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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批斗走资派的时候，这十几个陪斗的对象被积极分子们押着，站在走资派的旁边被一块批斗。后来，为了突出批斗效果，造反派们引进了外地的一些新招，给被斗对象每人制作了一块大牌子，在牌子上写上被批斗对象的“职务”、姓名，批斗的时候将牌子挂在被斗对象的脖子上。顾庆池、张广业挂的牌子上写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薛廷臣的牌子上写的是“四清下台干部薛廷臣”；给李道坤的牌子上写的是“四类分子李道坤”。其他陪斗人员有挂“牛鬼蛇神”牌子的，还有挂“六类人员”牌子的。

这些陪斗的对象挂上牌子之后，只知道自己是地、富、反、坏的四类分子，后来加上了右派，就叫五类分子，但却不知道六类人员指的是什么。批斗到底都没有弄明白。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大批判也进一步掀起了高潮，批判。斗争大会成了运动的潜规则，每星期三、星期六上午批斗半天，除星期六晚上不开会外，每天晚上从八点至十点，两个小时的批判会是雷打不动，非开不可的。由于自然形成了一种规律，这些被挂了牌子的人也都习惯了。就是不批斗他们，他们也都自觉的将牌子挂上，到会上与走资派一块站两个小时。

薛廷臣已经把挨斗作为自己这一时期的具体工作了，星期三、星期六这两天，他总是提前把牌子挂上，等待着被押上台；每晚八点中开会，他总要提前到会，等待着挂牌子陪斗。

一天晚上，时间还不到八点，薛廷臣就拿着牌子去了会场，到了那里以后，会场里却没有人。他便拿着牌子站在会场等。八点已经过了，才有两个人来准备挨斗。但等了好一会儿，连纯见和那几个积极分子竟没有来。陆续来的几个人便在那儿一直等，等了好一会儿，也没有见再有人来，也看不见领导，大家商议了一下，便都带上牌子回家了。

因为没有通知开会，也没有通知不开会，薛廷臣回到家后把牌子往墙根一靠，坐在家里等候通知。等了一会儿，还把他等得坐立不安。他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一直心绪不宁，竟然还觉得还没有挂上牌子在那里站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快。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心神不安的薛廷臣便想喝点酒，以打发难熬的时间，他翻腾了一会儿，在家里没有找到酒。家里这个月供应的一斤散白酒他早已经喝完了，瓶子酒贵，他买不起，家里也没有攒下酒。他在家里徘徊了一会儿以后，薛廷臣确认不会再开会了，便去了街上的二食堂，在食堂里打了二两酒，也没要菜，坐在那里干喝起来。

一般顾客不买菜光买酒是不行的，营业员是不会卖给他的。但薛廷臣这个“阶级敌人”却因为群众基础好，人缘好，总是受到优待。商业系统旗下的营业员们对薛廷臣总是特别照顾。这一时期，因为商品贫乏导致几乎所有的商品供应都比较紧张，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或者限量供应的。酒的供应是根据货源情况而确定的，在货缺的时候，一个粮本一个月供应半斤散白酒，丰裕一点的时候按一斤供应。薛廷臣每次去打酒，都是拿着粮本和一个一斤的葡萄糖瓶子，不管是缺的时候还是丰裕一点是时候，营业员都会给他打上一斤。当然，除了他的人缘好之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曾经是商业局的办公室主任，在职期间的形象比较好，大家都很认可，加之他平易近人、善待下属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即便是被打倒了，营业员们还是对他一直都很客气和尊重，并力所能及的照顾一下。

薛廷臣把二两酒喝完之后便起身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他觉得脑袋有点晕乎乎的感觉，走起路来脚底下轻飘飘的，心里感觉挺舒坦。回到家后也不那么急躁了。从那一次以后，薛廷臣知道了自己最合适的酒量是二两。

过了一段时间，造反派给薛廷臣升了一级，把他的牌子换成了和顾庆池、张广业的一样，牌子上的字换成了走资派。不但和走资派“一律平等”了，好像比那两个真正的走资派还高了一等。顾庆池、张广业两个人的牌子上只是在名子前面写上“走资派”三个字，而薛廷臣的名子前面除了“走资派”三个字外，还加上了“死不悔改的”五个字。薛廷臣这个走资派比顾庆池、张广业多的这五个字，好像说明他这个走资派，比那两个局长走资派的资格要老一点。薛廷臣挂上这个牌子以后，没有感到压力，反倒觉得心里有点“光荣”和“自豪”的感觉！

所有人脖子上挂牌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牌子上的名字上面用红笔打几个×××。薛廷臣曾在小说里看到过在名子上用红笔打了×××的，是意味着要被执行死刑的。人犯在被杀头的时候，名字上就画上了×××。他觉得他们这十几个被挂了牌子的人，没有一个人干过要执行死刑的事，也没犯下被执行死刑的罪，思想上就是弄不明白，在他们名字上用红笔画×××是什么意思。他虽然一直不能理解，但却没法去问。事实上，这一时期稀奇古怪的事情多得很，他不能理解的事多着呢！后来，薛廷臣又反过来琢磨：商业系统挂了牌子的一共有十几个人，全县就更多了，就连县委书记、县长也都挂的是走资派的牌子，名子也都用红笔打了×××。大通县的“八丶一八”红卫兵，把当时的省长王昭揪来大通批斗的时候，王昭的名子也用红笔打了×××。就连国家主席***也挂了牌子，名子上也用红笔打上了×××，最后连性命都没有保住，不明不白的死了。还有彭德怀、贺龙、罗瑞卿以及其他一些革命老前辈、老干部，都有同样的遭遇。这么一想，他就觉得自己这个无名之辈，受到这么一点挫折也算不了什么，也就觉得无所谓了，也就不觉得稀奇古怪了。如果在

大通县只给薛廷臣一个人挂这样牌子那他早就羞的跳河了

入 狱 [本章字数：559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4 07:51:46.0]

037　入　狱

由于“八·一八”战斗队和“捍卫队”两大组织的观点不同，他们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和斗争，今天“八·一八”说：中央军委来电支持我们。明天“捍卫队”又说：中央**来电支持我们。老百姓也弄不清楚，究竟那一派是正确的。

有时候两派的斗争还相当激烈，不光斗殴，甚至还动用了武器。西宁就曾发生过一起“报社事件”。两派为了争夺报社这个宣传阵地都动用了武器，武斗中两派都打死了人，当地部队也介入了。

中央发生的事情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上面的风向标一般很难掌握。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公安局突然到处抓“八、一八”的头头，再后来连“八·一八”的一般成员也被抓了，最后就连倾向“八·一八”观点的其它“红卫兵”组织中的成员也开始被抓了。听说“八·一八”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为什么成了反革命组织，没有人知道。“捍卫队”成了真正的革命派，凡是“捍卫队”认为需要抓的人都可以抓。由于需要抓的人太多，公安局忙的抓不过来，便由各单位的“捍卫队”队员参与抓人。抓到的人全部被押送到县公安局的监狱里面进行看管。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薛廷臣和农副公司会计李道坤突然被农副公司的“捍卫队”抓了起来。因为没有手拷，来抓人的人，用绳子将他们五花大绑，然后押送到公安局。

他们两个不是“八·一八”的人，为什么抓“八·一八”的人却把他们这些不是“八、一八”的人也抓进公安局，薛廷臣一点也弄不明白，但身不由己，没有办法，人家想抓就抓，想怎么就怎么，他们此时此刻已经是刀底下的豆腐，只能任人宰割。

薛廷臣和李道坤虽然不是“八·一八”的人，但农副公司的　“捍卫队”硬把他们两个也抓起来押送到了公安局，其目的是为了把他们彻底打成反革命分子，彻底整垮。

被抓到公安局以后，那些人让薛廷臣和李道坤跪到南墙根先向毛主席请罪。南墙根很阴冷，他们被冻得承受不了，但没有办法，只好咬着牙吞声忍气的硬受着。一直等到　“捍卫队”办完了相关的手续以后，他们才被“捍卫队”的人交给了监狱里的管教。

入监的时候，首先是要被搜身的，那些人把他们随身带的钱、粮票、水果刀、水笔以及鞋带、裤带等全部交给了管教，由监狱管教登记保管。

因为抓的人太多，监狱已经没有地方放人了，后来又在公安局的后院里设了个临时监狱。一间房子里要住十几个人，监室的门背后放着一个尿桶，由两个人轮流值班，每天倒一次。监室里臭气熏天，但总比南墙根冻得要命要强得多。

在监狱里，一天只让吃两顿饭，而且吃饭是定量的，饭菜质量也很差，每顿饭都是两个加了玉米面的小馍馍，一碗白菜汤，一般的人根本就吃不饱。当然也有个别人吃不了还要剩，那是因为思想想不通，背着很沉的思想包袱，发愁的吃不下饭。

黎明化工厂党委书记童国贵被送进监狱之后一句话也不说，总是在那里哭。薛廷臣问他：“你怎么不吃饭老是在哭？”　童国贵抽噎着回答道。“我也不是“八·一八”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抓进来了。”　薛廷臣不解地问道：　“抓进来就抓进来，有什么可哭的？”童国贵哭着说道：“我妈在家里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子，这可叫我该怎么办呢！”

对这个孝子境遇薛廷臣很同情，一直劝说他，让他不要怕，也不要有太重的思想负担。在薛廷臣的劝导下，童国贵不哭了，但因为他心里老是想不通，眉头上老是一个疙瘩，思想负担很重。吃饭的时候，别人都是狼吞虎咽，吃不够就没了。而他却只吃一点点就放下了筷子。每顿饭最多只吃一个小馍馍。薛廷臣和他睡的地方挨着，他吃不完的馍馍都给薛廷臣给吃了。

薛廷臣的心很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没干坏事，只要没做亏心事，就不怕半夜鬼敲门；只要还有一口气，哪怕天塌下来，只要砸不死，就照样挺着胸膛往前走。”因为心宽，所以他能吃能睡，他始终相信，挨整的日子不会太长，只要自己没干坏事，以后一切都会澄清的。

入狱以后，薛廷臣心里很明白，自己绝对不是“八·一八”，把他和“八·一八”的成员一样对待，肯定是连纯见和那几个“捍卫队”的骨干分子有意这么做的。因为连纯见对他们两个有成见，再加上农副公司的那几个“捍卫队”的骨干分子，特别是甄云北和章守严，总想把他们两个打成反革命，所以，任何机会他们都不会放过的。现在既然被抓进来了，那就等着吧，等公安局提审的时候，再把自己的理由给公安局的人讲清楚。由于薛廷臣的心里没有什么顾虑和思想负担，饭量也没有减少，他总是感觉肚子吃不饱，咕噜咕噜不停地叫。好在童国贵吃剩下的馍馍都给了他，还能面前对付。

在监狱里，给他们打饭的人名叫韩永胜，薛廷臣在商业局当办公室主任时，他在商业局采购科(农副公司的前身)当过科长，后来调到公安局桥头派出所当所长。“八、一八”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以后，因为抓的人太多，在公安局后院设了临时监狱，韩永胜便被调到临时监狱来看管抓来的“八·一八”成员以及像薛廷臣、李道坤和童国贵这样的人。

因为曾经同过事，韩永胜对薛廷臣的为人很了解，对他的历史也很清楚，知道他是被人打击报复的，加之过去是同事，之间相处还不错，所以，对他就非常照顾。每次轮到给薛廷臣打饭的时候，韩永胜总是要从馍筐里面捡大一点的馍馍给薛廷臣。打汤的时候，总要先从饭桶底下捞一勺菜，然后从面上撇一勺漂着的“油花”。韩永胜的这些举动，薛廷臣看在眼里，感激在心中。不是他爱贪小便宜，一是确实吃不饱，二是落难以后韩永胜没有歧视他，还感念同事之间的感情，所以，他的心里感激。

韩永胜是山西临县人，和薛廷臣也算是老乡，又曾经同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对薛廷臣的为人和工作一直很敬佩。过去，他们在一块工作的时候，相互之间总是称呼“老薛”、“老韩”。但在监狱里，轮到点名，韩永胜总是直呼“薛廷臣！”挨斗挨贯了的薛廷臣倒没有觉得有什么，但韩永胜的心里却觉得不自然。“八·一八”平反以后，韩永胜曾给薛廷臣解释说，监狱里有规定，不能叫老张、老李的，只能叫名子，让他能够理解。薛廷臣笑了笑说：“你怎么还在意这个？您对我的关照我一直记在心里，感谢还来不及呢！”

监狱里有规定，其它食品不让买，只允许买纸烟。薛廷臣进监狱的时候身上还带着一块多钱，在看管的人员那里保管着。他们在监狱里无聊没事，心里总是有点发急，薛廷臣就向管教提出了买纸烟的要求，管教拿来了纸和笔，在监狱看守的监督下，让薛廷臣写了个条子，从外面给他买了几盒两毛钱一包的比较流行的“战斗牌”香烟。从来不吸烟的薛廷臣在嶽中学会了吸烟，一天闲着没就是吸烟说闲活。

三月十四日下午五点多钟，农副公司“捍卫队”的章守严、周海生、甄云北和钱生狱四个人来到监狱，把薛廷臣和李道坤提出监狱，五花大绑后押解到了农副公司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口有两个“捍卫队”队员把守着。薛廷臣和李道坤进了办公室后，薛廷臣看到大女儿惠春和大儿子尚文在那里站着，李道坤的家属也在办公室里，他不知何故。薛廷臣是不轻易掉眼泪的，但是，此时此刻，他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不由得心里一阵难受，也说不上来是一种什么滋味，两眼里饱含了眼泪。

原来，家属们提前接到通知，说薛廷臣和李道坤两个人晚上要回家吃饭。接到通知之后，两个人的家属都各自包了饺子，等待亲人回来吃饭。但等了好久却没有等到。这两个“犯人”没有能回家去吃饭，家属们只好把饭送到农副公司办公室。

本来在监狱里根本就不能吃饱，见了饺子就应该是狼吞虎咽的饱吃一顿，但薛廷臣面对着香喷喷的饺子却没有一点食欲，只是勉强的吃了一碗。李道坤却吃得很香，竟吃了两大碗。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薛廷臣才算真正感受到了童国贵吃不下饭的那种心情，也体验到了吃不下饭的那种味道。

吃宪饭己是七点点多钟了“捍卫队”骨干分子押着薛廷臣和李道坤去参加啇业系统的批斗大会。到了商业局以后，章守严将薛廷蛮和李道坤按在了一根三角铁上。他们虽然穿着棉裤，但由于三角铁碐子太硬、太韧，跪了一会膝盖就麻木的有点吃不住了，头上的汗珠子雨点般的往下滴。等从三角铁上站起来的时候，两个膝盖疼的已经站不起来了，薛廷臣只好靠着墙等了一会才算站住了脚，因为长时间失去白由，薛廷臣尿已经憋得很难受了想“小便，”但因两手期后绑着没有办法解皮带，不知如是好。他看了一眼站在傍边的农副公司保管舒管员张有贵说：“我想小便”。

走，“我领你去厕所。”张有贵领酱薛廷臣到厕所，帮他把皮带解开尿罢了又帮他把皮带扣上。为此，薛廷臣对张有贵非常感激，他将张有贵对自已的好处牢牢地记在心里。他在后来写的回忆录里曾经写过这样几句话：“我始终在心里感激着张有贵。现在我想，当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你帮助了他，他永远都会记着你的好处的。”

批斗会开始之前。连纯见命令道：“将反革命分子薛廷臣、李道坤捆起来！”

“捍卫队”　成员章守严、赵发荣立即走了过去，拿起绳子将薛廷臣五花大绑。

章守严是“捍卫队”的骨干，赵发荣是农副公司的老职工，“捍卫队”的一般成员。在捆薛廷臣的时候，左胳膊是章守严绑的，那是非常认真的捆绑，章守严用了最大的力气，捆得特别扎实。右胳膊是赵发荣绑的，他绑的很松，纯粹就是胡乱应付了以下。赵发荣将绳子打结以后，和薛廷臣两个对看了一眼。两个人的目光碰到一块的时候，虽然都没有说话，但心照不宣，两个人的心里都是非常清楚的。薛廷臣的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对这位老职工心里充满了感激。

从表面上来看，赵发荣是积极的，他积极的行动表现，表示了他和薛廷臣这个“反革命分子”已经划清了界线。实际上他非常同情薛廷臣这个曾经的好领导，他怕那些骨干分子绑薛廷臣绑的狠，让老领导受不了，便主动上前去捆绑，有意识的将绳子绑得很松，暗里照顾了一下正在受苦受难的老领导。

捆绑的时候，周围站着不少人都在看热闹，捆绑好以后，造反派命令这两个“反革命分子”跪在那里等着。这个时候，韦守英走过来狠狠地踢了薛廷臣和李道坤每人两脚。

薛廷臣惊讶地抬起头看了韦守英一眼，他根本就想不到韦守英这个地主的儿子竟然也会踢自己。薛廷臣心里很是想不通，因为“地主”阶级是敌对阶级，连纯见竟然利用地主子弟来整自己，不知道他站在那个阶级立场，究竟是要干什么？！此刻，他恨透了韦守英，自己和李道坤过去和他没有过任何意见，更没有争吵红过脸，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呢？于是，他在心里暗暗的骂着：“你这个‘地主’的儿子、断子绝孙的东西！”

批判也没有新的内容，还是过去的老一套，只是多了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名词。增加了一些“不带袖章的‘八·一八’”　和“‘八·一八’的黑后台”等新的名词。

听了这些新名词，薛廷臣这才意识到自己和李道坤是以不带袖章的“八·一八”成员，或者是以“八·一八”黑后台的罪名被抓进公安局监狱的。他感觉到莫名其妙，但又觉得很正常。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不带袖章的“八·一八”，也不是　“八·一八”的黑后台。只是连纯见对他们有成见，和甄云北、章守严等人设计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企图借此机会把他们俩打成反革命分子罢了。莫须有在这个时候也太普遍、太司空见惯了，所以他就觉得这是正常现象。

批斗会上开始之后，汪国贞首先发言：“我记得薛廷臣过去曾经说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这么一句话，我认为他所说的这句话就很反动……”

还没有等汪国贞发言结束，章守严就立即站起来接过活茬质问薛廷臣：“薛廷臣！你说过这句话没有？”

“说过。”薛廷臣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造反派们很兴奋，他们终于抓住了薛廷臣的把柄，于是，万炮齐轰！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把薛廷臣真正打成反革命分子，彻底把他整垮，置他于死地！

薛廷臣回答以后，甄云北立即站起来发言，他很认真的分析、批判道：“薛廷臣这个反革命分子，竟敢明目张胆的对抗和抵制毛主席提出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雷锋同志舍己为人，瞒着同志给战友家里寄钱，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捐给了灾区人民，这难道这都是为己吗？薛廷臣这个反革命分子竟然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陈词烂调，这不仅仅是对毛主席伟大号召的抵制，而且是对毛主席提出的　‘向雷锋同志学习’伟大号召的恶毒攻击！这也完全是他反革命思想的大暴露，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的言论！”

大帽子扣上了，批斗会开始了无限的上纲上线，严厉的进行着批判斗争。

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太难熬了，薛廷臣的确有点吃不住，受不了，他的左胳膊已经麻木的什么也不知道了，但右胳膊倒没有多大的感觉，这个只有他心里明白。

批斗会结束以后，“捍卫队”的骨干分子又把这两个人押送到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监狱门口的时候，押送的造反派将捆他们的绳子解开了。

解开绳子以后，薛廷臣的左胳膊已经失去了知觉，右胳膊却没有什么疼痛或麻木的感觉，他又一次心里暗暗感激赵发荣。

回到监狱以后，薛廷臣还在想着韦守英踢了他和李道坤的那两脚。无事可做，他便在那里反思：“我当经理的时候，并没有因为韦守英的家庭是地主成分另眼看待过他。工作上和其他同志一样使用和信任，也没有难为和批评过他。韦守英到武汉替换自己回来的时候，自己把那里的业务关系都给他作了详细的介绍和交待，连去哪个有关业务单位乘几路公共汽车以及到什么地方再倒几路车都向他介绍的非常清楚，他当时对我的介绍很感激，并对我这么说过：‘你这样的详细介绍使我省了很多事。’我和他没有任何恩怨，他为什么要踢我那两脚呢？”千思百想，却怎么也想不出原因来。

弄不明白的事情，薛廷臣总是想弄个明白。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和分析后，薛廷臣得出了一个结论：当时韦守英可能觉得　“八丶一八”　成了反革命已成定局，“捍卫队”　成了真正的革命派。农副公司今后将是连纯见领导的“捍卫队”　的天下，他今后必须依靠连纯见。因为韦守英家庭是地主成份，他总想千方百计地表现，博得连纯见的喜欢。但他不是“革命组织”中的人，总想想方设法地表现自己。那天的批斗会是连纯见主持的，因此，他就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突出地表演了一下。他是表演给连纯见和那几个“捍卫队”骨干们看的。他以踢了薛廷臣和李道坤每人两脚，来证明他已经和这两个反革命划清了界限，和连纯见他们是一回事了，这样，以后自己就会少受一点挫折。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对韦守英不应该记恨，因为他作为地主子弟，身于劣势的情况下，也是在为他自己着想。

狱中反思 [本章字数：276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6 00:18:48.0]

038　狱中反思

在监狱里没事可做，薛廷臣就经常回忆一些往事，对自己的一些言行进行反思。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这句话，薛廷臣确实说过，他这个人从来都是敢作敢当，实事求是。哪怕是自己做错了的事，他也会坦诚地承认。

说这句话已经好些年了，如果没有人提醒，薛廷臣自己还真是想不起来了。自己并没在意的东西，别人竟然一直记着，这是他没有料到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九六零年，那个时候，中苏两国关系开始恶化，苏联背信弃义撒走了专家，导致苏联援建中国的一百五十七个项目工程半途而废，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加上国内的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损失，人民群众的吃、穿、用，以及生产资料、生活用品供应都非常的紧缺。除了国家规定的全国通用粮票、全国通用布票外，由于各种物资供应相当紧张，各省、各地区也都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地方粮票、烟票、糖票、牛、羊、猪肉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煤票、汽油票等票证，各种商品都实行了凭票供应的办法。有些没有实行凭票供应的商品，虽然商店里的货架上摆着，却不能随便买到。如：凭结婚证才能到商店买到两个脸盆、两个暖水瓶和两条被面等。

在各种物资供应相当紧缺的情况下，有些商品还实行了内部分配的办法。绸缎没有实行凭票供应，是采取按单位分配指标的。一般是由单位写介绍信，凭单位介绍信供应的办法。当时县武装部部长李巨兴提拔为大通县的副县长，因为他是部队下来的干部，刚到县政府，各方面人还不很熟，有两次他想买绸缎都没有买到。便找到县委财贸部部长李蔚生，说他想买点绸缎，想请李部长帮帮忙。李部长当时就打电话叫了商业局的马局长，因为马局长不在，李部长便把薛廷臣叫了过去。李部长当着李副县长的面对薛廷臣说道：“你回去给马局长说，以后再来了绸缎，分配的时候要送到财贸部来分配。”部长的话肯定得听，薛廷臣当即便答应了。

马局长回来以后，薛廷臣就把李部长的话给马局长作了汇报。马局长当时就给他布置：“你记着给百货公司说，叫他们以后再来了绸缎要报到局里来，你负责给李部长送去。”

后来，先后来了两次绸缎，都是由他转送到财贸部李部长那里，由财贸部李部长给各单位分配指标。

经过两次绸缎的分配，李部长的人情也做的差不多了，李副县长需要的绸缎也买够了。第三次再来了一批绸缎，薛廷臣又给李部长送去让他分配。当时李部长正和他的老乡、同学，县计划委员主任史书直在那里说话。史书直是县计划委员会主任，权力比李蔚生还要大一些，但他却不直接管百货公司的业务。李部长为了在老乡史书直面前显示他的权力和身份，便当着史书直的面，很随便的对薛廷臣说道：“以后这些业务上的事就再不要找我了，由你们局里去分配吧。”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一次商业局召开各公司经理、各门市部主任会议，开会前，人还没有到齐，大家都在东拉西扯的说着闲话。薛廷臣便把李副县长想买点绸缎，几次都没有买到，才找到财贸部的李部长，以及李部长前后两次给他说的话说了一遍。说完之后他就随便说了一句：“看来人们平常说的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这句话还是有点道理的，从这件事上来看，真的一点都不假。”汪国贞当时是寄售门市部的主任，当时就在场。

薛廷臣也不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自己是从那里听来，闲聊的时候无意之间说了出来。哪知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竟然将这么一句话牢牢记在心中。一有机会，就拿出来伤人。

当汪国贞把这句话作为薛廷臣的“反动言论”揭发出来以后，农副公司“捍卫队”的骨干成员甄云北、章守严就利用这句话大做文章，牵强附会地说这是对抗和抵制毛主席提出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的言论！是他“反革命思想”的大暴露！

“对抗和抵制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如果穷追不舍，上纲上线的继续搞下去，再整理成材料，被打成现行的反革命分子是完全可能的。当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薛廷臣家在建国东路住的时候，房东喇忠孝就被一个对他有意见的人诬告和陷害。那个人到桥头派出所汇报说：“我亲眼看见喇忠孝把毛主席像烧了，烧的时候，喇忠孝咬牙切齿地说：‘毛主席呀，你的脉官也到了，你也该走了’。”

喇忠孝烧毛主席像是真有其事，那是回民快开斋的时候，喇忠孝打扫房子，把墙上贴的已经破旧的毛主席像揭了下来，在院子里烧打扫出来的垃圾的时候，被对他有意见的这个人正好看见了。但当时喇忠孝究竟说过那样的话没有没有人知道。但那个人到派出所汇报时却是这么说的，并且写了证明材料，“人证”把喇忠孝证死了。

喇忠孝过去因为其他问题被劳改过几年，是有前科的，派出所里也有他的材料和把柄。尽管他不承认，但因为有人举报，并写了证明材料，公安局就得管，经过研究，将材料到了县法院，法院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又判了喇忠孝三年劳改。像这样类似的情况，在大通县发生过不止一次。

在监狱的十六天里，薛廷臣和李道坤只被提出去批斗过一次，公安局始终就没审问过他们。薛廷臣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知道是农副公司“捍卫队”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对他和李道坤进行打击报复的。造反派把他们从公安局提出去批判斗争，完全是在做做样子。不批判斗争他们就不好给人交待。所以，薛廷臣就一直想找机会对公安局的人说明真实情况，让公安局知道他和李道坤的被抓纯粹是连纯见、甄云北、章守严等人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由于公安局始终没有审问过他们，也就一直没机会向公安局的人说明情况。

有的单位经常把被抓的“八·一八”队员从公安局提出去，在外面进行批判斗争。而那些“八·一八”的大小头头们在被提出去批判斗争时，还经常被打，被揪耳朵、被拔头发，受尽了折磨和屈辱。批斗结束押解回来的时候，那个惨象让人看了都会不寒而栗！薛廷臣暗自庆幸，和这些人来比，自己所受的折磨的确算不了什么。

在监狱里闲着没事，薛廷臣便想起了那次被提出去批斗的一些事情。

在开会之前，章守严叫薛廷臣和李道坤跪在三角铁上。甄云北在会上批判说，薛廷臣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反革分子的保护伞，可他却不能明白，连纯见利用地主子弟韦守英来整自己，是不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甄云北说他有意识的抵制和恶毒攻击毛主席提出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真的很有可能把他打成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可他心里明白，自己根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更谈不上恶毒的攻击了，所谓的罪行完全是甄云北、章守严、索充心、梁鹏喜几个人的诬陷之词，所以，他心里真是恨透了这几个人，在心里自编了　“甄、章、索、梁，野狐豺狼，无视国法，私设公堂。”这么几句以泄心中的不平的话，籍以发泄他的不满和愤恨以自我安慰。当然，只能是在心里这么想过，却没有办法写下来。如果当时有笔的话，他就会将这几句话写在纸烟盒上。

从不抽烟的薛廷臣，在监狱里学会了吸烟。每天闲着没事就是吸烟、谝闲话。

出 狱 [本章字数：2563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6 07:09:37.0]

039　出　狱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早上，监狱的广播里突然播放了“八·一八”被平反的消息。

喇叭的声音很大，但监室里却非常安静，大家都在静听着广播里传出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消息播完以后，所有的监室里都是一片沸腾。“人犯”们都非常兴奋，非常激动，一时间议论纷纷。当然，这些人都还是有素质的，虽然大家情绪都很激动，但都只在监房里面热烈地议论着，整个监狱没有出现大的搔动。

薛廷臣那个监室里的几个人，听了广播之后不例外也热议了好一会儿，大家还商量好了一个行动：出狱以后先到食堂里美美的吃上一顿饭。

早饭仍然照常开，打饭的时候，“人犯”们向打饭的探问：“‘八·一八’已经不是反革命了，为什么还不放我们出去？”打饭的回答说：“我们也听到了广播，但还没有接到通知。”

吃罢早饭不一会儿，各个监室的门便全部打开了。

“八·一八”平反了，“八·一八”不是反革命组织，薛廷臣也不是反革命了！所有的人都发出了一致的呼声：“我们解放了！我们自由了！”

被释放以后，和薛廷臣同监室的几个人相约：大家把被子送回去，然后到二食堂美美的吃上一顿，好好庆贺一番。

自从被抓进去以后，所有的人都吃不饱，人们也是饿急了，到了二食堂以后，他们就要食堂赶紧炒了几个菜，先好好的吃了一顿。

虽然气氛很浓，但饭菜确实很简单的，而且吃饭也是谁都不请谁的客，吃完了算账，花了多少钱大家平摊，该多少大家都自觉地掏了多少。

其他监室里的人也有和他们一样的，相约到食堂一块吃饭。那一天，几个食堂的生意都特别的好。

“八·一八”平反以后，“八·一八”战斗队便在大通饭店设立了大通县“八·一八”司令部。农副公司原来没有资格参加“捍卫队”的李道坤、崔茂生、蔡丰五、苏群远、赵国才，包括薛廷臣六个人都想参加“八·一八”战斗队。大家在一起讨论时都说：“我们也要革命。”汪国贞竟然也要参加，并提出了申请。虽然大家都不想要他，但却没有人推却。

因为薛廷臣和李道坤是以不带袖章的“八·一八”和“八·一八”黑后台的名义被抓的送到公安局坐了十六天监狱，大伙便推选他们两个到“八·一八”司令部去联系。

受大家的委托，薛廷臣和李道坤找到大通饭店“八、一八”的司令部。

副司令李克西接见了他们。

薛廷臣将农副公司有七个人要求参加“八·一八”战斗队的情况给李副司令说了以后，李副司令便问道：“你们把那几个人的申请带来了没有？”

“没有带来。”薛廷臣回答说。

李副司令便拿了几份“八、一八”战斗队员的审批表对他们说道：“你们把每个人的审批表填好和申请一块交来。”

一切都说好以后，他们便离开了大通饭店。

他们两个回去以后，就让大家每人写了一个申请，把审批表填好。汪国贞也写了要求参加“八·一八”的申请，要了一分审批表，填好后交给了李道坤。

李道坤拿着汪国贞的申请表问薛廷臣道：“汪国贞的表怎么办？”

“你把他的申请和审批表先拿着。”薛廷臣回答道。

第二天，薛廷臣和李道坤俩人带上那几个人的填好的审批表和申请，到大通饭店去找李副司令。

交了申请书以后，薛廷臣对李副司令说道：“汪国贞原来想参加‘捍卫队’，‘捍卫队’没有批准，他现在又写了参加‘八·一八’的申请，要求参加‘八·一八’，并且也填了表。这个人我们也不想要，你看我们把汪国贞的申请和审批表放到你这里还是拿回去退给他？”　李副司令说：“像这样的人我们也不能要，你还是把申请退给他吧。”

李副司令拿着其他六个人的申请书和表格对薛廷臣说道：“这几个人我们开会研究一下，过两天你们再来听信。”

过了几天，薛廷臣和李道坤再去了一趟大通饭店，“八·一八”司令部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他们办了六个申请人的相关手续，领回了六个“八·一八”战斗队的袖章。

回去以后，他们给队员们发了袖章。汪国贞也在场，薛廷臣便对他说道：“‘八·一八’司令部没有批准你。”说完就将他的申请书退给了他。

汪国贞接过申请表后，脸上的表情很不好看，垂头丧气，很不高兴。但他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农副公司的为人处世，天造孽有可为，自造孽……

大家都不想要汪国贞的原因，主要是他这个人立场不稳，太不合群。人们一般都把立场不坚定的人比作墙头上的草、随风倒。农副公司的人根据汪国贞的一贯表现，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转珠”。意思是他的脖子上好像是安了个“转珠”似的，一圈都能转，并且转的相当快，附炎趋势，表现的特别露骨。他的这种性格人们都不喜欢，所以，农副公司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来往。因为他的为人不好，这么多年了，公司的同事竟然没有一个人到他的家里去过。即便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要找他，也只是在门口喊一声。汪国贞听到喊声就会出来，找他的人和他站在门口说些要说的话，说完就走了。当然，他也从来不到别人家里去。在批判薛廷臣的时候，汪国贞很认真的对他进行批判，批判结束后仍和以往一样，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

对于汪国贞的这种处境和情况，薛廷臣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国贞本人却根本不当一回事，他该找你说的话还是照样说。

农副公司“八·一八”小组正式成立了。薛廷臣和李道坤被大家推举为农副公司“八·一八”小组的正、副组长。

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成立以后，这几个对连纯见不满的人与农副公司的“捍卫队”就明显的形成了两派，成了两个矛盾很深的对立面，相互之间不可协调，互相排斥、斗争。

农副公司的“八·一八”人数很少，一共才有六个人。但这些人，还有几个什么组织都不参加的人，都是农副公司的业务骨干，对工作都非常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业务熟练程度等各方面都要比“捍卫队”的人强的多。“捍卫队”只有两三个老职工，这几个老职工，虽然参加了农副公司的“捍卫队”小组，也是当时随形势赶潮流。他们对“捍卫队”的连纯见和那几个骨干分子不懂得业务，也根本不重视抓业务工作的行为一直就不满意，真正的思想还是倾向“八·一八”小组。

“八·一八”小组的成员都是“捍卫队”看着很不顺眼的，尤其是薛廷臣和李道坤，更是他们的硬对头。两派形成了势不两立之势。

“捍卫队”　的人在农副公司占绝对优势，人多势众，又是掌权者，“捍卫队”的头头和骨干，把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处给“八·一八”小组设障碍，出难题。由于人少势单，“八·一八”小组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办法活动。因为人少，势力也小，也不擅长“斗争”，所以，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就斗不过农副公司的“捍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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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掌权者，连纯见始终围绕阶级斗争这个纲，为贯彻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他始终狠抓阶级斗争不放松。农副公司的阶级敌人在连纯见看来，就是薛廷臣和李道坤。因此，他一直把他们两个当做阶级敌人看待，千方百计地整他们，和他们作斗争。

连纯见不知道从那里听说了薛廷臣是解放前来青海的，曾当过马步芳的伪军官，历史上有问题，母亲和胞兄都是反革命。李道坤的家庭又是地主成分，他认为这一下总算是抓到了农副公司“八·一八”小组的把柄了。把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彻底整垮的机会来了。于是，连纯见亲自找到“八·一八”司令部，说明他是农副公司的党支部书记，来这里是反映薛廷臣的问题的，他对“八·一八”的领导说明：“说薛廷臣是个“四清”下台干部，并且历史上还有问题没弄清楚；李道坤家庭是地主。这两个人都不适合参加“八·一八”组织，建议“八·一八”对这两个人进行调查处理。”

“八·一八”司令部和“捍卫队”两派的观点虽然不同，但“八·一八”司令部对农副公司党支部书记反映的问题也非常重视。经过调查了解，薛廷臣的确是“四清”下台干部；李道坤家庭成分的确是地主，农副公司的党支部书记反映的问题全都是事实。为了纯洁“八·一八”的组织，不授“捍卫队”以把柄，　“八·一八”司令部，便收回了薛廷臣和李道坤的“八·　一八”袖章，把这两个人从“八·一八”组织中清除出去了。

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不能没有组长，“八·一八”司令部便让赵发荣的儿子赵国才当了组长。因为赵国才能力有限，加之本来就很少的人数又少了两个，农副公司的“八·一八”小组更不是“捍卫队”的对手了，基本上就处于瘫痪状态了。农副公司的“捍卫队”终于达到了整垮农副公司“八·一八”小组的目的。

对于薛廷臣、李道坤两个人，连纯见是要将他们彻底打垮的。只是因为李道坤仅仅就是家庭成份是地主，连纯见他们不好动手。他们便把重点目标放在薛廷臣身上。

连纯见觉得，薛廷臣是“四清”下台干部，又有历史问题，联系到他的家庭情况，就又把“四清”运动中批判了的那两个政治问题拉了出来，开始召开批判会收拾薛廷臣。

“你是什么时候来青海的，是怎么来的？”　批斗会上，连纯见质问薛廷臣。

“我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从山西运城西北盐务干部学校来青海的，一共三十七个人，带队的是现任青海省委秘书长王德凯。”　这个问题太好回答了，薛廷臣随口就回答说。