶紧补充一句，这个大麻仅用于估算产量。此外，有几间马厩被我们拿来当射击场了。在这片安静而体面的住宅区里，天知道邻居们对我们中心有何感想。也许运送和收集物品的警车不断出现能让他们感到安心，也许不能。
我在经验丰富的法医专家中间，花了几天时间观察和学习，然后被分配了第一件需要检查的物品——一个沾满血迹的乙烯基塑料手提包，是在一具女尸旁边发现的。这个物证来自一个恐怖的案件：据称一名男子徒手杀死了他的妻子和妻子养的狗，试图驱走（他认为）附在妻子和狗身上的邪灵。
警方交给我们进行法医检验的物品大多放在棕色纸袋里，这个手提包也不例外。袋子顶部是折叠好的，用透明胶带密封着。纸袋上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列着一些具体信息，比如物品种类、对应编号、获取人、获取的准确时间和地点等。在法医科学中心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获准用胶带采集物证，也就是使用一段胶带的表面，进行系统性的采集工作。我可以在显微镜下查看每段胶带上的头发和纺织纤维——它们大多都太过细小，凭肉眼难以分辨。不过那时我需要做的只是描述手提包和里面的东西，记录损坏情况、污渍或其他标记，并从各个角度画几幅素描。还记得当时自己满心后悔，在学校上美术课时应该更专心的！
那是十月底，实验室里开着暖气。初秋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让室内变得更加温暖。我打开手提包，热乙烯基塑料、干血和包里腐烂的苹果散发着恶心的甜味，几乎将我淹没。作为协助报告此案的法医学家的助手，我知道手提包多半对调查并不重要，否则也轮不到我来检查它。但我还是对手上的工作感到害怕，我也记得自己很快把头转到一边，心里想着：“真糟糕，这真的是我这辈子想做的事吗？”
我们往往都不知道自己服务的案子的具体结果，有些可能在我们完成调查的几个月后，甚至几年后才开庭审判。但是我知道，上述案子里的杀妻嫌疑人最终被无罪释放，理由是他罹患精神疾病。后来他被送往布罗德穆尔医院，一家戒备森严的精神病医院。
我搬到哈罗盖特市，开始在法医科学中心工作时，丈夫彼得已经去了切斯特法学院，不在我的身边。刚搬过去的前几周，我晚上常常独自坐在租住的公寓里，一边完成博士论文，一边反思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毕竟我到法医科学中心工作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不过，要让一个人真正明白自己工作的价值，年龄大小并不是关键。接手乙烯基手提包的当天夜里，我就在心里问自己：我的选择错了吗？我是否真的愿意舍弃那么有趣的专业，不再研究那些人畜无害、聪明伶俐的小海蛤蝓，而是每天花费数小时在那个闷热压抑的实验室里，检查被野蛮杀害的死者留下的沾满血迹的随身物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无法向同事们表达我的忧虑，他们显然能够自如面对这些问题，至少看上去是这样。所以没有人能马上帮我理清思路。
然而，同事们其实并非我想象的那样。事实证明，对于是否将法医作为终身职业这一点，犹豫不决的不止我一个人。我不知道罗恩·奥特里奇的恶语是否出于故意，好让不适合这份工作的人趁早离开，而只有足够坚韧、能应付这份工作中各种挑战的人才能留下。无论如何，他的行为确实有效，有几个新入职的助手几周后就辞职了，男性女性都有。我则是坚持到最后的人之一。从我在法医科学中心干满六个月开始，罗恩·奥特里奇对我的态度突然发生了改变。从那一刻起，他似乎完全接纳了我，在工作中对我非常支持。不过直到几年后，当我就早先的事情向他发难时，他才正式告诉我，他已经把我当成“自己人”了。我意识到他的话其实是一种含蓄的称赞。
作为法医生物学家，在法医科学中心工作的早些时候，我的大部分工作都会涉及相对“简单”的性犯罪。在这些案件中，我一般会查看一两个从受害人或嫌疑人私密部位取样的拭子，或者一条女式内裤。我觉得上级之所以交给我这样的案子，大概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比较简单。然而事实上，对测试结果的解析往往相当复杂。
顺便说一下，我入职第一天早上，在实验室长凳上看到的像血渍一样的“棕红色污渍”，其实是用来测试精液的化学物质。通常我们会在公共实验室里到处喷洒这种化学物质，直到后来我们发现它有较高的致癌性，才把它锁进了通风橱里。只有戴着面具、手套，穿着其他防护性衣物时，我们才敢使用它。而当我们更多地懂得哪些行为会有潜在健康隐患时，我们也终于停止了在公共实验室里晾衣服（不管染血与否）的做法。就和法医学的其他所有方面一样，在过去的四十五年中，我们对健康和安全问题的认知也加深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