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少数民众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提到过意大利国家里的“善良的少数民众”。几个十分幸运的国家会将某些事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或者国家应为全体公民利益服务而不是为那些偶然掌权的朋友和家庭的利益服务，不管是在国家部委还是在当地医院。但是在意大利，也不仅仅是在意大利，这种价值观经常需要社会各界和怀有各种政治信念的善良的少数民众一天天去努力争取。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意大利人都很腐败，或者说意大利的公共生活已经完全腐朽。毫无疑问，大多数民众只能调整自己来顺应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全世界大部分社会的真实情况就是如此。
意大利善良的少数民众已经很少再像80年代那样陷入困境。恐怖主义突发事件渐渐缓和，工人运动节节败退，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支持下降，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热潮开始加速。但与此同时，贪污腐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到社会结构中。社会主义党，现在执政联盟中的一个长久合作党派，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改革目标并试图以基督教民主党自5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同样方式而“占领国家”。那个年代被意大利人称为“党派民主”的时代，当时上到国有银行董事会成员，下到学校门卫，所有国家工作人员都是根据其隶属于那个党派而选出来的。对于一些城镇商业机构来说，赢得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合同都必须要给政党当权者回扣。
议会不同派系之间讨价还价、争吵不断，公众舆论越来越听之任之、不再抱有任何幻想，20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政治阶层不大可能会抛弃他们一百年之久的老习惯，仍旧将西西里社会仅仅看作是一群可以收买的聒噪的政治家。可悲的是，当“我们的事业”变得比以往更加富裕、更加嗜血时，这一政治阶层却被召唤去对付这一组织。
西西里黑手党总是为意大利带来最坏的和最好的一面，让意大利人同时见证了谁是最奸诈的恶棍，谁是最善良的少数民众。乔瓦尼·法内科尔在他去世前一年接受了一名法国记者的系列专访，他在访问中曾做出著名的解释，他说他不是某种自我毁灭性的罗宾汉式的人物，“我只是这个异教徒国度里的一名国家公务员”。在这个被公认为世界第五大工业经济体的国家里，西西里仍然是法治的边远地带。
法内科尔在很多方面都是意大利少数善良民众的名义领袖，他以一种纯粹的方式体现了他们的品质：勇气，当然，还有敬业精神以及拼命工作的超凡能力。法内科尔与人打交道时极为诚恳，极有分寸。这有时使他显得很严肃而不够友好。但是这不仅是他的性格的一面，而且还是保护他自己及其周围的人的一种有效防御机制。任何一个经常与他接触的人，即使是他最正直的朋友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事业”接近他的一个潜在渠道。
弗朗西斯科·拉·利卡特是一名经常去采访法内科尔的记者，他就亲身体验了黑手党是如何企图通过各种渠道来接近法内科尔的。一天早晨，拉·利卡特在酒吧里喝咖啡，有人同他打招呼，“你还记得我吗？”他就这样与黑手党离奇般地有了接触。跟他打招呼的这个人是格雷戈里奥，来自拉·利卡塔从小长大的那个城市区域，依靠有组织犯罪所得的钱为生。“咱们去兜兜风吧，还可以聊聊童年时的事情”，他建议道。拉·利卡塔谨慎地坐到格雷戈里奥的红色大众车里，但是他刚坐下就看见一把手枪从座椅背后的袋子里伸出来。“有人想同你谈谈，不过不用紧张，一切都很正常。”格雷戈里奥笑着说。
拉·利卡塔在旅途中盘算着自己是否会被谋杀。换了一辆车之后，他被带进康卡德尔剩存的一片柑橘林深处。他被带到了一名黑手党老板的面前，他曾经见到过他的警方通缉照，所以一眼认出了他。这个老板开始就说：“请原谅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邀请你来这儿。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是一群逍遥法外的人。我们已经查明你的底细。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可靠的人，你做事很老实。”接着，这名黑手党分子开始拐弯抹角而又伤感地为自己做辩护。与此同时，拉·利卡塔一边试着去听懂他所说的话，一边紧张地向他们附近的蓄水池的深水里瞥去。
最后，这个老板进入了正题：“我们知道你能和法内科尔法官说上话。你必须告诉他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这个家族的人受到了别人无耻的诋毁。你只需要把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告诉他就行了。”这是黑手党惯常使用的打·开门路的策略。哪怕是与法官建立这样一种模糊的妥协关系就会为贿赂、勒索或者恐吓打开一条门路。
拉·利卡塔十分明白若是他坦白拒绝当这个中间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致命后果。他拼命地思索对策，然后客气地解释说，任何代表黑手党与法内科尔联系的人都很可能会受到调查，因此他建议黑手党老板可以通过报纸采访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我没有那样的权力，”他回答道，“我们不会做那种事情。”拉·利卡塔的第二个建议——通过黑手党老板的律师交给法内科尔和报社一份备忘录——得到了更好的回应。“干得好！好主意！这样的话法内科尔就不会见怪了。他的性格真是令人讨厌。”
一阵简短的交流后，拉·利卡塔成功地将自己的性命压在了法内科尔的声誉之上，法内科尔诚实正直而且严格遵守法律程序，这就是那名黑手党分子所说的“讨厌的性格”。这名记者在离开酒吧几个小时之后又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就感觉好像刚刚逃过了一场空难事故。数年之后，他才将自己被绑架的故事告诉了法内科尔。法内科尔实事求是地回答说，如果记者真的过来找他谈话，他的确会调查他的。后来这两个人成了朋友。
“优秀的死尸”〔※（“eminent corpses”）一词来自意大利语“cadaveri eccellenti”，用来代指那些被黑手党杀害的知名度较高的人士，诸如：政治家、法官以及警察局长等等。“优秀的死尸”同时也是一部虚构的意大利电影的名称，该影片于1975年拍摄于意大利，由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导演，利诺·文图拉（Lino Ventura）主演。〕
巴勒莫市的前市长和银行家艾曼纽·诺塔巴托洛于1983年在火车上被人用刀捅死；纽约警察乔·彼得罗西诺于1909年在西西里被枪杀。西西里黑手党在其存在的第一个世纪里只杀害了两位名人，这两个人在商业界、政治界、行政界、新闻界、司法界的地位使他们有资格成为“优秀的死尸”。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科莱奥内家族的权势大增，出现了数十位“优秀的死尸”。他们中有少数人是黑手党的朋友，因为没能遵守与黑手党老板的协定而被杀害，但大部分人都是黑手党的敌人。1979年之后，暴力成为黑手党与上层社会机构之间二重唱的最主要的音符。由于法内科尔和其他善良的少数民众在反对“我们的事业”的斗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暴力也达到了旋律的高潮。
回首过去，新一轮攻击的第一个迹象发生在1970年，《时刻》的调查记者毛罗·德·毛罗失踪。我们不清楚他到底发现了什么，也许是黑手党从事海洛因贸易或是黑手党在当年被要求参加新法西斯政变的证据。1971年，巴勒莫的检察官彼得罗·斯卡利昂在拜祭过他的妻子的坟墓后被人枪杀。当时人们对斯卡利昂有诸多怀疑。但是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对斯卡利昂声誉的怀疑是黑手党打击无辜受害者时惯用的抹黑策略。这就是为什么斯卡利昂的死亡在某些圈子里被当作是黑手党的内部事务而轻易地被人遗忘。甚至1977年科莱奥内镇附近一名宪兵上校被人杀害居然被视为一次异常事件。但是在1979年，黑手党战略的新模式变得极为容易被人识别。在那一年，“我们的事业”似乎想要展示其对政府机构发动的战争如何全面似的，杀害了一名记者（《西西里日报》报道犯罪案件的记者），一名政治家（巴勒莫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人），一名警察（巴勒莫机动小组队长）和一名地方法官（切萨尔·特拉诺瓦，他曾经领导了对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调查）。黑手党要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无论一名公众人物有多么杰出，只要是挡住了西西里岛这个国中之国的前进道路，那么他只有死路一条。
科莱奥内家族之所以犯下如此之多的鲁莽和残忍的谋杀罪行也有自己的用意。特拉诺瓦死在自己家外面的一条巴勒莫街道上。尽管有被人发现的风险，三名杀手还是用手枪和来福枪开了三十多枪，甚至不吝时间走到老法官面前给他致命一击。在那些“优秀的死尸”的周围一次又一次地堆放上了他们的警卫、司机、家人、朋友以及路人的尸体。“我们的事业”在展示自己的邪恶力量。1980年又出现了三名“优秀的死尸”：蒙雷阿莱地区的宪兵队长、西西里地区主席以及巴勒莫地区的检察长。巴勒莫地区的检察长在市中心的马西莫剧院附近被枪杀，这就相当于在英国的皮卡迪利广场或美国的时代广场周围被人杀害一样（这次谋杀实际上是邦塔纳和因泽里洛命令的，目的为了显示他们也可以像科莱奥内家族一样肆意杀害知名人士，留下一具具“优秀的死尸”）。
大屠杀开始于1981年，谋杀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尸体被扔到警察总部的旁边或者干脆在街上焚烧。最著名的一位黑手党受害者就倒在了大屠杀最猖獗的时候。皮奥·拉·托尔是一个说话直率的农民活动家，他已经升为共产党的国会议员，西西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还是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里最有活力的一位成员。1982年4月，他在一次精心策划的埋伏中牺牲，地点又是在巴勒莫一条繁华的街道上。
意大利政府对此做出回应，派遣卡罗·阿尔伯托·达拉·基耶萨将军担任西西里首府的新一届长官。达拉·基耶萨与黑手党已经斗争很久，甚至在莱焦未崛起时就在科莱奥内镇服役。更重要的是，将军反抗左翼恐怖主义取得重大胜利而成为一名民族英雄。将军在临行前明确向罗马的政治领袖说，他并不打算在打击黑手党政治势力方面心慈手软。将军到达巴勒莫刚刚几个月，十几名黑手党分子就在卡里尼大街上挡在了将军的车前，堵住了前面的道路，并用机关枪将将军本人、他年轻的妻子以及护卫们打死。一天之后，有人在枪杀现场的墙上涂写了这样一行字：“所有诚实的西西里人的希望在这里破灭了。”将军的葬礼在意大利各地电视台直播，全国意大利人民见证了愤怒的人群向出席葬礼的政府部长们投掷硬币的一幕。
政治家们没能给达拉·基耶萨他想要的权力，一轮有关达拉·基耶萨的新闻报道给读者们留下了达拉·基耶萨被政府孤立的特别印象，达拉·基耶萨的儿子在其父亲被谋杀五天之后作出了下面的解释：
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我父亲习惯于用背后的支持力量掩护他，让所有的立宪政党都在他背后支持他，首要的就是基督教民主党。这一次，他刚到达巴勒莫后就明白一部分基督教民主党不准备给他作掩护。更重要的是，反而对他怀有浓厚的敌意。
达拉·基耶萨将军得到这样不冷不热的支持之后，“我们的事业”理所当然地将他的人名看作是政府又一次摆出的空洞姿态，并估计杀害他的政治代价会相对较低。有人禁不住将黑手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战略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但令人可惜的是，恐怖分子经常将自己看作是被压迫者的代表，他们这些孤独的战士拿起弱者和无助者仅有的武器进行强烈的反抗。相比之下，拥有海洛因带来的新财富和免罪旧记录的“我们的事业”根本就没将意大利政府当回事。它不只是一场恐怖运动，更是一场蔑视政府的运动。
不久，更多的名字被添加到了“优秀的死尸”的名单上。纵观这一系列暴行，我们逐渐开始体会到越来越多的西西里人当时的感受，他们愤怒地希望这些谋杀案中有一个最终能成为转折点，从而标志意大利政府下定决心与黑手党决战到底的那一刻的到来。政府在有些时候确实有过回应。达拉·基耶萨将军死后，已遭谋杀的共产党人皮奥·拉·托尔曾倡议的一项法律终于通过。这项法律第一次将参与“黑手党性质的社团”定为违法犯罪行为，并将“黑手党性质的社团”定义为依靠制度性的恐吓、缄默法则以及通过以地盘为基础的敲诈勒索而进行经济渗透的犯罪组织。这项法律相当于美国在1970年通过的《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该法律还允许政府没收黑手党敛取的不义之财。这些都是将黑手党绳之以法的非常重要的新武器。但是，从政治家那里传出来的信号仍然是矛盾的。与“我们的事业”进行较量的并不是意大利政府。转折点从未来到过。少数英勇的法官和警察仍然领导着打击黑手党的战斗，而支持他们的是少数的政治家、行政人员、记者和市民。
1983年7月29日，“我们的事业”在巴勒莫中部安置了一枚汽车炸弹，炸死了法内科尔的上司和首席调查法官罗科·奇尼西、他的两名保镖和一名公寓看门人。记者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看到了巴勒莫与禁酒令时期的芝加哥的相似之处。现在贝鲁特似乎是唯一可以成为西西里首府的姊妹城市了。一位匿名警察将调查者绝望的心情描述给《时刻》：
我们正处于战争中，但对于这座岛、这座城市的政府和当局而言，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黑手党正用机关枪和炸药到处扫射。我们只能用语言进行回击。他们有上千人而我们只有几百人。我们在城市中心设立醒目的路障，他们则休闲地漫步在科尔索·德·米尔、布兰卡乔和尤迪托大街上。
奇尼西的死导致一个人默默地做出了非凡的英雄举动，这是少数勇敢之人为黑手党进行斗争时所采取的典型方式。奇尼西死亡的消息对安东尼诺·卡彭内托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一个脸色苍白、性格胆小的地方法官，酷爱饲养金丝雀。卡彭内托是一名西西里人，在佛罗伦萨拥有一份安全而又体面的工作，马上就要退休。然而，卡彭内托在奇尼西谋杀案几天后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希望能够代替奇尼西的位置。卡彭内托后来解释说：“这是一种冲动，部分是因为一直激励我工作的服务精神，部分是因为我的西西里人身份。”当他走进巴勒莫司法官的新办公室时，他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封贺电。上面本应该写着“我希望你成功”，但却被篡改为“我希望你死”。为了保护自己，卡彭内托在宪兵军营的一间小房子里度过了四年半。
卡彭内托刚一上任就召集起来一些地方法官，对黑手党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从打击左翼恐怖主义的运动中借鉴经验，卡彭内托的想法就是将专业化的反黑手党法官组成一个“智囊团”，以便共享信息、降低遭到报复的危险。卡彭内托希望他的团队能够描绘出一幅有关黑手党问题的“全面、完整的”图画。卡彭内托的“智囊团”成员包括：乔瓦尼·法内科尔、保罗·博尔赛利诺、朱塞佩·迪·莱洛和莱奥纳多·瓜尔塔诺。在卡彭内托的领导下，他们坚定了打击黑手党的决心，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当卡彭内托于1984年9月29日在司法官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市民们才刚刚意识到这个“智囊团”做出的惊人的成果。卡彭内托这位经验丰富的法官宣布多玛索·布西达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正与司法部门合作，随之签发了336张逮捕令。甚至“一意孤行的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也收到接受调查的通知。布西达透露，他在科莱奥内家族的手上（后来，钱奇米诺和经营一家私人征税公司的萨尔托俩堂兄弟都被逮捕）。许多受到控诉的人早就是逃避司法制裁的逃犯。但是，当巴勒莫警察出去抓捕被告时，手铐仍然不够用。卡彭内托瘦削的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他详细阐明了已收集到的证据有何重要意义：
我们掌握的不只是许多个别的黑手党案件。黑手党作为一个组织是要接受审判的。毫不轻率地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行动。我们最终成功地渗透到了黑手党机构的核心。
卡彭内托所指的庞大的审判的目的是要证明黑手党是一个独一无二、统一的机构，报纸开始将其称之为“布西达命题”。它将是关于这个荣誉团体的一次哥白尼思想革命。
听到布西达背叛的消息之后，科莱奥内家族开始袭击悔罪者及其家属。在出现精神危机期间向警察坦白自首的小头目莱奥纳多·维塔尔在12月份被杀，布西达的妹夫也是同样的下场。（意大利仍然没有合理保护证人的机制）而每当警察快要抓到那些藏匿的黑手党老板们时，“我们的事业”就会立即进行报复。1985年7月底，负责抓捕黑手党逃犯的机动小组官员贝佩·蒙大拿在波尔蒂塞罗的海滨郊区中枪遇害。尽管是在度假，蒙大拿仍然在汽艇上对黑手党分子的避暑别墅进行秘密监视。此前有消息说，蒙大拿已经下定决心在捉拿两名主要黑手党杀手时，下定决心一旦逮捕他们就立即将他们枪毙。为了应对该挑衅，“我们的事业”凶残地杀害了蒙大拿：暗杀使用的是达姆子弹〔※（dum-dum bullet），英国制造的一种枪弹。因由印度加尔各答附近一个叫达姆的地方兵工厂生产而得名。又俗称“开花弹”、“榴霰弹”、“入身变形子弹”。弹头尖端没有包覆而露出铅心，子弹射入人体后铅心扩张或破裂，因而扩大了创伤面，造成对人员的严重伤害。〕。蒙大拿的女朋友在他被子弹打中时距他只有几米远，活着的她为了找到一部电话疯狂地向一间问房屋跑去，但是城镇的街道两边已经空无一人而且所有人家的百叶窗都已经关上。没有比这幅画面更能够清楚地展示西两里西部是如何被恐惧和缄默法则笼罩着的。
蒙大拿是他所在部队里的第三个遇害者。警察工会抗议说，西两里的政府官员只有在被黑手党杀害的警察的葬礼上才出现。但是当一名身兼半职业足球运动员和捕捞海胆的渔民的年轻人被当作黑手党杀手的放风者而被警察逮捕后，警察面对的问题更多了。他在被关押期间惨遭折磨和毒打，等警察将其送到医院时已经为时已晚。警察企图隐瞒这一事件，但是纸包不住火，事件泄露之后，这位犯罪嫌疑人的死导致了民众们的愤怒。内政部部长此次居然罕见地作出迅速回应，将前几年负责打击“我们的事业”而取得众多成果的警察和宪兵队解散。
部长的这个决定宣布还不到24小时，又一名机动小组的高级官员尼尼·卡萨拉遭到埋伏而遇害。按照巴勒莫20世纪80年代的恐怖标准来看，卡萨拉死亡的惨烈程度也令人极为震惊。12至15个人占领了卡萨拉家对面的楼房，卡萨拉刚走出防弹车就向他开火。卡萨拉的妻子只能眼睁睁地在阳台上看着两百多发子弹射向她的丈夫。同卡萨拉一起遇害的是23岁的警察罗伯托·安提俄基亚，他知道上司有可能会受到攻击，提前度假回来保护上司。卡萨拉在几天前的采访中曾说过，“谁认真对待工作，谁早晚就得被害死”。
警察感觉到的孤立感使他们极为愤怒。机动小组的成员集体威胁请求调职。他们因为没有证人作证而抗议，并将警察总部里那些想要延长护照的人打发走。一个公民打电话进行常规咨询，但是却听到电话那头的人叫他“滚蛋”。在安提俄基亚的葬礼上，共和国总统和内政部部长的出现几乎在巴勒莫八百年的大教堂外引发一场警察暴动。这位已逝高官的同事们朝这两位政治’家吐口水并高声骂道：“混蛋！谋杀者！小丑！”飞行队和宪兵之间爆发了争斗。一名军官向记者倾诉了他的愤怒：
我们对此已经厌倦了。我们并不需要这些国家葬礼。总是出现相同的面孔，总是说着相同的话和相同的哀悼词。两天之后舆论就会平静下来……然后所有事情还会像以前一样继续进行。让我们这些白痴自己死吧，因为我们受黑手党和我们的领导者的双重打击。
至于被警察选为发泄愤怒对象的这两位政治家是否与“我们的事业”有合谋行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其中传达的信息却很明确：这不是意大利在与黑手党作斗争，而是凭借团队精神和使命感团结在一起的少数民众在与黑手党作斗争。
观看斗牛赛
乔瓦尼·法内科尔和保罗·博尔塞利诺在为大审判准备诉讼案的时候就是老朋友（他们的工作并不包括在法庭上作辩护律师）。他们的年龄几乎相仿，在巴勒莫中部的同一地区长大，他们的父母也都是中产阶级。法内科尔的父亲是一位化学家，而博尔塞利诺的父亲是一名药剂师。他们两人都忠于职守并对正义拥有相同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但是他们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拥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法内科尔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但是对左翼党派比较同情。博尔塞利诺年轻时加入过一个新法西斯团体，而且还比法内科尔持有更为强烈的天主教信仰。这两位法官总是谨慎地对那些试图利用他们名誉的政党做出的友好表示予以拒绝。
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对于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城市也持有不同的态度。法内科尔也许是因为缺乏自信的性格，对于巴勒莫对其工作的支持抱有更为悲观的态度。每天他上班都要由四辆快速行驶的防弹汽车护卫，车上坐满身穿防弹背心、佩带机关枪的特工。同时，一架直升机在他们行走路线的上空盘旋监视。从当时《两两里日报》的来信专栏判断，一些巴勒莫市民认为这些护卫车队所造成的交通拥挤比黑手党问题还要严重。当法内科尔的一位邻居写信建议法内科尔搬到郊区时，法内科尔显得十分沮丧。博尔赛利诺这位享乐主义者却非常乐观：“他们在一直为我们加油。”
这两个人都从日益壮大的西西里反抗黑手党的运动中积聚力量。学生们在城市的街道上举行反黑手党示威游行。社会运动人士也成立了一个以佩皮诺·因帕斯塔诺命名的研究中心。在西西里，有一个名字叫做萨尔瓦多·帕帕拉多的大主教，不害怕说出“黑手党”一词，勇敢地谴责国家在面对黑手党屠杀时的不作为。结果，红衣主教于1980年在尤西卡丹监狱做复活节弥撒时遭到监狱犯人的抵制。一些基层神职人员更是明确地表示出了反对黑手党的态度。
变革的力量甚至在基督教民主党内部积聚起来。1985年7月当选巴勒莫市长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莱奥卢卡·奥兰多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黑手党，并确保市议会以“民事诉讼者”的身份参加了大审判。奥兰多领导了著名的“巴勒莫之春”运动，与二战后笼罩巴勒莫市议会多时的严酷冬天形成了令人振奋的对比。然而，大多数巴勒莫人对法官们的战斗仍持紧张不安的中立态度，正如法内科尔所说，“在我看来，整座城市的人都站在窗口，等待观看斗牛比赛以何种方式结束”。
大审判于1986年2月10日开始，几乎持续了两年的时间。诉讼程序刚一启动，一阵紧张而平静的气氛就笼罩在了巴勒莫的上空。“我们的事业”的杀手们奉命潜伏起来，因此戏剧性的场景便从街道转向了毗邻尤西卡丹监狱的一座灯火通明的水泥地堡，一座专门建造的法庭便坐落在这里。这座地堡表明，对所有知名人士的谋杀案深恶痛绝的公众最终迫使意大利政府作出打击黑手党的确切承诺。但是，这幅景观远远不能让人放心，一名记者说它像是降落在巴勒莫的一座巨大的司法飞船。大厅被涂成了绿色，呈八角形状，外面放置的30只笼子是为208名最危险的被告准备的。受到指控的474人中，有119人仍然在逃，其中最重要的两名逃犯是卢西阿诺·莱焦的“野兽”：“矮子”雷依纳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身穿蓝色运动服和白色网球鞋的莱焦在23号笼子里首先发言。莱焦被指控一直从监狱里暗中操控科莱奥内家族的事务，他说要对这一指控进行自我辩护。
审判开始后，记者试探了一下公众的情绪。巴勒莫大街上的许多民众不愿意谈论审判的事情。有些人公开反对这次审判，他们说黑手党处于防御状态之后，失业的人反而更多了。更多的人对审判表示怀疑：“这是一场闹剧。它只会抓住那些脖子伸得太长的人。决定审判将如何结束的还是那些政治大腕们。”布西达明确表示，他认为意大利还没有准备好倾听他所有的秘密，至于他所了解的黑手党与上层政治家的联系，他将深藏在心底。许多人认为在大屠杀中作战的仅仅是一些暴徒，他们只是一群线偶而已，而真正的黑手党分子却是在上面操纵这些线偶的人。
但是对大审判的质疑并不仅仅限于一些街头采访。西西里岛上一些重要的思想领袖也无法完全把握这次审判的真正意义。一方面，这件案子仅就规模来说就让人害怕，主教帕帕拉多称之为“一场令人压抑的表演”。在大审判即将开始前的一次讨论热烈的采访中，主教似乎改变了早先对黑手党的坚定立场。他说堕胎要比黑手党杀害的人更多，并且担心所有的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在审判上会有损巴勒莫的形象。当他被问及是否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反黑手党的高级教士的时候，他含糊其辞地回答道：“带着一种纯粹消极的态度，你无法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仅仅反对什么是不够的。”
很多人担心大审判试图批量行使审判权，有可能不会认真地裁定每一个被告是否有罪还是无罪。一些人怀疑大审判的规模仅仅反映出了法官们自我的膨胀程度。
悔罪者提供的证据也遭到了质疑。许多旁观者对于他们的证据的真实性表示严重关切。1985年，一位杰出的电视人因为一位来自那不勒斯卡莫拉家族的悔罪者提供虚假证据而成为严重误判的受害者。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采信多玛索，布西达的证词会带来同样的危险，而且危险程度更大。
在大审判进行的几个月期间，仍有宝贵的空间来保持中立。在面对关于黑手党以及何为西西里人这些根深蒂固的假设时，“布西达命题”已经不再奏效。我们若是要把握住其深刻内涵，就要在理解上迈出一大步。可是就连黑手党的一些最直言不讳的敌人也未必能够迈出这一步。这时一个既著名而又奇怪的名字出现了，它让人们理解了为什么许多西西里人难以接受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西西里人将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视作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这个名字就是：列昂纳多·沙沙。
沙沙是一位小说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底初做了大量的工作，使黑手党成为了公众的关注焦点。直至今天，大多数想要了解黑手党的非意大利人还会去阅读像《白天的猫头鹰》此类的小说。沙沙的背景、他的写作以及他对自己的西两里人身份的认同感，所有的这一切使沙沙与黑手党对抗了三十多年。可悲的是，在1987年1月，同样的力量将沙沙推向了因大审判而分崩离析并饱受困扰的城市的错误一方。
诉讼进行了11个月后，沙沙在《晚邮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彻底毁掉了他作为黑手党反对者的声誉。文章围绕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展开：一是一本有关“铁血法官”在法西斯时代如何展开反对有组织犯罪斗争的书籍出版了。二是保罗·博尔塞利诺的晋升（博尔塞利诺刚刚掌管了马尔萨拉市调查办公室，马尔萨拉市位于西西里最西端，科莱奥内家族在此有关系密切的盟友）。沙沙激烈地争论道，大审判与法西斯主义一样有践踏公民自由的危险。沙沙怒斥了意大利社会中存在的一种不良风气（这种风气我们现在称之为“政治上的正确性”），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只要有人对反黑手党法官进行批评就会被认为与黑手党老板们有勾结。沙沙通过指责博尔塞利诺追求名利而结束了他的论战：“再没有比参与黑手党的审判使人在司法界升迁得更快的途径了。”
沙沙的抨击在意大利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意大利民众总是倾向于将作家和知识分子看作道德领袖，而他们认为政治家们没有能力来承担这种角色。沙沙一向严肃对待自己所承担的这种道德领袖的角色，他将自己看作是“异教徒的国度”里的一种理性声音，就像自己小说中那些不断尝试但是最终却没能打破缄默法则的侦探们那样，既理性又孤独。博尔赛利诺被《晚邮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深深伤害。他说，批判自己的沙沙一直以来都被自己视为精神之父。一些与黑手党有勾结的政治家后来怀着窃喜之情引用这位小说家的话来攻击那些受其启发的法官们。
当《白天的猫头鹰》的作者用笔讨伐反黑手党的法官时，他正身患绝症。他在多年孤独的岁月中将他艺术上所有精妙之处都倾注在理解黑手党的思想模式上，而且他对现在比比皆是的反黑手党口号极为憎恶。但是沙沙的论战不只是一个固执、垂死的老人在感情上的爆发。沙沙发出的是一种不信任的声音，是西西里岛几代人对黑手党和意大利政府的一种不信任。
沙沙从小自学成才，他的父亲在阿格里琴托省的硫磺矿上的工作。沙沙还是一个孩子时就目睹了法西斯政权的虚伪和残暴，目睹了黑手党在战后杀害硫磺矿上的工会领袖。对沙沙来说，黑手党是意大利警察的一个非正式分支机构，政府和黑手党都有着同样残暴镇压民众的反应冲动。从他的一生和西西里的历史得出的教训是：西西里岛人只能指望从当局那里得到麻烦。沙沙对意大利政府的悲观态度可以和他对西西里的宿命论观点相提并论。沙沙长期以来坚信黑手党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组织，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将两西里最理性的头脑囚禁起来的精神状态。
当我大声反抗黑手党时，我也很痛苦，在我身上，在每一个西西里人身上，都残留着黑手党的情愫。因此，当我与黑手党抗争时，我也在同自己抗争。这种斗争就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分裂，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值得庆幸的是，岛上许多像卡彭内托、博尔塞利诺、法内科尔这样的人并没有被沙沙所提到的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所困扰，他们对如何才是一名西西里人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见解。
大审判的命运
大审判于1987年12月16日宣布判决结果。474名被告中，有114人被宣判无罪，其他被宣判有罪的被告则共同分摊2665年的刑期。这些数字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法院支持了“布西达命题”，但它没有像许多公民自由论者所害怕的那样批量实行司法审判权。即使是卢西阿诺·莱焦也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要证明他在狱中仍然向其黑手党手下下达命令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
在判决后的几天里，那些支持法官的报纸宣告黑手党是西西里文化中不可战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神话破灭了。这是报纸界作出的一种不成熟的回应，说出的更多是人们的希望而不是信念。在判决成为既定事实之前，大审判还要经历漫长的上诉过程，对判决的定性还为时过早。举例来说，列昂纳多，沙沙仍坚持他的怀疑论而不接受“布西达命题”：“我的观点一直就是黑手党实际上是一个由各个黑手党派系组成的同盟。”两年后沙沙走进了坟墓，但是直到临死前他都拒绝抱有希望，认为他或西西里岛都无法将黑手党抛却在身后。
法内科尔认为这次判决证明了“通过尊重民主原则，我们能够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取得重大成果”。他知道打击黑手党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在大审判还未结束之前，对“我们的事业”展开的调查导致了两起大规模案件的审理，这三次大审判都由卡彭内托的智囊团一起处理。一名重要的新悔罪者安东尼诺·卡尔德龙提供的证据导致了第四次大审判。160人于1988年3月被捕。西西里其他城市的法官进行了一系列相关起诉。法内科尔不厌其烦地强调，大审判只不过是打击黑手党斗争的一个良好开端。
若是法内科尔听到黑手党悔罪者们后来所透露的情况，他的语气或许会更加悲观。“我们断定大审判最终会是一场虚张声势。最后的判决绝不会支持‘布西达命题’。”在“我们的事业”内部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大审判只不过是一场政治作秀而已，是为了应对自大屠杀以来的血腥案件而采取的回应措施。初审时肯定会做出许多有罪判决，但是在上诉的时候这些有罪判决就会被推翻。到了最后，一切事情都会恢复常态。
一段时期里，事情似乎正是朝着这种态势发展。根据意大利的法律制度，从初审判决到作出终审判决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最近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为了等待最终判决结果而将囚犯关押太久。但由于黑手党案件的复杂性，这些案件审理起来特别慢。因此，黑手党被告是这一法律的主要受益者。截止到1989年初，在1987年12月被判有罪的342人中，仅有60人仍被关押在监狱里。
1990年，巴勒莫上诉法院推翻了大审判中作出的一些有罪判决，更关键的是，不予支持“布西达命题”的核心观点：黑手党所犯下的一些重要谋杀案是身居高位的黑手党委员会成员下令唆使的。案件随后送交科拉多·卡内瓦莱法官主持下的最高上诉法院的第一部门。因为技术细节问题而宣判黑手党分子无罪的习惯，卡内瓦莱法官获得了“判决杀手”的绰号。（2002年10月，最高上诉法院撤销了因“为黑手党组织的犯罪提供外部合作”而对卡内瓦莱法官作出的有罪判决。我们不得不由此得出结论，就像他自己一直声称的那样，他只不过是在十分谨慎地运用法律。）
司法系统内部有人开始阴险地反对法内科尔。大审判作出判决之后，反黑手党“智囊团”的创始人安东尼·卡彭内托决定返回佛罗伦萨。在卡彭内托的欢送宴席上潸然泪下的法内科尔，显然是代替卡彭内托的合适人选，由法内科尔担任调查办公室主任再合适不过了。但是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有关肮脏的政治活动、走廊阴谋以及同行妒忌的故事，只不过这个故事蒙上了一层反对“个人崇拜”的薄面纱，而所谓的“个人崇拜”针对的就是法内科尔。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一职位给了安东尼诺·梅利，这个人差两年就要退休了，而且从未调查过任何有关黑手党的案件。法内科尔不光觉得屈辱、绝望，而且还十分害怕。“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他对朋友们说。他意识到“我们的事业”能够看出政府不支持他的任何迹象，从而将他视为易受攻击的对象。
随后，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梅利随意将黑手党的调查案件分配给一些法官处理，让“智囊团”接受一些非黑手党案件，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就给智囊团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员，并将黑手党案件分发给西西里不同城市的调查官处理。对于梅利的正直没有人提出质疑，但他的方法却违背了法内科尔的基本原则，即：我们的事业是一个单一的组织，需要司法界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
在马尔萨拉新职位上工作的博尔塞利诺不无担忧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最后觉得有必要把他的担忧公之于众。“我有种不祥的感觉，有人想让时光倒流，”他说。政界立刻就炸开了锅，司法官最高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并决定调查博尔塞利诺的言论。法内科尔写信解释说，反黑手党的调查在梅利的领导下已陷入停顿状态。本该保密的司法官最高委员会的听证会被亲法内科尔和反法内科尔的阵营泄露出去，关于政治偏见和“个人崇拜”的责骂话语到处飞扬，人们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真正应该探讨的问题。法内科尔提交了辞职书，随即又将它撤回。在这场既耗时又令人泄气的吵闹的最后，司法官最高委员会怯生生地请求双方修补之间的分歧，法内科尔的地位越发岌岌可危。巴勒莫的司法官因此被人称作“毒宫”。
大审判过后，法内科尔从法官同事们那里遇到的麻烦让人觉得寒心，法内科尔的遭遇说明了意大利的公共机构是多么的唯我独尊。在许多政治家及其司法界的盟友们的眼中，反黑手党智囊团并不是一个司法系统履行其职责的一个有用工具，司法系统的职责是保护现实世界里的无辜者并惩罚有罪者。相反，它仅仅被视为一个“权力中心”，用来对政府内部的竞争对手施加影响力。法内科尔和博尔赛利诺让人感觉像是来自三维世界的人，他们被迫向二维世界的人解释他们的思想。这两位法官尽其所能向人们指出，第三维是司法公正。但是对于那些坐标系里只有政治斗争和程序诡辩的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世界上居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三维空间。
1989年6月，法内科尔对于自己易受袭击的担心再次得到了证实，一个装满炸药的阿迪达斯运动包在巴勒莫郊外的一所海滨住宅旁边的岩石上被人发现，而这所住宅是法内科尔夫妻二人刚刚租来的。法内科尔一反常态地公开宣称．他认为与黑手党关系密切的不知名的政治家参与了谋杀他的计划。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巴勒莫司法官的事务又再一次交给司法官最高委员会处理，法内科尔成了一封封匿名诽谤信的受害者，而这些信件有可能出自他的一个同事之手。主要的指控是法内科尔曾经利用一名黑手党背叛者与科莱奥内家族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斗争。次年一月，反黑手党的巴勒莫市市长莱奥卢卡·奥兰多为了努力改变市政府的风气而与共产党结盟，但最终却被罗马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们击垮，他们将其视为一个在政治上标新立异的人。法内科尔和反黑手党运动的前景看起来确实是一片惨淡。
但在1991年2月，法内科尔，这位经常沦为政治机会主义牺牲品的法官，却成了它的受益者。这个时刻，反黑手党运动的命运急剧扭转。继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意大利政治的战后浮冰开始融化。意大利共产党解散并改组成社会民主党，现在意大利人更没有多少理由来“捏着鼻子为基督教民主党投票了”。基督教民主党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根据地也很难以防守；在这里，喧闹的北方联盟通过谴责罗马和南方的腐败而抢走了天主教政党的支持。改革气息已经在空中弥漫。犯罪浪潮以及部分公众舆论对大审判结果的愤慨给新上任的司法部长一个通过将自己树立为法律秩序的捍卫者而提高自己声誉的机会。这位司法部长是一位野心勃勃的社会党人，已经是反黑手党法官的批判者。他邀请法内科尔担任司法部刑法事务处处长，负责协调国家级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争。
法内科尔接受了这份工作，尽管他的一些同事对此疑虑重重，法内科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运用政治气候上的突然变化完全扭转了打击黑手党斗争的命运。法内科尔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两个国家级的机构，它们直到今天仍然是意大利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支柱：反黑手党调查局（DIA）和国家反黑手党局（DNA）。反黑手党调查局，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它将宪兵、警察和其他参与打击黑手党组织的执法机构等力量团结起来；国家反黑手党局是一个国家级的反黑手党检察官办公室，负责协调分布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共计26个区的反黑手党检察官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都要按照法律规定维护有组织犯罪的电脑数据库。因此，法内科尔在罗马指挥中心就可以做他以前在巴勒莫被禁止做的事情：建立一个对“我们的事业”乃至对整个意大利黑社会的统一认识。
大审判的命运也有待被决定。“矮子”托托·雷依纳采取措施以保证这次上诉过程漫长的审判势必要血迹斑斑。1988年9月，巴勒莫上诉法院的法官安东尼奥·塞塔和他弱智的儿子被枪杀。1991年8月，最高上诉法院的检察官安东尼奥·斯科派里蒂被卡拉布里亚的黑手党杀害了（三个星期之后，黑手党还枪杀了一名巴勒莫商人里贝诺·格拉斯，他领导了反对敲诈勒索的公众运动，据当时估计敲诈勒索为整个意大利的犯罪组织提供了250亿美元的收入）。
这些谋杀案为法内科尔的改革增加了政治分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标志，标志着科莱奥内对意大利政府的蔑视重新开始反弹。它们甚至有助于确保所谓的“判决杀手”科拉多·卡内瓦莱法官没能主持最高上诉法院就大审判所举行的重要听证会，这正是法内科尔所希望的。1992年1月31日，最高上诉法院在持续两个月的诉讼之后推翻了上诉法院对大审判的判决，确认了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在原诉案中所提出的三个中心论点，即：“我们的事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统一的组织；黑手党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共同承担以黑手党组织的名义所实施的谋杀行为；黑手党悔罪者的证据是有效的。“布西达命题”现在被认定是一个事实，“我们的事业”的领导者们面临的是终身监禁，而且这是最终判决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