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托·雷依纳的别墅
科莱奥内农学院是一幢奇怪的建筑，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它会是一个国家教育机构。这是一幢位于居民街的崭新的三层楼房，拥有地下停车场、电梯、整体空调及暖气设施和一座铺设整齐的花园。楼房的前面装饰着炫目的金属装置，另外还有阳台、装饰栏杆、气势宏伟的大门以及一排路灯。教室里装着厚重的硬木门，铺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灰泥墙壁，课桌、黑板和电脑与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事实上，科莱奥内农业职业学院一开始并不是一所大学，它最初实际上是当地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建造的别墅，这个人就是“矮子”托托·雷依纳。
从来没有人问过雷依纳打算用这幢别墅来干什么，他从来都没有在此住过。这幢别墅很有可能是他计划在漫长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将他的大家庭聚集在一起的地方。这是雷依纳为退休而建的家，前提是他能够改变大审判的判决并能够回家享受他的劳动成果。因此，尽管我们可能会取笑雷依纳的华丽俗气的审美趣味，但是我们很难不被这栋建筑所表现出来的自信而打动。雷依纳居然无法理解政府有权力没收靠几十年的谋杀而挣得的财富，这一点也让我们感觉不可思议。
幸运的是，雷依纳的信心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到1995年底，政府从这个“老板们的老板”那里没收了大约1.25亿英镑的资产，大部分集中在房地产上。这个非同凡响的数字当然不能代表“矮子”雷依纳的全部家产。他在科莱奥内的别墅于1992年被没收。1997年，在对雷依纳黑手党家族进行民事诉讼之后，一位年轻勇敢的反黑手党市长将别墅赠与了科莱奥内镇。等到科莱奥内镇的居民将雷依纳的别墅改造为一个公共教育机构之后，他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事业”将所有的公共财富都当作潜在的掠夺对象来看待，例如水源、道路、医院和学校，而不管这些资源对于民众来说有多么重要。因此，几代人以来，对于那些不在黑手党掌控范围之内的西西里家庭而言，他们没办法获得这些通往进步的传统关键途径。但当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没收来的黑手党的财产用于普通公益事业时，这不仅在经济上打击了黑手党分子，而且还谴责了黑手党分子所做的事情的非正义性。虽然黑手党分子周围被背叛和死亡笼罩着，但是他们至少坚持着一种信念，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所爱的人。
自从布西达在1984年出庭提供同案犯的证据之后，雷依纳就向他的手下保证，如果恐吓和腐败不能阻止司法部门对抗巴勒莫的“我们的事业”，那么他在罗马的政治关系户将会阻止司法部门采取对“我们的事业”不利的措施。而要兑现这个诺言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事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关系正在急剧恶化。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暴力事件直接导致了反黑手党法律的制定，而黑手党极力想废除这些法律。雷依纳现在需要对重要的政府政策施加影响，而不仅仅是在幕后赢得一些小恩小惠。但是“优秀的死尸”出现得越多，政治家就越不愿意为了保护黑手党而暴露自己。
法内科尔1991年到达罗马时，问题到了危急的关头。黑手党分子把法内科尔调动到首都工作的事情看作是一种暗示，暗示他不久就会完全陷入到意大利的政治泥潭中去，丧失名誉，然后被剥夺一切权力。法内科尔在司法部所取得的成就却使得黑手党分子们的这些期望落了空，让他们感到很震惊。这对于常常将执政党视为暴政的被动伙伴的黑手党来说是令人恐惧的一幕：“我们的事业”的致命敌人在基督教民主党总理的领导下、在社会党人司法部部长的指挥下正在制定刑事政策。在众多的变革中，1991年通过了一批新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阻止洗钱行为，允许对黑手党使用窃听器以及赋予政府权力来解散被有组织犯罪侵入的镇议会。
尽管这些新的事态发展令“我们的事业”担忧，但是这个组织最底层的人却一直坚信“判决杀手”卡内瓦莱法官会最终扭转时机。因此，最高上诉法院在1992年1月所作的判决对雷依纳为其家族所设计的未来计划以及他在“我们的事业”内部的威望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这个证据最终证明了黑手党历史上最有权力的老板已经将这个组织变成了一个政治孤儿。
现在，霄依纳自身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正如调查法官圭多·罗·福特所解释的那样：“你在黑手党里是无法提交辞职书的。你只会被除掉。（对雷依纳和他的手下来说）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要么接受他们就要被除掉的现实，要么试着在全体成员面前重申自己的权力。”雷依纳选择通过急剧升级“我们的事业”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冲突来重申自己的权力。黑手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影响政治进程，但却只剩下一种影响手段：暴力。只有在被轰炸之后，政府才会在那些对雷依纳及其同伙至关重要的事情上做出让步：大审判判决结果以及1982年通过的一项允许当局没收黑手党财富的法律。“为了谋取和平，我们必须发动战争”，有人听到雷依纳这样说。黑手党委员会对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早就作出了死刑判决，但是一直未付诸实施，但是在最高上诉法院作出宣判之后决定重新启动原来的谋杀计划。
在最高上诉法院作出历史性的决定之后的1992和1993年是整个西西里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时期。雷依纳与政府的对抗已升级为针对意大利大陆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恐怖主义爆炸运动。这次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以黑手党的惨败宣告结束，自墨索里尼以来黑手党组织的生存能力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的事业”和意大利仍然承受着雷依纳失败的退休计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卡帕奇爆炸之后
“维托，我的维托。我的天使。他们把你带走了。我再也不能吻你了。我再也不能拥抱你了。我再也不能抚摸你了。你是我一个人的。”
在为卡帕奇爆炸中的受害者举行的国葬上，维托·斯基法尼的身材娇小、脸色苍白的遗孀罗萨莉亚在痛哭哀号，发泄着自己的悲伤以及这座城市的愤怒。她的丈夫及其同僚安东尼奥·蒙蒂纳罗和罗科·迪·西路与法内科尔法官坐在一辆汽车上，车辆爆炸，他们和法内科尔一起全部被炸死。罗萨莉亚站在讲台上望着聚集的人群，在几家国家电视台的镜头前大声哭喊，“对于也站在这个教堂里的黑手党人，我有话要说。再次成为基督徒吧。为了巴勒莫这座被你们变成血城的城市，我请求你”。还没有等主教做完弥撒，死去警察的家属和同事就走过来阻止任何高官接近这五具棺材——“这些死去的人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的”，有人这样说。有人递给无法抑制哭泣的罗萨莉亚·斯基法尼一瓶水，她任由瓶子从其手指缝里滑落，摔在了地板上。罗萨莉亚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刚才的那一幕，她又一次向教堂里的会众们恳求：“黑手党人，我会原谅你们，但是你们必须跪下来祈祷。”她的话在新闻公告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放。
意大利政治家们承受着难以抵制的道德压力，人人都想证明自己没有参与发生在卡帕奇的乔瓦尼·法内科尔谋杀案。葬礼几天之后，一些人冒着大雨聚集在了圣多梅尼科教堂前的大街上，他们望着不知姓名的同胞的哭泣的眼睛，一双双泪眼折射出了与他们同样的迫切的决心。于是，他们决心尽己之力做些事情将悲痛化为变革。在整个市中心，窗外挂满了喷着标语的床单：“法内科尔还活着。”“巴勒莫想要正义。”“把黑手党赶出政府。”“停止杀害这座城市的人民。”“床单委员会”成为众多反黑手党组织中一个基层组织。罗萨莉亚，斯基法尼的话——“黑手党：跪下”——被印在T恤衫上。谋杀案发生一个月后，一支声势浩大的人群队伍穿着印有该字样的衬衫走过这座城市。法内科尔房屋外面的一棵树变成了祭坛，挂满了鲜花、相片和字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内科尔生前住着的这条街道就是以“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的名字命名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在1992年7月19日，“我们的事业”用行动证明了意大利政府甚至连法内科尔的继任者保罗·博尔塞利诺也保护不了。炸死博尔塞利诺及其五名护卫的爆炸声在半个城外都能听见。博尔赛利诺遇害三天后，一名黑手党家族的少女丽塔·艾特亚从其位于罗马的藏匿处的阳台上跳下身亡，她是在父亲和哥哥被谋杀后开始向博尔塞利诺法官提供证据的。她的遗书只是说再也没有人能够保护她了。正如一名社会活动人士所说，在那个夏天巴勒莫就像是一部拙劣的血腥悲剧：“我们想从剧场里走出来，但是却发现被锁在了里面。”
尽管巴勒莫入十分惊恐，但许多人仍有反抗的决心。当时在众多静坐和游行中涌现出无数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其中有一个小男孩，他加入了从市中心到博尔塞利诺遇害地点的游行，身上挂着一个小的广告牌，前面写的是“我想和法内科尔一样优秀”，后面写的是“我想和博尔塞利诺一样优秀”。在短短几个月内，少数的善良民众将巴勒莫变成了自己的城市，并使很大一部分人相信了反黑手党事业的紧迫性。
两两里的局势是一个同家级的突发事件。七千军队被派到岛上接替了警察的日常职责，以便使警察能够加入对霄依纳及其杀手小组的大型追捕活动。没能保护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法官的执法官员们也被免职。那位经常与法内科尔发生口角的巴勒莫检察官办公室主任主动要求被调职。另一个人的行为则更加勇气可嘉，来自北部城市都灵的法官吉安·卡罗·卡塞利自愿接任巴勒莫的空缺职务，为反抗“我们的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几十人随后被捕。一项保护悔罪者的法律通过，使得他们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法内科尔设计的两个新的国家反黑手党机构一一反黑手党调查局和国家反黑手党局——也开始运行。警察被赋予了通过使用模拟毒品交易或洗钱行为而打人黑手党内部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针对黑手党分子而制定的新的更为严格的监狱条件使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继续在幕后操纵他们的家族事务了。
但是，正如在黑手党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些成功是自相矛盾的。似乎终于下定决心解决1992-1993年黑手党问题的政治体系实际上在腐败丑闻的热潮中融解。腐败丑闻开始于1992年2月，当时一个米兰的社会党政治家正试图将他收受的三千万里拉的贿赂金冲下马桶。调查官们揭露了一个连接商界、行政管理机构和政界的收受贿赂的体系之后，这种所谓的“洗手行动”开始迅速蔓延到其他的政党和城市。“党派民主”被推翻。截至1993年底，意大利议会里有三分之一的议员因为贪污而接受调查，而两个最大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党——一也不复存在。意大利人民带着一种怀疑和消遣的心情在电视上观看了一场革命的上演。
“我们的事业”内部的气氛——如果说一点也不具有革命性的话——其实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君子们在最高上诉法院对大审判作出最终判决之后就预感到他们的前景，于是在卡帕奇惨案还没发生之前就到警察局自首。这样的事情在以前还从未发生过。雷依纳在谋杀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之后并没有显露出要转变战略的迹象，许多黑手党分子开始做污点证人。1973年，加斯帕雷·穆托洛由雷依纳介绍加入黑手党并成为一名主要的海洛因经销商。他于1992年10月向法官解释说“我们的事业”完全低估了身居司法部要职的法内科尔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正是最高上诉法院在1月份作出的判决导致了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被杀。法官们现在对雷依纳的思想动机有了清楚的认识。
一个为了躲避雷依纳报复而逃跑的黑手党分子所透露的信息直接导致了这位老板们的老板在1993年1月被捕。确定雷依纳的身份是个首要的问题：警察拥有的他的一张最近的照片还是他在1969年照的。被捕的黑手党分子巴尔杜乔·迪·马吉奥在宪兵对别墅的监视录像中辨认出了雷依纳的园丁、雷依纳的儿子和妻子。宪兵之所以监视这栋别墅是因为有一名黑手党委员会委员经常光顾此地。第二天早晨，当雷依纳坐在一辆不起眼的家庭轿车上离开别墅时，抓捕队已经准备妥当。在爱因斯坦广场的一个交通信号灯处，四个人扑上前去抓住了雷依纳和他的司机。雷依纳并没有反抗，脸上明显带着惊恐的神色，当被告知抓捕他的是宪兵而不是他的黑手党敌人时，脸上的惊恐神色才慢慢消失。就在雷依纳被抓的第二天，他的导师和教父卢西阿诺·莱焦因为心脏病发作死于撒丁岛的一座监狱里。
意大利人以前只听说过托托·雷依纳这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名字，现在终于将他的面貌公之于众。一本杂志将雷依纳带有棱角、下垂的眼睛作为封面，下面标题为：“魔鬼”。“矮子”在这张撒旦似的公众形象照上流露出怀疑的神色。当他与多玛索·布西达在法庭上当面对质时，雷依纳因为布西达在婚姻上不忠实而拒绝同布西达说话：“在我的小镇科莱奥内，我们过着道德的婚姻生活。”
但是比雷依纳怪异的行为更让人不安的是他的被捕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就一直是一个逃犯。在逃亡的这段时间里，他结了婚，有了孩子，接受糖尿病治疗，送孩子们上学，还要对这个庞大的犯罪组织实施铁腕控制。雷依纳在逃亡生涯的最后五年甚至在尤迪托的别墅里呆过，尤迪托这个镇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是安东尼诺·贾莫纳家族的地盘。雷依纳究竟是如何躲避这么长时间的抓捕的？抓捕雷依纳的行动小组成员开始担忧起来，雷依纳在巴勒莫的别墅在他被捕之后很久都没有人看护，黑手党分子们有足够的时间将现金、文件、账目以及雷依纳妻子的毛皮大衣处理掉。最后，过来检查这座房产的法官们发现它甚至已经被重新装修过。于是便展开调查，试图搞清楚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雷依纳被捕之后，“我们的事业”的领导权就交给了他的姐夫以及长期的合作伙伴莱奥卢卡·巴加里拉。经过“矮子”雷依纳二十多年的统治之后，“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很好地回应巴加里拉的控制。甚至像“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这样的科莱奥内顽固派也发现这个变化令人不安，他当时已经凭实力成为了一名黑手党老板。
雷依纳被捕后，这儿就不像以前那样平静了……老板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以各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地盘。黑手党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一个和谐统一的组织，家族的父亲、每个人的老板这样的人物已经不复存在。
没有改变的是科莱奥内核心集团对于大屠杀战略的全力支持。有人在一次会议上听到“拖拉机”普罗文扎诺说，“托托叔叔（雷依纳）所做的每件事情我们都要继续进行下去。我们不能停止下来”。雷依纳被捕一个月后，巴加里拉、布鲁斯卡和来自巴勒莫、特拉帕尼的其他高级老板们援引黑手党内部制定的一项规则，即黑手党分子可以不顾其他组织的意愿在西西里岛外组织任何活动，在岛外召开会议就如何与政府继续开展斗争提出各种建议。根据布鲁斯卡的描述，会议很快同意对莫里吉奥·科斯坦索进行袭击，他是一个聊天节目的著名主持人，曾说过一个假装生病住院的黑手党分子随后就会真正患上肿瘤病。他们讨论过在比萨斜塔下放置炸弹，在超市的儿童零食里下毒以及将感染有艾滋病病毒的注射器扔到里米尼的海滩上。为避免有人死亡，每一种情况都会公布及时的警告。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制造公众恐慌并将政府拉到谈判桌上来。
最终，会议决定不要拘泥于这些“虚拟”袭击的细节。1993年5月14日，在罗马，一枚炸弹在电视节目主持人莫里吉奥·科斯坦索的汽车即将驶近的时候爆炸了，十分幸运的是，他毫发未伤。5月27日，佛罗伦萨市中心乔治费里大街上的汽车炸弹导致五名路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7月27日，米兰的帕勒斯楚街的爆炸使五个人遇害。10月31日，一枚炸弹被放置在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附近的格拉迪多里大街上。炸弹原本定在拉齐奥与乌迪内斯的足球比赛结束之后爆炸的，这样许多宪兵就能被炸死，但炸弹却未能引爆〔※拉齐奥队（Lazio），于1900年由路易吉·比利亚迪创建，属于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乌迪内斯队（Udinese）成立于1896年，是目前意甲球队中历史最悠久的俱乐部。〕。
也是在1993年这年，与政府直接对抗的“我们的事业”很明显也成了教会的敌人。1982年11月，大屠杀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约翰·保罗二世访问了西西里，一次也没有提及“黑手党”这个词。1993年5月，保罗二世是自从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死后首次访问西西里岛。在保罗二世开始三天的出访行程的前一天，梵蒂冈的《罗马观察家报》邀请博尔塞利诺的遗孀阿格尼丝写了一封信。她回忆了她丈夫的“简朴而又深奥的”基督精神，并恳求人们祈祷教会“不将基督的真正教义与任何勾结相妥协”。一群天主教知识分子接着在《西西里日报》撰文，表达的思想更为清晰，抨击“天主教教会的代表们与黑手党势力的倡导者们之间的可耻关系”。
两天之后，罗马教皇选择阿格里琴托山上的神庙谷作为布道的场景，在那里有着珍贵的古希腊遗址，但是周围的风景被黑手党支持建造的非法建筑破坏殆尽。他扔掉准备好的布道词而声音洪亮地即兴发表演讲，谴责“黑手党文化……这个死亡、惨无人道和反福音的文化”。教皇显得很激动，呼吁黑手党皈依宗教：“总有一天上帝的审判会到来！”“我们的事业”在7月27日对此予以回应：拉特朗的圣·乔瓦尼大教堂和罗马的圣·乔治奥大教堂都遭到爆炸袭击，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9月15日，在巴勒莫东部郊区的布兰卡乔，皮诺·普利西神父——这个在当地反黑手党神父中坚持主战传统的优秀代表——在自己家的大门外遭到谋杀。一个杀手后来坦白说，普利西神父在被枪杀之前还冲他们微笑，“我正期待着这一刻的来临”，他说。
在对最高上诉法院1992年1月的判决做出疯狂反应后，“我们的事业”显然使得人们对它的存在不再有任何怀疑。然而，这样也切断了它自己的生命支持体系、它的政治纽带，驳斥了许多黑手党分子所宣称的伪宗教以及黑手党与西西里岛文化不能分离的观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组织里有数百人投诚，1996年悔罪者的人数达到高峰，共有424人。他们一方面无法忍受“我们的事业”内部的科莱奥内家族的残暴统治，另一方面无法忍受在新的、更严格的监狱条件下过着的隔绝生活，甚至一些高级黑手党分子以及科莱奥内核心集团成员都开始与司法机构合作。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当黑手党委员会决定谋杀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时候，萨尔瓦多·坎切米是一个黑手党老板。坎切米在卡帕奇爆炸案负责放置并引爆炸弹的小组中负责放风。有一天，坎切米听到雷依纳解释如何处理如滚雪球般增加的反叛者的计划时，他的内心发生了一些改变。当时，雷依纳说：“问题就在于那些悔罪者，要不是他们，整个世界联合起来都奈何不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杀死他们，还要诛杀他们九族的原因。我们先从六岁以上的儿童杀起。”但是直到第二年夏天，即1993年爆炸运动的中期，坎切米才走到宪兵军营的门口去自首。随后，他又将财富交出，据他估计大约有3300万英镑。当坎切米与多玛索·布西达在法庭上重逢时（他们两人来自同一个家族，在70年代坐牢期问成为朋友），他承认自己曾亲自执行雷依纳的命令将布西达的两个儿子勒死。布西达这位历史上首位黑手党反叛者拥抱坎切米并说道，“你无法抗拒这个命令。我原谅你，因为我知道加入黑手党意味着什么”。
有了这些新悔罪者提供的证据，调查官们迅速确定了是谁执行了对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暗杀、对大陆的炸弹袭击、对普利西神父的谋杀以及许多其他的犯罪行为。科莱奥内家族为了阻止任何人反对大屠杀战略继续在“我们的事业”内部播下恐怖的种子。但是他们一个个都沦为黑手党军械库里的终极武器的牺牲品，这个终极武器就是背叛国家。莱奥卢卡·巴加里拉于1995年6月在巴勒莫市中心的一间公寓里被抓获，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这是第二位被抓获的老板们的老板。次年五月，即小朱塞佩·迪·马特奥被勒死并浸泡在硫酸的四个月之后，宪兵突然闯入了阿格里琴托附近的一间房子，“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与他的家人正藏身于此。等到布鲁斯卡被捕时，大屠杀战略已经被放弃了，而西西里黑手党也正经受着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我们的事业”最终处在失败的边缘。
“朱利奥叔叔”
“我们的事业”通过野蛮应对最高上诉法院作出的大审判的最终判决而使自身的未来受到威胁。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几年里，意大利公众更加关注的却是黑手党的过去。1992-1993年间发生的一幕幕戏剧性的场景揭示了过去政治家与黑手党之间的邪恶勾结。这在一些人看来就好像是关于意大利历史的黑暗真相最终要在巴勒莫法庭的照明灯下出现。1995年9月，有一位25年来一直是国家最有权势的政治家，由于为黑手党效劳而被送上审判法庭，这个人就是基督教民主党魔术师朱利奥·安德莱奥蒂，曾七次担任意大利总理。新闻界习惯性地称这次审判为“世纪审判”。
安德莱奥蒂的戏剧性审判于1992年3月12日以萨尔沃·利马谋杀案开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被杀的几周前，最先倒在雷依纳与政府之间的斗争的人不是法官、警察而是萨尔沃·利马这位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萨尔沃·利马，这位曾经领导巴勒莫建筑热潮并经常从多玛索·布西达那里得到歌剧票的基督教少壮派，成为了这场骇人、高效的谋杀案的受害者。他正被载着从蒙德罗的家回到巴勒莫的途中，车的挡风玻璃和轮胎却被坐在一辆驶过的摩托车后座上的一个人射中。利马最后说的话是：“他们来了！圣母啊！他们来了！”他从车里跑出来，但只跑了30米就被从摩托车上跳下来的人追上，朝着他的后背开了一枪，接着朝着他的脖颈开了最后致命的一枪。
一个悔罪者后来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这位西西里基督教民主党幕后掌权者会被谋杀的原因。
利马曾保证过罗马的一切事情都能处理妥当……萨尔沃·利马遭谋杀的原因是他没有信守在巴勒莫许下的诺言或者是有人阻止了他兑现自己的诺言。至少据我所听到的是，萨尔沃·利马在一段时间里实际上在呼吁人们不要担心。
利马所保证的在罗马的“一切事情”指的就是大审判的判决。我们不能够确定他是否曾明确作出过如此草率的承诺。重要的是，利马使他的人相信他已经做出了这种保证。1992-1993年恐怖运动中出现的众多悔罪者都证实利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黑手党的事务。自从拉·巴贝拉兄弟俩在20世纪50年代末掌权以来，他就是西西里黑社会与地方和国家政府之间的中介。因此，在君子们的心中，利马的葬礼不仅埋葬了利马本人，同时也葬送了“我们的事业”与基督教民主党早在唐·卡罗·维齐尼和土匪萨尔瓦多·朱利亚诺时代就达成的协定。
利马被安葬后的第二天，意大利最畅销的日报《共和报》在其头版刊登了一幅漫画，暗示这件耸人听闻的杀人案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上面画的是一个人四肢舒展开，躺在地上，身穿黑色衣服，脸朝下，一把锉刀从明显隆起的背上凸出来。左肩上画着的那只低垂、蝙蝠状的耳朵毫无疑问地表明了这个人的身份：他就是即将结束最后一届总理任期的朱利奥·安德莱奥蒂。漫画中的语义双关并不比安德莱奥蒂的画像更难破解。意大利语中锉刀是“une lima”，与利马的名字“Lima”正好谐音，这是在暗示萨尔沃·利马袭击案的真正目标是朱利奥·安德莱奥蒂总理。换句话说，这幅漫画是说“我们的事业”在一个朋友的背上捅了一刀。
利马被暗杀时正在回王宫酒店的路上，他本来打算去那里定下来有关为安德莱奥蒂召开的盛大欢迎宴的最后细节问题。自1968年利马成为国会议员并与“总督”乔瓦尼·焦亚闹翻后，利马的众多西西里追随者就在安德莱奥蒂基督教民主党的旗帜下前进。从20世纪40年代到1968年，安德莱奥蒂一直占据着政府的职位，但是在西西里获得利马的支持则是他政治命运的决定性时刻。如果安德莱奥蒂身后没有利马，他就根本不可能成为总理。有利马在他的身边，安德莱奥蒂成为了这个国家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没有他的批准，任何政府都无法组建。
就像其他政党领导人、共和国现任总统和议会两院议长一样，大批的基督教民主党知名人士在利马葬礼举行的当天并不在巴勒莫。一些报纸认为公共机构是在借此举动摆脱与有争议的利马之间的干系。事实上，这起谋杀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政治时刻。大选在4月5日就要举行，每个人都很清楚投票结果对于塑造冷战之后的意大利至关重要。人们普遍认为安德莱奥蒂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任的国家领导人、共和国的总统。因此，安德莱奥蒂出现在他西西里朋友的葬礼上时，立刻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安德莱奥蒂通常镇定自若、面带冷嘲，而现在却脸色苍白、身子明显发抖。安德莱奥蒂在电视镜头前大声捍卫西西里的声誉：“西西里岛与黑手党不能混为一谈。”安德莱奥蒂在采访中对利马的暗杀所做的解释非常混乱，将“幕后论”和新的“乡村骑士”神话糅杂在了一起。安德莱奥蒂争辩道，利马像西西里一样是这次诽谤运动的受害者。“诽谤者比杀人犯更坏。或者他们至少一样坏。我的朋友萨尔沃·利马被诽谤了几十年。”安德莱奥蒂声称，对利马名誉的攻击是这场有政治动机的谋杀案的前奏，其目的就是为极权主义上台而做准备。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这起谋杀是针对他的一次警告时，他说他不知道：“发生在西西里的事情常常令人无法理解。”
西西里发生的事情到底有多么“令人无法理解”迅速成为巴勒莫法庭审理的一件轰动一时的审判案件的谈论焦点。随着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被杀以及“洗手”腐败丑闻揭发后带来的国家骚乱，巴勒莫的检察官办公室在利马死亡不到一年后要求意大利参议院授权开始对安德莱奥蒂进行刑事诉讼，原因是安德莱奥蒂“以非偶然的方式协助‘我们的事业’这个犯罪组织保护了其利益并实现了其目标。”多玛索·布西达受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死亡的触动，也加入到最近的悔罪者的行列中，开始谈论黑手党的政治关系。两个人的名字不断在悔罪者的证词中出现：萨尔沃·利马和朱利奥·安德莱奥蒂。
安德莱奥蒂受到了严重的指控。据称，这位在意大利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曾与黑手党的骨干分子斯特凡诺·邦塔纳、“坐着的恶棍”塔诺·巴达拉曼迪以及“教皇”米歇尔·格雷科面对面地召开过商务会议。据说，斯特凡诺·邦塔纳还送给他一幅画作为礼物。大多数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到安德莱奥蒂是否真的在一次秘密会面中亲吻了“矮子”托托·雷依纳的指控。据说安德莱奥蒂已经在“我们的事业”内部被习惯性地称作“朱利奥叔叔”。更重要的是，有人声称是安德莱奥蒂安排“判决杀手”卡尔内莱法官主持了大审判的最后的听证会。检方的结案陈词是，安德莱奥蒂“对权力极度狂热并与黑手党签订协议”，但是由于安德莱奥蒂无法对这群暴徒兑现诺言，因而导致他们首先动手杀害了安德莱奥蒂的盟友萨尔沃·利马，进而再对安德莱奥蒂动手。一些悔罪者们说，雷依纳曾计划杀害安德莱奥蒂或是他的一个孩子。
1999年10月，安德莱奥蒂被宣判无罪。黑手党背叛者的陈述被认为过于模糊和自相矛盾，难以支持对安德莱奥蒂的定罪。但是作出这个判决的原审法官们的解释却绝非是对安德莱奥蒂的道德名誉进行了平反。与之相反，这个解释对意大利的过去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这位七次担任总理的政治家所做的辩护，大体上说来，就是他从来没有从西西里事务中获得直接利益，他让这位“被诽谤的”助手利马继续掌管当地政治业务而他自己却荣登上了国家和国际舞台，利马与其团伙从事活动的危险犯罪环境与他毫无瓜葛。换句话说，意大利最聪明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发现西西里“令人难以理解”。
法官们裁定这个辩护不合情理，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虚假的。利马在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的文件中被提及几十次。法官们的裁决认定利马在1968年加入安德莱奥蒂派系前后曾向安德莱奥蒂关系圈中的人吹嘘自己与多玛索，布西达的关系。1973年，安德莱奥蒂竭力帮助“上帝的银行家”米歇尔·辛多纳拯救他的银行并使他在意大利和美国免于刑事指控。当“一意孤行的科莱奥内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于1976年加入安德莱奥蒂一派后，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做事缺少顾忌。法官们裁定，安德莱奥蒂“多次表明自己对于钱奇米诺与犯罪组织之间的臭名昭著的纽带漠不关心”。
法院还进一步发现证据证明安德莱奥蒂与负责征税的萨尔沃堂兄弟俩伊纳齐奥和尼诺有勾结。正如法官们所说，堂兄弟俩都“有组织地渗入到‘我们的事业’里”（尼诺在大审判期间自然死亡。伊纳齐奥在审判时被给予从轻判决，但却因为未能保护“我们的事业”免于法内科尔法官的调查而于1992年9月被霄依纳下令杀死）。安德莱奥蒂声称他并不认识这俩堂兄弟，他的声明却与证据“明显不相符合”。例如，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官出示了安德莱奥蒂与萨尔沃兄弟在一起照的一些照片。法官们认为，对于安德莱奥蒂不愿坦白他与萨尔沃兄弟之问定期交易的最好解释就是他想保护自己的形象。但是安德莱奥蒂辩护中的不可信部分并没有被当作证据来证明检察机关的指控，即他系统地、有意地促进“我们的事业”的利益。
检方提出上诉后，无罪判决于2003年5月再次得到确认。7月下旬，法官们对于第二个无罪释放判决所做的解释说明被放置在了巴勒莫办公署那里。法官裁定安德莱奥蒂已经“使他自己一直以真正、稳定和友好的方式为黑手党效力到1980年春天”。在此之前，他“由于自己与萨尔沃·利马和萨尔沃堂兄弟的联系而与君子们保持着友好、直接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交流和对（基督教民主党的）安德莱奥蒂派系给予大选支持的基础之上”。1980年后，安德莱奥蒂表露出了“比以往更加尖锐的反黑手党承诺”，甚至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都置于危险的境地（例如，安德莱奥蒂经常指出，在法内科尔于1991年和1992年在司法部供职期间，他担任总理）。
在上诉法院的法官们看来，安德莱奥蒂与“我们的事业”的关系的转折点肇始于“优秀的尸体”开始出现的时期，特别是1980年1月西西里地区的基督教民主党主席皮尔桑迪·马塔雷拉的被杀案。马塔雷拉使其政党的运作与西西里岛的公共生活增加新的透明度，这种做法被法官们界定为“英雄之举”。从“我们的事业”的角度来看，最让人担心的事情是马塔雷拉致力于改革政府体制，避免当地政府将合同授予黑手党势力。据法官们所言，当安德莱奥蒂听说杀害马塔雷拉的计划时，他与邦塔纳和其他的高级黑手党分子们会面并敦促他们不要将计划付诸实施。马塔雷拉死后，安德莱奥蒂再一次与邦塔纳会面，但却被明确告知，“我们的事业”已经超出了他的势力影响范围。根据法官们的判决，安德莱奥蒂在事情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将这些情况报告给当局，既没能试图拯救马塔雷拉的生命也没能将杀害他的凶手绳之以法。当一名记者就这些发现结果采访安德莱奥蒂时，他强调有必要在法官裁决的整体背景下来审视这些发现结果。
安德莱奥蒂之所以没有因为他和“我们的事业”的关系而被定罪是因为意大利实行时效法，而安德莱奥蒂的行为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法官们仅仅作出评论说，安德莱奥蒂必须要为他做过的事情“向历史交代”。这位前总理回答道，“对于审判，我只关心最后的结果。在这个审判中，结果是积极的。至于其他的，阿门”。现在，安德莱奥蒂的律师必须考虑是否为了挽回他的声誉而向最高上诉法院上诉。
这两次司法判决强烈表明，安德莱奥蒂并非觉得西西里令人难以理解，他对西西里有足够的了解，所以即便他意识到有些政治盟友犯下了罪行，他也要与他们坚守在一起。意大利民主让人深感忧虑的是，长期以来众多的选民居然将信任置于安德莱奥蒂的身上，这个人在审判前就被强烈怀疑将黑手党作为传统的政府工具来使用。
2003年10月，最高上诉法院结束了另一起涉及朱利奥·安德莱奥蒂的旷日持久而又有争议的黑手党案件。安德莱奥蒂被指控命令“我们的事业”于1979年杀死一名勒索他的记者。首次开庭三年半之后，安德莱奥蒂于1999年9月被裁定无罪释放。不过，在2002年11月，检方提出上诉后，他却被判有罪并被判处24年的刑期。最高上诉法院的最终判决是检方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其假设。因此，在审判开始七年半之后，即谋杀案发生二十多年后，安德莱奥蒂的无辜最终得以确认。安德莱奥蒂欣慰地表示他的噩梦结束了，但同时声称自己是一场政治阴谋的受害者。整个事件对于提高意大利的政治系统和司法系统的声誉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安德莱奥蒂接受审判的那些岁月也是“我们的事业”保持沉默的岁月。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将意大利从麻木中惊醒过来。紧接着，雷依纳、巴加里拉和布鲁斯卡的被捕使得意大利暂时平静下来。现在，由于安德莱奥蒂被无罪释放，整个意大利重新进入睡眠状态。如果西西里岛不发生著名的谋杀案的话，对于米兰和罗马的人来说，西西里岛似乎离他们非常遥远。但是，“我们的事业”在沉默中开始重组。此时，自从“刽子手”被捕之后，意大利正在失去一个击败黑手党的绝佳历史机会。
走近“拖拉机”
伯纳多·普罗文扎诺保持着一项纪录。他自从1963年9月10日在科莱奥内镇参与袭击了“我们的父亲”米歇尔·纳瓦拉的一名残兵之后，就因谋杀而被通缉，一直处于逃亡状态。40年来，普罗文扎诺一直是一名逃犯，而他也像之前的雷依纳一样几乎在西西里西部度过了大半生的时间。意大利人通过警察画的一张肖像图而认识了普罗文扎诺，他的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9月，照片上的他还是一个神色不安、头发锃亮的26岁青年。普罗文扎诺不断逃脱抓捕的能力再也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黑手党的地盘控制在实际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普罗文扎诺在“我们的事业”中的地位被严重低估。在一段时间里，有人甚至以为他已经死了。事实上，他被人误解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绰号叫作“拖拉机”。安东尼诺·卡尔德龙的证词让世界都知道了这个绰号，他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主要的黑手党悔罪者，来自东部遥远的卡塔尼亚家族。在他看来，普罗文扎诺只不过是一个无情的杀手，没有“矮子”雷依纳狡猾多了。了解内情的黑手党反叛者现在已经推翻了他的这种形象。科莱奥内家族更习惯称呼“拖拉机”为“会计师”或者“伯尼叔叔”。他们说，普罗文扎诺的商业和政治头脑要比雷依纳更为精明。身兼医生、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社会名流和君子的焦阿基诺·彭尼诺1991年成为污点证人，他说普罗文扎诺是“一意孤行的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政治事业上的主要参谋。彭尼诺在1981年曾经有一次自言自语说要把钱奇米诺集团从巴勒莫市议会里驱逐出去。他被传唤与伯尼叔叔会面，还没等他解释，伯尼叔叔就明确告知他闭上嘴巴并待在原地不动。
许多年来，普罗文扎诺都在雷依纳幕后进行操作。当雷依纳忙于与政府交战时，普罗文扎诺悄悄地在发展商业和政治脉络，以便能为西西里黑手党带来大量固定收入。普罗文扎诺的商业生涯起始于卢西阿诺·莱焦建立的一家清洗毒品赃款的贷款公司，他是一名收债员，并且从此对医疗卫生业、建筑业和废物处理业颇有研究。如同西西里大部分的经济行业一样，这些行业也被公共部门所控制，因而也就是被由那些与政治家有良好关系的公司所控制。
当然，“伯尼叔叔”绝不是一个温和的角色。作为黑手党委员会的长期委员，他已经多次缺席被判处终身监禁，原因是他下令暗杀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等杰出人士并策划了1993年对意大利大陆发起的爆炸运动。普罗文扎诺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负责发动了一起在“我们的事业”与一个黑帮新联盟之间展开的战争，这个联盟以西西里南部和东部为基地，最初是被驱逐出黑手党的君子们组成，他们称自己为“斯蒂达”（Stidda），寓意“光明之星”和“坏运气”。普罗文扎诺运动的许多受害者——仅仅一个阿格里琴托省在三年内就有三百人——都是被斯蒂达便宜收买来的少年枪手。
自从莱奥卢卡·巴加里拉于1995年被捕之后，接任“老板们的老板”的普罗文扎诺就改变了“我们的事业”的战略。法官们将他的伎俩称为“潜伏”，因为它的主要目标是使“我们的事业”置于公共舆论讨论的范围之外。因此，自从普罗文扎诺接管黑手党以来，针对国家知名人士的谋杀案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杀的人几乎都是商人，都死于远离大城市的地方。在普罗文扎诺的领导下，甚至巴勒莫和卡塔尼亚的轻微犯罪也大幅减少。一个专门研究有组织犯罪、商业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法官罗伯托·斯卡皮纳托认为“伯尼叔叔”已经掌握了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则：“在媒体中不存在的东西在现实中也不存在。”
了解普罗文扎诺的前黑手党分子们都说普罗文扎诺的管理风格比雷依纳的管理风格更加温和，更倾向于利益的分享。在黑手党内部，他经常与一句话联系在一起——“大家一起吃饭”。从这位“老板们的老板”这里截获的一些商业信函使我们对他的管理方法有了一些了解：“在信的末尾我要对您说，我完全听从您的派遣。我祝愿您万事如意并将我最深情的祝福献给您和您的父亲。愿上帝保佑您。”“我们的事业”仍然是集权式统治，但却不再是“矮子”雷依纳手下的独裁统治。内部和平是普罗文扎诺的首要考虑因素。
“伯尼叔叔”领导下的“我们的事业”还恢复了收取勒索保护费这项核心业务。在过去的几年里，合法企业支付保护费的压力明显增大。勒索保护费有利于实行“潜伏”战略，因为他们不需要实施极端明显的谋杀作为惩罚措施，通常一把火、一顿打或者持续不断地对攻击目标实施抢劫就足以让那些不愿把手放进口袋里的人乖乖听话。
保护费也是黑手党获得公共工程合同的传统基本手段。2002年7月，全国公共工程管理局发布的证据表明，为预防腐败而建立的黑箱式投标制度在西西里遭到系统性的颠覆。据巴勒莫首席检察官估计，96%的政府合同都事先被人操纵。
目前，两西里的大部分公共开支来自布鲁塞尔的欧盟而不是来自罗马的意大利政府。“2000年议程”是欧盟为了促进欧洲大陆贫困地区的发展而制定的计划。针对西西里地区的发展计划在2000年至2006年的六年中预计开支将会超过75860亿欧元，目的就是“持续显著地减少经济和社会的不利因素，提高长期竞争力，创建以环境价值和机会平等为基础的充分而义自由的工作准入条件”。当然，这个新的颠覆性的“我们的事业”并不打算分享这个平衡、可持续发展的西西里岛的设想，至少下面这段2000年夏天窃听到的谈话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我们得把整个‘2000年议程’计划拿到手，因此他们建议大家不要弄出动静以免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萨尔沃·利马被枪杀时已经当了12年的欧洲议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