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薄一点的说法是图里西·科隆纳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他与贾莫纳密切来往是因为他敬重贾奠纳而不是受到了贾莫纳的恐吓。或许他只是众多在黑手党问题上言行不一的意大利政客第一人。尽管黑手党结构严密，恪守阴险的荣誉法则，但是倘若没有图里西·科隆纳这样的政界人物，西西里黑手党根本难成气候。归根结底，如果政客和地方法官所对之负责的达官显贵仍热心于公正执法，那么黑手党贿赂这些官员就没什么意义了。在黑手党的贿赂簿中，一个友善的政治家信誉越好，就越有利用价值。如果信誉要以慷慨激昂地发表抗议犯罪行为的演说或对西西里岛的法律秩序作出深入分析才能换得，他们也在所不惜。
黑手党和政治家的黑金交易很少会记录在议会回忆录或法律书籍上，而是会表现在那些小恩惠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泄露关于政府合同或者土地出售的消息，过分热心的调查者向西西里岛之外的地方发展他们的事业，或者为朋友提供在当地政府的工作。因此，图里西·科隆纳在公共场合对帮派保持客观的科学研究兴趣，凭他的才识和地位对之进行俯瞰式的研究。而私下里，躲开人们的视线与贾莫纳保持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关系符合他的商业利益并使他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
不管黑手党头目贾莫纳与政治家、知识分子、大地主图里西·科隆纳之间到底有着什么关系，图里西·科隆纳的小册子出版两年后的巴勒莫叛乱对他们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1866年9月，武装土匪再次从附近的村庄围攻巴勒莫。图里西·科隆纳的国民警卫队在安东尼诺·贾莫纳带领下镇压了这次起义。然而贾莫纳和其他暴徒一样，过去是革命投机者。现在他已经意识到意大利政府是一个可以与之做买卖的机构。帮派中一些像贾莫纳的关键人物开始把他们的革命历史抛在脑后，于是他们的帮派便开始像血液一样融入新意大利的肌体。和其他秩序捍卫者一样，在政府对1866年骚乱进行调查时，图里西·科隆纳也受到审问，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黑手党”这个新词来描述制造叛乱的肇事者：“审判无法得出结论，因为证人没说实话。只有黑手党的噩梦结束之后他们才会道出实情。”显然，图里西·科隆纳已经决意用“黑手党”一词来指代那些他不认识的罪犯。
“黑手党的噩梦”是怎么开始的依旧是个未解之谜。1877年，曾采访过图里西·科隆纳的西德尼·松尼诺和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发表了他们关于西西里岛的研究结果，这篇报告由两部分组成，非常具有实质内容。在第一部分，后来成为意大利总理的极度忧郁的西德尼·松尼诺分析了岛上没有土地的农民的生活。第二部分由莱奥波多·弗朗凯蒂撰写。虽然这部分的题目毫无活泼可言——《西西里岛的政治形势》，但它却有其独特的高度，它对19世纪黑手党的分析直到21世纪仍被看作是权威性的。弗朗凯蒂对黑手党问题看法的影响超出所有人之上，直至一百年之后乔瓦尼·法尔科内出现。《西西里岛的政治形势》第一次对黑手党如何产生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暴力产业
由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和西德尼·松尼诺发起的调查有相当浓郁的英国风格。两人都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仰慕者，松尼诺的名字是他的英国母亲给取的。踏上西西里岛的土地，他们发现大多数人都说着一种他们几乎听不懂的方言。与他们所熟悉的大学和沙龙氛围不同的是，西西里岛仍然只是一个神秘之地，对它的了解仅仅止于古老的希腊神话和恶意报道。就像探险者动身去探测地图上未标识的地区一样，他们也为行程中即将面临的巨大压力和危险做了打算。1876年春，他们随身携带的装备有连发枪、大口径手枪，另外每人还带着四个铜盆。他们的计划是在盆里盛满水，把行军床的四只脚插进水盆里以驱赶昆虫。由于西西里岛内陆路况恶劣或根本没路，两位调查者经常骑马赶路。为防强盗袭击，他们总是直到最后一刻才选择路线和向导。
弗朗凯蒂此行之时对西西里岛并非完全一无所知。两年前他就作过一次类似的探险，骑马穿越了意大利南部大陆的大片区域。然而岛上的所见所闻让他接受不了岛上的人对他马鞍上挂着的步枪的“深切喜爱”。“一种神秘的邪恶力量像噩梦一般降临在这个光秃秃、毫无生气的岛上”，他后来这样写道。弗朗凯蒂在这次行程中写下的旅途见闻最近才被发表。其中记载的两个故事足可以说明西西里之行给他带来的震惊。
据弗朗凯蒂记载，1876年3月24日，他和松尼诺骑马到了西西里中部城市卡尔塔尼塞塔。两天前，一名牧师在附近的巴拉弗兰卡村庄被开枪打死。据告知他们事情经过的权威人士说，这个村庄是黑手党的一个据点。在牧师倒下的60米之外站着一名目击者，他是从北部城市都灵派来的政府调查员，负责监督面粉税的征收工作，刚来到西西里岛。这位正直的公务员赶紧跑到牧师身边，正好听到了牧师临死前的指控：凶手是他自己的表弟。
被吓坏了的税务稽查员匆忙跳上马背，赶去向宪兵队通风报信。随后，他又去通知了受害人家属。不想突然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吓到他们，他让家属跟随他前往牧师需要帮助的地方。在路上，他才慢慢透露了消息。出于对他好心的感激，家属告诉他这次谋杀是牧师和表弟12年来宿怨激化所造成的最终结果。牧师自身也是个有钱人，因暴力和贿赂而恶名远扬。
24小时之后，当地警方逮捕了这名税务稽查员，以谋杀的罪名把他投入监狱。牧师的表弟也在指控他的证人之列，但是巴拉弗兰卡村庄的人民和被害人家属却都保持沉默。让税务稽查员得以庆幸的是，政府当局得到了关于此案的密报。税务稽查员被释放时，真正的凶手早就躲了起来。
听说这段插曲一周之后，弗朗凯蒂和松尼诺来到位于西西里南部海岸的阿格里琴托，这个小镇以古老的希腊神殿而著称。弗朗凯蒂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他在那儿听说的另一件事。一位妇女向警方收取500里拉的好处费，透露了两名罪犯的信息。两名罪犯和当地黑手党头目勾结，该头目握有政府修路合同的大量股份。拿了钱之后不久，妇女在狱中关了十年的儿子就被释放回村了。儿子接到了当地黑手党送来的一封书信，信中详细讲述了他母亲的所作所为。他找到母亲，要钱买新衣服。母亲闪烁其词，他被激怒，摔门离去。过了一会儿，他带着表弟回来，两人在母亲身上捅了十刀——他捅了六刀，表弟捅了四刀。然后他们把尸体从窗户扔到大街上，这才甘休。
在西西里岛旅行时，弗朗凯蒂和松尼诺还见识到了人们对于“黑手党”一词的困惑不解，人们听说“黑手党”一词已经有十年了，但是这种困惑似乎怎么也解不开。两人在西西里岛待了两个月，在此期间采访到的每个人对这个流行词汇似乎有着不同的理解。似乎每个人都在指控别人是黑手党分子，一些地方的当局也被迷惑了。正如一名意大利宪兵中尉漫不经心地告诉他们的那样：“黑手党是一个极其难以定义的东西。你必须在桑布卡生活，才能了解黑手党为何物。”
在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弗朗凯蒂解释说，让他感到非常困惑的是，他发现最令人担忧的状况并不是发生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落后、罪恶、寸草不生的西西里岛内陆，而是在巴勒莫附近的柑橘林。表面上，这是当地人引以为豪的蓬勃发展的产业中心：“每棵树都受到精心照料，好像它们是珍贵的植物标本。”弗朗凯蒂写道。但是，这些最初的印象很快就会被这里毛骨悚然的凶杀、恐吓事件所改变：“听了这些传闻之后，橘子树、柠檬树的花朵似乎开始散发出一股尸体的味道。”在这种现代的背景下，肆虐暴力的存在与意大利统治者怀有的一个信念背道而驰：经济、政治、社会进步应该同步前进。弗朗凯蒂开始怀疑，他如此推崇的公正、自由的原则“会不会只是精心策划的演说，来掩饰意大利无法治愈的疾病。它们似乎只是涂抹在尸体上面的一层亮光漆而已”。
这是一种凄凉而又令人费解的现象。但是，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在思想上不仅勇敢而且还很固执。他对亲自插手解决国家问题充满热忱的信心。一想到外国人似乎比意大利人还要了解西西里岛，他心里就升起了一种民族耻辱感。经过对这片土地及其历史不厌其烦的研究，弗朗凯蒂逐渐克服了心中的疑问和混乱。他拿出一份关于黑手党生意的记录，记录证明黑手党的生意相当系统化。西西里不是一片混乱；相反，它的治安问题有其内在的现代合理性。弗朗凯蒂认为，这座小岛已经成为“暴力产业”的发源地。
弗朗凯蒂对黑手党起源的叙述从1812年开始。当时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占领了西西里岛，开始了废除封建主义的进程。封建制度建立在土地共同所有制上：国王把土地托管给贵族及其子孙；作为回报，贵族的私人军事力量准备随时为国王效力。在贵族的势力范围内，即他的封地上，他的话就是法律。
在封建主义废除之前，长期以来西西里的历史充满了外来君主和封建领主的斗争。君主想让中央获得更多的权力，封建领主则抵制君主对他们庄园的干涉。在这场拉锯战中，通常是贵族们占优势，部分是因为西西里多山的地形和恶劣的交通设施使中央政权无法不让领主们为所欲为。
贵族们享有的特权范围很广，而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奴仆们行礼时亲吻封建君主一只手的惯例直到1860年才正式由加里波第废除。在那之后很多年，“阁下”这个本是用于称呼统治西西里的西班牙贵族词汇适用于任何有地位的人（这些习惯在西西里很流行，不仅限于黑手党）。
封建主义的瓦解不仅只是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权力争斗的规则，虽然这种瓦解是缓慢的（封建领主的势力是逐渐减弱的，最后一批大庄园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倒台）。封建主义结束之后，想要争取长期变化的势力被释放了；开展产业市场的法律前提条件也已具备。就这样，庄园里的一块块土地可以允许自由买卖。并且，如果通过购买得来土地而非世袭，那么还要缴纳土地税。这是一项必须好好利用的投资。西西里岛迎来了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通过投资获利，而混乱的社会秩序则使投资带来风险。没人愿意购置新机器或是置办更多的土地去种植经济作物，如果这些机器和作物存在被竞争者偷窃或恶意破坏的风险。在取代封建主义之后，现代政权就应该对暴力享有垄断权，并且垄断发动战争、惩治罪犯的权力。现代政府占有暴力垄断权之后，为商业的繁荣营造了有利环境。封建贵族手下装备落后、骄横无礼的私人民兵团是该消失的时候了。
弗朗凯蒂认为，西西里黑手党发展的关键原因是国家已经悲惨地沦落到与这种理想状态渐趋渐远的地步。之所以国家靠不住，是因为1812年之后它没能取得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封建贵族的权力大到可以向中央政府的法院和警方施压，迫使他们服从当地领主的意愿。更糟糕的是，现在认为自己有权力使用暴力的不只是贵族们而已。如弗朗凯蒂所言，暴力现在已经“民主化”了。随着封建主义的瓦解，许多人想通过不正当手段大捞一把。一些封建领主的保镖现在也为自己的利益行动起来，他们组成匪帮，在乡间游荡，地主们或是恐惧或是与他们同谋，给他们提供庇护。被叫做“二领主”的可怕的管理人经常租赁地主的一些土地，他们也善于使用暴力捍卫自己的利益。在巴勒莫，工匠协会要求得到使用武器的权利，这样他们就可以上街维持秩序（强行抬高价格或进行勒索）。
现代政府机构在西西里各省份的小镇建立起来的时候，一群群集武装犯罪团伙、商业企业、政治派系于一身的团伙迅速组织起来抢夺战利品。官员们抱怨，他们称作“帮派”或“党派”的这些人——有时候他们只不过是拥有枪支的大家族——使西西里很多地区无法管理。
国家还建立了自己的法院，但是很快就发现法院受制于任何强硬、组织性强、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人。甚至连警察也贪赃舞弊。警察不再把犯罪情况上报，而是在盗窃犯和受害人之间做掮客，调停或迫使他们达成交易。例如，盗牛贼不用再通过一大串的中间人将偷来的牛倒卖给屠夫，而是只需找当地警察队长调解就可以了。警察队长会安排盗牛贼将牛归还给牛的主人，同时安排牛的主人给盗牛贼一定数额的钱作为回报。自然，他自己也会从交易中捞到一部分好处。
西西里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畸形，在这里法律就像土地一样可以被分割或者私有化。弗朗凯蒂认为，西西里正处在一种穷凶极恶的资本主义竞争的魔掌之中。在这个暴力市场中，经济、政治和犯罪之间只存在概念上的区别。在这种形势下，想做生意的人无法依靠法律来保护他们、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的经济利益。暴力成为任何企业的重要资产；使用暴力的能力和拥有投资资本同样重要。事实上，弗朗凯蒂认为，在西西里暴力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资本。
在弗朗凯蒂看来，黑手党分子是暴力资本家，这些专家发展了当今堪称市场上最精密的商业运作模式。在老板的领导下，黑手党团伙把暴力“投资”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以此来敲诈保护费并获得垄断经营权。他称这种运作模式为暴力产业。弗朗凯蒂如是写道：
［在暴力产业中］黑手党老板……充当资本家、导演和管理者的角色。他对犯罪活动进行集中管理……他调节劳动与义务的分配，同时在工人中间整治风纪（和从事其他产业一样，想要连续获得丰厚利润，纪律在此必须得到强调）。黑手党老板需要审时度势，决定是要使暴力行动暂时廷缓，还是要使其更加凶猛。他必须依据市场情况调整策略，决定执行哪些行动、剥削哪些人、采取哪种形式的暴力。
在西西里，有经济或政治野心的人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自己武装起来，要么出钱雇佣暴力专家即黑手党分子保护自己，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倘若弗朗凯蒂今天还健在的话，他或许会说，恐吓与威胁附属于西西里经济中的服务行业。
弗朗凯蒂似乎把自己看作了犯罪生态系统方面的查尔斯·达尔文，给我们讲解了西西里犯罪盛行的环境中的生存法则的观点，他的观点很有洞察力。然而他的说法使西西里听起来完全是个特例。实际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尤其在其发展初期，都有其暴力血腥的一面。即便在弗朗凯蒂如此仰慕的英国也曾有暴力资本家。例如在18世纪40年代的苏塞克斯，半军事团伙通过走私茶叶为自己和客户攫取了高额利润。他们贿赂海关人员，直接对抗军队，将持械抢劫作为副业，由此造成法律秩序的崩溃。一位历史学家曾在描述18世纪20年代的英格兰时，认为英格兰类似于一个香蕉共和国〔※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是一个经济体系属于单一经济（通常是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政治上不民主或不稳定的政府，特别是对那些拥有广泛贪污和强大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家的贬称。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家。〕，它的政客们惯于耍弄各种伎俩，充当赞助人，任人唯亲，有组织有规模地掠夺政府的税收。弗朗凯蒂的分析也由于他不相信黑手党是一个歃血为盟的秘密组织而具有其局限性。
《西西里岛的政治形势》出版后，受到敌视和漠视，许多西西里评论家痛斥作者的无知偏见。这种恶劣的反响一部分是弗朗凯蒂自己造成的过失。首先，他提出的解决黑手党问题的建议既奇怪又武断：西西里人在如何治理自己的岛屿上毫无发言权。弗朗凯蒂甚至认为，西西里人的世界观是扭曲的，因为他们赋予暴力一种“道德价值”，并视诚实为不道德的行为。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人们之所以姑息黑手党分子只不过是因为受到了恐吓，不知道该信任谁而已。
于是在弗朗凯蒂有生之年，这篇关于“暴力产业”的先锋之作并没有引起巨大反响。发表了他在西西里的研究成果之后，他回去继续做一名普通议员，但是他并没有在政治上飞黄腾达。驱使他于1876年调查黑手党的那种阴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导致了他最终的死亡（甚至他的朋友也觉得他对祖国的热爱有种阴暗和偏激的色彩）。一战期间，他由于觉得自己没在祖国需要的时刻被任命要职而备受煎熬。1917年10月，意大利在卡波雷托战役〔※1917年10月24日至11月19日，在第一次世界的奥地利一意大利战线科巴里德小镇附近爆发了卡波雷托（卡波雷托是科巴里德小镇的意大利名字）战役，最后意大利军队被德国和奥匈军队打败，损失惨重。一万一千人死亡，两万人受伤，二十六万五千人被投入监狱。〕中惨败的消息传来时，他心灰意冷，开枪自杀。
“黑手党”一名从何而来
在巴勒莫方言中，形容词“mafioso”原意为“美丽”、“勇敢”、“自信”。因此任何有资格称作“mafioso”的人必须有点不同之处，有“mafia”的特质。“酷”大概是现代英语中与之最接近的词了；“mafioso”用来指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后来，“mafia”被用来指黑手党，“mafioso”指黑手党分子。
“mafioso”一词与秘密犯罪组织联系在一起是从一部叫做《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I mafiusi di la Vicaria）舞台剧的演出开始的。该剧于1863年首次演出，剧本是用西西里方言写成的。“mafiusi”是一群囚犯，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习惯看起来很熟悉，他们有老板，有入会仪式，剧中人物谈话中也常提到“尊重”和“谦恭”。他们和今天的黑手党分子一样用“pizzu”一词指保护费——这个词在西西里语中是“鸟喙”的意思。付了保护费就意味着允许某些人“弄湿他们的鸟喙”。如果说“pizzu”一词始于监狱俚语，那几乎可以确定地说这部戏演出之后，该词开始被人们广泛使用；1857年版的西西里语词典只收录了“鸟喙”一种解释；而1868年的词典则给出了“索取保护费”的另一种释义。
《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以巴勒莫监狱为其故事背景，这所监狱与我们了解到的监狱情况相符合。监狱后来被证实为西西里岛上有组织犯罪的培训学校、智囊团、语言实验室和联络站，当时的一名观察员称之为犯罪团伙的“政权”。
《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本质上是一个和罪犯赎罪有关的伤感的故事。这是关于黑手党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也是第一部描写善良的黑手党神话的作品。他们声誉卓著，保护弱者。这帮人的老板制止他的人向那些手无寸铁的囚犯找茬，并且在一个向警察告密的人似乎被误杀之后，跪着祷告，祈求得到原谅。结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黑帮头目退出犯罪团伙，加入了工人自助小组。
人们除了知道《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的两名作者是一个巡回剧团的成员之外，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在西西里流传的一个戏剧性说法是，他们以巴勒莫一个和有组织犯罪有联系的酒馆老板向他们提供的内部消息为基础，创作了《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而剧中黑帮头子一角则以这位现实生活中的匪徒为原型。这种说法的真假无从证实，《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注定将成为一份充满神秘色彩的历史文件。
“mafioso”一词只在剧名《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I mafiusi di la Vicaria）中出现过一次，或许还是在最后一刻为了迎合巴勒莫观众的期待才给作品加入了一点当地风味，而“mafia”一词则压根儿就没出现过。尽管这样，正是随着《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的巨大成功，“mafia”和“mafioso”开始用于指那些和剧中人物有着同样犯罪手段的罪犯，这个单词的新含义从舞台渗透到了大街小巷。
可是单凭一部戏剧还不足以使黑手党就此得名。男爵图里西·科隆纳在1864年底撰写报告时肯定知道《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意大利国王的儿子兼继承人甚至还在同年春天到巴勒莫观看晚会演出。但是图里西·科隆纳只是使用了“帮派”一词，并没有使用“mafia”或是“mafiosi"他所知道的罪犯和杀手从不称呼自己为“mafiosi”，也不称自己的帮派为“mafia"。
事实上，只是在意大利官方了解“mafia”一词之后，这一词语才被普遍使用，并成为特定帮派的故事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尽管自从《维卡瑞亚的美丽人群》上演之后“mafia”一词在巴勒莫一带才有了“犯罪”这一层含义，但是真正使这个单词成为全民争论的对象的却是意大利政府。
意大利政府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背后有个故事，这一故事揭露了1860年加里波第远征壮举随后的那些岁月里，西西里的统治是多么狡猾、多么暴力。许多西西里人认为统治他们的岛屿极具挑战性，导致意大利政府完全放弃了自由原则。政府的批评者们特别指出两个例子：“刺客门”阴谋事件和安东尼奥·卡佩洛酷刑事件。正是这样的例子使得国家完全丧失信誉，许多西西里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愿意相信政府，更别提它现在对黑手党牢骚满腹。
或许在巴勒莫长期的犯罪历史中，最怪异的罪行要算得上新闻界提到的“刺客门”阴谋事件。1862年10月1日傍晚，在巴勒莫同一地区，刺客们显然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行动计划，分别从暗处蹿出来，用刀子肆意砍杀13名居民，其中一人受伤死亡。警方现场只抓获一名犯人。这名犯人以修鞋和贩卖东西为生，有记录证明在旧波旁王朝时期曾做过警方密探。他的供词使其他11名拿人钱财的“刺客”全都被缉拿归案。
这次袭击事件在巴勒莫掀起轩然大波。1863年初，对于这些刺客的审判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兴趣。只有那12名杀人嫌疑犯站在了被告席上。法官判决3名头目死刑，其他9名监禁劳役。
但是奇怪的是，法院对查清谁是幕后指使以及作案动机是什么似乎缺乏兴趣。一个叫做圣迪·埃利亚、与意大利王室关系密切的西西里贵族被一名刺客指证为幕后指使人，而他居然没有受到审问。反对派报纸对此极为轻蔑：证据足以把三名可怜的倒霉蛋定死罪，却不足以对一名意大利政府官员展开预审（圣迪·埃利亚碰巧还是共济会分会领导人）。
和1862年10月1日事件相似的零星刺杀事件时有发生。不管策划阴谋的人是谁，显然他还没有达到目标。第二轮调查展开，这次贵族圣迪·埃利亚被列为首要嫌疑犯，他的豪华住所也被搜查。官方随即互相勾结，沆瀣一气，国王特意指派圣迪·埃利亚代表他前往巴勒莫出席复活节庆典。这样，这个案件就丧失了调查的动力，暗杀停止了，调查员也离开了西西里岛。
究竟圣迪·埃利亚是不是“刺客门”阴谋事件的幕后主使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尽管目前权衡各项证据似乎表明他不是主使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阴谋是由政府机构内部的人所策划。这个阴谋或许是巴勒莫的一些利益团体凭空杜撰出来的，以此说服国家政府赋予他们手中更多的权力；再或者，这是国家政府在使用恐怖手段制造混乱，借以指责反对方犯下了种种罪行，为镇压反对势力创造条件。后来在意大利历史上这种做法被称为“紧张战略”。
第一起刺杀事件发生一年后，另一起事件使人们对当局又多了一层怀疑。当时的政治气候——1863年末——即使按照统一后的西西里标准来看也是紧张的。一场残酷的运动正在展开，他们要围捕岛上大约26000名逃兵和逃避兵役者。十月末，一名反对派记者去追踪报道工人安东尼奥·卡佩洛的遭遇。卡佩洛被强制关押在巴勒莫军事医院，卧床不起，浑身上下有150多处圆状烧伤痕迹。医生称，这些烧伤痕迹是治疗造成的结果，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后来居然得到一项司法调查的支持。
事实的真相是，卡佩洛住进医院的时候身上完好无损。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军医不让卡佩洛进食，对其暴力相加，还把炽热的金属扣按在他的背上折磨他。他们的目的就是逼他承认他是个逃兵。
最后，卡佩洛设法使医生相信他天生聋哑，并非编造谎言逃避兵役。在他1864年1月1日被释放之后不久，他被拷打的身体的照片就在巴勒莫街头流传开来，照片还附有记者的文字说明，谴责政府的粗暴行为。三周之内，在军政大臣的推动下，那名狱医被国王授予圣徒莫里斯和拉撒路十字勋章。3月末，政府宣布向卡佩洛施虐的人不会面临任何指控。
意大利统一后15年，当局不断盲目地对这个难以控制的小岛采取压迫式的政策，结果只是跌跌撞撞地退回到他们无法坚持的正派原则，或是沦为当地一些名声不佳的杀手的同谋。这种举棋不定的行为使它树立起了光辉的政治形象：意大利政府成功地集残暴、幼稚、伪善、无能和邪恶于一身。
看到意大利政府肩负诸多重任，不由得让人对它所处的困境产生几分同情。意大利政府面临的重任有：几乎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政权同时还要应对意大利南部大陆的内战，沉重的债务，遭受奥地利攻击的危险，95%的人口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而非意大利语，如此等等。对这样一个缺乏威信的政府来说，可能有恶毒的阴谋反抗它的说法反倒是一个天赐良机，让它有了充足的理由遮掩自己的无能与腐败。所以，首次把“黑手党”（mafia）一词投入书面使用的是一个政府阴谋理论家。
1865年4月25日，也就是安东尼奥·卡佩洛受严刑拷打两年之后，巴勒莫新上任的警察局长菲利波·安东尼奥·格雷特里奥侯爵向他的上级——内政部长递交了一份令人恐慌的秘密报告。像格雷特里奥这样的警察局长是新意大利政府行政系统的主要官员，他们是政府安插在各个城市的耳目，负责监视反对派和监督法律秩序的维护。在报告中，格雷特里奥谈到“当局和全体国民之间长期严重缺乏理解”。这种沟通的失败导致“所谓的黑手党或犯罪集团越来越大胆”。在19世纪中期巴勒莫接连发生革命的期间，格雷特里奥这样写道，“黑手党”已经养成向不同的政治派系提供武力支持以此扩大影响的习惯。现在只要是反对政府的人，它都支持。这样，巴勒莫街头有黑手党的传言，通过格雷特里奥的报告第一次传到了意大利统治者的耳朵里。
警察局长格雷特里奥明确表示，“黑手党”提供了一个多么好的镇压机会。他解释说，政府只需合法派军队去解决犯罪紧急状态，并借此给反对派致命一击——或者说是希望如此。格雷特里奥的报告递交之后，一支大约有15000人的军队花费近六个月的时间去解除人民的武装、逮捕逃兵役者、围捕在逃罪犯、追捕黑手党。这次军事行动的细节（在短短几年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在这里没有详述的必要，只需要告诉大家它以失败而告终就足够了。
格雷特里奥是个阴谋论者，但他并不是幻想家。他并非只是为了给镇压找辩护才凭空杜撰出一个黑手党组织。在某些方面，他对“所谓的黑手党”的分析和图里西·科隆纳很相似。有组织犯罪已经成为该岛政治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格雷特里奥适宜的“失误”不过是声称所有罪犯都支持同一个政治派别——反对派。正如随后1866年叛乱所证实的那样，一些如同安东尼诺·贾莫纳之类的重要黑手党头目，现在成为法律秩序的拥护者，而不再是革命分子了。
自格雷特里奥报告公布之日起，“黑手党”一词就迅速被广泛使用同时也成为激烈争论的对象。因为每当有人使用“黑手党”一词来指一种犯罪阴谋时，总有一些人坚持说这个词仍然不过是指西西里人一种自信的骄傲而已，没有什么阴森恐怖之意。就这样，格雷特里奥掀起了关于“黑手党”一词究竟所指为何的迷雾，这困惑的迷雾同样也让十年后来到西西里的弗朗凯蒂和松尼诺同样也遭遇到了一一直到乔瓦尼·法尔科内法官出现，这迷雾才得以驱散。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给黑手党命名，格雷特里奥可谓对黑手党形象的树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从那时起黑手党及其政客们就不断声明西西里被歪曲和欺骗了。他们抗议政府捏造出黑手党是犯罪组织的说法来作为镇压西西里人民的托词——另一种版本的“乡间骑士”理论。之所以在过去的140多年里这些抗议能够得到支持，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抗议有时候是真实的。政府官员总是想把黑手党分子的标签贴到任何与他们意见不一的人身上。
意大利政府这种虚伪的做法提高了黑手党的威望。因此当格雷特里奥为其命名时，他无意间就布置下了黑手党对付其主要对手的定位策略。在格雷特里奥之后，每次没能将起诉黑手党成功的盲目镇压行动——不管政府碰巧给予“黑手党”这个词什么含义——都更加削弱了政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了真正的黑手党的声誉。这不仅仅是因为黑手党厉害，能够免予被起诉，而且还因为它比政府更高效、更“公平”。
在格雷特里奥的报告被公布一个多世纪之后，才有人细致入微地写下了黑手党对待自己这个名字的看法。这个人是一名作家，名叫莱昂纳多·莎沙，他的短篇小说《语言学》以近代为背景，采取了两个无名的西西里人之间关于“黑手党”一词含义的虚构对话形式。两人之中受教育较好的一个，显然是一个政客，热衷于卖弄学问，列举一百年来自相矛盾的词典定义，解释说“mafia”一词可能是由阿拉伯语而来。由于他有着和绅士学者相符合的犹豫不决——人们想象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肥胖老人，身穿皱巴巴的西服——他拒绝为这个词限定一种含义。
年轻的那位则比较务实——在读者心目中，他身材短粗、中等年纪、扁平脸、鼻子上戴着一副雷朋太阳镜。尽管他明显对眼前这位谈话对象尊重有加，但他还是无法掩饰这场学术性的争论给他带来的烦躁。他倾向于认为，“黑手党”是对那些懂得如何维护自己利益的人的虚张声势的说法。
当然，结果证明莎沙故事中的两个人都是黑手党分子，他们的对话是在排练如何应对议会委员会的调查。年长的那一位说，他很自信，他会请求委员会允许他作出他的“微薄贡献”——“你知道的，对增加人们的困惑所作出的贡献”。1865年的某个时候，莎沙说，“黑手党”这个名字成了西西里黑手党取笑政府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假如我们掌握的消息可靠的话——在像黑手党这样的黑社会的历史中，必然有很大“假如”的成分一这个帮派产生于巴勒莫内陆地区，当时最野蛮最狡猾的匪徒们、各“党派”成员、二领主、走私犯、盗牛贼、庄园看守、农民和律师都聚到一起从事暴力产业，都来参与分享一种从柑橘产业中得到完善的积累权力和财富的方法。这些人把他们的方法转而应用在其家庭成员和生意伙伴身上。锒铛入狱时，他们也会将此法用在狱友身上。这个帮派在新意大利政府笨拙地镇压它时才成为黑手党。这样，最迟截止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少在巴勒莫地区，黑手党方法中最重要的伎俩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黑手党收取保护费，有强大的政治伙伴，它有网状的组织结构，有名字，有入会仪式，还有一个毫无威严的政府作为其对手。
我们无法估量的是，此时此刻，究竟有一个还是有很多个黑手党组织。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西里不同地区的当局提到的多少个“黑手党”组织只不过是独立的犯罪团伙，我们尚不清楚。他们可能只是效仿当时的流行手段，或者实际上自认为加入了尤迪托黑手党老板安东尼诺·贾莫纳的组织。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有关黑手党的这些历史文件。当局经常提到黑手党，但是他们口中的“黑手党”不一定都是真正的黑手党。很明显，一些警察太热衷于歪曲事实来满足制造阴谋理论的需要，他们的政治领导人需要利用该理论来打击对手。
图里西·科隆纳男爵1864年对于帮派的论述在这一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和黑手党有亲密的关系——而且图里西·科隆纳明确谈论的是某一个“大帮派”。但是他的观点只是以巴勒莫地区为其观察视角，对西西里其他的西部地区未必同样适用。相比之下，1860到1876年间，有许多关于乡镇里不同的匪帮之间互相混战的警方报告。但是这些报告并不能证明有很多黑手党组织。报告里提到的争端可能会产生于同一个组织内部，就像“我们的事业”现在的内讧一样。
不管所有的证据被作何解读，黑手党的存在本身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黑手党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存在，如果现在的历史学家能够找到其存在的证据，那么理解或反对黑手党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在当时就应该能够找到。截至1877年，意大利已经出现了图里西·科隆纳的小册子、议会对1866年叛乱的调查、弗朗凯蒂的“暴力产业”报告、格拉蒂医生递交给内政部长的备忘录，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因此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黑手党。部分原因是因为意大利政府同时有太多其他的麻烦事需要处理，但主要原因却比这要龌龊得多，因为1876年标志着黑手党已经成为意大利政治体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