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让别人争着去当“和平”兵吧！希望这不是一种脱离插队的侥幸，不是一种走后门带来的外快，因为这些都与我已经无缘了。
我觉得不要满足于参军入党当干部，或者进厂上学。如果满足于这些，始终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学习和读书才是重要的，凭借日积月累的知识和才能，才能在暴风雨到来时得到升华。
如果你听了我的这几句话要不高兴，那么，我只好再忍受一下‘久不来信’的痛苦了。”
再谈我回队的事：
“我与知青点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我今后还将以知青点为基础，开展我的爱好――用笔记录这个时代。”
最后谈对她转点插队的看法：
“至于你的走，很多原因我并不太了解。
比如，你说是因为看不惯王雄涛，于是一走了之。
必须承认，王雄涛是有他的优点的，讲情义，敢拼命，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但事情都是变化的。
他当队长后，人们对他的意见变得多了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队长的要求本来就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还停留在原先的水平，没有突破自身的局限。我听说了一些事，具体就不展开了。
是的，王雄涛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并不想为他辩护，但他也在变化中，变好要有一个环境，变坏也要有一个环境。
以前插队干部在生产队的时候，采取的方针首先是鼓励，其次是批评。即他在为知青点和生产队做好事时，支持他；但发现他身上的缺点错误，就批评他。
插队干部走后，这种支持和批评都衰落了；而王雄涛当队长后，也缺少了具有权威力量的支持和批评，他的局限就显露了出来，影响了知青点和生产队的情绪。知青开始埋怨老乡的这股“水平低下的政治势力”，而老乡也对知青当队长失去信心，酝酿早点结束“知青当政”的时代。
这是一个环境和个人都在发生转变的复杂过程。
我们不能左右大环境，但我们能争取营造好的小环境。
我反对把他推到对立面的做法，我相信只有在支持和批评同时进行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包括知青点，才会在矛盾中前进，而不是陷入僵局。”
“对于你们这次转点回老家插队，有一些人有不同看法，你觉得无法解释，我更是没有言语了，只是在心中感到一点留恋。对每一个知青的走，我都有这种情感。
你说要在新的地方以以往的事作为借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我十分支持。老生常谈地说一句吧：绝不要随着年华的增长而老气横秋，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我们一定要作为崭新的一代生活下去！
你有很多优点，尽管有时因为单纯而犯一些小错，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要我们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我们是能接受正面的教训的。
要说我对你的走有何意见的话，我只有这样一条：正直热情，敢于说话的你走了，真遗憾！
好了，你对知青点的现状并不承担责任，我这样说只是希望知青点里还能有像你这样的人存在。
其实，到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人有不同的看法，那就让他们去说吧，何必为此伤脑筋？走自己的路！
不多写了，现在已是夜深人静，身边的那些鼾声勾起了我的睡魂。”
107、远离官场 [本章字数：1541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6 23:19:47.0]
公社传达了7月24号的中央文件，内容是全国知青工作六条意见。
散会后，各大队来听传达的知青点负责人私下议论：
听后一点感觉也没有，相当一般化。
知青中现在很多问题靠什么来解决？
官员一面教人务农，一面在屁股后面伸手把自己的孩子拽回城市，后门已经变成正门，羞耻变成光荣，卑鄙是一种能力，根子在哪里？
不问个清楚，大家心里不安。知青在下面傻傻地流血流汗地干，对当官的自私变态不闻不问，那简直是太蠢了。
发完牢骚，大家各自回去。
由于上次派我去买扬场机挺顺利，队委会又委托我去地区农林办，要求拨一台沈阳工农12型手扶拖拉机。
上次买扬场机时，我认识了地区农林办的张宝民。他知道我回爱辉的事，问我：“回去就当一辈子农民喽？”我跟他说：“农民也挺好，并不是吃饭挣工分睡觉三部曲，有很多故事，挺充实的。”他记住了我的话，要我以后有事找他。
我这次带肖明一起去黑河找他。
张宝民把我介绍给农林办一位姓孔的主任。
孔主任曾在孙吴县当过县委书记，人很热情，和我谈了二个多小时，写了一张纸条，让我去地区农机局解决。
晚上，张宝民还特地赶到我们住的大车店，给我们两张《闪闪的红星》电影票，再三叮嘱：“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比如缺少什么机械或零件，就来找我。”
张宝民走了，肖明说：“这下好了，等于农林办在我们生产队蹲点了。”
第二天上班时间一到，我们就去农机局。
但农机局的人说：“今年的手扶拖拉机指标已经全部用完，但孔主任托办的事，我们一定放在心上，等有了新的指标，一定会通知你。”
人家把话说到这里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出门来，正好碰到上海慰问团的干部，把我叫去他们的办公室，要我写一篇回农村的材料，说是要向上面汇报，还要我在毛主席12月21日指示发表六周年前写一篇文章给他们。
我哪有心情弄这些东西，出来后对肖明说：“回生产队！我有点怕，怕像肥皂泡沫一样爆掉，不写，什么也不写。”
肖明说：“对，实实惠惠，上面给东西要，上面让写东西不行。”
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不认识的知青和当地几个工人吵架，要打起来了。只见那知青大声说：“黑河的官和流氓我都认识！”
那几个工人竟然不再吱声，站在一旁蔫了。
我在一旁觉得好奇，便问那知青：“官和流氓不是对头吗？你怎么能统一起来？”
他嘿嘿一笑，吐露良机：“这样才不会吃亏，才能到处走得通。”
我又好奇：“后门你也能走得通？”
他开导我说：“走后门是一种本事，领导能开后门，那是本事，群众能走到后门，那也是一种本事，你既不能开后门，也找不到后门，那你就白活了！”
红黑相通，什么时候开始的？
至少在我出生到20岁之前还没有这个概念。
这世界已经脏了。
见我发呆，肖明先是骂了一通现在的领导如何会走后门，说要是自己的父母在这儿做官，这帮大小领导都会来巴结自己。
他还想着手扶的事，说：“你手里有地区农林办主任的条子，趁这几天没事干，得天天找农机局领导磨嘴皮子去，有志者事竟成呀。
我说：“磨什么磨？回去，我们可以提出要手扶的请求，但不能太过分。古人云，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官场正气，年轻人可施才报国，官场污浊，年轻人最好远离自洁，以免将来拉清单被人算账。”
肖明没听懂我在说什么，跟我上了回生产队的长途车。
在车上，我对肖明说了前不久刚看过《叶尔绍夫兄弟》的其中一段：
名利熏心的工程师克鲁季里契想利用人缘关系，用走后门的办法为自己谋取一个好地位，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
市委书记是这样说的：“对你提到的几个部长我都不认识，只是工程师是否认识另一个人？”
工程师说不认识。
市委书记告诉他，走出大门，向右拐一下，往一个街园里去就可以看见他的墓碑。说这个已经牺牲的烈士能帮助工程师解决一切问题！
肖明听了很不以为然，说：“像你这样，什么事情都照书上说的那样讲原则，那么认真，要吃亏的，没什么意思。现在谁不是出门讲马列，关门图私利？”
108、四级干部 [本章字数：1252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7 21:36:30.0]
贫协主任刘承新和队长王雄涛吵了一架，导火线是分豆秆。
豆秆是东北农村过冬的好燃柴，黄豆脱粒打场时，马绳吐出的豆秆都当场装车拉走，挨个分到社员家。
这天送豆秆的人马虎了一点，当中漏了人家。其实，只要后面补上就是了，可是偏偏连着两车没补，刘承新来提意见了。
王雄涛正忙着入马绳口，嫌他烦，没好气地骂了一句，俩人吵了起来。
这一吵，一连串不顺的事都跟着来了。
24马力的柴油机起火，差点爆炸；电动机的线源接错，找来两个技术员都傻乎乎地没看出来；知青点也跟着凑热闹，跑到队里找队长，说是丢了6只鸡。
由于查不出电动机的毛病，打场的夜班停了。
晚上，知青班子趁空开了个会，安排过冬的一系列事务。
也许是大家心情不太好，开始会开得还顺，到了如何吃粗粮的问题上，卡壳了。
知青集体今年分了4000余斤粗粮，除用2000斤换粮票给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外，还有2000来斤粗粮要大家吃的。
有人说：为了防止一些人在食堂做粗粮时不买，做细粮时多买的情况，建议食堂连续做粗粮，不把2000来斤粗粮做完就不做细粮。
有人反对，认为这妨碍了大家正常的生活，最好还是粗细粮搭配，每天两顿细粮，一顿粗粮。
但立即遭到回击，用语十分激烈，甚至带着点攻击性。
我让大家好好说，谁知情绪激动的他们无法安静，还有人连连劝我别“打岔”。
没办法，都是那年代过来的人，说话习惯“上腔”，喜欢用强加于人的气势来逼使对方接受。
会议对如何吃粗粮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会开到一半，队里让我和刘金鹏跟车去县城送粮。
从粮库出来已经半夜12点。我和刘金鹏跑遍了黑河的大街小巷，也没有找到住处。大小旅馆都反扣了门，叫都叫不开。
我们只好再回到粮库，在冰冷的走廊里，躺在麻袋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回到生产队，听说要开四级干部会。
当年干部的大小有一套数字分级，数字越小，级别越高，听说十三级以上就属于高干。瑷珲县上海插队干部中就有八级的大官，比黑河地区领导都要大好几级。
但这里说的四级干部并不是数字级别，而是指县、公社、大队、小队这四级干部。
每年年底，县里都要开四级干部会，这是一年中全县最重要的活动。今年开会的通知已经下来，生产队的一把手、二把手、会计都要去，会期是七天。
队委会开了一个短会，把队里的全面工作都交给了我。
黄豆打场还没结束，我带着又打了一个夜班。
星儿平静地眨着眼睛，好像在告诉我，这一夜航行顺利；月儿柔柔地弯下腰，好像想低声跟我说：明晚再见。
快亮天了，刮起一阵清风，冻得我下巴都有些麻木。天更冷了，飘起霜粒，就像把天空中的蒸汽冻成了冰片一样，它们在灯光的映照下，晶莹闪烁，慢慢落下。
远处，鸡鸣狗吠，百家农户升起了缕缕炊烟。打了一个夜班的社员看到了晨曦，格外精神起来，赶马的吆喝声，相互打闹的嘻笑声，合着“突突突”的脱谷机声，洒满了场院，迎着即将升起的太阳。
已经第五天了，夜里干活，白天处理事务，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夜班结束回去路过大队部时，老贾头仔细地看了看我的眼睛，说：“回去一定要马上睡觉！”
想起昨晚，贫协组长刘承新也想代我打半个夜班，说是让我歇歇。我说：“没关系，还能顶住。”
109、揍锅底 [本章字数：1540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8 22:38:08.0]
县里四级干部会已经第六天了。
明天晚上，去县里开会的队长王雄涛、生产队长老吴、会计刘金鹏将回队。
夜班打场快收工时，县里来了送粮车。看大家一夜辛苦，我就自己跟着车到黑河送公粮。
第二天上午回到生产队，听人们议论纷纷，说堆在场院里的水稻被人动过了，留下了作案的痕迹：盖着的油布被掀起，还有两只脚印。
下半夜我去送粮时还在庆幸自己：临时全面负责工作的几天挺顺利。结果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心里有点窝火。
我盯着云龙，因为跟车送粮前是我让他看管场院的。云龙脸色涨红地说：“不是人动的，是猪拱的，都是猪蹄印！”
他负有责任，当然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敷衍过去。
现场早已经被破坏了，我只好询问当时看见现场的人，并通知他们到我这儿来共同分析。
昊宇见我到处找人，便打听怎么回事。
听完，他哈哈笑着说：“今天一大早，我们知青点的那头猪要送到队上来杀，我看绳子没绑牢，就到这里掀起油布，在水稻里扒出几节口袋绳去扎猪。”
我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找绳？”
他说“因为我夜里下班时，看到有剩下的口袋绳放这儿的。”
事情水落石出，一场虚惊。我心中的石头一下子落地，抓住他的衣领向满场院的人喊着：“小偷抓到啦！”
我私下提醒云龙：“有人进场院掀开油布你都不知道，还硬说是猪拱的，你肯定是去哪儿睡觉了，幸好是一场误会。”
云龙依旧红着脸嘟囔着：“那上面是有猪蹄印嘛。”
“猪来了，看场院的也得管呀。”
说完这话，我觉得头有点晕。
肯定是昨晚送粮，被风吹得感冒发烧了。
回宿舍，我昏昏沉沉一直睡到傍晚才醒，颤颤巍巍穿上衣服，准备去食堂里弄点吃的。
门“吱”的一声开了，近80岁的贾大爷端着一个饭锅，紧扣着盖，盖上是一只白瓷碗和一把饭勺，笑着看着我。
我有点吃惊，因为在门打开时，我看见外面已经下起了雪，贾大爷是从风雪中端来了他亲自给我做的饭。
“你怎么样？好些了吗？”他把我推坐在炕上，然后打开锅盖，锅口上还嵌着一只碟子，碟子里是酸白菜炒肉，端出碟子，锅里是热呼呼的大米粥。
“就在这儿吃吧，”他帮我盛了一碗米粥，“我中午回家特地给你烧的。有病了就得好好歇着。”他坐在炕上掏出纸，卷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白色的烟雾飘绕在他白色的头发上。
他见我瞅他，就对着我说：“你怎么啦？快吃吧！”
我说：“你也一起吃吧？”
他摆摆手说：“我早吃过了。”
四级干部会结束，去县里开会的干部回来后，生产队开始班子整风，天天开社员大会，会场拉起了横幅：“找差距，揭矛盾，揍锅底”。
“揍锅底”是东北农村独特发明的说法，那意思不仅要来个底朝天，还要把锅底的黑灰弄出来抹一抹。
由于队长是知青王雄涛，知青在会上发言比较平和。但老乡不买账，发起言来话语呛人：
“学大寨的口号，每年都是春天喊得挺好，而一到夏锄，就像老头上山，一步不如一步。冬天总结的一些东西，到大忙之后就忘掉了。”
“咱队领导班子人员不少，上第一线的不多。比如今年夏天，队长一早到场院，把社员指挥走了就行了。领导对生产一线问题不了解，产生了窝工，今年来支援的不少，苞米都是别人扒的，但社员的工分也没少花呀。总之，一线少，看不见，指挥不了。”
“县里领导有小汽车，咱队没小汽车，但有人说，队长西不过衙门沟，北不过头道沟，连路也不会走了。”
“队长有时只能听好话，不能听坏话，拿马列主义电棒照别人，不兴照自己，听不得孬话，谁干的好一点，就说闲话，什么你怎么干也好不了。”
“现在，学大寨别的没学好，评分学好了。我看，咱队上连评分也没学好，领导班子里一到评分就拉不开面子。”
作为生产队一把手王雄涛，甭管老乡提的意见是针对哪个队长，他都听不下去了，气呼呼地在会上什么也不说，情绪十分低落，对即将开始的选举生产队班子已经毫无信心。
开完社员大会，王雄涛看到我，大发牢骚，对那些意见逐条反驳，骂道：“这**生产队，没个搞好，谁搞谁倒霉！”
110、同宿一屋 [本章字数：1552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2 04:44:23.0]
东北农村好像没有赶集的风俗。
下乡这么多年，就没看到过集市贸易，也许是那个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缘故？
但这年年底，瑷珲古城弄来了很多商品，不叫赶集，叫“商品交流会”。
上面领导说，是因为全公社完成了当年人均上交国家一吨粮的任务，作为奖励，决定办这次“商品交流会”。
那天清晨，供销社还没开门，街边就围起了一大群人。
妇女们提着布包，老头儿手插袖口，年轻人挤作一堆打闹，小屁孩们扒着窗朝里瞅。
路上，四下村屯的人还在不断地蜂拥而来，大家招呼着快走，脸上都喜气洋洋的。
供销社门一打开，屋里立即就拥满了人，挤得墩墩的。商店里摆满了货，还新搭了几个柜台，人们费劲地从这个柜台挤到那个柜台。
供销社主任用个大喇叭使劲叫唤：“别挤，别挤！场院里也搭了棚，大家可以去那儿看看！”
人们拥向供销社的场院，只见露天的雪地上，搭上了一排排木板，算作简易的柜台。东西真不少：新式的半导体收音机、凤凰牌自行车、上海平面手表、各种各样的花布、新书、哈尔滨牌香烟、硕大的苹果、皮靴、皮帽……
我特意想来看看有没有白象牌铁锹，这铁锹钢质好、轻薄弹性、再粘的土它也不沾。平时看老乡使得挺逮劲，一直也想自己能有一把这样的好锹。可挤了半天也问了半天，都说这次交流会的商品是生活用品，没有农具，于是只好死心，什么也不买，就凑合着看看热闹罢了。
在人群中碰见了好多来自邻队的知青，认识不认识的，打个招呼点根烟。又见蔡景行买了本《中国地理知识》，说以后学习起来又有一本工具书了；肖明买了辆凤凰牌自行车，说明年下地干活有了方便的“快马”了。昊宇买了好多苹果，把外衣的四个口袋都塞得满满的，说这么大的苹果是今天交流会上最吸引人的东西。
热闹了一整天，我什么也没干。
晚上，我在武装民兵连值班站岗。
肖明跑来紧张兮兮地对我说：“吴茂财屋里睡着个女人！”
在这里要交待一下：在我回队前的两个月，被判了两年刑的汪永德和吴茂财也刑满释放，回到了知青点。
细心的读者一定还会记得，因为他们，我当年也被关了十天笆篱子。
话还是回到吴茂财屋里睡着个女人的事吧。
那年头，知青都已经老大不小，谈个恋爱失控的事时有发生。
我中学同班一个在邻队插队的女同学，，与我们队女知青也熟，都是一个中学来这儿插队的，前一阵流产，就到我们知青点女宿舍住了好长时间，因为我们知青点伙食不错。
说实在的，我不想管这种男女之事。
以前插队干部在时，老孙每晚一到九点，就背着手电筒到知青点来查夜。
他曾对我说过：知青年纪太轻，上海人自己现在不要谈恋爱，更不要让上海人与当地青年谈恋爱，9点钟以后，必须让他们离开异性的宿舍。
但现在知青年龄越来越大，总不能永远不让他们谈恋爱吧？自从1974年8月程岚与邻队知青结婚后，这条禁令已经彻底被废了。
所以我不再想去管这种事。
可是不管呢，也有问题。以后知青点失去这个底线，会不会被弄得乱七八糟？
我们知青点现在有三对谈恋爱的，从来没有人像吴茂财这样，晚上把女的带进屋睡觉。如果不管，万一以后发生这种事，拿什么来说服大家？
我想了想，今夜是我值班，可以不从男女的角度，而从边境治安管理的角度去处理这件事。就叫了一个武装民兵，背着枪去吴茂财的宿舍。
门倒扣着，拍门。
吴茂财用问话来拖延时间，迟迟不肯开门。
使劲拍，拍不开门不罢休。
门最后不得不打开了。
屋里除了那女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男知青。
女的说自己是大五家子的上海知青，自称是吴茂财的恋人，今天来看“商品交流会”，晚了回不去了。
男的则称是吴茂财的朋友，也是上海知青，来自西岗子公社，说是趁“商品交流会”的热闹来会会朋友。
我不管这些，只是依据“边境投宿要报告”和“知青点生活管理规定”两个理由，认定他们这样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睡在一个炕上是不行的。
当然，大五家子离瑷珲古镇25公里，这么晚让那女的回去也不可能。
我让肖明去叫张春芳，安排那女的到知青点女宿舍去睡。
111、大庆招工 [本章字数：1411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1 08:43:19.0]
知青点的母羊下崽了！
早几天，在大队部负责烧炕的老贾看到这只大肚便便的母羊，就说它要分娩了，看知青不会弄，他就把母羊牵回自己家帮着照料。
这天早上，我正在生产队场院分工，老贾一脸高兴地跑来对我说：“下……下了！”
“几只？”我问。
“一……一只！母……母……母的！”老贾讲话本来就结巴，一高兴更结巴了。
我赶紧把工派完，跟老贾去了他家。
母羊已经站起来，小羊刚吃完奶，双膝跪着，不停地抻着腿，也想站起来。
我连谢都没谢一声，脱下棉袄，抱起就走。母羊见我抱走了它的崽子，紧张地跟着我走。
小羊羔身上还有点湿，在清晨零下二十多度的温度下，一条伸出棉袄的小腿冒着热气，一会那小腿上的毛就冻硬了。
我赶紧用棉袄再包包紧，嘴里“咩——咩——”地叫着跟在身后的母羊，快步向知青点食堂走去。
几年来，知青点的羊，从五只剩下了一只，又从一只发展到两只，好在都是母的，还有继续发展的机会。这不，这第三只又是母羊。
知青在边境线上再苦再累，但对今后的生活还是抱着一种希望，大家都对知青点的基本建设、副业收入、生活管理抱着期待。看到我抱了只小羊，身后跟着母羊，都大叫：“小羊生好了！”簇拥着一起来到知青点食堂。
我把小羊放在暧烘烘的火炉边上，一直紧张的母羊，这时才安静下来，用嘴不断地舔着小羊身上的湿毛。
大家高兴地惊叹：“阿呦，老可爱额！老好白相额！”
下午，生产队派我去公社开了一天会，主要是关于大庆招工的事。
名额分配是这样的：
全县共招81名大庆工人，其中分给爱辉公社18名（5个女的），分给爱辉大队2名（都要男的）。
招工对象：
全部从城镇上山下乡在农村劳动两年以上的插队知青中招受，在同等条件下，对已下乡独生子女、对父母子女较多但身边无子女的、对父母在用工单位的予以照顾。
招工注意事项：
政历清楚，思想进步，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现实表现较好，年满17岁到28岁的未婚青年，经过体检，体格健康，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招收的新工人有六个月试行期，试行期内发现隐瞒重大历史、有慢性疾病的予以退回，对走后门冒名顶替的，不管什么时候发现就什么时候退回，哪来退哪。
招工手续：
在大队党支部、革委会领导下，组织贫下中农讨论，知青点评议，征求带队干部意见，填写登记表，要附讨论和评议原始记录。公社党委审查，在1月8日前向县里报到，集中到县里体检。要有预备名额，一备一。
开完会已经是晚上，回知青点食堂吃饭时，我把招工对象条件等跟当队长的王雄涛说了。
王雄涛不顾边上好多知青在，马上大声嚷着：“走！在这儿呆腻了！”
显然，他说的是自己想去。
蔡景行问：“如果没有被批准呢？”那话里意思不是你想走就一定能走的。
王雄涛眼睛一瞪：“有谁能和我别苗头？大队如果不批准的话，我今年队长不当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也就没往下争。
第二天晚上，召开贫下中农会议讨论，因出席对象都不是招工对象，事不关己反应平淡，同意推荐王雄涛。与以往不同的是，一般大家对推荐走的人都会说很多肯定的评价，但那个会上却对王雄涛提了不少意见。
但知青却和“揍锅底”整风时表现出来的平和不同，涉及到离开农村的命运之争，大家都当作一件大事认真对待。
已经到年底，一部分知青回沪探亲去了，剩下18个知青，在评议时，八票同意，十票反对，没通过。
问题摆到了队委会。
王雄涛是队长也是当事人，为了避嫌，没参加会议。
毕竟王雄涛当了一年队长，对生产队还是付出了许多心血，本人想去当个大庆工人这样的愿望也不算高，再说也符合招工对象。队委会最后表决同意推荐他。
112、选举大会 [本章字数：1702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2 12:18:05.0]
生产队一年一度的班子重选开始了。
队里部分老乡本来暗中酝酿让王雄涛落选，现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因为王雄涛要走，招工材料都报到公社去了。
但这些人想结束“知青当政”却并不容易，因为老乡心不齐，而知青很团结，在选举大会上，我被选为队长。
队委成员中，生产队长老吴、车马队长何明英、妇女队长张春芳、会计刘金鹏，也依然是两位老乡两位知青。
但保管员的人选遇到了麻烦。
原来的保管员李胜俊再三提出不想再担任，因为他听说有人在散布他手脚不干净啦，年轻时有过生活作风问题啦等等。
参加生产队整顿班子的工作队提名让老王接任保管员。
老王一年前还是队长，落选后由上海知青王雄涛当了队长，他当了一年的“摇头派”。
如今王雄涛要走，老王来劲了。
选举大会上，对提名老王表示支持的36人，反对的35人，弃权的4人，不同意见之间势均力敌。
会后，知青骨干开会讨论知青点的事务工作，选举蔡景行担任知青点负责人。
会上，大家免不了对保管员的人选议论了一会，结果争论得不可开交。
我谈了自己的看法：
建议王雄涛在没有走之前担任民兵排长，刘金鹏不再兼团支部书记，提名由昊宇作为团支部书记候选人。
这样，在新班子中，队长、妇女队长、会计是上海知青，生产队长、车马队长和保管员是老乡，而队委的另外三个自然成员：贫协主任、民兵排长和团支部书记中还有两名是知青。九名队委上海知青占了5个，已经是主要力量。谁来当保管员都改变不了知青在队委中的主导地位，所以知青不必介入老乡之间的矛盾，不妨投个平均票，尊重大多数老乡的意见即可。
大家同意了我的看法。
而村里南北两头本来意见不统一的社员，也进行了私下里的串联。本来住在北头的社员对南头的李胜俊有意见，现在也倒过来支持李胜俊了。这与其说是对工作队提名的老王不满意，还不如说是对工作队的不满意。
于是，在第二次表决中，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李胜俊被选上了保管员。
但李胜俊对此结果却并不高兴，没说当也没说不当，蔫蔫地什么也不说。
工作队见自己提名的老王没被选上保管员，也很无奈，见到我就说这个生产队的水很深。
工作队为了把所谓很深的水摸清楚，天天召开会议，一脸的严肃，弄得大家很紧张。
除了部分老乡见还是“知青当政”心里憋着劲外，其他老乡也被天天的会议搞得筋疲力尽，出工干活的人很少。生产队的打场任务还没完成，车马也都闲下来了。
第一次召开队委会，我提出首先一件大事就是动员出工，保持正常生产。全公社的打粮差不多都结束了，开始投入到以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中，就我们生产队，黄豆还没打完，劳动力全部被拖在打场上，社员越干越疲沓。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我建议集中两班人马为一班，抓紧中午和下半夜电力充足的时段，连轴转它两宿，攻下这个最后堡垒。
会上我还提出两点：一是科学种田，由王晓晗担任科研组长；二是规划长远，建水泥晒麦场，由云龙负责施工。
我对这两名知青的提名，是想把一些正直的知青团结起来，让他们在队委之外发挥作用，和我一起挑起生产队的重担。
劳力重新组合后，仅仅中午一班就把堆积如山的豆垛消灭了一半。如果顺利，再有一夜就可以拿下打粮。
但就在打场结束的最后一天，出了一个插曲：
今年豆秆不够分，队委会商量决定，按顺时针的顺序，最后一车豆秆应该分到老王家。还剩下几家，由队里用煤到别的生产队串换一些来补足。
但老王下午跑来对我说：“曹士英把最后一车豆秆拉到自己家去了！”
曹士英的家挨在老王家下面，怎么能跳过老王家，把豆秆御到自己家去呢？
我赶到曹士英家，他正准备解绳卸豆秆。
我拦住他：“这最后一车往哪儿分？”
他说：“不知道。”
我问他：“前面那一车轮到谁？你往那儿送的应该知道吧！队委会定下来的顺序，你也应该知道吧！”
他见我问得紧，就说：“这最后一车应该是老王家，但以前他分草时没给我分，我也就不给他分！”
我说：“你们以前那些事我现在不管，但我要告诉你，你这是搞报复，而且是违反了队委会的规定来搞报复，这对吗？”
曹士英楞了一会儿，不想和队委会作对，老老实实地回答：“不对。”
我说：“那么，你把这车豆秆给老王家送去！”
老王以前当队长时尽管有很多错，但如果现在错上加错地来报复，生产队就会陷入复杂的矛盾中。我必须用简单化的办法来处理，那就是一切按规定做。
113、工分之争 [本章字数：132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3 11:27:11.0]
打场结束，队委会开始筹划到西边衙门沟里刨泡子泥的事。
所谓泡子泥，就是苔头甸子里多年沉淀积压的草炭。冬天，把苔头甸子上面的冰层打开，底下黑呼呼的草炭冒着臭烘烘的热气，等于天然的肥料。
那年全县农村在冬季投入了刨泡子泥的改土运动。
我们队在北面沿江有一百多垧沙土地，地力极差，是冬天改土的重点。
组织劳力去西边的衙门沟刨泡子泥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要把西边的泡子泥运到北面的沙土地去，马车的安排就显得十分重要。
会上，我特地问车马队长何明英：“今晚马车和车老板能不能定位，明天出工能不能做到一个也不少？”
他顿了顿，欲说还休，便到底没说出什么，只应了一句：“应该没问题吧。”
第二天一早，我不放心，到场院去，见何明英正在套车，我问他：“怎么样？”
他莫名其妙地给我来了这么一句：“我跟你配合不好!”
我问他：“怎么了？”
他支支吾吾地，又开始说不清楚了。
我说：“这样，先去干活，晚上召开一个车老板会，我听听大家的意见。”
晚上，车老板的会由何明英主持。
他们讨论了一会马车修理和使役上的事后，何明英终于憋不住，把车老板拉泡子泥工分低的事在说了出来。
生产队的工分一年四季是不同的，农忙时最高12分，农闲时最高8分。现在是冬闲的季节，白天也短，刨泡子泥的社员一般用五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个工8分；但从西面到北面因为路远，拉泡子泥的车一天顶多拉三趟，每趟3分，车老板从早到晚要干7个小时，只有9分。虽然每工比正常工要高出1分，但他们觉得还是吃亏了。
何明英说：“人家说干活不为分，我就是为分。没有分你拿什么？去年我稀里马哈干了，掉了好多分，欠了账，那找谁去？”
车老板开始群体发声：“队上就是想卡我们的分！”
“不给分，能调动积极性吗？能出来干活吗？”
“你们知青不像我们拖家带口的，不给分我们拿什么养家？”“跟你们好好说也没用，就得来点硬的！”
人多嘴杂，都容不得我插话。
这时，何明英指着说得最凶的曹士英说：“你别那么说，为啥你不出车不请假？为啥有意见不提，要消极怠工？我有时也有意见，可是从不停车！就算是不合理，我也不能停下集体的生产！”
车老板一听这话，蔫了。
我这才接上话头：“这样吧，你们觉得自己每天要比刨泡子泥的多干两个小时，那是把在家门套车到卸车都算上的。但刨泡子泥的五小时，却没把他们来回路上要走一小时算上，这算法有点问题。”
“那还差一小时呢。”有人嘀咕。
我接着说：“考虑到这一小时的问题，拉一趟3.5分怎么样？”
看大家低头算账后不再吱声，估计能接受这个方案，我补充说：“关于工分的问题，是经队委讨论定下来的，也许会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我今天就是来听意见，看看有没有要改进的。但是要改，也必须经过队委会。我只能把这事在队委会上提出来，无论什么结果，队委会最后定了，大家都要接受。这不是谁硬谁不硬的事，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消极怠工。如果大家都消极怠工，打不出粮食，就是给你一天拿100分也是零！”
第二天一早，趁在队部派活时，队委人员比较齐，我把调整车老板定额工分的事提了出来，几名队委没意见，通过了。
见何明英乐呵呵地套车，我对他说：“这事呀，你也有责任，队委会最初定工分时，你就应该在会上提出来。”
沟通意见，平衡利益，执行程序，团结班子……22岁不到的我要面对这一切，感到队长真不是好当的。
114、以酒对水 [本章字数：1360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5 07:56:32.0]
大雪封地后，老乡像往年一样，家家户户开始轮番杀年猪。
东北的习惯，杀猪那天，把猪下水和猪头什么的全吃了，剩下的好肉就挂在偏房里冻上，留着过年。
不管谁家杀年猪都会请几个要好的知青去。从东家吃到西家，四十多户吃下来，也就快到过年了。
无论到谁家吃杀猪肉，酒当然是不可少的。
那天在二胖家杀年猪，当地青年小牛的坐位在大水缸边，他起了坏心，舀了一茶缸井水与我碰杯。
那时没有酒杯，都是喝茶的搪瓷水杯，少说也有三两酒。
我一口喝完。
奇怪的是平时不爱喝酒的那小子竟然也爽快地一口干了。
有人提醒我：小牛刚才喝的是一茶缸井水。
我来火了，我并不担心自己的酒量，生下来就有10磅半重的我，父亲一直认为我长大后会是个武人，两三岁时，他就用筷子蘸酒给我舔，大了后，父亲只要一喝酒，总要叫我上桌来两盅。酒量是从小就练出来的。
我站起来，拿过酒瓶，给自己和小牛各倒了满满一茶缸，说：“刚才审查不严，算我倒霉，再满上，一人一杯。”
说完，我又仰头喝下。
小牛一看，脸上现出尴尬，但在众人目光之下，他理亏在先，什么也不用说了，只好紧蹙双眉，呲牙咧嘴地把那缸酒喝了。
回去的路上，小牛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就走沟里去了，一路上嘴上喷着胃里没消化的玩意，吐了自己一身。
我倒是酒足饭饱，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上特意去看小牛。
进了他家院子，我就叫：“出工啦！出工啦！”
他爸牛大爷说：“出什么工呀？趴炕上了，一宿没动！”
直到第三天，才看见小牛出来干活，一见面就说：“哎呀，那晚你可把我整惨了。”
这小子从此见到我再也不敢提喝酒的事。
在东北，喝趴下是男人，喝了不趴下更是男人，但要是装熊不喝，那以后就别在台面上说话了，因为没人会把这种人当个男人看。
大队书记郭木森平时有十分良好的作风，有空就下地和社员一起干活，然后会利用休息时间到各个地头溜达，看看庄稼的长势、秋收的进度。
只是平时人们都对他敬而远之，因为害怕他拽着你一本正经地讲大道理，一讲就好长时间，特别枯燥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