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通知至今未下来，别人的也都没下来，我想：不管考到什么地方，今年寒假一定是在上海过的，那时候我们就能见面了。
1978年9月4日 爱辉”
197、月亮知道 [本章字数：152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2 08:39:16.0]
回沪搞病退的知青平时没事就相互串门，打听最近谁谁谁的病退成功了。
自然，也有不少知青到晓晗家去，谈起她和我俩的事，有人发表了一个观点：“只有他考在外地，你俩才有成功的希望，如考在上海百分之百的不成功。”
另外还有人一直在劝她：“你跟他，无论是家庭还是个人条件相差这么大，结合在一起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让晓晗突然觉得将来的生活是多么渺茫和无望，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你好！
8月29日的信收到。
最近我精神上不愉快，身体也很不好，想想从小到现在，也没什么高兴的事情，也许等高兴的时候来临了，我也就离开人间了。
真的，因为我的病不得不让我产生这样的悲观情绪。
也许这是我们在上海与生产队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以后信写到哪里要由你告诉我了。
我心里很乱，写得也很乱，内容是多么沉重啊。请原谅！
行李托运的钱如果不够，能不能向生产队预支？今年我在生产队干了四五个月的活，应该有钱的。尽量不要卖半导体收音机，卖掉不合算，实在没办法的话，你再卖掉它。
1978年9月5日 上海”
晓晗把这封信发出后，心里很后悔，她觉得不应该在信上写这些东西，很多话等我回来再说也来得及。于是又写了一封信：
“你好！
你看了我9月5日的那封信会很难过吗？
我想解释一下，我写那封信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只是想跟你商量，有没有可能做做你父母的工作，让他们同意我们之间的交往。
这些天，各方面的人都来劝我放弃这段恋爱，讲得我头都大了。每天晚上我总是要冷静地思考好久，最后还是放不下你。
再说，我也忧虑我们这样下去，你和你家庭之间的关系会十分难处。
怎么才能跨出这艰难的一步？
1978年9月8日 上海”
我很奇怪，上帝为什么没有让我先看到晓晗9月5日的信，而是将它和9月8日的信同一天寄到了我的手上？
拆开第一封信，看完后只觉得浑身有一种凉嗖嗖的感觉，不敢再看第二封。
像坠入雾中一样，什么东西也看不清了，连边上几个知青跟我说话也听不清了。
等我看完第二封，心情才仿佛好了一点。
晚上，我回信给晓晗：
“你好！
首先是我们自己不能动摇和怀疑，至于家庭的工作，是一步步来做的，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机会做通。如果四年大学期间我们的感情一直保持，我相信金石也会为之裂开，更何况是父母呢？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家庭工作做不通，我们将来也会结婚的，只要我们自己永远相爱就好。
你不要去听别人的七嘴八舌，请相信我。
你说：‘从小到现在，也没什么高兴的事情。’今后更长的几十年还没有到来呢！一定会有很多值得高兴的事在等着你。
你还说什么：‘等高兴的时候来临了，我也就离开人间了。’这是不可能的，你的病一定会慢慢好起来，过上幸福的生活。
1978年9月17日 爱辉”
离录取通知书发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把晓晗的行李全部打好，就等车来拉了。
在给晓晗打箱子时，我把我的一件棉大衣也放进去了。因为我母亲说要，我想请晓晗，或者请晓晗委托别的知青送去。
在一个小铁盒中，还放进去一张我的照片。
打好箱子后，我去知青点算账。
晓晗和我共余伙食费54.97元、粮票157斤，当场算清领回。回宿舍点了一下钱，加上我现在手头有现金170多元，其中包括我把自行车卖了的一点钱。
我估计晓晗的行李托运不会超过70元，再给她买二斤木耳装在箱子里，剩下的作为我去读书的路费也够用了。
最后，我去队里算了一下晓晗的工分，估计她到年底还能有100多元的分红。
临走前，我必须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写信告诉晓晗，让她放心。
从队里沿着江边的大堤，孤零零的一人回知青点。
想到再有几天就能知道被录取什么大学了，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江心里摇荡的水波晃着明亮的月光，抬头一看，天上的月儿很圆，金黄色的，在深蓝色的夜空中向我微笑。
我突然想起今天是中秋节。
月儿应该知道我俩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吧？
否则，她不会笑得如此温馨如此柔和。
198、我会等你 [本章字数：178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3 08:51:32.0]
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日子十分无聊。
已经是9月20日了，天气渐凉，下起了秋雨，淅淅沥沥地，滴打在枯萎的草地上，秋风吹起了满地的黄叶。我透过水灵灵的玻璃，痴痴地望着，天色就渐渐地暗了下来。
在录取通知书下达之前，我不知道今后会生活在哪里，唯有耐心地等待。
同样，身在上海搞病退的晓晗也在等待我的消息。这是我刚接到的她的来信：
“你好！
看到你9月4日的来信，感到苦闷减去了一半。
反复看了好几遍，总觉得看不够。
这天，又有人来探我的想法，先问我关于你高考的事。
我说：‘考是考得进的，但不知是什么大学，很可能考在本省。我不管他考在什么地方，都要等他的。’
又问：‘你去过他家里吗？’
我说：‘他父母不同意，我也无法去，不过他本人是同意的。’
以后，这个人就再也不来了。
还有一件怪事，有人竟然到我家找我母亲，在我母亲面前大讲特讲她儿子怎么怎么好，在部队就要复员了，如果在上海找女朋友结婚，就可以回来了。
然后，她又要对我讲她这个儿子。我对她说我有事，就走了。
我现在在学日语，你回来时，把那本《青年百学丛书》带回来，我也准备学点数学。病退回来后，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所以我准备下功夫学点文化吧。
1978年9月13日 上海”
绵绵秋雨，可以让人感到冬天即将到来的寒意，带着点未知命运的惆怅，在天色完全黑暗前的余光里，我提笔给晓晗回信：
“你好！
今天接到你13日写的信，你对我挂念的事作了回答，我很高兴。
不知怎么搞的，我对那些劝你的人都有一种对立的情绪，我对自己说：这种情绪没有必要。但我却抑制不住这种情绪。
当看到你回绝了他们时，我的这种情绪才得到了释放。
想起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恋爱过程，从农村工作时的默契，到你傻乎乎地听我讲故事；在听到父母不同意的消息后你哭红的眼睛，到我们因为高考和病退而无奈的分别……在爱情方面我们懂得很少，却彼此得到了很多。
还记得那次回上海，在西岗子“革命村”上来几个农场上海女知青的对话吗？
她们情愿找一个跷脚麻皮，也不愿嫁给一个拿工分的插队知青。如果下乡知青也分成几个层次的话，像我们这样插队的知青，在某些人眼里就是最低层次的了。
不过，古人云“后生可畏”，讲的就是年轻人身份如何并不重要，只要文化和道德的底蕴在，将来的变数是难以估量的，我们现在就正处在这样的变化中。
还有两三天，录取通知书就要下来，那时我就要动身去大学报到了。
我和你在农村的通信从此结束，到大学里我会把新的地址告诉你，你别再往生产队写信了。
1978年9月20日 爱辉”
刚写完信，肖明来了。
生产队此时知青已经所剩无几。自从统考结束后，我无所事事，肖明每晚下班后，都会到我的房间里来，喝一会茶，聊一会天。
那晚，肖明喝完茶要走，我送他出门时劝了一句：“早点回上海去搞病退，等我走后，没人再陪你说话聊天了。”
肖明说：“不急。只是人都走光了，寂静得有点可怕，我每天都用木杠把门顶上睡觉的。”
说完，他踩着月色回去。
我却是对怕没有了感觉，等他走了后，就一个人静静地躺着看书。
门是虚掩的，在睡梦中，恍恍惚惚地听到门在风中的晃动声，使我还能感觉到这世界的动静和真实。
胖丫的妹妹桂兰在爱辉历史陈列馆当解说员。那天我去陈列馆看到一本旧版的《瑷珲县志》，县志里记录了一些当年的民间歌谣，觉得很有意思，就向她借来，晚上没事翻着看看。
其中有一首歌谣叫《推黑河》，控诉了1900年沙俄入侵中国，砍杀中国人并把他们推到黑龙江里淹死的行径。
“一更里，小寡妇，两眼泪汪汪。想丈夫，在黑河，他把命丧。骂一声外国鬼，丧尽了天良，大不该，将奴夫，推到了大江。
二更里，小寡妇，两眼泪淋淋。我丈夫，再不能，转回家门。家中里呀，撇下了年迈的娘亲。可怜她呀，只哭得，泪水难尽哪。
三更里，小寡妇，闷坐窗前。怀抱着，苦命儿，眼泪不干。最可叹，你父子，就未曾见面。总然是呀，长成人哪，也难报冤。
四更里，小寡妇，想起了当年。你在外，捎钱钱，孝敬堂前。家中事呀，过日子，不受困难。三二载呀，转回家，夫妻团圆。
五更里，小寡妇，一夜未眠。只恨那，外国鬼，无理野蛮。他害我呀，中国人哪，也有几万。听说是，推大江，叫哭连天。”
我看完掩书感叹：下乡爱辉八年多，老毛子侵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历史不知听了多少遍，可不知为什么，这样生动的民谣却从来没人说起过呢？不过才七十来年，民谣的产生地，人们就已经无法知晓它的唱腔和表现形式了。
再过七十年，人们还会知道知青在这里是如何生活的吗？
199、四年之约 [本章字数：1615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4 08:14:27.0]
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是黑龙江大学。
公社一起参加高考的知青有的落榜，不过，他们并没什么不高兴，反正好搞病退，一心一意收拾行李回上海就是了。裴晴曦被录取的也是黑龙江大学，她不想去报到，也准备收拾行李回上海。
我的原则是只要能完成大学学业，不管什么大学都去读。在农村“八年抗战”都坚持下来了，这“四年解放战争”还不容易吗？
我当天就给晓晗写了一封信：
“你好！
本想打电报告诉你，但因为怕你感到震惊和难过，我就写信告诉你了。
虽然这样时间长一些，可是比电报的‘震动’要小一些，你说对吗？
我在今天早晨接到通知书，被录取的黑龙江大学。这是省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在这样的学校学习所感到遗憾的是：不能陪你一起度过周末了。
至于其他，我并没有什么大难过的。
唯一让我后悔的是：我填报大学志愿时，重点大学的第一志愿如果是中国人民大学，就可以去北京了。很多考生都不懂：大学在录取时，并不是按志愿挨个向下挑选的，而是直接从第一档的第一志愿跳到了第二档的第一志愿。
黑龙江大学是我第二档的第一志愿。
我们中一个考生才考了350分，比我要低20分，就被他第一档的第一志愿：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了。
毕竟北京要离上海近好多，而且是重点大学。
你我分别到现在已经五个月了，特别是我考完试以后的二个多月，时间过得很慢。
接下来还有15天我才能去大学报到，这是最令人急躁和寂寞的日子。
想想今后还有四年的学习生活要煎熬，我们只能在寒暑假半年左右才见一次，真有点不敢想像。
想到这些，我又为自己没能考到上海的大学而遗憾，感到对不起你，给你增添了痛苦。
这些天来，我已经把箱子钉好，该送人的东西也都送掉了，该带走的我都理好了，被子什么的都洗了，该补的衣服也补好了。
明天，我就开始张罗迁移户口的事，这些都请你放心。
我到学校后会给你写信，那时你再回我的信吧。
1978年10月4日 爱辉”
凭录取通知书办好户口迁移和种种证明后，我开始整理行装，不光自己的，还有晓晗的，包括云龙已经打好并委托我运回上海的行李。
一周后，我联系朋友开车过来，把晓晗和云龙的行李全部运到了黑河。
托运时碰到一些小麻烦，按规定，所有行李都必须有准迁证才能托运。
我把晓晗和云龙的行李通统算作我的，就说是自己用不了的东西，用我的准迁证托运回上海。客运站连检查也没做就放行了。
回到生产队，在空荡荡一无所有的宿舍里，我度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
我突然想起两年前的一个不眠之夜。
大队党支部支委值班轮到我，晓晗要我写信给转点去浙江的仲志红，报告我们谈恋爱的事。我在那封信的结尾谈了自己的择偶观点：“有人喜欢伴侣是与自己门当户对、有政治文化水平的，而我则希望她是一个善良和会生活的伴侣。”
那时，我一想到娶个“很高政治文化水平”的女人做老婆，就害怕；我喜欢普普通通“善良和会生活”的女人。
当时想的就这么简单。
两年多过去后，现在想想，这里面其实还有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的另外一些道理。因为“善良和会生活”的晓晗，不知不觉地给我带来了很多观念上的变化，我的“教条式的理想主义”中，慢慢揉进了晓晗“灵活的现实主义”；我清高的“坚持原则”里，也悄悄地融入了晓晗善解人意的群众观念。
我们的恋爱，让我的思想变得更成熟和综合。
突然感悟到这一点，我写信与晓晗共同分享，并在信中告诉她：
“你和云龙说一声：取货单只有一张，写的是你的名字。行李到上海后，让云龙和你一起去拿。你的行李是110公斤，陈民龙的行李是85公斤，共用了47.37元，钱已经付了。
我这次还买了一些黄豆、香瓜子、窝瓜子之类的东西，因为怕麻烦，不想再打开已经钉死的你的箱子，我就放到自己的行李里，先托运到哈尔滨，等放寒假时带回上海。
我的行李有100公斤，托运费是14.23元，到底路要近好多，托运费也便宜些。
到学校后，我会把剩下的30多元钱汇给你，因为这里还有一部分是你多余出来的伙食费。
你在上海的病退搞得怎么样？甚念！
再有7天我就在哈尔滨了，以后的写信地址是：黑龙江大学189信箱。
1978年10月13日 瑷珲”
200、秋瑟别情 [本章字数：2264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5 16:06:23.0]
秋色已尽，寒风乍起。
10月19日，是我在队里的最后一天。
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打点好了，明天就要踏上去大学报到的路途，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几天来，社员一家家地找我去吃饭，举杯之间，大家免不了有点恋恋不舍。
中午，我去供销社买了两瓶酒和两听水果罐头，向贾大爷告别。
贾大爷已经80多岁，卧床不起，日益病笃。在他的执意坚持下，我不得不坐下喝酒吃饭。老人平时一人生活，女儿白天会来照顾他。这天的菜，是他特地叫女儿过来，做给我吃的。
贾大爷盘炕而坐，稍饮了一点酒，一边看我吃菜，一边说着他能想起的那些知青的故事。我们沉浸在欢乐回忆中。
饭后临走时，他吐出了一丝悲伤：“这个冬天我看来是熬不过去了，这就算是最后一次见面吧！”他嚅着没牙的嘴唇，喃喃地说着，满是皱纹的脸上泛着一种异常的红色。说完，他用两只干枯的手，支撑着炕沿，一定要下炕送我出门。
拗不过他，我搀扶他跨过门槛……
他站在门口，努力伸直弯曲的腰，向我频频招手……
嗖嗖的北风中，他蹲下了，当看到我回头看他时，他又站起，伸起了手臂……
下午，老乡说要为我开个欢送会。
这让我感到十分意外：对知青离队返沪搞病退这件事，老乡表现得特别冷淡，知青走得也很伤感。彼此都有些埋怨：人有时怎么会变得如此无情无义！
我却有幸成了唯一被开欢送会走的人。也许是因为我走的方式不同，是考上大学？也许是我曾在队里当过四年队长？
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欢送会开始前，贫协主任刘承新见我就说：“你当了四年队长，执行的是什么阶级路线，我一直也没弄清楚。”我笑笑没吱声，不想破坏欢送的气氛。
欢送会一开始，刘承新的开场白又说：“你们知青呼拉一下都走了，可把我们贫下中农闪了个腰呀！”
欢送会气氛有点紧张。
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我要趁这个机会与老乡沟通一番：
“非常感谢大家为我送行，这让我想起到生产队的第一个夜里，乡亲们敲锣打鼓欢迎我们的场面。
一晃**年了，知青和乡亲们一起，光着膀子抡芟刀，裹着棉袄拉水耙；撒籽、收割、盖房、挖沟、伐木、开石。平日里，在田头啃冻馒头、咬冰碴子；过年了，围着炕桌喝大碗酒、吃大块肉。在这偏僻乡村里，在这充满火药味的边境线上，流血流汗，站岗放哨，是纯朴的你们给了知青无穷的欢乐和温暖。我们之间以‘爷、娘、叔、婶、兄、弟、姐、妹’相称，洋溢着暖融融的人情味。
正是在你们的关心照顾下，我们从十六七岁的孩子成长为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同时，知青也把人生最美丽的青春献给了黑土地。
有人问我四年来执行了什么阶级路线？这让我想起贾大爷在我一当上队长就对我说过的话：‘生产队就像一头大蒜，坏一瓣就掰一瓣，最后就只剩下光杆了。’再说，掰掉的那一瓣谁家没有老人孩子？谁家不指望着队里好好过日子呢？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大家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说起知青的走，我也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谁没有父母兄弟？谁没有思乡之情？今天，当知青终于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时，我为他们感到高兴！我相信乡亲们也是为他们感到高兴的！
所以，我把今天的欢送会看作是对全体知青的欢送，这不仅仅是对一个当了四年队长，然后考上大学的我而举行的个人欢送会。
我谢谢大家！知青是永远不会忘记这片黑土地的哺育之恩的！”
老乡听了我的话流下了泪水，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我顿了一顿，最后告诉大家：“今晚，我已经在镇上饭馆摆了四桌酒席请老乡，就算是代表知青对大家谢谢了！”
老实说，这四桌酒超出了我的经费预算，原来想把除路费外剩下的钱寄给晓晗的，现在不能兑现了。我对老乡掏出了身上所有，在生产队不再有任何未了的遗憾，觉得心里痛快。
酒席散后，夜已深，我给晓晗写下在农村最后的一封信，叙述了这几天与老乡的依依别情。
而就在这天，六千多公里之外的上海，晓晗也在给我写她搞病退的最后一封信：
“你好！
9月20日、10月4日、10月13日的来信都已经收到，行李领取单也收到。
什么时候取行李要等通知，我会办的，望放心。
就在收到信的前一个小时，云龙来我家。他告诉我：今天居委会通知他迁户口，病退已经办好了。
不知怎么搞的，我们一起把材料送到区乡办的，他的批下来了，我的却没有，心里急得要命，但毫无办法，只好听天由命。
当我知道你考在黑龙江大学时，心里很难受，几天没睡好觉，想了许多。
我身边有很多人劝我，没有一个人不让我跟你‘黄掉’。他们都是一个意思：你父母不同意，你又考在黑龙江，将来难道还能在一起吗？
但是不管别人怎么劝，我自有主张。
自从我了解你是怎样一个人以后，我就一心一意地爱你了。不管你考在哪里，我都会坚持下去，请你相信我。
现在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你在大学一心读书，不要为我们的事分心，这样才能让我放心。
好了，当我写到这里，居委会负责人上门通知我：病退办好了，叫我迁户口。
现在，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这是我第一次寄往你大学邮箱的信，请查收。
剩下的钱不要给我寄回来，我不需要用钱，平时学校里生活要花费的，而且寒假回来时还要路费。
1978年10月19日 上海”
第二天一早，汽车载着我离开边境线，翻越小兴安岭。
我看到了一片片纯洁的雪地和白桦林，淡淡的没有任何色彩。就像这八年半，我们来时两手空空，去时一无所有。
在些许的伤感中，我想起了父亲那句“少不闯南”的话，心境豁然开朗：远离亲友却敞开心扉，经历风霜却积淀情感，趟过荒凉的沙漠却珍藏了豁达、纯朴、坚毅、激情的金子，这些是不是当年父亲希望我具有的男子汉气质？如果是的话，那么，它已经融入到我的血管心肺和思维语言，成为我生命的特征。
渐渐远去的边境线――黑龙江，在刚刚升起的太阳下，细如玉带，就像一根牵魂的细绳，牵着来时的南方少年去时的北方汉子。
尾声 [本章字数：3163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6 13:14:59.0]
从2012年12月1日写《边境插队手记》到今天，整整一年，一共200篇，30万字左右。
与《水浒》108个好汉陆陆续续上山、后来大聚义排座次正好相反；我们是“一片红”集体下乡，后来陆陆续续地散去。
从十六七岁到二十五六岁，我们未能像前辈那样在这个年龄段成为好汉，而是以亲人离别的酸楚为始，以无果而返的遗憾为终，其间除了留下人生情感的跌宕起伏外，又有多少东西能值得历史和社会的肯定呢？不知道再过几十年后，还有谁能看得懂这代人的“一片红”和“大返城”？
十分感谢一年来始终关注《边境插队手记》的博友，假如不是你们的鼓励，我会觉得无趣而半途辍笔的。其间包括一些博友一直在帮我纠正文中的错别字，以至于这篇《边境插队手记》尽管文笔平庸，但差错率却相当的低。
这，足以让我欣慰了。
作为知青运动的结尾，我想有个大背景还是应该了解一下的：插队知青的“病退”，只不过是全体知青大返城潮流的前奏，在前奏与大潮之间有这样一个导火索。
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
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点燃了知青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于是以云南知青请愿方式开始、以黑龙江“今夜有暴风雪”方式结束的全国知青大返城，就如黑龙江上淌冰排那样汹涌澎湃，冰裂、断层、挤推、撞击……就像当年这些学生从城里集体消失一样，短短的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知青的千军万马也从农村忽拉一下消失了。
这个与“文革”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都相应延迟了两年多的上山下乡“一片红”，终于成为历史。
从此以后，共和国不再会有中学毕业生集体全部下乡的极端；恰恰相反，在知青的返城潮过后，是规模更大的数千万农民的进城打工潮。
即使那些至今还“无悔”并高唱着“知青精神万岁”的过来人，想必也不会逆潮流而动，让他们的子孙去重蹈覆辙了。
熟悉我的朋友经常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文中的某某是谁呀？
我只能这样回答：作为纪实性小说，文中大部分人已经被我拆分和重叠，连我自己也分不清谁是谁了，但当年农村的细节却是真实的并保持着新鲜的气味。
我在文中只对个别人保持了原样的记录，其中的“汪永德”就是。
他的真名叫江财妙，他回上海搞病退后，我在哈尔滨上大学，一直没见过他。
一晃几年，有一次回上海探假，我向知青打听。知青告诉我：他得胃癌死了。
在悲哀的伤痛中，让我唏嘘不已的是：曾经的“浪子”江财妙，返城顶替父亲进了公交公司当售票员，道地的东北普通话，加上热情的服务，还有对公交车上小偷的敢于斗争，使他获得过上海市公交系统的劳动模范，他真的做到“回头金不换”了。
剩下活着的，我只能从心里祝福而不愿意再惊动他们，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知青都愿意回头去捡拾那段生活的。
曾经的插队战友，只有少数后来当官、当教授、经商，成了现在社会上一部分活跃的人群；大部分却沉淀在社会的最底层，日子过得并不理想。这是个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目标、到后来又各自分飞的群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境插队手记》也只是个人的经历，并无代表意义，唯一的价值就在它是纪实的。
作为这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亲历者，我有幸保存了当年的手记，扔了可惜，故缀成一册，供现在喜欢的人闲时一阅，也供将来的研究者作为参考。
为了《边境插队手记》的完整，我还想作一些如下的后记：
记得我初考完从县城返回生产队那天，副队长老吴和我一起蹲在地头，他说：“听到了小麦拔节的声音。”
我伸长脖子竖着耳朵听了半天，静静地，啥声也没有呀？
他笑笑，抽着大旱烟，不再言语。
就像一个谜，闲时我就想：老吴听到的小麦拔节声到底是咋样的？
好多好多年以后，我重回爱辉，忍不住问老吴。
此时已经一头白发的老吴哈哈大笑：那不是说你要上大学么！
哈哈哈！我也大笑，谜底竟是如此简单。
可不是么，家里老户口本的附页上，对我的仅有记载是这样的：
1970.3.18，黑龙江爱辉县插队，盖着“迁出”章。
1982.7.19，黑龙江大学分配，盖着“迁入”章。
无情的记载，遮不住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上海，把一个实际上只有小学六年级学历的我送去了黑龙江；黑龙江，却把一个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我还给了上海。
我并不怀念那个年代，但我要感谢黑土地，那里，曾响起我生命的拔节声！
我还记得，离家13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上海。
父亲把一个厚厚的档案袋交给我，说：“完璧归赵吧。”
“这是什么？”
“你写的信呀。”
我简直不敢相信！
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看，所有我写的家信都按年月顺序排着。
一种甜甜的滋味涌上心头，我从来没想到这些家信会再回到我的手中。这些信带着弟妹们的朗读声、父母亲的舐犊情，它们随同我在农村16本大大小小的日记一起被珍藏了下来。
包括后来一位转点走的知青，也在三十多年后把我写给她的信还给了我。
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记忆如此好，能把当年的情景像画面一样记录下来？其实，如果没有那些偏重于故事的日记、父母替我保存的家信、知青战友归还我的书信，我又哪里能记得住这么多细节呢？
我不知道谁还能像我如此幸运？
1979年5月，我在大学接到母亲的一封信：
“在你爸爸去北京开会时，收到晓晗一封信，她要求父母同意你们的婚事，并希望找她谈谈，给她一个回音。
我们经过商量，基本上统一了看法，认为晓晗回上海后对你还是一心无二，这确是难能可贵的情意，这也是组织一个幸福家庭的很好前提。就由我执笔给晓晗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做父母唯一希望的，就是子女能做一对互帮、互促、互敬、互爱的好夫妻。对于婚姻的选择权，当然是属于你们青年人自己的，并希望她支持你完成大学时期的学习任务。
望你要专心一意的认真读书，不要分心，虽然对你们的事我们在看法上有一些周折，但你要相信，我会把她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看到这封信，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婚宴是“刘金鹏”帮我落实的，在南京东路上一家饭店，当年知青点里能来的都来了。
还记得1972年春那首被批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地头小诗吗？“漫绘远景笑田头，难说战友不分手。有志约定十年后，痛饮茅台话旧游。”我和晓晗结婚的这一年，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也正是知青在地头约定的“十年后”。
如果说，日记和书信的保存是一种幸运；那么，我和晓晗终成眷属更是一种幸运。夫妻之间30年来经常围绕当年的边境插队生活“话旧游”，这无疑对此文的完成也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我俩在1978年5月至10月间的30封信，我已经整理成《高考病退两地书》，记录了在动荡背景下我们执着的爱情观。
尽管在200篇《边境插队手记》中，有关我俩恋爱的记述只有30篇，但在生活中，今年我们结婚已经整整30年了。
当然，我和晓晗不会一直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我们每年都会去一次“新游”，足迹差不多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去年，我和她一起去新疆自驾游，在巴音布鲁克的一块陡直的山坡上，开都河在平阔的草原上“九曲十八弯”地西去，泛着夕阳的逆光。
我突然想到了当年高考和病退时的曲折，笑着问她：“当年，你会想到我们有车有房的今天吗？”
她也笑了：“有车有房现在又不稀奇的，那时你就是一个农民，谁知道你后来会什么样？”
我点燃一支烟，沉思在人生曲折的回忆之中。
她见我不吱声，又说：“只要俩个人能在一起，什么都好。”
这时，背后响起了“咔嚓咔嚓”的快门声，回头一望，是一位陌生的摄影爱好者。
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对我们说：“对不起，拍了你们的背影，一直想找这样的情景，真美！”边说还边发出“啧啧”的赞叹。
美吗？我和她相视一笑。
美，是眼前曲折的河流；美，是年轻人拥有的青春。
现在，我们已经老了，只不过是坐在山坡上，看着夕阳西落的去处，品尝年轻时酿就的酒。
我不得不承认最伟大的造物主是时间，再苦涩的酒经过几十年的窖藏，如今竟然散发出醉人的甘醇浓香。
（全文结束于2013年11月26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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