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古力大爆炸
沿着西亚古力一条布满橘子林的小道往上爬，就能看到一座纪念碑，它是用来纪念“我们的事业”所犯下的一起最严重的恐怖事件。这座纪念碑并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一个粉色大理石的高大槭桩顶上有七颗挂在一捆金属丝上的金属星。上面刻着四名宪兵、两名军事工程师和一名警察的姓名。瞥一眼碑上的名单，就会发现刻碑的石匠在刚开始动工时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在第一个名字马里奥·马洛萨中尉的下面，另一名低级宪兵的名字被轻轻凿去的痕迹清晰可见。肯定当时有人指出军人死去之后也要按军衔大小的顺序进行排列，这一点虽然荒谬，但是却也令人感动。
这座纪念碑设在一座小花园里，里面的风景既令人惊奇又让人不安。黑手党的权力在西亚古力的风景地貌里随处可见。就这一点而言，在西西里岛西部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西亚古力这样的地方了。背对大海，人们能看到一排排的柑橘树沿着格里芬山弯曲的山脊线向上生长。转过头向纪念碑基座下方看去，人们就能发现一个个小四方井，将水灌输进狭窄的沟渠里来灌溉柑橘园。柑橘园曾经被黑手党控制着，榨取柑橘园的收入。从这个地方望去，一排排树木绵延生长在西亚古力和克罗齐贝尔德·贾尔迪尼的山坡上，这两个地方是格雷科家族的地盘，格雷科的两个家族在1946-1947年期间在此发生过争斗。维拉巴泰就在山的脚下，镇上有一个古老的黑手党家族，该家族自打黑手党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维拉巴泰的西面是布兰卡乔，这是一个新工业区同时也是一个权力根本无法涉足的地方。当地的宪兵驻地就是一幢从当地黑手党手中没收的别墅。这幢别墅戒备森严，军事警察接管别墅的时候仅仅需在门口张贴一块新的牌子。布兰卡乔和维拉巴泰之外是一片宽广的大海，一眼望不到边。巴勒莫远在海岸线的西边，城里的钢筋水泥建筑一直往东延伸，一直绵延至内陆的那些曾经独立的城镇与村庄。当记者问到一个布兰卡乔的黑手党叛变者该如何对付“我们的事业”时，他的回答很简单：在通向两亚古力的两条道路上部署好军队然后开始射击就行了。“那里遍地都是黑手党分子”，他说。
这座西亚古力纪念碑除了向我们展示当地的风景全貌之外，也是黑手党历史转折点的标志。纪念碑上刻着的日期是1963年6月30日。就在那天上午，一名男子打电话给巴勒莫警察总部说，一辆汽车停在了这座纪念碑正矗立着的这块土地上。这款车是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一个轮胎已经扁了，车门全都敞开着。很明显这种情形意味着什么：当天上午早些时候，一个汽车炸弹在维拉巴泰爆炸，一名面包师和一名机修工死亡，爆炸的车辆是一部朱列塔汽车。接到报警后，警察和宪兵迅速作出反应，开着车在当时那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找到了那辆丢弃的汽车。车的后座上，一罐丁烷以及一根拴在上面被烧毁的导火索清晰可见。一看到这辆车，他们就封锁周边地区并找来了军队工程师。两小时之后，两名拆弹专家赶到，剪断导火索，并宣布这辆车可以放心靠近了。但当马里奥·马洛萨中尉检查后备箱时，他却引爆了里面装有的大量炸药。他和其他六人被炸成碎片，方圆几百米的柑橘林被火烤得树皮脱落。
当然，在1963年6月30日之前，巴勒莫的街道上也发生过流血事件。1956-1957年间，两个黑手党家族发生残酷的冲突，当时正值巴勒莫零售市场从一个家族的地盘转移到另一个家族的地盘。但是大部分的旁观者都相对比较冷漠。正如罗马的一家保守派报纸在当时所评论的那样：“归根结底，相互消灭是一个能为巴勒莫公共秩序带来福祉的好方法……这些西西里最后的残余犯罪分子正在主动消灭他们自己。”
西亚古力爆炸案之后，没有人再耸耸肩膀无动于衷地争辩说“他们在自相残杀”或者黑手党只不过是在做垂死挣扎。报纸将其准确地称为自“最后的匪徒”萨尔瓦多·朱利亚诺时代以来最严重的犯罪。警察立即对该事件做出回应，7月2日晚上就将维拉巴泰和西亚古力包围，火箭弹将街道照得通明，逮捕了40人并没收大量武器。这仅仅是“铁血长官”时代以来最大规模围捕嫌疑犯行动的开始。西亚古力悲剧发生后的第三天，据估计有十万群众顶着炎炎烈日跟随着七名遇害者的空棺来到巴勒莫大教堂，内政部长也在其中，要严肃处理黑手党问题的政治压力已变得不可阻挡。
西亚古力汽车爆炸案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点。在此之前，每一代意大利人似乎注定“发现”黑手党的存在，就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黑手党似的。塔亚尼在1875年对议会所做的演讲、1893年诺塔巴托洛谋杀案和铁血长官的法西斯“清洗”运动，面对每一次残暴杀戮或者政治危机，我们要重新从头开始理解黑手党这个问题。每次当冷漠、愤世嫉俗的政治活动和犯罪同谋重申自己的主张时，对黑手党的认识便再次瓦解成杂乱的废墟。西亚古力爆炸案之后，意大利开始慢慢痛苦困惑地知道学习如何从历史中如何汲取教训了。
1963年6月30日的暴行也是“我们的事业”的转折点。它终结了著名的“第一次黑手党战争”，这个称呼本身暴露出意大利的历史记忆是如何的短暂。随之而来的镇压使君子们不仅在意大利而且还在世界各地分散开来。然而时至今日，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是谁在1963年的那天上午丢弃了那辆朱列塔汽车。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因为谋杀这七位国家公务人员而被绳之以法，他们的名字就刻在西亚古力的粉色大理石上。然而，有一个人仍然被强烈地怀疑为凶手，他就是多玛索·布西达。
就像20年代的芝加哥？第一次黑手党战争
1962年末至1963年初，爆炸、汽车追逐和枪战等突然成为巴勒莫经常发生的事件。报纸上说，西西里的首府变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无意中带着一股讽刺的意味。乍看之下，1962年-1963年的战争确实像芝加哥风格一样老套。顺手从英美书店真实犯罪书籍类别里找一本书，就能读到类似的惹人生厌的匪徒故事。换句话说，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看起来像是普通的报复性谋杀。但是，黑手党内部的冲突从来都是难以预测的。在“我们的事业”内部，欺骗和政治像枪炮和炸弹一样重要。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很可能是最狡诈的战争之一。
关于这一战争的第一个“芝加哥”故事版本据说是这样的。人们根据主要的参战者推断，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是“旧派”黑手党与“新派”黑手党之间的争斗，是在受人尊敬的拥有土地的老板们与靠毒品和水泥生意而暴富的年轻鲁莽的暴徒之间展开的一场争斗。一方面，有人指出，西亚古力老板的儿子“小鸟”萨尔瓦多·格雷科于1946年被格雷科·皮杜中尉杀害。换句话说，“小鸟”是“我们的事业”最受人尊敬的那个家族的子孙。与这一高贵的血统对抗的是安杰洛·拉·巴贝拉，他是巴勒莫中心的老板。安杰洛和他的弟弟萨尔瓦多出身寒微，他们的父亲靠卖柴火谋生。他们从街头罪犯开始一点点在组织内部得到提拔，并在巴勒莫建筑热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安杰洛·拉·巴贝拉的大部分地盘位于巴勒莫建筑热潮一开始集中的利伯塔附近，他还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少壮派萨尔沃·利马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
安杰洛·拉·巴贝拉到底是否真像他看起来的那样是一名“新”黑手党成员，我们还真得仔细地观察他这个人物。事实上，巴贝拉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事件发生几年之后被关押在监狱岛上，在此期间他接受了意大利驻英国记者盖亚·塞尔瓦迪奥的采访，成为了塞尔瓦迪奥一系列精彩访谈的对象。
塞尔瓦迪奥立刻就被拉·巴贝拉的精明的面部特征、圆滑的优雅以及那副“狼牙”所吸引，但是这个男人身体特征之外的一切仍然是一个谜。塞尔瓦迪奥非常勇敢、敬业和精明，若是她对拉·巴贝拉的采访称不上“亲密”的话，那一定不是她的错。拉·巴贝拉接受采访时正在等待接受谋杀审判，没有一名等待接受谋杀审判的匪徒愿意交代大量犯罪事实，这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之所以安杰洛·拉·巴贝拉的个人身份特征没有记录在塞尔瓦迪奥笔下，有人怀疑更为深刻的目的是，他可能没有多少个人身份特征可被记录。
拉·巴贝拉这名黑手党分子的举止行为就像中国古代皇宫大臣一样的严格模式化。塞尔瓦迪奥观察到拉·巴贝拉做的每件事情都风度翩翩：他迈着缓慢而又整齐地步伐，让人感觉十分吃力；他即使说话慷慨时也面无表情，还习惯以第三人称指代自己。拉·巴贝拉还被他的采访者称为一名“聪明的疑病症患者”，这种病症不失为拖延法庭听证会的一个好计谋。人们很难确切地了解这一切，但他所有的举止行为似乎都是从古老的黑手党传统行为模式中学来的。人们可能只想知道他的仪态身姿是如何仔细地模仿19世纪70年代“沉默寡言、骄傲自大和谨小慎微的”安东尼诺·贾莫纳。安杰洛·拉·巴贝拉很可能是一名“新”黑手党成员，但他确保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老黑手党分子的做派。
对于安杰洛·拉·巴贝拉这样家境贫寒而又十分努力的年青人来说，“我们的事业”被看作是社会晋升的阶梯一点都不令人奇怪。黑手党一直是暴力精英云集的组织。实际上，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各方，既有贵族也有穷小子。“小鸟”格雷科的盟友卢西阿诺·莱焦出身于卑微的农民家庭，通过一级级的晋升而在20世纪50年代掌控了科莱奥内家族。战争中站在拉·巴贝拉一边的是彼得罗·托雷塔，他曾是萨尔瓦多·朱利亚诺匪帮的一员，现在是尤迪托地区的老板，安东尼诺·贾莫纳一个世纪之前曾经统治过尤迪托地区。警察局长圣乔治在1898年的报告中就提到过一个托雷塔。因此，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双方的黑手党家世谁也不比谁更高贵。“新派”黑手党挑战“老派”黑手党的故事，这一真实犯罪体裁的主要情节，提供了一份误导的战线地图。
战争的报道也是如此。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是因为有人在一桩毒品交易中欺诈而引起的。1962年2月，同为一个财团成员的巴贝拉兄弟和格雷科一家负责将从埃及买来的毒品托运到西西里南部海岸。一个名叫凯瑟多尼亚·迪·比萨的“君子”被派去查看萨特尼亚班轮能否安全地将其转运至纽约，但是接货的布鲁克林黑手党却发现他们收到的包裹里没有预期数量的海洛因。迪·比萨将毒品交给萨特尼亚班轮上的侍应生，但是侍应生虽惨遭折磨却什么也没有透露。迪·比萨本人开始受到怀疑。委员会应要求对这起案件进行裁决，迪·比萨被认定没有偷窃运输的毒品而被判无罪，但巴贝拉兄弟对此裁决却十分不满。
1962年12月26日，迪·比萨在位于巴勒莫最西端的坎波雷亚莱大广场被枪杀。他停好车刚向烟店走去，两名拿着3.8口径手枪和短管散弹枪的男子向他开起火来。迪·比萨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很快遭到袭击。随后，在1963年1月，比萨家族开始展开了复仇行动，萨尔瓦多·拉·巴贝拉成为“白色猎枪”谋杀计划的受害者，他的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牌汽车被找到时已经全部烧毁。他的哥哥安杰洛老板随后也消失了，然后突然出现在罗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这是在告诉他的朋友他还活着，同时也因为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使得敌人不容易对其下手。
安杰洛·拉·巴贝拉在哥哥死后决心继续这场战争。2月12日，一颗巨大的朱列塔汽车炸弹将“小鸟”格雷科位于西亚古力的房子摧毁。“小鸟”格雷科虽然毫发无伤，但却以同样壮观的方式予以回应。4月19日上午10时25分，一辆奶油色的菲亚特600从恩佩多克·雷斯提沃大街上的一家鱼店外面停下。街上的许多家庭主妇回忆起，当时那辆汽车的软顶棚在濛濛的细雨中还奇怪地打开着。她们还没来得及多想，两个男人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拿着机枪向鱼店里扫射。两个男人被打死，其中一人就是鱼贩本人，他被认为是杀害拉·巴贝拉的凶手；还有两人受了伤，其中一个是过路人。当时在鱼店里的无论是谁——或许是安杰洛·拉·巴贝拉——很明显地希望招惹麻烦，因为他们拿起左轮枪和猎枪进行反击。后来，警察在这家一片狼藉的商店里发现了一堆小型武器，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于是开着车来此地巡视，拿着喇叭筒号召采取行动。
紧接着灭亡的是盟友格雷科家族。这位希尼斯的老板被放置在其柑橘林铁门附近的炸弹炸死，毫无疑问，这枚炸弹也是放置在一辆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车上。这辆精致的四门家用轿车被看作是意大利经济奇迹的一个象征，就如广告所宣扬的那样“优雅纤细、实用、舒适、安全和方便”。但是随着汽车炸弹在巴勒莫不断引爆，朱列塔车迅速变成了更加危险、更加原始的事物的象征。
调查官后来推测，希尼斯最近发生的这起朱列塔袭击案是安杰洛·拉·巴贝拉最后一次疯狂的尝试，他要证明自己仍然能够找到他的敌人跟他们算账。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次尝试并没有达到目的。拉·巴贝拉最终在1963年5月25日早晨失去了战斗力。意大利公众感到震惊的不是这起未遂枪杀案的凶残：两辆汽车在他身边停下，车里面的人不断射出连珠炮似的子弹，也不是拉·巴贝拉奇迹般活过来的事实，拉·巴贝拉的左眼、脖子、胸部、背部、腿上和腹股沟都中了子弹，却依然活了下来，真是命大。公众们感到震惊也不是因为医生发现在他的脑袋里还残留着一颗在以前一次袭击中留下的子弹（他的“疑病症”也许是有根据的）。公众们感到震惊的是这次事件的发生地。拉·巴贝拉是在米兰的雷吉娜·乔瓦纳居民街被枪击的，这座繁荣的北方城市正是朱列塔汽车的生产地。《晚邮报》的头条新闻详细阐明了这座城市的惊讶，并暗示了这座城市对“典型西西里人”行为的态度：“黑手党家族之间的战争转移到了米兰。西西里人身中六发子弹还会告诉警察：‘我什么也不知道。’”当黑手党从西西里向外蔓延，这一问题也随之上升到整个国家的政治议程。
如果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真的像以“芝加哥”为背景的真实犯罪模式那样只是一连串平常的报复杀人的话，那么当安杰洛·拉·巴贝拉在米兰一家医院被逮捕的时候，战争就会结束，而由这场战争引发的所有媒体宣传报道也会逐渐消失，拉·巴贝拉米兰枪击案仅仅一个月之后的西亚古力汽车炸弹案也就永远不会发生。残酷的战争尾声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它是一个很微妙的事件，而大部分微妙之处牵涉到了多玛索·布西达。
对布西达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有两种叙述。第一种叙述是当时警察调查的结果，很可能还采纳了匿名的黑手党告密者的证词；第二种是布西达自己的叙述，写在事件发生二十多年之后。大致来说，官方的叙述更为可信。我们需要谨慎对待布西达自己的叙述，正如我们需要谨慎对待他在法庭上没有得到证实的那部分证词一样。他说这次战争和毒品毫不相干，并淡化了自己在战斗中所发挥的狡猾和进攻性的作用。但是，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像往常一样让我们对这个故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并且使我们认识到了里面所涉及到的阴谋。
关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官方文件认为布西达在刚爆发冲突时站在拉·巴贝拉兄弟一边。布西达很可能在被格雷科家族的人枪击过的鱼店里呆过，而且一定是那里的常客。但是当格雷科家族开始看起来似乎要赢得胜利的时候，布西达和尤迪托地区的老板托雷塔决定变节。如果想登上胜利者的宝座，有时候不得不放下自尊来丢卒保帅。
不过，根据官方说法，安杰洛·拉·巴贝拉遭到枪击并在米兰被逮捕后，他所控制的家族巴勒莫中心出现了家族权力真空。多玛索·布西达和彼得罗·托雷塔同时认为自己自然是安杰洛·拉·巴贝拉的接班人。托雷塔提议由他本人担任巴勒莫中心的老板并让布西达做他的副手。但是格雷科家族认为布西达是个及其危险的人，不能提拔。旷日持久的争端渐渐点燃了布西达、托雷塔和格雷科家族之间的争斗。布西达和托雷塔首先采取行动，突然袭击了托雷塔家里的两个敌人。1963年6月30日，多次装满炸药的朱列塔车意外将七名治安警察炸死，后来他们的名字刻在了西亚古力纪念碑上。新一轮大规模的暴力事件由此开始了。爆炸的预定目标原本是格雷科家族的人，但是杀手的行动因为车胎被扎而停止。至于杀手是不是布西达和托雷塔本人或者仅仅是听命于他们命令的“君子”，这一点就不知道了。
对比之下，在布西达对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叙述中，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公正的调解人以及“小鸟”格雷科和萨尔瓦多·拉·巴贝拉的好朋友。他对萨尔瓦多的弟弟、老板安杰洛·拉·巴贝拉态度不是很友好，指责他加剧了冲突并说他“自大和傲慢”。布西达坦言自己曾经接受了一份要杀害安杰洛·拉·巴贝拉的合同，但却宣称有人在他行动之前就执行了枪杀计划。至于他到底是否参与其中，这一点直至目前我们仍然不能确定。
布西达讲述故事的主要目的是指责“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是引起争端的真正罪魁祸首。他是一个家族的新老板，他的家族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零售市场争斗中输给了格雷科家族。布西达告诉我们，卡弗塔奥在烟草店外将毒贩凯瑟多尼亚·迪·比萨枪杀，从而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布西达的说法是，“眼镜蛇”杀害迪·比萨时知道，如果迪·比萨死了，拉·巴贝拉兄弟就会被指责为杀人凶手，兄弟俩与格雷科家族的战争也会在所难免。据布西达所言，卡弗塔奥也应该对西亚古力爆炸案负责。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实质上就是一场诡计的结果，而这场诡计是用来挑拨拉·巴贝拉兄弟和格雷科家族相互争斗的。
读完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叙述，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黑手党战争总是以控诉失败而收场。但有一点却变得很清楚，试图弄清谁谋杀谁，或者用“芝加哥”的语言来说，将1962-1963年发生的众多枪击案和爆炸案的“令人震惊的事实最终揭露出来”，这有点偏离正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即使是牵涉其中的黑手党分子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布西达和官方的叙述表明了一点，那就是黑手党老板们之所以思索了好久才定下来由谁担任巴勒莫中心的新老板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像许多黑手党战争一样，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是一场在黑暗中进行的大型屠杀游戏。
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同样是黑暗中的政治游戏。布西达虚伪地宣称委员会是作为罪犯的议会而设立的，他认为它是个公平的机构，为充满阴暗和背叛的“我们的事业”带来光明和公正。但是委员会，就像装满炸药的朱列塔汽车一样只是“我们的事业”内部的斗争工具。设立委员会的本意是要在整个“我们的事业”内部推行一些规章制度，使得从事跨洋海洛因贸易的黑手党“企业辛迪加”的日子好过一些，但委员会不久便凭借自己的力量变成了一个权力机构。例如，它开始像联合股份公司一样为毒品贩子服务。这也就是为什么来自城市对立面的黑手党布西达和格雷科家族联合出资在1962年运输了一批海洛因。因此，委员会持续增加的影响力与个别家族长久建立起来的权力形成了冲突。
布西达相信，躲藏在“眼镜蛇”卡弗塔奥和拉·巴贝拉两人背后的是由巴勒莫西北部老板们结成的联盟，他们憎恶委员会日益增长的权力，对像“小鸟”格雷科这样的巴勒莫东南部“君子”们凭借委员会得到的影响力也深感厌烦。在阴谋与混乱之中，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根源是一个老问题，这个老问题犹如黑手党的历史一样由来已久。当黑手党的主要兴趣还是柑橘林和牛群而不是建筑工地和海洛因的时候，黑手党就不得不处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黑手党作为一个影子政府的角色与其成员的商业利益之间的冲突，家族的地盘结构与超越家族领地分布格局的高利润走私网络之间的冲突。
真相、地盘和生意总是与黑手党战争利益攸关。到20世纪60年代，无论在西西里的“我们的事业”内部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带来外交后果。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将要发生的时候，美国的“我们的事业”承受着来自肯尼迪政府的前所未有的压力。罗伯特·肯尼迪通过其在参议院劳动欺诈委员会一丝不苟的工作而树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形象。作为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就要对如何对付暴徒做简要指示。在罗伯特·肯尼迪在任期间，有组织犯罪科和税务科对诈骗犯的定罪在1961年至1963年间增加了两倍，在1964年几乎又翻了一番。税务法早在30年前用来抓捕艾尔·卡彭的工具，现在仍然是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主要武器。
1962年，囚禁狱中的甘比诺家族的士兵约瑟夫·瓦拉奇在面临电椅死刑处决时开始开口讲话。当瓦拉奇出现在欺诈委员会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证人，许多人对他所讲的话表示怀疑。但是瓦拉奇至少成功地使J·埃德加·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第一次严肃看待垄断集团的犯罪问题。1959年，联邦调查局纽约办公室有400名警探负责调查美国的共产主义，负责有组织犯罪工作的只有四人。瓦拉奇的证词改变了该部门的工作优先权，截止到1963年，纽约办公室防诈骗小组有140人。1964年，联邦调查局隐藏的麦克风录下了卡车司机工会老板吉米·霍法与底特律黑手党进行一系列商业交易的谈话。
肯尼迪领导的反诈骗运动必然减弱了美国黑手党在西西里的影响。于是，那些旨在从“我们的事业”商业活动中分得一杯羹的黑手党老板们认为，既然美国的保护削弱了，这是一个与毒品贩子进行清算的好时机。
或许同样十分重要的是，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爆发于“幸运小子”卢西阿诺死后几个月，他是正在那不勒斯机场等着会见他的传记作者时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大家都知道卢西阿诺与拉·巴贝拉交往甚密，而且大家强烈怀疑他们的关系是以毒品交易为基础的。卢西阿诺死后，安杰洛·拉·巴贝拉必须向家族和委员会证明他在“我们的事业”中的权力不仅仅只是建立在其美国朋友的支持之上。尽管所有的朱列塔车都装满了炸药，他的行动却失败了。
安杰洛·拉·巴贝拉因其在1968年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判刑23年。1975年，他在监狱院子里被刀捅死了，这位新派黑手党的代表却以老派黑手党最传统的方式去世了。
不管第一次黑手党战争阴谋后面的真相如何，西亚古力爆炸案将战争引向结束的结果却十分富有戏剧性。将近两千人被捕，“警察似乎已经发疯了，”布西达评论道。面对强烈的反对力量，黑手党采取了最简单的自卫方法：藏匿起来。1963年夏天，委员会召开会议宣布解散。黑手党各个家族也解散了，据一位悔罪人说，巴勒莫的保护费都没有人来收了。黑手党的犯罪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几乎降为零。大批的高层黑手党分子逃往国外。“小鸟”格雷科首先去了瑞士，接着去了委内瑞拉。多玛索·布西达在瑞士、墨西哥、加拿大游荡，后来去了美国。
当“幸运小子”卢西阿诺于1946年被美国驱逐出境的时候，他改变了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如同卢西阿诺一样，西西里的许多“君子”也改变了他们在组织内的职业发展方向：从权力辛迪加罪犯（影子政府里的政治家）转变为企业辛迪加的领导者以及国际准军事商人。意大利的政治体系再一次成为黑手党历史上的主要参与者。
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
西亚古力爆炸案之前的几年对于任何准备公开声名反对黑手党的人而言都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教会和基督教民主党不仅执意否定黑手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还否定黑手党的存在。这个时候，只有少数几个声音打破了沉默。最重要的一个声音是集体发出的，独立的左翼报纸《时刻》在20世纪50年代领导了一场揭露黑手党真相的运动。作为弗洛里奥集团的机构，该报纸在世纪之交对西西里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获得了生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早期，报纸刊登激情的体育新闻报道、比基尼女孩的图片以及有关文学、音乐和艺术方面的深奥文章，简直就是一个精彩的大杂烩。尽管这些话题都非常吸引人，但报纸的主要卖点是对有组织犯罪和贪污所作的勇敢调查报道。当《时刻》在1958年刊登了重要黑手党老板的姓名、兴趣和政治关系之后，它的编辑部就遭到了一次破坏性的炸药袭击。《时刻》拒绝妥协，继续坚持这场反黑手党运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两名《时刻》的记者毛罗·德·毛罗和乔瓦尼·斯潘皮纳托为他们的工作献出了生命）。
受美国对有组织犯罪举行凯法弗听证会这个案例的启发，西西里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要求对西西里黑手党进行议会调查。《时刻》编辑部爆炸案也为这一要求增添了动力。但是，如果黑手党问题依然仅仅只是左翼力量的政治财产，那么这种推动力还远远不够。早在1959年，一位基督教民主党内政部副部长驳回了议会调查的要求，并将黑手党的犯罪归结为岛上居民的一种“怀着一种错位的荣誉感而自己去伸张正义”的倾向。
然而，当时的意大利政治版图已经改变，基督教民主党已经分裂，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些分支开始将社会党看作其潜在的联盟伙伴。社会党员是黑手党的历史宿敌，他们在战后的岁月也没有忘记被屠杀的工会会员和其他激进分子。在这种新的政治环境下，对黑手党进行议会调查的要求甚至在基督教民主党内部各个阶层中都得到了同情。1961年9月，西西里地区大会成立了第一个“中左派”政府，基督教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都包括在内，共产党人也对问题逐个表示支持。次年年初，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意大利议会成立一个专门调查黑手党的委员会。即使是黑手党自己的政客也投票赞成，因为他们现在认为调查不可避免，现阶段反对的话既没用又显眼。
随着国家的政治重心慢慢向东转移，反对黑手党的声音变得更加响亮了。其中一个声音来自列昂那多·沙沙。他是一名教师，来自阿格里琴托附近硫磺地区的一座不起眼的小镇拉卡尔穆托。列昂那多·沙沙的《白天的猫头鹰》是一本既优雅又凄凉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个侦探对一宗黑手党谋杀案的失败调查，发表于1961年。需要强调的是，《白天的猫头鹰》是一本虚构的小说，刻画了唐·马里亚诺·阿里那这个难忘的人物形象，是描写黑手党分子言行相貌的第一本书。
据了解，就在小说发表的同年，巴勒莫省的“我们的事业”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意大利对黑手党问题日益增加的兴趣。会议决定将谋杀降低到最小数量直至政治家对调查黑手党失去兴趣。但是休战只维持了一年，黑手党家族之间就因生意和地盘而形成的潜在紧张关系在1962年12月爆发了第一次黑手党战争。重新开始的大杀戮为制定议会调查计划进一步增加了政治动力。
西亚古力爆炸案发生不到一个星期之后，议会调查委员会终于开始运转。这是官方自1875年以来第一次对黑手党进行调查，但是现在进行严肃调查的政治条件比当年塔亚尼在议会揭发巴勒莫警察和罪犯勾结时的政治条件有利得多。社会党与基督教民主党一起组建了政府，似乎像议会调查的跨党派支持所表明的那样，社会党推动着政府向着改革和透明的方向发展。社会的期待很高，公众舆论似乎随时准备要求政治家们解释他们应对危机的方式。因此，被称为“反黑手党”的新调查以轻快的步伐开始了。它在一个月内就提出了许多强烈的建议，其中包括专门针对黑手党的犯罪立法，这在意大利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意大利政府似乎终于决心打击西西里的有组织犯罪。
唉，反黑手党调查的故事没有高潮反而只有一个令人扫兴的结尾。1963年西亚古力爆炸案之后的愤慨很快就消失了。黑手党组织全面保持沉默，很少发生暴行能激起反黑手党的工作。调查委员会也从开始时的全力冲刺很快变成了轻缓的漫步，缓慢的反黑手党运动拖拖拉拉持续了长达13年，最终成为意大利历史上最长的议会调查。与其说它是一次应急反应，不如说它是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一段持久沉闷的时期。
政府开展反黑手党工作的兴趣在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曝光之后也会定时复苏，但是重复出现的轰动事件并没有转化为有效的政治措施或者司法行动。即使在反黑手党运动的建议下于1965年通过的刑法也被证明在某些方面具有反作用。该法律规定黑手党嫌疑人被迫在离家很远的地方生活。这是为了隔绝黑手党成员与其周围社会的联系而做的努力，就好像黑手党是由于呼进西西里西部土壤所散发的不健康气体而造成的一样。几十个“君子”在“强制居住”措施下被安置到岛上的各个角落，而意想不到的结果则是黑手党在意大利各地建立了新的基地。
反黑手党调查不时泄露出一些有关政治家勾结黑手党的丑闻，但每一次都似乎被当事人的否定或诽谤诉讼减弱。至于政治家和黑手党之间谨慎、面对面勾结的证据很难符合刑法的证据标准。维托·钱奇米诺——科莱奥内黑手党控制下的基督教民主党少壮派——反黑手党运动于1964年揭露他与黑手党勾结的事实之后被迫辞职。他再次出现是在1970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成了巴勒莫市市长。紧接而来的国家丑闻以他的辞职而告终。1975年，他向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冗长的自辩书。在那难以喘气，足有一页长的开场白中，他抱怨自己作为一个“为社会而牺牲自我”的人所忍受的“诬蔑的宣传”、“腐蚀的诡辩”、“个人的积怨”、“奴从的谣言”和“对拉丁法律传统的冒犯”。他在1984年被捕前一直是巴勒莫政治舞台的背后力量。
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的部分问题在于人员的流动。当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的一名新主席于1972年就职时，他坦言自己所知道的黑手党的每一件事都是通过阅读马里奥·普佐的《教父》得来的。但是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成员的缺乏连续性只是表象，调查委员会的主要困境在于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分裂倾向。除了遗留的法西斯主义以及事实上是冷战前线之外，意大利也有其他分裂倾向，特别是天主教和世俗世界观之间的分裂以及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分裂。意大利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之舟”，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小型的船队，每艘船都根据不同的航海图航行，每艘船都争着想得到最有利的风，但每艘船都害怕与其他的船只分开。像所有其他的政府机构一样，议会调查委员会成为派系争斗的对象，每个集团都想将自己的成员安插进反黑手党委员会。其原因就是，“黑手党”这个词语自1865年进入意大利语以来一直是一个政治武器。任何一个政党或派系，更不用说基督教民主党了，都不准备将这个武器拱手让与他人。
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里有许多杰出人物，例如：基督教民主党人弗兰克·卡塔内和共产党人吉罗拉莫·李·考西（他是抗战老兵，在唐·卡洛·维齐尼于1944年在维拉尔巴镇广场策划的手榴弹袭击中得以幸存）。就是这些政治家竭力使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成为表达国家利益的一个正义机构。然而，他们的任务并不简单。1972年成立了新政府，两名被反黑手党委员会揭露与黑手党有联系的巴勒莫少壮派担任了部长职务：萨尔沃·利马成为财政部副部长，“总督”乔瓦尼·焦亚成为邮政与电讯部部长。焦亚的一个支持者甚至被安插进了反黑手党委员会。这个人不仅公开说黑手党并不存在而且在早期阶段还接受过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就是五个月的政治争吵，在此期间，反黑手党的工作也陷入了全面停止状态。意大利体制中强烈的宗派主义破坏了国家对黑手党反应的一致性和权威性，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最终于1976年结束了工作，它最大的遗产就是浩如烟海的文件。在它收集的“大部头”文件、“部分”文件、中期报告、总结报告和少数派报告中（对所要吸取的教训还没有达成政治共识），反黑手党为少数几个有足够书架空间的图书馆留下了将近四十卷厚厚的报告。例如，1972年中期报告共有1262页，语言索然无味，任何有耐心读下去的人会对黑手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份报告讲的是黑手党对“空前血腥暴力”的系统使用，黑手党与商业的寄生关系以及黑手党与本地政府和国家政府的联系。报告还解释说，统治不同地区的黑手党家族之间有一个“沉默协议”，他们之间即使发生无情的争斗也不会破坏这一协议。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的文件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巨大而又丰富的资料来源。事实上，如此庞大丰富的上千页文件熄灭了披露黑手党与政客勾结的这个“火药桶”，调查委员会早期的一位主席曾经承诺过早晚会披露黑手党与政客勾结的事实。就在展开反黑手党调查的那些漫长岁月里，战后的意大利第一次认识到了人们对黑手党的认知疲倦。
与1963年的期望相比较，反黑手党调查的结果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失望。但是委员会至少大大提高了意大利民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些从调查中浮出的故事深深地嵌入进了公众的记忆中。例如，在卡卡莫镇，镇政府会议室里镇长座位旁边专门为一名黑手党老板永久设立了一个座位。调查委员会之后，通过像米歇尔·潘达莱奥内这样博识的作家（这位左翼活动家曾经在其家乡维拉尔巴镇与唐·卡洛发生过争执），黑手党研究在意大利拥有了一小批稳定的读者群，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由于读者们对于黑手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现在很少有政治家厚着脸皮完全否定黑手党的存在。黑手党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仅限于左翼政治派别的问题了。大家都知道，反黑手党调查稍微增加了政治家与黑手党冒险勾结所要付出的代价（失去民众的信任以及国内影响力）。13年的工作取得这点成就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但是，这毕竟还是一种成就，而且这种成就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取得的。
“一个集体犯罪现象”
参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的117名人员于1968年在卡拉布里亚的卡坦扎罗接受审判。判决于同年12月发布。如同反黑手党调查是一次政治反高潮一样，这次判决被证明是一次司法审判上的反高潮。在卡坦扎罗，少数几个黑手党头目被判处长期监禁：尤迪托的老板彼得罗·托雷塔因为在家中谋杀两人被判最长的刑期，二十七年；安杰洛·拉·巴贝拉被判刑二十二年零六个月；缺席审判的“小鸟”格雷科和多玛索·布西达分别被判刑十年和十四年。其余大部分被告因为参与犯罪组织要么被判无罪，要么只被判处短期监禁，鉴于在等待审判的过程中就已被关押过一段时问，绝大部分被告立即得到释放。
卡坦扎罗裁决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明意大利法律制度在处理黑手党犯罪问题上是如何的懦弱无能。从许多方面来看，它都像是以圣乔治报告为基础的令人沮丧的1901年审判的重现。但是二者有一个区别：在这个案子里，没有人怀疑司法机构和黑手党之间有勾结。实际上，在多玛索·布西达决定与司法机构合作之前，构建一幅在法律上令人信服的关于“我们的事业”的图画在客观上是非常困难的。卡坦扎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意大利法官要准备公文书来解释他们的判决。461页的卡坦扎罗判决书使我们得以洞悉这一有关黑手党的大型诉讼案件背后所隐藏的思维逻辑，并让我们了解了为何在意大利法律制度运行良好的情况下“我们的事业”还是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前，“我们的事业”的成员为避免在卡坦扎罗定罪而做的大部分工作都进展顺利。如同圣乔治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警方发现在调查初期阶段总是有人会从黑手党组织内部站出来作证；但是，一旦证人害怕被报复，他们就会在调查后期撤回证词。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朱塞佩·里恰尔迪，他在拉·巴贝拉兄弟手下遭受了长期的不公正对待。首先，他们俩谋杀了里恰尔迪的父亲，里恰尔迪的父亲也是一名“君子”。他们威胁里恰尔迪的父亲将其父亲的货运公司以最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随后，他们在里恰尔迪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里恰尔迪将两个敌人带到格雷科家族地盘下的布兰卡乔车站，里恰尔迪亲眼看着多玛索·布吉达用枪威胁着将他们俩带走，但以后再也没见到过这两个人。在向地方法官陈述完这些事件不久，里恰尔迪就完全退缩了。对于他的突然转变，他提出了一连串凄凉的理由：他不认识任何人，他生病了，他因为父亲的原因而失去了高薪的工作，他害怕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他只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他抗议说自己是被警察屈打成招的，但后来甚至又撤销了这一指控，法官认为这一指控毫无根据。因为拒绝作证而起诉如此可怜的人对调查者而言也于事无补。
像六十多年前的圣乔治一样，卡坦扎罗的检察官被迫依靠匿名的消息来源以便勾勒出一幅黑手党战争的战线图。这样的消息来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能够提供一个理解的框架使我们能够梳理清楚一系列随机发生的犯罪案件之间的关系线索。开始审判的时候，无法掩盖的事实是，与被告的数量和指控的严重性相比，证据显得十分薄弱。因此，检察官们做了一个明确的请求，要求法官考虑案件发生的宏观社会背景。被告的犯罪记录，他们可怕的声誉以及故意破坏证据和恐吓证人的迹象，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被称为黑手党的组织。
辩护律师争辩道，没有任何足够具体的证据能够证明这种模式真实存在而不是一种法律上的假设，我们无法因为辩护律师做出这样的辩护而去指责他们。他们声称，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控方律师为了弥补证据的明显不足而虚构出来的。如果黑手党不是一个组织而只是西西里人对法律所采取的一种普遍的敌对态度呢？
贪污、勾结和恐吓能够向我们解释黑手党分子为什么屡次能够因证据不足而获得无罪判决。对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所作的卡坦扎罗判决表明，司法系统面临的中心问题是黑手党之谜。对控方的证据作了初步评估的预审法官连同主审法官一起都对黑手党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这一说法不予采信。但是他们没有掌握一个事实，即“我们的事业”的组织可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犯罪官僚体制。法官们同样对黑手党拥有适用于全体成员的“规范”和“标准”的任何提议均表示怀疑。主审法官的最终裁决哕嗦地承认黑手党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心理态度或者夸大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但他也强调指出，这些社会因素仅仅是“集体犯罪现象”发生的背景。在主审法官心目中，这不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而是许多独立的互不相干的犯罪团伙，而不管这些团伙是本地的团伙还是走私犯组成的网络。总而言之，意大利的司法系统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黑手党是一种确实存在的事物，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它还是一个模糊的事物，无法被绳之以法。
1969年12月10日晚上6时45分，五个男人身穿偷来的警察制服冲进巴勒莫拉齐奥大街上的一排单层办公平房，并用机枪向里面的人扫射。紧接着是一阵激烈的枪战，其中一名袭击者被打死，他的同伙将其扔进一辆用以逃跑的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伺机逃跑。在撤退过程中，他们杀死了四名敌人，并使得两名敌人受伤，并留下了二百多枚弹壳。警察一到达现场就立刻意识到那位死者就是这次袭击的主要目标。他的旁边放着他的标记物柯尔特眼镜蛇手枪。他就是“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那位指责布西达发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黑手党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