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随着这一声喊，连长命令道“打！”
军号声像霹雷般在半空响起。
任务完成了，在边防连六班和民兵一班的掩护下，我们跑步向七棵松树方向撤退。
我是机枪手，沉重的武器，加上脚下的雪很深，迈步特别累，满头大汗，衬衣都贴在身上了，多么想歇一会儿呀，但队伍中没有人掉队的，个个奋力向前。
我扛着机关枪，在越一条战壕时，没过去，摔下雪沟，马上有几双手同时伸来，扶得我双脚离地。我连雪也没拍，马上跟上队伍。
到公路时，我差不多接不上气了，全身湿得像粘上了胶布，脸上的汗像蛇一样蜿蜒在面颊，露在皮帽外的头发被汗水浸透，又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冻成了一根根冰柱。
可是，我不觉得冷，反而觉得热得透不过气来，每一个毛孔都恨不得张大蒸发水汽，哪怕这时洗一个冷水澡都可以。
“撤退任务胜利完成了，敌人正在古城聚集，上级要我们马上配合主力部队把敌人全歼在我们的领土上，叫敌人有来无回！命令我们全副武装强行军，迅速跑回古城！”
紧张的长跑开始了，虽然时时有人落伍，但重武器总是在最前面，一路上不断有人你争我夺，甚至把人都一起抱了起来……
我忍受着胃部的颠痛，冲进边防连的大院。
在清点人数，站齐队伍后，边防连战士不断高呼：“向民兵学习！”
我们也同样高呼：“向解放军学习！”
队伍的后面突然亮起了灯光，参观团的车队启动了。
队伍自动分成两列，在车灯照射下，只见一枝枝钢枪高举。
在越来越远的车上，隐约传来一声声“再见！”
爱辉古城，从来都是兵家要地。它北有卡伦山，南有巴拉哈达山，西有松树沟，西北有核桃沟，西南有长岭子山，东临黑龙江，方圆二三十里，山环水绕。
不过，在回民兵连部的路上，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古代战争中，大刀长矛，爱辉的确易守难攻；但在现代战争中，大炮坦克，爱辉却根本无法据守。真要是同对岸打起来，估计不会硬拼，而是先撤退到山里。那么，撤退时我想带在身边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武器，这毫无疑问；其次是日记本，什么时候也不能丢。其它的，除了被子和简单的衣服，我就一无所有了。
47、地道抓连长 [本章字数：162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22 21:11:39.0]
1971年春天，社员大会讨论了这样一件事：
今年还要不要接受上海知青？
新担任生产队长的王喜奎竭力阻挠再接受上海知青。他说：“我们队底子薄，再来知青就更受不了。”
最后，在副队长老吴“要不要？”的问声中，社员喊起了一片“不要”的喊声。
好几十知青都愣在那里没反应过来，只有几个大声嚷着：“要！”声音显得那么孱弱。
最后生产队决定不要。
其实，这并不是生产队能决定的，肯定是上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那一年，不要说我们生产队，就是全大队、全公社、全县乃至全省，也没有再来过插队的上海知青。
在边境插队的，就只有69年和70年两批，我们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
那天晚上开完会，轮到我站岗，看见另外两个武装民兵背着枪出去。
他们上哪里执行任务去？给连部烧水的老贾不回答我，还让我不要再问。
事后我才知道，是大队书记郭木森派给他们一个秘密任务：抓连长。
民兵连部的会议室，有一个秘密的地道口。
郭木森站在会议室里，觉得地道里有声音，“是谁？”他发问。
可是地道里却没了动静。
郭木森马上联想到民兵连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程兴与大队出纳黄小梅，早就耳闻他俩有点那个事，莫非他们钻在地道里去苟且了？
于是他守住地道口，让烧水的老贾叫两个武装民兵来，拿着枪到地道里去抓人。
他果然猜得不错，一会儿，两个武装民兵押着程兴和黄小梅从地道里出来。
早上，公社武装部通知民兵连机枪手到城关集合去验枪。
我去取机枪时，有意路过关押程兴的房间。他躺在炕上，一双不安的眼睛看到我，叫了我一声。
平时这个人待人挺客气的，那天不知怎么让我觉得有点恶心。
我们备战深挖洞，结果他竟然利用地道，钻进去……
集合地点早就有三名解放军战士、一名公社武装部负责人等在那里。
我和拉腰子、黄旗营子另外两名机枪手到了后，坐上拖拉机朝西奔去，来到一个荒草丛生的靶子场，架好三挺机枪，目标是200米远的靶子。
指挥员给我们三个机枪手一人六发子弹，说明今天主要是验枪。
我沉着地压上子弹，按照要求，“哒、哒哒、哒哒哒！”从单发到连发，六发子弹从枪膛中射出，机枪的震动带动着我的心跳，子弹在空气中带着“啾――”的尖啸声。
我的成绩是六发五中，分别是“九八七六五”环。
而拉腰子的一挺机枪卡壳，黄旗营子的一挺机枪不能打。
指挥员表扬我的机枪保养得最好，然后将那两挺机枪调整后，又发给我们每人各30发子弹。这一下真过瘾，只听见一阵连续激烈的枪声后，三挺机枪都冒着青烟，散发着火药味，前面的靶子早就被打烂了。
回来的路上，我抱着滚烫的机枪，唱起了歌。
到了连部，我又故意路过关押程兴的房间，发现里面已经空无一人了。
昨晚奉命下地道抓人的民兵告诉我，郭木森叫来公社武装部的人，先审那女的，确认他们不过是你情我愿的男女关系后，当场放走女的，然后让程兴也回家了。
程兴和黄小梅出了这档子事，在大队待不下去，先后离开大队，投奔到各自亲戚的村屯了。
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木森看上去越来越沉闷。
各生产队搞定额管理后，经常有队长去他那儿诉苦：比如取消了上山砍柴补贴，没人愿意去干；赶车的没有了超额工分，车老板也没人愿干；还有其它好多重活脏活累活，只要没有超额工分好拿，就没人愿干。
再加上副书记、连长和出纳员出事，他觉得现在农村的风气越来越不正，如果已经占到生产队劳力50%的200多个上海知青再出点什么事，马上就要开始的春耕不就乱了套吗？
郭木森是个党性极强的人，过了几天，他把大队四个知青点的头儿都找到连部，开口就说：“你们来了以后，农村发生了很多变化，老乡穿衣不再一律黑色了，开个会还唱起了歌，连喂马的青黑豆也拿来当菜吃了……”说到这里，他跟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然后他接着说：“将来农村面貌的改变，要靠你们青年人呀。你们都回去想想，可不可以每队组织一支青年突击队，先干起来！”
郭木森的意思，就是要让上海知青组织突击队，把没人干的活儿都接下来干，成为生产的顶梁柱。
这可能吗？
我没吱声，觉得要回去先和队长打招呼，再和知青商量，否则会显得太突兀，造成与其他社员的对立情绪。
48、逛县城 [本章字数：155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23 10:54:19.0]
三月份，东北的积雪，开始白天化，晚上冻。
白天的道路，在渐渐化冻的雪水中变得泥泞不堪，这是东北最脏的季节。
俗话说：“小麦播在冰上”，拖拉机拉着播种机，开始下地，把麦籽播在浅表已经松散的冻土上。
探亲的知青开始陆续回来。
每当三两结伙的知青回来，都会引起知青点一片惊喜的大呼小叫。
他们从上海带来好多吃的：大白免糖、花生牛轧糖、椰子糖、话梅糖、酱油肉、香肠、肉松、鱼松、麦乳精、炒麦粉、奶粉，还有各种腌制海产品……
有给自己带的，有带给老乡的，还有给其他知青带的……
插队干部老邵也回来了，见到我说：“在上海时，你父亲和我说起你，谈了许多，话语中好像一直在担心你，说你有鲁莽的闯劲、冲动的义气。”
老邵很奇怪：“你父亲口中的你，怎么和我看到的你，完全不像是一个人？”
真的不是了。
在我父亲被隔离审查的一年里，我就已经完全变了。父亲隔离审查结束后直接去了五七干校，他还没来得及发现我的这种巨大变化。
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那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发生了性格上的巨变。
我淡淡一笑，对老邵说：“这说明本性是不难移的。”
老邵不解地，但是和蔼地看着我笑了。
施卫疆走后，我要上县城把他今年被扣下来的口粮卖掉，然后把卖粮的钱和粮票都给施卫疆。
早上，我坐马车，花了五个多小时，行60多里，来到了县城。
卖好粮，先去施卫疆那里把钱和粮票结了，然后他陪我上街采购：昊宇的小提琴弦、云龙的棉胶鞋、肖明的锁和钥圈小刀、知青点炮仗炉的水龙头橡皮垫……
从这个商店到那个商店，眼里所见的是花花绿绿的柜台，耳里钻进的是喧闹的喊叫声，鼻里总是有一股闷在箱子里的那种味道，我感到头晕了。
下乡十个多月，还是第一次用这么长的时间泡在商店里。
我像傻子一样跟在施卫疆后面，完成了各种代购任务，背着鼓鼓的书包，终于逃出商店，走在灿烂的阳光下和清新的空气里。
不想再耽误施卫疆的工作，我说自己一个人去逛逛，来到了县城的客运站。
客运站里人不多，我在候车的椅子上睡了一觉，直到别人把我叫醒：“你去哪儿？”我才舒服地伸了伸走酸了的腿，说了句“我哪儿也不去”把那人支走了。
出客运站，我向黑龙江边的那条路走去。县城不大，三四万人，横竖加起来也不过七八条大马路。江边这条路最有特色，街两边保留着很多俄罗斯的木刻楞房。
我来到江边，只见我方江堤上有一块大石碑，刻着毛主席手写体：“小小环球，有几只蝇碰壁，嗡嗡叫……”正对着老毛子。
对岸毛毛子那儿，一座座厂房吐着黑烟，被北风吹得直往地上降，一排排高大欧式的房子躲在江边岗楼的后面。
冰封的江面上，有一条临时的车道在冰上直通江心。四辆马车正向江心走去，十几个人在江心不知忙乎着什么。
江堤上，三个老汉津津有味地说着话。
一个用手指着对岸一片黄颜色的房子说：“那点房子还是我们中国造的呢。”
“哪儿……？”
“靠近树林那儿。”他仔细地告诉了那位发问的老汉后，又说：“那大架子还是中国的呢！以前在卡伦山那儿的。”
我吃惊地看看那大架子，有两个上海国际饭店那么高，是苏联的电视广播发射塔。
“他们在江心干啥呢？”我终于等到他们停下对话，问了他们一句。
老汉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反问：“你问什么？”
我用手指了指江心的人。
老汉回答：“喔，他们是在淘金，黑龙江里有金子呀。”
这时，江对岸高音喇叭里传来唔哩嘛哩的声音，是一个男声在唱歌；突然，又变成了一个女声的尖调。
三个老汉听到对岸的喇叭声，觉得太吵，转过身走了。
“总有一天要打起来的，江对岸的屯子总要归还中国的。”我听见其中一个老汉边走边向另两个这样说。
江堤上，留下了我一个。
我仔细看对岸，有人在江边走动，还有大卡车来来往往。
我脑子里响起了一首歌：“……同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清晨共听雄鸡高唱……”
尽管这歌唱的是中国南疆，是与另一个国家的关系，但北疆两国友好时，这情这景不也差不多吗？
唉，原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却成了这样，可惜呀！
49、知青改编 [本章字数：134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24 08:43:48.0]
落下了春天的第一场雨。
土地被浇醒了，除了小麦，大田其它农作物的备耕也开始紧张进行。
那时候，时兴“抓革命，促生产”，大队又召开“一打三反”班子会议。
已经一年了，大队的这个运动经过了三起三落，每次都没有什么结局，却弄得社员相互矛盾，群众有气，骨干怨气，领导泄气。
知青点在哲学小组学习《实践论》后得出结论：由于对生产队过去的情况不了解，我们不参与写大字报。其实，是知青对这种运动已经没有兴趣。
这话可不敢对外面说，只是几个知青学习骨干的私下议论。
大家讨论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要求组织青年突击队的事时，也感到有点为难：我们是知青点，又怎么去组织必须包括当地青年的青年突击队呢？
大家对我说：你不是团员，这事让团支部去组织吧，作为知青点负责人，你还是对知青点的组织形式谈谈建议。
王雄涛经历过大罕公路，曾任其中一个排的排长，十分怀念那段生活。他提出把知青点领导班子改成班排编制。
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通过了这个建议。
以后知青点就叫知青排，排下面设女知青一个班、男知青两个班，后勤一个班；除了后勤班长任命外，各班选出正副班长；正班长参加排委会。
插队干部听了以后也表示支持。
经过选举，排委会选我担任排长、王雄涛和李晶霞担任副排长。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以前积存下来的一堆困难。
是陷在这些困难中，光喊着“这样下去不行”呢，还是用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去一个又一个地克服？
知青分班讨论时，一班提了四点倡议：
一、表扬先进，帮助后进，开展斗私批修。
二、服从命令听指挥，反对自由主义，开展文娱活动。
三、整理好个人内务，管理好个人生活。
四、帮助食堂做事，参与集体劳动。
知青点的黑板报刊出了他们对大家的倡议。
排委会第一次会议，强调了为大家服务，为大家谋利益。
同插队干部商量后，在全体知青会议上，提出了知青排以后的几点计划：
在生活管理上，要求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知青菜地种什么，怎么种？还有知青养的猪鸡羊，怎样在菜地与养殖上不仅自给，而且创收？怎样用创收的钱来保证食堂伙食的改善？来发展知青其它的项目？账目如何公开？知青宿舍怎么管理？
对以上各项工作，要求各班推荐一名生活干事参与讨论与实施。
在文娱活动上，要求建立文艺小分队，自编自演节目，做一个乒乓台，买一只篮球，早上做广播操。
对以上各项工作，要求各班推荐一名文娱干事参与组织与发动。
在知青建设上，提出口号：“节约开支，增加收入，苦战二年，改变面貌。”
从眼下来说，先解决知青场院积水，填土平地，把清真寺这个现有的知青点整理得干净整齐。
从长远来说，我们要打捞黑龙江发水时漂下的苏联木头，准备盖房，打造出一个更美丽的知青点。
此事由知青排委会来抓。
另外，我们还提出把知青的成长与生产队的其它活动结合起来，要把表现好的知青，与生产队团支部的组织发展结合起来，与生产队五好社员的评比结合起来。
此事也由排委会来抓。
我们提出了实实在在的奋斗目标、奋斗精神、奋斗方法，并强调要团结共同奋斗的力量。
第二天，肖民上磨房去磨面，磨房多找了他0.65元，他高兴地回到知青点，把钱如数地交给我说：“赚进了，赚进了！”
我说：“这钱怎么能拿？”
肖民不服：“怎么不能拿？我交到知青点，这就成了知青大家的利益！”
我拍拍他的肩，轻声地对他说：“还了它。”
他瞪着眼睛对我说：“你傻呀！”
我说：“你才傻呢！”
50、砖窑写信 [本章字数：145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25 08:31:28.0]
4月7日是我们新知青下乡一周年的日子。
但是我却孤单一人，漂在了西岗子。
这是大队党支部交给我的一项任务：外调。去搞清楚另外一个生产队里某个历史上有日特嫌疑人的问题。
我骑着自行车，冒着大雪大风，到过煤窑沟、宋集屯水库，那天晚上，在西岗子宿夜。
明天，还要到东岗子、杨树屯。
在清冷的小旅馆里，我想青年点今晚一定很热闹。
出来前，我和排委会就商量好了，安排今晚买些肉，杀几只鸡，大家好好纪念一下。
几天来，我有时吃住在当地知青点，有时吃住在当地老乡家，所见所闻不少。当时以为都是别的地方的事，没有记下。后来觉得有点意思，想记又记不全了。
手里只有一张临出发前云龙塞给我的小纸条，说是抄来的《内蒙知青之歌》。一路上没人的时候，偷偷看了几遍，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是上海知识青年
来到内蒙插队草原。
我们的心是绝对地悲伤，
一下子就掉进那万丈深渊。
我们的生活是多么无聊，
我们的房屋是那样破破烂烂。
我们吃的是苞米酸菜，
我们的劳动是多么繁重，
整天是那面苦脸。”
文笔要比《南京知青之歌》逊色多了，不过我还是把它夹在随身的记录本里珍藏。尽管收藏它会给我带来一些风险，但对我来说，那时看到知青手抄私传的东西，都会特别留意收藏。
外调转了一圈回来后，参加晚上的知青哲学小组学习。
大家争论的题目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之间有什么矛盾？
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的王队长和老吴副队长闹矛盾，引起知青和老乡的不满。知青从中看到了农村落后、农民思想落后的一面。
有知青提出：不要在具体问题上纠缠不清，要深刻地看到几千年来沉淀在农村的基本文化、沉淀在农民身上的基本思想，是进步的，是向上的。
但也有知青反驳说：你这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又有知青提出：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我们知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又怎么去教育农民呢？
这也遭到了不同意见，有知青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们生产队现在有三十五户人家，知青50多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占劳力的三分之二。知青，不仅是队里生产的主力军，而且可以用我们的力量影响生产队的精神氛围，用实际行动来改变农民思想落后的一面。
最后有知青反驳：不要把知青看得那么伟大，我们到底准备在农村呆多少年？我们自己对前途是怎么想的？国家对我们的将来是怎么考虑的？这些问题都没搞清楚，你凭什么去教育农民？
这几个问题一下子锥到大家心里，全体陷入沉默。
我为了缓和大家的情绪，提到了陈国明。
陈国明在春节前回上海，去看望病中的母亲。后来学校来信告诉我，他找到学校，提出要求：户口迁回上海，恢复70届在校生身份，重新分配，不愿意再回黑龙江。
这件事在上海的其他知青家长，包括母校的老师、区教育局都知道了。
现在已经将近半年，僵在那里，国明干脆在上海靠着，不回来了。
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从刚刚的沉默中出来，说可以给国明写一封信，表个态：即使那事在上海办不成，这里的知青仍然会热情地等待他的回来。
最后，把写信的任务交给了我。
会后，我去砖厂值夜班烧窑。
这活儿不重，就是添煤，加一次煤要十分钟，可以烧半个小时。我利用这半个小时，凑着炉膛中的火光，断断续续地给陈国明写信。
呼呼的西风扑进窑洞，我紧紧偎在炉膛边，半个身子是暖和的，半个身子是冰冷的。思路不时被寒冷打断，瞌睡也来干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写了四张信纸，天已经大亮。
收好笔纸，呆呆地看着炉膛，跳动的火苗晃着光芒。我想，在人生选择这样的大事上，这封信能起什么作用呢？只不过是一种表达友谊的安慰罢了。
没办法，谁让我们都像是这一炉子里的煤呢？靠在一起，才会有热量，才不至于熄灭。
51、入团了 [本章字数：142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26 17:50:02.0]
叠稻埂又开始了，比去年晚了七八天。
我在田头抬头远望，东方瓦蓝的天上飞过一群大雁，三面兴安岭莽苍苍，春风劲吹，狂笑而过，带着草籽和花絮。
我的脚下，是经过一冬风雪残打的枯草，它们被春风抛弃。冰冻的大地，在春风中，在阳光下，感激得“热泪”满地。
我脱下帽子，敞开衣领，让春风吹进心里。
无意之中，我拿出了兜里的刮锹板。那是去年，我们刚下乡时，牛大爷被马踢了一脚，病倒在家，听说我们上了水稻地，就忍着疼痛，给我们新知青每人做了一个。
刮锹板很派用处的，当地老乡的锹大都是白象牌，如钢般锃亮，叠稻埂挖土时不沾泥。知青的铁锹都是万象牌，那铁麻麻栗栗，没挖几锹，就沾满了泥，必须用刮锹板刮一下，才能继续挖。
上午出工前，我正找这块刮锹板，邵子昂进屋告诉我：正式通知你，被批准入团了。
早在两个多月前，我去插队干部宿舍商量知青点的事，正好碰到在开队委会。大队团总支书记也在，他当着我的面对其他队委说：“等把队委会改选好，就抓团的工作。有的同志经得起组织的考验，上次考验到现在，表现一直很好。”
我知道他是在发出信息，对我进行鼓励。
所以，当今天听到入团的消息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淡淡地一笑，我对入不入团已经变得很沉静。
真的，好像没了第一次填写入团表格那样的兴奋了。
我已经老气横秋了吗？
可是，清晨上班的路上，大家不是还在笑我童心未泯吗？
当时我坐在马车上，发现了一群棕黄色的狍子。远远望去，它们一溜带着白色块斑的屁股对着我们，却个个扭过头来，傻呼呼地向我们张望。
我大叫大喊，站在马车上，跳起来起哄。狍子们感到我们“来者不善”，于是撒蹄快速奔跑，越过水沟，跃过草丛，窜进了树林。
一起坐马车的老乡看着我，说我像个孩子：“这儿傻狍子有的是，也值得你这样？”
我从遐想中回过神来，抬起手一看，有五六个水泡。
虽然在体力上我要比去年强壮，但一冬天戴着棉手套干活，双手的老茧已经褪去，光手用锹，毕竟有些不适应。
水泡在不断地摩擦下，挤出了水掉下了皮，露出了红嫩的肉，一握锹把就火辣辣地疼。
我并不在意，心想，过几天就会好的。
快下工时，下起瓢泼暴雨，我们躲进地营子避雨。
北大荒的天气有点怪，早晨还是晴空万里，太阳在初春散发出它火辣辣的味道。下午，突然积云四起，漫天大风，雨点子噼里啪啦地就砸了下来。
“轰隆”一声，像要把整个地球炸裂一样的巨响，把老全吓得脸色铁青：“哎呀，这么响的雷呀！”
不知是闪电的反光呢，还是给吓的。
附近干活的几个城关上海知青也来到地营子避雨，天很冷，我们穿起棉衣，倦缩在一起。
冷得实在不行，我们和城关的知青就对拉着唱歌。
歌声传出地营子，飘荡在雷声雨声中。
雨小点了，我走出地营子，在草檐下欣赏这雷雨交加的变幻。
昏黄的天，像老人沉下的脸，拼命地用雨点鞭打这刚刚发绿的大地。
积云压在远处山上，一块一块的，缝隙中已经露出了蓝天，太阳的光辉透过乌云的边缘，把山坡打扮得斑斑点点。
也许是老天惩罚我偷窥它的妆扮，刮过一阵狂风，雨点向我扑来；一道电光像剑一样直穿入地，剑头好像经不住头上那块乌云的重压，弯曲着。宝剑的反光，把大地染上一层青色。
随着闪电，又是一阵霹雳，在山石崩裂般的巨响之后，“轰隆”的尾音拖了很久，像山上滚下了无数巨石……
雨过天晴，太阳含着胜利的微笑在西边高山上站着，好像经过雨水的冲洗，特别新鲜，金黄的；大地散发着潮湿的土气，刚刚发芽的小麦，像绿色的地毯一样，一直伸延到地的尽头。
我玩着那长于我四五倍的身影，回头一看，呵！太阳把一片彩云镶上了金边，满天里，尽是紫红橙黄蓝的晚霞……
52、队长婆打架 [本章字数：1509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27 23:28:40.0]
早上，王队长老婆和老吴副队长老婆两个打起来了！
她们揪着头发，扯开衣襟，叫着喊着，在场院里泥泞的地上滚来滚去，露出了白花花的肚皮，浑身上下沾满了泥污和马粪。
正在队部等待队长分工的社员和知青围着看，没有一个上前劝架的。
有人幸灾乐祸地悄悄说：“南霸天和北霸天打起来了。”
所谓“南霸天北霸天”，其实是指王队长家住古城之北，老吴副队长家住古城之南。
生产队有个小小子，平时不好好上学，整天喜欢粘在队部，跟着大人屁股后面转，人称“二队长”。只有他，知道要出大事了，惊慌地大叫：“打、打起来了！”然后一溜烟跑去找队长了。
王队长被“二队长”扯着衣袖拉过来，见自己老婆和老吴副队长老婆正打得不可开交，而社员竟然都在看热闹，顿时火冒三丈，拽起老婆，叫道：“回家去，不干了，谁受他妈这个罪！”
老吴副队长也赶来了，见自己老婆还趴在泥水里不动弹，白花花的肚皮上全是马粪，也来了火，喊道：“你他妈的，屋里去！老子不受这个罪，也不干了！”
打架的起因是这样的：
前些日子，王队长在安排今年种地计划时，决定生产队不再集体种菜分菜，补偿的办法是给社员多分一些自留地。
分自留地是个大事，王队长亲自负责，但他却把一块最好的自留地先分给了自己。
老吴副队长实在忍无可忍。
他对王队长早就有意见，家住在古城北头的王队长，今年新上任前，就向大队提了一个条件：当队长可以，但要在古城北头那儿挖一口井。老吴副队长不赞成，大队却同意了。大队还劝老吴副队长：算了，北头住着那么多社员，得利的也不是他一家。老吴想想就闷下了这口气。
哪想到王队长在分自留地时又来了这一招，老吴副队长发火了，在昨晚队委会上，同王队长吵了起来，会议不欢而散。
本来，其他几个队委都还是支持老吴副队长的，可是今天一早，形势变了。
生产队喂了好几头老母猪，每年都要给各家各户分猪崽子。原先定好今天早上队里分小猪崽子，这活儿让老吴副队长负责。
可老吴昨夜一宿没睡好，心里想：这打井、自留地的好处都让王队长整去了，咱咋地也弄俩个肥猪崽吧。
于是，家住古城南头的老吴一早没先去场院分工，而是直奔猪圈。猪圈就靠他家不远，他抓了两只最肥壮的小猪崽子往家走。
两只小猪崽子的后腿被老吴副队长倒提着，一路上叫得吱哩哇啦的。
有社员去场院的半路上，看见了，到了场院里便议论纷纷。
王队长老婆这天早早来到场院，听到这事，心里来气，便在人堆里鼓动。
见南头老吴副队长老婆也来到了场院，王队长老婆就冲着她嚷：“北头打井咋的？那是大队部批准的。哪有这样干事的，管分猪崽的先自个儿抓了好的去了！”
老吴副队长老婆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直盯着王队长老婆吼起来：“你说谁呢？你说谁呢？”上去一把，把王队长老婆的头发揪在了手里，于是俩人打了起来。
这下好了，两个队长各自拽着自家老婆回家不干了，不要说猪崽子分不成，连队里的活也没人安排了。
社员气得直嚷嚷：“他妈的，井挖好了，自留地分好了，猪崽子抓好了，队长又都不干了，这还像话嘛！”一哄而散，都回家种自留地去了。
知青也起哄：“回去歇着喽，该打牌的打牌，该看书的看书！”也一哄而散了。
今年，队里的春耕生产进度本来就大大落后于别的生产队。
因为自王喜奎当了队长后，他提出了一个主导思想：要想多分钱，必须搞副业。
春天一到，他已经往外派出两拨搞副业的人马。按理说，这也没什么错。
没想到春耕来临，两拨人马不仅回不来，而且纷纷回生产队要求加人，否则完不成任务，钱收不回来，那不白干了？
王队长不得不再加派人马，弄得队里三分之一的劳力都在外搞副业。今天两个队长再撂挑子，是雪上加霜，这地还种不种了？
场院里，就剩下刘承新、老牛、李胜俊仨老农，急得头头转，大叫：“回来！再闹意见也不能这样呀，就是天塌下来，也得把地种上！”
可是，人走光了。
53、知青出工 [本章字数：154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28 09:50:13.0]
刘承新、李胜俊、老牛仨，先上俩队长家劝说，无果。再挨家挨户动员老乡下地干活，白跑了一天，没人听他们的。
农村和城里不一样。城里一有什么事，学生可以停课闹革命，工人可以停产闹罢工，但农民不行，天塌下来，也要把地种上！
当晚，上海插队干部、大队党支部紧急开会，决定由刘承新、李胜俊临时负责，不能耽误春耕播种。
会一散，刘承新、李胜俊又连夜去老乡家动员干活；插队干部则来到知青点，先找我谈，要组织青年春耕突击队，然后到各宿舍，动员知青明天全部上水稻地干活。
知青没什么多说的，大家保证明天一定出工。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队部场院，却没看到老乡。
贫协的刘承新、李胜俊对社员的工作失败了。
天阴阳怪气的，一会儿阳光满天，高空气爽；一会儿风雨狂呼，黑云层层。
既然答应插队干部了，不管什么天气，我们都要出工！
套了三辆马车，四十多个上海知青，一色的绿棉袄，向西边的稻地飞驶而去。
这身棉袄是下乡出发前统一发的。
有很多人一直认为只有去兵团农场的才发“知青装”，其实，当时去黑龙江插队的知青也发了一整套的绿色棉袄棉裤，还有棉大衣和羊皮帽。
下乡一年多，有的已经两年多了，这些棉袄有新有旧，深浅不一，但基本色调是一致的。清一色全是上海知青下地干活，这还是第一次。
大家很兴奋，唱着歌，好像是中学组织去学农一样。
但我们不再是学生，我们是春耕的主力。
只有撒稻籽的，是队里三个不敢不下地干活的富农。这三个富农都是干活的好把式，虽然年纪大了，但每年种水稻，都是他们撒籽。
稻地里拉水耙的、拉水滚的、背稻籽的、抹稻埂的、放水的都是上海知青。
我带队拉水耙，这是种水稻时最累的活。
黄色的水裤和水靴，紧扎在一起，上衣塞进裤腰里，再扎上一根麻绳或铁丝，大家逗趣地说：“这是民兵海军的军装。”
水耙是木头做的，一米多宽，有扶手，前面用马拉着，我们在后面用手扶着木板，见到高出水面的浮土就用力压下去，直到整个稻池里不见土只见水。
早上稻池里还有薄冰，水冰凉刺骨，泥浆溅得我们满身满脸，我们还是像乐开了花的孩子一样，欢奔在水田里。
水稻地里，除了“喔，唷，驾”吆喝马儿的喊声外，各个工种之间互相传递和催促的话都变成了上海话。
三个富农听不懂，但却能看懂我们干的活，很默契地跟在我们后面撒稻籽。
干起活来也容易统一指挥。碰到比较大的土包，我们就吆喝马儿聚在一起，把六七个水耙排成一排兜水。水被我们逼得无处可逃，乖乖地漫上土包。然后我们一起站上水耙用力，大声吆喝着马，把高高的一大块土包整个刮向低处的水里。
身上的水裤水靴已是千疮百孔，根本挡不住水。再说拉水耙经常滑倒在水里，水从袖口、衣领处灌进来，浸湿了我们里面的衣服，包括内裤都已经没有一丝干纱，穿在身上的水裤水靴只是为了能保暖一点。
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去稻埂边上喝一口烧酒。
几天下来，老乡还是不肯来水稻地干活，但稻田的播种在照常进行。
一块块稻田拉平了，撒上了种子。甩在我们身后的，是一片片镜子般的水面，水面下，是悄悄发芽的稻种。
我们用延长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弥补劳力不足的问题，早晨五点半上工，下午六点半下工，回到知青点都已经七点多，天都黑了。
每天水里来泥里去的，衣服浸透了泥浆，硬得像板纸一样。下班太晚，人又累，实在懒得洗衣服，就找干净的穿。我已经把所有衣服拿出来轮穿一遍，再没有可穿上身的衣服了。
天气倒渐渐地暖和了起来，中午，太阳出来，潮湿的衣服捂在身上粘乎乎的，我脱下帽子，汗淋淋的头发上，热气腾腾……我们干脆光着膀子干活，尽可能省下衣服明天再穿。
还剩下最后七八个稻池，明天，就可以拿下水稻地。
火辣的太阳把我晒得黑里透红，整个背脊上如同火燎一般地烫，在衣服的摩擦下更觉得疼。
下班时，我们跳上马，朝着停车的地头大跑起来。在马背上，大家挺直身子，随着有节奏的起伏，望着远方，唱起了歌：“套杆在手挥四方，纵马放牧任驰骋……”
54、拿下稻地 [本章字数：1465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29 07:25:21.0]
今天端午节。
一些老乡早已经把家里的自留地种好了，想想再在家里待着也太不像话，开始陆陆续续地随着知青到水稻地干活。
几十个知青已经连续在水稻地奋战十天。今天一大早，没有人请假，他们赶着马车，顶风冒雨，又去西边的水稻地。
这是水稻播种的最后一天，这是享受胜利的一天。
远处雨茫茫，山那边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模糊稀烂的马道上，又压了一道新的车轮印。雨声中有一种响亮的歌声回荡着。雨水把知青的绿棉袄染成了深色，涂上了光泽。
马车上，三个戴着富农帽子的老乡表情松弛，他们很老，五六十岁，其中有一个已经七十岁了。十天下来，他们虽然像平时一样不说话，但他们看知青的眼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当知青在上工路上唱起歌时，竟可以看到他们浅浅的微笑。
是因为水稻播种的完成？是因为明天可以歇口气？还是因为被年轻人的精气神感染了？人的感情真的很复杂，包括他们。
老天爷像发疯一样，雨拼命地下个不停，知青在去的路上就变成了落汤鸡。
马儿也一点不听话，它们也干累了，犟着脖子，瞪着眼睛，有知青气得找了根大棒子威胁它们。
我使唤的那匹马叫“三条腿”，平时就倔，今天更不听话，马鬃都竖了起来，好几次看到前面有高出水面的土包，就把头一拐避开，冲进别的池子。
拽缰绳的手都肿了，但我不想打它，它毕竟也是一条命，在这十天中和我们一起出了大力。
东北的早春，只要一下雨，就全然没了艳阳高照时的暖意，冷嗖嗖的。
雨水顺着我的两颊，沿着脖子，淌进了衣领，渗透到腰际。棉袄早就湿透，像负着一大袋沙包那么沉。
我看到一块露出水面的土包，想把“三条腿”赶向那儿，但“三条腿”尖得厉害，偏不朝那儿去，倔着脑袋，向相反的地方走。
我使尽全身力量也拉不动缰绳，“扑通”一声，摔倒在水里。反正全身早湿透了，没啥，可是从袖口里又灌进一把一把的泥浆，粘叽叽的。
略微一站，我全身便在风雨中颤抖起来。像在水里捞出来般的湿衣紧绷在身上，简直一动都不想动了。
稻田的活，是十分讲究顺序的，抹稻埂在先，依次为拉水耙、拉水滚、背稻籽、撒稻籽。
现在，拉水耙的追上了抹稻埂的，有知青看到撂挑子的王队长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水稻地，站在池水里抹稻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