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在伦敦东南部一栋公寓的楼梯间里，十岁的达米洛拉·泰勒被人发现惨死在血泊之中，此时他刚和家人从尼日利亚搬来英国三个月。警方发现，达米洛拉的左大腿动脉被玻璃碎片割破了。
不同的专家就案发原因给出了他们的意见后，伦敦警察厅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小男孩是受到袭击后摔倒在一个破瓶子上。警方随后展开了一场“海豹调查行动”，一百二十多名警察参与其中，最终四名嫌疑人被逮捕并受控谋杀达米洛拉。
辩方的立场是达米洛拉根本就没有受到攻击，是自行摔倒在破瓶子上的。而且确实没有法医证据能证明嫌疑人有罪。因此2002年1月，当这四名青少年在老贝利受审时，控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名女孩的证词。这名女孩被人们称为“布罗姆利目击证人”，她声称自己目睹了这起袭击。不过随即女孩被人揭露是在说谎，控方的起诉以失败告终。法官宣布两名被告无罪释放，另外两名被告也经陪审团认定为“无罪”。
一年后，警方宣布使用新的法医技术对所有证据进行审查。事实上，虽然技术确实在不断发展和改进，但刑侦方法的进步其实比技术的进步更大。
除了四名出庭受审的嫌疑人外，还有其他嫌疑人。因此警方要求我们检查案件时，我们决定首先检查所有嫌疑人的衣服，以防遗漏了什么东西。毕竟没有人是绝对可靠、万无一失的，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有时也会漏掉一些东西。
我选择罗丝·哈蒙德负责这次重新调查，当时她就展示出了在调查复杂案件时的过人之处。协助罗丝的是艾普丽尔·罗布森和其他检验员，以及当时公司的纺织纤维专家，蒂儿南·科伊尔。我们几乎立刻就在丹尼·佩迪的一只运动鞋上发现了一块九毫米的血迹，此人和他的哥哥瑞奇·佩迪在警方的嫌疑人名单上的确是非常靠前的。从法医的角度来看，九毫米的污渍算是相当大了。但更有趣的是，我们发现鞋子上还嵌入了一种纺织纤维。测试结果表明，这种纤维与达米洛拉死时所穿套衫上的纤维相匹配。而纤维嵌在运动鞋染血的位置，表明它一定是在血液还未干的时候转移过来的。
我们通过酚酞测试发现了瑞奇·佩迪的运动衫袖口螺纹上的一些非常小以至于肉眼无法查看的血迹。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其他纺织纤维之间的联系，不过最终并不能将这些联系作为证据。因为这些衣服是经同一辆警车运送的，所以等到我们研究的时候，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佩迪兄弟和达米洛拉的衣服之间的纤维转移可能发生于警车运送期间。尽管这种可能性极小，但仍然不能排除，因此这些纤维证据不足以被采信。
不过运动鞋上血迹里的纺织纤维，以及运动衫袖口上的血迹，都是可以用作证据的。我们对两个血液样本进行了DNA分型测试，发现它们都与达米洛拉的DNA相匹配。
2005年，控方起诉了十九岁的哈桑·杰哈德和佩迪两兄弟（后者当时对公众匿名，因为事件发生时他们两人还未成年），指控他们犯有过失杀人罪和袭击罪。
这一次辩方的立场仍与第一次审判时相同，一名创伤专家提供了证据，试图证明达米洛拉并没有受到攻击，而是自己倒在一块玻璃碎片上，造成腿上的动脉被切断。最后，陪审团裁定杰哈德的罪名不成立，但未能就这两兄弟做出裁决。几天后，英国皇家检察署宣布他们打算重审丹尼·佩迪和瑞奇·佩迪，这兄弟俩参与过多起抢劫案，似乎已经是警方的老熟人了。2006年8月，兄弟俩被判过失杀人罪，随后被判处八年管教。这是一场奇怪的审判，法医科学中心的法医学家最终为控辩双方均提供了建议，可以说是极不寻常了。
法官当时解释说，这两名少年并非蓄意杀害达米洛拉，到现场时也没有携带武器，而那个破瓶子是原本就在那里的。这起案件有一处不幸的地方是，尽管警方对佩迪兄弟有怀疑，并在袭击发生五天后就没收了他们的衣服，但却漏掉了关键证据。结果，另外四个无辜者接受了审判，达米洛拉的家人也经历了更多的痛苦。
伦敦警察厅再次因为“制度上的种族主义”遭受批评，人们认为他们没有从斯蒂芬·劳伦斯案中吸取教训。不过这次的指责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达米洛拉·泰勒死后他们实际上做得很好。这一次，警方并未像有人批评的那样，因为受害者是黑人而对调查不感兴趣或不出力，他们也没有故意拖延。这一次导致破案不力的不是警方，而是法医学。
内政部显然非常担心证据会遗漏，也非常担心法医科学中心的工作出错，因此他们委托进行了一项独立质询。这项质询由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艾伦·罗利领导，布赖恩·卡迪教授协助——前面提到过，后者是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法医学中心的前负责人。布赖恩还曾参与过其他的政府质询，质询对象包括导致“伯明翰六人案”被定罪的爆炸物证据、与“马圭尔七人”有关的法医炸药实验室污染物，以及在肖恩·霍伊因奥马爆炸案受审期间用来检测DNA的、饱受批评的LCN检测法。因此，由布赖恩来帮助艾伦·罗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在听证会之前与艾伦·罗利进行了会面，以确保理解质询的职权范围，特别是考虑到法医科学中心有法律代表；并向他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可能提供帮助和建设性意见。我们不会因自己在本案中的“成功”而自鸣得意。如果在法医调查中出现了错误，唯一重要的是找出出错的原因，然后确保安全措施到位，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然而不幸的是，随后的听证会简直是一场噩梦。除了艾伦·罗利和布赖恩·卡迪围坐在大圆桌旁，还有站在法医科学中心一方的一名高级王室法律顾问及其下级助手；另外还有一名法医科学中心的高级经理为他们提供建议。我很快就发现，这些来自法医科学中心的人显然不太配合质询。
法医科学中心在初次调查时漏掉了最重要的证据，即两件衣物上的血迹，其中就包括丹尼·佩迪的运动鞋上的九毫米血迹。更重要的是，血迹中嵌入的一种纺织纤维，有助于证实这一血迹对本案的重要性。
在这次质询中我们没有见到负责初次调查的法医学家们。但我作为一名法医学家，对他们只感到深深的同情，而且我并不认为他们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因为在那种情况下遗漏证据是常有的事。没有法医学家会独自工作，他们总是团队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次失败很可能与培训、检查或实验室工作管理中的某个因素有关，或者与这三个因素都有关。因此，为了避免其他案件再以此种方式受到影响，弄清楚原因是极其重要的。
最终，整个质询程序完全被法医科学中心一方的王室法律顾问主导了。当我们这边的一名检查员正在解释我们是如何完成某些事情时，王室法律顾问对她摆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我对此无能为力，因为王室法律顾问暗示说是我告诉了这名检查员该说什么。如果我打断他，似乎就正好证明了他的观点。
我其实也采取了预防措施，就是带着我们公司的内部律师一同出席；可她并不习惯这种事情，因此一言不发。罗丝和艾普丽尔在工作上都很出色，可她们也没有承受过这样的压力。不出所料，那名检查员后来泪流满面，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时地想要彻底离开这个行业。要是她真这么做了，我将为始作俑者感到羞耻。
罗利最终发表了质询报告，表示没有发现法医科学中心系统性失败的证据，还就其建立的“优秀”标准向他们表示祝贺。我觉得，他们只要确保员工遵守程序就好了，而不是额外地发明一堆东西。报告里还有一些与法医调节作用有关的建议，这部分还是提到了点子上。其实我还是为这个结果感到高兴的，起码没有哪个法医学家被当成替罪羊。不过我也发誓，以后在答应参加内政部的任何独立质询之前，都要更加小心！
不管怎样，达米洛拉的家人终于知道了孩子的死因，凶手已经被绳之以法。归根结底，这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