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工具”
有关格拉蒂医生在尤迪托黑手党手下的不幸遭遇的证据没有被束之高阁，对西西里岛治安情况展开的全面议会调查文件中涉及了该项证据。议会调查在1875年夏天就已经展开，但是直到1877年1月调查结果才被公布。这是第一次明确为解决黑手党问题而展开的议会调查，调查的具体情况说明了意大利统治者对西西里黑手党问题有多么的了解。这项调查是1875年至1877年之间上演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剧中的一个小插曲，这场政治剧充分展示了意大利政治体制在黑手党早期不仅没能与之斗争，还积极地促进了它的发展。
意大利统一后的政治版图有点像当时的巴勒莫地图：一条条胡同小巷穿插在了主要街道的简单轮廓里，组成了一幅迷宫图。统一后，意大利被一个称作“右翼”的结构松散的联盟统治了15年，它的核心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保守地主。反对派“左翼”，一个结构更为松散的集团，占据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主张更高的政府开支和更多的民主。但是两个联盟之间的不同之处除了政治上的差异之外，还有文化上的差异。在右翼看来——不得不说有相当多的理由——许多南方和西西里的议员的选举受惠于老板政治或是贿赂支持者、恐吓反对者的选举机器。在左翼人士看来，右翼既傲慢又虚伪，它背离了意大利国家的建国理想并且严重忽略了南方的存在。
议会调查事件开始于1874年，右翼联盟当时深陷困境。西西里岛，一个总会有少许右翼支持者的地方，是引起政府麻烦的主要原因。截至1874年，由于种种原因（税收政策位居榜首），西西里完全脱离了右翼联盟的政治控制。11月份的选举中，48个西西里选区中有40个选区选举出的国会议员都来自反对党。“帮派”方面的专家尼克罗·图里西·科隆纳是左翼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安东尼诺·贾莫纳协助科隆纳工作，贾莫纳是科隆纳最赏识的黑手党头领，同时也是格拉蒂医生的迫害者。贾莫纳有一批政治拥护者，大概有50张票在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当时只有2%的人拥有选举权，一般几百张选票就足够赢得一个选区的选举。
在罗马，1874年11月选举过后，右翼紧握大权。选举期间及选举之后，右翼采取了以前曾经使用过的策略：挑起犯罪问题来败坏对手的名声。这次比以往语气都要尖锐，右翼谴责西西里左翼议员破坏国家团结、腐败、利用匪徒敛集选票，还说他们是黑手党。
作为这一策略的一部分，在选举结束后，政府还推出一些高压性法规：政府提议涉嫌参与犯罪组织者及其政治庇护者无须审判即可判刑五年。从警察局长、检察官和警察那里取得的大量强有力的证据都递交给了审议草案的委员会。证据指出，1873年间在北部地区的伦巴蒂，平均每44674名居民中有一人被杀害，而在西西里平均每3194名居民中就有一人遇害。官方报告指出，黑手党现在已经伸向西西里西部，甚至进入了东部一些城市，例如墨西拿——柑橘产业的重要港口。对于黑手党是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以及西西里心态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两个问题上，各警察局长意见不一。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清楚，黑手党的势力建立在勒索保护费和恐吓证人之上，而且它吸纳的成员还囊括了西西里各个社会阶层。西西里西南部阿格里琴托的警察局长，认为黑手党分子是一种特殊“等级”的人：
一名黑手党分子的级别是通过证明个人勇气获得的：非法携带枪支；寻找任何借口进行决斗；刺杀或背叛某人；假装原谅某人的冒犯，为的却是日后伺机报复（因为受到伤害而采取报复是黑手党法典的第一法则）；在某一罪行问题上保持绝对沉默；在当局和检察官面前否认他亲眼目睹的任何犯罪的情况；为帮犯人开脱罪名而作假证；以任何方式进行诈骗。
《泰晤士报》派驻罗马的一位头脑冷静且消息灵通的记者阅读了所有材料，他担忧地得出结论，黑手党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帮派，有着像耶稣会和共济会那样完善的组织，有着无法破解的秘密”。
右翼之所以出示所有的证据以及推出新的打击犯罪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是在做出最后的努力来营造一种反黑手党政府勇敢对抗亲黑手党的反对派的假象。在左翼看来，右翼人士有些聪明过头了。不仅像图里西·科隆纳这样的人成为政府提案攻击的直接目标，西西里许多受黑手党迫害的地主们也受到了威胁。自意大利统一之日起，他们就幻想政府能够帮助他们逃脱有组织犯罪的魔爪。然而现在他们已经没有耐性了，他们投票支持反对党候选人，然而却发现自己成了警方的潜在袭击目标。两派之间即将展开一场关键性的政治对抗。
对抗开始于1875年6月在议会展开的一场关于改革预案的激烈论战，论战一直持续了10天。辩论开始后，西西里议员接连起来捍卫该岛的名誉。有些议员否认黑手党的存在，他们声称这只是镇压反对派的借口。一名警察局长曾在报告中断言西西里人民是“道德堕落的”人民，只有靠武力才统治得了他们。这份报告被泄密后，他们一致抗议这名警察局长所表现出来的反西西，里偏见。
一场演讲引发了这次论战，正是因为这场演讲，这次论战被大家认为是自1861年意大利议会成立以来最吵闹的一次。最初在交流看法时，左翼的许多发言人开始说出内心的疑惑，为什么坐在他们自己席位上的一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发言。迪亚哥·塔亚尼，来自意大利南部的一位削瘦结实、秃顶、戴眼镜的议员，曾在1868年到1872年间担任巴勒莫地区法院检察长，因此他对右翼如何统治西西里岛了如指掌。左翼议员们把他当作对抗政府的秘密武器，他们悄悄议论的目的就是刺激他讲出他知道的一切。作为一名前公务人员，塔亚尼不大情愿提起他之前履行的职责。但是左翼同僚的悄声议论和政府企图在犯罪问题上占领道德高地的做法激怒了他，最终他站起来向议院发表演说。
塔亚尼的演讲是以嘲讽坐在他旁边的左翼人士开始的。他说，否认黑手党的存在就像是否认太阳的存在。然后他开始转向右翼说了更犀利刺耳的话。据一家支持政府的报纸报道，塔亚尼嘴唇上挂着“冰冷的微笑”。塔亚尼揭露，1866年叛乱之后，右翼人士曾鼓励警方和黑手党串通合作。他宣称，黑手党向当局提供有关未经政府默许的犯罪分子和被政府视之为颠覆分子的人的信息，作为交换，黑手党被给予了活动的自由。
塔亚尼自己曾经涉入一桩臭名昭著的案件，案件集中在朱塞佩·艾尔巴尼斯身上，此人在1867年被任命为巴勒莫警察局长。艾尔巴尼斯毫不避讳地承认他是一位波旁王朝官员的崇拜者，这名官员曾“让黑手党对维护和平感兴趣”。这就是一个当代人口中对待法律秩序的“顺势疗法”。这一方法包括和黑手党分子交朋友、利用他们拉选票、让他们当业余警察，同时作为交换帮助他们牵制对手。
塔亚尼解释说，1869年警察局长艾尔巴尼斯曾在巴勒莫广场被一个黑手党分子刺伤。事实证明他遭到袭击是因为他曾勒索过攻击他的人。艾尔巴尼斯还和一个犯罪团伙有瓜葛，这个团伙曾闯入地区法院办公室，在一条主要街道下挖通地道抢劫一家储蓄机构，从巴勒莫博物馆盗走若干件价值连城的物品。所有这些物品后来在一个在警局总部艾尔巴尼斯办公室工作的人的家里找到。
塔亚尼向议会宣称，警察局长艾尔巴尼斯并不是唯一一个贪赃舞弊的警察。1869年，塔亚尼在担任检察长期间获悉，巴勒莫附近的蒙雷阿莱的犯罪案件得到了国民警卫队指挥官的默许。事情败露后不久，两名准备为案件作证的罪犯就中埋伏丧命了。而艾尔巴尼斯自己身为警察局长不但阻止调查二人死亡原因及经过，反而告诉负责此案的地方法官“鉴于公共治安的考虑，当局已经下令处死他们”。1871年，在塔亚尼的命令下，艾尔巴尼斯被指控杀害了蒙雷阿莱案件中的告密者。警察局长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之后，塔亚尼义愤填膺地辞职，以左翼人士的名义参加竞选。
塔亚尼还没结束他在议会的演说就被六十多岁瘦削的乔瓦尼·兰萨粗暴地打断了。在所谓的实行与黑手党共谋政策的时代，兰萨曾任国家总理和内政部长。兰萨的父亲是一位铁匠，兰萨行为朴素，白手起家。右翼声称自己要比左翼道德高尚，这一点在兰萨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回应塔亚尼的控告宣泄他的愤怒，就被一阵喊叫声、嘘声和口哨声淹没了。原本就吵闹的场面现在变得混乱不堪，两个人的支持者推推搡搡、互相对骂。塔亚尼依然一动不动，冰冷的笑容还凝固在脸上，他看着兰萨的四个朋友为了兰萨着想把这位前总理拽出了会议室。骚动扩散到议会走廊，会议被迫中止。
直到第二天塔亚尼才得以完成演说，得出一个真实而无法回避的结论：“西西里的黑手党本身并没什么危险、不可征服的，它之所以危险和不可征服是因为它成了地方政府的工具。”恢复镇定之后，兰萨要求对塔亚尼的指控进行调查，但是对政府的政治损害已经造成。右翼的法律秩序的平台坍塌了。现在没人会相信议会分裂为支持黑手党和反对黑手党的两个政治派别。事实证明，放下这个话题对两边来说都有好处。所以，镇压性法规通过了（这些法规只是一纸空文），左右两派达成统一意见：他们成立了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对世界各地政治家们来说，这是一种比较可行的缓和争端的方法。黑手党问题在调查的授权范围之内，但是有关西西里社会的许多其他事情也包括在内，以至于已经很难辨别哪些是真正的黑手党问题哪些不是了。
怪不得弗朗凯蒂和松尼诺这两位“英国”知识分子认为这项议会调查不够尖锐，后来决定自己私下调查了。当议会调查在西西里收集完证据之后，与弗朗凯蒂和松尼诺谈话的人证实了塔亚尼向议会提交的事件陈述。现在众所周知的是，在塔亚尼逮捕证的阴影下，警察局长艾尔巴尼斯逃到了西西里，在当时总理兰萨的劝说下才答应返回。兰萨在他的房间里接待了艾尔巴尼斯，并向他保证了政府对他的支持。大家还认为，塔亚尼刚离职，就有人开始筹划刺杀他的计划了。
1875年至1876年的冬天，议会调查委员会的9位成员来到西西里岛。他们受到各个小镇的热烈欢迎——政府或军乐队还会护送陪同他们到下榻的宾馆——而且他们就在市政厅进行口头调查。许多参议员和议员利用他们和委员们面谈的机会为犯罪问题辩解：“那么什么是黑手党呢？首先，有一种黑手党是善良的。善良的黑手党代表着一种反抗精神……所以，我也可以是一个善良的黑手党分子。当然，我不是黑手党分子。但是任何尊重自己的人都可以是。”一些不那么愤世嫉俗的政客、律师、警察、行政人员和加斯帕雷·格拉蒂医生一样的普通公民也提出一些证据。很多证人谈到黑手党在柑橘产业以及1860年和1866年叛乱中扮演的角色。所有的这些证词一起勾勒出了关于有组织犯罪和政治腐败的一幅模糊但很让人担忧的画面。意大利政治家现在手中掌握了关于黑手党的证据。
调查报告一直没有发表。1877年初，委员会该向议会递交调查结果时，右翼联盟已经垮台了。曾经企图在政治上利用黑手党问题的那一点意愿现在也没了。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现在对认真理解西西里的有组织犯罪都没什么兴趣（因此，当时弗朗凯蒂发表的关于暴力产业的调查报告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议会委员会的最终报告递交给了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下议院。它得出的结论是平淡和错误的：黑手党被定义为“在那些喜欢靠暴力而非努力工作生活的个人与下层社会团体之间建立的一种本能的、粗暴的、有偏见的团结形式。这种形式把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国家、反对法律和常设机关”。总之，黑手党被轻描淡写为一群无组织、贫穷又懒惰的恶棍，他们是国家的敌人而非“地方政府的工具”。到1877年为止，意大利政治家已经获得了他们欲与黑手党斗争所需要的所有信息，也搞清楚了他们需要忘记这一切的所有理由。黑手党进入意大利政体的过程的第一阶段到此完成。
第二阶段始于1876年3月左翼联合政府的成立之后。该政府是由1874年选举出来的西西里议员和反对党谨慎地联合成立的。新的内政部长乔瓦尼·尼科泰拉是一位曾和加里波第并肩作战的律师，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意大利南部的老板政治——因为他正是主要倡导者。尼科泰拉着手将那佛纳广场附近的内政部大楼变成左翼强大的选票机器。反对派的支持者被从选民名册上删除或是受到警方骚扰；政府基金和职位只向友好的候选人提供。1876年11月尼科泰拉成功操纵选举，左翼赢得414个议会席位，只给右翼留下94个。他以1184比1的选票击败对手，赢得萨勒诺选区的选举；希望起码这位可怜的对手的家人是允许弃权的。
尼科泰拉以同样的热忱处理犯罪问题。1876年西西里的治安状况还是令人无法忍受。首先，出现了一个国际性的尴尬事件。11月13日，一家硫酸公司的年轻英国经理约翰·弗雷斯特·罗斯在莱尔卡拉弗里迪的矿区被绑架。《泰晤士报》报道，在交赎金之前他受到很好的待遇，并在后来被释放，但是美国报界随后接着说，他的妻子在决定付清赎金之前收到邮寄过来的丈夫的耳朵。很明显，绑架者还是在罗斯先生经常活动的巴勒莫富人圈子里有线人，而且赎金是通过黑手党中间人支付的。
尼科泰拉知道必须采取措施。他显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他在自己领地吸收的支持力量包括共济会会员，人们怀疑还包括那不勒斯地区的黑手党组织卡莫拉。但是他并不是很了解西西里，他在西西里也没有权力基础。所以当他上任时，他从他的文职人员那里听说黑手党和西西里最有势力的人有密切关系以及黑手党对警方和地方行政长官产生的深远影响时甚至还着实大吃了一惊。他得出结论西西里的富有阶层“对黑手党严重妥协”。
罗斯被绑架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甚至没有按照右翼两年前制定的路线建议实施强制性法规，尼科泰拉任命了另一位强硬的人担任巴勒莫警察局长并指示他对犯罪展开另一次残酷的镇压。就像右翼当权时一样，乡镇在夜间被包围，嫌疑犯被大规模驱逐出境。就像右翼当权时一样，警方和一些罪犯勾结起来对付另一些罪犯。就像右翼当权时一样，这次镇压活动引起了一些西西里政客的大声抗议，其中包括“帮派”的朋友贵族图里西·科隆纳，他们抗议警方使用非法手段。还有，与右翼前辈兰萨曾经的做法一样，尼科泰拉利用镇压打击任何他认为是颠覆分子的人并迫使潜在的盟友乖乖就范。一个被怀疑与黑手党有染的西西里地主写了一篇批评尼科泰拉反黑手党运动的报纸文章之后，该报纸编辑的哥哥就被捕了，只有以修改报纸中不适宜的言语作为交换条件才被释放。
但是和右翼的镇压运动不同的是，尼科泰拉的镇压活动证明是成功的。1877年11月，在他赢得选举胜利一年后，他就宣告自1860年起就用恐吓手段控制西西里乡村的“匪徒们”被彻底打败。甚至那个绑架不幸的罗斯先生的匪徒也被击毙了。尼科泰拉的秘密在于他与西西里的政客们达成了一项不可告人的交易：只要交出匪徒，他们就会得到政府的另眼看待。“匪徒”在这里通常是指那些给政府制造麻烦的黑手党分子或是没有合适的政治保护伞的人。政客们被要求确保他们的从事暴力产业的朋友们把像绑架这样的罪行控制在政治上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只有根深蒂固的犯罪问题中最骇人听闻的情况才最终会在改善西西里岛治安情况的过程中被提出来。为表明他们接受此项交易，巴勒莫省70个城镇议会递交信函或请愿书支持尼科泰拉和警方。这种忠诚的热情流露很可能是尼科泰拉的警察局长精心策划的，但是它起码证明了，在加里波第以意大利民族的名义入侵西西里岛17年之后，罗马和西西里岛之间总算基本达成了某种政治共识。
宣布西西里“匪徒”被打败一个月之后，尼科泰拉被免除了职务。他恬不知耻的独裁主义使他对左翼中敌对派系领导人构成了威胁，因此也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在此之前，他的警网已经搜索到了一些类似黑手党的犯罪组织，而且对他们展开的围捕行动在尼科泰拉离开之后并没有停止。接下来的几年间，对一些黑社会组织展开了调查，随后对它们进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审判。
不出所料，从这些审判浮现出来的有组织犯罪的画面十分模糊。一些背叛者站出来作证，其中一些背叛者被杀害。虽然有些证人的可靠性得到证实，有的证人因和当局过于亲密而不能信赖，有的证人因为有重要的政治朋友保护而免受起诉。尽管一些政客热衷于寻找黑社会存在的证据，另一些政客则自身就和黑帮有着瓜葛。相应地，在申诉时裁决就会有所不同．一些嫌疑犯被无罪释放，而另一些嫌疑犯则被判处死刑。1883年，以巴勒莫东南边区为根据地的蒙塔尔托广场家族中的12人被判处死刑。涉嫌与有组织犯罪勾结的少数高级嫌疑犯逃避了罪责。很多黑手党分子在这次镇压运动中毫发未损——只要他们找对政治庇护。
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审判展开，尼科泰拉提出的交易正在成为转折点。意大利一届届政府与那些有黑手党支持的西西里政客们寻求合作。黑手党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常态。黑手党分子收取保护费并扩大其他的商业利益，但是他们也明白此时他们与政客们建立的友谊对他们的生存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对于西西里的政客们来说，他们被给予了长期以来被右翼剥夺走的一个机会：他们现在可以投入国家政治舞台，与联盟伙伴一起秘密决定如何从罗马那里分配权力和资源。当然还有意外收获，左翼比右翼在西西里使用更多的公款用于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道路、桥梁、港口、医院、学校、环境卫生、贫民窟拆迁和救济院。所有这些都是政客们和罪犯们获得收入和权力的潜在资源。因此黑手党分子们发现，就像右翼以前一样，左翼愿意利用他们作为“地方政府的工具”，只不过是用稍微不同的一种方式而已。右翼曾试图用武力来统治西西里，而左翼则倾向于使用贿赂。在左派的统治下，黑手党以及与之勾结的政客们便开始把他们的罪恶之手伸向罗马拨给地方的建设经费。
于是尼科泰拉的交易勾勒出了一幅西西里岛的管辖蓝图，这幅蓝图将会保持40年基本不变。实际上，即便在今天，黑手党也致力于成为它在左翼统治时期的那种“地方政府的工具”。而且在今天，犹如在1875年至1877年的那段关键时期，黑手党分子并不制定政治日程。他们很少有意向或权力扭转意大利政治局势，他们只是顺应时势与处于不同立场的政客达成各种秘密交易。
法瓦拉兄弟会：硫矿区的黑手党
19世纪初期，一种更为病态的黄色斑斑点点地开始出现在西西里内陆长满谷物的山区之上。西西里岛对一种元素有着近乎天然的垄断：硫磺。硫磺是工业革命必需的一种原材料，用于从杀真菌剂、肥料到纸张、颜料和炸药等大量产品的生产过程。西南地区的平原和山脉以及阿格里琴托和卡尔塔尼塞塔的中部省份都被挖掘开采，暴露出藏在地下厚厚矿层里的这种珍贵原料。似乎一种先天的地理缺陷最终开始表现出症状。大堆埋在地下的硫磺矿石慢慢燃烧会释放一种棕褐色的液体，所以在矿区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从硫磺矿窑里散发出一种怪异的蓝色烟雾。这种气体污染了周边的村庄，损害了人和动物的健康。而且矿区的生活比附近环境更像地狱一般：矿井坍塌是常有的事，一旦着火就会产生致命的二氧化硫气体。1883年，100人死于矿难事故，这一年并不算是特别多的。
长期以来，西西里的硫磺矿场可以算得上是一件震惊全国的丑闻，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会给矿工们带来身体上的伤害风险。意大利的公众舆论最为关注的是搬运矿石的男童，有的大概只有七八岁，他们被雇来以小组为单位工作，把矿石从工作面搬运到矿窑里。这些孩子们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挣来的少得可怜的收入被直接交给了父母，他们最多得到一根雪茄烟头或是一杯酒作为对他们劳动的奖励。他们搬运的大筐矿石把身体压得弯曲变形。更糟糕的是，一些热心的观察者悲观地说他们有着“邪恶、不道德的野蛮天性”。成年男子与男童之间的性行为在硫磺矿场极为泛滥。
1883年3月，距西西里岛西南海岸不远处的硫磺矿区中心的法瓦拉小镇上，一名铁路工人到警察局报告说他被邀请加入一个秘密共和组织“兄弟会”（“La Fratellanza”）。一名建筑工人接近他并告诉他这个组织有特殊的识别暗号，他如果想要避免遭到其他成员的袭击就必须学会使用这些暗号。铁路工人感到自己受到威胁，并猜测这个组织背后隐藏着犯罪意图。
铁路工人作证之前，法瓦拉刚刚经历了数周的紧张和动乱局面。动乱始于2月1日晚，一名男子在酒馆外被两个戴头巾的攻击者击毙，当时酒馆外正在庆祝一场洗礼仪式。警方推测，这次谋杀是酒馆内争斗的结果，并把客人们一致无法认出凶手的行为解释为他们串通一气的标志。参加仪式的所有人都被捕了。
在法瓦拉，人们传言死者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第二天，敌对帮派的一个成员被发现在小镇外面被杀，传言就更具可信度了。这个人背后中枪，并且他的右耳不见了。法瓦拉的内战一触即发。接下来的许多天，两个帮派的人都全副武装、戒备森严，结队在城内四处巡走。可是，突然间，这种紧张状态消除了，两个帮派之间一触即发的战斗也没有付诸行动。直到铁路工人到警察局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之后，警方才开始调查事情真相。
1883年3月到5月之间，法瓦拉及其附近地区有两百多人被捕。兄弟会的头目之一在接纳两名戴头巾的兄弟人会时被抓。不同寻常的是，他居然还有一份手写的帮规制度。据他交代，帮会弟兄会抽签决定谁去执行首领认为维护兄弟会利益所必需的谋杀。更多的招供随之而来。从偏僻的洞穴、枯井和废弃的硫磺矿井中找到大量的尸骨。警方对帮规制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获得了兄弟会的组织图。
1885年对兄弟会的审判在阿格里琴托经过特殊改造的圣安妮教堂进行。107个人被排成四列带到审判席。许多人这时又否认警方的指控，声称他们是屈打成招，但这种伎俩并没有奏效。这些兄弟会成员被判有罪入狱——这是打击这类犯罪组织少有的一次胜利。
法瓦拉兄弟会事件使警方对这种在巴勒莫地区之外（在阿格里琴托和卡尔塔尼塞塔的硫磺矿区）发展起来的这类黑手党组织有了独特的见解。调查员的发现在法庭上得到了证实，这些发现固然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兄弟会对周围社会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历史学家们现在认为，兄弟会是一个远比官方认为的更为复杂和危险的组织。如果黑手党就像在西西里西部的其他地区一样，在硫磺矿区也能生存如此之久，那么部分原因就是它像法瓦拉的兄弟会一样一直被低估了。
事实上，警方知道兄弟会的存在时，它才刚刚成立几周而已。法瓦拉两个派系的头目们在洗礼仪式上的谋杀事件发生之后会面商讨镇上逐渐升级的暴力问题时，决定成立兄弟会。不同寻常的是，尽管当时双方各自的利益受到威胁，尽管双方存在暴力冲突，他们不但同意和解还决定合并为一个独立的组织。
兄弟会的帮规比它自身的历史还要久，这些帮规是由合并为一个组织的那两派人共同遵守的。对任何熟悉格拉蒂医生和尤迪托黑手党故事的人来说，这些帮规惊人地似曾相识。就拿人会仪式来说：新成员要把食指戳破，把血抹到圣像上。圣像燃烧时，入会者宣读誓词：“我以自己的荣誉发誓效忠于兄弟会，正如兄弟会效忠于我一样。圣像与我的几滴鲜血在一起燃烧，预示着我愿意为兄弟会流尽身上的每一滴血。正如圣像的灰烬和我所洒下的鲜血将永远无法回复原状一样，我也永不离开兄弟会。”兄弟会从法瓦拉附近几个小镇吸收了大概500名成员，所以人会仪式还是很有必要的。和巴勒莫的入会仪式一样，他们也是开始时询问牙疼，之后再进行类似的谈话（巴勒莫检察长在1877年递交给司法部长的报告中说，这个仪式在全岛得到认可）。
兄弟会的组织结构甚至也和一个世纪后多玛索·布西达第一次描绘的“我们的事业”有着相似之处。兄弟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十人小组。每个小组有一名队长，只有组员知道自己的队长是谁，除了兄弟会首领之外，其他兄弟会成员一概不知。
调查员还发现，兄弟会把成员之间的关系看得比家人之间的关系还要神圣。法瓦拉兄弟会的一名成员罗萨里奥·阿莱莫向警方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兄弟会的人把他叫到酒馆里告诉他，他的侄子是叛徒；然后他们给他两个选择，要么亲手杀死自己的侄子，要么自己杀死自己。选择了前者之后，恐惧驱使他以祝酒词来表明自己的决心：“美酒甜美，人血更加甜美。”数日之后，他帮忙引诱侄子中了圈套，其他兄弟会成员杀掉了他的侄子。为了证明自己的供词，阿莱莫把警察带到一座破败的城堡，那里藏着他侄子的尸体。阿莱莫一回到牢房就上吊自尽了。据说他希望尽量以和他侄子相同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绞死。
直到今天，黑手党仍然很谨慎地处理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因为亲属关系有利于家族的团结，侄子、兄弟和儿子经常会被吸收到组织中来。但是如果对某个亲属的疼爱与服从老板的第一职责产生冲突时也会成为不稳定因素。因此黑手党党徒时常会被迫以很夸张的方式宣告他们最终是效忠于谁的。假如你是一名黑手党成员，同时你的兄弟也是帮会成员并且违反了帮规，那么你就会面临和兄弟会提供给阿莱莫的一样的残酷选择：要么杀了他，要么你们俩都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心肠硬的人才会生存下来。对一些“君子”来说，除掉一名家庭成员有可能成为一件引以为豪的事情。正如20世纪80年代一名被捕的黑手党党徒萨尔瓦多·托塔西欧·孔托尔诺夸耀的那样，“我是唯一能在自己血液里洗手的人”。
甚至在1883年，兄弟会的帮规和巴勒莫附近的黑手党所制定的帮规也惊人的相似。然而，这一点的重要意义似乎完全被当时的检察官和犯罪学家忽略掉了。法瓦拉和巴勒莫隔岸相对。两者之间是西西里岛绵延一百公里道路崎岖的山区内陆。相距甚远的两个地区的黑手党竟然有着同样的帮规是有其渊源的。1879年之前，一些兄弟会的头领和巴勒莫的黑手党分子一起被关在乌斯蒂卡的监狱岛上。这些头领在监狱里第一次听人说起黑手党，并很有可能还加入了黑手党。他们出狱之后和西西里岛其他地方的黑手党党徒保持联系。身为早期的黑手党成员便意味着加入了一个地方帮派，但它同时也意味着获得了一张通往更为广阔的罪犯世界的通行证。
法瓦拉兄弟会案件的起诉人认为这些把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仪式只不过是“原始的”。他们提出，对世仇和缄默的原始冲动是兄弟会的主要作案动机。一名地方法官在谈论入会仪式时曾将其描述成一种“野蛮的神秘主义”；他将阿莱莫同意参与谋杀自己的亲侄子之后所发表的祝酒词评价为“赤裸裸的同类相食”。
“原始”、“落后”这些词汇标志着19世纪的意大利在黑手党问题上的认识盲点之一，这一点在下一章将会变得更为明显。这样，这些词汇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没有意识到兄弟会在当地硫磺采矿业中所扮演的高明的战术角色。在107名申请加入兄弟会的人当中，有72名在硫磺采矿业工作。他们当中除了矿工以外，还有监工甚至小矿主。对于采矿的共同利益或许是这两个对立的帮派为什么成功地合并为“兄弟会”的原因：经济合理性最终战胜了仇杀的欲望。对于兄弟会的审判还把兄弟会的背后保护者们公之于众：地主们、贵族们，以及前任市长们；是他们为黑手党开具了“品德证明信”。没人想到去问一问究竟为什么这些显要人物会设法保护这些“原始帮派”呢？
尽管环境更为恶劣，西西里的硫磺矿场的经营方式和柠檬园的经营方式几乎同样复杂。工厂里那些当牛做马的男孩们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上面是一长串的承包商和次承包商。拥有土地的绅士们把采矿权租借给企业家，企业家付佣金雇佣监工，而监工又反过来雇用勘探员、看守和矿工。随着产业链条的拉长，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一种商品交易的风险也就分散开了。
那些矿工本身被称为“包工头”，他们的工资是按件计算的。正是他们雇用的那些男孩。他们出了名的严厉，而且动辄就会吵架，常常酗酒为乐。以当时当地的标准来看，他们远远称不上贫穷；事实上，他们也算是企业家。他们中有些人管理着其他三四名矿工。他们中有许多人热衷于夸耀自己的社会地位。一名英国女观察员，嫁给了硫磺矿区的一个地主，是这样描写典型的“包工头”的：“他在穿着上颇为讲究，经常可以在周日看见他身穿精美的黑色服装，脚穿漆皮高统靴，外面披着深色细布料的绿色条纹带帽大斗篷。”（兄弟会成员戴着的这种帽子究竟是有着形式上意义，还是“包工头”的身份标识，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搞不清楚。）
硫磺业对每个参与其中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并且，和在西西里岛西部大部分地区一样，暴力通常可以使人具有竞争上的优势。在上至地主下至矿工的等级体系中的每一阶层中，能够有组织、策略高明地使用暴力的能力都是一种重要的金融资产。企业家、经纪人、工头、看守和包工头可以形成联合，击败竞争对手。和巴勒莫附近的柠檬园一样，硫磺矿场也是犯罪组织的滋生地。
抛开对其“落后分子”的成见，法瓦拉兄弟会的事件早早地向我们暗示了在黑手党内部做一名教父意味着什么。发生在洗礼仪式上的、最终促成兄弟会成立的谋杀案件绝非偶然。在洗礼仪式上谋杀一个人是一种蓄意挑衅，并非仅仅针对一个家庭而是针对整个敌对帮派。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谋杀得到了同样恶意的报复——第二名受害者背部中枪后被切掉右耳。
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大部分地区一样，洗礼仪式之所以重要更多地是因为这种仪式意味着家族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教父而并非因为这是孩子的洗礼。为孩子施行洗礼使孩子的生父和教父成为孩子“共同的父亲”。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仪式：甚至连成为“共同的父亲”的兄弟之间也必须停止使用同辈人之间的熟悉的讲话方式，而是使用正式的敬语。从此以后，这两名“共同的父亲”就有义务回馈对方任何的要求。农民和硫磺矿工讲了很多有关施洗者圣约翰〔※（John the Baptist），基督教的先行者，奉上帝之命在约旦河为耶稣施以洗礼。〕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民间故事。施洗者圣约翰是“共同的父亲”的守护神，他会对那些背叛其孩子的教父或生父的人进行可怕的报复。
被称为“兄弟会”的机构是一种社会黏着剂，它把家庭之间的联系扩展到社会，鼓励和平与合作。两个剑拔弩张的人可能会决定摒弃分歧成为“共同的父亲”，以此避免只会给双方家庭带来伤害的暴力纠纷。一名工人可能会选择一个更有势力的人作为其孩子的教父，尊重并效忠于他以期换来恩惠。为你的孩子选择一名更有权势的教父可以给你带来一份在硫矿矿区的工作、可以开垦的土地、借款以及各种施舍。
但是成为一名教父有时候还有另一层含义。西西里语中有一个短语“举止像个教父”（“fari u compari”）还有“帮凶”的意思，帮助一些人完成非法行为。如果两名“共同的父亲”之间的联系有助于社会的团结，它同样也能把他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履行一份犯罪契约。黑手党党徒经常通过成为“共同的父亲”的方式来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为了模仿该头衔在社会中被赋予的声望，高层黑手党分子有时候被称作“教父”。甚至时至今日，正如教父监督孩子的洗礼仪式那样，黑手党教父主持新成员的人会仪式，新成员通过成为“君子”而获得重生。
黑手党一开始就以极其复杂的手段渗入西西里岛的主要经济部门，并以同样复杂的手段使用和调整西西里岛文化内部可以为其血腥的犯罪事业所使用的忠诚资源。换句话说，黑手党一点也不落后。
原始人
在法瓦拉兄弟会被发现之时，黑手党已经从新闻头条中消失，进入了较为安静的学术争论领域。法瓦拉事件的检察长向一家学术期刊投递了一份记录兄弟会罪行的报告——《用精神病学、刑罚科学和犯罪人类学的档案来研究疯狂的违法者》。这篇文章由杰出犯罪学家切萨雷·隆布罗索校订，在当时他是外国人心目中最为知名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为他博得名声的书是《违法的男人》，1876年首次出版。在书中，他指出罪犯可以从一些身体畸形特征辨认出来：壶柄状耳朵、低额头、长手臂等等。他把这些身体特征称作“犯罪特征”。按照隆布罗索的说法，这些特征证明了恶棍们实际上是生物学上的时代错误，是一种偶然发生的人类返祖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像“原始的”非欧洲人，甚至是动物的原因了。隆布罗索自信地假定，非欧洲人处于种族发展阶梯中的低级阶段，因此他们天生就是罪犯。隆布罗索把自己的逻辑推向极端，还认为所有的动物都是罪犯。
隆布罗索称之为“犯罪人类学”的疯狂之处在今天看来比当时要明显得多。意大利人民是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新政权下的焦虑的公民，并自从统一之日起就成为一场令人担忧的犯罪浪潮的受害者。因此，许多人觉得隆布罗索的观点令人宽慰。他的理论暗示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违法犯罪者并非是意大利的过错——生物学成了一个不错的替罪羊。除了带来政治安慰以外，《违法的男人》（及其更加粗俗的《违法的女人》）的许多新版本中出现的大量罪犯的耳朵、生殖器等插图给读者们带来色情刺激。对大多数前往都灵大学听他演讲的听众们来说，隆布罗索——这个又矮又胖、像个松鼠一样的男人——将会在活生生的重罪犯身上证明犯罪特征的存在。
隆布罗索关于黑手党的想法不是一般的混乱。他将其归结于各种原因，包括种族、天气和“社会杂交性”（不管“社会杂交性”指的是什么）。另外，寺院施舍粥饭的善举也助长了懒惰的习气。许多人批评他的理论自相矛盾且毫无根据。但是这些批评者中有很多人也严重地低估了黑手党的影响。他们争辩说，犯罪是有社会原因的。贫穷是导致农民和工人结成秘密社团的原因。黑手党确实是原始的，但它也是一种社会原始现象。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西西里岛还停留在中世纪时期。一些左翼思想家把法瓦拉兄弟会看作是工会的雏形。他们相信经济现代化和工人阶级的进步很快会结束类似黑手党的这种所有落后现象（这种幻想在未来几十年内限制了左翼在黑手党问题上的认识）。
19世纪80年代，科学的犯罪学和社会进步的新目标鼓舞了正开始逐步积累打击有组织犯罪专业知识的一代警察。其中有一名警察叫做朱塞佩·阿隆基，他是隆布罗索的追随者。他在其1866年出版的著作《黑手党成因及其表现形式》中，特别强调了西西里人的民族心理。西西里人表现出“狂放的自负”、“过分的自我感”、“达到复仇目的之前所具有的一种难以抑制的暴力、固执的鄙视和仇恨倾向”。阿隆基不相信这些人有能力创建一个有固定规则的庞大的犯罪组织。他坚持认为，黑手党不过是存在于个别社区和村庄里各不相同、自给自足的家族标签而已。他认为法瓦拉兄弟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阿隆基怀疑黑手党是一场集中的阴谋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否认许多地方家族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组织网络的组成部分就肯定错了。
尽管有这些原始主义的偏见，阿隆基仍然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观察到在黑手党活动地区那些从犯罪的零星利益中获利的家庭是如何生活的。他看到巴勒莫附近的村庄里人们大手大脚地花钱。男人们头上戴着名贵的帽子，手上戴着粗黄金表链、戒指和手套，脚上穿着昂贵的靴子。周日，女人们身上穿着丝绸裙子，头上戴着有羽毛装饰的小帽。节日里，他们消费大量的肉和甜点。医生、专家和官员的家庭都无法与这些社会下层人进行服装秀比试。
阿隆基还注意到当铺店的生意很好。正像格拉蒂医生十年前评论尤迪托黑手党家族的那样，只有黑手党头目才算真正富裕。“他们大多人都在挥霍着偷窃来的果实。他们花钱尽情狂欢，沉湎酒色、饕餮和各种不道德的享乐中。”但是据阿隆基所说，这些奢华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在黑手党成员的言行中反映出来：
这些人想象力丰富，他们的村庄很热闹。他们日常用语甜美且夸张，充满了各种意象。然而黑手党分子们的语言则是简短、审慎、省略的……短语“让他走吧”（“lassalu iri”）有这样一层不屑一顾的意思：“亲爱的兄弟，现在跟你打交道的这个人是个傻瓜。把他视为敌人有损您的体面啊”……另一个短语“随他去吧”（“be'lassalu stari”）看似相同，意思却完全相反。它可以被理解为：“那个人应受到严厉的惩罚，但现在还不是时机。我们再等等。然后，在他最没有防备的时候，我们再下手……”真正的黑手党分子穿着朴素。他的一言一行像兄长般和蔼可亲。他使自己外表看起来很天真，傻头傻脑地认真听你在讲什么。他有耐心忍受侮辱和打击。突然，就在同一个晚上，他向你开枪。
阿隆基的著作成就了他事业上的辉煌。他坚持声称黑手党是一个原始帮派，而且对黑手党和政治家、警察、执法官之间的瓜葛闭口不谈，这或许与他的成功不无关系。
意大利对“原始人”的着迷还有其温和且邪恶的一面。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发生的四十多年前，朱塞佩·彼得，一位削瘦、高额头的博士，乘着一辆破马车在巴勒莫及其周围地区旅行。这辆马车同时还是他的办公室一一里面永远乱七八糟地丢着各种纸张和便条。他不断收集所到之处的农民谚语、传说、歌谣、风俗、仪式和迷信。这个喜欢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心理学家”的彼得，正在逐步描绘一张巨大的西西里人集体心态图。彼得建立了一份关于正在消失的“原始”世界的档案，这份档案虽然极有价值但却多愁善感。几乎从19世纪末开始人们关于西西里民间传说的一切想法——而且几乎所有关于西西里人性格的模式化的想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这位自称为“人民的心理学家”的教授在1889年对“黑手党”作了如下定义：
黑手党既不是派系也不是组织，它没有制度和章程。黑手党党徒也不是盗贼和罪犯……黑手党是一种自我存在的意识、是一种夸大个人自身力量的观念……黑手党党徒总是尊重别人也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如果有人冒犯了他，他一般不会诉诸法律，而是自行解决。
彼得发表上述言论一年后，《乡村骑士》获得了巨大的演出成功，彼得有理由为此而感到骄傲。这部把乡间骑士的神话传播到整个世界的歌剧是根据当时著名的西西里作家乔瓦尼·弗加的短篇故事和独幕剧改编的，而乔瓦尼·弗加在作品中大量引用了彼得的观点。尽管是通过别人的言语透露出来的，马斯卡尼将之设为歌剧背景的西西里岛，而且是一成不变的西西里岛，恰恰就是彼得笔下的西西里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