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彼得罗西诺
1901到1913年间，大约110万西西里人移居国外——略少于岛上全部人口的1/4。这其中有大约80万选择美国为目的地。不可避免地，有些是黑手党成员，这些精明、残忍的犯罪分子企图在移民同胞以及在连接大西洋两岸的贸易路线中确立保护制度，展开其他犯罪活动。
19世纪大部分时间，西西里的在逃人员到美国避难。深受黑手党分子控制的柠檬业在巴勒莫和纽约之间建立了联系。早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警方就把意大利社区发生的一些凶杀案与黑手党联系起来。尤其著名的是1890年新奥尔良警察局局长大卫·亨尼西被杀案，西西里嫌疑人被以私刑处死。但是直到1900年大移民之后，美国和意大利在犯罪动机、资源以及人员上的交流才成为黑手党非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黑手党是如何到达美国的有两个故事版本。第一个故事发生于西西里大移民时期。1903年发生一桩著名的黑手党谋杀案之后，《纽约先驱报》惊慌地宣告：“‘靴子（即意大利）’将其罪犯负担转嫁给美国。数据显示，这个南欧国家贪婪、不知廉耻、违法地把社会败类成群地卸载到我国门户口岸。”在纽约当地人看来，黑手党像是一种侵犯，衍生于肿胀的轮船肚子的一种传染病。或者，关于此事的另一种看法是，黑手党是一个国际性的犯罪阴谋，决心要扩张至美国这片处女地。
第二个故事发生的年代比较近。它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现在已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意大利移民的后裔流传开来的。他们根据黑手党来到美国这件事所编成的故事与“罪犯人侵”的故事完全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版本。穿越大西洋的西西里农民沉浸在古老的“乡村骑士”的传统中。面对大城市资本主义和机器政治的肮脏残忍，他们整合了从乡村祖国带来的文化资源。当西西里古老的家族和荣誉价值观遭遇美国梦的黑暗面之后，黑手党诞生了——据说是这样。
事实上，美国城市和西西里并非像这两个故事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有着天壤之别。比如，科莱奥内并不是个乡村村庄。它是意大利众多的农业型城镇之一，市场经济、庇护政治和有组织性暴力占主导地位。尽管科莱奥内的农民贫穷、迷信、遭受压迫，他们并不像意大利裔美国记者阿道夫·罗西采访伯纳迪诺·韦罗时对“法西”的感伤描写所显示的那么无知。西两里的劳动者很清楚效忠于镇上一个正确的帮派对他们的生存来说有多么重要，因为这个帮派能施舍给他们工作、土地和救济金。许多人对怎样加入政治、商业活动不抱幻想。他们大多数打算在美国积累财富和关系资源之后，再回西西里。在这一点上，西西里岛的移民和朝着里加码头吐口水的犹太难民并不一样；这些犹太难民只不过打算在此作短暂停留，然后再启航穿越大西洋开始崭新的生活。
不管是西西里政治还是它复杂的暴力产业都没有什么陈旧过时一说。各种各样的西西里人都在蓬勃发展的美国城市中具备生存本领。穿过大洋后，不管他们乐不乐意都发现，这儿和家里没什么两样。他们通常进入美国社会的第一次机会是通过“包工头”〔※过去在美国招募意大利移民工人的包工头。〕（padrone）制度。要想找份工作——通常是在建筑业——你必须成为一个老板的受保护者。有时候，老板会利用恐吓手段垄断工作市场的一个部门。老板甚至还会给穷困的移民提供船票费用，等他们找到工作后，再连本带利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北美新移民的世界和西西里一样，权力掌握在强硬、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个人而不是机构手中。
纽约市意大利社区的政治对西西里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老板们代表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所谓的“棚屋阶层”）控制了城市的许多选区来拉选票。他们深入发掘他们地盘上每个可能的势力、赞助资源，包括犯罪团伙。美国和西西里一样，有组织的劳资纠纷经常会遭遇腐败和暴力的结合。
伊丽莎白街是纽约市西西里社区的中心。1905年，大约8200名意大利人——大多数是西西里人住在这条街上。这些聚集的人口所形成的区域，在面积上与西西里内陆许多农业型城镇相当。电影很好地重现了20世纪初伊丽莎白街这种地方的景象，狭窄的房屋、汗血工厂以及载满货物马车充斥的街道（意大利出口产业依靠向美国的意大利移民供应食品而繁荣）。
在西西里移民大批涌人的时期，美国人带着惊恐和同情的心情观察着移民区的发展。1909年一名改革家是这样描写伊丽莎白街的：
这里住着无数人，在写字台抽屉似的小盒子房间里喘息着。小盒子上凿着窗洞，可以向外看对面的盒子以及上方大声喧哗的盒子。在家的那些人在窗口逗留时衣服穿得少之又少，砖块、铺路石、沥青砌成的光秃秃的街上挤满了呼吸新鲜空气和寻找乐趣的孩子。
对西西里农业城镇的贫困回忆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才使得刚刚移民到纽约的意大利人甘愿忍受这样的生活条件。
但是，无论是善意的当代人的记录还是现在的电影图像都无法捕捉到意大利居民区的经济活力。1878年阿道夫·罗西第一次来到美国时，马尔伯利弯道是个爱尔兰贫民窟。他记得那个地区“凄惨、肮脏、大多是木头建造的破屋”。在意大利人大批移居大洋彼岸期间，他成了意大利政府的移民专员，负责汇报意大利人在美国的生活状况。1904年他返回曼哈顿，欣然报告自从意大利居民区建立后，房价和租金都上涨了，住房质量也显著提高，意大利人本身是地产市场的主要投资者。从西西里半岛上来的移民，尤其是女人，还表现出对教育的热情。在美国的意大利人，抓住机会在各方面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就是在这种生气勃勃的环境中（非常西西里化，同时也非常美国化），黑手党迁移到了美国。黑手党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扩散地又快又远。黑手党迁移到美国有两种基本的方式。第一种快速、灵活，通常和某种商业动机有关，比如说某一种特定毒品的交易。在国内黑手党头子的准许和帮助下，单个的黑手党分子可以带着黑手党的名号到任何地方，在所到之处建立类似的临时交易所。
但是“君子”并不是只做生意，他们还管理着一个影子政府。黑手党“家族”式地域控制制度如果要实现向西西里西部以外的地区扩张，许多因素都必须安排妥当：保护费、政治关系、相邻“家族”之间的协议，新闻界、警方以及当地人口中重要人士所表示出的友好态度等等。将这样一个私有化的政府形式移植到国外只能慢慢进行。即使在西西里西部，各个地区黑手党的控制范围也有所不同。经过140年的发展历史之后，黑手党在意大利大陆上还是只有互相隔离的落据点。美国肥沃的犯罪土壤为黑手党提供了可以完全转移其犯罪形式的发展环境。两个意大利裔美国人（乔·彼得罗西诺和朱塞佩．“皮杜”·莫瑞罗）的经历，将黑手党到达美国的经过鲜明地烘托出来。
1908年10月19日，一封致纽约警察局局长的内部信件：
先生：
依照警局法规第30条第三段的规定，我敬重请求准许我接受由意大利政府提供的一块金表。
约瑟夫·彼得罗西诺谨上
警探局，意大利科
下面是美国驻巴勒莫领事寄给纽约警察局局长的一份未注明日期的备忘录：
彼得罗西诺用古列尔莫·迪·西莫尼这个名字在巴勒莫的法兰西大酒店旅馆登记入住。1909年3月12日，他站在玛丽娜广场上加里波第的雕像下等候电车，此时两名男子朝他开了四枪。他中了三枪，当场死亡。他右背中枪，双肺被穿透，左边太阳穴中枪。彼得罗西诺当时没携带武器。在他酒店的旅行箱里发现了一把韦森转轮手枪。案发现场附近发现了一把重型手枪，这把手枪已经射出一个枪管的子弹。
日期为1909年5月11日的纽约警察局备忘录：
从警察局局长处收到：上尉彼得罗西诺的金表和金链、一对金链扣、手杖以及两只行李箱。行李箱里装有一些随身物品、一包信件和一张12.4美元的支票。署名：路易斯·萨利诺。
1903年4月14日早上6点，一名胖胖的中年妇女弗朗西斯·康纳斯在上班路上经过靠近D大道拐角处、东11街743号的纽约木锤和把手制造厂时，一件外衣引起了她的注意。外套盖在人行道旁边一只饱受风雨侵蚀的糖桶上面，边上是一堆木头。提起外套，她看到一只右脚和一只左手。再往桶里一看，里面是一具男人的尸体，穿戴整齐、蜷着身子，头挤在两只膝盖之间，脖子上缠着一条粗麻袋。康纳斯夫人的尖叫引来了两名巡警。尸体尚有余温。
后来的分析报告显示，受害者颈部有18处浅刀伤，喉咙被深深割了一刀，头几乎要断下来。此人穿戴得体，双耳扎有耳洞。临死前他吃了很多东西：土豆、豆子、甜菜、沙拉，还有意大利面。桶底有一层3寸厚的锯末，里面还掺杂有洋葱皮、咀嚼过的深色意大利雪茄烟头。
纽约报纸很快称之为“木桶尸体”案，这桩神秘案件引起美国人对从“靴子”涌来的大群罪犯的恐慌。在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背后，这桩案件还提供了一些错综复杂的线索，证实了西西里大移民时期黑手党在美国存在的事实。这桩案件还是一名意大利裔美国警察成名之路的里程碑，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朱塞佩）彼得罗西诺。这桩案件可能是导致彼得罗西诺六年后在巴勒莫玛丽娜广场被人杀害的原因，彼得罗西诺的被害是黑手党历史上最有名的谋杀案之一。
发现木桶里的尸体一天后，警方抓捕了一个制造假币并敲诈勒索的黑手党团伙，该团伙共有九名成员。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受到美国特勤局人员的监视。据怀疑，他们把假造的美元装在橄榄油罐的假底运出去。这些钱通过代理网络分散给东海岸的一些城市。
案发前一晚，有人看见受害者进入并离开斯坦顿街16号的一家肉店，这是黑手党团伙的据点之一。稍后，他去了一个酒店，酒店后面有个小饭馆。他进去后就再也没出来，于是当晚对疑犯的监视就结束了。酒店属于一名来自科莱奥内的34岁男子。众所周知，他是那个团伙的头子朱塞佩·“皮杜”·莫瑞罗。
莫瑞罗在包厘街被捕的时候，持有武器，口袋里的雪茄和在木桶里发现的一模一样。他的酒店地板上有锯末，并且发现锯末里有洋葱皮和烟头。莫瑞罗很容易辨认：右手仅存一只小拇指。警察审问他时，他拒绝回答，甚至不愿意告诉审讯者右手上的其他手指是怎样失去的。
盛放尸体的木桶比莫瑞罗传达的信息还多。桶底的一个印模记号“W&T233”引导侦探从东河长岛那一边的炼糖厂查到曼哈顿华盛顿街365号的“华莱士·汤普森”杂货店。他们只有一个西西里客户彼得罗·因泽里洛，莫瑞罗“家族”的另一成员。因泽里洛在伊丽莎白街226号开了一家点心咖啡馆，在那里又发现两只有相同记号的木桶。
在调查警司彼得罗西诺的努力下，辨认受害人身份有了突破性进展。彼得罗西诺本人身材矮小、强壮结实、满脸疤痕、鼻子塌陷（欧内斯特·博格宁在1960年一部令人失望的电影《联邦警探》里出演彼得罗西诺）。彼得罗西诺1860年出生于意大利大陆南部萨勒诺附近的贫苦家庭，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移民到了美国。在纽约市的公立学校学习是他超越父母身份地位的第一步。他成了一名清洁工，后来又在运送垃圾的驳船上当上了工头。当时，警方负责监督纽约的垃圾收集。彼得罗西诺受到一名当地官员的注意，这名官员给了他穿制服当警察的机会。
在世纪之交意大利移民和罪犯显著增多的时候，彼得罗西诺在纽约警察局的缓慢晋升速度开始加快。由于发出警告说新泽西州帕特森的一个由大多数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团伙计划暗杀总统威廉·麦金莱，彼得罗西诺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但是，这一警告并没有受到上司的注意。1901年12月6日，麦金莱在布法罗〔※纽约西部的一个城市。〕为泛美博览会举行开幕典礼时中枪身亡。
在发现木桶里的尸体几天之后，彼得罗西诺沿着哈得逊河东岸走了50公里来到纽约州新新监狱所在的灰色街区。他在意大利居民区的一个熟人暗示，这里一个因造假币而被判刑3年的朱塞佩·迪·普利莫可能知道木桶里的尸体是谁。他在一间牢房会见了迪·普利莫。这间牢房是70年前由服刑人员在监狱采石场开凿的石头建成的，潮湿、阴冷、狭小。牢房长2.1米，宽仅97厘米，从地板到房顶的距离只有197厘米。新新监狱不愧是一座最臭名昭著的监狱。
给迪·普利莫看死者的照片时，他立刻就认出这是他的内弟贝内代托·马多尼亚。极度悲伤且被新新监狱的条件折磨得绝望了的迪·普利莫供认，他和马多尼亚都参与了一只手指的“皮杜”·莫瑞罗的制造假币行动。马多尼亚是团伙中负责把假币混入流通环节的人之一。他曾去找迪·普利莫要回属于莫瑞罗的一笔钱。这是马多尼亚被杀前迪·普利莫最后一次见到他。
彼得罗西诺回去之后，安排马多尼亚的遗孀来辨认尸体。在死者的马甲里发现有一串表链，但是没有手表。他的遗孀描述了不见了的钟表的模样，表的底部印有火车头的图案。
其中一名被捕的匪徒，叫做多玛索·佩托，外号“公牛”，年龄24岁，身材高大，粗脖子。警察在其口袋里发现包厘街一家当铺的收据。上面的日期和发现木桶尸体的日期是同一天。警方把收据拿到当铺后，找到了刻有火车头图案的手表。现在警方怀疑“公牛”就是谋杀马多尼亚的凶手。
对此案的审讯于1903年5月1日开庭。没有一名匪徒向纽约警察局惯常使用的粗暴的审讯手段屈服。16人被委任为陪审团成员，但是只有八个人到场。受害者的儿子第一个被传唤出庭指认手表。一名参与此案的警探回忆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他看了看表，正要说话，这时挤满了黝黑面孔的法庭传来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和嘘声。其中一个人跳起来，把手指放在嘴唇边。这时候，年轻的马多尼亚不确定那块表是不是他父亲的表了。
在同样的压力下，马多尼亚遗孀的记忆力似乎也衰退了。
迪·普利莫被从新新监狱带过来作证。警方断定普利莫和“公牛”相互仇视许久了。但是迪·普利莫却快活地声称，他们是好朋友。很明显，经过深思熟虑后，普利莫决定默默地在新新监狱服满刑期。此案就此不了了之。
我们可以将彼得罗西诺及其同事们发现的有关莫瑞罗匪帮的事实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意大利黑手党做一对比。木桶谋杀案之后被抓的一些黑手党分子据说是从西西里岛进口葡萄酒、油和其他农产品的人。柑橘水果、油、奶酪和葡萄酒的交易为犯罪分子往来于大西洋和美国之间提供了很好的掩饰。这些商品也给黑手党分子提供了收取保护费和达成垄断的机会，就像他们在西西里那样。
如在西西里的情形一样，枪支许可证明显是匪帮和纽约当局之间相互勾结的证据。1903年4月被捕的莫瑞罗团伙成员拥有法律许可证，可以在城市范围内携带枪支。他们的枪支许可证是在辖区警长的推荐下由警察局副局长授予他们的。有人刚到纽约28天就拿到了枪支许可证。大西洋对岸的罪犯关系网络显然很强大，黑手党分子离开巴勒莫时心里十分清楚，一旦过了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位于美国纽约州纽约港内的一个岛屿。与自由女神像的所在地自由岛相邻。埃利斯岛是1892年至1943年间美国的主要移民检查站，于1954年关闭。目前，埃利斯岛上的移民管理局已经改建为移民博物馆。〕之后很快就能合法地携带武器。《纽约先驱报》公布了这些事实后不久，警察局局长尴尬地撤销了322张枪支许可证。
有确凿证据证明美国和西西里的黑手党有密切联系。莫瑞罗匪帮的成员之一在“木桶尸体”案调查期间被彼得罗西诺通缉讯问。这个人就是唐·维托·卡希奥·费尔罗，后来被“铁血长官”切萨雷·莫里逮捕入狱。在木桶尸体谋杀案之前，他逃离西西里岛以躲避因被怀疑与一起绑架案有关而引来的特殊警方监视，尽管后来他声称他去美国只是做生意——他是一名柠檬进口商。费尔罗在“木桶尸体”谋杀案的围捕中逃掉了，逃到了新奥尔良，那里大概居住着12000名西西里人，黑手党势力雄厚，后来他又返回了西西里岛。1905年，莫瑞罗匪帮又加入了另一位移民朱塞佩·丰塔纳，此人刚在艾曼纽·诺塔巴托洛谋杀案中被无罪释放。
莫瑞罗匪帮的构成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有关西西里岛“君子”之间协调程度的重要信息。莫瑞罗来自科莱奥内，卡希奥·费尔罗来自附近的比撒奎诺，两个地方都位于巴勒莫南面的内陆地区。丰塔纳则来自西西里岛首府附近的维拉巴泰。其他成员来自帕尔蒂尼科，在西部更远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些“君子”来自不同的西西里“家族”。“皮杜”．莫瑞罗的匪帮显然构成了整个巴勒莫省内外极有野心的“君子”的交易站。美国商业成了关系整个西西里黑手党利益的事情。另外，黑手党之间强烈的共同利益意识足以使在西西里各个角落获得的“犯罪证书”在大西洋对岸得到认可和重视。
莫瑞罗匪帮在和西西里任何“家族”相同的领域管辖原则上建立其在纽约的权力基础：保护费和庇护制度，与警察勾结以确保免受起诉，在移民社区拉拢大批选票，如此等等。由于对新国家的政治不懂或是不感兴趣，许多移民乐意用选票从赞助人那里换取点小恩小惠。
但是，黑手党分子在国内的工作环境与在纽约的工作环境有一些重要区别。黑手党领域控制制度面临的问题是，美国是一个更为流动和多样化的社会，向来有它自己的犯罪和腐败传统。和其他移民区一样，伊丽莎白街的人口总是不断地流动。从旧大陆移民过来的人来了义走。许多新移民义去了美国的其他地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些人搬到更有益健康的地方，比如哈莱姆、布鲁克林以及其他更远的地方。
黑手党分子在新大陆必须像被他们鱼肉的意大利百姓那样不断迁徙。莫瑞罗在纽约安定下来之前，去过美国的许多地方。他的匪帮在哈莱姆东区的西西里社区还有一个据点。年轻的西西里人尼古拉·金泰尔1905年在费城正式加入黑手党，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多次在不同城市的黑手党“家族”之间调动（金泰尔是下一节的叙述对象）。他和很多地方的“君子”打过交道：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匹兹堡、克利夫兰、芝加哥、密尔沃基、堪萨斯城、旧金山以及加拿大。据他所说，一战前那些年，黑手党是牢牢扎根于整个北美西西里社区的犯罪网络，但是在这些社区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势力。
这张网络指望着纽约来领导。迄今为止，纽约拥有最多的西西里移民人口，而且它是西西里岛货物和人员的主要运输终点站。还是那名黑手党分子——算是对此类事情比较可靠的证人——证实在1909年以前，“皮杜”·莫瑞罗一直是黑手党美国分支的最高老板。
不管莫瑞罗在全国的西西里黑手党内部有多高的地位，他在纽约的地位得来的却是很不容易。“木桶尸体”谋杀案发生之时，莫瑞罗“家族”发现周围的黑手党遵循不同的游戏规则，说着不同的意大利方言，甚至来自不同的国家。纽约市的黑手党不像西西里的黑手党那样，隶属于同一组织的各个“家族”之间经常会进行协商，而是面临着一个国际化的黑社会，需要懂得国际外交策略。
莫瑞罗“家族”在意大利居民区建立据点时，纽约犯罪市场已经成为激烈的竞争场所很多年了。曼哈顿的公寓在世纪之交之时成了各大匪帮地盘的汇集地，例如“煤气房帮”、“地鼠帮”、“哈得孙除尘器帮”和“珍珠扣”帮，这些匪帮通常由耍酷的年轻人组成。1903年，保罗·凯利的“五点帮会”控制了包厘街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地区，包括意大利居民区。凯利出生于那不勒斯，原名保罗·安东尼奥·瓦卡雷利。在短暂的拳击生涯期间，他更换了一个听起来像爱尔兰人的新名字。他衣冠楚楚、说话温和，但据说他掌管1500名恶棍，大多是意大利人，但也有一些犹太人、爱尔兰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凯利的帮会囊括了卖淫、赌博、保护费、房地产和机械政治。虽然他自己从未竞选任何职务，但是他得到上面蒂姆·苏利文的支持，此人是下东区毫无争议的黑手党领袖，属于民主党派。出生在美国的政治家，尤其是像苏利文这种人，是唯一一些看似有能力在不同种族的贫民窟之间建立权力基础的人。
如果真如当时的报纸暗示的那样，西西里黑手党觊觎征服纽约的话，那么它需要在半个世纪前就来到这里。利用西西里社区的据点，黑手党有资源和能力在纽约的黑社会开拓出一块具有竞争力的地盘，但是他们发现要统治纽约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的西西里黑手党还面临着品牌控制的问题。是美国把“黑手党”这个词变为最著名的有组织犯罪的品牌。“木桶里的尸体”这类有名的案子开始把“黑手党”一词传播得更广泛、更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个标识脱离了最初开始以该名字进行交易的那群当地西西里组织。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就像“胡佛”（Hoover）原本是一个吸尘器品牌，现在却用来泛指任何老式真空吸尘器一样，美国新闻界用“黑手党”一词泛指一切形式的意大利有组织犯罪以及任何匪帮活动（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对西西里人来说是一项显著的成就，毕竟他们是成熟的黑社会市场中的后来者）。
所谓的“黑手”（意大利语“Mano nera”，英语“Black Head”）进一步说明了这个名称在美国的膨胀。“木桶里的尸体”一案引起新闻界对大量以富裕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为目标的勒索案的注意。《纽约先驱报》的头条新闻写道：“居住在纽约的意大利人在黑手党伸长的魔爪的恐吓下保持沉默。”“大量美国商人因被勒索而付给黑手党赎金。”1903年8月3日——发现木桶里的尸体几个月后——尼古拉·加比洛，一名成功的布鲁克林建筑承包商收到这样一份通牒（用意大利语写成），上面画有一只骷髅：
明天下午不来布鲁克林第72街和第13大道与我们会面的话，我们将炸掉你的房子，杀掉你和你的家人。若敢把我们的行动透露给警方，等待你的将是同样的下场。
黑手帮（Mano nera）
这种恐吓信在意大利南部被称作“lettere di scrocco”，即“勒索信”，因为写信人通常抗议他们的贫穷，同时提出威胁。这种手法甚至在黑手党产生之前就已经在暴力产业里使用了。于是加比洛先生的遭遇符合欧洲旧大陆根深蒂固的模式。拒绝合作后，他收到了更多信件。他们要求的金额增加到10000美元。这时，他的三个老朋友和一位陌生人来到他家，主动提出与敲诈者调解，把金额降到1000美元。加比洛决定同意这一建议，但在他交出钱几天后，那几个人又来要钱。加比洛由于担心他所有的财产被榨光，便报了案。他的“朋友们”被逮捕并被判刑。
“黑手”（“Mano nera”或“Black Head”）这个名字注定要比这个匪帮更为成功。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勒索信开始署名“黑手”。显然，是兴奋的新闻报道开始让犯罪分子有了这个想法。这个名字从纽约传到芝加哥、旧金山和新奥尔良，直到它一度比“黑手党”（mafia）一词更多地被用来指代意大利的有组织犯罪。
“黑手”成了一种犯罪流行。除了专门的匪帮之外，嫉妒的邻居、商业对手、拮据的工人和恶作剧者也写署名“黑手”的信。这种由“荣誉团体”使用的犯罪名称竟被如此滥用，这在西西里岛是难以想象的。在每条街上都有间谍的黑手党家族以野蛮的手段维护他们对恐吓的垄断权。
尽管没能给嫌疑人定罪，“木桶尸体”案使约瑟夫·彼得罗西诺成为纽约人眼中的新型英雄，就像早期的拓荒者一样。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就是美国救赎力的一个寓言故事，他从一名贫穷的拉丁佬（dago）〔※美国人对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蔑称。〕变成一位正派的警探。还有谁能在潜藏着黝黑的意大利移民的黑暗、拥挤的公寓和汗血工厂巡逻保卫美国人呢？
彼得罗西诺把数以百计的意大利犯罪分子遣送回国，还关押了许多人。他在纽约警察局的官职继续往上升。1905年1月，他被任命为纽约警察局新设的意大利分科科长。不久后，他成为第一个被升为中尉的意大利裔美国人。1907年，他在意大利居民区中心莫特街的圣帕特里克老教堂和阿德利娜，萨利诺结婚。
第二年，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来纽约访问，彼得罗西诺被派去维护治安。这个当初被怀疑杀害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的嫌疑犯后来被宣布无罪释放。他到纽约是来感谢那些据说为他的事业贡献了2万美金的人。接受《纽约先驱报》一名记者的采访时，唐·拉法莱声称，他此行的首要目的是“给他的西西里同胞灌输良好的公民原则”。当被问及是否和黑手党有关系时，他笑了笑。
此时，彼得罗西诺的名声已经传开了。新从意大利南部来的罪犯会要求被带到警察总局，让朋友指出那个他们常常听说的警察，以便能够见识一下他的模样。1908年秋，这位勇敢的中尉因参与逮捕那不勒斯一名带头歹徒而被意大利政府授予一块金表。
尽管意大利授予彼得罗西诺一块金表，他和他的上级已开始对意大利当局不能阻止犯罪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离开意大利海岸来到美国感到厌倦了。1909年2月，彼得罗西诺成为警察局新成立的情报分部的指挥官。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意大利建立一个独立的关于西西里有犯罪记录的匪徒的情报网。考虑到给黑手党分子定罪的困难，彼得罗西诺希望能利用在西西里岛搜集到的情报尽可能地把更多的非法移民从美国驱逐出去。
1909年2月21日，彼得罗西诺抵达意大利南部的热那亚港。向南行进时，他中途在罗马停留去见了一些官员，还去萨勒诺附近看望了他的哥哥。2月28日，“黑手帮”的匪徒在巴勒莫着陆，准备在黑手党的家乡与其展开较量。
彼得罗西诺的尸体于4月9日由冠达邮轮公司的“斯拉沃尼亚”号运回纽约。当时他已经被害四周。船只因天气恶劣而被耽搁。彼得罗西诺的遗体被列队护送至他拉法叶街233号的公寓。五个排的骑警和一个仪仗队护送灵车，车上放满了西西里和纽约的官方机构敬献的花圈。原计划他的尸体庄严地躺放在开着盖子的棺材里供公众瞻仰，但是由于尸体防腐失败，人们只能看到盖子上的一张照片了。《纽约先驱报》估计有2万人来追悼他。报纸还怀疑，尸体防腐是被故意搞砸的，这是西西里黑手党对死者最后的侮辱。4月12日，另一支庄严的队伍带着彼得罗西诺的尸体穿过街道来到莫特街的圣帕特里克教堂举行葬礼。
彼得罗西诺的死是因为他低估了西西里黑手党的势力和残忍。他的街头常识只适用于纽约，他对于故国有种移民者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木桶尸体”案调查期间，当在一次访问中被问及黑手党时，他的谈话充满了偏见和民间传说：
几乎每个从西西里来到这里的人都受到这种道德疾病的折磨。它是遗传而且不可根除的。黑手党是一个联系松散的组织，但是那种反抗一切形式的法律、一切形式的官方机构的精神是所有和它有联系的人的本能。在西西里，妇女和孩子在田间拼命千活，男人则会肩上扛着枪招摇过市。
彼得罗西诺去意大利本该“保密”的任务被纽约新闻界事先宣告出来。到了巴勒莫之后，他拒绝了提供的武装护卫队。他认为他唯一需要的保护措施就是用以行贿的美金。他使用这个在纽约证明极为成功的手段，大胆地试图与犯罪分子及黑手党在大街上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当然，这也是西西里警察会做的事，但是他们从来也不会想到单独这么做。彼得罗西诺死后，人们发现他居然把手枪忘在了酒店房间。
巴勒莫警方怀疑彼得罗西诺的死和“木桶尸体”案有关。两名黑手党分子和彼得罗西诺在同一时间回到西西里岛，并用密码电报与“皮杜”．莫瑞罗保持联系。有种说法是，莫瑞罗和朱塞佩·丰塔纳指使维托·卡希奥·费尔罗代表他们安排这次谋杀。卡希奥·费尔罗被捕时，警察从他的身上搜到一张彼得罗西诺的照片。但是他有不在场证词：唐·维托的政治盟友、一名议员，声称彼得罗西诺被枪杀时，该黑手党分子正在他家。令美国新闻界气愤的是，这个案子甚至从未开庭审理。
多年后，在法西斯统治下，卡希奥·费尔罗被宣判无期徒刑，他的事业从而画上了句号。费尔罗在狱中接受了采访。他说他这一生只杀过一个人，“而且，我那么做是公正无私的”。这一隐秘的话语被理解为是暗指最为著名的谋杀案：乔·彼得罗西诺谋杀案，他的名字曾与之联系在一起。他话里的隐含意思可能是说他是为了帮助他的美国同僚才进行谋杀的。这种“坦白”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他犯了杀人罪。它可能只是费尔罗为享受荣誉而从另一个黑手党分子的经历中所偷来的故事。和“木桶尸体”案一样，乔·彼得罗西诺谋杀案也仍属未破案件。
和大多数到美国的西西里移民一样，莫瑞罗匪帮的成员可能并不打算长期居住。但是和这些移民中的很多人一样，最有名的成员在美国度过余生。对一些人来说，这段时间并不算很长。因泽里洛又开了一家小点心店，但随后不久便被枪杀。迪·普利莫由于在新新监狱表现良好而提前出狱。“公牛”佩托搬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朗敦。1905年10月25日晚，佩托在自家后院，被人用猎枪打了5枪。彼得罗西诺怀疑迪·普利莫是凶手。彼得罗西诺被杀后，朱塞佩·丰塔纳很快消失了。
匪帮的其他成员在纽约几十年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彼得罗西诺被害那一年，“皮杜”．莫瑞罗因在东哈莱姆区开设假币工厂，被判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服刑25年。他丢掉了黑手党组织首领的角色。
1916年，莫瑞罗黑手党的其他成员和布鲁克林的那不勒斯人展开了一场斗争。在布鲁克林海军街一家咖啡店外的一次埋伏战中，“皮杜”的哥哥中弹丧命。那不勒斯人企图夺取莫瑞罗对洋蓟的控制权，但是失败了。洋蓟是意大利食物中的一种关键成分，这种特殊蔬菜的交易由“皮杜”同父异母的兄弟两罗·特雷诺瓦掌管，他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是“洋蓟王”。奠瑞罗匪帮在斗争中赢得胜利，那不勒斯人的几个领袖被捕，而且令他们大为吃惊的是，他们还因这次的伤亡被送进监狱。
“皮杜”．莫瑞罗很快就被释放出来。1919年，他在西西里被人认了出来，他正试图获得意大利黑手党的支持，因为下一任最高老板已经将他判了死刑。这些外交努力似乎成功了，因为三年后他还活着，并且还和那个判他死刑的人一起并肩作战。但是，此时美国有组织犯罪的版图已经彻底改变了。
考拉·金泰尔眼中的美国
美国有组织犯罪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不是某次死刑，不是高级匪徒的某次会议，也不是某个西西里“大老板”的到来．而是禁酒法案的实施。1919年1月，在战时对德国酿酒商的荒唐抗议的推动下，美国宪法通过了第18号修正案，禁止“制造、售卖乃至运输酒精类饮料”。同年晚些时候，沃尔斯特法案（即禁酒法案）的通过使第18号修正案生效。这样一来，国家最赚钱的行业之一移交到了犯罪分子手里。从原料、制造、包装到直接运输到地下酒吧桌子上，匪徒们通过卖滔敛集了大量无需纳税的利润。据估计，在1933年禁酒令废除之前它给非法经济创收20亿美元。
许多普通美国人喜欢喝酒，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不允许他们喝酒，于是匪徒们就成了他们的朋友。酿私酒者的高死亡率给他们的工作增添了魅力。一般人认为，“他们只互相残杀”。贩酒的暴利以及公众对非法造酒的友好态度也降低了腐败的门槛。警方、政治家和法官都在这种非法财源中捞得一把。
禁酒法案带来的非法自由竞争让美国人忘记了世纪之交时他们对黑手党以及“黑手帮”的兴趣。把私酒贸易看作是“拉丁佬”入侵的结果是完全不可行的。欧洲移民的大量涌人在一战期间告一段落。战争结束后，一系列法令向移民关闭了美国人所称的“金色之门”——或者至少对那些没有秘密通道的非黑手党分子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典匪帮时代，在公众心目中是一个由多民族的“罪犯”和“强盗”统治的时代，而不是由意大利“黑手党分子”或“君子”统治的时代。
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公众舆论才又一次把黑手党和有组织犯罪搞混。1969年，马里奥·普佐撰写的《教父》的出版把美国的犯罪集团完全是从西西里传过来的错误公众意见固定下来。禁酒令时期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纽约大都会区，50%的酿私酒者是犹太人，相比之下只有大约25%的意大利人。
然而在美国各个城市的意大利移民社区内，在禁酒令颁行的时候，一个特定的西西里黑手党组织早已确立下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们的历史最好的见证人是尼古拉·金泰尔，他出生于西西里，却于1905年在费城正式加入黑手党，他被称作“尼克”或“考拉”，取决于他出现在大西洋的哪一边。1963年，已经年近八十、在罗马隐居的金泰尔作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决定写一部自传。他把自传稿件交给了一名记者，部分稿件是由其口述、别人代为整理的。这名记者然后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帮助他填补稿件中的一些空白。金泰尔是第一个以撰写自传的方式讲述自己经历的西西里“君子”。
人们对金泰尔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始终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神秘感。如同经常发生在意大利的情况一样，这或许和政治环境有关。然而，最单纯的动机，也是金泰尔自己讲出来的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他说自己是个痛苦的老人。他的孩子各个事业有成，但是他们都为自己的犯罪出身感到耻辱，并对他们的父亲唯恐避之不及，而正是这位老人为他们支付了学费并购买了房屋。
考拉·金泰尔的故事似乎在含糊其辞地为自己的生活辩护，为自己辩护同时也为其他人辩护。他力图把自己刻画为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在黑手党组织内部寻求和平与正义之路的“君子”形象，但并不完全成功。有一件逸闻趣事可以证明金泰尔相当长时间以来都在努力以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塑造自己的形象。一名男子声称自己曾在1949年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和金泰尔谈话。事实上，他还深情地回忆起当时自己如何受到金泰尔的眷顾，金泰尔又是如何自始至终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小教授”的。此人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学生，他说这位老练的黑手党分子以一种假设的方式讲述了他心目中的黑手党分子的形象：
小教授，假如我没带武器来到这里，而你拿起一把枪对着我说：“考拉·金泰尔，跪下。”我会怎么做？我会跪下。这并不是说，因为你逼迫考拉·金泰尔下跪了，你就是黑手党党徒。这只意味着你是个手里有枪的笨蛋。
现在，如果我，考拉·金泰尔，没带武器走了进来，而你也没带武器，我对你说：“小教授，你看，我有点麻烦。我不得不要你下跪。”你会问，“为什么？！”我说：“小教授，听我解释。”然后，我尽力说服你必须下跪。当你终于跪下了的时候，这才意味着我是黑手党分子。
如果你最终还是拒绝下跪，那么我只好朝你开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赢了：那样我就输了，教授。
显然，金泰尔描述自己的形象时，一定要让自己的手里放上一把手枪。如果手里没枪的话，金泰尔连维持自己的虚构形象都有问题。
那个“小教授”就是安德烈·卡米乐，他现在成了意大利的一种文化现象。他的犯罪小说，文风老练，讽刺诙谐，穿插大量的意大利方言，占据了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尽管我们无法单独证实卡米乐对这次经历记忆的可靠性，但是它确实捕捉到了老匪徒考拉·金泰尔是如何诚实交待他工作暴力性质（尽管他尽力把自己装扮得高贵）。在自传中，金泰尔承认：“不残忍，你就不可能成为黑手党头子。”
尼克·金泰尔在罗马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同时，美国也开了类似的先例。一个美国黑手党分子乔·瓦拉奇由于担心他在监狱会被之前的盟友谋杀，便要求与联邦特工谈话。瓦拉奇是第一个让大家知道美国的黑手党往往用“我们的事业”来指代其组织的人。1963年，瓦拉奇面对一个国会分委员会为有组织犯罪作证时，媒体对其密切关注。当时罗伯特·肯尼迪被其总统哥哥约翰·肯尼迪任命为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把瓦拉奇的证词形容为“迄今为止在情报方面与有组织犯罪和诈骗的斗争中所作出的最大突破”。报道瓦拉奇作证事件的报纸当时非常畅销。
但是很多细心的观察者一开始就指出，瓦拉奇算不上是美国黑手党。他不过是个小卒而已，不会参与黑手党组织内部高层的讨论。相比之下，那个伤心、孤独的老先生考拉·金泰尔进入了犯罪精英圈。他和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所有最有名的黑手党老板密切合作过：“老板”乔·马塞里亚、阿尔·卡彭、“幸运小子”卢西阿诺、文森佐·曼加诺、艾伯特·阿纳斯塔亚、维托·吉诺维斯。令人吃惊的是，考拉·金泰尔用意大利语作的证词至今未被翻泽，西西里半岛以外除了少数几个人知道，几乎不为人知。
金泰尔的故事发生在普通西西里移民向美国人转化的大背景下。但是，在成为美国公民的同时，他们又自相矛盾地成为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民族荣誉感薄弱，这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从巴勒莫、那不勒斯和帕尔马来到埃利斯岛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说着互相听不懂的意大利方言。“意大利”对他们许多人来说只是个抽象名称。在与其他国家来的移民的交流中，他们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意大利人。他们将故国的风俗习惯带到了美国，或者开始了一些新的风俗习惯，比如庆祝哥伦布日〔※（Columbus Day），是一些美洲国家的节日，以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由欧洲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哥伦布日为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当天正是哥伦布在1492年登上美洲大陆的日子。〕，从而庆祝他们刚刚获得的意大利身份。
意大利裔美国犯罪分子也经历着类似的变化，但是他们融人美国社会则是更血腥、更不择手段的过程。到1920年为止，单在纽约就有100万意大利裔人。不用说，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犯罪分子。但是社区日益增长的财富提供了过多的经济犯罪机会，还加强了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匪徒之间的紧密联系。街头彩票兑奖活动在意大利裔美国人居住区如同过去在意大利数百个城市一样流行。意大利南部的食品也成了他们的争夺目标。他们使用暴力威胁以便从食物交易中牟取利益，如同西罗·特雷诺瓦垄断洋蓟进口生意一样，意大利裔黑手党分子企图控制从欧洲或者越来越多地从美国西海岸进口的橄榄油的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