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莱奥内
从巴勒莫到科莱奥内直线距离大概只有35公里。然而，阿道夫·罗西1893年10月17日旅行的时候——诺塔巴托洛被害八个月后——火车花了4小时15分钟沿着光秃秃的山道蜿蜒前行。火车穿过的大部分风景被西西里的炎热烤焦了；颜色发白，净是岩石，只有几个毁坏了的瞭望塔，还有零星分布的一些绿色橄榄树和柠檬树。
阿道夫·罗西是一名记者，为自由党的罗马日报《论坛报》工作。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在那里他花费十多年时间横穿大陆寻找财富。在他离开美国的时候，他已经升为纽约日益增长的意大利移民的主要刊物《意大利美国进步报》的编辑。罗西带着对美国生活开放和节奏的满腔热情回到欧洲。他说相比之下，意大利像墓地一样封闭、停滞不前。
和罗西同一车厢的还有一名来自大陆的年轻军官。他们聊起了一个当地流行的话题：西西里农民无望的生活条件。罗西把军官讲的这则典型的故事记录了下来：
如果你像我一样在这里居住，看见偶尔碰上的一些场景是让人很痛苦的。我记得，7月的一个大热天，我正和我的部队在长途行军中。我们在一个农家场院停下来休息，当时他们正在分配收获的粮食。我走过去要点水喝。他们刚刚分完粮食，那个农民只剩下一小堆，其他的都被老板搜刮去了。那个农民站在那儿，双手和下巴靠在铁锹的长柄上。开始，他似乎是惊呆了，麻木地看着他分到的粮食。然后他看了看妻子和四五个孩子，想着一年的辛勤汗水换来的就是这么一小堆养家糊口的粮食。他看起来像一座石像，只是两只眼睛里默默地流出了泪水。
意大利改革家20年来一直公开呼吁人民关注西西里内陆农民的生活困境，但是这里农民的生活环境却一点也没有得到改变，他们面临着营养不良、文盲现象、疟疾、债务奴隶、可怕的工作条件、黑手党暴力支持下的压榨、被收买的律师将盗窃合法化。
农民们说，在科莱奥内正直的老板比粉虱还稀少。镇上16000名居民都是靠农场来勉强维持生活，这些农场一直绵延至狭窄街道、小广场以及巴洛克式教堂下面的山丘。科莱奥内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给巴勒莫供给生活必需晶，但是它似乎连自己的居民也养活不了。19世纪90年代，一名英国游客发现这个小镇上住着“苍白、面无血色的女人，眼窝凹陷的男人，还有衣衫褴褛、怪异的孩子在讨饭，讲话时像厌世的老人一样声音粗哑”。
罗西到科莱奥内来就是为了采访一个人，此人毕生致力于改善这种生活状况，他将成为与贫穷和黑手党作斗争的象征。
西西里内陆农民贫困的原因很简单。科莱奥内以及其他与之相似的小镇上的大地主一向待在巴勒莫，他们以短期合同的方式把土地租赁给中间人或二领主（gabelloti）。短期租赁意味着二领主必须尽快从农民身上回收租金。一般的二领主都是冷酷无情、白手起家；这是个必然会树敌的行当。二领主通常要保护自身和财产，特别要防备土匪和盗贼偷盗牲口。二领主时常与土匪合作或控制他们。二领主还常常需要法律业务上的朋友。过去几十年里封建制度的废除以及时有发生的教堂和国家财产拍卖留下了错综复杂的繁文缛节需要懂得法律的人去处理。
二领主在西西里的暴力经济中是很关键的人物，人们认为当一名黑手党分子和一名二领主是一回事。更确切地说，加入黑手党组织可以使二领主更好地完成工作。一方面，黑手党在租赁买卖盛行的巴勒莫有很多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成为荣誉团体的一员可以提供打击不守规矩的农民所必需的军事力量。
这股力量在阿道夫·罗西去科莱奥内前的那个秋天仿佛从天而降，西西里西部和中部被压迫的农民开始形成一个叫做新的“法西”（Fasci）的组织。“法西”和下一代贝尼托·墨索里尼发起的反民主法西斯军事运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法西”只是一群人，一种团结的形象；西西里“法西”是一种联合农民反抗地主和二领主的兄弟会。
1893年的几个月里，“法西”运动使科莱奥内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由伯纳迪诺·韦罗创立和领导的当地“法西”组织是西西里岛上组织得最好、也是最早的团体之一。一年前，韦罗是一名普通的市政府职员，只受过不完整的教育——他中学时被开除了。整个意大利有数千名像他一样的无名公职人员，他们被迫依靠保护人获得不足以养家糊口的行政工作。韦罗对自己亲眼所目睹的各种不公正现象感到愤怒不已，于是决定造反。
成为科莱奥内“法西”的领袖之后，韦罗因他的政治信仰被解雇。此时他已经对此毫不在乎了。他用方言向农民发表热情激昂的演说，从他们熟知的寓言故事中列举例子。带着一种乌托邦式的狂热，他宣扬协作、自律和妇女权利。他解释说，未来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强大是因为爱的力量衰退了，但是全人类被爱意拥抱的时代即将到来。从科莱奥内骑着骡子，他把消息传播到附近的乡镇。他所到之处，都成立了“法西”组织。韦罗和运动的其他领导人都是热情的业余的福音传道者。“像亲兄弟一样”，他们见面时会互相亲吻嘴唇。
韦罗就是记者阿道夫·罗西来科莱奥内要采访的那个人。罗西到达西西里内陆的时候，韦罗正在领导意大利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集体罢工。韦罗成了一名与高级政客、官员平等谈判的农民，他为自己所领导的农民赢得了意大利几乎所有社会阶层人民的同情。
罗西和韦罗的会面使读者了解到了为数不多的有关“法西”领袖的第一手资料。这次采访受到了罗西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罗西看问题带有新大陆的偏见，而且他还刻意迎合意大利读者对西西里岛的不理智看法。尽管如此，这次采访还是披露了许多有关韦罗和“法西”的真实情况。
其他认识韦罗的人说他身体健壮、精力充沛、性情暴躁、对他的事业全身心投入。相反，罗西以大都市的眼光看待眼前这位怪人：“‘法西’的主席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的脸、胡子，尤其是他那双鼓起来的大眼睛带着些许阿拉伯人的特征。”
不管怎样，韦罗的希望和热情在他回答罗西的问题时充分表现了出来。“我们‘法西’组织有大约六万成员，男女都有……我们的妇女很清楚穷人结成联盟的优势，她们现在正在教孩子学习社会主义。”罗西还察觉到了韦罗敏锐的政治头脑。他们在科莱奥内提出的要求，成为整个岛上每个“法西”组织所效仿的模板。这些要求条件既清楚又温和：他们要签订新的契约，保证在地主和租赁小块土地的农民之间平分农产品。甚至许多保守派人士都视之为公平有效的分配方法。科莱奥内的许多地主接受了这项协议。“最有钱的地主还没让步，”韦罗向罗西解释道，“不是因为经济原因，更多的是出于怄气。他们不愿意看起来好像向‘法西’屈服了一样。”
韦罗自豪地领着罗西参观一个拱形大厅，那是他的“法西”组织的指挥中心。大厅一端的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座马克思的陶釉半身像，两侧挂着爱国主义英雄马志尼〔※朱塞佩·马志尼（Gui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作家、革命家。〕和加里波第的画像。桌子下面陈列着落后的武器：军刀、火枪还有一把大口径短枪。
罗西采访了那里的一些农民。他们告诉他，会读书写字的成员会及时告诉不识字的人岛上其他地方的最新消息。组织里的老兵组成了一个身穿军装的乐队，演奏爱国歌曲以及“法西”会组织的会歌。罗西问他们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有人答“革命！”还有人说，“财产共有，大家吃喝平等”。另一个农民则解释说，“我50岁了，还从来没吃过肉”。
罗西直到最后才问起那个最敏感的问题．也是他的读者们最关心的问题：“法西”和犯罪之间的关系。意大利人还记得持枪匪帮在西西里近代史上许多革命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人们对黑手党知之甚少，但都很恐惧。西西里岛上的地主极力证明“法西”只不过是岛上凶恶的歹徒和强盗所打的新幌子。罗西问韦罗，“你对有犯罪记录的人持何种态度？”韦罗的回答相当乐观：
这样的人只有极少数，他们犯的罪都是像偷农场东西之类的小罪，因此我们把他们吸收进“法西”组织，以便更好地改造他们。自“法西”成立以来，当地的犯罪率降低了，也很少再有什么纠纷，因为一切争端都会由“法西”来解决：我们经常像地方法官和仲裁人一样解决问题。真正的罪犯是那些地主：放高利贷者、以前的土匪保护人。他们强暴农村姑娘、鞭打工人。你根本不知道这些恶棍是怎样无恶不作而又逃脱惩罚的！这里简直就像中世纪一样！
罗西显然被触动了；他还写出了来科莱奥内打算写的那则简单故事。有时候，在像他这样的局外人看来，似乎从奴隶在麦田干活的罗马时代起，西西里乡村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回来后，他给读者讲述了一则以一块没有时空概念、遥远的土地为背景的关于善恶的寓言：
在这个岛上，中部地区是人间的天堂，但是有些地方却看起来像非洲地区。在那里数千名奴隶在属于少数大地主所有的土地上辛勤地劳作。事实上，他们的情况比古代的奴隶还要糟糕，最起码古代的奴隶们的吃饭问题是有保证的。
韦罗被罗西讴歌为一名高贵的野蛮人、近代的斯巴达克斯〔※色雷斯角斗士，曾在意大利领导奴隶起义（公元前73-前71年）。〕。
读了罗西的描述，不禁会想到他不动脑筋固守对关于西西里的模式化看法的偏爱当时可能会毁了他的事业。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成为西西里西部的一名英雄会有多么复杂。
罗西不知道的是，刚刚在六个月前，正在靠近圣尼科勒街的房子里睡觉的韦罗，在黎明时分被砸到他家窗子上的一把碎石块的声音吵醒。按照约定，他迅速穿好衣服。一出来，他就被人领着穿过窄巷子走了一小段路，来到一个他认识的人的家里，他是这个镇周围一个庄园的二领主。韦罗被带进这里的一个房间，里面一群人围坐在桌子周围。桌子中间放着三支步枪和一张画了骷髅头的纸。
主持会议的老板开始解释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审查是否批准接纳韦罗加入秘密组织的提案，这一秘密组织的成员称自己为“兄弟会”。在提示下，新人会人韦罗说明了他在科莱奥内发起的社会运动是如何捍卫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大众的利益。老板对这一解释很满意，他警告说，任何不能保守组织秘密的人都会面临危险。
韦罗被要求重复兄弟会的效忠誓言，然后伸出右手，被人用针刺破拇指。流出来的血被涂到那张骷髅头上，然后再把它烧掉。在火焰的光亮下，韦罗挨个儿和每个黑手党分子交换兄弟吻。他被告知，在介绍自己是兄弟会成员的时候，他要触摸自己的牙齿并抱怨牙痛。现在他已经正式成为科莱奥内黑手党家族的成员了。
成为一名黑手党党徒，伯纳迪诺·韦罗远不是一名典型的“法西”领袖；留下一份他是如何加入黑手党的书面记录，在当时的黑手党人会者中他是独一无二的。但是韦罗的故事——直到他被谋杀后才为人所知——即便如此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很长一段时间里，左翼作家以困惑的怀疑主义态度对待这份记录，并不只是因为大多数人不相信存在黑手党入会仪式这样的事情。在“法西”运动兴起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黑手党分子恐吓谋杀无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会领袖——数目如此之多，以至于看起来黑手党存在的真正目的就是打击农村工人阶级组织并使其屈服。然而在意大利农民社会主义源头这里，一名社会主义英雄却与黑手党结交。
从科莱奥内黑手党的角度出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会接纳韦罗人会。“君子”从来不会直接抵制任何变化——他们的目标就是把变化往他们想要的方向引导——1892至1893年间的局势变化莫测。“法西”最终可能会把农民变为西西里乡村的一股新兴力量，可能会改变土地的占有和耕作方式；或者他们可能会失败，被重新吸收进当地的政治帮派。和黑手党沆瀣一气的二领主不确定是该反对“法西”还是利用他们从地主那里获得更好的租赁条件。黑手党接近“法西”领袖是为了确保无论未来局势怎样，它都能保持自己的势力。
黑手党对政治意识形态抱有一种沉着、不择手段的态度。它没有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有的只是策略。机会主义是其最高价值。因此，任何社会、政治运动，不管是何种立场，都从一开始注定不会不受到黑手党势力的影响。黑手党的不择手段甚至还涉及它自己的传统。人会仪式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神圣的仪式，甚至也不像许多黑手党党徒自己所想的那样。如果吸收一个人人会比收买或威胁他更容易、风险更小，那么高级老板会毫不犹豫地为他举行必要的入会仪式。
结果，“法西”就不得不时常注意防止黑手党的渗透。一些当地团体甚至在组织章程中规定，禁止已知的黑手党分子加入。之所以这样规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接纳黑手党分子加入“法西”，政府人员将会很高兴地找到借口，以他们不过是犯罪团伙为由去镇压农民组织。结果证明，一项政府调查显示，“法西”在保持其队伍的纯洁性、避免违法犯罪者混入队伍的方面是极为成功的。
然而，在有些地方“法西”领导阶层与黑手党之间有一种可怕的亲密关系，比如科莱奥内。农民首领和黑手党头目在同一个政治市场上比赛谁更能收买人心。农民想获得更好的土地租赁条件，他们中有些人很乐意从任何人那里接受这些条件，而不管这些人是黑手党还是社会主义者。
伯纳迪诺·韦罗讲述的自己如何加入兄弟会的故事要等到他死后才大白于天下，我们暂且搁置不表。1892年至1893年的冬天，一系列事件开始启动。此时，一场在社会底层展开的恐吓和挑衅“法西”的运动正在进行。激进分子遭到暴打，干革堆被烧毁，然后嫁祸栽赃于社会主义者，从而增加政府军事镇压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不断有警方的骚扰，“法西”领袖还因捏造的指控被抓起来。有一些农民还以恶意破坏公物的行为回应地主的不让步。韦罗和其他“法西”领袖明白，罗马的一些政客正在寻找时机向西西里派遣军队。很多“法西”领袖认为和政府的暴力冲突迟早是不可避免的。运动内部有人传出声音，透露出存在趁政府还没进行镇压之前发动社会主义武装暴动的可能性。
就是在这局势紧张的几个月里，韦罗听到很多谣言，说有人要让他消失。为保护自己，他从不在科莱奥内街上单独行走。一天晚上，他看见——并避开——在他家附近等他的三个陌生人。后来，一个科莱奥内的当地人不断接近他，对农民运动表示同情，并安慰他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说地主们已经下令杀他，但是科莱奥内有个秘密组织已经做好要保护他的准备。这个组织甚至还愿意为他提供帮助，并邀请他加入。而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能改变对某些品格高尚、胆识过人的当地人的敌对态度。
韦罗决定接受这个条件。和大多数其他西西里人一样，他对黑手党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或许是一个共济会联盟，或许是某个更不确定、不正式的团体。科莱奥内黑手党给韦罗提供的救命机会促使他决定加入黑手党，对于他当时的想法，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其实，韦罗作出这一决定，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还是在1893年初局势紧张的那几个月，黑手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之间在区域层面有试探性接触。双方都小心翼翼。假如将要发生革命，各个地区的荣誉团体都必须决定为哪边的力量战斗。是支持冷漠、脆弱的意大利政府好呢？还是渗入社会主义农民阶级？对农民领袖来说，他们开始怀疑，为取得将来斗争的胜利而与黑手党结盟，这一代价是否值得。对社会主义力量的乌托邦信念甚至使他们抱有幻想，希望黑手党可以被纳入他们的组织并将其中立化。
4月底，韦罗和另外两名“法西”附属组织的资深成员与巴勒莫的黑手党老板会面。他们的建议是，如果真的爆发一场农民革命，它将由“20万勇士”带领——这些勇士是黑手党党徒及其散兵。（这次讨论似乎具有荷马式的夸张风格）但在达成协议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双方对于没有达成协议的说法不一：可能是黑手党这边得出意大利政府最终将会比“法西”更强大的结论；也可能是农民领袖怀疑黑手党企图代表警方和地主把他们引入埋伏。
很快，伯纳迪诺·韦罗就后悔成为科莱奥内黑手党的成员了。兄弟会渗入“新时代”——韦罗创办的一个俱乐部，是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的中心。黑手党分子们在那里打牌，并利用赌博让假钱混入流通环节。韦罗觉得，显然他和科莱奥内的“法西”组织都有被警方怀疑并被看作罪犯的危险，于是他和“新时代”俱乐部保持距离。黑手党因“法西”组织的一次罢工而占用未耕作的土地之后，他们和农民激进分子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韦罗很快放弃了兄弟会和农民可能达成协议的全部希望。他在后半生不得不设法弥补自己加入黑手党的错误行为——这个错误最终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894年1月3日，罗马和西西里的强硬派最终得逞：5万部队执行戒严令并解散“法西”。12月“法西”举行征税罢工，要求解散腐败的地方议会——这是对黑手党重大政治利益的公开挑战，这时黑手党做出抉择的时刻到了。暴力开始升级。最坏的情况发生了，士兵直接向示威人群开枪扫射，83名农民被打死。在有些地方，有人从矮屋顶或窗口开枪乱射，故意挑起斗争。狡猾的黑手党果断地决定采取行动，支持地主和政府而不是“法西”组织。韦罗设法在科莱奥内的农民中培养纪律性，这就意味着科莱奥内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流血事件发生的地区之一。
伯纳迪诺·韦罗试图从西西里逃走，但是他在1894年1月16日登上开往突尼斯的汽船的时候被捕，被带到军事法庭。对他的控告罪名有密谋发动叛乱、煽动内战、暴力、破坏。审判期间，当局禁止大陆报纸进入岛内采访。韦罗被判有罪，判处监禁12年。严厉的惩罚甚至让许多保守派人士感到震惊。出乎意料的是，韦罗于1896年在一次赦免中获释。但是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将会在政治运动、监狱、流放和被当局起诉之间度过。
1907年夏，韦罗第二次监禁刑满获释。（一家韦罗创办的报社披露当地一名高级警官为副局长找了一个年轻女人之后，韦罗被指控诽谤——这个女人的丈夫在狱中服刑。在韦罗的关键证人收回证词之后，韦罗被判刑18个月。）
韦罗出狱后，数以百计的社会主义党派的农民从内地来到巴勒莫欢迎他。带着旗帜和横幅，他们一大早就坐着专门包租的火车从科莱奥内赶来了。小镇乐队穿着红衬衫，率领队伍穿过街道。身着传统农民服装的妇女在写着“科莱奥内妇女分队”的旗帜下前进。防备森严的他们沿着马奎达街走向尤西卡丹监狱，在那里用欢呼、拥抱和泪水迎接伯纳迪诺·韦罗。在巴勒莫工人会议厅召开会议后，他们兴高采烈地把韦罗带回了科莱奥内。
如今，对“法西”的镇压已经过去13年之久，农民运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士气高涨。在罗马执政的是一个较为开明的政府。韦罗被释放前一年，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使合作社得以用农民的名义向西西里银行借钱，借来的贷款可以用来直接从地主那儿租借土地。回到科莱奥内，韦罗立刻成为一个专门为此目的而成立的合作社的领导。合作社将有潜力成为反抗黑手党最有力的武器，成立合作社的目的就是把中间人，即二领主从农村经济中剔除出去。韦罗知道即将来临的斗争可能会是暴力的，和他密切合作的两个人在他离开时被杀害。他还知道科莱奥内的兄弟会有一笔私人恩怨要和他清算。他还保守着自己加入过黑手党这个屈辱的秘密。
兄弟会一开始很谨慎。他们先是试图贿赂韦罗，让他制止合作社收取他们的租赁契约。尽管黑手党成功地渗入西西里西部的许多农民组织，韦罗一直坚决抵抗。到1910年时，他的合作社已经掌管了9个种植园，把成百上千名劳动者从近似农奴的境遇中解放出来。
但是韦罗的合作社也遭到来自一个天主教基金会——圣莱奥卢卡农业基金会的政治抵抗。这是整个意大利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个征兆。1870年，罗马被占领、意大利统一完成之后，教皇就宣称教会被“抢劫”了，他把自己关在梵蒂冈〔※罗马教皇的驻在地。〕，劝告忠诚的信徒不要在这个不敬神的新国家积极参与任何政治生活。一直到了19世纪末，天主教教徒们在征得牧师的允许之后，才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吸引他们参与政治领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保护忠诚的信徒不受社会主义颠覆性唯物主义信条的影响。
黑手党总是和牧师进行交易，就像他们和政治家进行交易一样一一总是人对人、利益交换利益。现在教会和黑手党在对礼会主义的仇恨方面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据。管理圣莱奥卢卡农业基金会的牧师和信徒都是不知名的人物，人们对科莱奥内教会几乎一无所知。1902年一名牧师给大主教写信，请求大主教不要再让科莱奥内的牧师们“不论白天黑夜”都随身携带枪支。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对当地牧师们的生活氛围有些许的了解。天主教合作社利用兄弟会保护它租赁的土地。韦罗与黑手党最致命的斗争阶段就要开始了。
1910年，伯纳迪诺·韦罗发起了一次税收罢工，抗议一名腐败的天主教市长。市政管理机关崩溃。在后来的选举运动中，韦罗发表演讲，揭发“黑手党和天主教沆瀣一气”。黑手党很快采取了回应行动。12月6日晚，韦罗正在药房等待选票结束，有人透过窗户用猎枪朝他开枪，一直打光了两个枪管的子弹。韦罗的帽子被打飞，腕部受伤，但令人吃惊的是，除此之外他没有受伤。似乎这个未遂的杀手被明亮的灯光以及药房橱窗上的灯影映射得难以把握其袭击目标。韦罗冲出去看是否能认出是谁想要杀他，他和一个有名的黑手党党徒面对面相遇。这名黑手党分子看见他还活着大吃一惊。“看吧，你的手下这次只能搞出点烟雾而已”，韦罗说。
如果说韦罗当众保持得还算若无其事的话，私底下他是很害怕的。他开始发觉黑手党的社会关系无处不在，黑手党和地方议员、行政官以及牧师均有勾结。韦罗说，朝他发射的子弹，闻着有股“黑手党和圣香”的味道。他被迫再次离开他深爱的科莱奥内。尽管他向当局告发了他认为想要杀害他的人．但是由于证人不敢站出来作证，案子丝毫没有进展。
1911年春，韦罗听说战友洛伦佐·帕尼宾托，一名圣斯特凡诺·奎斯奎纳小镇的农民领袖，在家门前台阶被枪杀之后，韦罗绝望地给一位朋友写信：
你看到他们对可怜的帕尼宾托做了什么吗？牧师、黑手党中的二领主已经起来攻击合作社了。现实如此可怕，我沮丧得要疯了。每次看到左腕的伤疤，我仿佛就看见了两具尸体：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的好朋友、战友帕尼宾托。我必须离开科莱奥内，这里的黑手党已经宣布我是叛徒。我还能做什么呢？是把自己变成罪犯，带着子弹和炸药去报仇？还是像个度假的死囚犯一样，等着被杀？
麻烦继续纠缠韦罗。科莱奥内农民合作社的财务主管因诈骗被捕，并谎称受到韦罗的指使。（然而有力证据显示，这名财务主管受到兄弟会的支持。）尽管现在不再有人猜疑韦罗故意违法犯罪，但是他似乎在监管合作社的财务方面确实过于轻信和松弛。他还是被捕了，在监狱里蹲了两年，最后被还押候审。
1913年韦罗被释放出来之后，他依然背着诈骗的罪名。在韦罗的敌人看来，韦罗已经潦倒不堪。韦罗沦落到靠卖酒和意大利面过日子的地步。但是，韦罗一心打算等到罪名洗清之后，再重返政界。农民对韦罗的信心并未动摇，他们请求韦罗在地方选举中做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农民现在终于有了选举权，1912年开始的男性普选制是用民主手段争取公正和平等前所未有的机会。韦罗知道他面临的危险。他经常和朋友说，黑手党迟早要杀掉他，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方法打败他。但是，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接受农民的请求。1914年，他势不可挡地被选为科莱奥内镇长。
1914年至1915年初，韦罗的政治生活主要受到一战的影响。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以及意大利人一样，韦罗反对意大利介入战争。在过去的20年里，科莱奥内人民似乎曾三次处于为自己争得一个更公平未来的生死关头。1894年，“法西”遭到军事管制法的镇压；1910年，他们的合作社受到阴谋和暴力的钳制。现在，在基础更深厚的民主到来之时，他们的希望又因征兵制而落空。意大利最终于1915年5月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除此以外，这段时间也是韦罗个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几个月。孤身一人多年后，这位流浪的活动家安定了下来，他的生活伴侣（他俩在思想上反对婚姻）生了个女儿，他们给她取名为朱塞平娜·贝斯·乌马纳，意即“约瑟芬人类和平”。1915年秋，那个令他担忧的诈骗案的审判终于即将来临。和有关律师谈过之后，他对自己的胜算很有信心。
1915年11月3日下午，天顿时昏暗下来的时候，韦罗离开科莱奥内镇政厅。他拐弯往特里布纳街走去时，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他到达一段延伸至街道高处的四级台阶时，一颗子弹从马棚飞过来，打中了他左臂腋下。他踉跄几步，转过身，掏出他的布朗宁手枪。他开了一枪，但是没打中人，然后枪就卡壳了。又有五颗子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打中了他。摔倒在泥里时，他可能已经死了。
其中一名杀手冷静地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好像是跪在韦罗腰背部。他用手枪瞄准受害人的头颅底部开了四枪。然后他把枪口对准韦罗的太阳穴，又一次扣响了扳机。尸体的惨不忍睹是对其他人的一种警告。
大多数全国性报纸对这件残忍的凶杀案的报道仅有几行字。西线、塞尔维亚及意大利东北边界的战争新闻占据了全国民众的关注焦点。
1900年圣乔治的大审判失败以及1904年帕里佐罗和丰塔纳被判无罪后的很多年里，要激发人们对反对黑手党斗争的兴趣无比困难。意大利的公众意见既消极顺从又疑心重重。听到西西里有组织犯罪的新闻，人们的态度既冷漠又厌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莱奥内镇长的死亡是黑手党的内部事务，并且很有可能的是，没人会为此承担责任。
甚至审讯中提供的惊人证据也没能吸引足够的公众关注。在韦罗的个人资料中，警方发现了一份他亲手写的证词，这给韦罗充分反映了西西里一段戏剧性历史的一生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是韦罗的死后坦白书。他讲了他加入兄弟会的全部真相——这个秘密他之前和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并详细论述了科莱奥内的黑手党是如何运作的。发现这份文件的警察都断言韦罗绝对正直并对他的事业无限忠诚。他们认为，如果韦罗在生前就揭露他所知道的黑手党的真相，他早就被杀害了。
正如所料，尽管该谋杀案有其高度的公众性，没有一个人被定罪。几天后检察长撤回证据，声称他觉得证据并不可靠．审判因此结束。审判的失败让人们又一次注意到，可以信赖的证人一旦摆出“荣誉团体”存在的事实就会变得不再可信了。
兄弟会有充足的理由刺杀伯纳迪诺·韦罗。问题是，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个时候杀他。警方后来推测，黑手党担心韦罗会趁诈骗案审判的机会揭露他所知道的关于黑手党组织的真相。当地黑手党家族有可能还会想到，正在进行的战争可能会减少公众对该谋杀案的关注。过去那么多年，兄弟会曾试图接纳韦罗、贿赂他、在政治上击败他、诽谤、恐吓他。显然，到了1915年，他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了。
即使是在他们势力最强大的时候，黑手党在没准备好承担后果之前，也不会随意除掉他们想杀的人。任何一次谋杀都要考虑风险，而要谋杀像韦罗这样一个在科莱奥内镇周围都有很多热心支持者的有势力的人，更是一个冒险的行动。不幸的是，似乎在这次行动中，黑手党作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
韦罗绝非农民运动中最后一名殉难者。两次世界大战后都出现了大批黑手党展开的政治谋杀。用来对付科莱奥内“法西”组织的策略再次被使用。一旦荣誉团体无法渗入农民组织或是提不出更可行的办法时，它就会以恐怖手段对付他们。大概在韦罗倒下的同时，黑手党的政治牺牲品中还有5名勇敢、正直的牧师，他们的名字值得被记录下来：1910年，圣卡塔尔多，唐·菲利波·迪·福蒂；1916年，西亚古力，唐·乔治奥·吉纳罗；1919年，瑞萨塔纳，唐·科斯坦蒂诺·斯特拉；1920年，蒙雷阿莱，唐·加埃塔诺·米尔仑西；1920年，吉贝利纳，唐·斯特凡诺·卡罗尼亚。新出现的承担社会责任的天主教并非完全没有察觉黑手党存在的事实，并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1917年，科莱奥内的农民在纳斯科广场建造了一座伯纳迪诺·韦罗的半身像，每天早晨会有劳动者在那里聚集，希望能被二领主雇去工作一天。韦罗的塑像向上仰视特里布纳街，这条街正是他被杀的那个地点。1925年，半身像被盗，再也没被找回来。1992年，巴勒莫一名年轻勇敢的左翼市长又造了一座半身像，希望使得这个城镇的居民能够记住黑手党所犯下的罪行。在遭到几次恶意破坏后，纪念雕像最终在1994年7月被毁掉了。黑手党是在向世人强调，黑手党的受害人就是在死后也摆脱不了它的纠缠。
“心脏上长毛的人”〔※一个典故，取自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瑞普·凡·温克沉睡多年，醒来之后发现身上长了长毛。这表明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使用过自己的心脏来表达情感了。后来，人们使用“心脏上长毛的人”这个比喻来形容一个人冷血无情。〕
1925年1月，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在议会中站起来为他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的暴力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并发动了镇压一切反对力量的行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不再是一个政府；它是一个政权。一年之后，这个新独裁政权发起一场打击西西里有组织犯罪的战争来炫耀它的权力。
甘吉包围战，是战争的开场秀，发生于1926年1月1日，当时鹅毛般的大雪落在马多涅山上。前几天警方和意大利宪兵组成50人的流动分队，逐渐形成一道警戒线，逮捕了所有被怀疑和匪徒有勾结的人。这道警戒线和寒冷的天气迫使匪徒们退回甘吉，那里是他们的总部。警方占据了山头及附近一些战略要点。电话和电报线被切断。卡车和装甲车封锁了下面的通道。然后，大批警察和少数穿着黑色衬衫的民兵沿着又窄又陡的道路向甘吉前进。
从它所处的马多涅山上的位置可以俯视整个西西里中部的全景，高耸孤立的甘吉看似坚不可摧；晴天的时候，从整个半岛东部甚至可以隐约看见埃特纳火山的轮廓。在当地，匪徒首领被称作“行政长官”或“警察局长”。他们势力强大，甚至成功说服镇长拒绝接受政府街道照明设备的补助金，声称实际上镇上陡峭的小路在黑暗中更安全。
现在镇上错综复杂的小道上灯火通明，而且路上很多穿制服的人搜查、占领房子，逮捕了很多人。许多被通缉的人躲进当地一个建筑工人造的密室，他是设计隐蔽墙和假房顶的专家。只有少数甘吉人冒险潜入雪中，为躲起来的人传递消息、找寻食物。其余的都挤在家里，门和窗户都上了闩。
1月2日早上，第一名投降的匪徒从他的藏身之处走出来。“马多涅之王”盖伊塔诺·法拉雷洛，现年63岁，自从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及其情夫那天起，他就成了一名逃犯。那大概是半辈子之前的事了。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建立起广泛的关系网，从偷牛、土地管理到敲诈勒索，并获得免于当局干涉所必需的政治保护。他对人说，他不会向警方投降，只会向镇长投降。
在镇政厅，镇长命令包围的军队坐下等待法拉雷洛出现。镇长发现法拉雷洛身材高大，带着军人的神态，族长式的长胡须一直留到腰部。这名盗匪把他装饰性的拐杖摔到桌子上，发表了深思熟虑后的声明：“我的心在颤抖。这是我第一次站在法律面前。我自首是为了使那些受尽折磨的人们重新获得宁静祥和。”几天后，法拉雷洛在狱中跳下楼梯井自杀身亡。看起来，此事没有牵涉到其他人。
军事行动还在继续。任何人不许出入甘吉，警方还想出一系列旨在侮辱藏匿起来的匪徒们的花招。没收他们的牛；在镇广场屠宰他们最英俊的牲口，并廉价出售。他们扣押人质，甚至不放过妇女和儿童。警方人员在匪徒们的床上睡觉——还有谣言传说——凌辱他们的女人。街头公告员被命令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敲着腰间笨重的大鼓，嚷道：
甘吉人民注意啦！巴勒莫区长切萨雷·莫里大人已经给镇长发了电报，命令把他的声明公布于众：
我命令本地区所有逃犯在此最后通牒下达12小时之内向当局自首。一旦过了最后期限，我将对他们的家人、财产及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的任何人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切萨雷·莫里是墨索里尼选来指挥有组织犯罪打击活动的人。这个最后通牒表明了一种典型的姿态，公开地把甘吉行动变成了与罪犯的直接冲突。
包围行动展开时，莫里在巴勒莫，监督新闻界认可他的这项“极为艰巨的任务”。1月10日，由于匪徒依然藏匿在镇里，莫里亲自来到甘吉宣布解放这个城镇。城镇广场装饰着花彩，乐队演奏着军队进行曲。海报上展示着墨索里尼发给区长的贺电。“我表示衷心的满意，并鼓励你继续完成任务，不用考虑任何人，无论其身份高低。法西斯主义已经治愈了意大利的许多伤口。它将烧灼西西里犯罪这个痛处——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炽热的烙铁。”
如果被法西斯控制的报界可以相信的话，演讲当时是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发表的。年轻的巴勒莫法西斯主义领袖阿尔弗雷多·库科，一个身穿黑色衬衫，戴着皮头盔的身材矮小的眼科医生，昂首阔步地带着邀请来的领导走过来，他们应和着领袖〔※意大利人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对墨索里尼的称呼。〕的观点。最后，莫里走了上去。他刚度过54岁生日，如果说他的长相不是很出众的话，也算得上是五官端正。他体格健壮，声音低沉。他喜欢多年来在西西里打击犯罪斗争中所获得的绰号：“铁血区长”、“心脏上长毛的人”。他穿着整洁的套装，并精心挑选了笨重的军靴和厚厚的长围巾与之搭配，这样打扮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这样一条信息：我是个实干家、罪犯的仇人。当天，一名藏匿的暴徒恐吓说要杀死他。
莫里的演说比之前的演说要直言不讳得多。他认为自己对西西里人讲话时使用的语言是西西里人使用的基本的道德语言。
人们啊！我不会放弃战斗。政府也不会放弃战斗。你们有权力从这些恶棍中解脱出来。这场军事行动将会继续，直到整个巴勒莫省获得拯救。
政府将通过我最大限度地履行它的职责。你们也必须尽一份义务。你们不畏惧枪炮，但是你们却害怕和“警察”有联系。你们必须习惯于把这场打击犯罪的斗争看作是每个正直公民的责任。
你们是善良的人民。你们的身体健康强壮。你们拥有正常的男子解剖学上的特征。所以你们是男子汉，不是懦弱的绵羊。保卫自己！让我们进行反击！
莫里的话听起来好像是说给高级品种的家畜听的。他到底有没有发表报纸上刊登出来的那篇演讲还是个疑问。即便这样，这些话还是代表了被派去实施法西斯主义在西西里独裁幻想的人所持有的态度。
几天后，包围结束；130名逃犯及300名从犯被捕。
军国主义、坚决、强硬、壮观：人们对甘吉包围战的记忆与法西斯主义宣传机器所希望人们能够记住的方式如出一辙，他们故意以这种方式开展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斗争。20世纪80年代，黑手党叛变者开始向乔瓦尼·法尔科内招供时，人们清楚地感觉到，黑手党对法西斯主义时期也有相似的记忆。卡塔尼亚的“君子”安东尼·卡尔德龙1986年成为黑手党的叛徒。他表明，在法西斯倒台40年多后，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仍然是黑手党民间回忆的一个创伤。
［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形式发生了变化。黑手党的日子很艰苦。很多人被送往监狱岛，说不准要在那里待到哪一天……墨索里尼、莫里，那些掌管正义的人是这样做的：他们未经审判就让黑手党分子在国内流放5年，这是最长时间的流放时间。5年结束后，他们颁布一项法令又判他们5年。事情就是这样。一项法令！另外5年……战争结束后，黑手党几乎荡然无存。西西里的家庭全被拆散。黑手党就像一种他们不再种植的植物。我的叔叔路易吉，他曾是黑手党老板，一个有权势的人，却最后沦落到靠偷盗养家糊口。
卡尔德龙的叔叔路易吉遭受这些屈辱的时候，卡尔德龙还只是个小男孩，尽管年轻人听到的故事有所有家庭记忆的简单性，这些故事还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以甘吉包围战为开端的法西斯主义镇压给一些积累了多年与黑手党作战经验的警察和法官提供了发动攻势的机会。黑手党损失惨重；大批黑手党分子被送进监狱，有些经过了审判，有些没有经过审判。黑手党组织中其余的人则进入“休眠”状态。
法西斯主义者声称他们解决了黑手党这一问题。但是就像墨索里尼所说的大部分话一样，其实这只不过是瞎吹牛罢了。尽管墨索里尼对信息的控制仍然使历史学家很难了解真相，关于“心脏上长毛的人”——黑手党最恐惧的敌人——的真实故事必然比法西斯宣传和黑手党记忆所反映的更黑暗、更复杂。
切萨雷·莫里的父母在他7岁时才认领他，在此之前他一直住在米兰附近帕维亚的一家育婴院里。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没有社会关系，对一个无名之辈的聪颖少年来说，军队和警局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地方。内政部关于莫里的机密档案跟踪记录了他的一路高升，并对他努力向上的野心和他的勇气毫不质疑。1896年，莫里因追捕抓获一个拉皮条的人而被授予奖章。当时他看见这个人用手枪劫持一名士兵，一个妓女则正要从背后用刀刺杀这名士兵。这是他第一次和暴力犯罪发生面对面的冲突。
莫里的上级对他工作的各个方面的评价都是热情洋溢的：“他精力充沛、果断、谨慎。他对工作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特别是对政治监管职责，因为他了解所有政党的教义以及政治家的习惯和行为。”1903年在拉文纳，莫里搜了当地一名很有势力的议员的身，因为莫里怀疑这名议员身上携带了刀（西西里不是唯一一个议会政治是一种危险事务的地方）。此时，莫里即将升迁。新闻界展开了一场反对莫里的运动。莫里的固执换来的奖赏就是被调往西西里的卡斯特尔韦特拉诺。从这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和黑手党的历史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