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他又来刨泡子泥现场了。
那天，我正在衙门沟顶着西北风刨泡子泥，本来还闹腾的劳动工地，一见到他，以为他又要来说些什么大道理，一下子安静下来。
没想到今天他偏偏什么也没说，拿着铁锹一边帮我干活，一边悄悄地说起了自己的苦恼：
公社社直单位最近不断向大队要人，而且是指名道姓地要，要的都是社直单位干部的子女。老郭觉得应该让社员推荐，不能上面要谁就给谁。结果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
老郭一气之下，说自己不想管这些事了。
我听了无言以对。这年头，社会风气就这样了。不认真，自己良心过不去，认真了，别人跟你过不去，总之是过不去。
不怕别人跟自己过不去，那就顶着；怕呢，就脱离官场，省得同流合污。
但我不敢这么对老郭说，他什么都认真，一旦面子上下不来，反过来又要给我讲大道理。
老郭见我不吱声，问我想什么呢？
我确实在想前些日子打场送粮的一件事：
有一个县里来运粮的司机想到生产队划拉一些草籽。他对老吴队长说：到粮库抛秤时，他就坐在车上不下来；而抛皮时，他就下车。这样，我们交的粮不是就多了他这个100多斤的人了吗？
几个老娘们一听，嘻嘻哈哈地说这个司机挺够意思。
贾大爷站出来说话了：“你这是对付国家呀。哼！还穿一身黄军装呢！”
一下子把那司机弄得一脸臊。
面对老郭的问，我冒出了一句：“现在，也只有几个老农还比较认死理也敢讲话了。”
老郭听了摸不着头脑，走了。
115、雪夜追盗 [本章字数：157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5 08:40:20.0]
夜里，新上任的团支部书记昊宇从大队团总支开会回来，告诉我：会上别的生产队知青对我的回来有些异议，他们关心我两点：一、以后是否还想被推荐去上大学？二、会不会干一阵子就被上级调走？
这早已经是我两年前彻底想通的问题了：一、当我被推荐读中专时，就已经非常清楚自己不会有再一次被推荐上学的机会。二、自从1968年家中被抄，父母被拉走隔离审查后，我所看到的小至居委主任大到政府官员的善变，已经让我对官场不再有什么兴趣。
我对昊宇一笑，说：他们尽管可以放心，我走的路与他们不会有利益之争。
昊宇又问我：你回农村是不是因为不愿意当老师？
我说：老乡从来都不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精明得多：不愿意当老师的更不会愿意去当农民。
我俩正说着话，只听屋外有人喊我：“张春芳叫你！”
我走出宿舍，只见张春芳紧张气喘地对我说：“快去知青点食堂，刚碰上了一个小偷！”
“东西少了没有？”我问。
“东西倒没少，因为小偷想去拿豆油时，被我们发现，逃走了。”
食堂北墙的窗户开着，风钻进来，冷嗖嗖的。
我仔细查看，寻找证据。这天做食堂的王晓晗在一旁有点紧张，对我们说：她跟小偷打了个照面，相隔只有四五步远，看清对方是汪永德，而且指出他没戴帽子。
十五的月亮斜射进食堂，不用打手电筒，屋里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晰，窗台上有一块沾着雪的鞋印。
窗户外的雪地上，也有一溜新的鞋印。冰天雪地的东北，留下了再清楚不过的证据，一看就知道，这是上海产的“青年牌”单皮鞋的印痕。
已经入冬了，老乡和知青穿的都是棉胶鞋或大头鞋，穿单皮鞋的只有一个人：汪永德。白天他休息没出工，来食堂吃饭时，大家就看到汪永德穿着一双单皮鞋。
大家追寻着那鞋印，直奔男知青宿舍去。
推开门，没看到汪永德，但炕上却放着他戴的皮帽。
事情已经很清楚：刚才从窗口进入食堂的是汪永德。
夜已深，我把其他人都支回去睡觉，一个人在汪永德的宿舍等着。
我想看看，他回来时是否没戴帽子？是否穿着那双单皮鞋？
但是，他连油也没偷成，我跟他谈什么呢？
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汪永德母亲的那双泪眼，挥之不去。
汪永德，三年前因与吴茂财等一起砸了西岗子一家供销社而被判刑两年。我回上海探亲时，曾去拜访过他的家。那天刚和他父亲打了个照面，就被他的小弟弟带出家门，绕了整整一圈后，去另一个知青的家里见到了他的母亲。
原来，她母亲怕她男人听到我们提起汪永德，这个细长瘦弱的老实工人在汪永德被公安抓去时，就出过工伤事故。所以，得知我们要去家中，她就自己先来到另一个知青的家里，派小儿子在家等着我们。
一见到我们，她就告诉说，汪永德最近写信回来说自己如何积极上进，向母亲讨要学习材料和报纸。前几天，她又给汪永德寄出了十天的文汇报，她每天叫小儿子上街去买文汇报，集到十天就寄去。
说到这里，她擦去满眼的泪水，看着我们说：“他还会变好的，你们要帮帮他呀，帮他好起来。”
那双母亲伤心无奈却还求助期盼的眼神，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回队后，汪永德也刑满释放了好几个月，平时倒也安分。我也没有歧视他，对他挺好的。前几天看他衣服单薄，我还借了件球衣给他。
没想到他贼心不死，又干上了！
汪永德一会儿回来了，他看见了坐在炕沿的我，也不打招呼，直奔屋角的大水缸，拿起大水勺，舀了大半杯冷水，“咕嘟咕嘟”地仰头喝下。然后，还是不搭理我，自己坐在炕沿上。
我也没着急搭话，仔细看了看他，没戴帽子，稀稀的头发，自从监狱出来，白了好多。砖块般平方的黑脸上留了浓浓的唇须。五短的身材，披着的棉袄，里面穿着我给他的那件褐色球衣，而脚上穿的正是那双“青年牌”单皮鞋。
我问他：“出屋干什么去了？连帽子也不戴？”
他看看我，不吱声。
我说：“你不说也可以，这大雪天已经把你走过的地方告诉了我。”
他急了，喉咙粗了起来：“我去过什么地方啦？我……”
我打断他的话：“今晚在这里已经等了你好长时间了，深更半夜的，不想大嗓子跟你说话，明天早上再跟你谈。”
我走了。
116、哑炮背后 [本章字数：162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6 08:26:09.0]
第二天一早，我到队部派活，看见汪永德蔫不支地也来了。
我对他说：“你带7个人去大庙石场采石。”
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用防备的眼神看着我：“昨天夜里，我真的……”
我打断他：“昨天夜里的事，大家都明白。今天分给你的活儿，整明白了没有？”
他睁大眼睛，十分意外：“什么？你真让我带工干活去？”
“你行不行呀？”我问了一句，再重复一遍这个分工，告诉他带的是哪7个人，连看也不看他，就接着派其它的活去了。
他挠着头，领着人走了。
我不知道给他这样一个尊重，他能不能把握好？
派完活，我也来到大庙采石场。
爱辉要建粮库，花20000元要了我们队的8亩地，作为另外的回报，我们拿到了粮库的基建活，是队里一项创收副业，今天是第一天开工。
五个炮眼已经打好，把炸药填满，一声令下，点上导火线，人都跑出警戒线外，可等了好久，只见冒出一股烟，连屁大的声音都没响。
一大早的，就碰上哑炮，叫人心里窝囊。我说：再试一次！
汪永德带人把炮眼掏净，重新装药、点火，依然只是冒了一股烟。
炸药是保管员李胜俊炒的，他是一位有经验的人，没人怀疑炸药配方上有什么问题。大家都以为炸药受潮了，只要拿回去放在饲养员屋里的炕上温一下就行。
我把炸药摊在炕上后，让老王看着，自己骑车再去工地。谁知还没骑出场院，就听后面大叫大嚷的，饲养员屋子冒烟了。
还好人多，七手八脚地扑打一阵，没烧起来，免去了一场火灾。
老王以前也炒过炸药，悄悄告诉我：“硝氨、锯末、柴油的比例应该是91：7：2，我看了一下这炸药的成色，就知道比例放得不对，柴油和锯末放得太多，这哪能炸响呢。”说完，他“嘿嘿”了两下，带着深意地瞅了我一眼，走了。
难道是保管员存心？
我沉住气不吱声，把工地上的汪永德找来，跟他讲清炸药比例，架起大锅，炒热锯末后，倒入硝氨，搅匀，再加入柴油。
中午，我们将新炒的炸药再次填入炮眼。
那五炮，炮炮像霹雳一样，震得古城上空回响良久。真替我们出气呀！这是知青自己炒的炸药！
下班的途中，我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
李胜俊在今年队委改选中有些异常，先是不想干，后来被选上也一声不吭。事后我了解到，在上海知青王雄涛当了一年生产队长后，以李胜俊为首，部分老乡开始反对知青当家。
尽管后来王雄涛应聘大庆招工，自然退出选举，但新回队的我却被选上队长，依然是知青当家。
对此，李胜俊等人心里并不满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在生产上拿一把也是可能的。但这仅仅是“可能”，第一，我没有证据能证明他在拿把，第二，我也不愿意把别人想得太坏。
不管怎么说，知青当家确实存在不足，我们没有掌握全部的农业生产知识，还需要老乡的扶持。在部分老乡对我们还不理解时，我们不光要真干实干，成为生产的内行，还要心胸宽阔，争取让曾经拿把或旁观的人也能和我们一起为生产队出力。
想当年带着“杂牌军”来黑龙江插队，不也有人因此而不高兴吗？现在，我们知青点不是成了团结的集体了吗？
晚上开社员大会，动员大战今冬明春，搞好改土基建，在布置了生产任务后，我极其平淡地提到了今天的“哑炮”。但一字不提保管员炒炸药的事，只谈自己的工作不仔细，差点引起火灾，并以此为教训，严肃提醒各位认真工作，不要耽误生产和造成集体财产的损失。
这并不是避开矛盾，而是弓在弦上，引而不发。我想先试试矛盾有没有转化的可能，我不想把“哑炮事件”升级为政治斗争。
我不怕别人说我愚钝，连这些矛盾也看不出来。我只怕自己过于敏感，因为这世上好多事都是被精明人干砸的。
不知道是不是昨晚的动员大会起了作用，还是我对“哑炮”一事的态度起了作用，第二天出工刨泡子泥的人比往常多了三四倍。
刚从学校毕业，才十六岁的小丫，一个瘦弱单纯的农村姑娘，本想在家“猫冬”等开春后再到队上干活，今天也顶着寒风去衙门沟刨泡子泥来了。
东北，拿大镐干活是男人的事，可是小丫却扛着大镐来了，她举起来就很费劲，放下去就再也没劲了。有人笑话她：“你刨的像鸡爪蹬出来的一样，又少又碎，这一天挣的工分连碾镐的钱都不够呀！”
小丫倔倔地回答：“刨一点是一点，总比在家猫冬的大老爷们强吧？”
117、过年新招 [本章字数：142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6 20:06:58.0]
下午，公社来了个电话，告诉生产队：县里大庆招工组把王雄涛退回来了，估计是家庭政审没通过。
这对王雄涛是个打击，也给我出了个难题。
工作队提出：既然退回来了，就调他到大队机耕队去，把蔡景行换回来。
我没有表态，我得为他的今后好好想想。
王雄涛本来就想离开生产队，走得远远的，如果到大队机耕队去，他以后就失去了招工的机会。因为招工名额一般都是分到生产队，不会分到大队机耕队去的。
我想为王雄涛保留这样一份机会，既然退回来了，就留在生产队，留在队委会里。
我对工作队说：“可以征求一下他本人意见，我个人觉得他现在当民兵排长留在队委会也挺好，以后还有机会走。”
果然，王雄涛表态哪儿也不去，就留在队里。
还有两天就是大年夜了。
知青点晚上包饺子，一直包到清晨四点才结束。
叫人捉摸不透的是：今年老乡来帮知青点包饺子的人太少了，只有六个人。
而且，按惯例，春节前贫协早早就会安排大年初一知青到老乡家吃饭的事，今年也迟迟不见动静。
小年夜的晚上，知青点召开班子开会，我提出一个话题：
明天大年夜怎么过？请哪些老乡来？
往年大年夜知青点宴会，总要请老乡中的几个队委和贫协委员。
有知青提出：“今年看来贫协不会安排初一知青到老乡家吃饭的事，我们也不要费心了，就请六个来帮包饺子的老乡吧。”
这引起了大家的不同意见。
我说：“即使贫协不安排，大年初一老乡也会自发地把要好的知青请到家里去。这样吧，这个生产队既然是知青当家，就要拿出当家的样子。
春节宴会分两步安排：一、大年夜搞个小宴会，可以只请六个来知青点包饺子的老乡，不再请老乡中的队委和贫协，讲的是礼尚往来。二、年初二搞个大宴会，把凡是在年初一请知青去家里吃饭的老乡都请来，讲的也是礼尚往来。”
知青班子同意我的建议。
散会后，消息传开，其他知青听了也很高兴，云龙说：“以前去社员家过年挺不好意思的。现在谁家请我们，我们也请人家，这才像话！”
没想到，大年夜小宴会刚刚散了十分钟，听说贫协那头就开了会，安排初一请知青吃饭的事，并连夜紧急通知社员谁家请谁。
有知道内情的告诉我：贫协原来早就想开会讨论的，因李胜俊总是推说家里有事，开会的人凑不起来而耽误了。今天见知青这头大年夜只请了6个包饺子的社员，感到不太对劲，于是赶紧落实。
年初一一早，我得知被分到杜义田家去过年。
杜义田，以前在一打三反中被工作组撸了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之后与贫协一帮老农长期不和。贫协把我分到他家去过年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太清楚。
是让我去做团结工作？是提醒我不要与他一样的结果？
不管了，我一大早先写了一幅对联，贴在杜义田的家门口：“红旗飘飘干劲高，征途万里奋今朝，春来早”。
吃饭还早，我就先去给队里的老农拜年。
东北人过年很讲究，一进屋要一鞠躬，说声“新年好！”
一家家走过来，家家都喜气洋洋，格外客气。
在保管员李胜俊家，他给我倒了一杯糖水。
我说：“一早拜年，听大家说昨夜大年三十挺稳当，一点风也没有，连狗也不叫，这是个好年头的预兆，是不是？”
李胜俊说：“是呀，今天初一，早晨也是风和日静，直到日上竿头，才起了点风，好年头呀！”
我问：“这说法有准吗？”
李胜俊答：“准！多少年的经验了。”
我说：“前些天查了一下康熙字典，古人说的‘人定胜天’和我们现在说的意思可不一样。古人说的‘人定’是指社会安定，强调‘人定’要胜过‘天时’，不是现在所说的人一定能战胜老天。”
李胜俊疑惑地看着我，呵呵地笑了两声。
我说：“所以说，年头好也罢，年头不好也罢，大家心齐了就好。”
他终于听懂了我的意思，慢慢地吐出一个字：“难。”
118、醉闹秧歌 [本章字数：175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7 13:41:44.0]
年初二的晚上，是我们下乡后由知青点办的最大一次宴会。
所有请知青到家里过初一的老乡都被我们请来参加晚宴。隔壁三队的知青点没人张罗过年，干脆也一起被我们请来凑热闹，反正请三十个是请，请五十个也是请。
人太多，宴会放在了大队部会议室，这儿离知青点食堂很近。
所有知青一起忙乎起来，刘金鹏在会议室的黑板报上画了一幅红梅映雪图，再写上四个大字：“欢度春节”；蔡景行有点小想法，在黑板的两旁写上了对联：“每逢佳节倍思亲，乡亲知青心相映”。
酒过三巡，气氛热烈了起来，有人唱起了歌。
我不会唱歌，在大家啦啦声中，念了一首打油诗：“北上路八千，插队已五年，难得乡亲多呵护，从此同舟向前。”
知青拉老乡来对诗，杜义田算是个文化人，初一那天我在他家喝酒，喝得挺高兴。他笑嘻嘻爽快地站起来：“桌上酒菜分外香，知青寄情意味长，团结奋战七五年，要叫粮食上大纲。”
老乡又大叫：“全体知青来一个！”那意思是叫我们唱歌。
“我来指挥！”王雄涛激动地站到了凳子上，扬起手臂，知青合唱的歌声荡漾着，传染了每一个人。
宴会进入高潮，酒拼得更厉害了。
为了今天的菜，已经忙了一个通宵再加一个白天的云龙，把最后的菜端上来后，也醉了。
原来这小子竟然边掌勺边喝着酒，他穿着大围裙，此时只会咧着嘴笑：“这个宴会热闹，有味道，让人乐不思蜀，不想家了。”
不知他是在夸宴会把老乡都请来了，还是在夸他自己的烹调手艺。
再好的宴席也有散的时候，在门口，老乡拉着知青的手，还在叙情。
雪地里，扭秧歌的队伍已经从四乡八邻赶来。
王雄涛听见秧歌队吹响的锁呐声，看到雪地里走来打着灯笼的长龙，来劲了，从秧歌队里拽过一只灯笼，硬拉住我一起扭。
他有点醉了。
大庆招工没去成，他想醉，而他真的就醉了。
他没有踩着秧歌的锁呐节奏，自顾自地扭着，还死命地抓住我：“快扭呀，你看，农村太有味道了，真开心呀！”
他摔倒了，滚了一身雪，爬起来继续扭。
刘金鹏要拉他回去，他推开，对我说：“我们两个永远在一起，扭起来呀！”
我理解他因为一连串的不顺需要发泄。我对他说：“你不要倒下去！”他说：“我靠着你，我没有倒下去！”
我随着他也一起扭了起来。
东北过年历来就有扭秧歌的传统，但我从来没加入过。在黑河师范时，记得学校有一次组织同学去街里扭秧歌，一早大家就忙开了：折树枝、剪纸、扎灯……我先扎了一个圆灯笼，不行，太一般，扔了；又用五根树枝扎了一个长着红缨穗、半腰上挂着四只大耳朵、很长很长的灯笼，这才觉得有点意思。
晚上，在人们一阵哗笑中，我拿着它走进秧歌队。我不会扭，只是跟在秧歌队的后面走，但这只怪模怪样的灯笼却吸引了很多人。
怀抱小孩的妇女拍着还不懂事的孩子叫着：“快看，快看呀！”
六七岁的小孩跟着我，叫道：“嗨！大苞米！大苞米！”
有人高兴地叫着：“唷！格只灯笼瞎嗲！”一口沪语，一听就知道是上海知青。
今天，在王雄涛的拽拉下，我扭着笨拙的步子，随秧歌队的长龙，进了边防站的大院。秧歌队在这里头尾相衔，转成了一个大圈。
跟在后面的我们，看见了秧歌队的头：一个女的披着花花绿绿的床单，两个男的画了假胡子，戴着瓜皮帽和马褂长袍。
刘金鹏对王雄涛说：“你看，这算什么东西？不扭了，回去！”
王雄涛醉得什么也看不清，强睁眼看了看，把手中的灯笼对着穿马褂长袍的扔了过去：“呸！”他唾了一口。
我趁势说：“去他的，回家！”推开人群，和刘金鹏一起，把王雄涛搀扶着走了。
回到知青点，王雄涛吐了。
蔡景行早就醉了，宴会一散就回屋躺在了炕上，见我们回来，嘴里喃喃地叫着：“啊！知青，前进的动力，祖国的未来！”
年初三，开了一天队委会。
刚散会，大队郭书记就来找我，谈初二晚上我们大闹秧歌队的事。
他开口就说：“真是胡闹，喝醉了酒，跑到大街上耍酒疯去了！”
“秧歌队里有男扮女装，我们看不惯……”我想找个理由。
他打断我的话：“什么看不惯？越说越复杂，不就是老乡披了被单扭秧歌嘛？说你们喝醉酒的事就行了！”
我不再吱声。
“是不是你带头的？”他追问。
“是。”我不想牵扯到其他人。
“那晚喝了多少酒？”他还问。
“不知道，准备了30瓶白酒，反正全喝完了。”我回答。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喝多了又是什么？”郭书记很认真地生气了。
我知道，他在明示我，喝醉酒，这是最好的解释。东北这地方，喝趴下了闹酒疯，没人会计较你。
“是喝醉了。”我承认。
郭书记就醉的错误讲了半天大道理后，让我走了。
119、四号病 [本章字数：143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8 17:05:32.0]
宋集屯水库一年一度的维护工程又开始了。今年给我们队的任务是采石修渠。
队委会决定，以知青为主力，由我带队去18公里外的水库采石修建水库，由吴队长在队里组织车马往地里送粪备耕。
正好，我上任后，对仓库物资和往来账目的摸底清理也全部结束，当晚开了一个社员大会。
我把生产队的地块面积、仓库里的种粮储备粮、账面上的流动资金、场院里的大型机械、马圈猪圈里的马牛猪……通统向社员作了一次交底。
我希望大家能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集体，有收益大家分享，有困难大家出力。并对春耕之前的水库和送粪两大活进行了人员安排和动员。
第二天，我带着一批年轻人去宋集屯水库，住在一户当地的老乡家里。
晚饭后，赶了一天路的我们东倒西歪地躺下休息。
房东端来热乎乎的一大盘饺子，把我们给整懵了：怎么这样客气？让我们显得十分不好意思，推让好久，房东说：“今儿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按我们这儿规矩，吃了这顿饺子，年就过去啦！”我们这才不再推让。
吃着饺子，想着上海的亲人、知青点的战友，心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早上起来，我们来到采石场。
这是一片蒿草丛生、树密雪厚的山坡，已经有其它队的民工先期来到这里，各自占了一片，在那里丁丁当当地打炮眼，轰隆轰隆地炸石头。只见巨大的山坡上锤起锤落，硝烟弥漫，碎石乱飞，车来人往，穿梭不停。
采下的石头是按立方米来计算的，任务完成就可以撤退。
第三天，队里派人来告诉我：边境一条线上的马匹得了四号传染病，死了好多马，我们队里也死了一匹。有人猜测是对岸老毛子的马过境后把疫情传过来的。
再以后，坏消息不断传来，第二匹、第三匹……一共28匹耕马，这样死下去怎么行？
马匹运输成了备耕的决定性矛盾，我心急火燎地返回生产队。
老吴一见到我，摇头叹气，说自己伤心得已经连饭也吃不下去了。
晚上，开队委会，重新调整车马，力争解决向地里送粪的运输问题。
谁知第二天一早，队里又死了一匹马。
公社兽医站提出：沿江大队全部马匹都必须停止干活，封闭马厩，防止传染。
往地里送粪的活全部停下了。
死马要拉出去深埋，场院里社员三五成群，议论纷纷。
竟然还有人哈哈大笑：“没活干了，待着吧。”还有人说：“这下生产队可完了，种水稻时拉水耙没马，更有好看的了。”“这**生产队，没个搞好！”
我陷入了极度困境。
晚上，召开社员大会。
我把马匹死亡和送粪停止的困难向大家摊牌，特别指出：在目前的困境中，消极悲观是没有出路的，幸灾乐祸更令人不能容忍，这不是在看队长的好戏，而是在全体社员伤痛的心上撒盐。
会场鸦雀无声，空气像凝固一般。
有人在下面叫道：“马不行，用人拉！”
会场嗡地一声，低低的议论像闷雷滚滚，延续了几秒，有人打破低沉的议论，大声呼应：“用人拉！”
更多的声音炸雷般响起：“用人拉！”
没有更多的语言解释，大家都知道将去干什么了。
冬天的雪还没化。
第二天一大早，爱辉古城的南北道上，前进着一批年轻人，他们一人牵一个自己连夜打出的雪爬犁上工了！
刨粪的工地上，有人把一块特大的粪矗在地头，用雪抹上了“大干”两个字，洁白的，老远就能看见。
从粪堆工地到大田地里，只见雪爬犁川流不息。更有五六个人拉着一个大爬犁“哗哗”地趟过大街，吸引了所有的过路人，看得直吐舌头。偶尔有卡车路过，也闪在一边，让我们的拉粪爬犁先过。
一天干下来，算了一笔账：三十多个人，抵上六七辆马车，送出了平时一天五分之四的粪，虽然少了一点，但备耕没有停下，尤其是人心齐精神爽，消极悲观之氛围一扫而光。
昨天还在骂骂咧咧“这**生产队，没个搞好”的人，也加入了拉粪的队伍，脸上流淌着汗水，显得特别卖力。
120、惊马狂奔 [本章字数：1640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30 00:58:28.0]
人拉爬犁送粪的事，传到了县里和地区。
地区农林办的张宝民特地到生产队来看我，得知我们生产队位于瑷珲古城，是公社所在地，土地分在西边和北边两片，相隔很远，人力马匹每天奔波在路上的时间要超过别的生产队一半以上，他不停地叹息：有台手扶就好了！有台手扶就好了！
在大队机耕队的蔡景行听了说：有手扶，我就回队里干！
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的心情依然沉重。
“四号病”来得快去得也快。
十天时间，队里死了6匹马，疫情总算过去，公社兽医站同意给马匹解禁。
生产队的备耕生产重新进入正常。
算起来，我们一共拉了七天雪爬犁，一天也没耽误备耕生产。
马匹解禁的第一天，车老板都套着马上地拉粪去了。在马厩里禁闭了十天，终于能放开四蹄出来溜达，马儿也显得十分兴奋。
看到马厩里有一匹老马和瞎马，我也驾上它们，赶着马车往地里送粪。
空车回来的路上碰到一帮队里的家庭妇女，嘻嘻哈哈地背着捡来的黄豆上了车，说是让我捎带她们回家。
好不容易捱过人拉爬犁的紧张日子，这些家庭妇女闲了下来，相约一起到地里捡收割时落下的黄豆。这不是队里派的工，而是她们自己捡回家去的。
在车上，她们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看到我一本正经赶车的样子，跟我开起玩笑来：“看着眼热了吗？哈哈哈！”
我不屑地问：“就眼热你们这点黄豆？”
她们只顾从自己的心理来猜度我：“眼热的话，就赶紧讨一个老婆吧，到时候也能整整小日子。”
我没理睬她们，对马吆喝了几声“驾！”
马儿跑起来了，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颠得这帮老娘们一个个大呼小叫。
路过大庙采石场时，突然“咚”的一声炮响，马儿惊得撩开四蹄，猛地向前窜去。“咚！咚！”又连着两炮，马儿拚命顺大道狂奔。
那帮家庭妇女惊叫着，捡来的黄豆散落一路。
我紧拽缰绳，站在车上大声吆喝：“吁――！”可是马儿根本不听，“得得”的乱蹄声揪人心肠。
飞奔的马车进街了！左前方有一堆柴禾，我急忙喊“约！”毫无作用，外套是个瞎马，撞上了柴禾，只见它踉跄了几步，就摔倒在地上，辕马还是一直向前，拖了有七八米才停下。
我下车一看：瞎马尾巴磨去了好几缕，风一吹飘了满地；左后蹄闪了一下，走道有点瘸；右后腿磨去了铜钱大小一块皮，滴着血。辕马没事，但鞍子摔坏了，后鞦断了一条连皮，肚带头上的皮也丢了。
那帮娘们一个个连滚带爬地从车上下来，一边叫着“吓死我了！”一边还不忘回过头顺道去捡她们以为别人都会眼热的黄豆。
我整理好马车，重新套上辕马，牵着瞎马回队部。
生产队送粪备耕步入常态，我又不放心水库的采石任务了，他们连续在山里干了近半个月，情况到底如何？
我返回宋集屯采石工地，出乎意料的是，知青听说了队里用人拉爬犁送粪的事后，也给自己鼓劲大干，每天的采石量在整个采石场里名列前茅，采下的石头堆满了现场，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晚上，我开了一个会，告诉大家，已经到三月底，小麦播种开始了，水稻地也要刨埂，劳力要逐步向春耕倾斜。因此，主要人员从采石场撤回生产队，剩下几个，一边做好收尾工作，一边等待大队拖车上来运石料，运完石料也全部回撤。
第二天上午，我和回撤的人来到西岗子车站，打算坐长途车回队。
可是车站突然加强了对边境居民证的检查。我们出来干活的，没有带那东西，以前只要说一声就放行上车了，可今天怎么说也不行。
没办法，为能早一点回到队里，我想走回去。和其他人一商量，他们出来了半个月，也都归心似箭。于是大家放下行李，留一个人等待马车来接，其余步行三十多里地，赶回队上。
一路上，轻松悠闲，毕竟肩上没有重担，还迎着阳光和春风，大家唱着歌。
路上的残雪在升起的太阳下慢慢融化，大片的麦田已经被拖拉机耙得平平整整。
东北早春三月底，10多公分的土壤表层刚刚解冻，下层还是冻土时，拖拉机就开始顶凌播种小麦。小麦种在冰上是不会死的，而小麦的收获季节却是在伏期火热的高温天气，所以人们称小麦是“种在冰上，死在火上”。
北国早春的景色和即将播撒的希望，让我忘却了来回奔波的烦恼。
当队长已经两个多月了，从“哑炮”到“四号病”，一连串的事，虽然我不觉疲倦，倒也感到十分吃力，我给自己鼓劲：加油，决不倒下！
121、公开回应 [本章字数：1789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1 09:13:55.0]
带着水库大部队回队的当天晚上，听说牛大爷母亲生病了，我和蔡景行一起去探望。
一进屋，见牛大爷的母亲在炕上躺着，并无大碍，见我们还打了个招呼。
牛大爷坐在炕尾，抱着家中那条大黄狗。我很少见老乡在家中抱着狗的，问他：“这狗怎么了？”
牛大爷说：“它倒是没什么，但有人说我妈病了，是这条大黄狗每天晚上叫的原因，要我赶紧把这狗杀了，否则会要人命的，我才不信这套呢！”
他摸着大黄狗的头，向我一一摆乎这狗的优点：它不馋，从不吃小鸭小鸡，连队上杀猪时搁在一边的猪肉也从来不碰。还机灵，能逮黄鼠狼，去年冬天，和老贾家的狗一起，把一只黄鼠狼撕成了两半。
说着说着，他眯起眼笑了，一脸的怜爱。
他母亲也笑了：“人老了病多，这关狗什么事呀！”她换了一个话题，对我说：“你当队长呀，要哄着点社员，甭让别人说你有偏心。”
我问：“说我偏心谁？”
牛大爷抢过话头：“那还用问，说你偏心知青呗。”
我笑了对他说：“我看你还偏心知青呢。”
牛大爷：“知青大老远从上海来咱这穷地方，爹妈又不在身边，多可怜，咱尽点力帮着点也应该呀。”
刚下乡时，我们才十六七岁，被老乡关心了四五年。现在我们已经20出头，当了队长、队委，生产队的电磨房、豆腐房、喂猪、喂马这四大后勤也都有上海知青，在这个生产队当了一大半的家，角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在牛大爷的眼里，我们还是当年刚下乡时应该呵护的孩子。
其实，现在应该是我们来关心老乡的时候了。
出门，蔡景行对我说：“连不出门的老太太都听到说你偏心知青的话了，这是有人故意四处放风，你要警惕了。”
我陷入沉思。
这个生产队位于古镇中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然屯。社员来自镇上各种人员，没有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与固定的宗族关系。自合作社以来的二十多年，各种矛盾不断变化，年年都要换队长。
正是在这些矛盾的缝隙中，知青才成了生产队的中坚力量。
在王雄涛当了一年队长后，部分人沿袭年年换队长的习惯，不再想让知青当队长，选举前就鼓动：“知青啥都不懂，还是当地户当队长好。”
我被选上队长后，让这些人感到有点失落，“哑炮”、“过年安排拖延”、“四号病有人乐”等等的发生，都与此有关。
眼看我们一步步度过难关，有些人憋得忍不住了，他们不敢当面，但却在背后放风：知青当队长就是偏心知青。
这些现象当然值得注意，在日常用工派活时，一个不小心，就会产生老乡与知青的矛盾，直接影响到春耕生产。
当然，也没必要紧张过度，我始终认为充其量这只不过是部分人一种狭隘心理的反映，对此，我可以采取慎重对待、只干不说、促进团结的方式，将矛盾平息在萌芽状态，但也必须公开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把复杂的问题透明化、简单化。
春耕动员，我在社员大会上安排好各路人马后，针对有人讲我“偏心知青”作了阐明：
“凡是当队长的都有‘偏心’，不‘偏心’就不能当队长。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偏心’是什么？在我的眼里，没有帮和派，只有公与私，谁维护集体利益，我就‘偏心’谁。也没有亲和疏，只有新与旧，谁能创新取得成果，我就‘偏心’谁。
当然，我也有失误的时候，欢迎各位当面指出，衡量我是不是‘偏心’的标准，是拿事情说话，就说这个事该不该‘偏心’？我认事不认人，至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是谁，是老乡还是知青，都不是我‘偏心’的理由。”
我见大家一时发楞，问大家：“天天出工不搞帮派的、爱护财产不贪小利的、科研创新不耍尖使滑的，队长不‘偏心’他们，那不成了傻瓜队长了？”
有人发出了笑声。
我接着很严肃地说：“在我当队长之前的遗留矛盾，本人概不负责。像以前什么抓‘修特’、一打三反等等，历史上都已经有了结论，不要拿这些历史来跟我讲现在的事。还有什么新人、老人，南头、北头……之类的，我不认这些，我只认贫协、团支部、妇联、民兵排、知青点，各管一摊，各司其职。做事要有监督，办事要讲公道，大家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出来。”
社员鼓起了掌。
去县城取最新的良种，完事后到江边逛逛，正好碰到几个分在农村教书的师范同学，他们来县城开会。他们述说现在每天下班后，冷清得很，十分怀念学校的生活。
是呀，在这江水欢畅奔腾时，我和许多同学还一块儿激流拍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今，四下分散，各奔自己的前途和生活了。真是“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面对冰封数尺的江面，他们心中不免有点凄凉。有同学问我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我说：“自从回到生产队后，忙得脚打后脑勺，也无暇回忆以前的师范生活，毕竟我还生活在知青集体中，倒也过得热热闹闹。”
122、杞人忧天 [本章字数：185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1 23:55:15.0]
水库采石场留守的知青完成任务后，于今天下午全部撤回。
看到他们满身是土，脸被风吹得黑黑的，却露出回家的兴奋，真想赞扬他们几句，可话到嘴边时，却成了一句亲昵的戏谑：“孩子们！都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儿子！”他们也这样笑答。
这就算打过招呼了，省了好多废话和令人感到酸溜溜的客套。
我拿起水桶和扁担，给他们挑点水，让他们好好洗去一路的风尘！
也许是我在社员大会上关于“偏心”的解释起了作用？
李胜俊带着三辆马车去黑河拉豆饼，上午去的，下午下起了大雨。
我以为他们怎么也要在黑河耽误一天了，没想到镇上有乘长途车回来的人对我说：“你们队里拉豆饼的马车冒着大雨往回赶呢！”
我心里不由震了一下，这路上六十多里地冒雨而归，那还不浑身淋透了？毕竟李胜俊是五十多岁的人，这么冷的天太遭罪了！
我拖了车马队长何国明说：“走，上场院迎他们去！”
等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到了。
我上前拍拍李胜俊的棉袄，溅了一巴掌的水，拉开他的内衣一看，也都湿了。我让所有赶车回来的车老板都赶紧回家，车由我们来卸。李胜俊和一帮车老板都冻得直哆嗦，说不出话来，把手中的缰绳递给我们，颤颤巍巍地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