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科学，就是以一种全面系统的方法，来回答与我们自己相关，或与周边物质世界相关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问题、拓宽视野，更好地了解使我们身体正常运转的东西，了解我们来自哪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等等。法医学与其他类型的应用科学不同的一点是：法医学会不断地提醒人们，人类能够做出不那么令人钦佩，甚至有时是邪恶至极的事情。幸运的是，虽然看到某人犯罪所导致的后果会让我有点难过，但是这种情绪从来不会在我心里停留太久。因为我通常马上又会接到看起来更紧急，有时又特别有趣，很有破解价值的案件，从而帮助我迅速摆脱难过的情绪。
除了调查涉及法医生物学、法医化学、法医物理学以及法医药物学等方面的案件外，我们还在里斯利的法证联合公司内专门设立了一个装备齐全的小型枪械部门。这个部门内设一个枪械检查车间、一个服装检查室、一间干净的DNA实验室，以及一个安保严密的枪械库，其中枪械库里有一个拥有高科技音质效果的房间，可供安全使用枪械。该部门由北爱尔兰一名枪械专家菲利普·博伊斯领导，每年可能要处理八百起案件；同时他的妻子玛吉，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医生物学家也加入了我们。这个部门自2003年正式成立后，使我们的服务范围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我们一直在努力提高质量和运输服务，并寻找控制实验室环境的方法。在法医实验室来回运送证物，一直是由警方自己负责的事情，但并不总能在理想的条件下进行。因此，我们有一个很受欢迎的想法：为证据提供免费的收集和递送服务。
我还继续在报纸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和信件，就像我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做的那样。我的大多数言论是关于法医学的使用和滥用，以及我们该如何小心谨慎地正确理解和恰当使用它。虽然在有分歧的时候，法医学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它也可能存在误导性和迷惑性，从而导致司法不公。因此，我的这些言论通常不是为了给自己公司打广告，而主要是为了普及我强烈认为人们有必要了解的知识。当然，这是在受到别人邀请的时候！
长久以来，我与同事们都在关注一个现象：任何具有某种科学知识背景的人都可以站在法庭上，声称自己是一名法医学家。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为辩方工作的科学家身上，他们可能具有优秀的科学资格，但并不一定是在法医学领域。他们有时候甚至连如何操作显微镜都不知道，而显微镜是用来检测证据的基本工具；他们有时也意识不到在某一特定的情景中，从某人套头衫上找到的六根红色尼龙纤维可能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专业知识的贫乏会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们对于证据优势和劣势的总结上。在其他情况下，这可能只是遭人嘲笑而已；但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后果可能是极其严重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直与一些具有真正水平的组织进行合作（近来还包括法医科学中心），试图为法医学家引入某种执业资格认证制度。在这件事上，法医科学中心总干事珍妮特·汤普森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2000年，我成为法医执业者注册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个当选的理事会成员。这是我们第一次拥有资格认证系统。该系统的基本原则是针对科学家的工作进行独立的同行评审，而不是仅仅基于客户对他们的评价。不幸的是，仅过了几年，法医执业者注册委员会系统就被摒弃了，因为它的流程过于烦琐、价格过于昂贵，无法在这个相对较小的行业中支撑下来。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事情有所变化，比如我们拥有了一个法医学监管机构——虽然这个机构还没有法定权力来强制执行其建议——并且还促使大部分为警方提供法医服务的外部供应商达到了国际ISO 17025标准。
ISO 17025规定了能力、测试和校准方面的要求，有人认为它已经涵盖了法医执业者注册委员会系统的主要方面。但由于它主要针对的是实验室的系统和过程，而非法医学家个人，所以后一方面还存在空白。同时，该标准显然也未能解决另一个存在至今的严重问题——针对被告方法医学家的工作，尚无认证要求。因此，自封为“专家”的人仍在继续夸大自己的资历，不仅会把法医学领域的水搅浑，还有可能给刑事司法带来真正的风险。因为这部分科学家通常无法有效地发现科学证据中的真正弱点，无法为法医学和法医学家获得必要的信任保障，法院也可能会因此对法医学家的作用产生怀疑。
2001年，我当选为英国法医学协会主席。这一竞选结果令我非常满意。因为另一名候选人是法医科学中心的一位资深成员，他似乎还发起了一场反对我当选的舆论战，然后还跑到所有的法医科学中心实验室高喊“支持盖洛普就是反对法医科学中心”的口号。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忍不住笑了，特别是在宣布结果的时候，显然很多法医科学中心科学家都给我投了票！
担任英国法医学协会主席期间，我主要有三个目标：第一，实现现代化并加强管理。第二，设置一些基本原则，使其成为法医学家的专业机构。第三，制订新的大学认证计划，以提高大学法医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关于第三个目标，我心里有一个特殊的想法。现在大学普遍有一个不好的倾向，特别是在本科教学层面，就是牺牲基本科学素质的培养，只培养法医学的实践操作能力，而这实践能力还是打了折的。我们在法证联合公司的新员工面试中就看到了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我所推动的大学认证计划，其具体内容由我的上一任主席，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法医学中心的布赖恩·卡迪教授制订。他所在的法医学中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中心，至今仍是两个最好的法医学学术中心之一。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强烈地感受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我毕竟还有本职工作要做，所以我知道自己无法完成所有想做的事情。也许人生就是如此。
法医学涵盖了非常广泛的科学领域，我们并不是聘请所有领域的专家来工作，而是临时调用一系列的专家。例如，与我们的案例相关的任何与昆虫有关的事情都是由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杰出专家处理，先是肯·史密斯，后是马丁·霍尔，偶尔也会由剑桥大学的扎卡里亚·厄津瓦卢（人称“扎卡博士”）处理。不过最终，我们还是决定邀请一位昆虫学家来全职为我们工作。我们聘请了约翰·曼洛夫，这也是第一次有昆虫学家在英国主流的法医实验室中工作。
我们很快意识到昆虫学与其他专业领域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最终开发出了一个全新的法医学领域——法医生态学，但其他人倾向于称之为“那门子科学”。现在我们有了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土壤专家（他们也可以分析珍贵的宝石）、孢粉学家（研究花粉颗粒的专家），还有我们的昆虫学家。在调查涉及被掩埋的尸体和户外证据痕迹的案件时，这些专家能为我们提供全面的支持。虽然法医生态学不是一个很大的领域，但与之相关的案件数量还是很惊人的。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扩大调查范围的手段。
运用法医昆虫学的一个例子是我们为泰晤士河谷警署调查的一个案件。当时在一条满是水的沟里发现了一具面部朝下的尸体。约翰·曼洛夫检查了尸体，并在死者衬衫的前扣上发现了一些苍蝇的卵和蛹。鉴于苍蝇不会在水下产卵，所以约翰断定，这具男尸是先在其他地方仰卧了一段时间，然后才被翻过来丢进水沟里的。换句话说，凶手可能曾回到现场重新动过尸体。约翰的报告对警方的调查非常有帮助，当凶手被逮捕并供认其罪行时，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研究人员开始认识到储存在手机和个人电脑中的信息的价值。因此，2001年，法证联合公司与本地一家名为沃岗的计算机分析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一合作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使我们能够从数字设备中发现各种新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与传统形式的证据相结合，如指纹和DNA图谱。我们甚至可以查询洗衣机等设备中的内置数字信息，找出它们最后一次使用的时间和使用者选择的程序。
2002年的时候，英国原子能管理局突然宣布他们打算整体收购法证联合公司。这真是个重磅炸弹！但我认为他们是看到我们在财务上已转危为安，因此希望通过收购来增加对我们公司的控制。当时拉塞尔已经退休几年了。因此，汤姆·帕尔默和我提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观点，如果英国原子能管理局收购我们公司，我们至少也应该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报价。他们同意了我们的报价，我怀疑这是因为我们创办这家公司时的借款超过三百万英镑，他们认定我们绝不可能在他们规定的短短两个月时间内，筹措到足够资金用于还款。于是突然之间，一场与时间赛跑，寻找财务支持者的游戏开始了。
我和汤姆首先想到了在我们成立法证联合公司时，曾热情地接待过我们的克劳斯兄弟财团。当时他们无法给我们提供支持，是因为我们想要的是针对初创企业的资助，然而正如他们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他们只支持成长型公司。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的公司已经成长起来了。感谢比尔·克罗森和加勒特·柯伦，他们两人都非常出色，让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内基本得到了所需的资金。克劳斯兄弟财团也最终成为我们一个优秀的业务合作伙伴，使得我们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能够将业务引向新的、激动人心的发展方向。
2004年，伯明翰法医科学中心实验室的一些科学家与我们接洽，他们听说了法证联合公司在专业领域的建树，于是想加入我们。因此，我们在斯塔福德郡的塔姆沃思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并乐观地认为该实验室将招揽到足够的业务，从而证明我们拒绝收购的决定是正确的。因此，这不但为我们带来了其他好处，还使我们可以为全英国第二大警察局——西米德兰兹郡警察局提供现场服务。现在说起这件事来感觉好像很轻松，其实当时我和汤姆整天发愁，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得到足够多的新工作来平衡额外的成本，那不用想也知道会发生什么。
与克劳斯兄弟财团达成合作后，我们干了许多出色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在利兹的皇家军械博物馆内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枪械实验室。这个新的实验室于2005年开始使用，里面包括一个全尺寸射击场、一个枪械车间、一个弹道比较实验室，以及其他从火器和弹道材料中提取DNA和指纹的实验室。这不仅使我们能够在同一个屋檐下进行所有与枪械有关的工作，还意味着我们的客户可以即时接触到军械博物馆的专家、馆藏的两万五千件枪械和弹药，以及同等数量的刀剑类冷兵器。
这个新的枪械实验室启用后，我们关闭了里斯利的枪械部门，并把它改造成了一个毒品实验室，后者在英格兰北部运作良好，深受客户欢迎。利兹的枪械实验室则一直运作至今，对全国各地的警察部门来说，它都是调查真正复杂案件的巨大助力。例如，如果这所实验室的法医学家想要弄清楚案件中使用了哪种武器或弹药，或者想用某种稀有的弹药来进行试射，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穿过实验室的走廊，找到皇家军械博物馆里那些聪明绝顶的家伙，来携手解决问题。
大约在利兹枪械实验室开张的同时，我们还与全英国最大的一支法医病理学家队伍——法医病理学服务公司，达成了合作，并为他们提供所有的行政服务。当时我们为法医病理学服务公司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帮助他们测试内政部一个新的IT系统，该系统的设计目的是使他们提供的服务专业化。我们为他们做的另一件事，是建立一间内部组织病理学实验室（这也是主流法医学机构开设的第一间同类实验室）和一间存放他们样本且温度可控的新档案室。这种档案室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确保样本以最佳条件储存。一旦有新情况出现，比如也许在多年之后，针对某个死者的情况提出了新的质疑，那么这些保存良好的样本依然可以用于药物或DNA之类的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