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完车已是晚上七点，我回知青食堂吃饭。
食堂里只剩下一碗饭和两盆菜，但做饭的伙食员还没吃，跟我客气了半天。我什么也不说，拿了两只冷馒头走了。
一个人，舀了碗水缸里的冷水，就着两只冷馒头，一边慢慢地吃，一边看今天刚到的家信。来信说，毛主席最近有这样一句话：“时近黄昏，风紧云重，燕子在低飞，地球在害病。”
这是什么意思？想了半天没搞懂。
早上起来，忘了昨晚没搞懂的问题，大家一起走在上工的路上，春风轻拂，笑语飘洒。
并排和我走在一起的云龙问我：“早上你听广播了吗？董必武逝世了。”
我突然对那句“时近黄昏，风紧云重，燕子在低飞，地球在害病”有了一点感悟：根据宇宙自然法则，老一辈革命家将会越来越少，万一在他们走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而这一切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
我把这个想法同云龙一聊，云龙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倒是勤勤恳恳在最艰苦的农村为革命理想而奋斗，但一旦地球都害病了，不是把我们给坑了吗？”
我也叹口气：“既然毛主席都说‘地球在害病’了，那我们这代人也许会经历一场世事大变。谁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也许我们是杞人忧天。”
云龙把扛着的铁锹换了个肩，问我：“还记得九年之前，我们混在中学生里去串联的事吗？”
怎么不记得，那是1966年冬，我们还是小学六年级，看人家中学生长征步行走出上海游山玩水，心中十分羡慕。我和云龙、蔡景行等七人也背起行李，自己做了一面“长征串联”的红旗，穿过上海，混在中学生步行串联的队伍里，走到苏州，再乘船去杭州，游玩了“天堂美景”。
云龙说：“那时谁也没想到，我们后来竟然会一起到这么远的地方插队，同饮一井水，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所以，今后的事现在也是无法预知的。”
是啊，面对历史变化，我无法选择，但作为个人，却应该有自己的做人定位。
在经历了家庭巨变和农村生活后，我早已不再有年轻人咤叱风云的狂傲，但还想努力修善自己的人格，做一个洁身自好的人。
我知道无论自己站在哪一种人群中，略瘦的、不高不矮的外形都是最不起眼的，但我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精彩。我算过这笔账：一辈子过好了也不过才三万来个日夜，唯一能延长生命的方法，就是把夜里的一半当白天过。干什么？看书。所以无论是父母被打倒还是插队到农村，熬夜渐渐成了我的一种嗜好。小小年纪时，脸上就有了皱纹，在同龄人中，一向被称为“少年老成”。不过，我对自己说，我用熬夜的方法，比同龄人多“活”了几年。
除了我这张最普通的黄种人脸和最普通的身高外，要说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大概就是额上三横、眉间两竖、鼻旁两撇共七道深沟了。童年时，爱对天遐想，抬眉竖看，硬看出来额上三横；少年时，避不开人间不平，想不通只好皱眉横看，看出了眉间两道竖；成年后，玩世不恭，嘲弄笑看四周，看出了鼻沟两条撇。这也算是“阅尽人间春色”了吧。
黄种人的眼睑都有点肿。说这话，我并没有拿同类的共性来掩盖自己缺点的意思。我的眼袋要比我的同年人更加松弛，它里面的眼球布满血丝。这是熬夜在外表上对我的报复；但闪烁的目光却也比较敏锐，这便是熬夜在暗地里给我的回报。
假如同我一起干过活，还会发觉我有一双宽厚的手和宽厚的脚。在爆发性的、短距离的运动中，它们显得不那么灵活，甚至有些笨拙；就像我整个人一样，在平静的氛围下，我常常是个庸人。但我知道，我的双手和双脚是极有耐力和后劲的，在长距离运动的后半段、在无论怎样的世事变动中，我相信自己依然会有支撑的耐力和向前的后劲。
123、评分交锋 [本章字数：1391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8 22:20:02.0]
队里有五辆牛车，与胶轮的大马车不同，那轮子是铁条箍的木轮，老乡称之为花轱辘车，用牛拉的，你说能快吗？
所以，赶花轱辘车的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头，是生产队里的二线活。
平时这些赶牛车的老头由贫协主任带着，倒也不用我担心。
可是有社员反映，赶牛车的一天要挣一个半工，15分，比上大田干活的青壮年还多，这不合理。
开队委会时，我把问题在会上摆了出来。
贫协主任刘承新马上追问：“提意见的都是谁？”
我避开是谁这个问题，说：“不管是谁，我们就事论事。赶牛车的要比下大田的壮劳力多半天工分，会不会影响一线生产的积极性？”
队委会其他成员碍着贫协主任的面，沉默。
老吴打圆场：“那就13分吧。”
我说：“还是多了一些。”
刘承新看着我说：“多什么？我们要比大田的人晚下班一个小时呢！”
几个知青队委忍不住了，笑着说：“那是牛车走得太慢，就算晚一个小时，12分也到顶了。”
刘承新不高兴了，把手一挥说：“那也不是你们说了算！”
我说：“这样吧，晚上正好要开社员评工分会，就放到社员会上讨论，由大伙一起来决定吧。”
晚上，社员一听说讨论牛车工分，几乎异口同声喊：“10分！”
现在已经进入春忙，在大田干卯子工的最高分是12分，二线活给10分是正常的。
我问几个赶牛车的老头同不同意？他们支支吾吾地说：“大伙说了算。”
刘承新显然不满意，脸都挂了下来，但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抽着自己卷的大喇叭烟，什么也不说。
接下来进入每季度一次的工分评比。
评工分是最令人挠头的事，本来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评不好就会结下梁子，见了面像仇人一样。
现在是四月份，评的是一季度的工分，整个评比很不顺利，一直评到半夜。
主要是因为大家对身强体壮的王加顺和李树田两个人有意见，他们一冬天大部分时间没出来干活，就像小丫说的，是“在家里猫冬的大老爷们”。见自己被评了二等工，他们面子上下不来，不服气地争起来。
见他们争了好半天，知青李国明和王晓晗站起来说，自己被评上一等工太高了，主动提出降为二等。
这一下会场鸦雀无声。
国明自从上海回来后，就像变了个人，大田干活从不叫苦叫累，打场时经常加班加点，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所以被评上了一等工。
王晓晗是女知青，负责科研，但一冬天都在一线刨粪没歇过一天，备耕时又起早贪黑测量土质，再根据种粮品种，制作了不同地块的施肥表格，使今年购买化肥针对性强，生产队资金用在了刀口上，获得了大家的肯定，在队里是少有的几个被破例评上一等工的女知青。
大家没同意他们自愿降等的请求，而是拿这两人与争工分的人比了起来。那两个大男人自觉没趣，坐在那里再也不发一声。
本来，生产队一把手这活就不太好干，现在，为评工分的事，我又把自己顶在了风口浪尖。当然，我并不害怕，无论我得罪了什么人，只要我自身过硬就行。
我提醒自己将来不要因为开会多了，处理事务多了，第一线劳动就少了，与社员接触也少了。
第一线劳动少了，以后就干不动了。一上大田就老拉在社员后面，社员会看不起你，你想要让社员干活，社员就会拿白眼看你。
与社员接触少了，就会无形造成一堵墙，隔着墙，你听不见看不见，就像瞎子聋子一样，走不动路拉不开架子，最后要么堕入到命令主义，要么堕入到优柔寡断，没有人会帮你。
对知青当队长的我来说，本身还有一个先天弱点：缺少农业技术，缺少生产经验，如果再“两多两少”，那就更没有后劲。
我不想到年底又成为一个被换下的队长，我希望从我开始，这个生产队能有一个连任下去的队长。
124、猪崽抓阄 [本章字数：153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3 14:00:13.0]
春天来了，按惯例，队里要分猪崽。
生产队养了五头老母猪，一冬天下了六十多口猪崽。生产队有四十五户人家，有社员想要两口猪崽，不够分怎么办？
一早，我与老吴正在队部屋里商量这事，等在外面的社员等不及了，大声喧哗起来。
我出屋对大家说：“开会吧，宣布几条规则。”
王加顺挺有主张地说：“开什么会，抓就得了！”说罢他带头跨进猪圈，其他人也一哄而入。
只听一片猪嚎，王加顺已经美滋滋地拎着个肥猪崽的腿从猪圈出来了，还有人正睁大眼猫着腰在猪圈里四处乱摸，专找身材长个头大的。
我喝道：“放下！一只也不准抓！”
王加顺把猪崽腿攥在手里，冷眼看着我，舍不得放下。小猪崽在他手中乱蹬乱踢，甩出的粪便溅到了他的衣襟和脸上，弄得像个鬼一样。
我忍不住骂道：“你一冬天干活不出力，分猪崽倒来劲啦！大伙看看，这家伙像不像土匪强盗？”
大家哈哈大笑，猫在猪圈里的人在笑声中也不好意思地又钻了出来。
王加顺在大家的嘻笑中讪讪地把猪崽放回了猪圈。
老吴从屋里出来，一声不吭。分猪崽他也有份，所以想避嫌。
我是知青，知青点不参与分猪崽，与社员没有利益之争，没人能说我什么。
我说：“宣布一个规则，每个猪崽都会贴上号码，大家抓阄，抓着哪个就是哪个。这世界上，有时候没什么理由好说，抓阄就是最公平的。”
抓阄的事，由老吴队长和昊宇负责，完事后到会计刘金鹏那儿报个账就行了，我去县里开春耕现场会。
县里的春耕现场会开了两天。会刚散，我正想回生产队，县知青办找到我，通知我去省里开一个知青座谈会。我不想去，找了个理由：春耕现场会上，公社又多给我们生产队2000斤稻籽，水稻面积要扩大，涉及到地块调整，这一点都不能耽误。
地区知青办得知后，决定晚上用小车把我送回去安排生产，第二天一早再来车，直接把我从生产队送到北安，上去哈尔滨的火车。
我想了想，找不出拒绝的理由了，只好答应。
晚上回队后，我先问了水稻技术员刘金鹏关于扩大面积有哪些难题；又问搞科研的王晓晗，哪些地的土质适合扩种水田；然后上老吴家商量地块调整、人力马匹的安排，决定明天一早开队委会落实；最后又去马厩看了看马，同饲养员聊了一会可使用的马匹情况。
回到宿舍躺下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下乡五年多，探亲时只是路过省城哈尔滨，从来没出火车站到市里逛过。但这次我并不是因为可以进省城而睡不着，我是想起了一位知青战友：邵子昂。
他去哈尔滨读大学已经第三年了，工农兵学员的学制是三年，今年夏天就应该毕业了，我想去看看他。
到哈尔滨的第一天晚上，我联系了邵子昂。
邵子昂得知第二天下午我有一个会议的空闲时间，他也正好没课，就来到我住的北方大厦。
邵子昂还是那样子，见我就问：“爱辉现在好吗？黑龙江淌冰排了吧？”
我说：“黑龙江今年春来早，冰排早淌了，我们队的小麦也播完了。”
邵子昂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主席最近有这样一首诗：‘父母忠诚为国仇，何曾怕断头？而今天下红遍，江山谁守？虽未死，鬓已秋，身躯倦，你我儿女，忍将夙愿付东流？’”
吟罢，邵子昂感慨万分。
他到底要比我大五岁，对政治很敏感也很关心。
我却似乎已经麻木了，脑子里只有春耕、粮食、种子、化肥，还有知青点的伙食……我想起前些日子和云龙谈起主席那句“地球在害病”时的感叹，我认定年轻人咤叱风云的狂傲已与我渐行渐远，我只想努力做一些平凡实在的事。
所以我不以为然地对邵子昂说：“那诗中的‘你我儿女’可能并不包括你我这样的知青吧？主要还是指开国元勋的下一代。”
邵子昂很认真，他说：“应该是泛指年轻一代，是指共和国的同龄人，怎么能不包括我们呢？”
我不再作评论，但告诉他一件事：“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虽然出身工人家庭，但却很有想法，他琢磨了很久，写了一篇《中国当代各阶级分析》的长文，寄给高层领导机关。结果，他被隔离审查了。”
邵子昂听后，良久不语。
125、洗衣缝被 [本章字数：1600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4 17:48:53.0]
在哈尔滨开了三天的知青座谈会，又去参观了好几个兵团和知青农场。
说实在的，我很羡慕兵团和农场有那么多年轻人，但他们100多人甚至200来人睡在一个大宿舍的生活环境，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插队知青的生活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像我们知青点，已经盖了三栋房，最早盖的女知青一栋房是四套房间，每套住4个人；后来盖的两栋男知青房，每栋两套间，每套现在信4个人，将来如果需要，一套就是一户人家。
我认为这些房已经够最后能留下来在农村成家的知青用了，新的计划是再盖一栋200平米的大食堂，全部砖瓦结构，水泥外墙，拱型屋顶，靠江边那面墙的窗户要设计成整块大玻璃，能对黑龙江春夏秋冬的四季景色一揽无余。
这个食堂平时也可作为生产队的社员会议室。
所以，尽管兵团农场算国家职工，插队的是挣工分的农民，但我觉得还是插队比较自在一点。
不知不觉已经离队十天，终于可以往回返了，我归心似箭。
回队第二天我就下地干活去，发觉自己真像个农民，一干活就觉得全身舒服，心里踏实。
平时最不喜欢干的就是洗衣服补鞋袜，真叫人挠头。
一般我是这样安排的：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放在一个麻袋里，等到箱子里实在没有衣服好换了，我就请一天假，洗一大堆。当然，有时因工作太忙，换到最后一件还是没法请假，就从脏衣服里挑一件稍微干净点的支撑一下。
那天，我在江边洗了好大一堆衣服，够我支撑个把月的，然后又把被子拆洗了。
晚上，我趴在炕上缝被子，让县里来的知青慰问团老何看见，跑到女知青宿舍大喊大叫：“谁去帮他缝被子？”
一会儿来了五六位女知青，老何跟在后面一个劲儿地嘀咕：“他这么辛苦，又要忙队里的事，又要管知青点的事，怎么就没有人帮他洗个衣服缝个被子？”
大家听了笑，我也笑。
其实，这些活我都会干。不要说洗被缝被，还在我15岁父母被隔离审查的那年，我就学会了用缝纫机给弟妹补衣服。
我对大家说：“你们回去，这么点小事，我自己会弄。”
王晓晗抢过我手中的针说：“来都来了，就让我们来缝吧。”
下乡五年，让女知青帮我缝被子，这还是第一次。我站在那里，有点尴尬。
昊宇见我闲着没事，把我叫出屋外，说：“前些日子见你忙，有一件事没告诉你。”
我问：“什么事？”
昊宇说：“老吴这个副队长当得不咋地，上次分猪时社员为什么冲进猪圈自己抓？那是因为老吴知道当天要分猪崽，一大早别人都没起床呢，他就自己先去猪圈抓好了。”
我惊谔：“不会吧？我一大早和他商量时，他同意抓阄的。”
昊宇说：“你去和他商量，他什么都会同意的，因为他那时已经把猪崽子抓好了。那天他眼看着社员到猪圈抢猪崽，为什么连屁都不放一个？心虚呀。”
昊宇那天是配合老吴一起抓阄的，最后轮到老吴抓阄时，老吴说不抓了，报个账就行。昊宇追问为什么？老吴这才支支吾吾地把自己已经把猪崽抓回家的事说了。
我听了只剩下摇头了。
昊宇接着又说：“平时社员对老吴意见很大的，他经常把轻活分给自己的亲戚，从来不愿意上第一线。”
我说：“我也注意到了，原想问题还不严重，现在看来我要找老吴谈谈心了。”
昊宇说：“你找他怎么谈？这到底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还是毛主席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我说：“那是理论问题，我要谈的不是理论，而是事情本身。”
我找老吴聊了，他光听不吱声。
第二天，我听妇女队长张春芳提醒我：“老吴和刘承新都对你有些意见。”
我问：“什么意见？”
张春芳告诉我：“说你主观骄傲。还有，说你不会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迟早有一天要被上面抽走。”
我知道，我有点得罪他们了。
老吴是因为这抓猪的事，我批评了他；刘承新是那次牛车工分的事，也结下了梁子。
有意见不怕，就怕不沟通。
下班后，我先去老吴家坐了坐，唠了些队上的事，问他有些什么想法？他说没啥；然后我又去刘承新的家，闲聊了几句，征求了他最近有些什么想法？他也说没啥。
老吴没有提抓猪的事，刘承新没有提牛车工分的事，我也没直接问他们对我有没有意见。我只是想表达一点：我对事不对人，他们对我如果有意见，无论何时都可以当面交流的。
126、喂马这活 [本章字数：1963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9 20:53:16.0]
这一天下班后，曹士英的老婆哭哭啼啼地跑来知青点找我：“士英前些天腰又犯病了，连井水都挑不了。这个家靠我一个人实在撑不下去了。”
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家里三个孩子，大的今年上学，连学费都没有，可士英今年就没挣几个工分，这日子怎么过呀！求求队长能不能给士英安排个能干的活？”
我是看不得眼泪的，对她说：“你先回去，容我想一想。”
上海知青下乡前，生产队有一批当地返乡青年，大都高中毕业，年长我们几岁。
知青下乡后，一口一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被这些人看不起，成了他们排斥的对象。
知青不知道队里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只知道他们与贫协的一些老农经常有言语冲突。既然大家相互间不喜欢，那就少来往些罢了。
后来，工作队来队里搞一打三反，有人揭发他们常聚在一起听“黄色唱片”，工作队就将他们当作“××小集团”整了一下。其中杜义田被拿掉了团支书职务，曹士英被劝退出武装民兵。
这时我们才知道，曹士英已故的父亲解放前在瑷珲古城里有一家最大的商店，解放后，被定为当地的“资本家”，这家店后来在公私合营时成了大队部和武装民兵连部。
但他家里毕竟有些“老货”，包括留声机之类。文革初，几个当地高中回乡的青年听“黄色唱片”一事，就发生在他家里。
其实，他们听的“黄色唱片”不过是一张梅兰芳唱的老京戏。
自从这次“一打三反”之后，他们精神消极，情绪对立，牢骚满腹。
四年后我当队长的时候，这些人也大都成家有了孩子，消沉在养家糊口的平冗日子里了。
我是个不想卷入内部政治纠纷的人，平时跟他们没有私下来往。没想到鬼使神差地，贫协安排我在年初一去他们其中之一的杜义田家过年，这才对这些人几年来的苦闷有了一些了解。
我鼓励这些曾经挨过整，在队里还算有点文化的人出来为生产队出力，但他们总是以“同有些人合不来”为理由而拒绝了，大半年过去，也没什么效果。
曾经年轻气盛的曹士英更是悲观失落。他原先在生产队当马车老板，有一次从马车上摔下来，留下了腰伤的后遗症，不能再赶马车，也不能去大田干活。去年分红时，他倒欠了生产队的钱，这根家庭的顶梁柱倒下了。
我能想像得到，曹士英老婆前来向我哭诉，那一定是生活把这对夫妻逼到了无法顾及面子的困境。
作为个人，我同情他，作为队长，我也有责任关心他。
当然，我不能一个人贸然决定此事。在队委会上，我摆了曹士英家的困难，然后又说了一个情况：
“喂了两个月马的老段最近多次提出不想在夜间喂马了，一开始他提出家里只有两床被子，小孩倒有三个，平时他和小儿子睡一个被窝。自从他到马棚过夜后，就一直没盖过被子，说自己受不了。我以为真，就把自己的大衣给他送去了。这几天，老段又找了个理由，说是不习惯夜里干活，他是真不想干了。我也觉得长期这样下去不行，还是换个人吧。曹士英以前是生产队的车老板，对马匹习性十分熟悉，喂马又不是重体力活，我想就让他夜里喂马怎么样？”
无人响应我的提议，沉闷很久。
刘承新打破了沉闷，提出不同意见：“曹士英父亲原来是古镇上开店的资本家（其实顶多也就算是个小业主），曹士英本人在一打三反中被清出武装民兵，这个人政治上不可靠。而且生产队夜间喂马的人连带着要看场院，这集体财产能给曹士英这样的人看管吗？”
说完，他还语重心长地提醒我：“这可是个阶级路线的大问题呀。”
我解释：“现在生产队真没有什么轻活儿好安排。再说，生产队是要依靠贫下中农，但同时也要团结95%的社员，包括出身不好甚至犯过错误的人，像曹士英这样长期无法下地干活，连家都顾不过来，生存都成了问题，我们哪怕看在那三个小孩的份上，也要想办法让人家能挣工分生活呀。”
大家听后虽然仍不吱声，脸色却表露出同情。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队里的人吧。
刘承新看懂了大家脸色，不再反对，但也不表示支持。
围绕这件事，队委会竟然花费了三个多小时也无结果。我说：“这样吧，把这事报到大队，听大队的决定。”
在向大队党支部书记汇报这件事时，郭木森没有表态。
我向他补充了一点：“生产队的权力在贫下中农手里，用不着怕这些人，如果发现他有问题，我随时可以撤换。”
郭木森最后对我说：“生产队的事，你们自己决定吧。”
就这样，曹士英当上了饲养员。
每天夜里，在我回宿舍熬夜看书记日记之前，我都会去马厩看看。
这并不是对曹士英夜间喂马不放心，而是我当队长后一直都有这样的习惯。
很明显，平时寂静得只听见马匹嚼草的马厩，现在总有一个身影在里面忙乎。
曹士英把喂马的谷草铡得细细的，把马料拌得匀匀的，还随手带着铁爪，将一天劳作回来沾泥的马梳得干干净净的。
每次看到我，他的脸上微微一笑，也不说话，继续忙自己的。
十多天后，赶车的老板们说：“现在马精神了。”
再过十多天，社员说：“现在马长膘了。”
我突然悟到：一个挨过整，正处在困境的人，对待来之不易的工作一定会比一个普通人尽心十倍。
我甚至暗暗地庆幸，并且坚定地相信：良心，往往会在无意中让我们做对一些事情。
127、稻籽事件 [本章字数：1533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7 23:30:10.0]
一年一度最累的活开始了。
今天稻埂已经叠完，开始拉水耙，撒籽播种了。
晚上下工回来，我们穿的破棉袄上面滚满了泥浆；腰里扎着铁丝，脚上穿着高到大腿的水靴，背着干粮袋，一脸尘土。
我有点上火，喉咙哑了，眼睛也发炎了，白天在稻地水池的阳光反射下，两眼疼痛。
但这都已经不重要，让我感到揪心的是一件怪事：泡在水渠里四千多斤稻籽，其中有一千斤左右竟然掺进了小麦！
今天早上，是种水稻的第一天，背稻籽的肖明打开包一看，傻眼了，马上跑来报告我。
社员开始议论纷纷，选稻籽装包的活是保管员李胜俊负责的，是他故意？还是疏忽？一时气氛十分紧张。
我没有声张，只是把撒籽经验老道的富农老曾头找来，问他：“这稻籽你能不能撒？”
他用手在草包里扒拉了几下，说：“大概有三分之一小麦吧，只要手里掌握好，没问题。”
我说：“那好，这一千斤稻种由你来撒。”
下工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事。
我没有回知青点，而是跟马车直接到了队里，追查这一千斤稻种的装包过程。
李胜俊有点紧张，支支吾吾地说：“那天二线妇女选籽干得很晚，天已经黑了，在装草包时不小心把两袋麦播后余下的小麦籽也掺了进去。”
他打开仓库，指着堆放小麦籽的地方说：“我也是第二天早上才发觉少了两袋小麦的。”
晚上，队委会开会，研究处理稻籽掺进小麦的事。
我问：“出现这样的事故，按惯例应该怎么处理？”
贫协主任刘承新兼治安工作，他说：“要报上级公社，由他们来调查。”
我再问：“如果查出来是装包时工作失误，结果会怎么样？”
他说：“这就不好说了，要查清楚是不是有人破坏春耕生产，现在晚上看场院……”他看了我一眼，不说了。
我说：“事情没那么复杂，我已经调查清楚，跟晚上喂马人毫无关系。是夜里装包看不清，把余下的二三百斤小麦籽混进去了。这件事由我向公社汇报吧，大家不要传七传八的，集中精力搞好水稻播种生产。”
事情并没有像刘承新讲得那么紧张。公社在听了我的调查汇报后，觉得涉及到的只是二三百斤小麦，而且我对事情的调查已经很清楚，就没有再派调查组，只是嘱咐我们要严格把好春耕各个关口，不要再出任何差池。
从公社回来，已经很晚，我敲开了李胜俊家的门。
他打招呼时，声音有点颤抖。
我笑了，轻松地对他说：“为了稻籽的事，我忙到现在连饭也没吃，给我倒杯水吧。”
他拿了两只馒头，还倒了一杯糖水，问我：“要不要些咸菜？”
我说:”不要，这就够好的了。”
我向他通报了公社的嘱咐，还跟他一起商量了在仓库保管上应该注意的事项。
临出门时，李胜俊脸上的紧张已经松弛，他一直把我送到院子的栅栏门前才返回，喃喃自语地说：“是个好人，是个好人。”
第二天，继续召开队委会，主要是梳理能上稻地干活的主要劳力，同时安排好二三线大田备耕的生产。会议最后，我把稻籽一事的调查和公社对此事的要求也进行了沟通，并在会上提出生产队的团结问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说是社员的团结，点明了就是指昨天稻籽事件中，有人动不动就习惯于无端的猜疑，弄得人人防备，气氛紧张。
但好多人并没理解我的意思，讨论起“团结和依靠”的问题来。
有两种意见：
一、认为依靠对象是贫下中农，另外也要团结整个生产队95%的社员一起干。
二、认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这些人已经不再盛气凌人，成家过日子了，但是不能团结的。
两种意见进行了争论：
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认为，不能狭隘，要考虑大局，从自己是干部这一点出发，“小鸡肚肠”是不行的。
持第二种意见的人认为，不要怕那些人，不要迷迷糊糊睡大觉。
只有李胜俊，知道我想说什么，对大家说：“初一那天，队长在我家说的‘人定胜天’那个意思，现在想想，有道理呀。”
我想了想，有些话不便说透，于是对大家说：“我只是顺便听听大家意见，大家各自发表意见，不争论不结论，我们一起慢慢思考。目前的关键是搞好团结抓好春耕，不要无事生非，把大家心弄乱了。”
128、春回大地 [本章字数：184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8 17:01:48.0]
下工了，我把马缰绳挂在马脖子上，让它沿着水渠自个儿回去。马儿有灵性，马蹄踩着水花声直奔地头迅速远去。
我蹲在稻埂上，先把泥泞的水靴洗得干干净净，在夕阳的反射下锃亮锃亮。
然后，我搓洗着双手，两手的食指由于拉缰绳，指纹都已经磨平，光滑鲜红；其它几个手指头的指纹却象旱地的裂纹一样，碎成了一个个小块。那一个个小块的裂纹里嵌满了泥，洗也洗不净了。
我抬起这双粗糙湿漉的手，抹去脸上、脖子里的泥巴，浑身感到无比的轻松。
水稻播种这一仗终于结束了。
我踩着尘泥不染的水靴，轻松地走在光溜溜的稻埂上。
傍晚，霞光红满天，喜鹊喳喳归巢。
600亩稻田池，一块块平如镜面，映着蓝天，赤色的云彩宛如从稻田的水面上飘然而过，像一幅美丽的图画。
最早撒下稻籽的水田里，水稻苗已经在静静的水中露出了嫩嫩的尖儿，那几块混进小麦的稻池里，长得特别茂盛，也许是腐烂的麦籽成了水稻最好的肥料？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每年种水稻拉水耙，队里都要累死一两匹马，但今年没死一匹。社员都说自从曹士英喂马后，马劲儿也大了。
几个扛锹下工的社员从身后超过我，打着招呼：“快走啊，回家的马车都套好了！”
坐上车，马车离开稻田。
接下来四个多月，水稻的田间管理就交给三位水稻技术员了，直到9月底，我们才会前来收割水稻。
一路上，我左右望望，辽阔的田野里，正一片复苏景象。
那一马平川绿茸茸的是小麦，麦苗儿绿油油的就像地毯一样；那起垅后压过滚子的是黄豆，豆芽儿一溜拱出了土，歪着脖子打量这新奇的世界；那垅上有一个个脚窝的是苞米，如针尖般嫩绿的芽尖儿钻出脚窝，充满了生命力。
想起今年的“哑炮”、“四号病”、“稻籽掺麦”等一系列看似不好处理的事，都得以平缓解决，突然，我有点感谢这些事件了。有道是鸟笼里飞不出雄鹰，脸盆里出不了鲸鱼，这些难以把握的是是非非，不正是对自己最好的锻炼吗？而且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社员的认可，我可以直接感受到社员的干劲起来了，在整个稻田播种的半个月里，出现了许多不计报酬的忘我劳动。
我没回知青点，路过贾大爷家时，我进去看看，好多天没看到他了。
贾大爷听说水稻地的活儿干完了，非常高兴，说：“今天正好在江里打了条鲤子鱼，咱爷俩弄点酒庆祝一下。”
酒过三杯，临时断电，贾大爷点亮了蜡烛。
这蜡烛刚点燃时，非常亮，等到它把蓬松的芯儿烧掉一部分后，就暗了下来。接着，火苗慢慢融化了芯儿根部的蜡油，干燥的芯儿吸收了被烤化的蜡油，这时，火苗才又明亮而欢快地跳跃了起来。
我觉得自己就像这根灯芯，我已经吸收融化的蜡油了吗？
知青的主体，下乡前是红卫兵带着狂热；出发时挥着红宝书斗志昂扬；下乡初还排队出工喊着口号。就像非常亮而蓬松、还没有吸收了蜡油的灯芯。
在农村四五年后，开始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变得务实了。他们揭去了套在双眼上的万花筒，面对真正的现实，回归到了正常的人性，就像灯芯吸收了融化的蜡油。
当然，也还有另外两种人，第一种是从狂热堕落到了颓废，对人生悲观失望；第二种是继续狂热，依然保留着当年的习气。
这两种人都不多，但对知青集体的损害，尤以第二种人为甚。好多知青点在后期的分裂和对立，都是因为这第二种人的缘故。我们有时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他们的咄咄逼人：
一、争论问题强词夺理，吹毛求疵，有时甚至是卖弄嘴皮子，没有共同商量、讨论、分析的气氛。美名其曰：争论。
二、对别人的错误，习惯叽笑、讽刺、哄闹，或者是训斥、排挤，没有中恳、热情、细心的将心比心的关怀，美名其曰：直爽。
三、逢事主观焦躁，随心所欲，不可阻挡，一碰则跳，没有组织纪律的约束，美名其曰：独立。
四、有不同意见便骂骂咧咧地要争论，甚至使用一些感情上过火的字眼，没有让别人把话说完的气度，总想在气势上压人一等。美名其曰：干脆。
五、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总拿自己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看到别人的优点就像对自己有什么不利一样地难受，缺乏互相激励勉励、携手共进的风气，美名其曰：不会客套。
六、不愿去做细致平凡的、踏实不起眼的小事，碰到大事则又怨天骂地，责怪领导没给自己好条件，美名其曰：不想被利用。
七、办事总是纸上谈兵，虽然慷慨激昂、话语不绝，但却拖沓懒散，犹豫不决，就像三国里的马谡一样，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美名其曰：敢于想像。
八、爱出风头，爱拉山头，喜欢形成小圈子，就像蚕作茧一样，自己把活动的圈子束缚得很小，津津乐道于少数所谓精英的情趣和理想，没有广泛的群众联系，美名其曰：有志青年。
此等牛皮哄哄，在东北这块广阔无垠的田野里，在变化无穷的大自然里，在务实老练的农民和恢复了正常人性的知青眼里，显得可笑而讨厌，惟恐避之不及。
129、柳蒿芽子 [本章字数：164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7-09 17:20:24.0]
王雄涛走了。
终于来了个招工的机会，县粮库的，没有像大庆那样对家庭政治审查严格。
我问王雄涛：“去不去？”
王雄涛说：“我憋了大半年，早就不想待在这里了，不管什么单位，我都去！”
队委会讨论时也很爽快，顺利通过。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当初没同意工作队把王雄涛调到大队机耕队的建议，就是想为他招工留一个机会。
尽管王雄涛走得义无反顾，干脆利落，但临行时看到我还是红了眼圈，说了一句：“真有点舍不得这么多知青，你自己保重。”
与此同时，知青点还走了一个人：周文军。
她在生产队时，也很少有人会谈论她；她走后，更是被人遗忘了。
周文军的父亲早年因“反革命罪”被政府判刑，其母离婚后改嫁到山西一山沟里的煤矿，扔下四个女儿在上海。
周文军是家中老大，不知道她们那时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反正家境穷困异常。
对她来说，上山下乡的生活和在上海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差别，她一直是社会主流的边缘人。
没有人和她说话，她唯一能面对面的，就是炕头铺前那个小镜子里的自己。有时呆呆地想起什么事来，她会独自露出笑意。
就因为这，女知青中好多人觉得她很怪异，害怕地躲得远远的。
有一次，在食堂排队买饭，轮到她时，她竟然还沉浸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两眼呆呆地看着前方。
前方是肖明在砧板上切萝卜，以为周文军是盯着自己看，凶了一句：“看什么看！”拿起菜刀狠狠地砍进椴木的砧板，有一寸之深。这一下把周文军惊醒，吓得瑟瑟发抖。
从此以后，知青点的任何人她都不敢正眼相看。
1975年春节，她到母亲所在的山西煤矿去了一趟，决定转点到那个山沟里去，好歹也算同母亲在一起，能有个说话的人了。
6月，周文军回生产队来办户口。
会计刘金鹏帮她算了一下，她欠生产队47元，但如果把已经分给她的口粮卖了，还有余钱。
周文军不想在生产队再多待一天，打好了简单的行李，着急回山西。
那天早上，我安排车老板拉着她的粮食和她本人一起去县城，叮嘱车老板：“卖了粮，47元带回来还到队里的账上，余钱给她拿了去山西。”
她独自一人坐在装了几袋口粮的马车上走了。
没有其他人相送，早晨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她的背上，颜色发黄，如同夕阳的惨淡。
目送周文军走后，我去公社参加地区农科所举办的一个科学种田的学习班，同去参加培训的还有科研组长王晓晗。
1975年，小平上台后，提出整治和科学，农村也开始了一系列的科学种田培训。
比如土壤要搞三改：改浅翻为深翻，改春翻为秋翻，改春耙为秋耙。目的是为了保墒提高土壤水分。还有用对角线方式耙田，不准有5公分大的土疙瘩。
肥上采取三条措施：利用前茬肥效，消灭2年以上重茬；改秋翻春施肥为翻前施肥；速效测地施满肥。
推广小麦良种上：根据土地情况，高岗上选择抗旱的“克旱2号”、“黑泰1号”；黑土低洼地选用“克全”、“克红”、“北新2号”。种子要过筛精选，用六六六粉拌种消毒，事先进行发芽试验。
等等等等。
与以往搞科学种田的人不同，我要求王晓晗不再把科学种田囿于小块的试验田上，而是参与整个大田的播种和管理，为队里提供了土壤成分、化肥使用、密植播种等各种数据，并到现场参与生产流程。
接触多了，彼此有了些了解。这天公社培训中午休息时，王晓晗拿出一张饼让我尝，说是张大娘给她烙的。她同老张家的两个姑娘很要好，平时经常睡在老张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