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王雄涛谈了一次心，因为他以后是知青点的负责人。
我开口就说：“这两天我又插手……”
出乎我的意料，王雄涛并不认为我是“又插手干上了”，他对我说：“最近你出谋划策不少，真的，跟插队干部起的作用一样，压住阵了。”
我笑了，说：“别把我跟插队干部比，我这个人经不起表扬，容易骄傲。”
我诚恳地对他说：“我就要走了，有几句话想和你交流一下。抓好知青点工作是我们的根本，没有健康向上的知青点，我们在生产队就得不到老乡的支持和理解。要想把知青点搞好，关键是不计较，能包容，包括对昊宇。你要想成功，那么，就要对每一个人都付出，慢慢来吧。”
王雄涛说：“我知道，昊宇平时对我有意见，我会找时间和他交换一下意见。”
我说：“还有一件事想提醒一下。因为今年春旱秋涝，粮食减产，年底评工分和分红时肯定会有一场波动。知青现在已经是生产主力，在生产队出现波动时，知青要能够顶住这爿天。拿什么顶呢？要人，要培养人。”
那天夜里，雪下得极大，一团团地飞来。
边防连打电话到武装民兵连，说他们张连长的妻子生孩子了，流血过多要输血，A型O型都行。因为部队有纪律，不能抽战士的血，只好向民兵求助了。
民兵连找了我们五个知青，冒着大雪去边防连，在连部的临时产房边上，先验血，云龙第一个，是A型，他被选中。军医让我们其他人先回去。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想让军医测一下，以后有什么事也好用到。
军医拿一支针在我耳朵上一扎，用一块小玻璃片刮了两下血球，翻来覆去地在灯光下看了一会儿，告诉我：“你是O型。”
O型万能输血者。也就是说，不管什么血型的人，O型都能与他们的血融合在一起。
99、最后一班 [本章字数：100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4-02 08:34:26.0]
去黑河师范报到的日子定了下来：12月8日。
这是我参加的最后一个队委会。
讨论了两件事，一是东方红煤矿要招一个工人，二是大队机耕队要招一位拖拉机手。
国明事先就已经知道了，跑来跟我要求上煤矿，他说的理由是家中经济困难等等。
我知道他是为了换一个环境。
但煤矿？我真不想让他去。以前外调时我到过煤矿，看到那里有很多寡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井下干活不见天日而且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我不希望自己的战友去那种地方。
煤矿的名额后来让给了一名当地青年。
蔡景行也来找我，想去大队机耕队。他平时就很细致，而且也肯动脑，我向队委会推荐了他。
会议在讨论打场分工时，碰到一个难题。
生产队劳动力太少，按8小时一班不够分三个班。但冬天打场机器不能停，一停一冻再起动就耽误事。
我提了一个方案：“就按两个班分，每8小时一轮，每一轮算一天工分。这样，对生产队来说，机器可以不停；对社员来说，人可以休息好，工分也可以多挣。”
队委会通过了我的建议。
王队长说：“这样打乱了社员的正常生活，干脆临时办个食堂吧，大家干完活回去抓紧休息，还可以动员更多的家庭妇女出来干活。”
呵呵，知青单身一个，又有集体食堂，我就没想到老乡一家上老下小，打乱了生活节奏会有很多麻烦事呢！到底还是有家的人想得周到。
王队长对我说：“你在走之前，再最后带一次班吧。”
我带的是第一班，时间是从下午5点到凌晨1点。
第一班的社员都到齐了。
许多小孩也来到用水浇过、被冻成冰面的场院，他们在冰面上奔跑嬉戏；老乡、队长也都在那里站成一圈，注视着今年这第一个脱谷打粮的夜班。
我站在马绳口，只见队长向我摆了摆手，我知道，夜班开始了。
拉动马绳的机器吐出一股黑烟，发出了轰鸣声。马绳转动了起来。
高高的水稻垛上，社员用铁叉挑起个子传向马绳口，站在我旁边的社员用小刀割开个子再传给我，我用劲摊平水稻，匀称地把它们推进马绳口里，在脱谷机尾部，吐出了小麦杆，而在脱谷机侧面的口子里，流出了小麦粒。
机器的“突突”声，马绳的“轰隆”声，粮食“哗哗”的流淌声，就好像是一场音乐会。入马绳口的我，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所有的声音有节奏地跟着我的指挥，此起彼伏。
夜里不时划过一两颗流星，它离我们那么遥远。照亮我们的，不是星星，而是小小的电灯。
灯光下，社员流淌着劳动的汗水，洋溢着收获的笑容。
我不由想起儿时，在窗外院子里堆起的山芋，我们在山一样高的山芋堆里爬上爬下。
一个曾经的顽童，现在收获着自己栽种、自己收割、自己脱粒的果实……
100、暂别知青 [本章字数：1579 最新更新时间：2013-04-03 10:51:43.0]
我在边境插队的上半部的手记将在这里告一段落。
有人问我：写了99篇，难道你们男女知青就没有一点儿爱情的故事吗？
我只能说，各位读者，非常抱歉，刚下乡的两年多里，我真的没有。
邵子昂曾经在水库工地想给我制造一个绯闻，但这个绯闻却让我更加远离男女感情。
那年在水库工地，他让一位女知青帮他去拿一些药，但被拒绝了。然后，他说是我病了。那位女知青就去拿来了药，还问我病得怎么样？
邵子昂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在我记录所有大田劳动、上山砍柴、水库突击、食堂风波、稻地奋战、文艺排练、学习小组的事情时，都有女知青的存在，但却没有对女知青的深入描述。那是因为我那时对女知青确实很少接触，更谈不上有什么爱情的故事好奉献给读者了。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爱情体验既不如上一代，也不如下一代。
其实，对爱情的理解，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一代人，但如果是指时间上的早和空间上的多，我想，起码就我个人来说，确实如此。
我在邵子昂们的恶作剧之后，有意地避开了与所有女知青的单独接触，甚至有好几次晚上开会回来，想到食堂记日记看书，只要看到有女知青在那里，我就会找个借口离开。
知青班子开会欢送我，张春芳就问了我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开始，大家回忆了过去的一些工作，想起一些有意思的事，都笑了起来。
我谈起了以前的知青点负责人施卫疆、短暂过渡的邵子昂，谈起了很多知青对集体的付出。
只有张春芳对我提了意见：“你在男知青中展开活动很多，为什么在女知青中活动就少？你以前与女知青还有点接触，后来怎么越来越少了呢？”
我一下子无言以答，想了想，还是幽默一下吧：“因为我们长大了。”
大家大笑。
很多家长，在男女孩子发育成熟后，就开始约束他（她）们之间的交往。我只不过是自己约束自己罢了。
我突然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什么时候你能和反对你的人成为朋友了，那你就成熟了。”
我想老天爷应该还有另一句话：“什么时候你能和异性成为朋友了，那你就成熟了。”
那时，我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因为我不善于与异**往。
好多年后，我重新回到生产队，才在上海慰问团的催促下，开始谈起恋爱，并在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后终成正果。这与很多知青直到大返城时还没有爱情的经历比起来，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不过，这些故事要到我的下半部《边境插队手记》中才会出现。
队委会也开了一个欢送会，起先很严肃，又是讲优点又是提希望的。
欢送会结束时，王队长宣布：“趁临时食堂还没撤，队里杀一头猪，大家一起为他送行吧！”
从下乡直到后来的大返城，我是唯一赶巧，能享受到“杀猪饯行”待遇的知青。
肖明在那个热闹的晚上，还放起了鞭炮。老乡和知青唱歌的、朗诵诗的，一个接一个。
我真的受宠若惊。
酒后，我久久地佇立在知青点的院落里。
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满地银冰，但我却忘记了这些，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张张生动的脸和一段段生动的往事。
我所在的生产队，知青占到一线劳力的大多数，经过几年的煅炼后，现在已经成了生产主力。
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插队的经历，哪怕是再激进的知青，也已经过了最初的兴奋期，面对生存的现实，拿掉了套在双眼上的万花筒，去掉了“斗私”的紧箍咒，开始了正常人的思维：何时才能与亲人团聚？什么才是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没有希望完成学业和事业？……
尽管有人上学、参军、招工、转点……似乎改变了命运，就像我一样。但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最终总会或多或少留下一些遗憾。
只有这依然还留在偏远乡村和边境上的群体，与大都市还在如火如荼的运动渐行渐远，他们就像被抛在茫茫沙漠中，有迷惑，有哭泣，有怨恨，但却一路走着，一路从沙漠里捡起金子在珍藏。
朦胧的夜色中，清真寺的轮廓清晰，而镰刀似的月亮，紧紧地钩着边上我们盖的女知青的新房子、钩着我们刚刚竖起的男知青的房架子。
我在孤寂的月亮下释然一笑，无论上一代人构成了什么样的社会现状，热爱生活，追求美好，永远都是下一代年轻人的天性。
（上半部完，下半部待续 2013年2月4日，上海）
下半部
184、全删了只留一字总可以了吧 [本章字数：1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6 20:06:16.0]
无，总该符合你要求了吧？
101、毕业待命 [本章字数：171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0 22:36:52.0]
一年半后……
我从黑河师范毕业，在县里参加文教科的毕业生分配学习班。
五十多名来自各个学校的毕业生，两天后，只留下三名待分配，其余都分到农村各中小学去了。
留下待分配的三人中，一个是齐师院的，其父曾任过地委委员；一位是哈师院的，其父是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就是我。
我一报到就交了一份回生产队的书面申请。
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可能性不大。
科里让我们三个先分头跟着领导下农村搞教育调查。
刘科长带着我去了四加子、西岗子、爱辉三个公社。
到爱辉时，我特地把刘科长请到知青点来，听听知青对我要回生产队的反映是什么。
从知青点出来，刘科长对我说：“我理解你了。”
回到县里，我写好农村教育的调查报告，交给刘科长。第二天一早，他对我说：“写得很好，我想过两天再让你跟搞业余教育的何老师出去一下。你已经跑了爱辉、西岗子、四加子三个公社，这一次再去上马厂、张地营子两个公社，那么就跑了我们县70%的地方了，对你了解全面情况很有好处。”
什么时候跟何老师走，具体时间没定，下午没事，科里让我抄一份材料。
边上有两个工作人员正在整理这次报考大学的知青名单，口里不断念着：“某某大学，某某中专……”
大概是整理得累了，他们停下来说了几句闲话：“你看，就我们的手，这么一划拉，就能定下来谁上大学，谁上中专，谁回上海，谁在黑河。这轻轻一点，就让他们有了天壤之别！”
“什么天壤之别？我看有些上大学的水平还不如上中专的！”另一个搭话，说完还看了看我。
我和他对了一下眼，淡淡地一笑。
自从1973年“张铁生白卷”事件后，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不再进行文化考试，官员走后门的现象开始出现，这让文教科的工作人员颇有微词。
我抄完材料，正觉得无聊，忽听高朗、肖明、云龙等几个知青叫着我的名字上楼来找。
他们住在县教育科大楼对面的车马店里，这是县城里最廉价的旅馆，农村人来县里都夜宿于此。
几个人一放下行李，就来县教育科找我。听他们喉咙声很大，怕影响别人，我赶紧把他们引到我住的房间里。
见我一个人住一间房，肖明一边说“灵格么！”一边问我一月工资有多少？然后又把县里所有的饭店都臭骂了一顿，因为他们今天在街里没吃着肉。
等他们安静下来，我才问清楚，他们是来送高朗回上海的。
与***出山的同时，中央对“一片红”的做法有了些许松动，出现了一些“人性化”的苗子。
首先，上海来的插队干部都回沪了。现在来的干部叫“慰问团”，而且讲好是临时工作，有年限的，不再像当年的插队干部那样要参加劳动，与知青同吃同住了。
原来只有兵团和农场知青才能享受的探亲政策，现在插队知青也能享受了。
所有插队知青都发了一张探亲证，每两年享受一次路费报销。
手续是这样的，先由队委批准同意回上海探亲并开出介绍信；知青拿着这张介绍信到公社，如果公社也同意就再开一份介绍信；然后拿着这两份介绍信到县知青办去领取火车票。
从上海回来的跟费先由知青自己垫付，回来后在五天内去县知青办报销，如超过五天就算作废。
另外，每个探亲者有100斤全国粮票，假期是3个月。
1973年和1974年，中央又连续下来两个政策：独生子女和特困家庭可以回城。
而在这之前，最早离开边境的知青，是一些当官的子女，用的是军队内部征兵的方式。蟹有蟹路，虾有虾路，一部分知青利用老家的关系开始向南方农村转点。什么关系也没有的，就只好继续在边境“留守”。
截止到1974年6月，我们这个知青点的53名知青，除了死亡1个，结婚嫁到外队1个，推荐上学3个，征兵1个，招工1个；内部征兵2个，自行转点6个，独生子女1个，特困家庭1个，共计走了17个，还剩下来36个知青。
以上走的人中，高朗是最后一个。
他属于特困家庭：母亲在西部三线支内，上海只有父亲一人带着两个身有残疾的妹妹。
高朗多才多艺，歌唱得好，笛子吹得好，字也写得好，但他为人低调，做事认真，从不抱怨。下乡四年多一直做食堂后勤，喂了四年多的猪，挑了四年多的水。
第二天一早，在送行知青的羡慕中，他用一双裂缝中嵌满了黑泥而无法洗净的手，提着行李登上了回长途汽车。
回头跟大家挥手告别时，他一脸的幸福。
从客运站出来，肖明、云龙等问我：什么时候回队里？
我说，正在启动。
我希望我的回归，多少能让部分插兄们在目睹身边战友一个个离去的凄凉中，得到一点快乐。
102、兑现承诺 [本章字数：1651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1 23:09:17.0]
我提笔在一本新的日记本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扉页上知青的名字引起我一道道回想，仿佛飘起了一条欢乐和鲜艳的彩带，彩带上翻飞着一幅幅画卷：
有雷雨闪电，有雨后长虹，有夜读灯火，有晨起挑水，有激怒，有欢笑，有严肃，有可笑，有对膝谈心，有无情批评，有和蔼可亲，有争吵戏闹……
有这样一条彩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让我这个当年的知青点负责人回忆起来总觉得有很多遗憾。
当初为他们所做得太少，如今对他们思念得太多。
曾有人见我每逢五一国庆暑假甚至有时周日都要回爱辉知青点，和我开玩笑，问我在爱辉是不是有女朋友？
我在爱辉是有朋友，但不是什么女朋友。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很神秘，觉得我深藏不露，以至于在黑河师范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能够过着没有情感纷扰而全心全意读书的日子。
这种误解成全了我的学习，各项学习成绩都不错，还当上了校学生会学习部长。毕业时学校对我的去向还进行了讨论。
但我喜欢知青点的生活，重回生产队是上学前的承诺，现在要兑现了。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选择的历史。
从我懂事的那天起，就不断地听到“完成！完成！……”、“开始！开始！……”
似乎一切都有头有尾，但又无头无尾。
每一次都在开始中结束，又从结束中开始。
谁也得不到老天的恩赐和优待，能够让纪元从他开始，能够让世界以他为终结。
我的历史也应该是这样，在不断地完成中，又不断地开始，似乎是重复，实际是新生，从而永远不停地前进。
我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够完成心中理想的大学教育。
黑河师范有一位张老师，是东北大学毕业的，那天他和我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
我问张老师：“一个人应该完成的最基本学业是什么？”
张老师笑而不答，沉默了许久，他说：“大学本科。”
还有一位王老师，是教古文的，那天他抖着手中的古文说：“这东西非得我讲不行，你们讲不了。”
我问王老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超过老师？”
王老师有点生气，迅速地回答：“我讲的东西，你们能理解十分之一就算不错了，你们别好高骛远，你们就是再学也赶不上我的水平。”
我自己对中专的学历也没当回事。
三个留在文教科的毕业生，却偏偏留下了我一个中专生，那两个大学生已经分配到县里的中学当老师去了。
县文教科不同意我回生产队，把我分配在科里搞业余教育。
刘科长对我说，作为分配就这么定了，但你的申请我们也交到了县委，最后听县委的吧。
原来以为回生产队是十拿九稳的事，现在很有点“黄”的危险。
我又在县文教科待了两个月，等上面的回音。
这期间看了一些书：《希思首相》、《约翰逊回忆录》、《白轮船》、《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第三帝国的覆灭》等书。
同时，在来来回回去往各个乡镇之间时，还认识了几个人。
一个是在从爱辉到黑河的船上，碰见的上海医疗队女护士。她是川沙县城人，68届初中生，下乡两年后，被抽调到市六医院学护士，毕业后到黑龙江巡回医疗。
她看上去很腼腆，实际却很健谈。她告诉我，今年（74年）五月上海发生反革命暴动；还有其它上海的新闻：当上海判处一批死刑犯时，竟然有200多人要抢劫囚车……
她最后说：上海真的老烦的，我喜欢出来巡回医疗，外头山清水秀老安静的。
在张地营子旅馆里，碰到一个北京来出差的干部子弟，十分忧国忧民。他谈到干部子女的两极分化：一种是口称“子承父志”，靠父母功劳走后门，钻营进政府机关，野心勃勃地实行个人奋斗的。一种是热爱工农，深入基层，靠自己的一双手改天换地的。
看看时间已经半夜12点了，他赶紧煞车，说：这个社会以后到底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呀。
我想我既没有享受安静的福分和超脱，也没有思虑深远的忧愁和大志。
我只是在不能完成大学学业的无奈下，回到了下乡前最初的梦：当一个农民作家。
这总比什么也不是的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要好。
终于，在国庆前，刘科长正式通知我：“县委通过讨论，根据1974年工农兵学员招生提纲上对学生去向有‘或上山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条，所以，回生产队也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已经同意你的要求。”
县文教科搞了一个欢送仪式。刘科长说：“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拿过三个月的工资，就算是从这里回爱辉的了。”
但从心里说，算哪里回去的，对我来说还重要吗？
103、转点争论 [本章字数：185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2 21:10:28.0]
1974年10月8日，我回到了知青点。
就在当天晚上，知青点食堂里还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从仲志红回南方老家转点插队的事引起的。
王雄涛说：“说老实话，她这样走就等于逃。”
王晓晗一听非常气，就问他：“逃的性质是什么？”
王雄涛一时语塞，就说：“别人怎么能呆下去，她怎么就呆不下去了？”
王晓晗说：“你没有了解就没有发言权，她是有正常手续，经过各层批准才走的，怎么能和‘逃’联系来呢？”
王雄涛今年初当了生产队队长，领导的面子上下不来，说了一句：“不和你说了，跟你这样的人说不通。”气呼呼地走了。
王晓晗追着他的背影说：“说得通说不通要看你说的什么理，你想用歪理把人家说通是不可能的。你想用职权来压服人家更是办不到的！”
食堂里一屋子人都笑了，觉得是不该用“逃”字去说转点离开的知青。
我转移话题，对蔡景行、昊宇说：“吃好饭一起拉小提琴怎么样？”
两年前，蔡景行开始学拉小提琴，我和昊宇也各自买了一把小提琴跟在蔡景行后面凑热闹。离开生产队的一年多里，三个人还没有机会合奏过。
三把小提琴，尽管演奏水平不怎么样，但毕竟也是音乐，回响在知青点的院子里，一番热闹。
热闹之余，我们坐在那里闲聊，从他们的话语中却听出几分惆怅。
1974年，随着上海插队干部的撤退，知青下乡也进入转折。就拿我们队知青点来说，已经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大家在经历了最初的满腔热情并且成了生产队的劳动主力后，开始进入一场痛苦的反思：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走和留，是现在知青议论最多的话题。
今年，在我回队之前，生产队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队里推荐三个知青，但其中两个年轻的被大队剔除了，理由是照顾年纪大的。
年纪大，竟然成了推荐上大学的理由。
有人不服气，于是大队干部就问他是怎么对待革命前途和理想的？想不想在农村扎根？这甚至可能成为以后不再推荐他去上大学的理由。
所以，一提扎根的事，就弄得好多人很为难。
有人问李晶霞：“你有没有扎根农村的准备？”
她说：“有。”
再问：“你明年去报考大学吗？”
她回答：“不去。”
又问：“你后年去不去报考？”
她默然，然后不耐烦地说：“现在还不到后年呢！”
我对她说：“不是非要说自己‘决心扎根’这些话的。如果想报考大学，就应该说清楚，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想想，生产队每年除了一两个上学的名额，还有一两个招工名额，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彼此多少有一些竞争和戒备。
昊宇说：“僧多粥少，照这样下去，总有人会永远留在农村的。”
大家又议论起前不久刚结婚的程岚。
程岚是与我们一起在1970年下乡的女知青，8月份与邻队的一个上海男知青举办了婚礼，这是我们大队里第一个结婚的知青。
程岚才21岁，结婚好像早了点，但符合婚姻法定年龄。听说有些兵团农场的快到三十岁了也没结婚，孩子倒有了。
蔡景行说：“对她来说，上学招工都没有希望，转点南方又没关系，恋爱结婚过日子倒也干脆。”
我问起国明的情况。
国明曾经想让学校根据他70届的身份，按四个面向的政策重新分配。在上海折腾一年后没有结果，只好再回到生产队。回来后他一心想等招工走，连煤矿招工也想去，被我劝了下来。那是一年多前我还没上学时的事。这次我回来发现他情绪不错，觉得有点奇怪，难道他现在有了新的想法？
王晓晗说：“可能有点什么原因吧，今年春节回上海探亲时，有个小姑娘自称是国明的对象，跑到我家打听国明的情况。她说她父母不同意他们谈恋爱，国明就对她说，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回上海去的，要么被抽调回上海，要么就自己跑回上海。”
蔡景行说：“还想抽调回上海？这不是白日做梦啊！他是在骗自己还是在骗人家上海小姑娘？”
王晓晗说：“自己跑回去倒是可能的，但是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人家父母不同意，小姑娘自己也不会同意的。”
大家问我对队里知青目前的思想状况持什么观点？
我想起父亲知道我要回生产队后，曾来信再三告诫我：“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与全局有关的，都是党的需要，你回农村只是个人的愿望，不能强加于党，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
我于是回答他们：“能走的就高高兴兴地走，不能走的也要好好生活下去，我陪着他们。”
说这话的时候，我是轻松的，因为我是已经走了再回来的人，心归于平静，与别人不再有利益竞争。
不可否认的是，知青在走和留的痛苦反思中，开始揭去套在双眼上的万花筒，面对真正的现实，回归到了正常的人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青曾经失去的正常青春开始焕发，长期压抑在心头的生活追求、爱情欲望、知识渴求……悄悄萌芽。
知青不再为自己曾经高喊过的口号而激动，他们开始像这个地球上的所有人一样，梦想着最基本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要求：安居乐业。
104、老乡心思 [本章字数：157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9 16:49:11.0]
回来后，参加了第一次队委会。
一年多之前，我就是队委，回来叫我参加队委会也属自然。
队长王雄涛又在会上提名让我担任政治队长，大家也没什么意见。
当时队长是一把手，另外还有生产队长、政治队长、车马队长、妇女队长，都是副手。作为政治队长，负责生产队前景规划和夜校的工作，还是比较超脱的。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的队委会成员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除了队长王雄涛、政治队长我、妇女队长张春芳是上海知青外，团支部书记刘金鹏也是上海知青，原来还有一位上海知青担任会计，刚被推荐上了大学，会计就由刘金鹏临时兼着；老乡在队委中除了生产队长、车马队长外，还有保管员和贫协主任；知青和老乡一半对一半。
已经是10月中旬，大雪就要来临，队委会的主要议题是秋收任务和劳力安排。
散会后，保管员李胜俊和我俩单独走，他言语不多，闷闷地憋了好半天才对我说：“你还是不回来好，在我们生产队，谁要是敢说几句公道话，那是没什么好处的。”
我听了只是一笑，觉得他话中有话，很有意思。
是对我的关心？还是对我的警告？
撅黄豆，一周下来，我已经慢慢适应。
早晨，西北风送我们上工地，风力很大，把我的耳朵吹得辣辣的。云块也随着我们往西边聚集。不一会儿，空中便飘起了细粉一般的雪。
天更冷了，哪怕你弯腰累了，直起身挺一下腰的那么点功夫，也会冷得全身打颤。
中午休息吃饭，发觉水壶里结了一层冰花，就着冷馒头，吃得心窝里就像塞进了冰块。
午饭后，老乡走了一半，回家睡热炕头去了。
农村自从搞定额管理后，干多少算多少工分，上下班时间没有人管。
我脱下棉袄，跳着活动了几下身子，又干了起来。天越冷我干得越欢，要不是镰刀断了，今天能干两个定额。
人出汗了，天也放晴了。
下班时，西边的太阳连着山尖那半部被拉得尖尖的，红得像火一样；太阳的上半部却圆圆的，黄黄的。看上去真像一只倒置的成熟蜜桃。
坐在颠簸的马车上，我感到一天劳动后的轻松。
回到知青点，看到肖明正在抹墙，我拿了把铁锹帮他和泥。
每年过冬前，东北都会用稀泥把外墙的缝抹平，再把窗户外的缝也全部贴上纸条，这样屋子不透风又保暖。
俩人边干活边唠喀。
他说起自己分在上海工作的弟弟，已经入团当了干部，自己有点自卑，说：“我就当个农民吧，别看没出息，每顿五个馒头！”
嘿嘿地笑了一下，他又叹息到：“哪个当领导的真正关心过自己？重视过自己？”
他觉得知青不再像两年前那样单纯天真了，人心思走，相互间变得有些冷淡麻木。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奔放，开始看破红尘，封闭自己。甚至对别人的帮助也抱着戒心，怕成为别人的戏子；但当别人稍离他一些时，他又感到被边缘的苦闷。
我从和好的泥中挑出冻块说：“自然环境使它冻上了，一般的水还化不开它，它自己也有些顽固；扔了吧，太可惜；不扔吧，派不上用处。”
肖明很敏感，平时跟我也开开玩笑，他说：“你的意思是我和它一样呀？”
我说：“我不是指一个人，好像老乡的气氛也都有些怪怪的。”
我把那天保管员李胜俊对我说的话跟肖明学了一下。
肖明回头张望了一下，见没人，对我说：“你没听人说李胜俊以前与队里妇女打情骂俏的事吗？这个人有问题。现在他对知青也不好，分粮时还克扣了知青点300斤小麦。”
在我的印象中，李胜俊以前对知青很好的，过年过节还来知青点食堂帮助掌勺烧个菜什么的。怎么现在有知青对他反感了呢？
肖明说：“不是我们对他有意见，是他们现在对王雄涛当队长有意见，你回来对王雄涛又支持，都是知青嘛，他们当然有想法。”
我不相信传说，我更愿意相信的是眼下的现状。
我想起那天队委会在讨论秋收任务和劳力安排时，副队长老吴、车马队长李明伍、保管員李胜俊、贫协组长刘承新几个老乡，好几次对王雄涛的安排不是很满意，讲话口气都有些呛。
这个生产队自合作社以来的20多年，没有一个人连任过队长的，从来就是一年换一个队长，已经成了习惯。是不是上海知青当了一年队长，也让他们感到了厌烦？让他们对知青当队长已经没有了兴趣？
105、出差嫩江 [本章字数：1733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4 23:40:44.0]
事后想起来，我胆子太大了。
生产队派我去嫩江买一台扬场机，我竟然把1200元现金带在身上就出发了。
那时厂里工人一个月才36元工资，你想想看，相当于他们三年的工资呢！
要让歹徒知道了，非招来横祸不行，不把你打死，也会整你个半死。
我把钱放在棉裤的后插袋里，再罩上一条单裤。在黑河晚上睡觉时，就把棉裤放在脑袋下枕着。
第二天一早出发，下午2点到了嫩江。
在嫩江农机供应站，看到了扬场机，却少配件，等配齐了，人家也要下班了。
我不想再等到明天，因为正在打粮季节，队里等着用。我赶紧交完钱，去联运站找车。
这是个我并不认识的司机。我们装完车，已经是夜里7点多钟，供应站的大门已经锁上，警卫说没有出门证不让我们走。
我缠住警卫让他给领导打电话。这才来了个主任，大开“恩门”。
来回折腾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挺对不起司机的，就请他去饭店，想犒劳他一下。
但司机不肯去。我以为他在恼火，就给他一个暗示：条件好说。
这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虽然给这个暗示时我也很不自在，但为了生产队早一天完成征购粮任务，又有什么办法呢？
沉默了几分钟，很尴尬。我不知道他会开什么条件，毕竟生产队并不富裕。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问。
见我不回答，他告诉我：“我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做这样的事。我们的目的在于支援农业，不在于个人的私利。”
天很黑了，他看不出我脸上的红晕。
我们回联运站，一人吃了两个馒头和一碗汤。
吃饭出来，正巧碰到师范的同学，他家就在嫩江县城，硬拽我去他家坐一坐。
他那个顶多是科级领导的父亲和我聊天，向我夸口说：“要不是我被冲击的事，我儿子早就入党了。”
见我淡然一笑，他又吹嘘起自己的经历。可是在我的眼里，这些经历并不出众。
正当他喋喋不休时，一个邻居进门来求他办一件私事。他当场轻飘起来，为了在我面前露一手，竟像办公一样，亲手动笔给那个邻居写了一张纸条儿。那邻居接过纸条，连连作揖后走了。
我依然淡淡地笑着，让其捕捉到了我眼神里的不屑。
我累了，想早点回旅馆休息。临走时，他又站在门口特意给我讲了一个老掉牙的秀才故事：
从前，有个迂腐的秀才问和尚：“秃”字怎么写？和尚生气地说：秀才的“秀”翘尾巴。
东北人骂人是不说粗话的，细想一下，就知道他是在说我的傲慢。
我看在他是同学父亲的份上，依然淡淡地笑着说：“秀才翘的仅仅是尾巴，和尚秃的可是脑袋，有一句话叫作无法无天。”
他脸上稍一抽搐，便不露声色地哈哈大笑，把我送出家门。
老天下雨了，绵绵不绝的水，轻轻地落在污浊的地上，一起同流合污去了。
走了一会儿，雨点变成了雪花，把满地的污流一起盖上，给人一种洁白的假象。
晚上，躺在简陋的小旅馆里，身上的钱付出去了，不用再担心。但今夜的雪会不会有麻烦？那司机的一本正经是真还是假？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凌晨两点，我和司机一起上路往生产队赶。
好在昨夜雪不大，天气也转晴，早上7点不到，就到了大岭。
这是嫩江到爱辉的中点，所有往来车辆都必须在这里接受边境检查和林业检查。当然，这里也就成了人们休息吃饭的地方。
我们找了一家饭馆，吃饭时，司机向我讲了一个故事：
今天春天，他执行一项任务，和另一个司机一起，运一批稻种到新生公社去，那个公社在爱辉县偏僻的西角，是个鄂伦春乡。
由于雪大，那里已经十几天没有一辆车进去了。如果稻种再不运进去，就会贻误春耕。
他们两个司机，只好一个在前步行探路，一个提心吊胆地开车跟着，爬行了20多公里山地。等到了这个村庄时，他们看到老乡和知青老远就迎了出来，拍起了巴掌，一张张高兴的脸上竟然流着泪。
他看到这种场面，呆在那儿了。
他说他一开始感到惊讶，后来又感到自愧。他无法描绘出那种场面的氛围，但却能深深感受到老乡和知青那种对集体、对国家、对党的无限信任和感情。他自愧自己没有这样的思想感情。
但从此以后，他体会到了司机这项工作的意义：那就是为人民，不是为私利。
想起昨晚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担心，我现在倒真的是感到惊讶和自愧了。
中午，扬场机就拉到了队里的场院。
我带司机去知青食堂吃饭，然后与之告别。
回到场院里，见扬场机已经安装好，老吴副队长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么快就回来了，干事真利索！”
突然，老乡们发出了欢快而又吃惊的叫喊声，原来，扬场机通了电，金黄的稻粒像一道弯弧，腾飞在半空，在阳光下显得分外鲜艳。
而我脑子里却是挥之不去的司机故事。
106、南方回信 [本章字数：150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6 10:25:22.0]
仲志红给我来了一封信。
她和弟弟志浩一起转点去南方老家插队已经快一年，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封信。
信很长，说了三件事：
一、她听说知青点针对她的转点是不是“逃走”发生了一次争论，谈了自己转点的原因，并对王雄涛表示了不满。
二、对我的回队表示担心。
三、告诉我，她弟弟志浩参军了。
仲志红与我的家庭背景差不多，父亲都是“三八式”干部，彼此平时交流就直截了当，相当干脆。
我给她回信的风格依然如旧。
先谈志浩参军的事：
“志浩参军是值得庆贺的。
我在儿童时这种愿望也十分强烈，记得小学三年级时，开始有了写作课，第一篇命题作文的标题是：“我的理想”，我写了自己想当一名空军，竟然得了个5分加☆。
那时，从没想到过后来会当一个农民，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不知道这一辈子还有没有战争在等待我们？如果有，希望是在我们年轻力壮时。因为那样我还可以拿起枪，还可以是一名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