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卡洛和“荣誉团体”的复兴
据说1943年7月14日清晨，一家美式战斗机出现在维拉尔巴镇的低空。很自然地，人们跑到街上抬头观看。当它呼啸往下飞行，几乎飞到房顶的高度时，人们看到机身两侧有一面金黄色的旗帜，旗帜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字母“L”。飞机经过教区神父乔瓦尼·维奇尼阁下的房屋时，飞行员投下一只小包裹。它被一名意大利士兵捡起来交给了当地宪兵队队长。
四天前才刚刚发起“哈士奇行动”，16万同盟国军队登陆了西西里岛东南海岸；后面紧跟着30万美国和英国战士。这支强大的部队成扇形在整个西西里岛散开。英国入朝东北向卡塔尼亚、墨西拿和大陆前进。美国人则向西北进军。这是同盟国第一次入侵轴心国的领土。
维拉尔巴镇位于西西里岛的中心，它几乎算不上是主要战略目标。小镇只不过由一排排农民的茅草屋组成，主要靠生产小扁豆出名，小扁豆可是穷人必不可少的菜肴。小镇上，纵横交错的乡间斜坡小道建成于18世纪。道路之所以狭窄，之所以建在斜坡上，是为了给巨大的米奇凯庄园提供农场，因为庄园已经向四面八方延伸开来。维拉尔巴镇的生活围绕着曼德利斯小广场展开，那里有两间酒吧、一家西西里银行分行和一间教堂。
但是战斗机第二天又飞回来了，仍然悬挂着那面奇怪的旗帜。飞机又丢下了一个包裹，这次包裹落到了正确的人手中。包裹外面的尼龙袋上写着西西里单词“zu Calo”——“卡洛叔叔”，指的是神父的哥哥、黑手党老板唐·卡洛杰罗·维奇尼。维奇尼的管家捡起尼龙袋交给了主人。袋子里有一条丝绸做的金黄色方巾，中间绣着一个黑色的大写英文字母L。
据说，就在当天晚上，一个人骑着马从维拉尔巴给穆索梅利镇的“佩皮叔叔”送信。信的内容如下：“20日，星期二，图里会带着牛犊到塞尔达的集市。我自己也将带着一群母牛、一群阉牛和一头公牛于同日出发。准备好柴火并给牲畜围上围栏。通知其他监工做好准备。”
这封信是用暗语写的，有旧大陆的简约风格。收信人“佩皮叔叔”即穆索梅利的老板朱塞佩·根科·卢索叔叔。这封信通知他，图里（另一名黑手党分子）将带领美国的机械化师（牛犊）来到塞尔达。唐·卡洛杰罗·维奇尼也会在同日和大部队（母牛）、坦克部队（阉牛）及司令官（公牛）一同出发。根科·卢索手下的黑手党党徒要准备好战场（柴火）并为步兵提供掩护（牲畜栏）。
7月20日下午，3辆坦克准时开到维拉尔巴镇口。第一辆坦克的炮塔上飘着一面黄色、中间印着很大一个L的旗帜。一名美国军官从舱口钻出来。他用带有美国口音的西西里方言客气地问唐·卡洛在哪里。消息传到了老黑手党头子家里。再过4天就是他66岁大寿。听说美国人来了，唐·卡洛拖着步子慢慢地从镇里走过来，只见他穿着衬衫，戴着玳瑁壳太阳镜，背带拉得很紧把皱巴巴的裤子绑在圆鼓鼓的肚子上面。来到美国军官面前，他一句话没说，拿出那块管家捡起来的丝绸方巾。他的侄子，由于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所以会说英语，和他一起爬上坦克，开走了。
与此同时，在维拉尔巴镇的黑手党分子开始把这些蹊跷的事情告诉镇上的人民。据黑手党分子们解释，唐·卡洛与美国政府的高层领导有关系，他们通过“幸运小子”查尔斯·卢西阿诺找到了他一一因此旗帜上有个字母L。卢西阿诺已经以黑手党协助美国军队入侵西西里岛为条件被从狱中提前释放。一些人说，还不只是这样，把唐·卡洛带走的坦克里就坐着卢西阿诺本人。在“幸运小子”卢西阿诺的建议下，维拉尔巴镇上“值得尊敬的人”即唐·卡洛由于德高望重而被选中带领美国军队前进。
六天后，唐·卡洛坐着豪华的美国轿车回到维拉尔巴镇，他的任务完成了。完成得极好的钳形运动已经把牛犊、一群母牛、一群阉牛和—头公牛全都带到了塞尔达，于是完成了同盟军对西西里中部的征服。现在，唐·卡洛和他的美国支持者们一起准备好在法西斯的阴霾之后恢复黑手党在西西里社会应有的位置。
大多数西西里人都知道唐·卡洛以及黄色方巾的故事，而且有许多人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人们无数次重复讲述这段情节，从而给事件蒙上了一层厚重的色彩，使人越发对其真实性无法质疑。有些地方的细节变得模糊起来，而有的地方则凭空捏造细枝末节。多数历史学家现在都把它视为无稽之谈。
尽管“幸运小子”卢西阿诺一生中经历的事件很复杂，但是显然不支持这个传说。1933年秋，卢西阿诺领导一个由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企图在纽约市建立对妓院的集中控制。这次举动是商业上的一次失败。妓院的鸨母抱怨回扣负担太重、她们几乎没有利润可赚的时候，遭遇到的却是卢西阿诺的打手们组成的一面肌肉墙。结果是整个产业普遍存在“偷税漏税”现象，单独的恐吓行为无法阻止这个团伙敲诈勒索费的锐减。
这次商业失败也给卢西阿诺带来灾难性的法律后果。1936年2月，他和团伙其他成员被特别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的密探逮捕了。从事卖淫业的许多人的证词对确立卢西阿诺的罪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年6月，卢西阿诺在纽约防备措施最为严格的丹尼莫拉纽约州监狱开始了长达30至50年的服刑。这是有史以来因强迫卖淫而受到的最严厉的判决。
美国加入二战后，卢西阿诺的运气开始好转。1942年2月，曾因以最快速度穿越大西洋而获大西洋蓝带奖〔※（Blue Riband），一个授予以最快速度横渡大西洋的船舶的奖项。〕的豪华游轮“诺曼底号”着火了，在哈德逊河停泊时翻船。这有可能只是一场意外，但当时没人能确定。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蓄意破坏行为，海军情报机构开始求助于控制着码头的黑道分子。他们首先接触的是富尔顿鱼市场的老板“袜子”约瑟夫·兰萨。他给海军调查员制造了假的工会卡，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码头展开调查。在兰萨的建议下，卢西阿诺也被召来协助海军扩大反间谍行动。“幸运小子”被从丹尼莫拉监狱转到一个更方便舒适的监狱接受情报官员的讯问。码头上传言说，在海军情报处的命令下，美国匪徒已经清除掉了可疑的德国间谍。
这几乎绝对是“幸运小子”卢西阿诺和联邦政府合作的最大程度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战争发生时他在西西里，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以争取西西里黑手党对同盟国的入侵为条件换取自由的交易。直到1946年卢西阿诺才获释，并被驱逐出美国遣送回了意大利。此时对卢西阿诺的出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因为10年仍然是因强迫卖淫罪而服过的最长的徒刑。最后批准这一决定的人是纽约州州长——卢西阿诺的复仇之神托马斯·E·杜威。
因此，在入侵西西里时，美国人并没有拉拢黑手党为其同盟的阴谋。原因很简单，同盟国不大可能将“哈士奇行动”的秘密一一一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陆两栖进攻计划透露给一群罪犯。
然而，关于唐·卡洛和黄色方巾的故事仍然继续流传着。2000年6月，罗马报纸《共和国报》的一名记者采访了这个故事的最初讲述者米歇尔·潘达莱奥内。他是一位有名的左翼作家和政治家，现在已经90岁了。潘达莱奥内被告知一名重要历史学家对他的故事表示了怀疑。他回答，“他为什么不去维拉尔巴镇说这些话呢？”“他们会朝他脸上吐口水。一辆美式吉普车开过来，把卡洛杰罗·维奇尼从镇上带走，11天后又把他送回来。”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潘达莱奥内讲得很模糊，他的话确实带着亲身经历的权威性。潘达莱奥内的家乡位于维拉尔巴镇曼德利斯广场的下坡。米歇尔和唐·卡洛曾有过当面争执，并且美国人来的时候他也在那里。
人们始终不能确定维拉尔巴镇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不确定因素本身就有着深远的意义。自二战以来，有关黑手党历史的各个方面，人们存在诸多疑云，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简单例子。对许多意大利人来说，当权者被包围在一层怀疑的迷雾之中。人们在迷雾中隐约能够辨认出一些人的轮廓，这些人有腐败政治家和法官、商人、共济会地方分会、情报部门、右翼颠覆分子、警察和军人、中央情报局、当然还有黑手党。自意大利二战结束后，民主制从一开始就受到不信任的毒害。很多西西里人，事实上有很多意大利人，不知道该相信谁，或是选择相信他们喜欢的人。散播阴谋论成了一项国民消遣活动，意大利人称之为“幕后论”。有关唐·卡洛和黄色方巾的传闻可能是“幕后论”最早的例子了。它企图让人们相信在法西斯倒台后，美国政府在“幕后”支持西西里黑手党的复兴。也就是说，它试图转移责难。
驳斥维拉尔巴镇传言最有力的论据其实很简单，西西里黑手党组织过于复杂，不可能只靠一个阴谋就能复兴。黑手党恢复势力的真相比黄方巾的故事更能说明其复兴背后的推动因素，这些推动因素涉及到唐·卡洛杰罗·维奇尼、美国情报局以及政治暴力。但是黑手党的复兴首先在于它是如何利用其传统优势——关系网络和残暴手段——在战后逐渐成形的意大利民主制下为自己赢得一席立足之地。考虑到历史提供的机遇，西西里黑手党还是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的。
另一位维拉尔巴镇的历史学家给出了关于1943年那个有名的日子的另一种说法，几乎可以肯定它更接近事实。他说，当时唐·卡洛只是带着当地人组成的庆祝代表团去迎接同盟军巡逻队，队长要求和这里的负责人谈话。几天后，这个年迈的黑手党头子就被宣布为镇长。从这个方面说，唐·卡洛的经历是很典型的。在维拉尔巴镇和在每个村庄一样，人们高兴地欢迎侵略者，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法西斯和战争带来的苦难。而且他们热爱美国。许多西西里移民——他们称之为“美国佬”——带着积蓄、获得的教育和新奇的消费品从新大陆归来，炫耀他们的见多识广。而且大量美国兵本身来自移民到美国的西西里家族。
随着盟军部队在西西里前进，他们一边解放所到之处的小镇，一边将镇里定性为法西斯分子的镇长撤职，找另外一些人取而代之。一些人之所以能够得到镇长这个职位纯粹归功于西西里裔美国译员的随意决定。为填补权力真空，20年来没有政治活动的乡村中心区常常求助于，或被迫求助于当地的“君子”。毕竟，很多“君子”以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自居。
唐·卡洛被任命为镇长则要归功于天主教教派和美国军队的斡旋。法西斯主义在西西里垮台后，秩序一片混乱，美国人通常向高级教士征询意见，以便决定应该相信谁。唐·卡洛是他们推荐的人之一。他长期参与一项天主教的社会基金，而且他自己家里就有神职人员：他的两个弟弟是牧师，一个叔叔是主牧师，还有一个叔叔是穆罗卢卡诺的主教。
按照唐·卡洛自己的说法，他任职镇长那一天，他被人们高高抬在肩膀上穿过维拉尔巴镇。他声称自己担任了调解人的角色，是他的调停才使前任法西斯官员没有被处死。可以肯定的是，一名美国中尉和一个代表卡尔塔尼塞塔主教区的神父都出席了任命仪式。有消息称，这个老黑手党头目听到他的朋友在外边狂呼“黑手党万岁！犯罪光荣！唐·卡洛万岁！”时，颇感尴尬。有人认为，他当上镇上地位最高的公民之后，第一个举动就是从卡尔塔尼塞塔法院档案以及警方和意大利宪兵总部的档案中删除以前对他所有的指控记录（抢劫、与罪犯交往、盗牛、贿赂、破产欺诈、敲诈、恶意欺诈、谋杀唆使罪等等）。唐·卡洛把他的过去一笔勾销了，但是还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保证他自己的未来以及黑手党的未来是安全的。
1943年8月17日，首次登陆38天之后，陆军上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电告丘吉尔说西两里岛已经完全掌握在盟军控制之下（那时对意大利领土的入侵加速了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垮台，他于7月25日被废黜并被逮捕）。接下来的六个月西西里将处于盟国军政府（AMGOT）〔※英文为“Allied Military Government of Occupied Territory”，简称“AMGOT”。它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占领区的盟国军政府。〕的统治之下。就是在盟国军政府的统治之下，黑手党首次尝试规划战后两西里岛的政治版图。
盟国军政府忙得不可开交。1943年夏末，西西里岛的状况极为糟糕。即使在“哈士奇行动”之前，这里的400万居民中就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如今粮食短缺，铁路设施被炸毁，犯罪率飙升。很多犯人趁着美军入侵的混乱逃了出来。在法西斯政权存在的最后几年就已经开始流行的黑市，现在成了许多人赖以生存的唯一手段。10月，政府发现储存的配额供应簿在巴勒莫被哄抢了，至少有25000本非法配额供应簿流入市场。同盟军下令强制收购全部粮食。无论是小农场主和大地主，他们都企图逃避这种责任，因此黑市投机商得到了大家的广泛支持。和一战后的情况如出一辙，盗匪活动再次回到西西里乡村。
美国军队走后不久，警方就开始察觉到黑手党卷入犯罪浪潮的明显迹象。呈交给巴勒莫警察总局的一份报告列出了黑手党已经夺取政权的城镇名单：
在维拉巴泰，黑手党已经控制了镇政厅。镇长是屠夫科顿——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有谣言说，美国部队来了之后，马里诺、密斯梅里、切法拉、迪安纳、维拉弗拉特和波罗格内塔的黑手党分子洗劫了斯塔隆庄园的粮仓……他们抢到了之前在那里宿营的德国军队留下的武器和军需品……昨天犯罪分子袭击了甘吉镇政厅。有人认为，他们对过去曾在1927年配合发现活动于马多涅的一个庞大犯罪组织的男爵斯格达礼、马尔恰诺、里德斯特实施暴力报复行动。黑手党分子明显是在伺机报复那个让他们遭受失败的“铁血长官”。
盟军当局很难为这些事件受到指责。但是黑手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复兴，他们也远远不是完全无辜的。甚至在入侵西西里之前，英美人就对黑手党有所耳闻，还设想从当地“君子”那里搜集信息以便更好地统治解放后的西西里岛。入侵西西里之前的一份英国战争署的秘密文件列举了一些可能有用处的杰出居民。它暴露出对与黑手党结交抱有一种姑息纵容的态度。一名叫做维多·拉·曼蒂亚的人被说成“黑手党家族的首领……一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如果他还在世的话，能够提供重要信息。他没受过教育，但是很有影响力”。
在盟国军政府统治的六个多月里，西西里禁止所有政党活动。英美官员发现在这些乡镇建立顺从的过渡期政府是一项棘手的工作。西西里的反法西斯团体的数目无法统计，而且它们也不是总能提供一些统治精英。盟军的意见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开左翼势力的影响。和往常一样，黑手党及其政治盟友们准备好了充当可靠的“当地政府的工具”。因此，在盟国军政府统治时期，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和高级黑手党之间有密切联系。战略情报局在巴勒莫办事处的负责人约瑟夫·鲁索出生于科莱奥内，他最近谈论到黑手党老板时说：“他们我全都认识。重新巩固他们的团结并没有花太长时间。”
在盟国军政府统治下，政治天真也对黑手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复苏发挥了作用。英国人认为，他们的帝国提供了寻找可靠当地人的方案。在西西里岛和在大英帝国版图上一样，地主和贵族将代表伦敦（还有华盛顿）行使权力。但西西里岛不是印度，并不受英国统治。1943年9月底，盟军任命卢恰·塔斯卡·博尔多纳罗为巴勒莫市市长。他正是一名英国人认为可以信任的拥有土地的绅士。但是他生活在“黑手党的气息中”；尼克·金泰尔后来声称塔斯卡·博尔多纳罗事实上是荣誉团体的成员。在西西里岛，其他类似的人也得到了提名。和他的同辈们一样，塔斯卡·博尔多纳罗也感觉到战争结束后将会引发争夺西西里控制权的新一轮斗争。他的反应是率领第一个政治组织在被占领的西西里展开积极活动：西西里分裂主义运动。分裂分子希望西西里成为美国鹰翼下的自由国家。那样的话，塔斯卡·博尔多纳罗之辈希望可以保住原来精英的权力，遏制可怕的左翼力量。支持分裂的地主们有其天然的事业支持者：保护和管理他们的庄园并向他们寻求政治保护的黑手党分子们。
1944年1月，在准备将西西里岛移交给意大利政府统治时，政治自由得到了恢复，整个西西里岛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政治生活。就是在这个时候，分裂主义运动的一名领袖在黑手党的要塞巴盖里亚镇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演讲。安德烈·费诺切罗·阿普里勒是一个薄嘴唇的狂热演说家，他老是爱谈论“温尼”·丘吉尔〔※指的是曾担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温尼”是人们对他的昵称。〕和“德拉诺”·罗斯福〔※指的是曾担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好像自己和他们天天通电话似的。在巴盖里亚，他说出了自己的亲密朋友还包括哪些人：“如果黑手党不存在的话，，那就有必要虚构一个出来。虽然我个人反对犯罪和暴力，但我还是黑手党分子的朋友。”（黑手党的叛徒多玛索·布西达后来证实，费诺切罗·阿普里勒和他同属一个黑手党家族）
1944年2月，盟国军政府结束了对西西里岛的控制，西西里岛归入了意大利新政府的管辖，新政府以被解放的意大利大陆南部为其根据地。当时，黑手党和分裂分子成功地制造出了他们是山姆大叔〔※（Uncle Sam），是美国的绰号，被用来代指“美国”或美国政府。在美国的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山姆大叔”的名字及其生动的形象。山姆大叔的形象是：高个子，白头发，下巴上有一小撮白胡子，身着深蓝色外套，头戴一顶高帽，上有星星点缀。〕最钟爱的地中海侄子的印象。在很多人看来，西西里岛在未来将成为自治的受美国保护的领地以及黑手党的领地。
由于黑手党的政治力量势不可挡地追随分裂主义事业，其武装力量被号召起来反抗左翼力量的新威胁。1944年秋，意大利农业部部长、共产党分子在新成立的联合政府中进行激进的试点改革，从而在黑手党的复兴历史上打开了一个崭新、血腥的篇章。改革的目的无非是最终解决在南方乡村引起动乱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土地问题。这些措施显然受到了伯纳迪诺·韦罗和“法西”的影响：农民将从他们耕种和租赁的土地上分得更多的粮食，他们将被允许组成合作社并将分得耕作不良的土地。农业部部长甚至还试图禁止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周旋的中间人——这对二领主来说将是一次沉重的直接打击。
软弱的意大利政府完全没有能力迅速将这些新规定付诸实施，但是农民把这视为当权者终于要支持他们对土地和正义的渴望的一个信号。地主们感觉到他们担心的红色危险马上就要到来了。于是和一战后的做法一样，这些财主向黑手党党徒求助，让他们以武力对抗农民。
唐·卡洛的维拉尔巴镇再一次发生了一起著名的事件——这次是真实的——开创了黑手党复兴过程中的新局面。和其他许多黑手党分子一样，1944年唐·卡洛杰罗·维奇尼最关心的是土地，他的目标是环绕着维拉尔巴镇的米奇凯庄园。为了获得对它的控制，他必须对付一个极其麻烦的敌人：米歇尔·潘达莱奥内，也就是后来讲述美式战斗机和黄方巾故事的那个人。潘达莱奥内来自一个有地位的家庭，这个家族的共和主义传统使之处于与信仰天主教的维奇尼家族相对的政治派系。唐·卡洛曾极力劝说米歇尔·潘达莱奥内和他的侄女雷蒙达结婚，但是这段小镇“政治罗曼史”无疾而终（潘达莱奥内深知和维奇尼家族联姻将会给他带来怎样危险的麻烦）。对唐·卡洛来说，这次联姻外交的失败相当糟糕。更糟糕的是潘达莱奥内成了一名社会党人。这个年轻的反叛分子引起了迅速发展的左派新闻界对米奇凯庄园问题的注意，并试图利用他在维拉尔巴镇对左派政党的影响力。作为回应，唐，卡洛指使人肆意破坏潘达莱奥内家土地里的庄稼，甚至还有一次策划夺取潘达莱奥内的性命，只是失败了。
那次袭击可能只是一个警告，因为黑手党老大也在调动他的关系。有一次，这位调停者给省会卡尔塔尼塞塔的共产党提出做一项交易：他将帮助他们在维拉尔巴镇建立一个共产党支部——只要他自己的一名庄园看护人被任命为书记。共产党明智地拒绝了这个交易。
带着和他职业相称的泰然自若，唐·卡洛还继续利用他长期以来和守旧地主所建立起来的关系。被盟国军政府任命为巴勒莫市市长的分裂分子领袖卢恰·塔斯卡·博尔多纳罗是他亲密的盟友（两人都在附近拥有土地）。1944年9月2日，在唐·卡洛的邀请下，安德烈·费诺切罗·阿普里勒，这位温尼、德拉诺以及黑手党的“密友”，在维拉尔巴镇发表了典型的煽动性演说，承诺在两西里岛独立后实现财产共有。
镇上的温度开始上升了。米歇尔·潘达莱奥内邀请地方共产党领袖吉罗拉莫·李·考西来这里演讲进一步增加了小镇的热度。卡尔塔尼塞塔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大概是担心潘达莱奥内把他们的人引入困境，便联络了维奇尼。这个老黑手党分子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他最后亲自款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不插手当地事务就不会有麻烦。1944年9月16日，一辆卡车载着李·考西和他的同志们来到了维拉尔巴镇。
唐·卡洛先是客气地问刚刚到达的共产党人：“我能有幸邀请诸位喝杯咖啡吗？”感觉到这句话里的威胁，左派激进分子跟着拖着脚步的唐·卡洛穿过广场走向酒吧。在途中，他们发现宣传他们公共集会的海报上被涂上了浓黑色的十字。这些客人喝着唐·卡洛的咖啡、抽着唐·卡洛的香烟时，唐·卡洛试着和他们讲道理。他说，维拉尔巴镇平静得像一座修道院，没有必要打破这里的平静。但是如果他们执意要讲话的话，就应该懂点讲话的礼貌。唐·卡洛讲完这番话之后，这些激进分子回到广场，准备应对有可能出现的武装冲突。
除了当地的一些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外，维拉尔巴镇的大部分居民都认为躲在紧闭的百叶窗后听演讲更为明智。激进分子从酒吧出来的时候，唐·卡洛的一群手下站在那里盯着他们，双臂交叉，满脸傻笑。唐·卡洛的侄子也在其中，他最近从叔叔那里接替了市长的位置。唐·卡洛自己也从酒吧里走出来加入了这群人的行列。
潘达莱奥内站到桌子上介绍主要发言人。共产主义者领袖李·考西是吓不倒的。几周前，他才在20年里第一次回到西西里故乡，这么多年他大部分时间不是被墨索里尼以政治犯的名义关在监狱就是在米兰领导抵抗纳粹的行动。他是一个镇静、有魅力的演说家。他用掺杂了方言的意大利语谈论工业家和大地主对工人和农民的剥削。陪同他的激进分子后来叙述说，听到百叶窗后面传来赞同的声音：“他说的对！他说的话就是福音。”
唐·卡洛开始焦躁不安了。毫不气馁的李·考西开始谈论维拉尔巴的农民们被“一个有权势的租赁人”蒙骗了——毫不掩饰地指唐·卡洛。“这不是真的，”这名黑手党头子怒吼道。很快，人们开始离开广场。一位老人对唐·卡洛说，让演讲人把话说完。他说，毕竟这是政治自由的时代。这位老人被人用棍棒打倒在地，这时第一阵枪响了，接下来是一片混乱。
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李·考西还在台上试图稳定局面，提出和任何有异议的人进行公开辩论。唐·卡洛的侄子扔过去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爆炸后，李·考西倒在地上，腿部受伤。潘达莱奥内出头维持局面，把共产党领袖拖到安全处，向空中开枪来掩护自己撤退。在李·考西演讲的地方的后面墙上发现了十几个弹孔。14人在这次冲突中受伤。
唐·卡洛命令他的人冷静下来，并主动提出修理左派分子被手榴弹炸毁的卡车。几天后，他派一名特使向躺在医院的李·考西道歉。这些都是空洞的姿态。维拉尔巴的枪战已经起到了恐吓的作用。六个月后，唐·卡洛成为米奇凯庄园当家人，他在当地的权力基础得到了稳固。
维拉尔巴事件成了整个意大利解放区的头条新闻。这次比以往那些罪行更让唐·卡洛杰罗·维奇尼出名。要不是因为这起事件，他并不会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事实上，他逃避其行为所应付的法律责任，使得他更加名气大增。在案子缓慢进展时，他动用关系使自己获得了长期的有条件自由。直到1949年11月，唐·卡洛才和他的侄子一起因蓄意伤害李·考西被判有罪，入狱5年。他逃跑了，直到在一次上诉中获得了更多的有条件自由。1954年，宣判得到批准，但是他获得了赦免。法官承认，“他被认为是黑手党头目”，但是由于他年事已高且没有前科，决定赦免对他的任何惩罚。
维拉尔巴发生的这些事件引起黑手党对政治激进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及普通农民的长期攻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人并不像李·考西和潘达莱奥内这么幸运。每次杀戮之后都会出现同样的司法结果：嫌疑犯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在一些城镇和村落，农民运动受到恐吓，最后只有被迫屈服。
人们对于唐·卡洛杰罗·维奇尼最大的困惑就在于，他在黑手党内部是否真如外边传言那样有权势。扁豆生产地维拉尔巴镇真的是荣誉团体的指挥部吗？
美国的特工人员显然把唐·卡洛视为黑手党的主要统治者。1944年2月，美国驻巴勒莫领事馆成立，领事馆依靠战略情报局获得情报，而战略情报局则依靠黑手党、特别是唐·卡洛获得部分情报。有一段时间，战略情报局驻巴勒莫办事处的处长约瑟夫·鲁索与唐·卡洛及其他黑手党老板会面“每月至少一次”。维奇尼在秘密通讯中的代号是“牛蛙”。鲁索说，黑手党分子是来索取“精神支持”和卡车轮胎的，他们需要这些去“做好本职工作，去行善。无论去做什么事”。
就算这些交易真如鲁索所坚持的那样无足轻重，就算唐·卡洛是在向战略情报局吹嘘他在岛上的势力，我们也不能就此假定维拉尔巴小镇上发生的一切只是一些小插曲而已。早在1922年，广泛投资硫矿生意的半文盲唐·卡洛来到伦敦进行高层会谈，商议组成英意硫矿联盟以应对美国的竞争。在这一小队西西里代表团里，有一名未来的意大利化工业大亨。
教会和政治人脉也是唐·卡洛坚固的权力基础。在“哈士奇行动”发生后的几年里，一个名叫安杰洛·卡马拉塔的人担任卡尔塔尼塞塔行政长官、卡尔塔尼塞塔教区的财产管理人、西西里食品供应监管人及农业改革专员。他和主教及唐·卡洛都很熟。
黑手党控制之外的经济变革也对唐·卡洛有利。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使牲畜和粮食在20世纪上半期变得对西西里经济更为重要。在艰苦的1944年，内陆省份卡尔塔尼塞塔生产出的粮食比西西里任何其他西部省份生产出的粮食都要多。对巴勒莫的黑手党家族意义重大的经济作物产业柠檬业因为一次出口危机而陷于瘫痪。唐·卡洛在黑手党内的地位也反映了非法经济活动内部权力的暂时转移：从市区及附近地区转移到农村。
唐·卡洛并非一直固守着山区。他在艾玛纽大道上的索尔酒店有一个指挥部，直到生命的最后，人们还能看到他被两名穿灯芯绒裤子的年轻保镖护卫着。
唐·卡洛对黑手党复兴的最大贡献是他的政治影响力。在战后的西西里岛，唐·卡洛参与了一个对黑手党友好的定居点的创建。这个定居点将见证分裂主义的衰退和新的泛意大利政党的出现，这个政党准备以传统方式利用黑手党：把它当作地方政府的工具。
1945年9月，也就是维拉尔巴枪战一年之后，唐·卡洛是出席分裂派领导人秘密会议的唯一一个黑手党分子，这次会议决定发动一场武装叛乱。这是绝望之下作出的举动。美国承诺给分裂派的支持在盟国军政府解散后就已经化为乌有。如今他们要与一个强大的新成立的国家党派竞争：基督教民主党。由于成功地提议在西西里实行区域议会而非实现完全独立，基督教民主党已经大大削弱了分裂派的势力。唐·卡洛之所以出席这次会议是因为通过他分裂分子可以请活动于农村的大批匪帮过来帮忙。但是叛乱武装被轻易击败了。
在分裂分子溃败之后，唐·卡洛越来越坚信基督教民主党而不是分裂派才是实现他利益的最有效的工具。这将是唐·卡洛及黑手党在其效忠对象上的一次逐渐的、决定性的转变。一些基督民主政治家注定要在接下来的40年里成为西西里岛有组织犯罪和罗马之间最得力的调解人。
基督教民主党绝非黑手党的前线。在意大利共和国诞生之时，它代表家庭价值、私有财产和社会和平；并且它在西西里尤其受有小片土地农民的欢迎，因为他们畏惧共产主义。基督教民主党还有罗马教廷支持这一巨大优势。1947年冷战爆发之后，基督教民主党还可以指望获得美国援助来对抗意大利共产党——西欧最强大的共产党。同年，基督教民主党领袖把左翼党派排除在意大利联合政府之外。1948年春，意大利在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后首次举行议会选举。结果基督教民主党大获全胜。基督教民主党在随后的45年内一直持续掌权。
以利益为基础的传统政治手段是基督教民主党吸引黑手党的关键。西西里岛的基督教民主党由各种各样以赞助制度为基础的地方派系组成。派系领袖能够提供的正是黑手党分子想要的私人关系。在法西斯统治下，政治家和罪犯之间很难做交易。而现在，他们之间的交易关系终于得到恢复。如同西西里俗语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在互惠互利。
“君子们”和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之间的勾结并不算什么秘密。为了迎接1948年的重大选举日，唐·卡洛及其同伙穆索梅利的老板朱塞佩·根科·卢索出席了基督教民主党在巴勒莫一家叫做“依格别墅”的酒店举行的盛大选举午宴，“依格别墅”曾是福罗里欧家族的一个旧宫殿。两名黑手党分子和几个基督教民主党的重要人物坐在同一张桌子旁。1950年，根科·卢索的长子结婚时，唐·卡洛是婚礼见证人之一，同时出席的还有西西里岛区域议会的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像这种会面并没什么羞愧和保密的。在这个时期，政治家和黑手党头目见面时，经常故意让人看到，因为他们的会面表示黑手党所代表的非正式权力和新政治显贵所代表的官方权力之间所结成的联盟十分坚固。
1950年，由基督教民主党最终解决了西西里岛的土地问题。他们以自己的典型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对剩余土地再分配的任务委托给已经成为地方基督教民主党政客赞助工具的一个半官方机构处理。这笔预算的三分之一被用于行政开支。同时，许多地主顺应趋势开始处理他们的土地。他们一般会卖给包括唐·卡洛在内的黑手党分子。唐·卡洛当时重新把土地分成小块卖给个体农民，赚了一大笔钱。
1950年，为发展意大利南部落后的经济，政府还公布了一个大规模的投资项目。这将成为黑手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从现在起，黑手党组织想要有机会利用主要财富来源的话，他们就不得不转向有经验的政治家而不是地主了。意大利民主制度的修复——以及黑手党作为国家非正式政府地位的恢复——接近完成。
但是，尽管有上述这些证据，唐·卡洛在荣誉团体的确切权力范围还是未知数。后来一些黑手党的叛徒否认其曾经是整个西西里黑手党的头子。确实，据说唐·卡洛和他的继任者朱塞佩·根科·卢索由于高调的公众形象而引起其他黑手党首领的愤怒。一名黑手党头目曾说，“你今天在报纸上看到吉娜·罗洛布里吉达〔※（Gina Lollobrigida），意大利女演员，摄影家和雕塑家，世界著名电影传奇人物之一。因为朱塞佩·根科·卢索因为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其他黑手党分子便给他起了这么一个绰号。〕了吗？”他指的是出了名的粗野、丑陋的根科·卢索。
我们不知道西西里岛解放之后黑手党组织有多么集中。一个保守的猜测是，黑手党在法西斯结束后的苦痛复兴中，先是在黑手党头子之间重新建立联系。然后他们直接从作出政治决策的地方收集情报，一名或是几名有外交手腕的头领会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唐·卡洛有能力担任这一过渡角色。
当然，唐·卡洛同样也绝对不会承认的。临死前接受一家报社采访时，这个狡猾的黑手党老手对他的工作给出了谨慎的叙述。“事实上，每个社会都需要一类人在情况复杂时弄清局势。一般来说，这些人是政府的代表。但是在政府不存在、或是不够强大的地方就会有一些个人……”
好奇的采访者脱口说出“黑手党”一词。
“黑手党！”唐·卡洛微笑着喃喃说道：“黑手党真的存在吗？”
1954年7月10日，唐·卡洛在侄子的怀里安静地死去。报界记录他在临死前说了一句话：“生活是多么美好。”据说，他留下了十亿里拉的财产，但是并没有办法证实这一报道。黑手党历史上绝大多数黑手党的真正财产情况都注定是一个谜。在唐·卡洛的豪华葬礼上，四匹黑棕色马拉着的灵车后面跟着许多政治要人和犯罪头子。维拉尔巴镇政厅和基督教民主党总部关闭了一周，教堂门上贴了一首挽歌：
与卑微者一起谦卑，
与伟大之士一起伟大，
他以言行证明
他的黑手党并非罪犯。
它代表服从法律，
捍卫一切权利，
及崇高的品德：
这就是爱。
在唐·卡洛的一生中，维拉尔巴镇的农民经常用更朴实的一句顺口溜来形容他：“老子有钱又有势，正义算他妈的狗屁。”
格雷柯家族
黑手党的长远未来并不在维拉尔巴镇，而在巴勒莫周围传统的黑手党根据地。黑手党从“铁血长官”切萨雷·莫里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手段在这些地区的民众中发挥了效果。而那些手段之所以能充分发挥作用是因为在动乱的社会中，它们能够让“君子”给他们的家族带来财富和地位。
1946到1947年间正位于巴勒莫东边山脊面向海洋的山坡上的柑橘水果村西亚古力发生了一场极为残忍的黑手党战争。据后来一次对黑手党的议会调查发现，这场战争中有血缘关系的两个家族互相对抗。在他们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些在今后几十年中最有势力的黑手党分子。初看起来，1946到1947年的西亚古力战争似乎就是出自西西里传说。外人对黑手党想象正是如此：荣誉债让家族之间陷入异教徒的世仇旋涡。引用一句被人滥用的西西里俗语，这就是“血债血偿”。但是一些事实使人们了解到这一传说的不同的一面以及“家族”对黑手党有着何种意义。
几十年来，一个姓氏在西亚古力地区受到无条件的敬仰：格雷柯。1946年，这个姓氏的人控制着西亚古力和附近一个村庄克罗齐贝尔德·贾尔迪尼。两个格雷柯家族似乎有着一个共同的祖先叫做萨尔瓦多·格雷柯，此人在圣乔治的报告中认定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黑手党老板。似乎是为了显示两个家族之间的亲密关系，两个家族都在同样狭窄的选择范围内给孩子们取了名字。两个家族之中，有三个弗朗西斯科、三个罗萨、三个吉罗拉马以及四个朱塞佩。当然了，名字相同的话，绰号就必不可少。西亚古力老板娶了贾尔迪尼老板的妹妹之后，两个家族的友好关系得到了巩固。
使贾尔迪尼和西亚古力两大格雷柯家族反目成仇的战争真正开始于1946年8月26日。受害人是西亚古力支系家族的两位家族长，一对兄弟，一个59岁，一个77岁。对这两名黑手党分子进行袭击时，机关枪和手榴弹都用上了。残暴的袭击清楚显示出了此事的重要性。
然而又一次没人因这起双尸案获罪。但是在西亚古力，每个人都怀疑是贾尔迪尼的另一个格雷柯家族老板策划的这次攻击。他出名是因为他战场上的外号是“皮杜中尉”。几个月后，西亚古力格雷柯家族根据他们的怀疑展开了复仇行动。两个皮杜中尉的人成为他们称之为“霰弹枪”的西西里短管猎枪韵牺牲品。为了报复这一复仇行为，贾尔迪尼黑手党的人绑架了两名敌人。后来人们只找到了他们的衣服。
1947年9月17日，一场全面枪战在西亚古力广场展开时，两个格雷柯家族之间的斗争达到高潮。先是贾尔迪尼黑手党家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在一阵机枪扫射中倒下了。两名格雷柯妇女在阳台上目睹了这一切：安东尼娜（51岁）和罗萨莉亚（19岁），她们分别是前一年一名被害的西亚古力老板的遗孀和女儿。她们发现中枪倒下的那个人受伤后居然还没死，便走到街上用菜刀结束了他的生命（黑手党女性极少以这种方式参与黑手党活动的武装行动）。安东尼娜和罗萨莉亚又反过来遭到她们刀下鬼的姐姐和哥哥的枪击；安东尼娜受伤，而她的女儿罗萨莉亚则送了命。袭击他们的人又被安东尼娜18岁的儿子开枪打死。
巴勒莫的老板开始对皮杜中尉施加压力，要他结束这场屠杀。像西皿古力战争这种闹哄哄的事件引起了公众对整个黑手党体系的不必要的关注。更重要的是，由于西亚古力那对年长的格雷柯兄弟的死亡，皮杜中尉被期望承担照顾两个长期斗争的家族分支的责任。他在黑手党老板中的地位将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去承担这一责任。
皮杜求助于维拉巴泰附近的一名老板，这名黑手党头子因其与一些重要美国黑手党分子有重要家族关系而极为受人敬畏。这一时期，许多美国黑手党分子相对丰厚的财产让他们在故乡西西里岛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对西西里岛有很大影响的一个迹象就是，大约在这个时候，英语单词“family”（“家族”）从美国传来用以指代黑手党“帮派”（意大利语“cosche”），而帮派成员之间并非都有亲缘关系。乔·普罗法奇，出生于维拉尔巴镇，在布鲁克林码头当暴徒，后来被“香蕉”乔·博南诺任命为纽约五大黑手党家族之一的首领。格雷柯战争时期，普罗法奇住在西西里岛，并且似乎在维护西皿古力和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皮杜中尉听从了普罗法奇的建议。他在其管理的果园里给两个无父无母的侄子安排了工作，果园生产西亚古力有名的柑橘。这对曾互相仇视的格雷柯表兄弟很快成为柑橘水果出口业的共有人，还成了一家公交车公司的生意合伙人。和平给皮杜中尉带来了声望。皮杜中尉的儿子娶了维拉巴泰老板的女儿之后，他与维拉巴泰黑手党的关系正式确立了下来。
对于造成格雷柯家族之间杀戮的原因，警方知之甚少。从开始的双重尸体案后，黑手党的缄默法则就像一堵墙似的阻碍了警方的调查。警方在西亚古力的联系人说，七年前在“十字架节”上格雷柯家族的表兄弟之间发生纠纷而结下仇怨，这次混乱可能就是因为有人要复仇而造成的。“十字架节”每年10月1日都在西亚古力举行。1939年的这一天，6个年轻人从贾尔迪尼来到西亚古力观看十字架接受忠诚信徒的跪拜。其中两个年轻人是皮杜中尉的儿子。他们跟着当地人走进教堂，拿出一条靠背长凳坐下。他们因为这条长凳与几个年龄相仿的西亚古力男孩发生了争执，其中有一个男孩是那两名贾尔迪尼格雷柯男孩的表兄弟。那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贾尔迪尼格雷柯一行人突然发现面前出现一群西亚古力格雷柯家族的人，手里带着手枪和匕首。皮杜中尉17岁的儿子朱塞佩饮弹送命。他的西亚古力表弟受伤。四年后，这位表弟在狱中等待审判时因自然原因而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