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晗说：“已经做了35吨。接下去要加工成颗粒肥，再拌小麦籽，有很多事情要做，恐怕时间来不及了。”
我说：“如果平均每亩施颗粒肥100斤，现在这些量可以解决三分之二的小麦播种，已经不错了。明天我来安排三线妇女制作颗粒肥，分日夜两班干。你也停止制肥，开始土壤速测吧。”
她说：“那好，这就是最后一批发酵了。”说完，她跳下炕，带上门走了，扎着的两条小辫一甩一甩，长长的鬓发随风飘起。
6年前的一幅场景重现眼前：
报名去黑龙江插队后，我去同学“小老虎”家告别。“小老虎”在我父母被打倒后还与我来往，曾和我一起对付过周边小流氓对我家的欺负，与我结下患难之交，但他不想去插队，想报名去黑龙江兵团。
“小老虎”的家在一条小弄堂深处，弄堂里的矮平房全是用薄板壁间隔起来的，面积只有三四平方到十来个平方，房顶铺着油毛毡。弄堂里是高低不平的弹格路，十分弯曲狭窄，有时不得不与对面走来的人侧身而过。
弄堂里唯一最大的空间约六七平方米，安装着一只公用水龙头和一间只能站立一人的公用电话间。这是棚户区里最热闹的地方，打水的人在这里来回穿梭打着招呼，洗衣淘米汰菜的也忙里偷闲地聊着家长里短；还有站在电话间旁边等候打电话的人，听着已经在打电话的人大声说家里的事。
这儿的人家几乎没有任何隐私，甚至半夜里的枕头风都能传到隔壁人家去。所以他们大多显得热情坦诚直接豪爽。
“小老虎”送我出家门，路过这个棚户区的最大空间，他指着一个正在公用水龙头旁拎水的姑娘对我说：“喏，这是跟你们一起报名到黑龙江插队的王晓晗，她在家老大，同我姐姐很要好，你以后要对她多多关照。”
王晓晗，圆圆的脸，弯弯的眉，谈不上漂亮，却五官端正，属于比较耐看的那种中国古典之美。
我应承着“小老虎”，其实那时我们刚刚报名，学校还没有把报名的同学分成两个排，也没有宣布我是其中一排的排长。但不管怎么说，答应一下照顾女同学总是应该的。
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我们？只见她眼皮都没抬起，拎起盛满水的铅桶转过身走了，扎着的两条小辫一甩一甩，长长的鬓发随风飘起。
我从6年前的场景中回过神来，看着王晓晗娇小的背影，心里想：到底是棚户区苦人家出身的长女，干起活来真是没得说。曾经听别的女知青说，她自己用缝被子的针和线，把脚后跟寸把长的裂口缝了五针，照样出工，听得男知青都目瞪口呆。还有，去年底她和另一位女知青被老乡评上了一等工，可见大家对她干活的承认。
别的不说了，就说这一个冬天吧，35吨腐殖酸铵肥！掺入其中的煤屑和人尿差不多占到三分之一，都是她一个人挑着扁担，到老乡家一点点收集来的。
154、雨夜坟地 [本章字数：1889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26 08:44:19.0]
忙了一冬的35吨腐殖酸铵肥，正在被三线妇女日夜加班，用一种像摇肉糜的机器制成颗粒肥。
小麦80垧地的土壤速测也已经完成，王晓晗打了一个报告，详细标明了每块地含氮、磷、钾各是多少。
小麦播种开始，王晓晗和我每天带领几个社员，跟着播种机，按照不同地块，在麦种里拌下不同的化肥和不同量的颗粒肥。
播种机扬起的土，把我们罩得就像一年多前在西安发现的兵马俑，只剩下双眼还黑白分明。
一边播着小麦，一边我还惦记着水稻。
前不久，蔡景行从一本南方杂志上看到手扶拖拉机在水田里干活的图片，他就每晚在宿舍里画来画去，说是要造一副能让手扶拖拉机下水的铁轮和刮土压土用的水田耙。
这是让我感到眼睛一亮的事：拉水耙，是种水稻中最累人也最累马的一个活儿。人就不说了，那马要在水里拉一块一米多长的木板，遇到稻池里冒出水面的土，人还要站上木板，使劲将土刮平。
马不是水牛，对马来说，拉水耙要比拉旱犁累多了。再加上我们这个队的地远，除了下水田拉水耙，还要来回拉人，每年种水稻时，队里都要累死几匹马。如果能用手扶替代马匹，不仅能去除马匹使役的一块心病，而且能腾出马匹投入旱田播种，大大加快整个春耕的进度。
蔡景行画好图纸给我看，我说：“我看不懂图纸，也不和你算钱，你直接上公社机管站，一定要在水稻播种前拿出实物来！”
西边稻地叠好了埂，放好了水。
这天，蔡景行开着手扶拖拉机，拖斗上装了一堆他自己车、刨、焊出来的铁件。
来到水稻地头，他把手扶的胶轮卸下，换上了铁片叶轮，说手扶有了这轮子就可以在水里行走了；又在手扶后面横挂上一根长两米的三角铁，说遇到土包就踩下三角铁刮平；最后在手扶后面还挂上一块如三角铁一样长的宽铁板，说有了它就可以把刮下的土推到低洼处。
他开着这个怪物下到水田，手扶果然在水里行走自如。而且12马力的手扶劲特别大，偌大的土包，他一踩三角铁，就像削豆腐一样痛快。削下的泥土被铁板带走，卷起水池里一排浪头，把水稻技术员吓得大叫：“轻点！轻点！”怕冲塌了新叠的稻埂。
老乡看得目瞪口呆，响起一片巴掌声和欢呼声。
这天，撒稻籽的、背稻籽的被手扶远远甩在了后面。而原来每年种水稻，这帮人经常坐在稻埂上，等着马拉水耙。
当晚，我召开队委会，对稻田播种作出调整。只留一个马拉水耙跟在手扶拖拉机后面检漏，两个马拉水滚在撒稻籽前趟水，其它马拉水耙全部撤下，提早进入旱田播种。
另外，还决定手扶不要在路上来回折腾，白天黑夜换人开，做好保养就可。
手扶拖拉机拉水耙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在县里引起很大反响。
那天，县农机科特地组织全县机耕队负责人来我们队水稻地现场参观。蔡景行在稻池里驾着手扶，或左或右，或踩或挡，操作得真是如鱼得水，神气十足。
地区农林办张宝民听说此事，也特地赶到现场，看了后喃喃自语：“一台小手扶，干出大事业，真是没白给这些知青呀！”
40垧水稻，过去每年播种要花半个月的时间，现在才一周就要结束了。
最后一天，下雨。
我顶着雨开手扶拉水耙，浑身湿透。晚上蔡景行来接班，我对他说：“还剩下最后3垧地，有个大半夜就干完了，我和你一起回去吧。”
其实，我知道自己脸上发烫，着凉后有点发烧了，担心雨后道路泥泞难走，想坐手扶回去。
雨越下越大，等把最后一块稻池干完后，蔡景行对我说：“今夜雨大，把手扶开到地营子里放着，拆卸轮子和水田耙很费劲，不如明天我自己来弄。”
我知道他是宝贝这些机械，而他却不知道我在发烧。我应了一字：“好。”
俩人步行回家。
从西边稻田到爱辉古城有七八里地，只有土道，泥泞不堪，没走几步，鞋子就沾上粘粘的黑土，越粘越多，腿重得抬不起来了，只好用手抠去厚厚的泥巴再走。
如此反复，俩人筋疲力尽。平时1小时不到的回家路，今夜走了2个小时，才到坟头地。此时大概有凌晨四点了，离爱辉古城还有一半路。我们俩人再也走不动，瘫坐在泥水里。
这片坟头里有清朝一个将军的墓，文革前还有墓碑，后来被人炸掉当石材了。我们曾有几次在秋夜去西边稻田点烟防霜，经过这里时看到过星星的磷火，一帮女知青吓得尖叫。
今夜虽然没见磷火，但风雨大作，刮得坟头旁的松树呼呼作响。我问蔡景行：“怕不怕？”
蔡景行说：“真想就在这里睡过去，哪里还想到怕？”
我把粘满了泥的鞋子脱下来，因为鞋里也灌满了泥，沉甸甸的。突然我对蔡景行说：“我真的是头晕了，穿鞋干什么？光脚走还怕沾泥吗？”
蔡景行也恍然大悟，问我：“你怎么早没想到？”
我没说自己发了一天烧，脑子已经十分糊涂，省得在当下的困境中再增加他的心理负担，只是振作精神，拎着鞋子站起来说：“我们都傻了呗！”
光着脚，我们在烂泥中滑叽叽地、但轻松好多地往古城的方向走去。
看见了点着灯火的人家，看见了冒着炊烟的房子，看见了东方一溜的鱼肚白……
155、北营筑渠 [本章字数：208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27 09:01:50.0]
在手扶拖拉机助力下，今年春耕结束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正好，这为我们完成江边提水站的配套工程――修筑水渠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我不得不很枯燥地介绍一下北面沙土地的地形。
从瑷珲古城到黑河，有一条与黑龙江并排的公路，把队里沿江的狭长沙土地一分为二，公路东边350米外就是黑龙江，修筑水渠的第一期工程，就是这段350米的长度。不要小看这仅仅350米长度的水渠，修好后却可以解决渠南渠北共680多亩沙土地的用水。
说来也巧，我们在江滩上已经打成的提水井，其岸上就是当年清兵留下的“北营”遗址。
我又不得不再啰嗦地介绍一下这个“北营”。
1855年，到瑗珲考察的俄国人马克，写了一篇《黑龙江旅行记》，详细记述了当时瑗珲的盛况：
“要塞（指内城）呈四方形，每边长约一百俄丈。整个要塞由内外两道栅墙固定在一排横木上，相互之间距离也是一俄丈。内外栅墙之间有一道高二俄尺的土堤。要塞的每边中间均开着大门，四角各修着塔形突出部，高度与要塞相等。”
“我们走出要塞大门以后，一条相当长而宽阔的大街立刻展现在眼前，据讲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市街。这条市街与河岸平行延伸着。大街的两旁有许多小巷和另外一些街道。至于说这条重要市街上的房屋建筑，则谈不上有任何优美之处。大部分房舍皆为土房，几乎每栋房子临街的一面都是店铺。我们走在大街上，颇有在一个商场里闲逛的感觉，店铺完全朝街开着，连放在货架上的商品都看得清清楚楚。店铺朝街的一面通常都摆一张柜台，把商人和顾客隔开，每座店铺都挂着写有花花绿绿的汉文和满文的招牌，而在木杆上还飘扬着用纸剪成的各种各样的图形、三角旗和龙。所有这些都使市街显得十分奇特。从两旁的房屋上，横着街拉着一些绳子，夜间上面挂着用来照明市街的灯……”
当时的瑷珲，确实相当繁荣，据民国九年的《瑗珲县志》记载，当时瑷珲“人口四万，商贾三千，诚为黑龙江中枢之点。”
在1900年瑷珲被燓之前，这里有公署衙门、大人府、电报局、税捐局、矿务局、海关、演武厅、街道厅、永积仓、北营、南营、教军场、船库、船坞等机构。
内城有城隍庙、万寿宫、真武庙、文庙、外城有大佛寺、先农坛、昭忠祠、娘娘庙、地藏庙、九神庙、龙王庙、关帝庙等宗教建筑。
其中提到的北营，是瑷珲被焚之后留下不多的遗迹之一，现在被老乡称为“北大营”。
“北营”的面积只有要塞内城的四分之一。
如果我们还用俄国人马克的记数方法来换算的话，北营长宽各50俄丈约106.7米；四周由2俄尺约1.42米高的土堤围成；面积在1垧2亩左右。
也许因北营里曾经驻扎过兵马，沉淀了不少粪肥，土壤要比周边沙土地强好多，队里每年都在这1垧2亩地里种西瓜，西瓜的质量远近闻名，连30公里外的黑河，每年都有人专门来这里买瓜。
不过，我现在感兴趣的不是北大营里已经种上的西瓜，而是北大营靠南的那段106.7米长、1.42米高的土堤，可以改造成提水上岸的水渠。这一段土堤的长度，占了第一期水渠工程的将近三分之一，可以省去我们多少工呀！
筑修水渠是最吃劳力的活，由我带着社员干。先易后难，我们先清理“北大营”的土堤，把它整理成标准的水渠，然后兵分两头，一头向江边延伸，约50多米长；一头向公路延伸，将近200米长。
水渠工地就靠在公路边，来来回回的人们看见了口口相传，传到了县长吴隆洲的耳朵里。
吴隆洲，就是五年多前在西岗子水库和云龙对骂，骂完后啥事没有的那位县长。他一向对农业基本建设十分重视，闻讯后来到筑渠工地查看，回去立即发动县机关干部每周日前来帮助我们一起筑渠。
事情弄大了。
周日，两三卡车的干部，百十来号人，自带劳动工具和午饭，呼拉拉地和我们一起扑在筑渠工地上。
那天，吴隆洲也来了，他皱着眉头问我：“听说你还不是党员？”
我回答：“嗯，还在争取中。”
吴隆洲停顿一下，转移了话题：“筑渠是个大事，以后每周星期天你组织社员突击筑渠，县里也会在这一天多派些人手来，估计有十来个周日就可以完成。平时你要抓紧田间管理，不要影响正常的趟锄生产。”
我心中关于筑渠与夏锄劳力怎么安排的纠结一下子被他解开了。
江边提水站的一些后续工作，我交给了蔡景行。他领着两三人在那里拉电线、造泵房，修岸坡。手扶拖拉机的活儿就交给了汪永德，由他带一个黑河知青作徒弟。
为了买泵机的事，我跑了两次县城，第一次定购了一台80马力的。蔡景行说他查了一下资料，用不着这么大的，只要60马力的泵机就行，我只好再到县城找水利科换一台。
办完事后，我去县城长途汽车站回生产队，看到好几个来自各公社的生产队队长，因在一起开过生产现场会，大家彼此熟悉。同他们打过招呼后，我突然想起他们是参加地区农科所组织去大寨学习的，我们生产队的王晓晗今天也应该到县城来报到了。
这几天忙得，我把这事都忘了。毕竟去山西大寨那么远参观学习，对生产队来说还是第一次，我总该表示一下重视，嘱托王晓晗一些什么吧？
可这是当天回瑷珲的最后一趟班车，我来不及去看王晓晗了，就写了一张纸条，让这些队长中我熟悉的一个人带给她。那家伙诡异地看了我一眼，哈哈笑着接下了纸条。
其实，纸条上面就一句话：“除了学习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外，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他们在科学种田方面的经验。祝你一路平安。”
156、恋爱话题 [本章字数：197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28 15:31:21.0]
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人中，有一部分人尽管是少数，但却不可忘记，那就是插队干部。
尤其是第一批插队干部，在1969年春天第一批“一片红”下乡的上海知青来到黑龙江后，当年的秋天，上海就有一批出版系统和大学的干部也来到黑龙江，并同知青一样，分插到各个生产队。他们在大队或生产队兼任各种职务，同知青吃住劳动在一起。
我们生产队有两名插队干部，来自上海一家大学的叫老邵，来自上海一家出版社的叫老孙，都已经四十多岁。他们妻离子散的，虽然还拿着工资，但却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回上海，真的挺不容易。但正是在他们的关心下，我们这些不谙世事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才比较平稳地度过了最初、也是最关键的几年。
1972年，这些插队干部撤走了一批，到1974年的春天，他们全部回沪了。
以后，上海继续有干部过来，但不再叫插队干部，而叫上海干部慰问团。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分插到各生产队，而是集中在县里，每两人一组，选几个生产队蹲点，时间短则一年，长不过两年就回沪轮换。
记得先后在我们生产队蹲点的上海慰问团干部，有来自铁道医学院的老马、上海市委机关事务局的老吴、上海市委办公室的老赵，还有上海外事办的老沈。这些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受到过大学教育，多才多艺。
就拿上海外事办的老沈来说吧，是来我们生产队几轮干部中唯一女的，又瘦又矮，体重顶多七八十斤，但却能讲六国外语，去过好多国家，是当时上海外事办有名的才女。老沈性格直爽，说话很快，喜欢和知青，特别是和女知青聊些生活上的贴心话。只要她一来到我们知青点，就能听到她的笑声和连珠炮式的说话声，十分热闹。
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竟然还十分能吃苦，经常和我们一起到大田干活，不光上海知青，就连当地老乡都十分佩服她。
一天铲地收工回来，她神秘兮兮地来到我宿舍，见屋里没有他人，就问我：“你有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结婚的事？”
问得我一脸红红的，我对她说：“我才23岁，没考虑现在谈恋爱的事。”
她笑了，指了指我堆在炕头一麻袋的脏衣服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上好互相帮助呀。你既然要在农村呆下去，总要考虑这个事的。”
我对她说：“我现在真的不考虑这个事。”
说心里话，就我当队长两年来，知青点有两个招工走的，还有两个转点的。最近，何雨琴也要转到其父亲所在的安徽上海小三线去。知青变动很大，可以说，大部分知青都在想着如何离开这个地方，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谈什么恋爱。
她说：“你要是不考虑，好姑娘都让别人挑走了。”就完，她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说：“别人能挑走的，那一定不是我考虑的。”
话到这里，她见谈不下去，便说了一句：“你再想想。”自己走了。
大队党支部让我填写一份入党志愿书。
18岁时，我曾经填写过入党志愿书，没有被批准。五年后，才有了这第二次填写。
我并不是觉得这五年的时间太长，恰恰相反，由于发生了“醉闹秧歌”、“喂马安排”、“邵家搅局”、“酒后失言”、“稻田用人”等一系列有争议的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靠向技术性的生产干部，甚至有可能一辈子成为党外人士了。
公社武装部长后来告诉我：“吴隆洲县长在最近一次公社党委会上特地问起你的入党问题，要求我们积极帮助知青在政治上的进步。”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让我有了第二次填写入党志愿书的原因？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我觉得我一生最幸运的数字就“二”。尽管“二”在北方人的嘴里是个损人的数，但我好像无法避开这个数字。小学里加入少先队我是第二批，下乡插队后入团我也是第二批，包括插队，不也是第二次吗？第二次填写入党志愿书，似乎也是最正常不过的。
我已经习惯了处在老二的位置，但我并不会因此而跟在老大后面混混，我对自己一向有严格的要求。就像两颗子弹，从同一枪膛射出、向同一方向前进时，谁先谁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标定位的准确，只要在射出枪膛的那一瞬那，有了0.00000……1丝毫的误差，最终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一颗，会以火热的情绪，扑进敌人的胸膛，实现自己的战斗愿望；另一颗，却会发出怪叫，钻入泥土，绝望地在掩埋中发臭、腐朽。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对人生定位的丝毫误差，都会在以后生命经历中，随着时间的延续，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别，直至造成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
入党后不久，宣布我为大队党支部宣传委员。就如同以前我加入少先队、加入共青团一样，尽管不会是第一批，但总是会被吸纳进团队的核心。
王晓晗从山西大寨回来了。
在她去大寨的日子里，地区农科所的张主任来我们队，向我提出要把王晓晗借调到地区农科所。
我不知道“借调”是什么意思，临时性用人？不需要时再回生产队？或许，“借调”一阵后给个正式编制？然后在黑河嫁人过日子？
我经历过留还是不留在黑河的艰难选择，我不想让那些可能有更好机会的知青陷入到类似的艰难选择中，更不要讲令人心里不踏实的“借调”方式了。
我对地区农科所的张主任说：“正式调人，我没意见，但是借调就算了，不要耽误她别的机会。”
地区农科所的“借调”就这样被我拦下了。
157、闺密牵线 [本章字数：1731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29 10:10:46.0]
老沈这两天每天一下班，就到我宿舍来问我：“你想好了没有？”
她指的是谈女朋友的事。
我只有一句话：“现在不想谈恋爱。”
记得下乡初期，插队干部老孙每天要背着手电筒查夜，他一再关照我们：“不要让当地青年和上海知青谈恋爱，上海知青相互之间也不要谈恋爱。”
现在情形更是大变，生产队里那些和我们同龄的姑娘小伙，差不多已经都结婚，有的还当了爸爸妈妈。老孙当年最不愿意看到当地青年和上海知青谈恋爱，现在也不行了。这不，前些日子，大队干部――武装民兵排长林石海，和二队一个上海女知青举行了婚礼。
这里顺便插一段与此无关的话题：林石海当了“上海女婿”那天，上海知青都去捧场。我想起自从知青食堂失火后，我们从清真寺搬了出来，他当上公社基建连连长，想搬到清真寺去，老追着我要修房子的钱，这事现在还没完呢。
我开玩笑对他说：“你现在是我们上海人的女婿了，那修清真寺的2000元就别再跟知青要啦！”
他新婚大喜，满脸堆笑地回答我：“公社基建连最近就要撤了，我也不管这事了，我保证不会跟你要钱。”
那晚婚礼后，一帮知青无精打采地回来。
想想也是，十六七岁从大城市来到农村，不仅在身体上要承受繁重的劳力；而且，当到了二十四五岁，处于青春期时，却又要压抑心中爱情的萌芽。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句话用在知青身上，应该也很合适。但大多数知青面对落后的现状、迷茫的前途失去了爱的能力。
我们队知青中也有三对谈恋爱的，不过谈了好多年，直到现在还不敢有结婚的打算。他们并不甘心就在这里成家，他们还在等待招工、上学、转点的机会。
知青点盖了三幢房子，在盖后来的两幢时，就已经想到要以结婚成家为前提，把它们设计成可以独立门户的小房型了，将来这些房子会成为知青结婚的洞房吗？谁都不知道。
我不想谈恋爱，并不是要遵循插队干部老孙留下来的紧箍咒。我对知青恋爱的事好像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反感。大概是下乡后的第二年吧，有人把谁和谁谈恋爱当作一个问题告诉我，我听了甚至表示：“这俩人挺好的，如果他们谈恋爱真不错呀。”
不过，我是个不善于与女性打交道的人。
五年前在水库工地时，大我们五岁的邵子昂恶作剧，想给我制造一个绯闻，这个绯闻让我后来更有意无意地避开与女知青的接触。倒不是我怕什么，而是怕这种绯闻伤害到她人。以至于在一次知青班子会上，张春芳责问我：“你在男知青中展开活动很多，为什么在女知青中活动就少？你以前与女知青还有点接触，后来怎么越来越少了呢？”
我当时用一句“因为我们长大了”的话应付了过去。
当然，我也不是绝对不与女知青接触，比如像文艺小分队的何雨琴，因为要创作一些歌曲，知道我懂音乐简谱，就经常来找我探讨。相互熟悉了，我们也会谈一些文艺作品和人生态度的话题，只是从不涉及男女感情的事。
何雨琴最近已经联系好转点到南方的事，正是她，在临走前向老沈透露了自己的闺密――王晓晗的私己话。
老沈连着几天试探我对谈恋爱的态度，见没有结果，这天终于把王晓晗对何雨琴说的私己话向我和盘托出。老沈说：“王晓晗说如果这辈子只能呆在农村，肯定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省得别人背后乱说一气。”
老沈告诉我：“她说的志同道合的人就是指你。”
我有些惊讶。
1976年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套在知青双眼上的万花筒，已经失去了色彩，理想主义的激情开始淡去，实用主义的烦躁越来越大。
国家在这种时候对知青提出了“扎根农村”的要求，令很多知青感到，那种亲人团聚、回城安居、渴求知识的希望越来越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这种要求却越来越迫切。
国家的这种要求，也让一部分知青骨干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不表态“扎根”吧，可能走的机会就轮不到你；表态“扎根”吧，可能就当真的不再给你走的机会。
隔壁两个生产队的知青骨干，为了招工上学，明争暗斗、撕破脸皮甚至谩骂打架，弄得矛盾重重。
我们知青点此时倒还团结，相安无事。因为在招工上学上有很大决定权的队长，就是我这个知青，而我从黑河师范回队后，已与招工上学无缘，与知青无利害冲突。
我对此心里自有一本账，早已根据知青的读书欲望、年龄大小、身体状况，进行了分类，并按顺序作出了招工上学的计划，其中当然也包括王晓晗。
王晓晗想要和我谈恋爱，她不会不知道，这等于在宣布放弃所有走的机会！
我对老沈说：“这样吧，我明天自己去找她谈。”
158、江边约会 [本章字数：150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30 18:43:22.0]
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队部场院转一圈，回到知青点，约王晓晗出来，一起坐在黑龙江边。
已经是夏天，江边星空璀璨，江水泛着月光。
我们在一起插队6年，彼此的人品相互十分了解，只是涉及到爱情这个内心深处很柔软的部分，还是第一次，俩人显得有些拘束。
王晓晗一言不发，等我开口。
我劝她：“有机会的话，你还是走吧。”
她回答：“走到哪里都一样，但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我说：“也许你能回到上海，我回不去的。”
她不以为然：“大不了就是分居，将来还会在一起的。”
她的回答没有浪漫的字眼，却足以让我感受到无论天涯海角，俩人也要一同追随的情意。
我们沉默了，能听到黑龙江水的流淌声。
愣了半天，我终于把白天一直想着的那句话问了出来：“假如哪一天我被关在了监狱，你还会跟我吗？”
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倒不是因为父母被造反派拘禁隔离过，也不是因为我自己蹲过县公安局的笆篱子，而是在1971年年底回上海探亲时，听父亲讲起过一个老战友在文革中妻离子散的遭遇。
父亲的老战友老田出身地主家庭，他自己是个学生，抗战时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队伍。
我父亲在一次到敌后执行任务时，被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认了出来，二流子跟我父亲要五块大洋，否则，就威胁说要向日本人告发。
父亲回到队伍，汇报了这个情况。组织上为除隐患，决定派老田去锄掉那个要向日本人告密的二流子。
文革一开始，二流子的家属就张贴大字报，揭发老田家是地主，搞阶级报复，杀了贫下中农。
结果，当地司法部门批捕老田，将他判了七年徒刑。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老田的妻子此时竟然宣布与他离婚。
听父亲说，老田的妻子当年也是部队的，长得五大三粗，行军时经常帮老田背行李，两人非常恩爱。
可怜老田，被关了三年多，老婆从来不去探监，真的是一刀两断了。只有最大的女儿，已经成年还比较懂事，去监狱看过老田几次。
老田平反出狱后，一些老战友想撮合两人和好，劝老田说：也许她离婚是不得已，是怕影响孩子政治前途呢。老田态度十分坚决：“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丈夫落难时就背叛的女人。”
那个年代，谁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你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吗？你能保证自己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不被犯错误的人处理吗？更何况我们是在边境线上，对岸陈兵百万，谁又能保证这里不发生战争，谁又能保证一旦发生战争自己的生命还会存在？
父亲老战友一家的妻离子散就是明证。
我希望在这些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还能有属于俩人的忠诚爱情，无论有什么不测，只要还有爱情就还有幸福。如果连爱情这个人类最基本的依赖都不存在了，那不仅是个人，而且是家庭，是社会的最大悲哀。
那晚，我没有向王晓晗讲这个妻离子散的故事，但我认为王晓晗听懂了我的问题，她回答我的只有轻轻两个字：“会的。”
我点点头，我相信这个单纯、直爽、来自上海棚户区的贫家长女。
那个年代，爱情是被严格压抑的，有些话是羞于启齿的，我对她说：“那好，早点休息吧。”然后各自散去。
真是个怪怪的开头，我们的话题都同爱情无关，但却同动荡的生活有关，彼此有点“丑话说在前头，不要将来后悔”的意思。
没有传说中的男女青年约会时两情相悦的美妙浪漫，也没有当下男女青年约会时互赠“红宝书”的革命激情。两个年轻人，还不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却已经十分清楚将来生存的艰难，彼此小心翼翼地把纯真的爱情和未知的命运放在一起，带着点灰色的冷峻，掺着点低调的悲壮。
东北的夏夜，江边的风凉嗖嗖的，最初的约会，冷冷的问答，俩人就这么托付了终生。
第二天，7月1日，是建党55周年的纪念日。我从不担心自己的生日会被朋友忘记，因为这天也恰好是我23周岁的生日。
东北，进入了盛夏，延长的白昼，强烈的阳光，竞相开放的野花，整夜不息的虫鸣，大自然激情四射，将生命的活力张扬到了四季的顶峰。
159、择偶观点 [本章字数：151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1 10:24:29.0]
“队长谈恋爱了。”
生产队这点大小的地方，谁家有点事，消息都会不胫而走。
晚上，生产队开一个庆祝建党55周年的晚会，会上有人起哄让王晓晗唱一首歌。
这是她的弱项，僵持了一会儿，她当着大家的面到我面前来问我怎么办？
我说：“既然大家让你唱，随便唱个什么吧？”
她唱得有点走调，不过还是赢得了一片掌声和笑声。
那掌声和笑声中有着一份对我们俩的亲昵、对我们俩恋爱的欣喜。
第二天在地里干活休息时，当地青年李小梅跟我开玩笑：“我看挺好的，郎才女貌。”
我说：“这话太俗了，千百年来，人们都用这四个字，也不管男的是不是有才，女的是不是有貌。”
李小梅嗔道：“俗什么俗呀？千百年能说到今天总有道理的，你们男的第一不就是看人家长得好看不好看吗？”
旁边一帮老乡大笑。
老乡都说好，但知青对我们的恋爱却有各种不同的见解。这并不奇怪，因为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是个人的私事，你选择谁与自己终生相伴，也会影响到你与其他终生朋友的交往。平时谈得来的知青并不忌讳和我直接交流自己的看法。
晚上回到宿舍，刘金鹏对我说：“现在你幸福了，王晓晗刚刚来把你一麻袋衣服拿去洗。嘿嘿，我的脏衣服没人管，光棍好苦呀！”
见我笑而不言，刘金鹏说：“王晓晗人不错，为人单纯，干活吃苦，不过在事业和性格上你们俩还是有不小差异的。”
我知道，这并不是刘金鹏一个人的看法，张春芳也向我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完全赞同的知青实际上并不多，蔡景行算是一个，他说：“赞同的理由不多，只有一条，因为你太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了，而王晓晗恰恰是一个很能操持家务的女人。”
说实在的，知青说的都有些道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择偶观，我不能说自己的择偶观就很正确，只是在那个年代里，我真不愿意找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性为伴侣，开口政治学习，闭口思想交锋，实在太累人了。我喜欢的是对外能与普普通通人沟通的伴侣，对内是善良和会生活的女人，而不一定要在学业、事业上有多么突出。
远离政治，有一个温馨的港湾，我想的就这么简单。
一眨眼，又到了小麦收获的季节。
那晚，大队党支部支委值班轮到我，王晓晗要我趁值班无聊的时间，给仲志红回一封信。
仲志红两年前转点去浙江老家插队，她一直与王晓晗保持着通讯联系。王晓晗前不久写信告诉她我俩谈恋爱了。仲志红就给我们回了一封信，表示高兴和支持。
这是知青中为数不多的表示赞成的人之一。王晓晗看后高兴了好几天，一直催我给仲志红回信。
我同仲志红毕竟已经两年不联系了，这两年，无论是我个人的变化还是知青点的变化，都很难在信上能写得清楚。我在大队部的桌子上熬了半宿，不知道写什么好，干脆还是略写吧，简单写了一页，就结束了。
结尾我把自己的择偶观点写了进去：“关于我与晓晗的事，她已经给你去信，这样我就可以少啰嗦几句了。对这件事，我可能与一般人想的不同，有人喜欢伴侣是与自己门当户对、有政治文化水平的，而我则希望她是一个善良和会生活的伴侣。”
早晨，我醒来，发觉放在枕边的信不见了，肯定是心急的王晓晗拿去邮走了。
也就是说，王晓晗看了我写的回信，不知她对我结尾的几句话有什么想法？
一个多月来，我们平时谈的都是工作，很少交流这种对彼此要求的想法，似乎好像俩人心中都很清楚，不好意思谈，但实际上是俩人都有些担心：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否会引起对方的不适？
就在昨天夜里，她还给我看了其妹的一封来信，她妹妹在信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特别注明“不要让别人看”：“只要人老实，只要他真正的爱你，就是你心中最大的幸福。”
这是她们姐妹间私下里的密语，其中的“爱你”触发了情感的甜味。这么多人和我探讨择偶的观点，都很冷静理智地在分析什么性格、事业、生活……但就是回避了“爱”，而可怜的我们，确认恋爱关系一个多月来，彼此之间也竟然都没有一次使用过“爱”这个字眼。
160、国家调查 [本章字数：1909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2 09:13:37.0]
蔡景行说我谈恋爱后人变了，变得平静和实在了。
我笑笑：“也许吧，两个脑袋考虑问题，会比较平衡一点。”
王晓晗的人生经历和环境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在与她的接触中，我发觉了另一种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方法，促使我对自己有了更全面清醒的认识：
我尽管工作热情、学习刻苦、不惧压力、充满自信，但也存在待人清高、僵化原则、过分自尊、容易骄傲的缺点。
平时在与王晓晗谈论生产队发生的一些事情时，她会让我更深地体会到，自己的百折不回，是从群众身上获得了力量；自己的成绩，是靠群众浑汗洒血完成；自己的一切，说穿了不过是群众这个大海中的一滴。
我确实变了，不再啰嗦，不再喧哗，开始多谈问题多干实事，喜欢通情达理和注重数据。
我开始认准一个理儿：这世界上要做好任何事情，都必须是集体的配合，而不是靠一个人的天才。喜欢把别人都说成一无是处的人，接着而来的一定是他自己的不得人心。
我开始摒弃精英感觉，倾向平民意识，关注身边那些平时容易被疏忽的老实人，也要求自己做一个平实的人，做一棵普通的野草，一个深深扎在泥土之中的野草。
恋爱，对我来说就像狭窄的河道被拓宽，原本那股跳跃的激流变成了宽阔的水面，流淌得平静而缓和了。
一个潮湿的夏晨，顶着浓雾，我们一个个头发上都沾满了细水珠。
我跟着收小麦的康拜因来到地头，在给拖拉机与车厢之间的牵引架拔销子时，牵引架滑落，砸在我的左脚脚趾上，大脚趾的指甲根翻露了出来。
我什么都也没说，挺着干了一天。
晚上收工回到宿舍，王晓晗来收拾我的脏衣服，见我脱下的袜子上有一滩血，便来看我的脚：破了的地方已经结痂，可大脚趾的指甲活动。
她倒吸了一口气说：“就这么撑了一天，不疼呀？”她让我坐着别动，到大队卫生站拿来药品，帮我在脚趾上涂红药水，再用胶布把活动的指甲固定好。
住在隔壁的云龙路过，从窗口往里张望了一下，迅速地闪了。
我大叫：“云龙！有事么！”可那小子一去不复返。
妈的，我想云龙误会了，以为我俩在亲密呢。其实，自谈恋爱这么长时间来，今天包扎脚趾头，算是我们第一次的肢体接触。
包扎完后，我穿着拖鞋跑到隔壁，见云龙正端着大水勺站在水缸边喝水。我说：“我叫你，你跑什么？”
云龙呵呵地笑着，不说话。
我说：“你小子想什么呢，我脚压坏了……”
云龙打断我的话：“别解释，理解，理解。”
我上去给了他一个后脑勺：“理解你个头呀，快说，什么事？”
云龙说：“刚才路过大队部，听说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杨富珍明天要来知青点。”
杨富珍，上海无人不晓的五十年代全国劳模。
由于一些地方发生了迫害知青的事件，再加上“走后门”之风和扎根口号在知青中引起了反感和分歧，1976年5月，国务院成立知青领导小组。任全国妇联筹备小组副组长的杨富珍成为知青领导小组成员。
知青领导小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抽调75人组成15个调查组，分赴全国12个省区调查。杨富珍要来我们知青点，就是这次调查中当地领导安排的一个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