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莱奥内家族的第一次崛起：卢西阿诺·莱焦1943-1970
像大多数美国黑手党电影一样，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导演的《教父》于1972年在意大利上映时受到批评界的诟病。一位评论家诬蔑它“只不过对意裔美国匪徒的那些老生常谈进行提炼而已”。产生这种观点或许是因为由于一些意大利人对于美国通过好莱坞电影将黑手党据为已有而怀有憎恶之情。这位评论家还认为《教父》里关于西西里的片段“愚蠢而又令人讨厌”。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不可否认，美国所有黑手党电影里有关教父在西西里岛的镜头都愚蠢之极。有一个场景是这样的，阿尔·帕西诺饰演的迈克尔·科莱奥内在科莱奥内小镇的大街上漫步。黑衣裹身的寡妇和贴在墙上的葬礼公告让科莱奥内感到吃惊，于是他便大声地问所有的男人都去哪里了。“他们都死了，”他的一个当地的保镖回答道，“因为仇杀。”保镖在说到“仇杀”一词时就好像它意味着某种邪恶的自然力量，一种只是侵袭西西里男人的黑死病变体。
当电影中的人物迈克尔·科莱奥内拜访他父亲的家乡时，斑疹伤寒症对当地人口的危害要比黑手党的犯罪更大。大约有40人在1947年夏天死于这种病。科莱奥内大街上的道路和排水系统被美国坦克轧坏，小镇仍然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地方。即使那些年的谋杀率没有达到《教父》所提到的灾难性水平，谋杀率仍然很高。1944年有11起谋杀，1945年有16起，1946年有17起，1947年有8起，1948年有5起。和西西里西部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年里黑手党开始复苏并镇压新的一轮农民革命运动。但是回想起来，科莱奥内的谋杀数据已经到了十分凶险的程度，其中就包括卢西阿诺·莱焦第一次所犯下的那些罪行，卢西阿诺·莱焦这个黑手党分子后来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以莱焦为榜样，莱焦最中意的弟子及科莱奥内的追随者——“矮子”托托·雷依纳——精心策划了一场针对“君子”们的前所未有的大屠杀。这就是发生在1881-1983年的著名的第二次黑手党战争。在雷依纳的领导下，科莱奥内家族在组织里建立独裁统治，并且几乎使黑手党组织终结。甚至在今天，作为老板们的老板，雷依纳的继任者出生在科莱奥内并受到了卢西阿诺·莱焦的教导。因此，当《教父》的作者马里奥·普佐为唐·维托·科莱奥内选择出生地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因为碰巧才选择了科莱奥内小镇。马里奥·普佐之所以选择科莱奥内，是因为在这座小镇里出现了一批最令人害怕、最强大的黑手党分子。
卢西阿诺·莱焦最知名的几张照片是1974年在巴勒莫出庭时拍摄的。从这些照片中很难避免得出以下的结论：莱焦在当时的场合下决定以白兰度饰演的唐·科莱奥内为模板来展示自己的形象。雪茄烟、长而厚重的下巴以及傲慢的神情，莱焦几乎让人误以为就是唐·科莱奥内；两个人实在是太相像了。事实上，莱焦的相貌在《教父》上映之前就已经臭名昭著。反黑手党委员会对莱焦的分析报告也在电影上映的同年发表，这份文件并不关注像容貌这样轻浮的事情。但委员会却被莱焦的“大而圆的冷面孔”和他的“讽刺、蔑视性”的怒视所惊呆。如果电影里的唐·维托睿智审慎并以家庭为中心的话——黑手党分子喜欢将自己描绘成这副形象——那么与之相反，卢西阿诺·莱焦的相貌则是反复无常的恐怖的象征。然而白兰度厚重的眼睑使其塑造的人物既显得高贵而又矜持，莱焦瞪视的眼球则表明他既凶恶又反复无常。一个悔罪者说莱焦“有一副让我们这些黑手党成员也感到害怕的面容，一点小事就能激怒他，接着他的眼中现出奇异的光芒使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保持安静……你甚至能感觉到空气中盘旋的死亡气息”。据同一个悔罪者所言，他有一次杀死了一名黑手党成员及其情妇之后，还强奸并杀害了情妇的15岁女儿。
但是像许多真实的黑手党人物传记一样，卢西阿诺·莱焦的故事若是以心理学的方式讲述的话就只能沦为关于黑帮的模式化描述。尽管莱焦能使人产生强烈的恐惧感，但他及其追随者们在“我们的事业”里之所以如此强大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可怕，而是因为将新老办法结合而重新制定了黑手党的策略。科莱奥内家族制定了一套称霸西西里黑手党的制度，它很适合反黑手党调查刚兴起那些年的新气候。当时国家和公众舆论对黑手党这个问题非常警惕，毒品生意对传统的家族结构施加了新的压力。就像“我们的事业”是西西里肌体内一个隐秘而又致命的寄生虫一样，科莱奥内家族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我们的事业”肌体内一个隐秘而又致命的寄生虫。要了解这些策略是如何制定的，那么我们有必要去追溯科莱奥内家族的发家史，这还要从莱焦在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所犯的那些罪行说起。
卢西阿诺·莱焦于1925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盟军于1943年入侵西西里岛后，黑手党再次出现。莱焦当时还是一名小偷，被米歇尔·纳瓦拉吸纳入黑手党组织。圆脑袋的纳瓦拉是一名医生，同时也是科莱奥内家族的老板。（黑手党分子当医生的传统历史悠久，比如纳瓦拉就是科莱奥内镇上的全科医生。1946年，在前任被不明身份的人杀死之后，纳瓦拉就成了医院的院长。）通过纳瓦拉的介绍，年仅20岁的莱焦得到了一份工作，在纳瓦拉附近的一所庄园做看守。早在“法西”领导人伯纳迪诺·韦罗未被杀害之前，这样的职位就已经被科莱奥内家族的黑手党控制，并利用该职位走私、偷窃、恐吓劳动力以及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勒索保护费。
1948年，莱焦可能在纳瓦拉的命令下实施了战后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政治暗杀，又一名社会党烈士成为科莱奥内农民的悼念对象。3月10日晚，莱焦用枪威胁着工会会员和反战老兵普拉西多·里佐托出了城，接着强迫他跪下，然后近距离在他头上连开三枪。枪击案发生时，意大利共和国首次议会选举即将举行，这并非只是一个巧合。里佐托的遗骸连同另外两个人的遗骸一年半之后才在60米深的山洞里找到。里佐托的母亲仅凭衣服残片和一双美国产的胶底鞋辨认出了他的身份。尽管帮助莱焦实施绑架的两个人提供了证据并告诉警察当局到哪里去寻找受害人的尸体，但莱焦却没有因为这次谋杀而被判刑。普拉西多·里佐托一直没有坟墓，他只有一个半身塑像，落成于1996年，目前矗立在科莱奥内镇政厅的外面。
莱焦在杀害里佐托不久之后就潜逃了。莱焦在1964年被抓获过，1970年再次消失，1974年最后一次被监禁。作为一名长期逃犯，莱焦在科莱奥内镇获得了“红花侠”的绰号〔※“红花侠”（Scarlet Pimpernel）是英国女作家埃穆什考·奥希兹于1905年写成的小说。故事描述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王室和贵族也纷纷遭陷害。英国花花公子帕西化身为传说中的蒙面侠客红花侠，不断潜往法国，出生入死解救受难贵族并将他们送往国外。每次解救成功都会留下一朵红色的繁笺花为记。〕。但是，莱焦远不像“红花侠”这个文学形象那样精神抖擞，他患有慢性前列腺炎和颈椎病，脊椎的炎症迫使他系着皮革矫正器。他精神状况不佳意味着他“逃亡”的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在昂贵的诊所和疗养地度过的。黑手党分子以这种方式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应该是正常的。甚至像卡洛·维齐尼这样一个肥胖的黑手党领导人也干过这种事情。但是，莱焦几乎一生都在过着这种隐匿的生活，这无疑为其他黑手党分子树立了一个典范。科莱奥内家族的所有成员一直以来都是“红花侠”，他们不仅在法律和秩序的力量面前是“隐形人”，而且在敌对黑手党分子面前也是“隐形”的。这种隐蔽性是黑手党新权力模式的一个特征。黑手党老板再也不会在广场附近酒吧的咖啡桌上开庭审理案件，唯一能够体现科莱奥内家族权力的方式就是他们的野蛮行径。
1956年，仍在躲藏的莱焦开始从事家畜饲养生意以掩盖其偷牛的勾当。这是莱焦得以挑战老板米歇尔·纳瓦拉的权威的基础。首先，莱焦恐吓一位纳瓦拉的手下放弃了在家畜公司里的股份。接着，当纳瓦拉的一位高级助手买下了一块相邻的土地的时候，莱焦指使手下在其土地上搞蓄意破坏。之后不出所料，1958年6月，莱焦走在自己的农场建筑之间中了纳瓦拉派来的杀手的埋伏。但他们似乎对他的神枪手的名声有所顾忌，为了万无一失，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开枪，莱焦开枪将他们打退，仅仅手部受了伤。
这是纳瓦拉医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两个月之后，纳瓦拉从莱尔卡拉弗里迪乘车返回科莱奥内镇，同行的还有一位医生，他是一个完全无辜的人。当他们转弯时，莱焦的阿尔法·罗密欧1900在他们前面挡住了道路。当警察和记者后来到达现场时，他们发现受害者的汽车已经滚落到路的边缘，车上的几十个枪眼让人误认为这是在拍摄芝加哥警匪片。自从普拉西多·里佐托于十年前失踪起，这是第一次成为科莱奥内镇头号新闻的黑手党谋杀事件。现在，莱焦的恶名在科莱奥内小镇内外都传开了。
针对纳瓦拉的行动是一次极为大胆的行动。这位邪恶的科莱奥内医生代表了一种稳定和政治保护，“我们的事业”对此十分重视。纳瓦拉除了做医生之外，他还是科莱奥内农民联合会的主席、农民公会的理事以及这一地区健康保险计划的检查员。纳瓦拉将自己的朋友安置在了许多有重要影响力的半官方机构里，他的一个弟弟经营着一家西西里地区巴士公司，这家公司是纳瓦拉在1943年用遗弃的军用车辆亲自创办起来的。这名科莱奥内医生控制了相当数量的基督教民主党的选票，也获得了该地区其他黑手党老板们的支持，而且还可以依赖自己家族内的黑手党手下，他们要么有丰富的经验，要么在美国有关系。虽然他因为涉嫌参与里佐托谋杀案而被在国内流放一段时间，但在被人枪杀之前他甚至还被授予了意大利骑士爵位。难怪该镇的农民都称他为“我们的父亲”。黑手党很少有兴趣允许像莱焦这样的普通杀手扰乱好不容易耐心积攒起来的、有利可图的威望。
杀害纳瓦拉之后，莱焦领导的那帮人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保持他们进攻的势头。到目前为止，生存和胜利指的是同一回事。纳瓦拉死后一个月，纳瓦拉最威猛的三个手下在一次枪战中丧生，这次枪战发生在科莱奥内镇中心，参战人数达几十人。几名旁观者，包括儿童在内，受了伤。科莱奥内因此获得了“墓碑”的绰号。1958年10月，《时刻》在“危险”这个单词标题下整版曝光了莱焦的活动。三天后，这家报纸的编辑部遭到了炸弹的袭击。
莱焦对地位巩固的科莱奥内老板们发动惊人的政变虽然不同寻常，但却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确认了贯穿黑手党历史中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尽管政治影响力很重要，但是荣誉团体的最终权力在于其军事力量而不是政治力量。莱焦在1958年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随时准备为了使用压倒性的暴力而付出短期的政治代价．这一点后来成为科莱奥内黑手党采用的策略的一个特征。
科莱奥内地区的枪杀和绑架持续了五年。就在莱焦所领导的那批自命不凡的手下即将对纳瓦拉集团取得全面胜利之时，发生于1963年6月30日的西亚古力汽车爆炸案导致了大规模的逮捕并使得西西里岛西部几乎全部的黑手党活动都暂停了下来。莱焦这位“红花侠”最终于1964年在科莱奥内的一座房子里被逮捕。这所房子属于一个老处女，她曾经是被杀害的工会会员普拉西多·里佐托的未婚妻，因此之前丝毫没有受到别人的怀疑。
当64名参与莱焦派和纳瓦拉派战争的人员最终在1969年接受审判时，他们都被无罪释放。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莱焦成为黑手党杀手已经有25年，但他的犯罪记录只留下了一项罪名：偷窃几捆玉米。反黑手党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后来对判决做出了批评，指责莱焦及他的部下有恐吓证人的行为，还有法官在评估控方证据时表现出了异常严谨的“无意识”倾向。莱焦似乎在调查和审判期间试图销毁过物证。在纳瓦拉谋杀案现场找到的汽车尾灯碎片曾经在案发当时被证实来自一款属于莱焦的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几个月之后为了复验打开证据袋的时候，人们发现那些碎片已经被替换成了另一种型号汽车的尾灯碎片。控方提出上诉反对无罪释放，但当莱焦在二审中被判处无期徒刑时，他再一次藏匿了起来。
莱焦及其部下于1969年被无罪释放之后，黑手党又重新开始了活动。此时，一张新的黑手党权势图出现了。假扮警察在拉齐奥大街杀害“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的开枪队伍中有两位是莱焦的顶尖杀手：卡洛杰罗·巴加里拉和“拖拉机”伯纳多·普罗文扎诺（前者在袭击中被打死并被扔进潜逃车的后备箱里，而后者在本书编写时成为老板们的老板）。黑手党委员会改组不久，莱焦在“我们的事业”中的地位才得以确认。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委员会最初只有三名成员。第一个人是“塔诺”加埃塔诺·巴达拉曼迪，一名在大西洋两岸有着稳定关系的重要毒品经销商，也是起草委员会规则的“宪法工作小组”的三位成员之一。第二位是绰号为“维拉格拉齐亚王子”的斯特凡诺·邦塔德，巴勒莫最大家族的老板，也是最著名的黑手党王朝的后裔，他的父亲曾是唐·卡洛·维齐尼葬礼上的护柩者。第三位就是卢西阿诺·莱焦，他经常委托自己信任的副手“矮子”托托·雷依纳代表他参加会议。
三巨头的组成标志着新的委员会与“乔香蕉”在1957年访问西西里后设立的第一个委员会属于不同类型的机构。禁止家族首领在委员会拥有一席之地的规定被取消。毫无疑问，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成为巴勒莫省最有权势的君子，也是整个西西里黑手党中最有权势的“君子”。委员会现在已经不再像布西达在1975年所设想的那样仅仅作为本地家族老板们与“君子”个人之间的权力平衡杆。实际上，委员会现在正从上而下使黑手党家族重新恢复活动并对其进行重组。当整个委员会于1974年开始运作时，“我们的事业”采取的是等级制的命令结构，多玛索·布西达后来向法尔科内描述的就是这一权力结构，这一权力结构直至今日依然存在。
问题是来自落后的科莱奥内的卢西阿诺·莱焦是如何在巴勒莫精英群里占据一席之地的。真实情况是，尽管莱焦和马龙·白兰度都将恶名赋予了科莱奥内，但科莱奥内并不是黑手党的“首府”。早在莱焦于1964年第一次被捕之前，他就不再仅仅是科莱奥内家族的老板，他将自己的影响力有效地延伸到了巴勒莫。
巴勒莫是莱焦大部分时间藏身的地方。就是从巴勒莫市的肉类批发市场里，莱焦的小型货运公司将其非法屠宰的牛拉走。在巴勒莫，“一意孤行的科莱奥内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为了权力而努力挤进镇议会。在巴勒莫，莱焦的公司出租装满走私烟的摸奖机器。莱焦同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的主要参战者拉·巴贝拉、布西达、格雷科、卡弗塔奥、托雷塔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巴勒莫是黑手党的根源所在之地。它依然是荣誉团体权力集中的地方。巴勒莫是第二次黑手党战争的战利品。
莱奥纳多·维塔尔的精神危机
西西里黑手党的历史不只是由高层政治、大生意和战争而构成。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起悲剧事件（在本章和下一章中将会叙述到），悲剧事件影响到了生活在黑手党制度统治之下的男女老少，反映了他们对日常生活的严重焦虑。
1973年3月29日晚上11点左右，莱奥纳多·维塔尔走进巴勒莫紧急行动小组的当地指挥部，宣称自己正处于宗教危机之中并打算开始新的生活。他32岁，是来自“我们的事业”中的阿尔里罗·迪·百达家族的“君子”，是十人小头目。在那些目瞪口呆的官员面前，维塔尔承认了两项谋杀、一次谋杀未遂、一次绑架以及许多轻微的罪行。他还说出其他凶杀案的元凶。他解释了黑手党家族是如何组织的，他所在的家族的成员都是谁并且透露了黑手党委员会的存在。虽然他在组织里的级别很低还不能确切知道到底谁担任委员会委员，但他解释，有一次科莱奥内三巨头之一的“矮子”托托·雷依纳曾经为他的家族和相邻家族解决过纠纷。当消息传到新闻界后，大家都称他为“巴勒莫郊区的瓦拉奇”〔※指的是美国黑手党分子乔·瓦拉奇（Joe Valachi），后来为了争取宽大处理而向美国警方出卖了黑手党的内部情报。瓦拉奇是第一个让大家知道美国的黑手党往往用“我们的事业”来指代其组织的人。〕。
就在维塔尔自首三个星期后，调查官邀请了一个有司法精神病学家组成的团队来到尤西卡丹监狱，并指示他们确认这名悔罪者是否足够理智而成为一个可靠的出庭受讯的证人。在此之前，一些迹象明显表明他的精神状态脆弱。当年早些时候，维塔尔因为涉嫌参与绑架而被关押在阿西纳拉岛一周，在此期间他曾经用自己的粪便涂满全身。他向精神病医生作的解释是：
做那样的事情能够有助予以某种方式理解——理解到像那样的事情并不是不好的，而其他的事情才是不好的。像那样的事情不会伤害人，但是其他的事情是不好的——我以前做过的事情是不好的。
维塔尔将粪便涂抹全身的行为远比他的言辞更能说明一切，他教育程度很低。尽管维塔尔的口齿不灵，但他向精神病医生所讲述的故事让我们洞悉了加入一个在沉默和死亡的国度里运作的团体组织将要付出什么样的感情代价。
维塔尔的叔叔是他生命中最有影响的人，他在父亲去世之后向他的叔叔寻求缺失的关爱，他的叔叔同时也是他的老板。“他是我的全部”，维塔尔说道。他人生最大的焦虑就是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是一个男人。“我相信我是一个同性恋，而且这个想法一直伴随着我。”他在14岁时就不再做弥撒，因为他责怪上帝给他头脑中带来的“丑恶思想”。他成为了一名黑手党分子，他说：“作为对我自己的本性的一种反抗，因为上帝赋予我这些情结。作为对上帝的反抗，因为他赋予了我一种自认为自己不是男人的情结。”
但是，当莱奥纳多·维塔尔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这和任何“情结”都无关。黑手党的价值体系已经在维塔尔家族的后代中延续下来，维塔尔的祖先中有一人曾经做过杀手，19世纪90年代还澄清没有为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效力过。当莱昂纳多的叔叔察觉到年轻的莱奥纳多崇拜自己时，他开始遵守家庭传统来考验他的胆量。有一次叔叔问他，“你看到我的双手了吗？它们血迹斑斑，但是你父亲的双手沾染的鲜血更多”。他的叔叔要他证明自己的“勇敢”。刚开始时让他杀死了一匹马，然后在他19岁的时候让他杀死了一个人。他曾被小型的菲亚特500载着经过受害者，然后手持猎枪站在后座上向受害者开火。莱奥纳多得到的奖励就是他的叔叔带他去打云雀，后来他的叔叔又接纳他进入阿尔里罗·迪·百达家族。莱奥纳多参加的入会仪式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黑手党入会仪式在细节上大同小异，他的手指被塞维尔柑橘树上的刺扎破，树上的苦果自阿拉伯时代就因其精华而受到推崇。
毒死警犬，焚烧汽车，捣毁柑橘果树，杀死一名偷柠檬的小偷，递送画有骷髅头的恐吓信，将炸药放置在办公室里，破坏建筑工地上的机器，到处无所事事闲逛，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莱奥纳多13年来天天从事的敲诈活动，遵从他叔叔的命令对家族地盘进行“征税”。1969年，维塔尔在杀死一名黑手党后获得了更高的荣誉。他的叔叔因此才开始向他透露更多关于黑手党组织的秘密。叔叔告诉维塔尔，委员会确实存在并且最近的一次谋杀也是委员会下令进行的，另外委员会还下令杀害了《时刻》记者毛罗·德·毛罗，这名记者在1970年失踪了。维塔尔晋升为十人首领，但是对维塔尔来说，获得这个职位无非就是能够多分得一些战利品。
维塔尔向精神病医生解释说，通过揭露黑手党的秘密，他从以前的自我和焦虑中解脱了出来。据维塔尔说，这就像是其他人承担了他的罪行。他重新找到了上帝，找回了内心的平静，并最终确认自己实际上并不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向精神病医生讲述故事的更多细节时，医生发现他的心情变得更加沮丧、更加难以预测。有一天，他出现时胳膊上满是自虐造成的伤口，接着赤着脚，蓄着长胡须到处乱走，还一边大喊，“疯子，我是一个疯子”。法官们开始怀疑他是仍然处于导致他脱离黑手党的精神危机之中，还是因为迫于压力被迫装疯以便削弱自己证词的效力。精神病医生结束检查后，维塔尔被诊断为“精神上处于半衰弱状态”，但专家们还是一致认为他的证词依然是可信的，因为他的病情并没有损害他的记忆力。维塔尔对精神病医生如何界定他的病情所作的书面反应简洁明了，而且让人感觉到了他的内心痛苦：
精神上处于半衰弱状态＝心理疾病。黑手党＝社会疾病。黑手党政治＝社会疾病。腐败当局＝社会疾病。卖淫＝社会疾病。梅毒，湿疣等疾病＝从儿童期就影响不佳精神状态的身体疾病。宗教危机＝由其他疾病所致的精神疾病。我，在唯一真神的信仰下复活的莱奥纳多，就是这些罪恶的受害者。
这起案件于1977年开庭审理，28个被告中只有维塔尔和他的叔叔被定罪。维塔尔的“半衰弱精神状态”和古怪行为足以使控方辩护大大地减弱。如果这些无罪释放可以理解，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何当局完全忽视维塔尔对黑手党本质所做出的那些极其重要的见解。维塔尔被判处25年监禁。维塔尔在1984年6月被释放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度过的。不久之后，当多玛索·布西达出庭作证之后，维塔尔在1973年之前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得到证实。1984年12月2日，星期日，正当维塔尔同母亲和妹妹在做完弥撒回家的途中，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朝他的头部开了两枪。次年，乔瓦尼·法尔科内和保罗·博尔赛利诺为大审判做准备提交证据来支持所谓的“布西达命题”。文件一开始就讲述了莱奥纳多·维塔尔的故事，他们对故事所作的结论如下：“希望在维塔尔死后他至少能够得到应有的信任。”
一个“左翼狂热分子”之死：佩皮诺·因帕斯塔托
在以“沉重年代”而著称的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民主面临着自法西斯主义垮台之后最黑暗的日子。了解并打击黑手党再一次没有成为国家优先处理的问题。1969年12月10日，“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遭遇袭击，这标志着“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沉寂数年之后重新开始了活动。两天之后，一枚炸弹在米兰中心的喷泉广场爆炸，16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三天之后，一名无辜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抓进警察局接受有关喷泉广场爆炸案的询问，然而却从米兰警察总部的四楼窗口跌落而死。不久有证据显示新法西斯集团与喷泉广场大屠杀有关联，而且意大利的特工部门的人员也与新法西斯主义者有关联。激进的左翼团体打起了口号：“这是一次国家大屠杀。”相信颠覆民主的阴谋正在进行的不只是他们这群人。毫无疑问，这样的阴谋是存在的，而唯一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是这一阴谋渗透进国家机构中的程度到底有多深。这就是“紧张策略”：一个旨在为右翼政变做准备的恐怖暴力计划。
这个紧张策略是对左派潜在威胁的直接回应。1967-1968年间掀起了一轮学生抗议的高潮，由于警察粗暴的回应而被激化。更严重的是，1969年“炎热的秋天”罢工和游行的季节开始了。工人运动有时看起来似乎要从左侧包围意大利共产党。
喷泉广场爆炸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预示了新一轮不稳定和暴力的开始。右翼恐怖主义分子在今后十几年里采取了进一步行动。最严重的暴行是1980年8月发生在博洛尼亚车站二等候车室的爆炸案，其中85人死亡。但是政治暴力绝不仅限于极右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劳资纠纷，共产党左翼一些积极性很高但争吵激烈的党派开始意识到革命并不像他们在60年代末期预想的那样指日可待。对于左派少数一批激进分子而言，旨在加剧社会冲突和为工人起义做准备的武装行动是减少罢工行动和“国家大屠杀”最恰当的反应。红色旅〔※（意大利语：Brigate Rosse，常被缩写为“BR”）是一个意大利的极左翼军事组织，成立于1970年，最初的成员是一些左翼激进的工人和学生。该组织最著名的行动之一是在1978年绑架并处决了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宣称“要对国家的心脏地带进行攻击”，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发动了许多起著名的谋杀案，受害者有警察、法官、企业家、新闻记者甚至还有被怀疑与“由跨国公司组成的国家”合作的共产党员。
黑手党自1969年来如何参与紧张策略和右翼阴谋是“幕后论者”最钟情的话题之一。黑手党与它们之间有一至两个明确的关联点。1970年12月，一位新纳粹贵族占领了内政部企图发动一场政变，但他几小时之后却平静地撤退了，市民们有好几个月都不清楚有这件事。后来，多玛索·布西达和其他悔罪者透露说，黑手党的领导层曾被要求参加政变，作为交换条件，某些重要的审判结果将会被修改。1970年夏季，布西达和“小鸟”格雷科甚至跨过大西洋在卡塔尼亚、罗马、米兰和苏黎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与莱焦和其他人商讨此事。许多高层老板似乎对这个提议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悔罪者一本正经地指出，当时世界杯足球赛正在举行，若是意大利队杀出重围与巴西队在决赛中相遇，许多“君子”更有兴趣观看电视转播比赛而不是开会讨论一场法西斯革命。黑手党同意参加叛乱，但这似乎只是出于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愿望而不是对事业有任何奉献精神。“铁血长官”切萨尔·莫里对黑手党的镇压为极右派和“我们的事业”之间的不信任埋下了伏笔。
众多周知，除了1970年的未遂政变之外，黑手党还曾在1984年12月23日帮助右翼恐怖分子在米兰和那不勒斯之间运行的一辆火车上放置了一枚炸弹，导致16人死亡。这些插曲使得人们推测，“我们的事业”只不过是在意大利政府各部任职的神秘人物所利用的工具而已，在“我们的事业”的最高层上面有一位神秘的木偶大师的手在操纵着这个组织。这肯定是异想天开。“我们的事业”的历史表明，当它确实与极端的右翼颠覆分子合作时，它总是有自己的主张，以期获得准确的让步条件。修改判决结果很可能就是黑手党想要从这类交易里获得的让步条件。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流血和阴谋事件的背后是司法系统内部不显著的变革，这些变革将对黑手党未来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西西里，如同在意大利的许多地方一样，司法人员天生保守，他们其中一些人通过共济会团体和家庭纽带与政治阶层联系紧密。即使任何个人都不刻意与“我们的事业”勾结，这群人对黑手党并不怀有任何仇恨情绪，而要打击黑手党高层的有组织犯罪则必须对黑手党怀有仇恨情绪。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对司法人员的招聘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也开始扩大范围。与此同时，司法人员终于有了自己的管理机构，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还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于政府的权力。在60年代末期，一个叫作“民主司法联盟”的组织推动了一项由年轻地方法官发起的一项改革僵化的法律制度的运动。有些新一代的法官试图将更多的白领罪犯绳之以法，这些白领罪犯有污染环境者、建筑投机商和腐败的政治家。
随着地方法官权力的强大，他们变成了高度政治化和组织化的政治联盟组织。结果，人们开始怀疑法官们展开的调查、作出的判决只是为了各自党派的政治动机，人们逐渐对此感到不满。不管怎样，若是意大利的司法制度不经过这种缓慢的改造，那么今后几年在打击黑手党的斗争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无法想象的。但这些变化需要经过多年之后才能对反抗“我们的事业”的斗争产生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时候，意大利民主看起来不可能在紧张策略和左翼恐怖主义的双重打击下幸存下来。最令人担忧的时刻于1978年3月16日降临，当时红色旅绑架了基督教民主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一前总理阿尔多·莫罗。在莫罗被绑架的55天里，意大利全国气氛异常紧张，各个政党的政客一直在辩论是坚决抵制绑架者的要求还是为了拯救阿尔多·莫罗的生命与绑架者进行协商。5月9日，莫罗遇害，蜷缩的尸体被丢在一辆红色雷诺的后备箱里，这辆车就停在罗马的一条边道上，距基督教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总部只有几十米。
恐怖主义者制造的紧急事件有助于淹没那些对黑手党重新崛起以及西西里西部日常恐怖统治的关注，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听一个故事就明白了，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莫罗尸体在罗马被找到的当天。米兰保守的《晚邮报》简要报道了一起发生在希尼斯的事件，它是西西里西部海岸的一座小镇，远离“国家的中心”，标题是“左翼激进者被自己放置在铁轨上的炸弹炸得粉碎”。
这位“左翼激进者”就是“佩皮诺”朱赛佩·因帕斯塔托。他在30岁时的离世既非恐怖袭击而出现的意外，也非后来被警方所宣称的自杀。朱赛佩·因帕斯塔托是被希尼斯的黑手党谋杀的。佩皮诺死后，他的亲戚和朋友不折不挠地要求警方公正审理此案，他的死亡真相从而才在25年之后被揭晓。要想知道佩皮诺的故事为什么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只要看一眼本书图片部分第29张照片就明白了（中译本图片略）。照片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一群希尼斯黑手党分子行走在路上，有两个穿短裤的小男孩夹杂在人群中间，个子矮的那个男孩就是佩皮诺，他的左手拽着他父亲的右臂。
照片中的这个小男孩后来成长为一名左翼激进分子。他是一位聪明而又饱受折磨的反叛者，将半生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压迫的事业。像当时意大利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充满激情地参与了我们现在看来用乏味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而进行的神秘的派系争端。他站在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越南战争和裸体主义等所有事情都进行争辩；他从一个小革命政党或新政党转移到另一个政党，一直在兴奋和绝望中徘徊（他发现与别人保持个人关系或浪漫关系十分困难）。但如果佩皮诺的政治信念是他的故事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更重要的是佩皮诺的背叛发生在一个有浓厚的黑手党氛围的家庭。佩皮诺的父亲是一个黑手党分子，是希尼斯家族的低级成员。几十年来，他们这个大家庭里一直有几个黑手党分子。佩皮诺对这一家庭背景的反叛是前所未有的。
因帕斯塔托家族中的幸存者后来回想起，1963的某个时刻是佩皮诺反抗从幼年时期开始就萦绕在其周围的黑手党文化的第一个标志。佩皮诺15岁的时候，佩皮诺的姑父、当时希尼斯的老板切萨尔·曼泽拉，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被装满炸药的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汽车炸死了。年轻的佩皮诺被吓坏了。当时全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姑父的尸体碎片挂在离汽车弹坑几百米远的柑橘树的树枝上。佩皮诺问他的叔叔，“他肯定有什么感觉吧？”“这都是瞬间发生的。”这个回答并没有平息这个年轻人的焦虑。
佩皮诺1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积极分子，在集会上做演讲并与别人共同编辑《社会主义思想》报纸。佩皮诺与黑手党的对抗迅速而直接，他的勇敢行为令人震惊。大家不要忘了，在这个小镇上，人们对于残酷镇压左翼农民运动的记忆还依然历历在目。1996年，佩皮诺写了一篇题为《黑手党：一群该死的家伙》的文章。读罢此文，佩皮诺的一个黑手党亲戚警告他的父亲：“如果他是我的儿子，我干脆挖个坑将他埋了。”于是，父母将佩皮诺从家里驱逐出去。
佩皮诺·因帕斯塔托的家乡希尼斯是“我们的事业”这个帝国的重要前哨。到60年代时，它已经成为西西里西部最重要的黑手党活动中心之一。巴勒莫新机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建造在这里，机场显然是黑手党敲诈勒索和走私活动的首要目标。希尼斯八千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美国都有亲戚。小镇成为跨大西洋海洛因生意最主要的转口港也绝非偶然。希尼斯的老板唐·塔诺·巴达拉曼迪与底特律的匪徒有着牢固的家族联系，他在罗马和米兰都有贩毒基地，并控制着一连串的建筑公司。他在“我们的事业”内部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巴达拉曼迪曾在1957年帮助多玛索·布西达制定了第一届委员会规则，而且还是1970年成立的三人小组中的一员。据一位悔罪者所言，巴达拉曼迪在就任三人小组成员一职后所采取的第一次行动就是下令将一名来自那不勒斯的罪犯枪毙，这名罪犯就是几年前在那不勒斯赛马场上掌掴“幸运小子”卢西阿诺的那个人。因此，卢西阿诺去世八年后，巴达拉曼迪得以告知其美国黑手党的联系人，卢西阿诺当年所遭受的侮辱终于得以雪耻。黑手党全体委员会于1974年重组时，巴达拉曼迪坐上了头把交椅。
佩皮诺的背叛将因帕斯塔托家族里已经存在的裂痕撕扯得更大。佩皮诺的母亲，菲力西亚·巴尔托洛塔·因帕斯塔托喜欢偷偷地带给佩皮诺食物。 ，佩皮诺的母亲嫁给了一名黑手党分子，但是她自己的血亲中没有一个人是黑手党分子。佩皮诺的父亲不善言辞但却盛气凌人，只允许妻子会见其他黑手党分子的妻子们。因为无法管教儿子，他将儿子的“不忠”给他带来的耻辱和焦虑发泄在了妻子的身上。“这是独裁。绝望……恐惧。一听到他回家，我就习惯去小便。”她后来诉说道。尽管菲力西亚非常害怕出席佩皮诺的集会，但她试图说服儿子缓和一下他的演讲语气：“朱赛佩，你看，我也反对黑手党。难道你看不出来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要小心点，我的儿子。”
尽管有黑手党的威胁和他母亲的担忧，佩皮诺却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佩皮诺的母亲说，佩皮诺是为了“正义和明确的事情”而战，而这些事情几乎总是与黑手党的利益相冲突。佩皮诺积极参与一项支持农民的运动．为了建设机场的第三条跑道，农民的土地被充公。他还与建筑工人一起反抗受黑手党保护的雇主的剥削。佩皮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反抗意大利共产党所谓的“历史性的妥协”的运动，即共产党决定支持朝着进步方向前进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虽然共产党声称这一“历史性的妥协”使意大利避免遭遇与智利同样的命运（皮诺切特的血腥军事政变于1973年将智利的民主政府推翻），而且这一声明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左翼力量对此背叛却十分愤怒。无论意大利共产党的温和战略在意大利其他地方是对还是错，但是在西西里西部，意大利共产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达成的妥协在佩皮诺及其同志们的眼里看来就是与黑手党合作。
对于那些在一所废弃的弗洛里奥别墅里成立第一所公社的嬉皮士们，佩皮诺对他们的思想批判也非常严厉，他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放弃了政治而赞成裸体主义和大麻。1977年，佩皮诺成立了一个很小的地方电台——“奥特广播”。广播电台的主打节目就是晚上的一档音乐和讽刺节目，抨击希尼斯镇及由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的镇议会。节目的许多素材通过将当地黑手党家族及其见不得人的勾当设置在改编自但丁的《神曲》或者《狂野的西部》等怪诞的版本中而加以嘲讽。希尼斯老板塔诺·巴达拉曼迪被嘲笑为“坐着的恶棍”。佩皮诺在一篇报纸文章中还将巴达拉曼迪描述为“一个擅长贩毒和使用短管散弹枪的小白脸”。1978年春天，佩皮诺帮助小镇举办了一场题为“黑手党及景观”的摄影展，展示了修路对当地景观所造成的破坏。与此同时，佩皮诺在地方选举中被推选为候选人。这里有一张令人胆战心寒的照片，照片中有几个黑手党分子正在仔细端详着一幅在“黑手党和景观”展览中展出的油画。这张照片是在佩皮诺被杀的前一天拍摄的。
佩皮诺·因帕斯塔托知道他所承担的风险。佩皮诺的母亲警告他说黑手党是“畜生”，对他们来说“将一个人吹灯拔蜡没什么大不了的”。佩皮诺心中或许抱有一丝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君子”，这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他。现在我们知道了，佩皮诺的父亲当年为了保护儿子不受巴达拉曼迪的报复而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佩皮诺的父亲在1977年9月被一辆路过的汽车撞死。多年以来，家人都认为他的死只是一个意外，直到现在才相信他是被人谋杀的。无论真相如何，佩皮诺在他父亲死后就失去了保护。佩皮诺在父亲葬礼上拒绝与前来吊唁的黑手党分子们握手，这对黑手党来说又是一次彻底的侮辱。佩皮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没有降低自己的竞选活动强度。他似乎肯定知道自己将会被害。
1978年5月8-9日的晚上，佩皮诺在从奥特广播台回家的途中被绑架，歹徒驾驶他的车来到距巴勒莫一特拉帕尼铁路线几码远的一所摇摇欲坠的石屋里，石屋就位于机场的边篱附近。佩皮诺在石屋里惨遭殴打和折磨，然后被扔在轨道上，身上还捆着几根炸药棒。
铁路工人在第二天清晨报告说，一段50厘米长的铁轨遭到了破坏。宪兵到达现场后，他们在爆炸的弹坑里发现了里佩皮诺的汽车、鞋子和眼镜。他的尸体碎片和衣服碎片散落在半径300米的周围地区，只有他的双腿、部分脸和几根手指头能辨认出来。佩皮诺的死亡方式与1963年他的姑父的死亡方式惊人地相似。正是那次谋杀引发了他的提问：“他肯定感觉到什么了吧？”之后他才开始了对黑手党的反叛。
2000年12月6日，也就是22年之后，议会调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当局如何处理佩皮诺·因帕斯塔托之死的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调查处理方式迟钝而又草率，从而在实际上对于杀手故意将佩皮诺之死伪造成自杀式恐怖袭击的企图予以支持。佩皮诺的朋友和家人一直宣称其中肯定有内情。 ‘
难以置信的是，尽管佩皮诺反对黑手党的活动众所周知，尽管希尼斯事实上是黑手党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据点，尽管激进分子受到了威胁，尽管宪兵此前也报道说佩皮诺及其同志们“没有能力”采取恐怖行动，但是佩皮诺死后立即对其死亡展开调查的人员甚至连佩皮诺有被谋杀的可能性想都没想过，更不用说佩皮诺是被黑手党谋杀了。参加现场初检的目击者，包括前来收集遇害者尸体碎片的殡仪师在内，确定在佩皮诺遭受折磨的小屋里有明显的血迹。由于小屋面对铁轨的方向没有出口，所以血迹不可能是爆炸造成的结果。然而，尽管佩皮诺的汽车就在石屋附近被发现，但是宪兵在这个案件的初步报告上甚至都没有提到这间石屋。
宪兵在佩皮诺死后的第二天早晨就对奥特广播台及佩皮诺的亲戚和朋友们的房子进行了突然搜查。宪兵甚至在搜查佩皮诺母亲的房子之前都没有告知其儿子的死讯。他们在佩皮诺姑姑家里发现了佩皮诺几个月之前写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佩皮诺提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革命者的失败”并暗示他有可能会了结自己的生命。事件的最初调查报告就是仅凭这项微弱的证据得出这是一起“自杀式恐怖主义”袭击的结论。这个故事立刻泄露给了新闻界。在随后的几天里，由于小屋里的血迹证据的出现，更多误导性的信息泄露给了报纸。《西西里日报》的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说血液是月经血，血迹来自在附近找到的卫生巾。但实际上，这样的卫生巾并没有被发现。佩皮诺的朋友们去过那个地方，一整天都在忙着往塑料袋里拾捡被警察当局遗漏在现场的佩皮诺的尸体碎片，他们的痛苦令人难以想象。他们在小屋里还发现一块有更多血迹的石头，交给一位独立的法医鉴定后，血液被证实是属于佩皮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