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成功地破获了一些悬疑案件，并顺利完成“例行”工作，这意味着我们逐渐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得以处理更为敏感的案件。有很多备受瞩目的案件，我们已经跟进了多年，如今终于可以全权负责进行科学调查。至于其他一些案件，我们只需要对特定方面进行审查。正是基于以上事实，我们才得以在戴安娜王妃死后一段时间，加入到调查工作中。
1997年8月31日，英国戴安娜王妃于巴黎发生车祸逝世，车上一同丧生的还有她的情人多迪·法耶兹以及司机亨利·保罗。王妃的保镖特雷弗·里斯琼斯也在车祸中受了重伤。七年后，也就是2004年，应王室和萨里郡验尸官的要求，伦敦警察厅厅长约翰·史蒂文斯爵士就车祸展开多方面调查。验尸官的关注点在于，是否有证据支持多迪的父亲穆罕默德·法耶兹及其律师团的指控——王妃的车祸是由英国当权派密谋策划的？
调查方约谈了三百多位证人，采取了五百多次行动，收集了六百多件物证，以便进行可能的检查和分析。这一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被称为“佩吉特行动”，其中对于事故现场的还原，是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几次之一。
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澄清三个不同方面：（1）戴安娜王妃去世的时候是否怀有身孕？（2）被归于亨利·保罗的血液样本（酒精含量是英国驾驶法定限制的两倍），真的是亨利·保罗本人的吗？（3）是否存在正当的理由，能够洗脱新闻摄影师詹姆斯·安丹森的嫌疑？那辆与戴安娜等人所乘奔驰车相撞的浅色菲亚特乌诺究竟是不是他的？詹姆斯的妻子称，案发当晚他们夫妻二人是在距事故现场一百七十英里（二百七十四千米）开外的地方。三年后，詹姆斯自杀了。尽管在他死后一个月，有一个“可疑人物”闯入他的办公室，但也只是拿走一些设备而已。
与怀孕相关的法医调查由大卫·考恩教授领导，他是伦敦国王学院法医学和药物监测系主任。该任务有两条主线，一是求证戴安娜王妃血样中是否带有妊娠激素，即人体绒毛膜促进腺激素；二是找出她正在服用避孕药的证据。
由于事故发生后王妃接受过输血，这导致孕检过程变得复杂。所以最好的测试样本就是王妃在汽车座位下，搁脚毯上留下的血液。大卫·考恩教授的团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开发了一种能对干涸的血液进行妊娠化验的测试方法。我们将早前在一项与此无关的研究中获得的一系列来自孕妇的样本，作为此类较旧样本的对照。然后我们从戴安娜王妃的胃容物中取样，以进行避孕药物残留测试。
最终所有的测试结果均呈阴性。这说明戴安娜王妃去世时极有可能并未怀孕，也没有服用避孕药。按照约翰·史蒂芬爵士的说法，这些结果与她家人朋友提供的证据相符，他们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她已怀孕。
至于被归在亨利·保罗名下的血样，我们通过DNA测试，确认血液是属于他本人的，所以血样被他人调换的传言并不属实。也就是说，与之前的报告结论一致，他的血液中确实含有酒精成分。
最后，我们测试了两车相撞后，留在奔驰车上的浅色油漆和保险杠上的污迹。测试结果一致表明，嫌疑车辆应该是一辆菲亚特乌诺汽车；但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就是詹姆斯·安丹森拥有的那辆。其中一个问题就在于现场的碰撞证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包括与另一辆汽车和隧道的墙壁相撞后留下的痕迹。
调查的同时也解决了许多其他疑团，包括多迪和戴安娜王妃是否曾订婚。逐一审查疑点之后，约翰·史蒂芬爵士和他所在团队于2006年12月发布了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政府高层曾有不轨行为，或曾试图掩盖真相
我们处理的另一起敏感案件，是前联合国驻伊拉克特别委员会的武器检查员之死。
这位武器检查员是大卫·凯利博士，死前就职于英国国防部。2003年，英国广播公司一篇有争议的关于伊拉克的报道提到了凯利博士，使他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英国政府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可以在四十五分钟内完成部署；而那篇报道的核心就是凯利博士对政府这一声明的质疑。在英美两国于2003年3月联合入侵伊拉克后，凯利博士的言论成为头条新闻，他还由此受到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质询。两天后，人们在牛津市他家附近的一片林地发现了他的尸体。考虑到其所处环境的敏感性，他的死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对非法活动和高层阴谋的怀疑，就像戴安娜王妃死时那样。
当我们接到任务调查此案时，得知他在2003年7月17日下午离家外出散步。凯利博士患有抑郁症，因此他的妻子完全有理由为他担心，并于当天晚些时候报警称他失踪了。
第二天一早，人们在荨麻灌木丛中发现了凯利博士的尸体，调查犯罪现场的官员在尸体上方支起一顶帐篷，保护现场免遭破坏。尸体旁边放着一把匕首、一瓶水和一包强力止痛药，里面有老式配方的右旋丙氧芬和对乙酰氨基酚。
我们应泰晤士河谷警署的要求着手调查此案件。罗伊·格林查看了犯罪现场，检查了衣服和其他现场物品上的血迹和损害情况等；英国内政部病理学家尼克·亨特博士从尸体上采集了样本；亚历克斯·艾伦对这些样本进行了毒理学分析。
尼克在案发现场发现凯利博士的左手及手腕被大量血液覆盖。在随后的尸检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有效证据能够证明凯利博士在死前曾遭受持续暴力侵害，也没有被拖拽或转移至此的痕迹。尼克只在凯利博士左手腕下侧发现了一些较深的切口，切断了包括尺动脉在内的多条血管。据尼克解释，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伤害。
从病理报告可以看出，手腕上的伤口是促使他死亡的主要原因；服用大量止疼药，以及未确诊的心脏隐疾则是次要原因。
罗伊·格林的发现为病理报告中关于关键物证上的血迹，以及对血迹的性质和分布得出的研究结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血迹的样态具有典型的动脉血特征，表明凯利博士在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曾遭受过持续的伤害。
我们在实验室化验的物证均是从警察那里获得，其中包括在现场从博士的尸体和手机上取得的拭子，以及指甲屑、头发、手表、水瓶、小刀。此外，从他的书房里还找到了一部照相机和一些碎纸片。而这些碎纸片上的内容已由“文件证据有限公司”恢复。
重要的是，亚历克斯·艾伦从尸体样本中发现了相对较高的右旋丙氧芬，胃里有一些未溶解的药片，水瓶的瓶颈处也有一些对乙酰氨基酚痕迹。根据上述所有迹象，我们猜想凯利博士或许曾借助瓶中的水服用了大量药片。
从现场衣服和物品上发现的血迹性质和分布情况来看，还可推断出其他情况。例如，血迹斑斑的小刀可能是造成他手腕上约十一处伤口的重要工具。在自杀过程中，他取下手表放到了一旁。血液从伤口喷溅到手腕周围的皮肤以及衣物上。在受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跪在自己的血泊中，并喝过水瓶里的水。
在现场发现的氯丙氨酚（一种强力止痛药）的泡沫包装上没有血迹。但却在包装上发现了可能来自凯利博士的DNA，这表明他在受伤前触摸过药片包装。
在一系列详尽的测试和调查之后，所有的证据都强有力地表明，现场发现的所有血迹均来自于凯利博士，也只有他喝过那瓶水。尽管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点。
鉴于此案的敏感性，尸体被发现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要求立即对死因展开调查。在2004年1月发布的报告中，赫顿勋爵得出结论称，凯利博士采用割腕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保护这个家庭不再陷入进一步的悲痛之中，
他要求对病理学和毒物学报告保密七十年。但是围绕死亡的怀疑声从未间断，即使政府在2010年公布了这些报告，仍然无法消除人们的疑虑。英国司法部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应国民请求，再次展开了调查。
在检查了所有的证据，包括我们提供的毒理学分析和结论后，格里夫指出，所有证据全都指向一个压倒性的结论，即凯利博士乃是自杀。他的报告中还说，赫顿公爵的死因调查结论确实真实有效；对于凯利博士被谋杀，或存在任何阴谋，或有真相遭到掩盖的说法，均无任何证据可予支撑。
作为法医学家的我们充分认识到，当事情真相扑朔迷离之时，应该站出来挑战当局和他们所信赖的专家。但是，我们同样知道，不应孤立看待事物的各个方面，而要纵观全局，否则会导致误解或人为增加不确定性。用科学家的眼光来看，上文中的两个案例都没什么疑点。但我深知，要平息阴谋论者的质疑比登天还难，就算把科学证据摆在他们面前也是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