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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七里夫子 当前章节:14694 字 更新时间:2026-6-21 07:04

邵子昂说:“十年后,我拿着照相机,站在家门口迎接你们。”

我对邵子昂、王雄涛、云龙几个说:“为了不忘记今天的约定,我们每人一句合一首诗吧。”

云龙先来:漫绘远景笑田头,

王雄涛接:谁说战友不分手?

我来缀:有志约定十年后,

邵子昂收尾:痛饮茅台话旧友。

下午,干了不多一会儿,雪越来越大,队长宣布收工。

我们这才顶着风雪往家走。

大雪飘在云龙的脸上化成了水,就像露珠一样,挂在被风吹红的苹果上。

云龙的眉毛和唇须上结了一层冰。

我突然发现,不光云龙,我们大家脸上的唇须都比刚下乡时浓多了,那时我们还不到17岁,现在已经快19岁了。

云龙把铁锹遮在脸上,挡住那呼呼的风雪。风雪抽打在铁锹上,发出“铮铮”的声音。

我回身一望,远处兴安岭淹没在雪花中,满地皚皚白色。看着一派北国风光,大家大声唱起了歌。

晚上开队委会,插队干部老孙也来了,我把那首打油诗写给老孙看。老孙看后只给了一句话:“小资产阶级情调!”

那晚老孙来参加队委会,主要是来谈知青点盖房的。

盖房,就意味着让知青安心在这里生活下去。可是我们却在田头描绘分手离开的远景,老孙心里当然不开心。

插队干部老孙在会上告诉大家,县知青办看到知青住在清真寺里,十分不满意,另外又拨给知青点8000元,这钱已经到账。再加上知青去年捞了那么多的木头,保证盖新房不用生产队出资金。

做木匠出身的王队长放心地说:“那就盖呗,老住在清真寺也不是个办法。”

大家也跟着点头。

老孙又说:“但是……”

大家一听“但是”,脸色马上紧张起来。

“要用到一些生产队的工,比如木匠、打地基、上梁等等。其它的做坯、甩泥等活儿,我们尽量用知青业余时间,自己干。”

老吴副队长一直没吱声,听到这里,也说了话:“知青工余出力,我们还能不支持?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

队委会大家都点了头。

82、中专名额 [本章字数:156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4 11:09:12.0]

早晨,我和几个知青正在江边帮食堂劈柈子,只见北面乌云快压过来了,东升的太阳旁边,一片彩霞。

高朗指着天对我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你们今天不该出门干活。”

我笑着说:“我们今天非出门不可。”

没想到在水稻地里,真的被一场大风刮回来了。

到地里,我已经叠好了60米长的稻埂,突然一阵风狂卷而来。接着,泥土、雪籽一起扑上脸,放在一边的衣服也给刮得好远,我追回衣服逆风而行时,风吹得连气也喘不过来。

我使劲跑回稻埂边,趴在地上避风,只见肖明双臂抱胸,像傻瓜一样,被四面昏天黑地的现象惊呆了。风猛烈地把雪籽和泥土抽打在他身上,痛打着他的脸,发出“噼呖啪啦”的响声。他呆呆地忍受着。

15分钟后,又是一个风和日暖的好天气,可是西山那边,却隐隐约约地集合起铺天盖地的乌云,慢慢地压了上来。

队长宣布收工。

晚上,社员大会讨论一个上中专的名额,大家推荐了我。

我并没有很高兴,一是因为邵子昂已经被推荐上大学,今年肯定要走;我已经接下知青点这摊子,想好好干一阵,并没有要离开的想法。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是很想读书,但不想去读中专,想去上大学!

我知道,如果以后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开完会,几个知青把我叫到食堂,说明天没人干食堂了。

饭桌上,碗碟筷匙,乱七八糟,都还没洗;

灶房里,铁锅开着盖,锅里的残汤“吱吱”地冒着蒸汽。

我想,也许是邵子昂即将上大学,社员又推荐我上中专,让部分知青一下子产生了想法:都走吧,都走吧,谁也不要干了。

我笑了笑,说:“没事,先把明天食堂人员安排好。”

插队干部老孙也对我说:“来,咱们先挑点水。”

我和老孙打着电筒,一人一副水桶,在黑暗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

半夜,四下寂静,只有井轱辘转动滑落、水桶落在井中的声音,还有桶里水随着我们的步伐发出的晃荡声音。

我想对老孙说不想去上中专,但又觉得难以开口,还是不说了吧,先把食堂的事安顿好。

二天后,公社传来消息,同意推荐我去读中专,并且明确了是黑河中等师范学校,让我准备四天后去县里考试和检查身体。

蔡景行看到我呆呆地坐在炕头上,知道我的心事,就嘀咕了一句:“上黑河师范有什么意思?只不过是早一点离开农村

罢了。”

我很明白这一点,但现在去讨论有没有意思还有意思吗?

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放在面前:我反复问自己:“能提出不去读中专吗?”

由群众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做法,是1970年在北大、清华试点后,1972年春开始在全国高校推广的。邵子昂和我的被

推荐,正是全国推广招收工农兵学员的第一年:1972年春。

我在这里还要说明几句:

1973年,***复出。这一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要在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中重视文化考试,结果偏偏出现了

“张铁生事件”。后来取消文化考试,只重推荐制度,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走后门的现象,并引发了许多相关联的腐败现

象。

工农兵大学生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后来受到了一些非议。但我认为错的不在工农兵学员,当时取消了高考,对

渴望学习的年轻人来说,别无选择。特别是最初几年被推荐的大多数人还是比较优秀的,进校后学习也比较刻苦,毕业

后在各自的领域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许多人后来还跻身社会中坚,包括现在的好几位重要国家领导人,都曾经是工农兵学员。

好了,故事还是回到我要不要去读中专?

在知青的眼中,我如果提出不去,一定会认为我嫌黑河师范不是在上海,不是在北京,甚至不是在哈尔滨这样的大城

市,我要等待和占用以后可能属于他们的大学名额,是有私心的。

还有,我如果坚持不去,明年即使有大学名额,社员和知青还会再推荐一个曾经放弃了他们推荐的人吗?

我陷入了困境。

脑子里有两个人在对我说话:“你不去读,是一种私心,没有人会原谅你。”“你去读的话,太可惜了,此生与大学无

缘了。”

带着犹豫和困扰,我去县里应试文化和检查身体。

语文、数学、政治,过了。

内科、外科、透视,过了。

推荐的人被涮掉一半,我顺利通过。

83、如花逝去 [本章字数:136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5 13:29:27.0]

正当我在为要不要去上中专纠结时,接到了一个噩耗:沈爱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是老知青,1969年插队前,她叫沈爱芳。

1970年,我们来到生产队的第二天,大队党支部书记领我们来到黑龙江边说,江中的主航道就是中国的边境线,你们来到了中国最北疆啦。

他很得意地介绍:“在你们生产队的知青中,有三个把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改成了边疆的疆,成为黑龙江所有知青的一段佳话。”

我们听得瞠目结舌,心中对“三疆”充满了钦佩。

沈爱芳就是其中一个,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沈爱疆。

“三疆”只比我们大一二岁,那时不过才18岁。

一个像老大哥,宽厚照顾;

一个像老大姐,细心体贴;

唯独她,很少听到她的声音,也很少看到她的笑容。

这是我们新知青与她只有半年多相识的时间里,留下的印象。

在所有知青中,我们新知青对她的了解是最缺乏的。

下乡第一年,对我们知青来说,日子过得竟然是这么快:

一会儿外出去水库挖水渠;

一会儿外出去兴安岑修战备公路;

一会儿外出去小三线抢收小麦;

53个知青,东分西散,从来没聚齐的时候,半年下来,人头儿才算刚刚混熟。

黑土地的粗粮让我们这些纤细的城里人变得胖了,

田野上的太阳让我们这些白脸的年轻人变得黑了,

唯独她,脸色一直是黄黄的,整天心事重重,身体也很虚弱。

每次回到生产队,见到的是她黄色的脸,沉闷的心事,还有不断增长的脾气。

转眼,到了1970年年底,当知青结束了没完没了的外出回到生产队时,她已经回上海探亲去了。

第二年春天,探亲的老青年结伴而回,她的身影却再也没有出现。

听说,她得了脑瘤,病倒在床。

又一年过去,东北大地春风吹过,在春风的背后,铺开了万紫千红的田野,婆婆丁、蒲公英、马兰花儿开了那么多。黑龙江也已经化冻,满江里都是洁白的冰块,撞得叮叮咚咚地响。

然而,沈爱疆却再也没有力量撑过生命的这一道坎,最终医治无效,她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才刚刚开始的世界。

如花的年龄,就这样走了。

1972年,她20周岁,成为知青中最早的逝者。

至此,我们才理解,她为什么脸色黄黄,为什么心事重重,为什么脾气增长……

我相信,一个曾经满腔热情把“爱芳”改成“爱疆”的青年人,一定对未来充满了志向。

是病体让她无能为力,壮志难酬。

她在远离父母的边境线上,曾经独自一人支撑着快要熄灭的生命。

其心之苦,其路之危,是她难以言表的。

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丝豁达:好死不如赖活,什么中专大学,相比生命的幸存来说,那算得了什么呢?

好多好多年以后,她的脸庞,在我们的印象中,逐渐模糊。

有人已经忘记有一个叫“沈爱芳”的女知青,只有提起赫赫有名的“三疆”时,大家才会想起,说:哦,还有一个沈爱疆。

她,尽管像风儿一样轻轻地掠过,但依稀还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她当年的热血,她当年的激情。

以及她当年留给我们的钦佩和留给我们的伤感。

我还记得和她只有一次私下的交往:一天,她见我在看一本《乐观集》,这本书的词句很华丽,作者是史凝,196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她满心喜欢,开口向我借去。

她匆匆回上海时,我正在金水的小三线抢收小麦,书没有还给我。

沈爱芳离开这个世界后,女知青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这本签着我名字的书,书又回到了我的手里。但随后又被别的知青借走了,再没有回来。

那个年代,面对生活艰辛、劳动苦累、前途渺茫,年轻人如饥似渴地寻找能让自己乐观起来的理由。

沈爱疆却从此不用再寻找,那个世界,没有病痛,只有乐观!

84、雷管鞭炮 [本章字数:124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9 12:03:42.0]

邵子昂平时是个十分成熟的人。

今天晚上,却像个孩子一样,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个雷管,满脸是笑地对我叫着:“我把它放了!”

我正抱了一堆柴禾想去烧炕,觉得他有点反常,就问:“放那有啥意思?”

邵子昂笑得嘴都合不拢,说:“待会儿告诉你。”

他拉我到院子里,只听见“砰”一声,雷管炸了一响。

邵子昂说:“就当放鞭炮庆祝了。”

然后,他告诉我:“刚接到了大学通知,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周后报到。”

我傻傻地看着他玩。

自从生产队推荐他上大学后,就有了他肯定要走的心理准备。但等到他马上要走时,不免有点心酸:又一个好同伴、好兄弟要离开知青点了。

我想起一年前,我、邵子昂、施卫疆三人说过“大家将来肯定不会在一起”的话,如今一点点地真的来了。

施卫疆走的时候,我流过泪;现在,邵子昂要走,尽管心里难过,但我不再想流泪。

有人说我这个身上有很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我也弄不清楚:自己平时再苦再累流血流汗都不流泪,就是在兄弟分手时要流泪。

这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吗?那么古代没有小资产阶级时,离别流泪,那算是什么阶级的情调呢?

为了不让别人再说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决定这一周都到大田里干活去。

试试看,劳动阶级是不是还会流露“情调”?

邵子昂临走前提议我们几个陪他到南树林一游。

正当春季,绿葱葱的松树十分精神,林子里鸟语花香。

我们往林子深处走,一直走到与外世隔绝的密林之中,才坐下休息。

这里的松树有两人合抱那么粗,到处弥漫着松油的清香。

中午,暖暖的。“布谷鸟”叫了。

邵子昂想起那首:“漫绘远景笑田头”的诗来,又来了一句:“插兄插弟携手来”。

我紧跟一句:“空腹饱赏南林海”。确实,已经中午,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第三句想了半天,当我们拿锹去挖一棵小松苗时,云龙想出来了:“栽松留念意味凡”。

在知青点食堂的南窗下,我们把这棵小松苗种上,王雄涛把最后一锹土盖在松苗根上,然后一拍大腿说:“愿与青松共成材”。

就当是一份祝愿吧。

晚上,知青点开了欢送邵子昂的会。

插队干部老孙也从黑河赶回来,告诉我:“你上黑河师范的事已经没有问题了,但上学的时间要延后。”

我本来就对去黑河上师专没什么兴趣,开学时间延后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其实,我更乐得在生产队多待些日子。

第二天早上起来,邵子昂还没上车,发现食堂南窗下的那棵松树苗只剩下一根光杆了。

高朗说:“早上看见两只羊在啃。我以为羊又不吃松叶,它们啃着玩的,没想到啃得这么干净。”

邵子昂苦笑,摇摇头走了。

邵子昂走后,队委会决定增加新的队委。

考虑到我也要走,有人建议增加两个。这两人都从知青中选出:王雄涛和蔡景行,分别顶替已经走的邵子昂和即将要走的我。

知青班子开会,王雄涛在会上说了一通话,认为自己一年多来想干事却到处碰壁,现在终于好出头了。

晚上,去头道沟看电影“平原游击队”,昊宇一路上对我说:“王雄涛说那话是什么意思?他是指邵子昂过去压制了他?”

我对昊宇说:“王雄涛那话说的是不对,但我们也不要把问题复杂化。将来要提倡一种风气:为人直爽真诚,处世老实谦虚,办事自然果断。归结起来是光明正大。”

昊宇不再说什么。

85、满盖鸟蜕变 [本章字数:1560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7 09:58:45.0]

信息的传递真是太慢了。

上海到爱辉,信来回一趟要十天。

所以,家中父母知道我要上学,但并不知道我会去哪里上学,来了一封信问我:“哪个学校?”信里还例举了一些全国性的大学,主要是尖端科学、国防科学、理工科的。

他们知道我从小喜欢数学,喜欢理工。

无奈,上小学六年级时,文革开始,学习中断。我能读到的书以及我有能力自学的范围越来越狭窄,最后就只剩下我从小并不喜欢的文科了。

但无论怎么再苦的时候,我都乐观地、拼命地为希望读着书。就像老农所说的:就算是天塌下来,也得把地种上!

我用仅有的雨露浇灌我自己这块贫脊的土地。

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当别人都睡着了以后,我还醒着。

我在做两件事:记日记,背诗。两本手抄书王力的《诗词格律》、少儿读本《古代诗歌三百首》已经被我翻烂了;碰到不懂的字和词,我就查看《新华字典》和《康熙字典》。

下乡两年里,我已经背完了那本书中的300多首诗;我的日记则记录了北部边境变幻无穷的大自然和社会底层农民的生活。

那时,还看过其它一些书,如:《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马克思传》、《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法兰西内战》、《劳动创造了人》……

只要能拿到手的书,都看,看了还记笔记。我想过,在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之后,我起码还可以做一件事:当一个农民作家,写出我经历的农村故事。

我不知道如何回这封家信。

因为我想有两点父母会很失望,一、我要去读的不是理工科;二、我要去读的也不是大学。因为在我收家信的同时,我已经收到了黑河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

其实,这是一份录取通知书,上面没有开学报到的时间。

接到黑河师范寄来的入学通知书后,我上队里套牛车干活,有的老乡看出我的情绪不佳,就问我是不是对去黑河师范不感兴趣?

我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想了半天,还是把要不要去上学的犹豫心情,给父母写了一封回信。

春天的黑龙江畔,如图画一般,特别是我们这个知青点,在几棵高大的杨树遮盖下,显得生气勃勃。

不知怎么的,自从接到黑河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后,我对这儿就留恋起来了。我会久久坐在知青点院中的石盘上,注视着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这儿曾有过欢笑,曾有过哭泣,曾有过许许多多的故事……

在中国,属大龙小龙的人是人口急剧膨胀到极端的一代人,无论“大龙小龙”一生处在什么阶段,都会造成这个阶段的社会资源极度匮乏。因此,他们一生都会演绎出特殊的故事。

我突然想起村里的老人曾跟我说起的“飞龙鸟”的故事。

飞龙鸟,也叫花尾榛鸡,生活在大小兴安岭的森林中。它的体形很象鸽子,比家鸽稍大,体重在六两到九两之间。

雄鸟体长近40厘米,羽毛烟灰色,尾端有黑色条纹,眼栗红色。雌鸟稍带褐色,喉部棕色。

飞龙鸟多栖息于灌木丛或松桦树混交林中,春夏时雌雄成双成对,形影不离,有“林中鸳鸯”的美称。冬季则结成小群,钻入雪下过夜。

这种鸟头小,颈骨长而弯曲,犹如龙骨;爪细长,分五趾,爪面有鳞,就象龙爪一般,故取名“飞龙鸟”。

但在鄂伦春人的传说中,飞龙鸟原来叫满盖鸟,是一种庞然大物,体大如牛,嘴里发出“突噜噜”的响声,有着锋利的巨爪和闪着绿光的大眼。它的翅膀像船帆,飞起时遮天蔽日,狂风乱舞,沙石飞扬,山削树倒,河流干涸,鸟兽绝迹。

鄂伦春人派出十名最出色的弓箭手去征服魔鸟,但十人有去无回。长老对大家说,只有祈祷山神了。

山神为之感到震惊,就施展法术,缚住了满盖鸟,把它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来分赐给其它动物当食物。

从此,满盖鸟变得很小,威风不再,每天在森林中做深呼吸,身上的肉也变得格外清香鲜美,用以做汤无须调料,成了向朝廷进贡的贡品。

在东北民间,自古就有“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说法。所谓龙肉,就是指飞龙鸟的肉,是著名菜肴,被誉为八珍之一。

我们会像鄂伦春人传说中的满盖鸟那样,经过上山下乡“一片红”的法术之后,从庞然魔鸟变成玲珑鲜美的贡品吗?

86、拿定主意 [本章字数:142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8 13:36:31.0]

东北的夜晚应该是十分凉快的,可是今天大家却忙得满脸流汗。

在公社的大礼堂,我们知青点演出了小话剧《松岭朝霞》。

我扮演其中的主角――程刚。

程刚是知青,放弃上大学,留在农村。

演这个主角,我心里很别扭。因为我要去上黑河师范与程刚放弃上大学,岂不矛盾?

但知青宣传队的队长仲志红非要我演他。

排练时,仲志红有一次不顾发热头晕,帮我纠正动作。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要领会这当中的意思,才能演好。”

我最后安慰自己:上师范中专,只是为学点知识,我的理想并不是在黑河这个地方谋个安生的职业。

演出时,公社礼堂挤满了各大队来的老乡,里面热得要命。

结束时,台下掌声一片,毕竟知青自己演自己的节目,老乡觉得看了亲切。

黑河师范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迟开学时间,看来,我在生产队还要呆很长一段时间。

这样也不错,我作为生产队一个已经要走但还没走的人,显得比较超脱,讲话反而好使了。

插队干部老邵向我提了两个尖锐的问题:

“这次知青班子要开展整风,你有什么想法?是想解决你与邵子昂遗留在这儿的矛盾呢?还是要解决今后留在生产队的知青班子之间的矛盾?”

我说:“当然是要解决后者,邵子昂与我遗留在这儿的矛盾已经成为过去。”

他又问:“为什么你不敢碰前途理想的问题?”

我说:“我还没想好。”

傍晚,在江边洗衣,水清得像上海的自来水一样,恨不得一下子扎进去!

天空中的云朵被西落的太阳燃烧得红彤彤的,已经不是云了,而是一团团火,慢慢地向东蔓延。

父母又来了第二封信,信中是这么说的:

关于今后的事,现不必去多考虑。既然已经被录取了,不论中专、师范或是其它什么学校,都应该积极去报到,好好读书,绝不能辜负老乡和当地干部对你的希望。

如果没有录取的话,也得安下心来,认真搞好生产,继续努力自学。

左思右想,我基本上定了:中专也去读。

我很清楚,作出这个选择,从此也就放弃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如果作出相反的选择,我也不可能再获得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

无奈之中,既然左右都不能完成大学学业,那只有作好在毕业后重新回农村的打算。

虽然经历过家庭被冲击的坎坷,但我的骨子里依然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毛病,根本没把读中专取得干部身份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我还是回到了插队前就已经确定的最低目标:做一个农民作家。

我下乡的两年中已经这么做了:我在日记中积累了许多传说故事、人物事件、四季景色,甚至描写了当地的鸟鱼虫草。我猜测大概很少有人会像我这样去记这些东西。

晚上开会,王队长说了这样一件事:

“公社里有一个知青在被批准上黑河师范读书后,他自己又提出不去了,让给了别人。”

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问王队长:“让出来很好么?”

只要他说“好”,我就会说“我也让出来”。

王队长警惕地瞥了我一眼,想了想说:“如果以后有大学名额他也放弃,就是好;如果他不放弃,就是坏。”

果然,天下人不都是傻瓜。

我必须向他说出自己的打算,以免日后让人感觉突然:“说心里话,黑河师范是个中专,不是我理想中的学校。但我没办法像他那样挑来拣去,也不会瞎编个不去的理由。读就读吧,读后再回生产队,就当是一次文化培训。”

王队长听了直摇头:“再回生产队?这不可能的。”

我说:“有什么不可能?从上海都到这儿来了,从黑河回生产队也没什么。”

小兴安岭没有陡崖悬壁,陡崖悬壁很危险、很雄壮、很奇异,此山到彼山暗伏了许多捷径。

小兴安岭都是平坦漫坡,平坦漫坡很安静、很宽广、很平凡,两座山坡之间只能一步步走。

下乡两年后,我已经没有了冒险、雄心和惊奇的心境,在不同的山坡之间,我只想安静、坦然、平凡地自顾自向前走。

87、雨后彩虹 [本章字数:134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9 07:37:12.0]

自从去不去读中专的主意拿定后,人倒也潇洒了起来。

今天,带工去打马草。

一场大雨,把那片荒草甸子都变成了河,我们就在这齐大腿的水流中打草、捆个子。

可是蚊子并没有被水冲去,而是和水一样越来越多,追着我们不放。

活儿很难干。有时一脚踩进苔头中无底的深洞,有时又被水中高出的“暗礁”一下绊倒,一个个的草捆从水里捞起,份外沉重。还要翻一下个子,弄得全身湿透,草腥味布满全身,那土包上的蚁穴被惊动后,四处乱爬,手上早被刺草划出了道道血口,在水里一泡,如同刀割。

当太阳偶然从积云中露出脑袋时,我发觉它已经当头高照。

我们是早晨太阳还在被窝里睡大觉时就起身的,早饭都没吃。劳动的艰辛,让我们把肚子饿这个平素的大事忘到一边去了。

直到装好了车,把车赶到大道上时,才觉得肚子饿得难受。

车往回去,老天还是一阵暴雨一阵晴的,我们在马车上浑身湿透。

公路上一辆吉普车停在我们马车面前,下来两个解放军。

其中那个挺着大肚子的,向我们打招呼:“今年小麦怎么样?”

我说:“春旱秋涝的,不太好。”

他问:“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

我说是上海人,他又进一步打听我在上海时住在什么路上?

我很奇怪,他对上海的每一个区,每一条路都那么熟悉。

我问:“你大概也是上海人吧?”

旁边那个年轻的军人说:“他就住在上海。”

“大肚子”和我们聊得更多了,什么零食吃不吃呀,安不安心呀,有没有回家去过呀……

最后,我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很远很远。”

我不好再问下去了,于是和他告别。

那时,来爱辉的人很多,光是跟我们生产队知青接触过的,就有中央媒体的记者、解放军报的记者,上海著名话剧演员、还有什么杂志社的、大学的、电影摄制的……都带着不同的任务。至于部队来的人,我们就不好多问了。

赶着马车继续往回走。

蔡景行对我说,邵子昂走时,大家写过一首诗,现在你要走了,也留下一首吧。

我想起那首“漫绘远景笑田头”来,被认定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我想起那首“愿与青松共成材”来,栽下的松苗被羊啃了个精光,成了羊屎。

我们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伟人,走就走了罢,有什么好写的?

我找了一个推托的理由,说:“这样吧,如果暴雨之后有彩虹,三天之后我就写一首。”

话音刚落,暴雨滚滚而去,阳光洒满人间,黑龙江中跃起一轮彩虹,横跨两岸。

我无法描绘它的色彩,只见江边沙滩一片柔黄,江心流淌一川深碧,七彩的虹被瓦蓝的天衬托,颜色分外娇媚。

这不就是童话中的仙境吗?我和几个知青看呆了。

谁知道会有这么巧呢?现在老天成了证人。没办法,哪怕是戏言我也得兑现。

三天里,我绞尽脑汁构思,平平仄仄,寻找押韵,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填了这样一首词:

《瑷珲江虹·水调歌头》

龙首破云腾, (北树林为龙头,处爱辉古城北面高岗之地。)

凤尾浣涧垂。 (南树林为凤尾,在爱辉古城南面的二道泉边上。)

十里江激沙岸, (十里长江,是当地对黑龙江在爱辉一段最宽最直的称谓。)

惟有残墙摧。 (北大营,是清朝留下的兵营土墙。)

苍松百年挂耻碑,(中俄签订《瑷珲条约》第二天后种下的树。)

将军九坟噪鸦鹊,(清朝时,爱辉出现过朝庭任命的九个将军。)

断楼碎石堆。 (魁星阁,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被炮火洞穿。)

挥臂指古城,

笑问何年归?

学闯道,

继先烈,

驱惊雷。

雨后化为虹,

七彩满江霏。

四季赛春暖人间,

永世无终伴天飞。

兴谈理想醉,

看漫漫前程,

誓滴血成辉。

88、追降落伞 [本章字数:1269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20 09:00:38.0]

下午,正地里干活,一阵凉风吹来,沁人心肺,不觉抬头喘口气。

这一抬头,只见层层白云中间,有一只降落伞,正慢慢悠悠地往下落呢!

黑龙江边上,经常能看到苏方从水中漂来的东西。

夏天在江边铲地,中午休息时,我们经常会游到与江岸分离的江岔小岛上去躺一会儿。

在那个小岛上,有时会捡到苏联的铝制水壶、写着俄文的画册碎片……这些从江面上飘过边境的异国物品,常常给年轻的我们带来很多新奇。

但苏方从空中飘来的东西却不多,这让大家吃了一惊。

有人大叫:“会不会是苏联派遣特务呢?”

杜义田对我说:“走!去看看!”

这时,降落伞已掉在半空中,马上就要落地了。

我们奔跑过去,许多人也一起跑起来,甚至有人把马也骑来了。

小时候练长跑的基础,帮了我的大忙,我一直跑在前面。大概跑了有三里地,上前一看,是个方盒子,外面缚着个仪器。那降落伞也不是布的,而是橡皮的,薄极了,听说里面装了氢气。

这是一个测量天气的玩意,外表上没有任何字,是苏联的东西,顺着东风飘到中国这儿来了。

大家虚惊一场。

但边境上有很多事却不是虚惊。

我亲眼看见过老毛子在中国安装的电话窃听器。

那是在北树林,细心的放牛人看见树林中的电话杆上,有一很细小的缝,缝里嵌了根铜丝,一头挂在了杆头上的电话线上,于是报告了武装民兵和边防站。

我们到那里,顺着铜丝,在土里查到了个用油纸包着的小盒子。小盒子里,是个像线圈样的东西。

边防军说,这就是电话窃听器。

那么安放的人到底是谁?他是怎么从苏联越境到中国来的?

这都成了悬案。

除了苏联越境到中国来的特务外,在下乡的后来几年,我们还听到过一些从中国越境到苏联的故事:

富拉尔基农垦兵团有个上海知青,冬天溜到黑龙江边境线上,扔了一张纸条,被边防军抓了回来。纸条大意是想到苏联去,希望约个时间。这个知青被押到各个大队批斗,也被押到过我们的大队。

瑷珲县北面有个生产队的某上海知青出身不好,他原以为“重在表现”,只要自己努力就行。没想到几年过去,表现得再好也入不了团,于是他失踪了。人们在他的箱子中发现上面摆着拾来元钱,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哪位好心的同学能将我的东西和仅剩的这点钱邮到上海我父亲那儿,我走了,再也不回来了。”估计他是去了苏联。

逊克县有一个来自关内的年轻人,表现不错,已经当上了武装民兵排长。但有一天他留下一张纸条:黑暗时离去,光明时再见。从此人就失踪了,肯定是跑去了苏联。

在北安到西岗子的客车上,曾逮捕了一名女特务。后来说边防军的人说,她原是在呼玛插队的上海知青,偷渡出境后被苏联当局送到一训练基地,半年后即派往我国刺探情报。她潜回的前一天,身着苏联军服,戴上假鼻子,用望远镜查看熟悉我方地形,渡江的地方正是我所在的瑷珲大队头道沟。

我们知青点的凤凰阿哥(知青点中最年长的,我们把他比喻成当年抽的最好的凤凰烟)也抓住过一个越境者。

那是黑龙江冰封的季节,凤凰阿哥在江边干活,看见一个人影向江面上走去,于是大叫:“回来!”

见那人不听,凤凰阿哥就踩着冰雪追了上去,在那人到达主航道(边境线)之前,将他逮住。

后来发觉越境者是邻村的一个精神病人。

尽管如此,公社武装部还是给凤凰阿哥发了一张奖状。

89、蝈蝈笼儿 [本章字数:133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21 13:10:56.0]

麦收即将开始,队里组织了芟刀队。

知青中选了我。

记得去年我们开始学习打芟刀,只是打点青谷子、青黑豆,都是喂马的。今年,可以打小麦了,心中有几分得意。

可打小麦那天,我举着芟刀走到地头,心中不由一凉:别的芟刀手身后都站着捆个子的人,而我的身后空无一人。

毕竟我是新刀手,谁都知道,跟在新手后面捆个子是很吃力的。

我不管,只顾自己打起来,心想,反正队长会安排人来捆个子的。

我那刀打起来还蛮带劲的,心中正高兴呢,冷不丁一刀扎进泥里,把土块打得老远。我连忙把刀从泥里拔出来,刀尖上晃着块泥巴还没掉下,就听见背后一阵笑声。回头一看,是当地女青年李小梅。

她是捆个子组的组长,扎着两根小辫,穿一件浅色蓝格衬衣。

笑完了,她才对我说:“打得很好,我跟你捆。”

我心想,刚才还笑我,现在却说“打得好”,口是心非,你乐意跟就跟吧。

我举起芟刀,追赶前面的刀手,但越急打得越乱。慢慢地,我被拉得越来越远,芟刀甩出的小麦乱糟糟的。

我偷偷回头,看到李小梅正费劲地理着我甩下的小麦铺子,汗水浸透了她的蓝格衬衣。

她见我站下来,就说:“我觉得你撩成趟子挺好。”

我听后改了过来,果然,甩出的小麦整齐多了。

偏偏这时,“哗啦”一下,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只听见后面“噗嗤”一声又笑了。

我最恨这种幸灾乐祸的人,回头瞪她一眼。只见她笑嘻嘻地手里提着个芟刀耙刺。原来,芟刀坏了。

我只好拎着那坏耙刺去修理。

修好后,我扛着芟刀往地里走。李小梅跟着我,说:“你跟那些刀手***吧。”

我知道,那样我就可以少打一些,重新开始。

我不理她,向刚才落下的一段走去。可能她知道了我的脾气,也不再吱声。

一会儿,其他刀手午间休息了,我执意要打到头。

我让她去休息,我自己可以一个人打和捆。

谁知她两眼一瞪,挺不满意:“你再说一遍?”然后说:“咱们一块儿追上他们再休息嘛。”

我不再说话,猛劲干了起来。太阳如火一样烫人,我浑身像出水里捞出来一样。她也埋头一声不吭地整理那乱七八糟的小麦趟子。

四周静悄悄地,突然,从地头休息的人群里窜出好几个人来,有的拿芟刀在前帮我打,有的帮李小梅捆。

来帮忙的老乡说:“你不熟练,慢慢学,不要累坏了。”

知青说:“你就不知道吃饭呀,给你留着五个饼和黄瓜,在衣服下盖着呢。”

打到地头了,我忍不住回头看看自己干的活,比上午好多了,芟刀打过的麦茬,贴着地皮,整整齐齐。

李小梅也坐在最后一个捆好的小麦个子上,瞅着我打的小麦说:“你现在打得好极了,我坐在这儿看得高兴。”

晚上,一抹红霞,打扮着堆起一溜麦垛的大地,我们坐马车回家。

一天下来,我成了大花脸,累得浑身酸痛。

“龙首破云腾,凤尾浣涧垂……”

坐在我左边的当地青年杜义田吟了两句,这不是我写的吗?

没想到,这才几天,我的那首诗词习作,竟然被蔡景行传到当地青年中,被他背得滚瓜烂熟了。

我无声地笑了,心里有点得意。

坐在我右边的李小梅递给我一个宝塔样的笼子,用小麦杆编织的,非常精细,里面还有两只叫蝈蝈。她告诉我:“叫蝈蝈每天中午都会叫,很好听的。”

我累得不想说话,她又告诉我:“这么一转,宝塔笼子就会露出一扇门,然后拿点西葫芦的花放进去给它吃。”

她看我傻傻地笑着,大声嚷着说:“你听见了吗?送给你,好好养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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