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皮诺朋友们的房屋后来都被秘密地闯入。在希尼斯有人传言说，佩皮诺有一份关于当地黑手党及其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卷宗，佩皮诺对此有过暗示，但是这样的卷宗没有被人找到过。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在佩皮诺的葬礼游行上，一千名活动家和佩皮诺的朋友们打出了横幅标语：“佩皮诺被黑手党谋杀”，“在佩皮诺的思想和勇气的鼓舞下继续前进”。后来，有一些人聚集在唐·塔诺·巴达拉曼迪的府宅前大喊：“屠夫！”
2000年的议会调查有很多遗漏和令人猜疑之处。佩皮诺的哥哥在议会委员们面前作证说，当地的黑手党和宪兵在佩皮诺被谋杀之前关系很好。“我经常看到他们（宪兵）同唐·塔诺·巴达拉曼迪和他的副手们肩并着肩一起走。当你看到黑手党与宪兵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你肯定不会再对这些机构抱有信心。”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是，这是当局在希尼斯等地方与黑手党非正式权力寻求共同生存的传统方式。
无论在调查的早期阶段采取这种方式的原因是什么，但等到更有能力的调查官接管这个案子的时候，线索都断了。他们只能在1984年作出结论，佩皮诺确实是被黑手党谋杀的，但是具体谁是罪犯却没办法查出。
八年之后，由于佩皮诺的亲朋好友所发起的运动，尤其是他的母亲、弟弟以及历史学家翁贝托·桑迪诺的不懈努力，这起案件又重新审理。但是即使是在1992年，调查官也只能作出由于证据不足不予起诉的结论。悔罪者提供的新证词最终使唐·塔诺·巴达拉曼迪在1999年受审，他当时已经因为贩毒而在新泽西监狱被长期监禁。审判继续进行，议会也在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一部讲述佩皮诺·因帕斯塔托故事的电影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剧本奖。电影名叫《一百步》，佩皮诺家距离塔诺·巴达拉曼迪家恰好正是一百步。
最终，唐·塔诺在2002年4月1日因下令谋杀佩皮诺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菲力西亚·巴尔托洛塔·因帕斯塔托对判决的反应极为庄严：
我从来没有任何复仇的感觉。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的儿子的死讨回公道。我必须得承认，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我已经丧失了信心，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现在，我感到非常满足，非常满意。我一直都知道发生了些什么。巴达拉曼迪经常过来找我的丈夫路易吉向他抱怨佩皮诺的所作所为，而我的丈夫则恳求他不要杀死我们的孩子。
这些话表明目前佩皮诺的母亲已经脱离了她长久以来被囚禁在其中的可怕的黑手党家庭环境并且摆脱了缄默法则的束缚。她的经历让我们了解了女性们在“我们的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黑手党的价值观，诸如：缄默法则、对法律的蔑视、对暴力的容忍等等，正是通过与“我们的事业”有密切关系的家庭妇女才得以教给年轻人，并代代相传。2001年在接受调查时，佩皮诺的母亲清楚地阐释了妇女对于黑手党的重要性，并且说一些希尼斯妇女为自己是黑手党分子的妻子而感到自豪。她曾听一位妇女这样说道：“我的兄弟们生下来就是黑手党。一些人生下来就是傻子，然而一些人生下来就是黑手党，我的兄弟们生下来就是黑手党！”
现在，反黑手党的活动家们不再像佩皮诺·因帕斯塔托一样被当局孤立和疏离。菲力西亚·巴尔托洛塔·因帕斯塔托也像她的儿子一样成为这项基础广泛的运动的一个象征。尽管如此，这也是西西里岛的不幸，西西里岛仍然需要更多像他们这样的象征性人物。因此我们很难断定，他们在25年之后终于获得的正义是不是真正的正义。
海洛因：比萨店联络
那些接受1968-1969年审判并从监狱释放出来的老板们失去了很多钱。诉讼费用以及供养犯人的花销掏空了他们的金库。卡塔尼亚的一个叫安东尼诺·卡尔德龙的“君子”对那段艰苦的岁月有着特别生动的回忆，卡尔德龙后来于1987年作出对同案犯不利的证据并与法内科尔法官交谈过。卡尔德龙回忆说，“矮子”托托·雷依纳在等待审判期间曾经因为无力支付他的母亲来看望他的路费而痛哭流涕。卡尔德龙还记得黑手党再次活跃起来后情况又是如何迅速改变的。“由于毒品的缘故他们忽然间在几年之内变成了百万富翁。”“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从事海洛因走私而财源滚滚，但正是这种滚滚而来的财源利润最终导致了黑手党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
这并不是说巴勒莫所有的黑手党分子在1970年都很贫穷。格雷科家族，“我们的事业”里的王室家族，仍然过得十分舒适。在希尼斯，唐·塔诺·巴达拉曼迪的跨洋生意并没有受到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阻碍。许多其他黑手党老板迫切需要搞到钱，尤其是科莱奥内的老板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和积累资本，科莱奥内的黑手党分子开始从事绑架活动。他们锁定的主要对象是巴勒莫富豪们的子孙，从中获得的利润被当作原始资本用于非法商业活动。20世纪70年代，以那不勒斯为中心的烟草走私活动猖獗。20世纪50年代，多玛索·布西达在西西里和大陆之间走私了数百箱的香烟，但是那不勒斯的走私犯与他们的西西里合伙人现在做生意却以一船货为计量单位。卡莫拉的老板“疯狂的迈克”米歇尔·扎扎后来承认每月交易的烟草为五万箱。越来越多的黑手党分子涌向那不勒斯来分享利润。
但是烟草的巨大利润不久就被重要的海洛因给蚕食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69年就职后不久就宣布发动一场“反对毒品的战争”。像许多类似的战争一样，它最终也是适得其反。尼克松政府关闭了位于马赛的由科西嘉人经营的毒品提炼厂，这为西西里创造了机会，使它成为海洛因从近东和远东的罂粟田里运到美国城市的街道这个漫漫长途中最关键环节的新基地。1975年，一名土耳其毒品和武器交易商直接与“我们的事业”接触，他此前一直是为马赛的毒品提炼厂提供吗啡碱的主要供应商。不久之后，海洛因实验室开始在西西里岛西部出现，里面的工作人员是从马赛逃难而来的化学家。由于西西里毒品提炼厂陆续投产，欧洲西部和北美染上毒瘾的人数在1977年大幅上升。1974-1982年问，世界各地缉获的海洛因数量增加了6.5倍，正是在这些年间西西里黑手党控制了海洛因市场。
但是西西里的黑手党并不满足于成为海洛因的加工者和进口者，通过与美国同行合作，他们还想控制销售网络。多玛索·布西达早在1966年就开始从纽约的甘比诺家族贷款建立属于自己的第一家比萨店。到70年代末期，美国驱逐的西西里非法移民每十人中就有九人在比萨店工作。自本世纪初以来，意大利食晶的进口与生产对美国的黑手党而言一直至关重要。因此，在美国各地建立起来的餐厅网络的原料供应链被黑手党保护的公司所垄断，这一点并不让人奇怪。1986年美国的“比萨店联络”案证实，许多比萨店销售的不仅仅是奇怪的意大利食物玛格丽塔比萨或四味奶酪比萨。
据估计截止到1982年，西西里黑手党控制了美国东北部地区所消费的80%的海洛因的生产、运输及销售。回流到西西里的利润由于明显的原因从没有精确计算过，但每年也能达到数亿美元。70年代末期，“我们的事业”较之以往更为富裕，更为强大。
“比萨店联络”还涉及了黑手党的两个分支的权力平衡问题。西西里人——低级别的美国黑手党分子妒忌地称呼他们为“拉链”——已经不再是美国老板们的廉价劳动力。美国的高级匪徒再也无法对西西里人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乔香蕉”在1975年去西西里岛度假时对西西里人摆出的正是这副姿态。由于他们的数量、组织以及他们似乎能够无限制地获得海洛因供应，现在西西里人在美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
博南诺家族控制的布鲁克林的尼克博克大道成为西西里人的殖民地和海洛因的终点站。一位渗透到“我们的事业”里的费城家族的缉毒局特工了解到：
布鲁克林意味着西西里的黑手党，与位于美国的“意大利裔美国黑手党”区别开来。他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布鲁克林控制了美国所有的海洛因……西西里人使用意大利裔美国人来销售海洛因。
但是，这些拉链们不仅在美国建立了“企业辛迪加”，而且还严重入侵美国的“我们的事业”的“权力辛迪加”。特工约瑟夫·D·皮斯托（又名唐尼·布拉斯科）代表联邦调查局于1975年至1981年间潜入了纽约的博南诺家族。他记录了下面这段发生在两个美国“君子”之间的焦虑的谈话，他们听说一些西西里人将成为头目：
——那些家伙［拉链们］正在准备接手一切。我们不能让他们当头目。我们将失去所有的权力。
——……那些该死的拉链们不会支持任何人的。你他妈的给他们权力，如果现在不受伤的话，三年之后也会受伤的。他们将会把你活埋了。你不能给他们权力。他们对什么都毫不在乎。他们不在乎谁是老板。他们得不到尊重。
1979年，一名西西里“君子”确实接管了两年纽约的博南诺黑手党家族。据说，他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用英语做生意很困难。
西西里黑手党和美国的黑手党在海洛因生意上并不总是死对头。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都是亲戚。一个黑手党分子要是为了毒品生意而寻找可信赖的伙伴和工人的话，他首先就会找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特别是那些刚加入黑手党的家族成员。当海洛因生意在70年代过热时，许多黑手党分子处于有利的形势，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跨大西洋家族企业，能够轻松地适应任何他们所需的非法商品交易。这对于那些同美国建立最紧密关系的沿海城镇来说更是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塔诺·巴达拉曼迪的家乡——希尼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附近的戈尔福斯特堡港，像马加蒂诺和博南诺家族这样的西西里裔美国人犯罪血统的诞生之地。巴勒莫也有很多这样的联系，萨尔瓦多·因泽里洛——帕索·迪·里加诺家族的老板和主要的海洛因经销商——是卡罗·甘比诺的表弟，而甘比诺在1976年去世前一直是纽约五大家族里最有势力的家族的首领。因泽里洛、巴达拉曼迪和马加蒂诺这些家族一直在大西洋两岸来回穿梭，来自美国和西西里的表亲们几代以来一直互相通婚。因泽里洛的跨洋家庭谱系中“不可思议的、缠绕不清的亲戚关系”曾让法内科尔大法官也直挠头。
贩毒意味着建立各种人际关系，意味着将一大群人才汇集在一起：从投资商、咖啡碱供应商到提炼毒品的技术人员，从运输者、街头小毒贩到掌握洗钱技术而不被意大利金融警察抓住的金融家。这些国际网络从社会的顶层一直伸展到底层，而且他们与黑手党并不是一回事。
黑手党自从毒品能够交易起就开始从事这项营生。但即便这样黑手党也没能变成海洛因企业集团。正如布西达所说，“每个人在贩卖毒品时都是自主的。最有经济机会的人做的工作最多”。“拥有经济机会”意味着要与组织外的各种人才建立关系网络。
当然，自主原则也有许多限制，一个“君子”所做的每件事都可能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政治牵连。一个家族有权对发生在自己领地的任何经济活动征税，而且如果其家族任何成员参与并不直接受其控制的企业的活动时，家族也有权对该成员索要贡品。对于一个黑手党老板而言，从毒品中获利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给毒贩们提供“保护”。这一方法还有额外的好处，就是使毒品贸易与家族隔离开，因为这项贸易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并不受缄默法则的束缚，一旦被捕，他们可能透露给警察很多事情从而给黑手党家族带来更大的风险。
但是当利润十分巨大时，家族间的争斗就会产生，委员会也可能随之参与其中。等委员会参与进来之后，它将毒品贸易纳入“我们的事业”结构之中。这种犯罪行为就相当于将一家公司变为公有制一样。一群高级老板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负责管理这项生意，这种方式能确保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所有人都能够分得一部分利润。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70年代中期的途径那不勒斯的烟草走私案。委员会开始以财团或联合股份公司的形式运作，通过“疯狂的迈克”米歇尔·扎扎来购买运输的烟草货物，这和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之前它对海洛因贸易所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1974年，扎扎连同几个其他知名的卡莫拉人甚至被接纳进了“我们的事业”组织，这是委员会恭维他们并控制他们的一种方式。尽管如此，委员会没有、也不可能垄断黑手党的烟草走私或海洛因贸易。一方面，它只代表巴勒莫省而不是整个西西里岛。大部分的海洛因生意仍然远离委员会的监视而不受其控制。结果就是，黑手党组织中商业因素、政治因素掺杂在一起，沆瀣一气，而且成员之间因为猜疑而导致权力关系变幻无常，这种情况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爆发之前的情况极为相似。
银行家、共济会、收税员与黑手党
从美国回流来的毒品收入使农民的小房子里装上了金子做的水龙头，公寓楼和海滨别墅得以兴建，巴勒莫迅速兴起的奢侈品店里的货架被一扫而光，遍布意大利和欧洲的合法和非法的企业再次获得了投资。海洛因带来的美元也流人了基层金融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一批私人银行和合作银行在西西里投资市场上的份额扩大了一倍）并被吸纳进了意大利银行系统的制高点，与政治贪污金混在一起。有了这些钱，黑手党前所未有地到达了社会阶梯的最高层。
乔瓦尼·法内科尔于1978年抵达巴勒莫的司法官。“法内科尔方法”在两年之内使案件得到了突破，一直深入到“我们的事业”的跨大西洋毒品生意的最里层，发现黑手党与萨尔瓦多·因泽里洛、罗萨里奥·斯帕托拉以及斯特凡诺·邦塔德之间有关联。萨尔瓦多·因泽里洛是帕索·迪·里加诺家族的老板；在布鲁克林被称作“樱桃山甘比诺”的罗萨里奥·斯帕托拉，是西西里的建筑巨头和纳税大户；斯特凡诺·邦塔德是黑手党前委员会的三人工作小组成员之一。他们每个人都是庞大、错综复杂的婚姻联盟网络之中的一部分。法内科尔还和米兰的地方法官一起处理了一桩诈骗谋杀案，这桩案件极有可能把意大利社会最糟糕一面——政治和金融机构最高层的腐败、黑手党势力影响以及反民主阴谋——公之于众。
这起案件集中在银行家米歇尔·辛多纳身上。辛多纳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意大利最有影响力的金融人物。他掌管着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控制着梵蒂冈在国外的投资，还是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的主要资助者。此外，警察当局怀疑他替黑手党洗钱。1974年，辛多纳的金融帝国因受诈骗指控而轰然倒塌，辛多纳逃往美国。1979年，辛多纳在美国委托一名黑手党分子将负责清算他在意大利债务的律师杀害。鉴于大西洋两岸的警察当局已将他包围，辛多纳得到一群黑手党分子的帮助，制造了一起由“美好生活无产阶级颠覆委员会”组织的虚假绑架案；“美好生活无产阶级颠覆委员会”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左翼恐怖组织，而帮助辛多纳的黑手党分子们曾经参与过因泽里洛一甘比诺一斯帕托拉一邦塔德的海洛因走私活动。辛多纳在这些西西里“恐怖分子”手上差不多呆了三个月，他的左腿甚至还在麻醉后挨了一颗枪子儿，以便伪造绑架者欲置其于死地的证据。绑架的真正目的是对辛多纳以前的政治盟友进行变相勒索，希望他们仍然拯救辛多纳的银行从而保护“我们的事业”在该银行的存款不蒙受损失。这个阴谋失败了，辛多纳被他的绑架者“释放”后，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1986年，他在喝完一杯加有氰化物的咖啡后死于狱中。
1982年夏天，另一位名誉扫地的意大利银行家罗伯特·卡尔维被发现吊死在伦敦的黑衣修道士桥上。卡尔维的履历读起来就像是辛多纳的翻版：迅速崛起，与梵蒂冈关系密切，用资金贿赂执政党，金融崩溃之后极力通过绑架政治家以求自保。有一件事直到2002年4月才被证实——至少在意大利当局的心中是这样的——卡维尔并不是像最初认定的那样死于自杀，而实际上是“被自杀”。在意大利语中，“自杀”这个词可以变成及物动词来形容此类情况。在本书撰写期间，一个与科莱奥内家族关系密切的黑手党老板因被指控下令谋杀卡尔维而即将受到审判。控方的论点以一个黑手党悔罪者提供的证据为基础，认为卡尔维也像辛多纳为因泽里洛－甘比诺－斯帕托拉－邦塔德集团所做的那样，以同样的方式为科莱奥内家族循环贩毒收入，而且他因为不可信赖而惨遭杀害。据估计，这名黑手党分子会否认警方对他的指控。
这两位“被上帝选中的银行家”都是一个被称为“第二宣传队”的共济会分会会员。1981年3月，调查辛多纳虚假绑架案的米兰地方法官在里西欧·格里总导师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份列有962名“第二宣传队”成员的名单。这些宣誓入会的人中有特工部门的全部领导人员、54名国会议员和一批资深的商人、军方人士、警察、公务员和记者。议会对“第二宣传队”作出的调查结论是，其目的是破坏公共生活和颠覆民主，但并非所有的成员都了解这个根本目的。“第二宣传队”的总导师肯定是为了敲诈目的才一直秘密保留着这份成员名单。我们至今尚不清楚“第二宣传队”所带来的确切影响程度。
黑手党和其他共济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更容易界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高级黑手党分子为了便于与商人、官僚和政治家进行联系而加入共济会。正如一位悔罪者解释的那样，“通过加入共济会，你可以与商人、机构以及手握重权的人物广泛的接触，这些人物手中握有的权力与‘我们的事业’的惩罚权力大不相同”。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能够说明这些人际关系网络究竟能够产生何等恶劣的影响：议会对辛多纳事件进行调查后发现，在米歇尔·辛多纳虚假绑架案中将辛多纳麻醉并开枪打伤他的那名整形医生称自己是“一位伤感的国际共济会会员”。他与黑手党以及“第二宣传队”的总导师都有密切的联系。并且，19年来他一直是巴勒莫警察总部的住院医师，并且可能在美国政府中也有许多的朋友。
若是将这场贪污风波中的共济会“白领”当作“我们的事业”这帮暴徒最主要的合作者的话，那便是大错特错。首先，对于任何一个同时加入这两个秘密社团的人来说，并不存在要更忠实于那个社团的问题。“我们的事业”的利益总是放在首位，正如一位悔罪者所说的那样：“共济会的誓言是违心的，因为我们只尊重一个誓言，那就是在‘我们的事业’里所立的那个誓言。”
我们现在得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西里岛上两个最富有的人同时立下了两个誓言，一个是共济会的誓言，一个是黑手党的誓言。他们是萨尔沃家族的堂兄弟：尼诺和伊纳齐奥。尼诺·萨尔沃是来自特拉帕尼省的萨拉密家族的一位“君子”，生性粗暴却爱交际。他1955年结婚，岳父经营着一家代为征税的小公司。在西西里，直接和间接税收都是通过私人公司支付的，这一税收体系被巴勒莫权威的历史学家称为“一个地狱般的吞钱机器”。尼诺同岳父以及那位温文尔雅的堂兄弟伊纳齐奥一起在1959年组成了一个联合公司，获得了征收西西里40%的税款的权力。1962年，公司在“少壮派”萨尔沃·利马的帮助下得到了在整个巴勒莫收税的合同，仅仅这一项业务每年就能产生超过两百万美元（按20世纪60年代的汇率计算）的利润。堂兄弟俩在60年代中期进一步控制了征税系统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同类企业普遍提取税收的0.3%作为利润，而萨尔沃两兄弟的公司则一直提取10%的回扣。他们通过垄断欧盟和意大利政府给予农业企业的大量补贴来增加收入，而这些企业是他们通过税收回扣建立起来的。
若是没有坚实广泛的政治支持尤其是西西里地区大会的支持，这种形式的强取豪夺自然是不可能维持的。实际上，在萨尔沃堂兄弟两个、黑手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一些部门之间形成的小腐败圈腐蚀了整个意大利政治制度。糟糕的是，当需要重新续订征税合同或者为了阻止将征税服务置于公众控制之下，萨尔沃堂兄弟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就将公司收取的部分税收送给政治家们以作为回扣。更糟糕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地区大会上的许多政治家就像西西里岛上镇议会的议员一样，实际上是黑手党与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协商后招募并选举出来的。
1982年，法内科尔大法官将萨尔沃堂兄弟的业务递交审核，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头一回发生啊。法内科尔大法官与“我们的事业”的正面对抗才刚刚开始。但是繁荣的毒品走私生意使西西里黑手党分子们手上沾染上了更多的鲜血。
科莱奥内家族的第二次崛起——迈向大屠杀1970-1983
1981-1983年的第二次黑手党战争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金枪鱼大屠杀”，这个术语来源于意大利捕鱼业。若是没有看过法维尼亚纳旧弗洛里奥渔场的金枪鱼捕捞活动的话，领略这个隐喻含义的最好方法就是去观看罗伯托·罗塞里尼导演于1950年拍摄的电影《荒岛怨侣》，看看这位导演如何在其情人和女主角英格丽德·博格曼面前演示真正捕捞金枪鱼的壮观场面。博格曼扮演的立陶宛难民为了逃出战俘营嫁给了西西里岛上一个贫穷的渔民。当渔民们把捕捞的金枪鱼拖进平静的港湾，将船只围成一圈，然后有节奏地用力将渔网拖出水面，网里的大鱼活蹦乱跳往上跳窜的时候，残酷的现实生活就展示在了女主人公的眼前。当猛烈拍打的金枪鱼被吓人的钩状鱼叉拉上船时，水里面一片污血泡沫，博格曼只是惊恐地在旁边观看。
1981-1983年的这场黑手党野蛮屠杀并不是不宣而战。在屠杀开始的三年之前，宪兵们已经得到了战线的精确地图和一份关于战胜方科莱奥内黑手党所使用的战略简介。1978年4月，黑手党分子朱塞佩·迪·克里斯蒂纳被安排在一间隔离的小屋里与宪兵队长进行秘密交谈。迪·克里斯蒂纳是一个知情人，他比可怜的莱奥纳多·维塔尔级别高很多。一方面，他是西西里中南部列西的老板。另一方面，他很可能是装扮成警察并参与1969年拉齐奥大街谋杀案的一名“君子”。迪·克里斯蒂纳在那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集体处决上出现，这就意味着那次谋杀案不是由巴勒莫地区的黑手党而是由整个黑手党组织决定的。总之，迪·克里斯蒂纳是黑手党体系中的核心人物，与迪·克里斯蒂纳会面的宪兵却说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被追捕的猎物。
使迪·克里斯蒂纳恐惧万分的那个人就是卢西阿诺·莱焦。迪·克里斯蒂纳解释说，莱焦现在是一个千万富翁。昔日科莱奥内家族的“红花侠”已经入狱四年，但他仍然在幕后通过他的化身“矮子”雷依纳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管理着他的业务。据迪·克里斯蒂纳估计，雷依纳和普罗文扎诺这两个“野兽”每人至少都犯下了40桩谋杀案。莱焦的收入来源包括在意大利本土实施绑架。1973年，尤金·保罗·格蒂三世，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尤金·保罗·格蒂一世的17岁的孙子，在罗马遭到绑架。这名17岁男孩在250万美元的赎金送出五个月后才被释放。绑架者为了证明决心和胆量，将男孩的一只耳朵和一绺头发在很早之前就送到了一家报社。据迪·克里斯蒂纳所言，这全都是莱焦干的。
但是迪·克里斯蒂纳对“我们的事业”内部政治派系纷争的描述要比他揭露的有关卢西阿诺·莱焦的情况更为重要。“我们的事业”分成了两派，而第一派领导者无可争议地就是莱焦，另一派的领导者则是与他对立的唐·塔诺·巴达拉曼迪，即希尼斯的“坐着的恶棍”。
迪·克里斯蒂纳已经意识到科莱奥内正在实施一项旨在包围反对派的长期战略。他们从管理巴勒莫省及西西里其他各地的小镇的家族中一一征募支持者。斯特凡诺·邦塔德这个前三人工作小组成员是巴达拉曼迪派系的一个关键人物，迪·克里斯蒂纳作为邦塔德的忠实追随者，是科莱奥内家族突袭巴勒莫、完成进攻计划之前必须扫除的障碍之一（因为迪·克里斯蒂纳与邦塔德非常亲密，不太乐意谈及巴达拉曼迪派系的情况，没有提到他的派系中包括了“我们的事业”中两个最重要的海洛因经销商：帕索·迪·里加诺家族的老板萨尔瓦多·因泽里洛和仍在狱中的多玛索·布两达）。
像在黑手党不同历史时期中向警察坦白的几乎所有黑手党分子们一样，迪·克里斯蒂纳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莱焦控制着一个由14人组成的精英敢死队，不仅在西西里有基地，在那不勒斯、罗马和其他的意大利城市也有基地。科莱奥内家族的势力已经渗透到敌方家族之中（他们后来还在没有通知其他领导人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由“君子”组成的秘密军队）。迪·克里斯蒂纳唯一的希望是宪兵或许可以通过抓捕逃亡15年的罪犯普罗文扎诺而首先反抗科莱奥内家族。他告诉宪兵最近有人在巴盖里亚看到过“拖拉机”普罗文扎诺，他坐在一辆白色奔驰轿车里，开车的是年轻的“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位于圣朱塞佩杰托村的布鲁斯卡一家是莱焦的老盟友，他们是科莱奥内派系在巴勒莫省的中坚力量。当“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1976年加入黑手党时，“矮子”托托·雷依纳就是他的教父，这绝非巧合。
迪·克里斯蒂纳若有所思地结束了他与宪兵之间的谈话：“到下个周末我就能收到刚订购的一辆防弹车……你知道，我良心上也有可宽恕之罪。当然，还有一些不可饶恕之罪。”几周之后，他的罪就招来了恶果，他在巴勒莫郊外的帕索·迪·里加诺地区被枪杀。若是宪兵懂得如何解读这一事件，那他们就能进一步确认即将发生的战争是如何从迪·克里斯蒂纳的死演化而来，因为帕索·迪·里加诺地区是反科莱奥内派系的领导者萨尔瓦多·因泽里洛的地盘。未经允许就在别人的领地上杀害一位老板，再没有比这更嚣张的侮辱了。
整个列西镇的上万人都参加了迪·克里斯蒂纳的葬礼。宪兵也几乎在同时就迪·克里斯蒂纳的证词的重要性得出了一个清晰的报告：
迪·克里斯蒂纳提供的信息披露了一个隐秘而又十分矛盾的事实。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存在一个与国家权力类似的更敏锐、有效的力量，它采取行动、制定措施、制造钱币、杀戮甚至做出判决——所有这一切都是背着当局干的。
报告之后却没有采取任何司法行动。
自从迪·克里斯蒂纳被杀和大屠杀以来，更多的黑手党背叛者帮助警察当局重现了第二次黑手党战争之前政治力量如何积聚起来的过程。“我们的事业”于1970年在邦塔德一巴达拉曼迪一莱焦三人工作小组的管理下重新开始运转。此后不久，科莱奥内家族就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夺取对黑手党组织的控制权。由于莱焦及其“野兽们”此时军事强大而经济衰弱，他们将绑架变成了一种旨在重新分配财富和展示他们的权力的方式。一个受害者就是唐·西乔·瓦萨洛的儿子，唐·西乔·瓦萨洛在巴勒莫建筑热潮期间是首屈可指的建筑巨头。巴达拉曼迪和邦塔德都与瓦萨洛关系密切，但是他们俩对于释放人质都无能为力。等五个月之后协商取得成果，赎金交付后，“矮子”雷依纳就将钱分发给巴勒莫地区最贫困的家族。科莱奥内家族为长远打算，对“我们的事业”的政治结构中的盟友们进行投资而不是投资新的商业企业。
1975年，雷依纳绑架并杀害了尼诺·萨尔沃的岳父。尼诺·萨尔沃是经营那家西西里征税公司的两兄弟之一，这是对斯特凡诺·邦塔德更为严重的侮辱。无论邦塔德还是萨尔沃都无法依靠他们的政治关系、财富以及作为君子的地位威望来找到老人的尸体。雷依纳干脆否认与这桩绑架案有任何关系，但是正如布西达后来所说，“矮子”发出了一个强大的信号。其他的黑手党分子不仅见识了雷依纳的权势和傲慢，而且也察觉到了巴达拉曼迪和邦塔德的无能以及对危险信号的视而不见，从而得出了一旦战斗爆发该何去何从的适当的结论。
1977年，科莱奥内家族将唐·塔诺·巴达拉曼迪驱逐出“我们的事业”。理由是巴达拉曼迪偷偷摸摸背着其他老板侵吞贩毒利润，这至少是从委员会传出来的解释。这一事件充分展示了科莱奥内家族目前已经拥有了对委员会的控制权，而自委员会1974年重组以来就一直由巴达拉曼迪主持着。尽管巴达拉曼迪被驱逐出去，但他仍然在希尼斯及周边地区保留了一个强大的权力基地。尽管巴达拉曼迪现在住在千里之外的美国，但是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使他遭受的屈辱表明他在“我们的事业”中的权力已寿终正寝。接替巴达拉曼迪成为委员会名誉首领的是“教皇”米歇尔·格雷科，他是“中尉”皮杜的儿子。这标志着巴勒莫郊区最有权势的黑手党王朝格雷科家族和科莱奥内镇的暴发户之间建立了稳固的联盟，而暴发户们轻易地成为更强大的合作伙伴。正是这个联盟导致了1981年战争的爆发。
朱塞佩·迪·克里斯蒂纳被谋杀意味着科莱奥内家族的黑手党分子在西西里中部卡尔塔尼塞塔省建立了权势。几个月之后，他们杀害了皮波·卡尔德龙，他曾在1975年建立了“地区”这个掌管整个西西里黑手党的管理机构。卡尔德龙的卡塔尼亚家族被置于“猎人”尼托·圣保拉的控制之下，他是科莱奥内家族的盟友，也是一个主要的毒品和武器供应商。有了“猎人”，巴勒莫之外的“我们的事业”的大部分机构现在都在科莱奥内家族的掌控之中。
莱焦派系的领导权此时慢慢转移到了他的门徒“矮子”雷依纳的手中，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密切协助雷依纳。一个对雷依纳十分了解的黑手党反叛者后来描述雷依纳的温顺和谦逊的风度与莱焦反复无常的性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他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生气。”这是雷依纳努力向他的追随者传授的骗人伎俩：“他们嘴唇上总是挂着微笑。雷依纳选择那样的人并且教导他们必须要微笑，即使有地震发生也要微笑。”
从一个方面看，邦塔德、因泽里洛和巴达拉曼迪仍然要比微笑的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拥有更多的权力。他们都是家族老板，在美国关系众多，是极为富有的贩毒商，而且能够得到最高级别的政治保护。邦塔德还是连接黑手党与共济会秘密团体之间的最重要的桥梁。但是他们大部分的权力现在都在“我们的事业”之外。与之相比，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们则被跨大西洋毒品贸易的大潮甩在一旁。然而随着他们这些年的战略演进，他们耐心地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培植权力。他们悄悄地投入金钱并授予荣誉以赢得对黑手党各个家族和委员会的控制，他们掌控了权力集团而不是通过企业集团的垄断活动来获取巨大的短期利润。科莱奥内家族不仅控制了委员会，还控制了“我们的事业”的集体决策机构，司法体系、宣传工具以及更为重要的军事机器。如果“我们的事业”是国家的话，那么科莱奥内家族已经准备好发动军事政变了。
多玛索·布西达于1980年从监狱里释放。在与南美的年轻妻子会面之前，他在巴勒莫待了几个月并对即将陷入血泊之中的这个犹如法老般奢侈而又权势的世界进行了参观。他在一家萨尔沃堂兄弟两个开的酒店里呆了一段时间。尼诺请布西达出山来与雷依纳抗衡，但布西达察觉到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坚持执行去国外的计划。他还同邦塔德和因泽里洛住在一起，但却发现他们对即将发生的大屠杀不为所动，一心一意经营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海洛因制造业。由于黑手党士兵、海洛因加工者和搬运工等这些从事毒品贸易的工人们总是进进出出，因泽里洛的别墅外每天都停着五十到一百辆汽车。“邦塔德和因泽里洛谈到了海边和山间的别墅，谈到了数十亿的里拉、游艇和银行，谈论这些事情就好像在谈论早上去商场购物一样。”布西达拒绝了他们让他留下来一起发财的请求，他们甚至给他50万美元作为告别礼物——布西达自己是这么说的。1981年，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坐上了飞往巴西的飞机，打算再也不回来了。
朱塞佩·迪·克里斯蒂纳曾经预测到的、科莱奥内家族长期为此做好准备的大屠杀终于在1981年4月23日上演。第一个受害者就是“维拉格拉齐亚王子”斯特凡诺·邦塔德。邦塔德驾驶着一辆崭新的红色阿尔法·罗密欧限量版跑车从生日派对返家的途中，交通灯前的一阵机枪扫射将他打得面目全非。两个半星期后，同样的命运降临在了萨尔瓦多·因泽里洛的身上。因泽里洛也是最近刚刚购得一辆装甲版的阿尔法·罗密欧。但是凶手是在因泽里洛离开情人住所还未来得及走进车里之前将其打死的。
由于多玛索·布西达和塔诺·巴达拉曼迪分别在巴西和美国，科莱奥内家族仅仅通过杀害邦塔德和因泽里洛就轻易铲除了反对派。这次大胆的袭击令人震惊。许多黑手党观望者预测邦塔德一因泽里洛集团会有猛烈的反应。但随后而来的却仅仅是对邦塔德和因泽里洛追随者的大规模处决。失败的一方完全迷失了方向。被法内科尔法官称为“魔鬼军队”的科莱奥内家族的杀手们——他们都是从巴勒莫省的各个小镇招募来的——会在城市里出现并杀人放火，然后再次消失。因泽里洛死后一个月，多玛索·布西达从巴西打电话到巴勒莫，与一位同邦塔德和因泽里洛两人都很熟悉的建筑企业家讲话。这个人恳求布西达回来组织对科莱奥内家族的抵抗运动。但是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十分清楚不能在这场毫无希望的事业中丢掉性命。科莱奥内家族的黑手党分子们凭借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反抗财富和政治影响力，他们在1958年之所以谋杀米歇尔·纳瓦拉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科莱奥内黑手党家族无人能敌。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两百名属于邦塔德一因泽里洛派系的成员在巴拉莫省被杀害，这个数字还仅仅只将实际找到的尸体计算在内。更多的人失踪了，他们都是“白色猎枪”计划的受害者。仅在1982年12月30日一天，就有12名“君子”在不同的时间和城市的不同地方被枪杀。大多数科莱奥内家族的敌人在被杀害之前甚至都还不知道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出卖他们的人是他们家族里的内部成员，然而却秘密加入了科莱奥内家族。一些人甚至被自己人干掉并作为祭祀品献给胜利者。被谋杀首领的家族和地区立刻就被移交到科莱奥内家族的忠诚者们的手中。
大屠杀甚至延伸到了美国。据报道，纽约的约翰·甘比诺被派遣到巴勒莫来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回来时带来了明确的指示：尽一切努力找到并消灭多玛索·布西达；失败一方的黑手党分子如果试图通过逃到大西洋对岸而逃避死亡，也要统统被杀死。不久之后，因泽里洛的哥哥被发现死在了新泽西州的桂冠山，嘴里塞着五张一美元钞票，生殖器里也塞有一张一美元钞票。
科莱奥内家族不仅消灭他们的敌人，还将绝对忠诚但仅受到些许怀疑的“君子”们统统杀害。他们还对邦塔德一因泽里洛派系中的藏匿成员实行残酷的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是一种军事战略。此战略包括当敌人进入或撤出某处时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例如：破坏遮蔽所、交通运输、通讯与工业资源等等。〕，任何胆敢给他们提供庇护的朋友、亲戚或商业伙伴都被铲除。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邦塔德的忠诚战士萨尔瓦多·孔托尔诺，他戏剧般地从精心布局在巴拉莫东部的布兰卡乔镇大街上的机关枪埋伏中逃了出来。难以置信的是，他的35位亲戚都被谋杀。孔托尔诺开始将这些非公开的信息告诉警察。孔托尔诺听说布西达在1984年夏天已经出庭做污点证人，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直到他被带到了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面前。见到布西达时，孔托尔诺跪到了他的面前，接受了他的赐福，然后决定将证据交给法内科尔大法官。他在大审判中的证词几乎和布西达的证词一样重要。
大屠杀还在继续着，事实上它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因为“矮子”雷依纳停止了与敌人和中立派的争斗之后，又开始攻击那些逐渐露出独立思考征兆的盟友们。在这一新阶段的屠杀中牺牲的最有名的人就是“鞋子”皮诺·格雷科，他是西亚古力家族的老板，也是大屠杀早期阶段中科莱奥内派系里的顶尖杀手。“鞋子”是负责谋杀邦塔德和因泽里洛的杀手之一。因泽里洛十几岁的儿子发誓要为他的父亲报仇之后，皮诺·格雷科又将这个男孩杀死了。“我们的事业”内部传言说，“鞋子”在杀死这个男孩之前砍掉了他的胳膊以此显示反抗科莱奥内家族的权力是徒劳的。1985年秋天，“鞋子”被自己的人杀死，下令杀死他的人正是他的老板雷依纳。科莱奥内家族三十多年来的战略演化取得了成果：他们在一个不断向前推展的处决计划的基础上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建立了独裁专政。正如许多反叛者所声称的那样，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们这样做并没有背叛“我们的事业”的价值体系，反而暴露了该价值体系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