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里岛的两种颜色
巴勒莫在1860年6月7日成为一座意大利城市。按照当时签订的停火协议，两路败军纵队从东侧蜿蜒前行，后又绕回来在墙外等待运送他们回那不勒斯的船只。他们的撤退是19世纪最有名的军事业绩之一，是一个震惊整个欧洲的爱国英雄主义壮举。在此之前，西西里作为统治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波旁王朝的一部分，与那不勒斯分属不同的管辖。1860年5月，朱塞佩，加里波第和大约1000名志愿者——有名的“红衫军”——占领了西西里岛，以便使其纳入新成立的意大利国家。在加里波第的领导下，这支非正规但狂热的部队迷惑并打败了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拿破仑军队。三天激烈的巷战之后，巴勒奠被攻下，在此期间波旁海军对该城实施了炮轰。
巴勒莫解放后，加里波第率领他的队伍——此时他的队伍数量剧增，组成了一个合法的军队——向东开往意大利大陆。9月6日，这位英雄来到那不勒斯，受到欢呼人群的热烈欢迎。10月份，他把征服的地区移交给了意大利国王。他拒不接受奖赏，只带了斗篷、一些必需品和准备撒在花园里的种子，回他的卡普雷拉老家去。很快就举行了公民投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正式并入意大利国家，是加里波第促成了意大利的统一。
甚至当代人也认为加里波第的成就是一种“英雄壮举”并且“富有传奇色彩”。但这种成就很快变得看起来像梦一样虚幻，后来证明西西里与意大利王国之间的关系竟是如此地饱受折磨、如此地暴力血腥。这个多山的小岛向来被誉为引发革命的火药桶。加里波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征战引发了另一场起义，波旁政权在起义面前迅速垮台。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出1860年的叛乱只不过是麻烦的开始。把240万西西里人划归一个新的国家，随之而来的便是阴谋、抢劫、谋杀和报仇的泛滥。
国王的大臣们大都来自意大利北部，他们希望在上层西西里居民中寻找管理政府的合作者，找到与他们身世背景相似的人。思想保守的大地主，具备良好的管理才能并渴望经济有序发展。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一种乱糟糟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和半犯罪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共和国革命者，怀念旧的波旁政权或渴望西西里自治的贵族和教士，为了和对手争权夺势而进行杀戮或绑架的当地政客。统一后，推行征兵制，这种制度以前在西西里岛从未听说过，大批愤怒的人民抵抗、反对实行征兵制。许多西西里人似乎还觉得这场爱国革命赋予了他们不交税的权利。
看到政府傲慢地拒绝赋予他们参政的权力——他们需要权力来解决岛上的一些问题——把政治野心投入到这场爱国革命中的西西里人对此极为愤慨。1862年，加里波第对新的意大利政府失望之极，他重出江湖，以西西里为根据地，再一次发动了对大陆的入侵。他的目标是征服罗马，当时罗马还在罗马教皇的统治之下。但是，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山区被一支意大利军队堵截，脚上还中弹受伤（罗马直到1870年才成为意大利首都）。
意大利政府对加里波第的再次入侵引起的危机采取的反应是在西西里宣布戒严令。他们这样的做法为以后开创了先例。由于不愿意或不能够找到支持力量以平息这场政治风波，政府不断尝试用军事办法解决问题：机动纵队、包围全城、大规模逮捕、不经审讯监禁。但是，情况并未好转。1866年，巴勒莫爆发另一起叛乱，在某些方面与推翻波旁王朝的那次叛乱十分相似。与1860年加里波第发动袭击时一样，革命队伍从周围的小山往下突袭城市。有谣言说，叛乱者食人肉、饮人血。作为回应，政府再次实行戒严令。1866年叛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经过了十多年动乱和镇压之后，西西里才融人到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来。1876年，岛上的政客第一次加入了在罗马成立的联盟政府。
与1860年至1876年之间的斗争冲突不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西里岛上的壮丽景色，岛上的景色给那些在意大利统一之后来到岛上的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勒莫异常美丽的环境没办法不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来。第一次从海边来到巴勒莫的一位加里波第的拥护者说，巴勒莫就像是为了满足孩子诗意般的想象而建造的一座城市。城墙的四周栽种着郁郁葱葱的橄榄树林和柠檬树林，后面则群山环绕。它的布局也同样很简单：巴勒莫有两条笔直、相交的主干道，两条主干道相交于四角广场〔※位于马克达街和埃玛努埃尔街的十字路口，是老城的中心。〕——一座修建于17世纪的广场。四角广场的每个角落的建筑物上都装饰有精致的露台、飞檐、壁龛等，象征着城市的四个地区。
尽管波旁王朝的轰炸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19世纪60年代的巴勒莫还是有无数旅游景点供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参观。其中，最著名的景点要数它的海滨。绵绵夏日，一天的酷热散去之后，上流社会的巴勒莫人乘着月色，坐着马车，沿着玛瑞娜海滩前行，周围弥漫着花树的香气。他们散步乘凉，一边听着城市乐队演奏着喜爱的歌剧音乐，一边品尝着冰激凌和冰糕。
海滩远处，从大道上分岔出来一条条狭窄、曲折的小巷。小巷里，贵族宫殿与集市、手工作坊、茅舍以及不少于194间的教堂争夺空间。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来到此地参观的游客往往会被街上数量众多的修道士和修女所震惊。巴勒莫犹如一个石刻拓本，记载着数百年前的文化。和岛上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有无数侵略者留下的纪念碑。因为从古希腊开始，几乎每个地中海势力，从罗马到法国波旁王朝，都把西西里据为已有。在很多人看来，整座岛似乎就是一个精彩纷呈的展览橱窗，这里有：希腊剧院和神殿、罗马风格的别墅、阿拉伯清真寺和园林、诺曼风格的教堂、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以及巴洛克式教堂等等，美不胜收。
西西里岛被想象成了两种颜色：金黄色和深绿色。西西里岛曾是古罗马的粮仓，之后的几百年里，生长在辽阔庄园里的小麦将内陆雄伟的高地染成金黄色。岛上另一种颜色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9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了西西里岛，带来了新的灌溉技术，并引进种植了柑橘树，这些果树给北部和东部海岸抹上了浓浓的深绿色。
正是在19世纪60年代这个多事之秋，意大利王国的统治阶级首次听到了关于西西里黑手党的议论。由于对之没有清晰的概念，首先研究这个问题的人猜测，这是古代、中世纪的残余物，是几个世纪来外国暴政导致该岛处于落后状态从而形成的症状。相应地，他们的第一直觉是到古老的原始的粮食产区，即内陆高地的那片金黄色土地中去探寻其根源。尽管西西里内陆有种孤寂的美，但是它是意大利想要抛弃的一切事物的象征。大片耕地上，成群饥饿的农奴在劳作，他们受尽残忍老板的剥削。许多意大利人希望并相信黑手党是这种落后、贫穷所造成的症状，他们相信只要西西里岛从孤立状态中摆脱出来，赶上时代的步伐，黑手党就必然会消失。一位乐观主义者甚至断言，黑手党将随着“机车的汽笛声”而消失。这种认为黑手党非常古老的看法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因为很多黑手党分子不断在推广这种观点。多玛索·布西达也认为黑手党是在中世纪为了反抗法国侵略者而建立的。
但是黑手党并不起源于古代。它大概开始于四面受困的意大利政府官员首次听到关于黑手党的议论的那个时候。黑手党和新意大利国家同时诞生。实际上，“黑手党”一词出现并得到广泛流行的方式非常奇怪，特别是发现这个名字的意大利政府同时居然在对享有此名的组织的扶植培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大概是由于黑手党本身狡猾奸诈的缘故吧，它的起源也并不只有一个故事，而是许多故事交织在一起。要解开这些叙事线索，并把它们放在随后的章节中一一展开需要在时间安排上有点技巧；也就是说要不断穿梭于1860年至1876年这个动乱时期，还要简要地回顾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的历史。同时还要意味着借用故事人物的证词，这些人参与或是见证了黑手党的创立。
最好不要以“黑手党”一词作为故事的开始——原因将会变得很明显——而是先讲讲早期黑手党的所作所为以及事情的发生地点。既然黑手党不是起源于古代，那么内陆那片金黄色的地区就不应该是它的发祥地。黑手党开始出现的地方，现在依然是它的心脏地带。黑手党出现在西西里岛上财富集中的地方，出现在那片狭长的深绿色海岸。现代资本主义出口贸易正是以栽种在巴勒莫郊外的柑橘园和柠檬园为基础不断地发展壮大。
格拉蒂医生和他的柠檬园
在柑橘种植业的迅猛发展期，黑手党的手法得到了改进。柠檬在18世纪后期首次被当作出口作物。之后19世纪中期那段很长的柑橘种植业的繁荣期使西西里岛边缘的颜色更加深绿。英国人的两种生活习惯促进了这种繁荣。从1795年开始，皇家海军就让船员用柠檬来治疗坏血病。另一种柑橘类水果——佛手柑的油也被小规模地提取用来给伯爵茶调味。柑橘的商业化生产则始于19世纪40年代。
在西西里内陆山区几乎还对此一无所知的时候，西西里的柑橘和柠檬已经船运到纽约和伦敦。1834年，柠檬出口量超过40万箱。1850年，达到75万箱。19世纪80年代中期，每年出口到纽约的意大利柑橘类水果惊人地高达250万箱之多，大部分都来自巴勒莫。1860年，也就是加里波第起义那一年，有人估计，西西里的柠檬园是欧洲最赚钱的农业用地，利润甚至超过了巴黎附近的果园。1876年，每公顷种植的柑橘水果所带来的利润是岛上其他用地平均利润的60倍。
19世纪的时候，柑橘果园已经发展成为需要高额初期投资的现代化商业。必须清除土地里的石块，并把土地开垦成梯田；必须修建仓库和道路；必须盖起围墙以挡风、防盗；必须挖灌溉渠道并安装水闸。即使是果树种上了，也要8年之后才会结果，而开始盈利则要在结果几年之后。
除了资金投入大之外，柠檬树还很脆弱。哪怕是短暂的供水问题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损失。不论是对果树还是对果实的恶意破坏都一直是地主必须面对的风险。正是这种脆弱和高利润的结合为黑手党收取保护费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尽管西西里的很多沿海地区以前就种植柠檬，但是黑手党直到最近才成为势不可挡的西部西西里现象。它出现在巴勒莫的周围地区。1861年，巴勒莫有将近20万的人口，是西西里岛西部的政治、法律和金融中心。流通在这里地产租赁业的货币比岛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巴勒莫是最大的零售和消费市场，它是主要港口。在这里，周围地区和远处的农地被买卖、租赁。巴勒莫还设定了政治日程。黑手党并非滋生于贫穷和孤立状态，而是滋生于权力和财富之中。
第一位被人们所知的黑手党的被迫害者的故事正是发生在巴勒莫郊外的柠檬园里，他详细地叙述了他的不幸遭遇。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加斯帕雷·格拉蒂。几乎人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个人的一切——他的勇气最为可嘉——出现在他后来提交给当局的证词中，他的证词后来被当局证明是真实可信的。
1872年，格拉蒂医生代表他的女儿们以及她们的姨妈来管理一份遗产。遗产主要是瑞拉果园，一个4公顷的柠檬、柑橘农场，也可以称之为“果园”，位于马拉斯宾纳，距巴勒莫边界只有15分钟的行走路程。这个果园堪称模范企业：果树灌溉是由一台现代的3马力的蒸汽泵完成，需要一名专业操作师。加斯帕雷·格拉蒂接手时，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桩高投资的生意正面临危险处境。
瑞拉果园的前主人是加斯帕雷·格拉蒂的小舅子，他在收到一连串的恐吓信之后，死于心脏病。在死前两个月，他从蒸汽泵操作师那儿得知，恐吓信是果园的看护人贝尼代托·卡罗洛送来的，他口述，让识字的人代他写的。卡罗洛大概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却有自己的看法：格拉蒂说他趾高气昂，就好像农场是他的一样，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提取产品售价的20%到25%；他甚至还偷窃蒸汽泵用的煤：然而最让格拉蒂医生的小舅子担心的是他偷窃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出，他似乎对柑橘生意十分熟悉，并打算把瑞拉果园搞垮。
柠檬在西西里岛上的果园里生长，最后在北欧和美国的商店里被出售给消费者，大量代理商、零售商、包装者和运输者参与了中间的贸易环节。贸易在柠檬还在树上结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金融投机贯穿于整个贸易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为了降低高昂的投资成本以及减少收成不好所带来的风险，柑橘交易通常在水果成熟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19世纪70年代初，格拉蒂医生的小舅子也按此惯例经营着瑞拉果园的生意。但是，当经纪人买下农场果实的销售权时，他们发现已经付了钱的柠檬和柑橘开始从树上消失。很快，瑞拉果园的商业信誉受到严重影响。偷窃树上果实一事毫无疑问是看守人卡罗洛干的。他的目的就是压低果园的交易价格，以便他能够买断。
从小舅子那儿一接手瑞拉水果农场，格拉蒂医生就下定决心把它租给别人，从而为自己免去麻烦。但卡罗洛有他自己的主意。有意租下果园的人过来查看果园，卡罗洛在带他们四处看的时候，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我发誓，这个果园永远不会租出去，也不会被卖掉。”这让格拉蒂医生无法忍受，他解雇了卡罗洛，另雇了别人。
格拉蒂医生很快知道这个年轻的看守对于“口中的面包被活生生夺走”有多么气愤，有人听见卡罗洛自己这么说过。格拉蒂医生的几位密友，他们完全没理由知道他的生意，都私下来找格拉蒂医生，劝他把卡罗洛雇回来。格拉蒂医生毫不动摇。
1874年7月2日晚10点左右，格拉蒂医生雇来看守瑞拉果园的那个人背部中弹数枪，当时他正走在柠檬园间小道上。袭击者在另一个果园里用石头搭建了一个石梯，站在石梯上从围墙后面往果园方向射击——早期很多黑手党分子都采用过这种袭击方式。几个小时之后，受害者在巴勒莫的医院里死亡。
格拉蒂医生的儿子去警察局报警，告诉警察他们家人怀疑卡罗洛是幕后指使者。一名调查员完全无视这个线索，反而抓了两名与受害人毫不相干的人。结果由于没有找到对这两人的不利证据而将他们释放。
尽管缺少警方的支持，格拉蒂医生还是又雇了另一名看守。然后他和家人接二连三收到恐吓信，说他解雇一名像卡罗洛这样的“君子”而雇用一个“卑贱的密探”是不对的。他们威胁，如果不请回卡罗洛，他将面临和他的看守一样的下场——而且“手段会更残忍”。一年之后回顾当时的情形，格拉蒂医生弄清楚了他当时到底是在与谁做斗争。他学会了如何去解释这个新名词：“用黑手党的话来说，窃贼和杀人犯是‘君子’，受害人则是‘卑贱的密探’。”
医生把7封恐吓信拿到警察局。警察向他承诺，将会逮捕卡罗洛、他的养子以及他的同谋。但是调查员——就是那个曾把调查引入歧途的调查员——对此案并不怎么热心。三个礼拜之后，卡罗洛及其养子才被拘押，但是他们在被捕两个小时之后就被释放了，理由是他们与此案无关。格拉蒂开始怀疑那名调查员与罪犯之间有勾结。
在挽救自己生意的抗争中，格拉蒂医生逐渐勾勒出当地黑手党的运作模式。这个黑手党家族以邻村尤迪托为根据地，在一个宗教组织的掩护下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被称为罗萨里奥教父的牧师在村子里掌管着一个名叫“第三方济各会”的帮会。该人曾经当过嘉布遣会〔※原来是一个意大利修道会，始建于1525年。〕修士，表面上做慈善事业，并支持教堂工作。有记录证明，罗萨里奥教父曾在旧波旁政权做过警方密探，同时还是监狱牧师，曾经利用职务之便为犯人传递口信。
但是，罗萨里奥教父并不是黑手党的头领。“第三方济各会”的主席、尤迪托的黑手党头目是安东尼诺·贾莫纳。贾莫纳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做苦工出身。贾莫纳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时机正是西西里岛在并入意大利新政权过程中发动两次革命的时候。1848年和1860年的叛乱给了他表现勇气和赢得重要朋友的机会。1875年，55岁的贾莫纳已经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巴勒莫警察局长汇报说，贾莫纳拥有的财产高达15万里拉。警方强烈怀疑贾莫纳处死了几名逃犯，他开始时曾庇护过这几名逃犯。警方认为，他们处在贾莫纳的保护之下，居然胆敢盗窃当地财产，因此贾莫纳必须把他们处死。据人们所知，贾莫纳还曾收到来自科莱奥内附近地区一名罪犯汇给他的一笔钱，罪犯指使贾莫纳代他做秘密生意，而他本人则逃到美国躲避起诉。
格拉蒂医生把安东尼诺·贾莫纳的性格总结为“沉默寡言、趾高气扬、小心谨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话，因为这两个人是彼此认识的。贾莫纳家族有几个人是格拉蒂医生的病人。况且，格拉蒂医生还曾帮助贾莫纳的弟弟从大腿部取出两颗子弹。
尤迪托黑手党的势力建立在收取柠檬园的保护费上。他们强迫地主雇佣他们的人为管家、看守人和经纪人。他们与车夫、零售商、码头工人结成的关系网使他们可以威胁到一个农场的产品的运输安全。狡猾地运用各种暴力手段，黑手党得以建立小型的企业联合或垄断。一旦果园被控制，黑手党分子就可以随意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他们既可以舒服地做收税的寄生虫，也可以人为地以低价把果园买下来。贾莫纳并不是只找格拉蒂医生一个人的麻烦，他精心策划了一场运动，准备带领手下控制整个尤迪托地区的柑橘产业。
既然已经注意到当地警方有黑手党的势力，格拉蒂医生决定直接向调查官报告凶杀案。当警方只退回了7封恐吓信中的6封时——其中恐吓意图最明显的一封“丢失”了，格拉蒂医生更加坚定了与黑手党作斗争的决心。格拉蒂医生从调查官那儿听说，这种“不称职”现象在警局里是常有的事儿。
新的恐吓信又来了：他们给格拉蒂医生一周的时间用一名“君子”来替换他的新看守。但是，得知他的投诉使得那位他怀疑与黑手党有勾结的调查员被免职之后，格拉蒂医生勇气倍增。料定黑手党并不想冒险杀害像他这样有钱、有地位的人，格拉蒂医生决定不理会他们的最后通牒。1875年1月，最后期限刚过，他的新看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枪击3次。贝尼代托·卡罗洛和另外两名曾经在果园工作的人因涉嫌而被捕。
这次袭击第一次给格拉蒂医生带来好运。那名受伤的看守倒下之前，看到并认出了袭击他的人。起初，他躺在医院，拒绝回答警方的问题。后来，他的体温上升，死亡离他越来越近，他喊人叫来调查官并且声称：向他开枪的人正是被捕的那三个人。
受到调查官的鼓舞，格拉蒂医生亲自照顾受伤的看守，不分日夜地看护他。他随身携带一把左轮手枪，并让妻子、女儿们待在家里。由于不断收到恐吓信，家人的健康开始受到威胁。格拉蒂医生收到警告，他的妻子和女儿可能会在从戏院出来的路上被人刺杀。勒索人清楚地知道格拉蒂医生手里有季票。医生获悉调查官的办公室也安插有黑手党间谍，因为黑手党分子透露他们看到了他呈交的报告的详细内容。然而，最近收到的这几封信流露出一丝的绝望。案子正在准备中，还有证人准备作证，格拉蒂医生抱有的希望越来越大，他坚信贝尼代托·卡罗洛最终将走投无路。
在医生的照料下，受伤的看守恢复地很快，他居然亲自出马来处理此事。他刚能下地走路，便找到安东尼诺·贾莫纳要求和解。他被邀请参加宴会为此庆祝，宴会之后他改了证词，起诉卡罗洛的案子撤销了。
不等和亲戚朋友道别，格拉蒂医生就丢下他的财产和他花了25年才建立起来的一份客户名单，带着家人逃往那不勒斯。他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在1875年8月给罗马内政部长寄去一份备忘录。他在信中汇报说，尤迪托是一个只有800人的小村庄，仅在1874年一年，据他所知就至少有23人被杀害——受害人包括两名妇女、两名儿童——还有10人受重伤。当局并没有对这些犯罪行为展开调查。该地区争夺柑橘产业控制权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警察机关却依然无动于衷。
内政部长命令巴勒莫警察局长调查此事。一位年轻有为的警官被派去调查格拉蒂一案。结果发现，和前面一名被杀的看守一样，第二名看守也是一位可怕的人物。尽管格拉蒂医生或是不知情或是不愿意承认，他雇的两名看守都有可能是黑手党成员。他有可能在黑手党家族争斗中被利用了。
面对新一轮的调查，尤迪托黑手党拉出了它的关系网。贝尼代托·卡罗洛申请去瑞拉果园打猎。那天与他同行的是巴勒莫上诉法院的法官。安东尼诺·贾莫纳后面跟随了一长串地主和政客。律师准备了陈述，大意是说贾莫纳和他的儿子被起诉，仅仅因为他们“按着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使自己免受抢劫或枪击”。最后当局唯一能做的就是发出警告并加强对嫌疑人的监视。
很明显，格拉蒂医生的问题不仅仅是一群罪犯的过错。问题出现的很大原因是格拉蒂医生不能信任警察、法官甚至他的地主同伴。格拉蒂医生的故事引出了黑手党起源的另一个重要线索。随后大家将会明白，黑手党的起源与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政府的产生密切相关，而这个政府恰恰就是意大利政府。
保护费、谋杀、领地统治、帮派之间的竞争与勾结、甚至有关“荣誉”准则的暗示：格拉蒂医生的备忘录有足够的线索得出结论：黑手党手法的许多核心要素已经在19世纪70年代初的柠檬园里得到运用。这个案子还提供证据证明了其中最为独特的要素：黑手党的入会仪式。
人会仪式
尽管格拉蒂医生把记录他和安东尼诺·贾莫纳家族的不幸交手的备忘录交给了警方，警方并没有顺藤摸瓜设法将尤迪托的黑手党分子绳之以法。但是，这件案子披露的种种迹象表明，黑手党是个歃血为盟的秘密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安东尼诺·贾莫纳手下的人不仅经历了人会仪式，而且这个仪式和现在黑手党成员需要经历的仪式几乎一模一样。
加斯帕雷·格拉蒂医生1875年把备忘录寄给内政部长时，促使部长要求巴勒莫警察局局长递交一份案情报告。正是在这份报告里，警察局长第一次曝光了黑手党的人会仪式。局长的消息来源是可靠的。正如格拉蒂医生的故事表明的那样，很可能警方本身和黑手党一开始就有着亲密暖昧的关系。
根据警察局长的陈述，19世纪70年代，任何即将加入黑手党组织的“君子”都会被领到一群老板和二老板面前。他们其中一人会刺破这名准黑手党分子的手臂或手指并让他将伤口流出的血涂抹到一幅圣像上。入会者宣誓效忠，圣像燃烧化为灰烬，圣像的毁灭预示着叛徒的悲惨下场。
一名政府特使在去西西里的路上代表部长对警察局长说：“祝贺你啊！现在一个庞大、复杂的调查领域已经为警方打开。”毫无疑问，这位特使如果知道一个世纪后他的“调查领域”依然庞大而又错综复杂，他肯定会大吃一惊。一个世纪之后的1976年，“杀人者”乔瓦尼加入黑手党组织。布鲁斯卡经历的人会仪式和1875年的形式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黑手党为什么从一开始就秘密结社以及他们又是如何秘密结社的。
这位后来在卡帕奇用炸弹炸死法尔科内法官的人，19岁时就入会了。他的父亲本人就是一位老板，这使得他上升很快。他已经有过第一次杀人的经历。一天，布鲁斯卡被带到乡下的一间房子里，他以为是参加组织的定期宴会。当时许多“君子”都在场，包括最高的老板“矮子”托托·里纳，布鲁斯卡已经称他为教父了。里面的人开始问布鲁斯卡：“你对杀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犯罪呢？”这听起来似乎相当奇怪。他已经杀过人了，而他们却问他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入会仪式在他还不知情时就已经开始了。
有一会儿，其他人聚在屋内，把布鲁斯卡一人留在屋外。过了一会儿，他被叫进屋里，发现他父亲已经回避，而其他匪徒围坐在一个大圆桌周围，上面放着一把手枪、一把匕首，桌子中间还放了一小张圣像。黑手党正式成员开始对布鲁斯卡发问：“如果你被捕入狱，你是否会保持忠诚而不出卖组织？”
“你想加入‘我们的事业’这个组织吗？”
布鲁斯卡渐渐有了信心，他开始热情饱满地回答：“我热爱这种友谊，我热爱犯罪。”
这时一名“君子”抓起他的一根手指用大头针戳破。布鲁斯卡把血涂到圣像上，然后用手捧住圣像让里纳亲自把它点燃。教父说：“如果你背叛‘我们的事业’，你的肉体就会像这幅圣像一样化为灰烬。”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捧住上方的火焰，防止入会人把圣像扔掉。
那天里纳给布鲁斯卡阐明的帮规之一与成员之间互相介绍有关，这一条帮规现在已经被大家所熟知。黑手党成员不允许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说自己是黑手党成员，即使对另一名黑手党成员也不能这样介绍。他们之间必须通过第三人介绍，第三人将其中一人介绍给另外一个人时会说这样的套话：“他是我们的朋友”或“你们俩和我是一样的”。布鲁斯卡的父亲被重新领进屋里表示祝贺的时候，里纳就是向父子两个这样介绍的。
他们向布鲁斯卡解释的介绍规则与1875年警察局长报告中所描述的最初介绍规则有着一些有趣的差别。一个世纪之前，黑手党分子使用的身份验证系统更为复杂，下面这段以“牙疼”开头的对话中就使用了不少的隐语。
A：天哪！我牙疼！（指着一颗上犬齿）
B：我也是。
A：你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B：天使向圣母报喜那天。
A：在哪里？
B：帕索迪·里加诺。
A：那天都有谁在？
B：君子。
A：他们是谁？
B：一号安东尼诺·贾莫纳，二号阿方索·斯帕托拉等。
AL他们是怎样做坏事的？
B：他们抽签，阿方索·斯帕托拉胜出。他拿着一幅圣像，用我的血把它染红，然后把它放在我的掌心，点燃了它。最后他把灰烬撒向空中。
A：他们让你崇拜谁？
B：太阳和月亮。
A：你的神是谁？
B：“空气”。
A：你属于哪个王国？
B：食指。
这里提到的帕索迪·里加诺是巴勒莫郊区的另一个村庄。对话中涉及的“太阳和月亮”、“空气”和“食指”显然是对黑手党分子B所加入的黑手党家族的指称。
这种原始的入会仪式比布鲁斯卡听到的现代版本要繁琐得多，而且也没那么可靠（人们可能会疑惑这两名匪徒是如何知道他们两人谁比谁地位高）。不管怎样，这种奇怪的对话首次证实了关于早期黑手党的一些简单、重要的事实：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它的成员之间有可能彼此不认识。“黑手党”已经不只是一个孤立的地方帮派，不只是一个仅靠面对面接触的犯罪网络了。
入会仪式似乎证实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就是黑手党组织历史悠久。事实上，这种仪式和黑手党的其他方面一样现代。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入会仪式是它从共济会那里借鉴而来的。1820年左右，共济会秘密社团经由那不勒斯从法国传到西西里岛，很快便在波旁王朝充满野心的中产阶级反对者中流行开来。这些社团当然有入会仪式，有的会议室里还挂有血淋淋的匕首，以此儆戒背叛者。一个名为“烧炭党”的共济会派别还以爱国革命为其宗旨。在西西里岛，这种组织有时候发展为政治派系甚至犯罪集团。1830年发表的一份官方报告声称，一个“烧炭党组织”参与操控了当地政府合同的承包。
作为一个独立的秘密组织，采用这种共济会式的仪式给黑手党带来诸多方便。设立一个邪恶的仪式并制订惩罚背叛者的帮规有助于建立互信，因为在这些本来可能会毫不犹豫出卖对方的罪犯之间提高背叛的代价是明智之举。这样的话，对于每个人会成员来说，管理保护费的高风险就降低了。这种仪式或许对管束野心勃勃且又好斗的年轻成员尤为有效。这个秘密组织还提出和周围匪帮建立互保制度，允许双方在各自的地盘之上相对不受干扰地活动。相对那些没有加入黑手党的罪犯来说，黑手党成员有许多优势。如果非黑手党成员想要进行某种犯罪活动，他们必须征得黑手党的同意，否则他们将会遭到黑手党各个帮派一致的反对。许多非法活动，比如偷牛、走私，不仅仅需要穿过别的帮派的领地，还要在这一路上找到值得信赖的生意合伙人。加入黑手党组织便会得到来自参与活动的各方的配合保证。
讲到内政部长得知格拉蒂医生在1875年遭遇尤迪托黑手党之时，黑手党起源的故事差不多就写完了。然而我们依然不清楚黑手党发源于何地。关于“沉默寡言、趾高气扬、小心谨慎的”安东尼诺·贾莫纳的很多信息还有待考察，而这又需要从瑞拉果园事件再往前推十年。
男爵图里西·科隆纳和“帮派”调查
1863年夏初——也就是加里波第起义三年后——西西里的一位贵族博维西诺男爵尼克罗·图里西·科隆纳成为一场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的目标。一天晚上，他从自己的一个庄园回到巴勒莫。他走的那条路正穿过城墙外面繁荣的乡间田野。路的两旁栽种着一棵棵柠檬树。在诺科和奥里乌扎两个村庄之间的某地，五个人从路边不同的方向开火，在瞄准车上人之前，射中击倒了拉着马车的几匹马。图里西·科隆纳和他的车夫一边逃跑寻找掩护一边迅速拔出手枪反击。发出的响动惊动了图里西·科隆纳的一名看守，一阵枪声之后，从路边草丛里传来一声痛苦的惨叫。杀手们只好善罢甘休，拖着受伤的同伴逃走了。
遭到袭击一年之后，图里西·科隆纳发表了一本名为《西西里公共安全》的小册子。在意大利统一后发行的众多书籍中，这本书第一次使西西里黑手党成为分析、争论和困惑的对象。受到后来法尔科内法官工作所带来的启发，历史学家们现在知道应该在早期的争论中相信谁了。结果证明，图里西·科隆纳提供了极为详尽可信的解释。
之所以说图里西·科隆纳是一名可信的证人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身份以及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的动乱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为一名意大利爱国者，他有着完美无瑕的记录。1860年，作为一名新巴勒莫国民警卫队领袖，图里西·科隆纳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力确保革命不走向无政府主义状态。1864年撰写那部关于犯罪问题的小册子时，他已经是意大利议员了。19世纪80年代，图里西·科隆纳两次担任巴勒莫市市长。即便现在，他仍然受到大家的尊敬。巴勒莫市议会所在地——鹰之宫殿的会议室外面竖立着科隆纳的大理石半身像。他一副严肃的面孔，下巴上蓄着胡须，胡须看起来似乎是粘在鼻子下面的，这胡须比他胸前的勋章更能清楚地向其同时代的人诠释什么是“威严的政治家”。
图里西·科隆纳有着和他身份相符的镇定。1864年他在撰写小册子时，法律和秩序正是当时紧要的政治问题。政府竭力声明反对党正在密谋推翻新的意大利政权，并且为了推进目标而存心制造混乱。反对党的政客们则坚持说政府给他们扣上罪犯帽子，实则扩大了法律和秩序的危机。图里西·科隆纳采取了不讨好任何一方的谨慎策略：他指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在西西里岛上是一股强大势力，这种势力由来已久，他同时声称新政府采取的强硬措施使得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图里西·科隆纳的研究在于其冷静的观察。他解释说，新闻报道里净是勒索、抢劫、谋杀，但是发生在巴勒莫附近的犯罪行为只有一小部分被报道出来，因为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秩序混乱：
我们不应该再自欺欺人了。在西西里，有一伙窃贼组成的帮派，他们的势力遍布整个岛屿……这个帮派保护不得不住在乡下的所有人（比．如承包经营的农民和牧民），同时又受他们保护。他们保护商人，又从商人那里得到保护。警方完全吓不倒这个帮派，因为它自信能够成功逃脱警方的追捕。法院对其也毫无威慑力：他们向目击证人施压，官方几乎无法找到起诉证据，对此，他们洋洋得意。
图里西·科隆纳推测这个帮派大约有20年的历史。他们在各地吸收成员，他们中间有聪明的农民、巴勒莫附近庄园的看守以及将谷物和其他重税商品从海关运出的走私犯，海关税收正是该市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把偷来的牛从农村运给城市的屠夫时，帮派成员之间用特殊的信号来识别彼此的身份。帮派中，有些成员专门偷牛，有些成员专门运输牲畜并除去牲畜身上的烙印，还有一些从事非法屠宰。有些地方的帮派组织严密，受到控制当地政府的声名狼藉的党派的政治保护，它使任何市民感到恐惧。甚至于一些正直的人也求助于帮派，期望它能给乡村带来表面上的安宁。
受到对残暴腐败的波旁王朝的警察仇恨的驱使，这个帮派投身于1848年和1860年的革命之中。和许多暴徒一样，帮派成员对于革命有很高的热情，因为革命给了他们可乘之机，他们可以在混乱中打开牢房、烧毁警方记录、杀死警察和告密者。这个帮派希望一个革命的政府赦免那些被旧王朝“迫害”的人；会招募强壮的新兵组成新的民兵团，给推翻旧秩序的战斗英雄带来就业岗位。然而，1860年的革命并没有带来这些好处，新的意大利政府后来对这股犯罪浪潮不分青红皂白地采取残酷镇压策略，反而促使这个帮派更加迫切地想要制造麻烦。
图里西·科隆纳的报告刚刚发表四个月之后，这个帮派就有了自己的名字，“黑手党”一词首次被记录下来。鉴于大家目前对黑手党的了解，图里西·科隆纳的描述令人觉得出奇地熟悉。他提到的“袋鼠”法庭〔※私设的或非正规的法庭，多用于惩罚同伙者。〕，在后来许多关于黑手党内幕的传说中都有出现；帮派成员集会决定违反帮规的人的命运——通常结果是死刑。图里西·科隆纳接着描述了帮派的忠诚法则和缄默法则，他使用的字眼听起来与我们所了解到的关于黑手党的知识竟然如此不谋而合：
按照它的规定，这个邪恶的帮派把任何接近军事警察并与之交谈的人视为“恶棍”，哪怕只是说句话、打声招呼而已，这样的“恶棍”将被处死，因为他们犯下了违反“谦卑”规则的滔天大罪。
“谦卑”包含对帮派的尊重和忠实。所有人都不允许作出任何直接或间接有可能会损害大家利益的行为。所有人都不允许向警方或司法部门提供任何有助于揭露任何犯罪的事实。
“谦卑”一词在英语中称为“humility”，在意大利语中称为“umilta”，在西西里语中称为“umirta”，这是一个非常醒目的单词。现在它被认为最可能是“omerta”的起源，“omerta”是黑手党的缄默法则，是它赋予势力范围之内所有人不得与警方谈话的义务。显然，“omerta”原本是一种服从法则。
图里西·科隆纳建议政府不要以“断头台和拷打”的统治手段来对付黑手党。相反，他提出一些深思熟虑的治安改革，他希望这些改革可以改变西西里人民的行为，给他们带来一场“二次的文明洗礼”。图里西·科隆纳在其叙述中流露出来的得体、狡猾、诚实与他谨言慎行的绅士风度恰好吻合。他是如此谨慎，甚至连他自己在前一年亲身遭遇的蓄意暗杀也只字未提。毕竟那只不过是加里波第起义后巴勒莫附近乡村所发生的众多暴力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图里西·科隆纳的谨慎意味着我们无从得知袭击者的身份、目的以及下场。但是现在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没活多久。
时隔12年之后，也就是1876年3月1日，来自托斯卡的两名富裕、品格高尚的年轻犹太知识分子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和西德尼·松尼诺带着一位朋友和一位男仆来到巴勒莫，准备对西西里社会的现状进行秘密调查。此时正是格拉蒂医生写下备忘录一年之后。“mafia”（“黑手党”）一词在人们之间已经流传了十年之久，但是它到底指的是什么人们还并不敢确定，如果它的确有什么含义的话。（甚至它的拼写也并不确定：19世纪时，“mafia”这个单词有时候被写成含有一个字母F，有时候又被写成含有两个字母F，意思却并无区别。）弗朗凯蒂和松尼诺都确信黑手党是一种危险的犯罪形式，并打算澄清环绕在其周围的众说纷纭的迷雾。
抵达西西里的第二天，松尼诺给朋友写信，请她帮忙写一封推荐信，将他们两个引见给博维西诺男爵、黑手党研究专家尼克罗·图里西·科隆纳。
有人说他和黑手党有瓜葛，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想听听他的说法……记住别向任何人提起我告诉你的关于贵族图里西·科隆纳的事情以及他和黑手党有联系的猜想。他的一些朋友会写信告诉他，这样会对我们十分不利。
大量证据显示，图里西·科隆纳事实上是巴勒莫无情的黑手党头目的关键性政治保护者。关于他和黑手党有染的谣言四处流传开来，甚至与他同属一个党派的人在罗马法庭上也对他表示了担忧。
1860年，图里西·科隆纳任命一名帮派的主要成员为国民警卫队队长，选择这个人是因为他的权威和军事经历。早先在爱国革命盛行之时，他曾领导一支革命队伍包围袭击巴勒莫。此人是个狡诈的暴徒，名叫安东尼诺·贾奠纳——也就是后来策划收购格拉蒂医生的瑞拉果园的那个人。当内政部对格拉蒂医生的指控进行调查时，图里西·科隆纳是支持贾莫纳的地主之一。正是图里西·科隆纳的律师为贾莫纳准备的辩护词。从警察局长1875年的报告来看，在图里西·科隆纳的一个庄园里曾经多次举行过黑手党的入会仪式。
在1876年与弗朗凯蒂和松尼诺的三次会面中，图里西·科隆纳谈论起经济问题来如往常一样思路清晰。除了对帮派感兴趣之外，他还是一个有远见的农场主、一个发表过大量关于柑橘产业学术成果的农学家。但是在犯罪问题上，他却一反常态地含糊其辞。两年前，他的四名手下在他切法卢附近的庄园被捕。他向弗朗凯蒂和松尼诺抗议说他的手下是无辜的，如当年他们被捕时他的做法一样。他抱怨说，像他这样的地主是受害人；在乡村的庄园，他们被迫与那些强盗做交易，否则就无法保住他们值钱的庄稼和果树。对帮派他却只字未提。
后来弗朗凯蒂和松尼诺找巴勒莫警察局长面谈的时候发现，他对于起诉图里西·科隆纳的手下一事态度很悲观，因为这个大财主在政界的靠山会暗中阻挠审判的进行。其他的人在被问及对图里西·科隆纳持何看法时，都很快转移了话题。
在图里西·科隆纳身上体现了在黑手党滋生的动乱年代人们心中的困惑。很可能他在撰写1864年的小册子时有内部消息作为参考——甚至安东尼诺，贾莫纳可能亲口告诉他事实真相了。在他撰写册子的时候，他或许还由衷地希望意大利的统一能够使西西里岛正常化。他可能曾是遭到黑手党恐吓的受害人，希望有个强大、高效的新政权来帮助他这样的地主将黑手党绳之以法。或许他认为自己被逼无奈地暂时和贾莫纳这样的人合作，心里却等待着意大利政府把暴力驱逐出西西里社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早在1876年弗朗凯蒂和松尼诺采访他很久以前，他就失去了这些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