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好的风筝，也有断线的那一天。
刚送走一批回上海探亲的，又迎来一位从上海回生产队的。
陈国明，在上海待了一年左右，又回到了冰雪封天的爱辉古城。
他回队才两天，生产队就公布了两份名单，一份是留在生产队打场的，一份是上水库的。
国明在上水库的名单里。
晚上，我到他宿舍里，把今年发的布票给他。
坐在那里聊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怎么在冬天回来？”
国明说：“在上海待的时间太长了。”
我问他：“学校为什么不让你恢复70届身份，重新参加70届的分配？”
他说：“争取了很长时间，教育局说已经走了就不可能再重回学校读书；公安局也不讲什么道理，一口咬定迁出去的户口不能再迁回来。”
我说：“看来，上海的态度很明确，能出去一个是一个，要想再回去没门！”
我想起当初动员我们下乡时，他们满脸是笑地讲着革命大道理，甚至能把70届以及更小的才十四五岁的小孩都忽悠得迁了户口；等这些人有困难要后悔，想恢复原先属于自己的正常的身份时，却根本没人理睬也不讲道理了。
真是脸如棺材心如冰铁呀！
如果说“青春无悔”是指68、69这两届命中注定要“一片红”，悔了也白悔，还不如装逼不悔；那么对当年那些还不到16岁，只能当少先队员的小孩来说，在经受了上海拒绝重新考虑的嘴脸后，真是悔得肠子都青了！
我只能劝他想开一些，历史，是我们不能选择的。
就如逆飞的大雁一样，在大冷的冬天，过了两天，又有两名女知青从上海回到了生产队。她们在上海都待了一年。
晚饭后，我去看看她们，唠了一会儿家常，想问问“林彪搞政变”的事，可她们也不清楚。
但她们出发前去了我家，给我捎带了一些东西：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和一些糖果。
去县城开会的干部回来了，大家着急地问他们什么时候传达会议精神？
老孙告诉我们，有关精神传达，会有专门的安排，让大家不要急。
女知青秦燕假装不高兴地说：“你们还保密呀，算了，我们不听了。”
老孙逗趣地说：“我怕讲话呀，一让我讲话，我就吓得用衣服包住脑瓜。”
大家笑开了。
秦燕就是这样一个人，下乡后，没看到她在会上讲过一句话。有一次点名让她发言，她干脆就把搭在手臂上的衣服往脑袋上一盖，不睬任何人了。
几天后，省里派宣传队来，传达了中央的七个文件，给林彪定性为：“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卖国贼”。其中一段关于暗杀毛主席的计划和最后出逃的过程，跌宕起伏，听得我们都目瞪口呆。
党内斗争的方式好像还从来没有如此激烈，如同上演侦探大片。
73、娘们巴掌 [本章字数：108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5 13:53:55.0]
打场开始了。
今年是我下乡第二年，从春耕稻地拉水耙到夏天铲地、收小麦，还有秋天割水稻、打场，我俨然成了一个带工干农活的庄稼把式了。
早晨，我还在睡觉，王雄涛进来了，喉咙响得就像摔破的大缸一样。
我惊醒了，眯着眼听他嚷了半天，才知道他被队里三线妇女连玉花打了两个耳光。
事情是这样的：
王雄涛跟我一样是打场带班的人，我带夜班，他带白班。
他分配连玉花去管风车，这娘们不愿意。王雄涛非要她去，连玉花没办法只好去了，但心里不高兴。
王雄涛派完活自己进屋休息了，没想到心怀不满的连玉花盯在后面，冲他大声嚷嚷：“你这带工的，怎么睡觉啦？”王雄涛觉得被这娘们缠上了，嗓门也大了起来。
当然，吵架中间，王雄涛还带了一点口头语。这娘们厉害，竟然扬起手就甩了王雄涛两个嘴巴。
王涛雄在我这儿委屈地诉了一会儿苦就走了。
副队长老吴正好来大队开会，见我就说：“那么个年轻小伙子，不该去和那些婆娘打架呀！”
我对老吴说：“王雄涛不会要打架的，要想打的话，他会让人搧两个嘴巴子？我不信。”
中午，王雄涛哭着进来了，抱怨自己是为了搞好工作，但是队长也不支持，他想撂挑子不干了。
第二天，副队长老吴拦住我，说和我商量个事，要我换一换，让我去王雄涛那个组带班。
我说：“我怕她们，不知道啥时候我被搧个大嘴巴子，又被说成是和老娘们打架，受不了。”
王队长一听，同情地说：“那倒是，以后难带班呀，不换带班的，换组员。”
我说：“对我来说，那不是一样吗？”
最后两个队长决定，干脆不换人，该批评的批评，该说的说。
结果，连玉花挨了一顿批评。
王雄涛心中这才顺了点。
打场20多天，今年粮食全部进库了。
在征购粮上也捷报传来：我们大队从排名第八，上升到第二！
水稻今年大丰收，老乡在打场时就把那句话一直挂在了嘴边：“今年没有知青，就吃不上大米呀！”
打场的最后一个夜班快结束了，东方出现了鱼肚白，高高的边防岗楼，在晨曦中那样清晰，就像黑白分明的剪影。
细听，江边传来冰块奔腾的撞击声。
近瞧，场院里一垛垛粮草上人声鼎沸。
在机器的轰鸣和烟尘中，社员挥动铁叉，做好最后的收场劳动。
粮库前，车马川流不息，连马儿也长嘶凑着热闹。
打场结束，肖明约我一起回上海探亲。
他动作很快，早把被子什么都洗了，就等我打理行装了。
我觉得临走前事情特别多，除了洗衣被外，工具行李要寄放在老乡家，向生产队借路费，到大队开准假单，然后拿了准假单到公社去开边境通行证，再擦一遍机枪，把机枪托给弹药手，上老乡家告别，在场院里同杜义田也打了个招呼，他是夜班马绳的技术员，和我合作得还不错，知青点也开了会交接手头工作。
11月底，队里正好有去霍尔沁搞副业的马车路过黑河，我和肖明就搭马车开始了回沪探亲之路。
74、回家的路 [本章字数：161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6 08:37:51.0]
不知道世界上其它国家是否也是这样？
一到春节，就有千千万万的人挤上火车回家，一过春节，又有千千万万的人挤上火车返回工作的地方。
就像非洲野牛每年季节性的大迁徙，直搅得大地风烟四起阵阵轰响。
边境插队知青回上海探亲的路是五花八门的，大家会选择一些新的路线，借机了解祖国的不同地方。
有的知青走北安线：黑河――北安――哈尔滨――上海。有的知青走嫩江线：黑河――嫩江――哈尔滨――上海。
北安线略长，长途汽车约开八个多小时。
嫩江线略短，长途汽车约开六个多小时，但一路上弯道很多。当地人说，去嫩江有九九十八弯。不过从来没人能数清过。
这两线当中也会有些小变化，比如不走北安而走龙镇或德都（现在叫五大连池）。
但两个边境检查站是躲不过去的，北安线是在辰清；嫩江线是在大岭。
经过检查站时，不仅要检查边境居民证，还要检查临时开的边境通行证。经常有知青被拦在这两个检查站里，不得不返回去取证件。
出嫩江和北安，就上了火车，但下面除了去哈尔滨，还有另两种走法：
一是走嫩江时，在齐齐哈尔下。齐齐哈尔有去沈阳或天津的火车，那儿回上海的车票好买。
二是走北安时，在绥化下。绥化有直通大连的火车，可以从大连坐船回上海。
我和肖明第一次回家探亲，走的是嫩江――哈尔滨――上海这条线。
11月27日一早，从黑河到了嫩江，马上去火车站买票，遇到四个其它地方插队的上海女知青，其中还有一个病人，带着好多行李。她们在火车站一筹莫展，请我和肖明帮忙，我们帮她们买票搬行李，一起上了火车。
11月28日，到哈尔滨转车时，只买到了两张坐票、四张站票。
当然，那两张座位票给了同行的女知青，我和肖明只好站在火车上，整整一夜。车厢里挤得连转身都困难，上厕所要用手撑着椅背跳跃前进，实在没地方插脚就踩在别人的肩上腿上，也没人跟你计较。
肖民实在顶不住了，就爬上行李架躺着，他怕掉下来就用绳子捆上自己；我则钻进座位底下，在别人的屁股和臭脚下蒙头大睡。
凌晨快到天津时，我们找到一只箱子，两人背靠背坐了下来，这时才感到嘴干口渴。
一路上最困难的就是没有水，不能洗脸不能刷牙。只能在火车停靠大站时，飞奔找水。我们看到有知青为找水而被丢在了车站。
11月29日，过了天津站，我和肖明终于找到座位。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望着远处缓缓移动的黄河、泰山。离上海越来越近，心里也翻腾得越来越厉害。
11月30日，早晨，窗外已有绿色，我们从雪白的兴安岭，穿过了黄土的山东河北，又来到了绿色的江南。
从黑龙江到上海，路途遥远，还可以看到各地知青回家的不同风格。
一般从黑龙江回家探亲的知青都是两只装满瓜子木耳豆油的大旅行袋，用毛巾把拎手一扎，往肩上一扛上火车的；经过蚌埠以后，就可以看到许多挑着担子拎着活鸡的知青挤上来，鸡鸭的屎味和叫声一直要跟随我们到达上海。
九点多钟，火车到上海。我和肖明经历了五天的长途跋涉，拖着浮肿的两条腿走出了火车站。
肖明要我先陪他回家看看，因为他不知道父母是否在家，如果不在，他就先上我家去。好在我们都住得不远。
肖明的父亲在家。简单吃了便饭后，肖民又说：“反正你也要先洗澡剃头的，不如我们一起去洗澡剃头后你再走。”
从肖明家出来，肖明对我说：“心里难受，想让你多陪陪我。”
我奇怪地问：“回上海探亲，有什么好难受的？”
肖明说：“父亲老了，头发掉了，牙齿掉了，人也瘦了，背也驼了。”
才两年不到呀，他父亲的变化就这么快？
肖明说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
从浴室出来，我回到了家。
发觉家里的变化也很大。还是那些房间，但好像都小了，一是因为增添了一些家具，二是因为弟妹们明显长高；晚上等母亲回来，发觉她倒没什么变化。第三天，父亲也从五七干校回来了，发觉他也没什么变化。父母亲都人没老发没掉不瘦不驼，这是我最高兴的事了。
在黑龙江没记得做过梦，可回上海的头几天里，只要一睡下，就老做一个梦：有规律的车轮声，轰隆隆地响着。梦中的我，不再在车厢里，而是趴附在最后一节车厢的车轮上，就要掉下来。
真不知道那轰隆隆的车轮声伴随着我，还要过多少年！
75、虱子展览 [本章字数：153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7 09:58:02.0]
火车上四天四夜，没好好睡过觉，第一个上海的早晨，我赖床了。
天已经大亮，懒懒地睁开眼，看到弟妹们在小房间里把头聚在一起，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看不到，便竖起耳朵听。
父亲也挤在他们中间，向他们说：“看，它们有的白，有的黑，这黑的就是吸了血的。”
弟妹们发出啧啧的惊叹声。
父亲又说：“它们长在衣服的缝隙里，要用开水泡才能消灭。”
我知道了，他们正在看我从几千里外带回来的虱子。
昨天，去浴室洗澡后，脏衣服拿回来洗了。但今天早上母亲发现了上面有虱子，又重新把这些衣服用开水泡烫一遍。
父亲就从我的衣服上捉了一些虱子，包在纸里，拿进屋给弟妹们看，让他们见识见识。
弟妹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个个睁大了眼睛。
我偷偷地笑了，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既然父亲熟悉虱子，说明他在战争年代也一定有过虱子。
俗话说：“穷生虱子富生疮”，也有说：“脏生虱子懒生疮”。那个年代，农村既穷又脏，好像没有人不生虱子的。
估计第一只虱子是老乡传给我们的。
劳作之余，有的老乡会在地营子里倚墙而坐，脱下外衣，捻来虱子，将两只大拇指的指甲对摁，“哔”的一声，指甲上留下了虱子的皮和血。
和老乡挤在一辆马车上去出工，也经常可以看见身边老乡的脖子里爬着一只虱子。风一吹，那虱子随时都会掉到你的衣服上。
我们上海知青算得要干净的了，下乡第一个春夏，没有虱子。到了冬天，却不得不和虱子结下了缘。
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每天劳动大汗淋漓回来，顶多也就是脱光了衣服用水擦一遍身，汗水浸透的衣服也做不到天天换洗，这就容易招来虱子。
要想洗个澡是极不方便的。下乡第一个春节前，我洗过一回，在生产队烧猪食的铁锅里。只有这个铁锅是全生产队最大的，可以坐得下人。我先把铁锅洗干净，放上水，垫上砖，等水烧热了，脱光了坐在砖上洗澡。
只要有一个知青从老乡那儿传来了虱子，那个虱子就会一往无前，传播到每个知青身上，因为知青住的是大通炕。
我与虱子结缘时，一开始还有点痒，后来也不觉得了。真所谓“虱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
冬天我是不敢穿毛衣的，因为过不了多久，毛衣的每一个缝隙里都会藏着虱子！看得我自己都头皮发麻。
不过，我们传的都是体虱，不像邵子昂，还得过头虱，害得男知青一律剃了光头，恐怕被传上。
女作家张爱玲17岁的时候曾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
让我用张爱玲的这句话反过来调侃一下自己吧：“爬满了虱子的衣袍，包裹着依然可以是华美的生命。”
不管怎么说，我很庆幸，我的弟妹们不知虱子为何物，他们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有被虱子骚扰、叮咬之苦的记忆。
回上海已经十天了，每天都挺晚睡觉，也许今天睡早了一点，不像平时那样头一粘枕头就梦见火车轰鸣的车轮声。
窗外传来阵阵大轮船的鸣叫声，它们在黄浦江里夜航。
我眼睛闭着，心里醒着。大街上汽车来住的喧闹早已消失，偶尔传来几声自行车的铃声，这铃声清脆地敲打着满天星斗；铃声停下，能听到家里闹钟的滴嗒声，让人感觉到夜的寂静。
这些天做了些什么呢？
去留守知青的家走访，与回沪探亲知青相聚高淡阔论，然后相约逛南京路、豫园、外滩，去西郊公园拍照。
今天，我和云龙去上海图书馆，用我们的边境居民证借来书，在安静的阅览大厅里坐了半天，然后去下面的人民公园里散步，觉得很有意思。
回来时路过学校，进去看了一下，呒啥变化。
工宣队还没撤，几位师傅很会客套应酬。当年送我们一路去下乡的丁师傅也还在，他正在下象棋，却一个劲地向我们解释没给我们回信是因为工作忙。
我手指棋盘问：“难道这个时间不能利用来给知青写封信吗？”
他连忙应酬：“嘿嘿，这宝贵意见，接受，接受！”
其实，我很能理解他们，把学生送下乡是他们的任务，他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又一批快要毕业的学生再送下乡，如此而已。
我不想苛求他们一直把我们挂在心头，只是不习惯他们虚假应酬的那一套。
76、两封来信 [本章字数：130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8 08:27:43.0]
年底，接到爱辉两封信。
一封是王雄涛写的，去了信头的寒喧和信尾的客套，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两件事。
第一件：“年底评工分时，你被评了一等工。”
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下乡第一年，我被评的是二等工，在知青中，这已经算是最高了。第二年，就被评上了一等工，成了生产队最强劳力之一。
信中说：“老乡在评工分时，一致认为：今年没有知青，就吃不上大米。他们是生产队的主要功臣！”
另外一件事是：我和邵子昂，被选进了队委会。
我感谢老乡对我的评价和肯定，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一边打开了另一封信。
信是邵子昂写来的，抬头上写了很多人的名字，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
内容也很复杂，但主要说是和我谈心：“我感到你在后一阶段热衷于搞自己的‘外交攻势’，以此来争取自己的威信，而尽量避免矛盾，这里包含着私心，如果不去掉是很危险的。你们在上海要总结的话，请把这一条总结进去。”
在信的空白头上，还写着一句话：“请在学习小组会上读我的信。”
我终于明白，之所以信的抬头写了这么一大串的名字，而且又特别提醒“读我的信”，邵子昂是要把和我谈心的内容向大家公开。
我对这种违背常理的做法感到很吃惊。
自下半年以来，针对知青已经成为生产队的劳动主力，我多次在知青骨干会上提出“走出知青点，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当地青年，重新营造生产队氛围。”
我提醒知青，要想挑起更重的担子，就不能局限在知青点的小圈子里。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将此看作是“外交攻势”，是技巧手段，如果我们纠缠在各自心理习惯和各自的见解上，这个团队就很难拧成一股绳，造成相互的扯皮而难成大事。
另外，我作为知青点的负责人，得到了老乡的好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她是好多知青在春耕夏锄秋收的生产一线上冲锋在前干出来的。年底评工分时，老乡们就异口同声说：“今年能吃上大米，可别忘了是知青的功劳”，这并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知青应该为此值得高兴。
我把这些想法写在信上，信是写给邵子昂一个人的。我对邵子昂说：“请不要把自己的战友当作那种卑鄙的人，抛掉小市民那一套心理习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
最后，我告诉他：“我写的信，可以给王雄涛看，也可以给昊宇看，如果你认为可能的话，也可以将此信公开，这些都由你自己决定。”
我在回沪探亲的知青学习小组里读了邵子昂的这封信。
读完后，我不作任何评价，也不谈自己任何观点，只是希望大家能作独立思考。
一阵沉默之后，大家普遍认为，知青班子里两个主要负责人之间有不同看法，应该回黑龙江去当面沟通解决，用不着采取读信的办法让大家来当裁判。
插队干部老邵也回上海了，带来了一份生产队年底对知青评分的结果，我去老邵家抄了一份。
老邵对我说：“评分时，老乡和留下来的知青对你表扬很多。”
我说：“那我更要夹着尾巴做人了，因为这也许会有负面作用。”
老邵纳闷：“你想得太多了。”
我说：“不是我想的，是已经产生了。”我干脆把邵子昂那封信的内容和他要求读信的做法讲给老邵听了。
老邵听了，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子昂是有一些缺点，不注意策略，但人还是直率的。我要写信问问他，为什么要把私人间交流的信读给大家听。不管怎么说，你们还是要搞好团结，不要分裂。”
我想，我也不便于多说什么，点到即止。
77、暗传诗歌 [本章字数：138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0 00:08:31.0]
收到邵子昂第二封信的当天，我在去往奉贤五七干校的路上。
我回上海探亲后，父亲只回家过一次，又匆匆回到了五七干校。
我知道父亲很想能有多一些日子和我在一起，于是决定去去父亲那儿待一段时间。
邵子昂的第二封信没有对前一封信作出任何解释，也不再提类似的问题。但讲到我们之间的友谊时，态度是诚恳的，用上了“我又听到你的呼吸声”之类词句。
不管怎么说，我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是最重要的，如果大家猜神疑鬼，互不服气，嫉妒排挤，那我就打算退出班子，回到下乡最初时给自己的定位：做一个洁身自好的独行者，当一个记录农村生活的旁观者。我不愿意堕入纷争和庸俗。
去五七干校的汽车，一路向奉贤海边驶去。
途中只见拉练的队伍源源不断，我呆呆地看着车窗外一拨拨被甩远、又一拨拨近来的队伍。
一位白发老人见我背着包，要给我让座。我知道这一车人都是干校的老同志，我哪里敢坐？赶快谢绝。
父亲所在的干校里，有很多这样的老人，他们也要种田，挖河泥。
听父亲说，自林彪事件以后，要求这些老干部参加强劳动的规定放松了。除了上午要学习外，他们有了一些闲着的时间，下象棋、看书、聊天，中午可以睡个午觉，晚上可以看个电视，但在政治上依然处于困厄之中。
干校的管教人员稍为年轻些，现在也没多少事干了，喜欢在乒乓室里打球。
那天，我看见乒乓室走进来一位老太，尽管已经步履蹒跚，但仍能看出她的气质，想必以前也曾担任过重要职务。
管教人员朝她开玩笑：“阿唷，没事跑到这里来了，也想来打打球？”她摆摆手说：“现在你们水平都提高了，我们不行了。”
那群人发出哄笑：“那么说，你以前很有水平喽！”
甚至有人厉声喝到：“什么东西！”“叛徒的老婆！”
老太显然走错了地方，她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回身走了出去。
经历过文革的老干部，早已经是大彻大悟，宠辱不惊了。
我到干校的第二天：1月10日，有一件让全国人民热议的大事，毛泽东主席去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
我看到五七干校的老人那天十分悲愤也十分亢奋。
我住在父亲的宿舍里，宿舍里几个老干部原来都是新四军陈毅元帅手下的干将。他们之前还沉浸在陈毅病逝的哀痛之中，听说毛泽东主席出现在陈毅的追悼会上，个个都感到些许欣慰，并悄悄地私下里猜测中央对老干部政策是否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他们中有人凭回忆写出了陈毅的《梅岭三章》，我清楚地记得，那几位老干部反复核对诵读，竟然潸然泪下。
立刻，陈毅的诗在五七干校的老干部手中暗暗地传开了。
起初我还以为这三首诗是陈毅前不久病重中写的。后来才知道，这是陈毅1936年冬打游击时被围在梅山，加上伤病，作了牺牲的准备，写下三章留给后人的诗。
如今，陈毅真的走了，他写的诗，却好像正是为35年后准备的，那意境和环境与35年前竟是如此相似：
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我也把这首诗抄了下来，并带回黑龙江，传抄给了其他知青。
后来，全国各地有一阵子追查此诗来源，竟然一直追查到边境线上。
有来人问我：“这诗从哪里得到的？”
我撒了谎：“火车上与我面对面坐的一个人抄给我的。”
问：“什么地方的人？叫什么名字？”
答：“不知道，下车后各分东西，姓什么都没打听。”
我曾经被搜过一次身，蹲过笆篱子；这次又被搜了一次心，我的眼光依然很凶，但不再抗议，于是不了了之。
78、上海过年 [本章字数：141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0 18:01:36.0]
大年夜，15位回上海探亲的知青要来我家聚会。
我家并不大，向邻居借了好些凳子才安顿下来。桌子也嫌得太小，瓜子、茶水、水果摆满了。
别人家门口已经放起了鞭炮，火光闪亮，浓烈的火药味弥漫在空气中，院里的小孩不时扯住我的衣角，要我把鞭炮给他们放。我说：“等等，再等等。”
终于，知青到齐了。我拿出鞭炮，想不到每个来的知青都拿出了大大小小的鞭炮，一大堆。
这下院子里的孩子们高兴了，只见半空中的闪光、带尾巴冲上九霄的“卫星”、绕着人们团团转的老鼠……引来了周围的许多大人小孩，他们两手捂住耳朵，东躲西藏，笑声和嘘声在不大的院子里爆发。
放完鞭炮，回到屋里，我们做了一个游戏，写了12张唱歌、讲故事、朗诵等不同的纸条，还有3张空白的，大家摸彩。然后根据纸条内容进行“亮相”，摸到空白纸条的就免去这一“劫”。
苦着脸的，一般是要唱歌了；脸色平静的，大概就是讲一段在爱辉的故事了；哑然失笑的，一定是摸着白纸条了。
我们在上海告别过去的一年：拿下稻地、捞木盖房、保卫知青点、守卫边境、带领生产、评上一等工、选进队委会……我们在上海迎接新的一年，尽管是未知的一年，但总得满腔热情去过的一年。
很快，我回上海探亲已经三个月。
在返回黑龙江之前，昊宇要找我谈一次心。
他是直到春节前才回沪探亲的，因大家都忙着过年，还没有很好地与他聊过。
非常意外，我从昊宇那里，才知道邵子昂给我那封莫名其妙的信的原因。
事情起于昊宇，他对我在知青点提倡的一些做法上产生了误解，比如到县公安局想去保汪永德、吴茂财他们回来，是做老好人；比如与杜义田之间的来往，是搞“外交”。
在我回沪探亲后，他和邵子昂一起议论了我的问题。
第二天，邵子昂就写了那封要让我公开的信。寄出前，还把信的内容跟昊宇说了。
据昊宇在我谈心时说，昊宇当场就对邵子昂说：“这样有点不好吧？”
邵子昂说：“不管他，看他怎么办！”
后来，昊宇回上海，了解到我接信后和回信的情况，听到其他知青对这封信的看法，还有我对知青点将来的设想和“走出知青点”的要求，觉得是误解了我。
我没有指责昊宇。
我对昊宇说：“我很相信‘哪个背后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这句话，这很正常。再说，像我这样经历过“不准乱说乱动”的“可教育好子女”，又经历过十天牢房的人，对误会这种事早就麻木了。
我在乎的是作为一个团队，让整个团队取得共识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关于‘走出知青点，重新认识农民’的看法太超前了，我情愿放慢脚步，等待大家，然后共同前进。
我不可能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前进。”
昊宇流下了泪。
我看不得眼泪的，便说了些宽慰他的话：“既然是一次误解，说开也就过去了，我在沟通上也做得不够。”
一直以来，有人批评我是个容易轻信别人的人，是一个吃了亏也不会接受教训的人。
我情愿做这样的人，而不想做一个不愿意相信别人，吃点亏就处处戒备别人的人。
探亲结束的时间终于到了。
农村插队，没有人规定我们探亲时间的长短，这是我自己给自己规定的。
我开始规划回去的路线。
那个年代的人，从小都向往北京，当然也包括我。
大串联时，就曾想到北京去，但走到苏州便乘船南下了。毕竟那时才13岁，没有恒心又贪玩，于是打着步行大串联的旗号，去上海附近的苏杭两州逛了一圈。
17岁不到的那年，我走得好远好远。穿过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天津、辽宁、吉林，直抵黑龙江，到最边境的爱辉下乡。一路北上，遗憾的是与北京擦肩而过。那时就暗暗下决心：有机会一定要绕进北京城去。
这次，机会来了。我计划从天津下车，再换乘其它列车去北京。
79、话不投机 [本章字数：123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1 11:19:18.0]
凌晨四点多，出了北京火车站，我直奔天安门广场。
天太早，很冷。到一个摊位上买油饼和豆腐脑吃，吃得热气腾腾。
吃完，坐在广场的栏杆上等天亮。
天安门的样子，我们已经无数遍地在照片、电影中看见过。
这是第一次站在这里，城楼，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高大，广场，也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宽阔。这让我有点失望。
也许是因为我们去了黑龙江？没有什么再比北大荒一望无际的田野宽阔了！
我还去了北京的天坛、地坛、故宫、新华门、香山、颐和园……在颐和园，请专门拍照的留下了影。
这是我在外地留下的第一张旅游照。
没去长城。
长城太远，去的话要在北京住宿，我没有多余的钱，所以做不成好汉。
知青，在人们的眼中一向不是好汉。而我对长城的印象也一直很不好。好多年后去了一次长城，我终于把自己对长城的看法理出了头绪。
我是这样把长城与运河来对比的：
“今天，长城寂静了，运河依然喧嚣；
长城失却了当年军事防御的价值，运河却仍是中国的一条经济大动脉；
长城作为‘人’字上的一撇在历史的变迁中虚化了，运河作为‘人’字下的一捺却熬过苦，倾注爱，坚实有力地、满怀希望地支撑着伟大的‘人’字。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自秦以后，不修长城的朝代有唐、宋、元、清；但却没有一个朝代不修运河的。
是因为强大而不修长城？是因为生存而必修运河？
当人们爬上已经虚化、没有价值、寂静萧瑟的长城，在那里大呼好汉和伟大的时候，运河，两千多年来，一直低调地、廉价地运送着盐、粮、沙、木等物品，养育了富庶的中国东部。”
我想，我不会再爬上长城的。
从北京再到沈阳，出站去一家茶馆品茶，竟然“醉茶”了。
与醉酒最大的区别就是醉茶后头晕而十分清醒，醉酒可以一睡了之，但醉茶却得清醒地忍受头晕的难受。
我又从沈阳去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去齐齐哈尔。齐齐哈尔是中国最北面的一个有辫子电车的城市。
在齐齐哈尔火车站上。碰到一个兵团知青，一同去嫩江。
他是个上海人，由于“同乡人”的原因，我们很快就互相聊起来。
当他知道我是插队时，挠了挠头皮，带着难以理解的口吻说：“我真想不到还有人跑到那块地方去！”
我忍不住说：“那里是中国最北边的边境线，就在黑龙江边，景色很美丽的。”
他摇摇头，**地说：“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兵团的待遇比你们高，今后还能上调。”
他抄了一首歌给我，说这是上海知青歌，还哼了一遍。
《我是个穷知青》
“我是个穷知青啊，我游荡在外滩上。
谁要是敢小瞧我，砰砰就两拳头。
我是个小瘪三，我口袋里没钞票。
壮着胆子去外滩，还想搞对象。
苗条的身材，美呀美，美呀美。
甜蜜的嘴唇，甜如蜜，甜如蜜。
我是个穷知青啊，我游荡在外滩上。
谁要是敢小瞧我，砰砰就两拳头。
姑娘真美丽，我深深地爱上侬。
爱侬一个半天，还是人家的人。
苗条的身材，美呀美，美呀美。
甜蜜的嘴唇，甜如蜜，甜如蜜。
我是个穷知青啊，我回到乡下去。
扛起我的锄头，我是乡下人。”
我不太喜欢这首歌，同《南京知青之歌》相比，这歌的味道怪怪的，翻来复去唱的是“钞票、女人”，有点“小瘪三”的腔调。
但他很喜欢。
鸡同鸭讲，话不投机半句多。大家一路无语。
80、炮兵司令 [本章字数：952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2 08:43:06.0]
上海此时应该柳树抽芽，一片嫩绿了。
但这儿，却还漫天飘着雪花。
回到生产队，第一个和邵子昂交换了看法。
他对我所说的“走出知青点，重新认识农民”这些话已经心不在焉，因为他真的要走出知青点了。
在我们回上海探亲的日子里，公社要推荐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他被推荐上了。什么学校还不知道，到底是去上海、北京还是哈尔滨？要等公社最后敲定，现在正处在最关键的时刻，所以他和我谈话时心思不定，眼神飘忽。
邵子昂向我交接知青点的工作。
其实也用不着什么交接，一大堆问题。
晚上，我召开了全体知青会，把三大问题向大家透了底：
食堂管理、解决住房、重选班子。
比我晚回生产队的探亲知青，仔细地看了看我，问道：“你怎么一点精神都没了？”
我说：“这三大问题都好办，最怕的就是，招工的招工，上学的上学，知青点从此军心涣散。”
他们对我说：“不要紧，我们这么多人还在呢。”
我听了有点感动。
为了稳定军心，我从武装民兵连搬回了知青点。
晚上，我找国明谈心，他说：“毫无疑问，我是准备熬三四年后，结束插队生活的。像我现在的这种状况，不会持久，总要改变的。”
我问他：“将来想去什么地方？”
国明说：“我不像你们，还有被推荐上大学的可能；我要求不高，如果有当地招工机会，不管什么地方，都想去。”
我说：“环境可以影响人，但人也可以影响环境。起码，我们可以影响自己身边的小环境。只要努力，什么都可能发生。总之，不管将来会去哪里，在生产队一天，就过好一天吧。”
今天是最累的一天，去西边水稻地刨稻埂。
有一群连成“人”字的北迁大雁，掠过水稻地。
我只穿了一件衬衫站在那里，汗水浸在手心，只觉得钻心地疼，又生出了一连串的水泡，胀鼓鼓的。
手上的大血泡，在镐把的震动下，破了，指缝里渗满了血。
没想到，回上海探亲三个月，原本长满老茧的手，竟变得如此不堪，一切又要重新开始。
中午休息，20多个知青围坐在地头吃饭。
蔡景行发明了一种“冷开水”。他在稻埂边上的残雪中，拣了一些干净的，捏成一个实心的“茶缸”。不是喝，而是吃，雪在口里，化成了凉水，一样解渴。
他见我过来，就问我手上起了几个泡？
我坐下来，认真地数了一下，说：“8个。”
“不算多，我有11个。”云龙接碴说。
肖明对我说：“你只能当炮兵副司令了，云龙是炮兵司令。”
插队干部老孙指着女知青张春芳说：“喏，这儿还有一个参谋长，6个。”
大家笑了。
81、十年约定 [本章字数：119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3 10:59:13.0]
往年都是在四月初化了冰雪才叠稻埂，不知怎么搞的，今年才三月下旬，王队长就决定上水稻地叠稻埂。
土还是冻的，冻得梆梆硬，一铁锹下去，都是冻块，这稻埂能行吗？大家边干边埋怨。
老天也不作美，在地里干着干着，起了风雪。刚从上海回来的肖明实在坚持不住，独自跑到地头，叫了一声“回家！”扛着铁锹走了。
中午休息时，大家说起昨晚那顿饭，都觉得怪怪的。
为了庆祝老知青下乡三周年和新知青下乡两周年，食堂去街上买了好多大果子，也就是上海人所说的油条，晚饭是牛奶加油条。
云龙说：“晚上吃什么牛奶油条?那不变成早餐了？昨天晚上，如果像两年前我们来时吃的那顿就好了！”
大家又想起二年前的那晚，我们披着大衣，伴着咚咚的鼓声，惊喜地走进热腾腾的食堂，吃的是豆腐汤和大米。
说着说着，大家有点伤感，二年来，施卫疆招工走了，陈兴凯内部招兵走了，邵子昂也即将去上大学……
蔡景行说：“邵子昂已经‘奔三’，倒是应该走了。”
大家大笑。邵子昂已经24岁，19岁的我们想起他就要成为30岁的人，觉得真是有点“恐怖”。
我们对邵子昂说：“等你成家后，我们来拜访你，不知那时你还会邀请我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