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英国莱斯特大学从事家族遗传病研究的遗传学家亚力克·杰弗里斯博士（后被评为教授，并被授予爵士头衔）发现，可以通过基因密码的差异来验明个体的身份。四年后，他改进了DNA指纹分析技术，也就是如今被经常提及的DNA分型。再后来，一位名叫科林·派奇福克的男子成为全球第一个通过基因证据被判谋杀罪的人，也是首个经过大规模基因筛查而验明身份的人。
在我从事法医学的职业生涯中，DNA分型技术的发展无疑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举例来说，它彻底改变了个体与唾液、精液、血液，甚至留在衣服上的皮屑等痕迹之间的联系强度。此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得到初步应用以来，这项技术已经大为提升和完善，能够根据大量裸眼不可见的微小物质得出结果。即使这些物质已经在所处环境中分解，并与他人的DNA相混合，也不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DNA又名脱氧核糖核酸，是几乎所有生物体细胞中构成染色体的主要成分，动植物都不例外。当细胞分裂时，DNA可以通过自我复制而增殖，并携带着世代相传的遗传信息。
通过擦拭、刮削、裁剪部分面料，以及用胶带去除表面残渣等一系列方式，我们可以采集物体表面的DNA，然后将样品与待提取DNA的化学物质一起放入小试管中。就基因分析而言，第一步是增加DNA的提取数量，以便有足够的DNA进行分析。要实现这一步，需要使用一种复杂的化学物质的混合物，并将整个混合物进行一系列加热和冷却的循环过程，这时DNA的数量会在每次循环中不断增倍。然后，我们会将扩增提取的单个样本和其他一些已知样本，一起转移到一块反应板上。在这些已知样本中有一部分没有包含DNA，另一部分则包含多种已知类型的DNA，这样做是为了检查系统是否正常运行。然后，我们会将反应板插入一个带闪光灯的大型灰色箱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分析仪。这个分析仪会分离并识别多个特定位点中的每个位点的具体成分（可能存在几种不同类型）。这些具体成分的具体组合，就是DNA图谱。
通过分析微量的DNA样本也能得出结论，这同时也意味着你必须格外小心，排除一切干扰因素。比如，有关物品在送达实验室之前或之后是否受到过污染？又或者，该DNA是否可能来自案件发生之前某个完全无关的事件？因此，尽可能多地了解案件背景，并尽量收集和检测相关物件和样本，都是至关重要的。嫌疑人之前有没有来过犯罪现场？他或她有没有接触过犯罪现场的关键物件？嫌疑人有没有和受害人接触过？在犯罪发生之前，嫌疑人是否与受害者在同一地点？上述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或其他类似的可能性，都会导致DNA的转移，并使之被误认为是与案件相关的证据。
同样，你必须确保实验室内的系统和程序足够可靠，确保实验室本身不会影响实验结果。因此，与DNA分析技术问世之前相比，现在的实验室必须更加干净。所有科学家不得不比之前多穿几件防护服。我刚开始在法医科学中心工作时，身上只需要穿一件实验室工作服。如果要接触特别恶心的东西，我会再戴上一副一次性手套。不过，我们不总是戴着手套，因为有时候直接用双手触碰污渍比光用眼睛观察还要容易。而自从DNA分析技术出现以来，对科学家的保护就好比对待展品一样重要。
目前，英格兰和威尔士使用的技术标准是DNA17，它可以分析DNA中的十七个位点，其中一个位点包含了性别信息。一份完整的DNA图谱与他人的图谱发生重叠的概率不到十亿分之一，而全世界的人口也不过七十五亿而已。你从这里就能看出DNA分型技术有多么强大。相比之下，通过传统法医血型鉴定，就算运气较好，所有血型组重叠的概率最低也会达到几千分之一。
尽管数据非常精确，但失误仍可能存在。比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警方曾根据重叠概率为三百七十万分之一的DNA分型结果，给一名涉嫌入室盗窃的男子定了罪。而嫌疑人一直极力否认自己与这起入室盗窃案件有关。当他对案件提起上诉时，我们进一步的工作也刚好完成。那时，为了使测试结果更加明确，我们加入了一些其他领域的DNA测试。虽然新的测试结果表明最初的测试结果没有问题，但是这名男子的DNA却与新加入领域的测试并不匹配，这说明他不可能是罪犯。这个发现给法医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他们还在适应因DNA技术而极大改善的数据，结果却发现即使数据达到如此精细的地步，仍然不能视作绝对的证据。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以来，DNA分型已经成为一个关键因素，帮助我破获了接手的许多案子，其中包括斯蒂芬·劳伦斯谋杀案，以及彭布罗克郡海岸路的格温达和彼得·狄克逊夫妻谋杀案。DNA分型技术不但被用于证明无数人有罪或无罪，还被用于重新调查历史上存疑的著名案件，比如“A6杀人犯”詹姆斯·汉瑞提。
这起旧案里的两个受害者，迈克尔·格雷斯丁和情妇瓦莱丽·斯多瑞曾在斯劳附近的道路研究实验室工作。1961年8月23日，迈克尔将车停在梅登黑德镇附近的一片田地里，两人正坐在车里时，一个陌生人过来搭话。那个陌生人用枪口胁迫二人，命令迈克尔将车开到了琉顿和贝德福德之间A6公路的一个临时停车位。然后，陌生人开枪杀死了迈克尔，又强奸了瓦莱丽，事后也朝她开了枪。虽然瓦莱丽没有死，但腰部以下全部瘫痪。
第二天，有人在一辆公交车的座位下面发现了一把包裹在手帕里的点三八史密夫威信特殊弹。几天后，在梅达韦尔一个旅馆的房间里，人们发现了来自同一把枪的两枚弹壳。袭击当晚，詹姆斯·汉瑞提就曾住过那个房间。经瓦莱丽·斯多瑞指认，二十五岁的汉瑞提被判有罪。1962年4月，他在贝德福德监狱被处以绞刑。
汉瑞提直到生命尽头都在喊冤，声称自己是无辜的。1991年，一位约克郡电视台的调查记者在法务官杰弗里·宾德曼的支持下找到我，他认为这起案件可能是误判。
在当年的调查中，警方在瓦莱丽的内裤和衬裙上发现了一些精液和阴道分泌液的混合物。但是，当时伦敦警察厅法医科学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对这些物质进行血型鉴定之后，曾普遍认为这个测试是“一项排除而非包含测试”。换句话说，这个测试可以作为排除精液来源的依据，但就算测试结果可以排除其他人的嫌疑，却不能将其视为汉瑞提强奸瓦莱丽·斯多瑞的必然证据。
许多物证后来毁于一场火灾，不过当我于1991年7月到访贝德福德郡警署总部时，我发现那里仍存放着大量与此案有关的物品。几个月后，我前往兰贝斯区的法医科学实验室，查看最初的法医案卷。文件只有薄薄几页，而且破旧不堪，但就在这区区几页纸里，我喜出望外地发现了两块小布片，那正是我们要找的关键样本。
这些小布片被单独密封在贴有标签的塑料袋里，这是初次调查的时候从瓦莱丽·斯多瑞的内裤上发现的一些染了精液的残存样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多次进行尝试，想要对布片提取物进行DNA分型鉴定，但均以失败告终。我把这些珍贵的样本交到了伦敦警察厅法医科学实验室里我认为非常有能力的人手中，此后就没再直接过问这个案件。
从我停止调查案件之后，到1999年，相关人员发现了疑似曾包裹该案凶器的手帕，然后针对上面的黏液污渍进行了DNA测试，同时还对比了汉瑞提家族成员的一些DNA样本。结果表明，“可作为证据的DNA”来自詹姆斯·汉瑞提的可能性要高于与他没有血缘关系者“二百五十万倍”。
鉴于围绕此案的所有争论，首席法官伍尔夫决定开棺验尸，直接从汉瑞提的尸体上采集DNA样本，并与当年获取的DNA样本进行比对。结果证实手帕上的DNA和瓦莱丽内裤上的DNA都极有可能来源于汉瑞提，这最终也产生了更现代化的DNA分析方法（内裤上还鉴定出了另一个男性的DNA，它来自受害者迈克尔·格雷斯丁）。
2002年在上诉法院，汉瑞提家属一方的律师迈克尔·曼斯菲尔德提出，DNA有可能受到了污染，这种假设被法官斥为“空想”。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证据能够证明汉瑞提有罪，其中包括目击者的证词，等等。根据这些压倒性的证据，上诉法院的法官裁定维持原判。
但关于DNA污染的说法并不全然是空穴来风。在追溯多年前的案件时，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当时DNA分型技术还没有出现，处理和测试物证的条件显然并不符合如今的技术要求。话虽如此，但仅指出DNA污染的可能性也是不够的，具体的技术途径还有待进一步开发，以及评估任何痕迹在存留或转移过程中被误认为证据的可能性。这个案件也使我们注意到，有时候，在当年案卷中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样本，如今却能成为对历史旧案重新判决的关键依据。
将DNA分型技术引入法医学领域，已有三十多年了。自那以来，这项技术一直经历着巨大的革新和发展，并将在未来继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