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治家
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早上会在他的巴勒莫住宅接待客人。他刚从床上起身，肩上披着一条毯子，他们就带着鲜花或其他礼物来了。有些来访者想在市政府谋一份职务，另一些则可能是地方法官或警官，他们想调职、升迁或是加薪。还可能是嫌疑犯，他们想要枪支许可证或是寻求免受警方骚扰的保护；又可能是地方议员，想在某个委员会寻求一份要职。来访者中甚至还有高中生或大学生，期望威胁他们进步的糟糕成绩能得到原谅。
唐·拉法莱一点也不傲慢，他宽容地倾听每个人的讲话；他还和他们聊天，问候他们的亲人，表示理解和同情并承诺给予帮助。在他洗漱、护理着他向上翘起的胡须卷儿、套上那件意大利人称之为“骑马外套”的长款贴身双排扣上衣时，这些人一直继续着他们的谈话。
下午，帕里佐罗处理他的事务并施舍各种恩赐。他拥有土地，手中握着各种地契。他在当地政府和省政府担任议员，还是一家慈善机构和银行的受托人。他掌管着商船队的医疗保险基金，并负责一家疯人院的管理工作。作为一名议会议员，不管谁掌权他都坚定地拥护政府。
在40年的政治生涯中，帕里佐罗的早晨接待工作一直延续下来，其风格相当厚颜无耻。但是，这种在政治领域中拉赞助和建立客户网的做法并不是黑手党所特有的，也不是西西里人所特有的。同样的黑金交易机制仍然存在于意大利的许多其他地方，更不用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了。选票以利益交换：政客和政府官员侵吞公共资源（工作、合同、许可证、退休金、拨款），并私下将之分配给自己的支持者和客户。
赞助、结党营私和腐败与黑手党之间并不能划上等号。事实上，倘若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努力在西西里岛强制推行法治，不管这种努力有多么笨拙，黑手党根本不会产生。换句话说，黑手党并不是在肮脏的政治环境中自然成长起来的。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政治腐败，但是这些地方并不都产生像黑手党这样的组织。政治中的赞助因素也不意味着经济、民主和外交政策这些大事毫无价值。即便如此，帕里佐罗和黑手党肯定是有勾结的，他是当时“恩庇政治”的拥护者，此事尽人皆知。不领会何为“恩庇政治”便很难理解黑手党的势力到底有多大。
赞助需要昂贵的花费。1882年之前，费用还算有所控制：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口（即所有拥有财产的成年男子），才有权利参与意大利政治过程。一个选区的选民可能只有几百人。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尼诺·贾莫纳控制的50张选票就很关键了。到了1882年，选举权扩大到占有人口四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大众政治的时代已经到来。选举费用突然之间变得更加昂贵。这对政客和黑手党分子来说都是一个充满机遇和风险的时代。
唐·拉法莱·帕里佐罗奋力迎接挑战，一生致力于做黑金交易的中间人。他有很长的不光彩记录。帕里佐罗欺骗慈善机构，保护并利用匪徒，为黑手党分子作证。他势力范围的控制中心在维拉巴泰市的都市小镇，但其势力范围却远及城市东南部，包括卡卡莫、泰尔米尼伊迈莱斯和切法卢。他是维拉巴泰家族黑手党党徒们的保护者，是他们宴会上的贵宾，他还帮助他们将其地盘变为从内陆大庄园通向巴勒莫的偷牛路线的一个重要终点站。他在巴勒莫及其郊区的人脉网络强大到足以让他在19世纪90年代连续三次被选为选区议员。
枪支许可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在帕里佐罗这样的人和黑手党之间存在着一个利益链条。必须由一位重要公民（例如一个政客）的介绍才能获得枪支许可证。这显然是阿谀奉承的一个好机会。在预备选举阶段，交易变得更为系统化。按照内政部长的命令，警察局长可以收回所有枪支许可证。他声称这么做的目的是阻止政治竞争演变为暴力行为，但真正的意图却是影响选票结果。只有获得中央政府青睐的候选人开具的资助证明信才能重新取得枪支许可证。政客们会为获得选举基金、选票或其他一些好处而出售这些证明信。
意大利政治制度的分崩离析给予了唐·拉法莱有力的支持。在意大利大部分时期的历史中，派系与利益集团之间很少有明显的分界线。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如此，不管是国家议会还是地方城镇议事厅都一样。在这种政治混乱中，巧妙安插的少数派就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多数情况下，黑手党及其政客会颇有策略地组成少数派。
19世纪末，在正常情况下，意大利并无法下定政治决心，提高警惕性来揭露唐·拉法莱这类人。在西西里议员的支持下，意大利争论不休的联合政府每次只能坚持几个月。19世纪90年代，一场严重的危机席卷意大利，一时间国家似乎就要四分五裂。这场政治动乱将导致黑手党面临自诞生之日起最为严重的威胁。
1892年，意大利两大信用机构倒闭。那年后来有人披露说，一家有权利印制钞票的银行罗马纳银行已经伪造了上百万里拉的假币；人们发现假币被印制得惟妙惟肖，上面印制着和真币一样的序列号。这些现金被输送给一些意大利政界要人，他们要用现金来资助自己的政治竞选运动。里拉的弊病导致大量金属货币外流。银币甚至铜币都变得极为紧缺，意大利北部的互济会和商行会不得不发行他们自己的代金币。由于长期萧条，经济已经处于谷底，整个金融体系眼看就要崩溃。1894年1月，西西里宣布戒严令，以此制止劳工和地主之间的暴力冲突。同年后期，社会主义政党被取缔。
在总理弗郎西斯科·克里斯皮（第一位担任总理的两西里岛人）的领导下，意大利政府采取了最糟糕的办法应对危机：对埃塞俄比亚发动疯狂的殖民侵略战争。其后果可想而知。在1896年3月的阿杜瓦战役中，意大利一支17500人的部队和当地招募的民兵被埃塞俄比亚装备更强、领导更有力的超过12万人的军队击败。这是欧洲殖民者有史以来最惨痛的败仗。意大利军队死伤、被俘人数过半。
国家动荡不安，危机不断。1898年5月，甚至在国家经济中心首都米兰也宣布戒严：至少80人被军队杀害。米兰的卡普钦修道院因被怀疑为叛民藏身之地而遭到炮轰。烟雾散去之后，里面只发现了几名修道士和几个等着施粥的乞丐。
米兰事件一个月之后，路易吉·佩卢克斯将军被任命为新总理。路易吉·佩卢克斯将军在孩提时代就已是为国王效力的士兵。在其当政期间，他试图推行一系列的高度集权化的改革措施而声名狼藉。这些改革措施限制出版自由，禁止在公共服务业成立工会，并允许政府不经审判将嫌疑人判处境内流放。尽管如此，依当时的标准来看，佩卢克斯并非盲目地反动复古。他的政府被委以完成从堪称意大利国家短暂历史中最动乱的年代过渡到常态的重任。打击西西里腐败是这一计划的一部分。于是，1898年8月佩卢克斯将军任用新的巴勒莫警察局长，并指示他对付黑手党。1900年，警察局长如下描述唐·拉法莱的政治拥护者：
（他们）是黑手党党徒，有犯罪前科，他们投身于各种侵犯他人和财产的犯罪活动，长期危害公共安全。他们所有人都不惜利用威胁、暴力、恐吓等一切手段强迫老实的选举人投票给他们的候选人……为达到目的，他们使用的手段与黑手党强制果园老板雇佣看守人及敲诈阔地主的手段并无二致。
如果帕里佐罗只是新型黑手党政客的早期代表，那么他在本书中的地位将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他还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大的黑手党审判的对象；因为唐·拉法莱，黑手党25年来第一次重新出现在国家头条新闻中。相比帕里佐罗来说很不出名——但是对黑手党的历史同样很重要的是他的对手一一佩卢克斯将军任命的巴勒莫警察局长。他的名字叫埃曼诺·圣乔治，他的故事最近才从历史档案中浮出水面。
圣乔治的报告
意大利中央国家档案馆现存的无数文件中有一份保密文件，里面有一篇报告，大概是1898年11月到1900年1月之间分批提交给内政部的。这份报告出自巴勒莫警察局长埃曼诺·圣乔治之手，并作为审判准备工作的一部分递交给该市最高检察官。今天读着这份485页泛黄的手写稿，感觉像是带着考古学家的探针和刷子在一点点地整理出一只埋在地下的花瓶的轮廓。埋头苦干数日之后，结果发现挖掘出来的不过是一颗未爆炸的炸弹。
报告的开头第一次勾勒出了一幅关于西西里岛黑手党的完整画面。之前关于巴勒莫地区黑手党的证据往往都是一些零散的片段。而这次的信息却是明确、详细、系统的。报告描绘了一个由8个黑手党家族组成的组织机构图，这8个家族统治着巴勒莫北部和西部地区的郊区及卫星村，它们分别是：皮埃纳·德考利、阿夸桑塔、菲尔德、马拉斯宾纳、尤迪托、帕索迪·里加诺、波皮纳诺、奥里乌扎。每个家族的大老板和二老板都被列举出来，还有许多详细的普通黑手党分子的个人信息。总共有218份档案，其中包括：黑手党分子、地主、柠檬园看守人、水果买卖经纪人等。报告提到了黑手党的人会仪式和行为准则。另外，报告还阐述了黑手党的商业手段：如何渗入并控制商品果园、如何伪造假币、抢劫，以及如何威胁、杀害目击证人。报告显示黑手党有集中资金专门用来资助入狱黑手党分子的家人和聘请律师。报告向我们讲述了各个黑手党家族的头目是如何共同管理帮派事务和控制地盘的。
该报告对黑手党组织框架的勾勒相当令人叹惊，它几乎和几十年后多玛索·布西达向法尔科内法官交待的情况完全吻合。它向我们精彩地解说了为什么意大利政府长期以来不能看清黑手党的本质，但是更为精彩的是这份看似枯燥的文件的意义本有可能改变历史。它本可能给黑手党带来的重创堪比1987年法尔科内的大审判。倘若该报告能够达成目标，那么黑手党在出现几十年之后就已经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了。
这份报告的作者埃曼诺·圣乔治是一名职业警察，方下巴，不苟言笑。当时的报纸说他在巴勒莫给人留下一种不容置疑的印象。虽然他已年近六十，头也已经秃顶，可是他那惹人注目的金黄胡须才刚刚开始发白。听他的口音便能判断出他来自意大利中北部的罗马涅。圣乔治在当时甚至现在也是不出名的，于是关于他的信息少之又少。然而他却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西西里黑手党。1875年格拉蒂医生向内政部长报告他的遭遇时，被召来指挥对付尤迪托黑手党行动的正是圣乔治。1883年领导围捕法瓦拉兄弟会行动的也是他。1898年8月，他被任命为巴勒莫警察局局长，从而达到事业的顶峰。同时这也是一个他耐心利用积累下来的专业经验迫使西西里秘密犯罪组织屈服的机会。
圣乔治怀着满腔热情，一丝不苟地写这份报告。他迎着困难调查政府机关中的怀疑派、同谋者，他感觉到他将发现一起重大诉讼案。在他写这份报告的时期，要将黑手党分子定罪或者将法瓦拉兄弟会这样独立的“家族”绳之以法是很困难的，虽然并非不可能。必须说服证人出庭作证讲出真相；必须保证黑手党告密者在作证前不被杀害；必须保护法官和陪审团不被报复和接受贿赂。圣乔治面临着种种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他知道真正的挑战是证明黑手党本身有罪，并集中控诉黑手党的两大主要犯罪手段：收取保护费，与政客勾结进行黑金交易。
因此，圣乔治打算使用特定法律工具：一项取缔犯罪组织的法令。尽管这项法令并不会给黑手党带来严厉惩罚，但是根据圣乔治的报告对黑手党进行定罪也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它将证明一个极其复杂的秘密犯罪组织的势力已经伸展到西西里西部甚至海外的这一看似荒诞的说法的正确性。只不过，如果圣乔治达到其目的，就不会再有人能够否认黑手党的存在了。
但是圣乔治失败了。如果他的报告出具令人震惊的证据证明1898年意大利统治者清清楚楚地知道黑手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么他的失败以及他所掌握的关于黑手党的宝贵知识竟被如此遗忘就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教训了，这个教训向我们说明了意大利政治体系如何为虎作伥帮助黑手党组织生存至今。
圣乔治不单单是一名优秀的警察；他可以说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通过上百个名字、几十份经过反复认真核对的证人证词，他的调查成果慢慢地向人们讲述复杂的犯罪方式、一系列错综交织的谋杀和诈骗故事，这些故事说明了西西里社会各个级别的黑手党势力残暴、错综复杂的特点。这位警察局长有的时候还表现出真正从事叙事创作的热忱。
圣乔治的故事大都以康卡德尔西部（环绕着巴勒莫郊区的“金盆”）为背景。从罗马时代起，这个地区就因它的美丽富饶而闻名。1890年，《意大利画报》把它描述为一个“想象力燃烧飞翔”的地方、“一幅完整的东方画面、一种魔力”。这个地方证明“诗歌在西西里人民中如花般盛开”。巴勒莫富裕的精英们在康卡德尔的柠檬园中建造城外住宅。春天是还乡的季节，富人们会离开城市的家来到建造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花园里的大庄园，被一大群仆人左呼右拥地侍奉着。世纪之交的时候，巴勒莫的80名男爵、50名公爵以及70名贵族与欧洲君王和富豪们一起出入于城市庄园、俱乐部、戏院、沙龙以及林荫大道。圣乔治来巴勒莫上任的时候，远处的一艘艘帆船背景已经把西西里中心变成了最受喜爱的度假胜地，就像是海边的巴黎。在他致力于揭露黑手党内幕时，他沿着把巴勒莫普通人和西西里上流社会国际名人的奢华生活联系起来的黑暗渠道展开了对黑手党分子的调查。
圣乔治的许多工作都是围绕着一桩神秘的凶杀案展开的，这桩凶杀案在他到来之前已经折磨了巴勒莫警方一年之久。报纸上称之为“四人失踪案”，此案主要围绕一个典型的柠檬果园——拉加纳果园展开，果园距阿雷内拉村庄公墓不远，阿雷内拉村庄坐落于蒙特一佩勒格瑞诺山和巴勒莫北部的海滨之间。蒙特一佩勒格瑞诺山上林荫密布，在空荡的山间发出任何声响都会传来一阵阵回响。在这里，天黑之后，海边渔夫的叫声在几百公里以外都听得清清楚楚。从果园一幢主建筑穿过，有一家晚上做意大利面的商店。商店附近是一个岗哨，一天24小时有海关稽查员把守。但是没人承认曾注意到在1897年9月到10月之间那里有什么异常，直到里面的一股气味暴露出有什么事情不对劲。这股明显的腐尸臭味在拉加纳果园附近弥漫了好几天，海关稽查员才怯生生地向警察汇报。警察闯进果园，发现了一个黑手党的“杀人工厂”。这幢农场建筑，只有一间砖房大小，内墙上满是弹孔，并且血迹斑斑。那罪恶的气味是从附近一个又深又窄的洞穴中散发出来的。消防员被调来钻进洞底。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处于腐烂晚期的尸体——尸体上面撒上了石灰。四周之内，四名男子在拉加纳果园受多处枪伤身亡。
来年8月圣乔治前往巴勒莫担任警察局局长之时，这桩四人失踪案还没侦破。当时，还有另外一场黑手党战争正在进行：一些威名远扬的人被发现死于康卡德尔的街头巷尾，另一些人则销声匿迹。圣乔治手下的侦探有他们的线人，但对斗争的双方壁垒并不知情，也不知道这场斗争和在拉加纳果园失踪的四个人是否有关联。至于现在，不仅黑手党事件的情况很难获得，而且掌握的情况和证据之间也还存在很大的距离。当局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说服线人去出庭作证。因此，对于给他提供信息的多数人，圣乔治在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他们的姓名。由于畏惧黑手党组织对任何向警方告密的人进行报复，并怀疑黑手党在警方和检察官中安插密探，人们只敢私底下谈论。圣乔治揭开拉加纳果园秘密的漫长之旅刚刚开始，他就发现了一位女人勇敢地站起来打破了这一戒律。
1898年11月19日，圣乔治安排他的侦探找朱赛帕·迪·赛诺调查情况。像后来报纸上暗示的那样，朱赛帕是一个肥胖、强壮的女人，勇气可嘉，但想象力不足。但是从很多意义上来讲，她在圣乔治的报告中被描述成了一位朴实无华的女英雄。她讲的事情发生在她向圣乔治提供证词的两年之前，也就是拉加纳果园谋杀案发生的九个月之前。
她当时正在“英国花园”公园附近靠向邻近的人售卖食品和一些其他必需品勉强糊口度日。但是她还有更多日常生活之外的烦心事。当地宪兵队长来她商店的次数太频繁了，他为局里采办食品和酒根本不需要来这么多趟。这桩买卖，朱赛帕当然非常欢迎。但是她担心的是街坊四邻的流言蜚语：有人传言这名警官想哄骗她18岁的女儿艾玛纽拉来一段风流韵事。这对于在一个和治安力量没搞好关系的地方经营着小本生意的女人来说是个大麻烦。她必须澄清谣言——而且还不能得罪这个警官。
朱赛帕的麻烦还不止于此。当地一家皮革厂的老板一直让他的儿子们到她的商店买必需品。她知道他们一直想用假币来买东西。她还知道这个商人和他的儿子们结交危险的朋友。她很有礼貌地拒收老板的儿子们付给她的钱，但他们总是坚持让她收下。后来，她的丈夫不小心收了一张大钞。她打发丈夫去处理这件事，丈夫临走时她还在他的耳边叨叨不停。皮革厂老板只付了欠款的一部分就打发她的丈夫走了。他还狡辩说，他的孩子们不知道钱是假的。
接下来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1896年12月末，当地的女人们开始对朱赛帕侧目而视，而且不再光顾她的商店。有一天，一名家庭妇女走进来，大声抱怨社区附近的“贱女人”。朱赛帕走上前要她说个清楚，她猜测这嘲弄是冲着女儿来的。这个女人尖刻地回答说，她说的是警方密探。朱赛帕又迷惑又害怕。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有关女儿的谣言以及针对假币的争吵都要让人畏惧。
12月27日，两名形迹可疑的人来到她的店里，其中一个不过十几岁。从门口望去，马路对面有一堵墙，把一个柠檬园围了起来。墙上被人凿了一个洞，这个洞距地面很近。现在回想起来，朱赛帕意识到这两个人是过来查看从那个洞到店里的射程之间是否有障碍。她回忆，那个年龄大一点的人在店里逗留了很长时间，大声说着不知道什么东西，“要是我做了什么蠢事，反正母亲会照顾我、我的妻子和孩子”。说话如此转弯抹角只能有一种解释——威胁。朱赛帕由担心变成惊慌了。
那天晚上八点钟，一个身材瘦高、面色苍白的陌生年轻人进来要了半升燃油。他提起油罐走向门口，然后举起右手朝街对面打了个手势。那边透过墙上的洞开了两枪，朱赛帕肩膀和腰上各中一枪。她倒下之后，女儿艾玛纽拉跑上前来，这时第三枪打响，艾玛纽拉被击中并当场丧命。
当警察局局长让朱赛帕·迪·赛诺过来接受调查时，他正在重审以前的一个犯罪案件——其中的一名犯罪分子已被抓获。就像反黑手党调查官经常必须做的那样，圣乔治在对之前的一个犯罪场景做重新阐释，寻找零星的线索，并将之拼凑还原成一个更大的阴谋案件。重要的一点是，为了促进圣乔治的调查进程，朱赛帕愿意作证，证明她女儿被害是黑手党所为。她的证词将使圣乔治可以把这起个案变成证明黑手党确实存在的证据，这个证据将证明黑手党确实是一个有其规则、结构以及独特杀人方式的犯罪集团。
圣乔治在黑社会的线人告诉他，朱赛帕的女儿是康卡德尔黑手党分子开展的一系列背叛谋杀行动中第一个偶然被杀的无辜者。这一系列的行动在她被杀两周前就开始了。当时，意大利宪兵队突袭朱赛帕商店附近的一个假币制造厂并当场抓获了三个人。黑手党怀疑有人告密。“君子”文森佐·达尔巴带头进行了调查；达尔巴的弟弟是在那次突袭行动中被抓的黑手党分子之一。他没花费多长时间就把各种证据拼凑在了一起：朱赛帕·迪·赛诺因为假钞制造而痛恨当地匪徒；她和女儿对宪兵队很友好；而且，朱赛帕的妹夫还在车间安装了一个螺旋压榨机，而这个车间是为制造假币做掩护的。所有这些证据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甚至在文森佐·达尔巴将情况向黑手党家族会议报告之前，他就安排了自己的母亲去撺掇当地的女人们散播谣言。他的目的就是破坏朱赛帕的生意及名誉：因为不受欢迎的人一般不会有人惦记，他们的死也不大会引起深入的调查。1896年12月26日，朱赛帕·迪·赛诺被菲尔德黑手党家族以违反缄默法则的罪行判处了死刑，而这一罪行她根本就没有犯过。24小时之后，达尔巴和他的同伙去执行判决，但是最后只杀死了朱赛帕的女儿。
走进朱赛帕的商店查看从街对面的柠檬园到这里的射程是否没有障碍并说出晦涩的威胁言词的正是文森佐·达尔巴。对黑手党来说，袭击并不只是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它还是其残酷、干练的展示。当地人会知道是谁在控制对面的柠檬园，墙上的洞就是留在那儿给人看的。关于文森佐·达尔巴的威胁的消息应该散播得很快。他在计划谋杀的那天来到店铺除了为袭击做准备也是为了露露面。虽然不会有碰巧路过的人看见墙后面的两个杀手，但是他们的身份在当地也不大可能是什么难解之谜。这种故意的公开谋杀案件就是有人碰巧看到也不敢去报警。菲尔德家族是在炫耀对其领土的统治。
菲尔德家族大概也有必要这么做。圣乔治推测，失去造假币的生意已经对菲尔德家族产生了巨大影响，假币厂正是位于其势力范围内。既然造假者需要更广的社会关系网络将“货币”投人流通使用，那么这桩生意的利润也会在其他黑手党家族中进行分配。结果，菲尔德家族的声誉在那次突袭假币厂的行动中被破坏了。菲尔德家族需要迅速向组织其他成员证明一切仍在它的掌控之中。
黑手党组织总是以其所有成员的名义杀人。它征求成员们的意见，它举行审判，它向支持者证明其行为的正确性，并表明一切事务都在其掌握之中。这正是圣乔治力图利用朱赛帕·迪·赛诺的证据想要证明的。现在的反黑手党凋查人员会将其表述地更为赤裸裸：黑手党杀人的方式与国家的杀人方式相同，它不是在杀人，而是在处决罪犯。
朱赛帕的证词是证明黑手党远非一种心态的关键证据。甚至从1896年12月那个恐怖的日子起她所遭受的迫害方式就很能说明问题：
看起来我几乎是个罪人。每个人都躲着我或是脸上带着鄙夷的目光看着我。现在很少有人来我店里买东西。只有那些不受黑手党势力影响的正直的人才会来。所以这场灾难不光直接在身体上伤害了我（我由此花去了大笔医疗费）。他们杀害了我年仅18岁的可怜的女儿给我内心带来了无法治愈的伤痛。除了这些，还必须加上黑手党的迫害给我带来的经济损失。他们以我从未犯过的错为借口，不肯放过我。
在向侦探们口述了上述内容两周之后，朱赛帕向商店窗外望去，看见对面墙上又多了一个洞。巴勒莫的影子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对抗警察局局长圣乔治带来的威胁。
朱赛帕·迪·赛诺女儿的凶杀案给圣乔治留下了复杂的线索，他按图索骥发现了四个失踪男子中的第一个男子是如何在拉加纳果园遇害的。值得注意的是，文森佐·达尔巴的精心策划并没使他免于起诉。凶杀案发生几天之后，他的年轻同伙朱塞佩·皮杜佐·布塞米就接受了警方的审讯。圣乔治说，这个布塞米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年轻人，他和黑手党其他分子一样早就准备好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这是黑手党分子的一贯伎俩。为了有助自己获得自由，他还说案发十分钟后曾在菲尔德街上的一家烟草店看见文森佐·达尔巴面色惨白，浑身颤抖。由于这一暗示，文森佐·达尔巴被捕，而且因为朱塞佩的不利证词，他被定罪并判处20年的监禁。对圣乔治来说，布塞米会出卖达尔巴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也是严重违反缄默法则的。
不管圣乔治在黑手党内部的线人是谁，线人告诉圣乔治，布塞米的“卑鄙”行为惹恼了和文森佐·达尔巴关系亲密的黑手党分子。文森佐的表弟安东尼诺·达尔巴是一家酒馆的老板，他四十多岁，是个很有势力的“君子”，有买卖盗窃赃物的犯罪记录。他向其他上级黑手党老板告发皮杜佐违反缄默法则的罪行，他们同意对其进行审判。安东尼诺·达尔巴呼吁黑手党伸张正义的举动最终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他就是四人失踪案中的第一人。
直到1897年9月，黑手党对皮杜佐·布塞米的审判才开始，一直推迟到他从部队请假回来。站在集合在一起的老板们的面前，他仍然身穿意大利第十贝尔萨格里团的军装，头上戴着的宽边帽上还夸张地插着黑色羽毛。当被问及为什么向警方告密时，这个年轻人满不在乎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整个黑手党组织遭受怀疑，并且他一直计划改变证词来支持他的同伙并迷惑调查人员。奇怪的是，圣乔治得知，黑手党法庭竟然相信了他不合理的证词将其无罪释放。
显然某种比黑手党的帮规更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岌岌可危了。这个东西就是地盘，黑手党内部的地盘争斗屡见不鲜。在审判年轻的布塞米的“陪审团”中，有一位是阿夸桑塔黑手党的大老板多玛索·达莱奥，他高大健壮，下巴上留着长长的胡须。他怀疑安东尼诺·达尔巴曾因固定的保护费向两个富裕的柠檬经销商发起挑衅；在富商房子的阳台上甚至还爆炸过一颗炸弹。多玛索·达莱奥碰巧还是皮杜佐·布塞米的教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达莱奥利用年轻的布塞米引诱达尔巴，将其置于死地。
在皮杜佐·布塞米被宣判无罪后不久，另一场审判秘密地召开了——黑手党的审判在需要的时候会很迅速。安东尼诺·达尔巴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有罪。他被判处死刑，他的死刑已经被精心策划好了。这次不再像朱赛帕·迪·赛诺枪击事件是公开的了，因为对达尔巴的惩罚属于组织内部事务。
宣布他并未违反缄默法则的黑手党审判过后数日，皮杜佐·布塞米，仍然穿着他那身漂亮的军装，来到了达尔巴的酒馆。看到达尔巴在刷洗酒桶，布塞米请达尔巴出来，在街头昏暗的灯光下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对话简短粗暴。布塞米说，他要恢复被达尔巴破坏的名誉，他要求决斗。
达尔巴接受了布塞米的决斗。但是，正如他可能已经猜到的那样，他中了圈套，根据圣乔治记录的达尔巴的年轻儿子的口供，第二天下午，也就是1897年9月12日，大老板多玛索·达莱奥和另一名黑手党党徒来到酒馆，他们在那里吃饭聊天，迟迟不走。当被告知要付一张3.25里拉的账单时，他们掏出了一张100里拉的票子；这是一种精心准备的表示不信任和敌意的姿态。晚上六点半，跑去把那张100里拉的钞票换零的达尔巴从附近店铺回来了。他摘掉他的两枚金戒指、一支金的领带别针、还有其他值钱的东西，并把它们放在架子上的咖啡杯里藏好。然后，他拿起手枪走了出去。多玛索·达莱奥和另外一名匪徒紧随其后。
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安东尼诺·达尔巴。黑手党的造谣工厂大量炮制谣言说在北非见到过他。甚至还有一封声称是他写的信从突尼斯寄给他的父亲。但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警方已经发现，事实上达尔巴失踪当晚就被拉加纳果园的一大批黑手党分子开枪射死了。
经过仔细询问线人以及耐心地反复审查证据，圣乔治逐渐拼凑出一幅黑手党运作的完整画面；黑手党内部之间的激烈冲突并不只是歹徒自尊心的产物，而实际上涉及法令、法律程序和地盘控制体系。圣乔治在其调查的下一阶段，从拉加纳果园一直调查到西西里岛上最有钱、最有名的两大家族的家庭生活，这两大家族就是福罗里欧家族和惠特克家族。圣乔治发现，这两大富裕家族虽然都和黑手党沆瀣一气，但是却过着相反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个家族愤世嫉俗，而另一个家族则更顺从、更老实；但是在维持黑手党势力方面这两家是串通一气的。
欧洲各国的国王和王子经常会来访问巴勒莫，每一次他们来访问巴勒莫时总会在一个地方被招待：康卡德尔的奥里乌扎一个私人公园的豪华别墅。这间别墅是小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的。1891年，伊纳齐奥23岁的时候，继承了这笔意大利最大的财产。据说，单在巴勒莫就有16000人“靠他养活”。福罗里欧家族在硫矿业、轻重工程业、金枪鱼业、陶器、保险、金融、马沙拉酒等各个行业，尤其在船运业，都有生意。福罗里欧家族是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的大股东，意大利航运总公司是意大利的主要航运公司、欧洲最大的航运公司之一。
但是小伊纳齐奥继承财产之后，家族的巨额财富已经开始从内部衰减了。意大利航运总公司依靠政府合同和补贴获得财富，而这些合同和补贴是小伊纳齐奥的父亲托其处心积虑拉拢起来的政治关系给安排的。如今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个公司是多么地不具竞争性。而且，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不可阻挡地向北转移到热那亚、都灵和米兰。福罗里欧家族的影响可谓是江河日下。不到四十岁的时候，小伊纳齐奥失去了一笔财产，而这笔财产是花费了三代人的心血才积攒下来的家业。1908年，小伊纳齐奥被迫出售家族对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的股权。以这天作为巴勒莫“美好时代”结束的标志再合适不过了，这一美好时代开始于1891年小伊纳齐奥成为一家之主。在这些年里，西西里岛的上流社会围绕在福罗里欧家族财富的落日余晖周围。新闻界称巴勒莫为“福罗里欧大都市”，但这是它作为欧洲大城市的最后一次辉煌。
小伊纳齐奥·福罗里欧温文尔雅、才华横溢而又放荡不羁。他手臂上刻着一个日本女人的文身。他的衣服几乎全是从伦敦买来的：领带、帽子和服装都是伦敦名牌。早晨，他的纽扣孔上装饰着肉色康乃馨，晚上就变成了栀子花。1893年，他效仿父亲的做法，娶了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女士，巩固了他的社会地位。他的新娘芙兰卡·哈克纳·迪·圣格里诺被认为是欧洲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婚礼几个月之后，芙兰卡第一次怀孕，伊纳齐奥却动身前往突尼斯游猎，这次游猎需要五十名搬运工和十几只骆驼。伊纳齐奥回来之后，芙兰卡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了女人的内衣。而伊纳齐奥拿出一大串珍珠就把芙兰卡哄好了。这种悔过行为在他们以后的婚姻中上演了很多次，据说芙兰卡已经因此积攒下来30千克的珠宝。
尽管丈夫出轨，芙兰卡还是迅速确立了巴勒莫上流社会女王的地位。她资助艺术活动。她那绿色的眼睛、橄榄色的皮肤、修长的身材受到诗人加布里埃雷·邓南遮的赞美。她允许一个时髦的艺术家乔瓦尼·波蒂尼为她的腿画素描，一时间招来了人们的流言蜚语。作为自由风格的代表，她佩戴的成串珍珠几乎要坠到膝盖了。金钱对芙兰卡·福罗里欧来说意味着炫耀。直到生命的最后，她还是对家庭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漠不关心。20世纪初，芙兰卡感到年老色衰，于是便到巴黎做了面部整容手术，引领了时尚潮流。
圣乔治的报告提到，1897年一月份的一天早晨，伊纳齐奥和芙兰卡·福罗里欧很早就被仆人吵醒。伊纳齐奥生气地发现，别墅里的许多艺术品在夜间被偷了。然而，最被这起前所未有的人室盗窃案件惹恼的并非指挥官小伊纳齐奥·福罗里欧，而是他大声责骂并命其把这件事查清楚的对象：他的花匠——弗朗西斯科·诺托。他体格强壮，秃顶，留着一小撮胡须，除了福罗里欧他不会忍受任何人对他如此训斥。小伊纳齐奥清楚地知道，他的花匠事实上是黑手党奥里乌扎家族的老板。弗朗西斯科的弟弟、二老板彼得罗在福罗里欧庄园做保安。考虑到保护西西里岛最富有家族的庄园——巴勒莫上流社会中心的巨大战略及象征意义，我们不应该被这些低下的职位头衔所愚弄。诺托兄弟才是奥里乌扎别墅盗窃案的真正目标，并且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警察局局长圣乔治将这桩抢劫案的原因归结为几周前十岁的奥德丽·惠特克在诺托兄弟的命令下被黑手党分子绑架。当时奥德丽去拉·法沃里塔骑马，拉·法沃里塔是巴勒莫西北郊的一个皇家公园，无所事事的富人在这里打鹌鹑、参加赛马或是跳栏比赛。突然有四个人从树丛中蹿出来，袭击家人请来保护她的马夫。马夫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拴在马上，而奥德丽则被人带走了。她父亲乔舒亚（“乔斯”）随即收到一封客气的请求信，要求10万里拉的赎金。
圣乔治无需介绍惠特克家族的身份。惠特克家族属于西西里岛英国商业王朝的主要成员（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军队占领西西里岛时，英国侨民就已经在巴勒莫这里扎下根了）。和他们的朋友福罗里欧家族一样，惠特克家也介人马沙拉酒生意。后来在1901年，惠特克家族将和福罗里欧家族被邀请去伦敦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
惠特克这个大家族还给巴勒莫的上流社会带来了浓郁的英国气息。他们把花园派对介绍到了西西里岛，在他们家别墅的后面支起来一张大帐篷，人们可以在里面享受顿顿饕餮大餐。惠特克家还创办了弃婴慈善基金会、动物福利保护组织以及巴勒莫足球和板球俱乐部。小奥德丽的母亲埃菲以古怪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她坐马车在巴勒莫兜圈的时候，肩膀上站着一只鹦鹉。仆人用放在银盒子里的葵花籽喂它，并且还准备了一把银铲子处理它的粪便。埃菲的另一项爱好是草地网球。他们家的花园有三个网球场，分别称作“地狱”、“炼狱”和“天堂”。客人的社会地位通常会决定他被允许使用哪个网球场。埃菲的鹦鹉可以在比赛期间随意飞来飞去。在一场这样的比赛中，伊纳齐奥·福罗里欧十几岁的弟弟文森佐，由于缺乏英国人对动物的那种热爱，把这只被宠坏的鸟从树上射了下来。
奥德丽·惠特克被绑架并不是他们和黑手党之间的第一次纠纷。他们不像福罗里欧家族有很硬的社会关系。年轻的时候，乔斯的哥哥约瑟夫（“皮普”）收到过一连串的信件，向他索要钱财，信上还有骷髅图形。他在哈罗公学的老师们应该会对他的直接答复感到满意。“我很清楚谁是当地的黑手党头子”，他这样写道，“所以我给他传了一个口信，说那些信已经被交到警察局，并且还对警察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以防我被杀害。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找过我麻烦了”。若干年后，乔斯的嫂子在自家花园散步的时候，一只断手从围墙上扔了过来，落在她的脚下。这次福罗里欧家的反应更为慎重：他们对此事保持缄默，以防这是一种威胁。迄今为止，黑手党党徒还在“保护”着一些属于惠特克家族的财产。
乔斯·惠特克在女儿被绑架之后采取了相同的对策。他立即付清赎金并对此事矢口否认。几天之后，小奥德丽回来了。
圣乔治的神秘线人不仅揭露了奥德丽·惠特克遭劫持的秘密还告诉他这一大笔赎金在奥里乌扎黑手党内部引起了矛盾。有两名成员，即车夫文森佐·罗波图和朱塞佩·卡鲁索对他们分得的赃款数额很不满。他们决定采取冒险行动——“划破皮肤”（sfregio）。圣乔治解释说，“划破皮肤”是黑手党一个很重要的术语，用来指两个密切相关的事物。它既指一种损伤相貌的伤口，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种侮辱，是一种故意令某人难堪的冒犯行为，由于对黑手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自己的地盘，那么最为明目张胆的“划破皮肤”就是损毁被另外的黑手党分子保护的财产。正如圣乔治所言，“黑手党帮规之一就是尊重其他黑手党成员的区域管辖权。藐视这项权力就构成了对别人的人身侮辱”。
从福罗里欧的豪宅偷走艺术品的正是罗波图和卡鲁索。他们的盗窃行为就是针对奥里乌扎帮派领导人的“划破皮肤”的行为。小伊纳齐奥对弗朗西斯科·诺托的大声训斥就是这项行动的全部目的。再次引用圣乔治的话，“这两名车夫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使他们的大老板和二老板难堪，已经达到了”。
诺托兄弟以值得效仿的耐心对这种“划破皮肤”的行为做出了反应。首先，他们确保被破坏的名誉得到修复，重获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的信任。他们答应分给两名盗贼更多惠特克绑架案的赎金，甚至他们如果把从福罗里欧家盗走的物品归还的话还有赏金。就这样，几天之后，福罗里欧家人早晨醒来发现了一个惊喜：每件丢失的物品都回归原位了。
福罗里欧家的财产归还之后，他们的花匠和警卫开始对付罗波图和卡鲁索。谋杀任何一名黑手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事关整个黑手党组织利益的不安定行为。福罗里欧家族的介入更提高了此事的重要性。诺托兄弟俩秘密地向其他老板告发罗波图和卡鲁索，其结果是召开了一个由八大黑手党家族老板都参与的听证会。听证会在菲尔德的地盘而非诺托兄弟自己家的奥里乌扎地盘上召开——再次证明该决定对整个组织影响重大。显然诺托兄弟并不满足于有罪裁决：圣乔治断言，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达成尽可能广泛一致的死刑判决。他们最终获得了想要的判决：为避免怀疑和提高效率，死刑必须在几个月之后进行。
1897年10月24日，执行死刑的时候到来了。这两名车夫被以要他们参加抢劫的借口骗到拉加纳果园。在那儿迎接他们的是由来自不同黑手党家族的“君子”组成的代理行刑队。首先开枪的是和他们一道前来的那几个人。罗波图和卡鲁索重新站了起来，另外几名黑手党分子开枪结束了他们的性命。他们千疮百孔的尸体被扔进地下洞穴。在罗波图和卡鲁索的尸体之上，还躺着第四具尸体，也是最后一具尸体：一名因偷老板的东西而被处决的年轻黑手党分子。一周前，他坐下来以为要打牌的时候，头部被射击了好几枪。
对圣乔治来说，通过讲述集体处决和保护费的前因后果来解释失踪的四名男子如何在拉加纳果园被害是一回事，在法庭上证实事情的真实性并把其转变为证明他所说的“秘密兄弟会”存在的证据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需要更多的证人。很快两名证人站了出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名证人也是女人。
当那两名车夫的妻子发现自己成了寡妇之后，其他黑手党成员编谎说她们的丈夫死得很英勇，他们因反对参加绑架伊纳齐奥·福罗里欧弟弟的计划行动而被敌帮杀害，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的弟弟就是那名射杀鹦鹉的少年文森佐。换句话说，她们被告知丈夫是因效命于福罗里欧家族而非由于他们曾偷过他家别墅里的东西才被害的。
几周之后，这个谎言被伊纳齐奥的母亲（令人畏惧的伯爵夫人乔瓦纳·德昂德斯·特里格纳）揭穿了。1897年11月29日，在拉加纳果园传出的腐臭味导致井里尸体被发现后不久，这位伯爵夫人从福罗里欧家的奥里乌扎庄园出发去一家女修道院，她是这家修道院的捐助人。在路上她看见文森佐·罗波图的遗孀向她的马车走来。她请求伯爵夫人帮她抚养儿子。但是听到伯爵夫人的回答，她的希望破碎了：“别浪费我的时间了。你的丈夫是个贼，他和卡鲁索偷我们家的东西。”
这两名寡妇来到警察局说出她们所知道的情况时，圣乔治随即清楚伯爵夫人显然知道那件盗窃案背后的全部实情。她认为罗波图罪有应得。此时，她显然比被杀的黑手党分子的遗孀知道得多，她也比警方了解得多。警方虽然找到了尸体，但对四人失踪案几乎毫不知情。我们由此可以清晰地作出一个合理的推断：整个福罗里欧家族被秘密告知从他们家盗取艺术品的那两个人的悲惨下场，他们过分的无耻行为应当受到这样的惩罚。因为秩序已由秘密渠道得到恢复，所以福罗里欧家不会想到去报警。事实上，他们在这场杀戮中的角色可能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圣乔治不知道在盗窃案发生的第二天早晨，小伊纳齐奥和他的黑手党花匠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有理由怀疑，伊纳齐奥向他的花匠暗示了他认为犯人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