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接手的工作越来越多，我有时会查看提诉案件中关键证人的证词笔录，并代表被告检查最重要的证物。检查到最后，我简直不知道这案子是怎么闹上法庭的。有这么一起案件，一名医生被指控性侵了他的一位病人。我先翻阅了所有的证词笔录和其他有关文件，然后检查了各种物证，包括两条裤子、一只一次性检查手套，以及从医生手术垃圾桶中收集到的其他杂物。
控方雇用的法医学家将这只手套拇指的上半部分取下来进行检测，似乎还在上面发现了精液的痕迹。拇指部分不再可用，所以我无法检查这部分了。不过，实验室记录能够支持他的报告。我还可以对比其他调查结果，包括在医生裤子裆部发现的精液痕迹。
将上述调查结果与此案的相关背景结合起来思考，我认为它们作为证据的力度有所不足，原因有三：（1）从受害人身上或者沙发和毛毯上（据这位女士声称，她被侵犯时就躺在上面）取得的拭子中没有发现精液；（2）医生的内裤上没有染上精液；（3）从医生裤子上采集到的精液很少，只有一次正常射精活动所能产生精液的极小一部分——如果医生确曾射精，其余的精液去哪儿了呢？
在对手套进行检测的结果中，并没有发现任何与“大量白色（阴道）分泌物”有关的证据，而这正是这位女士最初去看病的原因。当然，法医调查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没有证据证明某事发生过，不代表就能证明某事没有发生过。然而这样一来，这位女士对事件的描述就开始显得可疑了。我在辩护报告中写道，事实上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原告在那天晚上发生了性关系。结合所有其他证据存在与缺失的情况来看，原先那位法医学家的调查发现，其实应该存在别的解释。
如果只根据科学测试结果来呈交证据，而没有将证据置于特定案件背景下仔细考虑其他可能性的话，反而可能使律师、法官和陪审员受到蒙蔽。这样的风险始终存在，绝非危言耸听。正是为了避免这一风险，我才成立了法证直达公司。上述指控强奸的案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也是时隔多年，我对它仍然记忆深刻的原因。
作为一名法医生物学家，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涉及血液和其他体液，如精液和唾液，还有来自衣物和家居装饰等处的纺织纤维，以及各种武器及其造成的损害。有些案件相当简单。比如，有一件芝士番茄三明治的案例，当时英国卫生部的一名人员怀疑，涂抹在该三明治某片面包上的红褐色物质是人血，而我证实了这一怀疑的正确性。还有一次是六个用箔纸包裹起来的巧克力，箔纸包装显然被人拆开过，然后又笨拙地重新包起来。那家著名的巧克力制造商担心有人会用这种方式，给巧克力内部注入或在表面涂抹某种物质，或用其他危险方式进行投毒。经我检测，以上担心并无依据。之后，我开始接到其他大小律师、病理学家、各
个警务部门和调查机构的委托。没过多久，我就成了大忙人。
离开法医科学中心几个月后，一个初冬的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直到外面的天彻底变黑。房子里其他地方也已经一片漆黑，万籁俱寂，只有我桌上的台灯投射出一片白色光晕，我感到无尽的虚无包围着我。虽然这种感觉只是来自光学效应，但却是一次超现实的体验。我记得我凝视着光圈，心里想着：“这就是一切。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我的生活。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确实，我没有忘记。
产生如此奇怪的感觉，也许只是因为我未能习惯孤独。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的兄弟乔纳森和大卫通常都在家，还有另外两个兄弟亚当和杰里米，再后来还有山姆和我的继姐妹凯特；然后，我开始读中学和大学；接下来的十二年里——在那个晚上之前——我一直待在繁忙的法医科学中心实验室里，与朋友、同事们一起工作。我想正因为如此，当我独自在一间安静的房子里工作，思考着问题的解决方法时，突如其来的孤独感会让我感到很不适应。不过，意识到这一点丝毫不会让我沮丧，我反而觉得有趣甚至是兴奋，想知道自己今后又会是什么样子。
刚开始在家里工作时，我在房子里安装了一个报警器，主要是因为家里存放着一些机密文件。其实，我原本并没有感到紧张或受到威胁，直到有一天，在又一起怀疑出轨的案件调查中，一个男人来我家听取相关检测结果。
当那个男人把妻子一条带有污渍的裙子拿给我时，他不但彬彬有礼，而且心情愉悦。我向他解释了我所能做的检测存在局限性，即使精液检测结果呈阳性，也无法判断它存在的时间，也就是说精液可能是很久之前染上去的。他似乎听懂了我告诉他的每一件事。当他回来拿结果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礼貌。然后我告诉他，他妻子裙子上的污渍检测出精液呈阳性。
虽然之前给他打过预防针，我也料到检测结果会让他很不舒服。但刚刚还保持礼貌的他突然爆发了，翻脸速度之快令我猝不及防。之前，在我讲话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胳膊一直自然垂在身体两侧；而此时他却猛地绷紧了双臂，双手握成拳头，指节都变成了白色。幸运的是，我设法稳住了他，并将他送出房间来到前门处，然后在他身后一下子锁上了门。几天后，我们安装了一个紧急按钮，只要一按下去，本地警局就会接到报案。这让我和拉塞尔感觉安心多了。
在一系列怀疑配偶出轨的案件中，还有一次是一位女士给我送来她从丈夫内裤上收集来的毛发，请我检测。这位女士做事显然非常细致，她把毛发贴在透明胶带上，并分别附上了她自己和她丈夫的头发和阴毛作为参考样本。然而，那次的测试结果无须进一步鉴定或解释，也不会引发任何极端情绪。我成功地打消了那位女士的疑虑，因为她丈夫内裤上的“可疑黑色毛发”其实是很细的灰蓝色纺织纤维，很可能来自他自己的某件衣物。
1987年秋，法证直达公司已运营了大约十八个月，我正在努力应付即将到来的所有工作，显然我需要一些帮助。此前，拉塞尔因为被调到伦敦工作了一段时间，已经受够了旅途奔波的生活。所以，当我想找个助手的时候，他决定放弃工作加入我的公司。然后，我们在纽伯里的房子里对车库进行了翻修，建了一个呈L形的实验室和几间办公室。我们聘了一位秘书，随后还聘请了一位化学家。
我创办法证直达公司用的是从账户里透支的钱，而公司第一年的收入和我从法医科学中心离职之前挣的差不多，还差几百英镑才能还上透支的额度。所以等到化学家加入公司后，我们就把房子拿去抵押。我感觉自己一直在拆东墙补西墙，风险接连不断。不久后，我们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改造后的车库已经远远容纳不下了。于是，我们搬到了纽伯里的一间小型办公室，并在那里雇用了一位实习经理，将原来由我和拉塞尔亲自处理的一些管理工作交给了他。之后公司进一步扩大规模，我们又搬到萨彻姆，租了一个更大的办公场所。那里以前是一家训练导盲犬的慈善机构，里面有一间训练厨房很适合改造成实验室。同时，我们又招了一位化学家和一位DNA专家以及更多的办公室职员。
因为我们一般是受雇于被告，所以我经常开车去全国各地的法医科学中心实验室，花上一整天时间做检测，并与那里的法医学家展开讨论，然后再开车回家。我不但身体非常劳累，还会耗费大量的心力。
我的任务是查看关键物件的检查和检测结果，并强调特定案件背景下可以得出的其他替代解释。对于后者，法医科学中心的法医学家们可能一无所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需要与他们就其工作进行有效的沟通。为了让他们将我视为盟友而非敌人，我必须向他们保证，不会无缘无故地给他们的工作挑刺。我在法医科学中心的多年工作经历也很有帮助，这让我知道他们工作的每一个细节。我十分理解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知道他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处理尽可能多的案件。有时候我会讲一些笑话让气氛活跃一下，但想要达到适当的平衡还是不容易，一个不善社交的人是干不好这个的。
那时候，我们调查工作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了谋杀、性侵、暴力袭击、偷窃、持械抢劫、涉嫌纵火、药物滥用、毒理学等方面，我们还会在英国或国外参与其他各种案件，其中有些相当离奇。
有一次，我们受托调查一起非同寻常的案件。1987年，塞浦路斯总统收到了一封勒索信。这封信署名为“指挥官尼莫”，写信的人自称代表一个叫作“不可抗力”的组织，声称他们在塞浦路斯岛周围部署了化学武器，这些武器都安装在“毒物注射生成器”中。信里要求塞浦路斯政府交付一千五百万美元的赎金，否则上述化学武器就会被激活，释放出有毒气体二噁英，会对整个国家造成数百年的污染。
就在收到来信几天后，某个自称迪格斯比上校的人给尼科西亚的塞浦路斯总统府打去电话，称自己在英国军事情报局工作，并提到“不可抗力”这个组织是出了名的危险，塞浦路斯政府最好听从建议，按照要求交付赎金。过了一阵子，塞浦路斯政府还是没有缴纳赎金。这时，一名男子来到位于伦敦的塞浦路斯高级委员会，提出自己可以乘坐安装有磁力仪的直升机飞去该国上空，帮助探测这些隐藏的武器，但是要支付他二万五千英镑作为报酬。这一次塞浦路斯方面同意了，而当这名男子回来收钱的时候，他被英国反恐小组的侦探们当场逮捕。
两年后，这名男子在法庭受审。他叫潘诺斯·科普帕里斯，是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出生于英国。这时我们受邀介入了这个案件，塞浦路斯政府的一位代表要求我们评估“指挥官尼莫”和他的“恐怖组织”（组织成员都是他家亲戚）可能构成的威胁程度。接手案件之后，我们一时不知从何入手。我灵机一动，决定向我的哥哥杰里米请教。
杰里米在我的五个兄弟中排行老二，当时在哈佛大学工作，是一位声望卓著的化学教授（1991年至2002年，他担任文学和科学学院的院长；2006年再次担任院长，直到2008年去世）。杰里米在咨询了他的同事，一位著名教授之后，寄给我们一封有趣的建议信，意见如下：
这事儿太搞笑了。这位“迪格斯比”的脑洞也是够大的，电视台应该马上招他当编剧……质子磁力仪如果灵敏度够高的话，是可以探测到金属（还得是和铁类似的金属），但绝对不可能在直升机这种移动的大型金属制品上使用。就算能在直升机上用吧（也有这类装置用很长的绳子拴着，吊到海里侦测潜水艇），它最多也就能探测到新的或是旧的车辆，还有垃圾堆里的冰箱啥的。换句话说，他就是在扯淡。
综上所述，此勒索信（二十号物证）仅可证明本案整体过程有多荒诞。另万分期待见识二十一号物证，翘首以盼……
也就是说，整个骗局听起来就非常疯狂。所谓的“毒物注射生成器”，所谓在英国军事情报局工作的“迪格斯比上校”，所谓的“指挥官尼莫”，所谓叫作“不可抗力”的恐怖组织，全都子虚乌有。只有蓄意敲诈塞浦路斯政府的罪行是真的。1989年7月，嫌犯科普帕里斯在位于伦敦老贝利街的中央刑事法庭接受了审判，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处五年监禁。
科普帕里斯的案子结束不久后，我们又介入了另一起“富有想象力”的案件，受邀检查一名前警官的靴子。检查工作由克莱夫·坎迪博士负责，他在加入法证直达公司前，曾是伦敦警察厅法医科学实验室的首席法医学家。他的报告读起来也非常有意思。
我们获悉的案发细节相当简短。据称在1980年冬天的某个清晨，这名警官在昏暗的光线下开车，突然遭遇车祸暂时失去了意识。警官认为在他自己恢复意识之前，外星人把他移出了车子，并将他的脚暴露在某种和激光束类似的强光下，然后又把他送回了车里。
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这名男士当时穿的靴子是崭新的，并且完好无损。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却发现靴底有一条裂缝，而他脚底也有一条发痒的烧灼痕迹，而靴底裂缝与脚底烧灼痕迹的形状相同。他的律师告诉我们，他现在只想知道靴子上是否有任何印记或残留物，好让我们得知外星人曾把他带去何处。
在我们进行调查时，事件已经发生了十年之久。前警官说，十年来他只在室内穿过那双靴子。因此，基于任何优秀的法医学家都具备的开放性思维，克莱夫非常仔细地检查了靴子。他发现靴帮有许多裂口和折痕，靴垫和靴跟里衬也已经褪色并变形了，靴底和后跟也有磨损的痕迹。两只靴子都至少换过一次靴底和后跟。因此，基于以上事实，克莱夫在报告中写道：这双靴子已经被人穿了相当长时间。
在克莱夫的调查发现中，这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信息：原来的左靴靴底已经完全磨坏，或者说已经从前脚掌处断裂。替换后的靴底也是如此，形成了锯齿状的边缘。左靴的靴底扎了一颗钉子，而穿透靴底的位置正好是警官的大脚趾肚。所以，很可能这颗钉子才是造成警官脚上“发痒的灼烧痕迹”的罪魁祸首，而不是外星人的激光束。用于娱乐之类的散射激光束威力并不大，不足以造成伤口。同时也没有迹象表明，靴子上的灼烧痕迹是由工业级激光束造成的。
这双靴子上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只有在任何一双靴子上都能发现的矿物沙砾、植物物质和沥青痕迹。即使有少量松散的残渣（主要在靴子的舌头和花边孔眼的下缘之间），当使用显微镜进行检测后，也证明它们是皮革本身在抛光工序中产生的。
克莱夫尴尬而不失礼貌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调查工作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所以非常遗憾，我们未能解开外星人与警官靴子之谜。我猜，这个谜团直到今天也未能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